清朝统治的巩固与疆域的奠立（二）（321）

二、康熙帝亲政

四大臣辅政，恢复旧制，贬抑汉官，使得顺治时期一度缓和了的各种矛盾重又激化起来。一六六七年五月，吏部议复削夺吴三桂政柄的次日，即六月朔日，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遵旨条奏四事给康熙皇帝。一是“政事纷更而法制未定”。指责“急功喜事之人又从而意为更变。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无穷之患，已潜滋暗伏于其中”，请求将国家制度详慎会议，勒成会典，颁示天下。二是“职业堕废而士气日靡”。指责“近见各衙门大小臣工，大率缄默依阿，绝少实心任事之人。甚至托老成慎重之名，以济尸位素餐之计。树议者谓之疏狂，任事者目为躁竞”，请求“申饬满汉诸臣，虔衷酌理，实意任事。是则曰是，非则曰非。汉官勿以阿附满官为工”。三是“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指出“学校为贤才之薮，教化之基，而学术事功之根底也。今者庠序之教，缺焉不讲。师道不立，经训不明”。请求“隆重师儒，兴起学校”。“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宋代理学）不讲”。四是“风俗僭侈而礼制日废”。指出“今日风俗奢侈凌越，不可殚述。一裘而费中人之产，一宴而靡终岁之需”，“此饥之本、寒之源，而盗贼狱讼凶荒所由起也”，请求“皇上躬行节俭为天下先。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宫室车马衣服仆从，一切器用之属，俱立定经制，限以成数，颁示天下。”（《圣祖实录》卷二十二）熊赐履疏上，鳌拜大怒，以为是对他的指责，要对熊赐履从重治罪，赖康熙帝回护得免。

四大臣辅政时，索尼年老，鳌拜权势日盛。鳌拜弟穆里玛受命为靖西将军，镇压李来亨军有功，超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袭二品爵号），握有兵权。鳌拜兄弟与秘书院大学士班布尔善（太祖曾孙）、吏部尚书阿思哈、侍郎泰必图、兵部尚书噶褚哈、工部尚书济世、内秘书院学士吴格塞及鳌拜的子侄等结为一党，把持朝政。一六六七年，康熙帝已十四岁。三月间，索尼上疏请帝亲政。太皇太后不允。康熙帝留疏不发。六月，索尼病死。七月，康熙帝得太皇太后允准，宣诏亲政。清朝政局又开始了新的局面。

（一）康熙帝亲政

康熙帝亲政，鳌拜等仍同辅政。索尼死后，班行章奏多出自鳌拜。康熙与鳌拜集团的冲突不可免了。鳌拜杀苏克萨哈 辅政大臣中，原属多尔衮正白旗的苏克萨哈素与鳌拜不和。一六六六年更换圈地之议更使两人的矛盾发展为公开的冲突。一六六七年七月，康熙帝亲政后，鳌拜继续专权。苏克萨哈即上疏请辞辅政，守先帝陵寝。康熙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具奏。和硕康亲王杰书与诸王大臣查处此案。鳌拜与班布尔善等诬谄苏克萨哈请辞即是“不愿归政”，列构二十四条罪状，以大逆论处。苏克萨哈与长子内大臣查克旦均应凌迟处死，余子六人、孙一人、侄二人皆处斩立决。家产籍没，妻孥并交内务府。旗人前锋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额尔德也处斩立决。此案上奏后，康熙帝知鳌拜怀怨构罪，不允所请。鳌拜强奏累日，迫使康熙帝同意改处苏克萨哈绞刑，其余如议。鳌拜除去他的政敌苏克萨哈后，权势更盛。康熙帝更加难以控制了。

康熙帝除鳖拜。鳌拜以镶黄旗瓜尔佳氏而掌握朝政，得到了钮祜禄氏遏必隆的依附。这不仅使康熙帝难以实际亲政，而且也对整个爱新觉罗氏皇族构成了威胁。在满洲八旗的上三旗中，鳌拜、遏必隆仅能控制镶黄旗，与原属多尔衮的正白旗和皇室的正黄旗日益处在矛盾之中。鳌拜恢复旧制，贬抑汉官，当然更遭到汉人官员的反对。康熙帝亲政后，熊赐履于一六六八年迁秘书院侍读学士。再次上疏说：“朝政积习未祛，国计隐忧可虑”，请康熙帝接见儒臣，讲论“道术是非之辩，政事得失之由”。（《圣祖实录》卷二十七）鳌拜传旨诘问回奏，拟以“妄行冒奏”罪降二级调用。康熙帝命免予议处。熊赐履的奏疏反映汉族地主官员期待清朝实行儒学以维护封建统治的愿望，与鳌拜等的恢复旧制形成尖锐的对立。鳌拜专权，威胁到皇族和皇帝，原来支持辅政四大臣的太皇太后转而支持康熙皇帝向鳌拜夺回政权。索尼第二子索额图（康熙皇后叔父）原领侍卫。康熙亲政后，一六六八年授任吏部侍郎。次年，自请解任，在皇帝左右效力，仍为一等侍卫，助康熙帝除鳌拜。一六六九年五月，康熙帝在鳌拜入见时，命侍卫将鳌拜逮捕，交议政王审问。亲王杰书等勘问鳌拜三十条罪状，议将鳌拜立斩，亲子兄弟斩首，妻及孙为奴，家产籍没。遏必隆依附鳌拜有罪状十二，议革职立绞。班布尔善附和鳌拜，结党行私，有罪状二十一，议革职立斩。康熙帝诏谕，念鳌拜“累朝效力年久”，“朕不忍加诛，姑从宽免死”，革职拘禁。鳌拜后死于狱中。遏必隆削职免罪。鳌拜一党的班布尔善、穆里玛、阿思哈、泰必图、噶褚哈、济世、吴格塞及鳌拜侄塞本特、纳莫均处死。康熙帝在太皇太后支持下，顺利地消除鳌拜党人，一举夺回了政权。所以，他后来说：“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圣祖实录》卷一三二）。

康熙帝统治的建立。康熙帝从朝廷中清除鳌拜一党后，建立起新的统治。索额图是逮捕鳌拜的主要功臣。康熙帝任他为内国史院大学士兼佐领，佐理军政。又擢任熊赐履为国史院学士。康熙帝经常与他讨论治国之道，他建言：“臣观今日大势”，“根本之计在内地不在边疆，在朝廷不在四方”。“然求治甚急，将纷更丛脞，为弊滋甚，所讲欲速不达也。”（康熙《起居注》十一、十二年）熊赐履参预谋议，对康熙帝的影响是显然的。康熙亲政后，曾命弘文院学士明珠（满洲正黄旗人，纳喇氏）查阅淮扬河工。鳌拜败后，任明珠为刑部尚书，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充经筵讲官。四大臣辅政时，辽东汉人老臣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等相继去世。鳌拜败后，康熙帝继续任用各部汉官，没有作太多的变动。一六七○年，因遏必隆无重大罪过，也恢复公爵，宿卫内廷。康熙夺回政柄，较快地建立了他的统治。

（二）康熙帝的诸措施

康熙帝生母佟佳氏原为汉军旗人。康熙帝生于北京，自幼学习汉文化，于辽东满洲旧俗并非亲历，与那些出身奴隶主的老一辈满洲贵族，经历全然不同。自清太祖建国至康熙帝亲政已经过了半个世纪，辅佐康熙帝的满汉大臣，也多是清朝建国后才参预政事。康熙帝除鳌拜后，在索额图、熊赐履等人辅佐下，适应满汉官员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

昭雪诸臣。康熙帝除鳌拜后，首先为遭到鳌拜迫害致死的诸王大臣平反昭雪，恢复爵位。一六六九年六月，诏谕吏部、兵部：“苏克萨哈虽系有罪，罪止本身，不至诛灭子孙后嗣，此皆鳌拜等与苏克萨哈不和，挟仇灭其子孙后嗣”，“白尔黑图等并无罪犯，因系族人，连坐诛戮”，命给还苏克萨哈、白尔黑图原官（《圣祖实录》卷三十）。两部查明此案内革职的文武官员，也复原官。七月，诏复大学士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原官，给予谥号。诸人之子承荫入国子监读书。

停止圈地。一六六九年六月间，康熙帝谕户部说：“满汉军民，原无异视，务俾各得其所，乃惬朕心。比年以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圣祖实录》卷三十）无地旗人，拔给古北等口外空地耕种。

恢复内阁。顺治时实行的内阁制，四大臣辅政时曾经废除，复行太宗时的内三院制。一六七○年八月，康熙帝又改革内三院制、恢复内阁和翰林院，均按顺治十五年旧制。内阁中和、保和、文华三殿设大学士。九月，以图海、巴泰为中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索额图、李霨为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杜立德、魏裔介为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对喀纳为文华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熊赐履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

图海，满洲正黄旗人，马佳氏。顺治时官至弘文院大学士，议政大臣。康熙帝即位，为满洲正黄旗都统，受命为定西将军镇压李来亨部。康熙亲政，复为弘文院大学士，是满洲贵族中较有声望的大臣。汉人李霨，直隶高阳人，顺治三年进士，一六五八年为秘书院大学士。四大臣辅政时，为弘文院大学士，对四大臣辅政有所匡正。杜立德，直隶宝坻人，顺治时历任工、兵、刑等部侍郎，一六五九年为刑部尚书。康熙即位，调户部、吏部。鳌拜败后，为国史院大学士。魏裔介，直隶柏乡人，顺治三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四大臣辅政时，进吏部尚书，拜秘书院大学士，居中调和异同，有所匡正，与熊赐履同为汉人中较有影响的大臣。对喀纳，满洲正黄旗人，钮祜禄氏。顺治时，官至刑部侍郎。四大臣辅政期间，任刑部尚书。一六六八年，授任国史院大学士。

划一满汉官员品级。四大臣辅政时，改变顺治时制度，汉官品级低于满官，以实行抑汉方针。一六七○年三月，康熙帝又依顺治十五年定制，将满汉大学士、尚书至各部员外郎的品级划一，实际上是提高了汉官的地位。

颁布圣谕。康熙帝亲政后，即讲读《周易》、《尚书》等儒家经典，研习道学。一六七○年十月，诏谕礼部，“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出十六件大事，令文武官员督率实行。（一）敦孝弟以重人伦；（二）笃宗族以昭雍睦；（三）和乡党以息争讼；（四）重农桑以足民食；（五）尚节俭以惜财用；（六）隆学校以端士习；（七）黜异端以崇正学（道学）；（八）讲法律以儆愚顽；（九）明礼让以厚风俗；（十）务本业以定民志；（十一）训子弟以禁非为；（十二）息诬告以全良善；（十三）诫窝逃以免株连；（十四）完钱粮以省催科；（十五）联保甲以弭盗贼；（十六）解仇忿以重身命。礼部题奏，称为“圣谕十六条”，“通行晓谕八旗并直隶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圣祖实录》卷三十四）这所谓“圣谕十六条”似不免空泛，但都是针对当时混乱的社会秩序，有所为而发。贯穿于十六条的中心思想则是维护汉族封建制的儒家学说，主要是程朱道学。十六条的颁布，无异宣布了康熙帝的执政纲领。后来雍正帝加以发挥解释，成为“圣谕广训”，对清朝一代政治有深远的影响。

回乡祭祖。康熙帝生长汉地，不习满族旧俗，也从未到过故乡辽东。他确定了继承汉族封建制的施政纲领后，还必须尊重满族的传统，以获得满族故老的支持。

一六七一年九月，康熙帝以国家一统，祭告太祖太宗为名，回盛京祭祖。沿途接纳蒙古亲王朝见。至盛京城外，祭太祖太宗陵。巡视盛京内外城地，年老及鳏寡孤独者都赏赐银两。祭祀之后，召见盛京将军及现任解任文武大小官员赐宴。八十以上老人至帝前赐饮。又召见披甲被伤老病退甲闲散四百余人，各赐银两。另发银二万两赏给宁古塔兵丁。康熙帝又谕户、刑等部侍郎，说“奉天系祖宗发祥重地。奉天府、宁古塔等处，除十恶死罪不赦外，凡已结未结死罪，俱著减等。其军流徒杖等俱着宽释。自山海关至奉天府所属地方，康熙十年、十一年分，正项钱粮俱著豁免。”（《圣祖实录》卷三十六）康熙帝通过回乡祭祖，成功地争取到辽东地区未迁入关的满族故老的拥戴。十月，启程回京，临行前又谕宁古塔将军，对赫哲、费雅喀（飞牙喀）族“广布教化”。

编修典制。康熙帝制定施政方针后，还必须修订各项具体的法令制度，才能付诸实行。一六七○年五月，采纳江南道御史张所志的建策，开始编修《会典》，以确定各项制度。令各部院衙门将太祖、太宗、世祖时定例及现行事宜查明送内院纂修。一六七三年六月，禁止八旗包衣佐领下奴隶随主殉葬，进一步削弱了八旗奴隶制的残余。康熙帝在除鳌拜后的三、四年间，采取多种措施，使得辅政时期激化了的各种矛盾得到一些缓和。当康熙帝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订立制度时，一六七三年爆发了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反清战争，迫使清朝不得不以全力来对付这场声势浩大的战乱。

三、“三藩”反清的失败与台湾郑氏的降附

一六七三年十一月，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拥兵反清，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福建、陕西、甘肃等地的汉人将官相继起兵响应，连续攻入湖南、江西、浙江等省，形成延续八年之久的规模浩大的反清战争。据守台湾的郑经也在福建沿海各地继续与清兵激战。亲政不久的康熙帝，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一）“撤藩”与战乱的发动

一六四四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受封为平西王。一六四九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分别领兵南下作战，加封王号。孔有德驻守广西，封定南王，一六五二年死于桂林。子孔廷训袭封，被李定国部俘获处死。耿仲明领兵入广东，封靖南王，子继茂、孙精忠袭封王号，一六六○年移驻福建。尚可喜驻守广东，为平南王。这些辽东降将加封王号，不同于一般的汉人将领，成为镇守一方的军阀，子孙世袭王爵。他们率领的军队，也不同于一般的汉人军兵，而成为藩王的私属。虽然不隶属于满洲八旗，但按照汉军八旗的规定编制，可与汉军旗一样地圈占土地给与士兵。顺治帝与多尔衮以封王的办法，利用汉族降将去镇压抗清的农民军和南明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作战得胜即可占据一方，因而尽力为清朝去消灭敌人。但康熙帝即位，除台湾以外的南明军已被消灭后，这些军阀与清朝的矛盾便逐渐尖锐了。

军阀中权势最大、兵力最强的藩王，是一六六二年以来镇守云南的吴三桂。四大臣辅政实行排汉政策，免去吴三桂节制云贵督抚的事权，并拟裁减云南绿旗兵（吴三桂招降的汉兵）五分之二。吴三桂的行政权被削夺，兵权也将被削弱，他和清朝的矛盾日益加深。

一六七三年三月，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奏请返回辽东养老，以子尚之信承袭王爵驻粤。康熙帝命吏部议复：“查藩王现存，子无移袭之例，应无庸议。”议政王大臣等议奏称：“今粤省已经底定，既议迁移，似应将该藩家属兵丁，均行议迁。惟广东左右两营绿旗官兵，仍留该省。”这实际上是撤销了尚氏的藩封，迁返辽东。清廷撤藩令下，吴三桂与耿精忠两藩王不能不上疏请撤。七月间，吴三桂上疏说，身在崖疆已十六年，“今闻平南王尚可喜有陈请之疏，已蒙恩鉴，准撤全藩。仰恃鸿慈，冒干天听，请撤安插”。耿精忠也上疏说：“近见平南王尚可喜乞归一疏，已奉谕旨。伏念臣部下官兵，南征二十余年，仰恳皇仁，撤回安插”。吴耿两王上疏，显然是迫于形势，仍望清廷予以慰留。康熙帝交议政王大臣等会议：称“福建今已底定”，“靖南王既请自福建迁移，应将王本身并标下十五佐领官兵家口，均行迁移”。但对吴三桂的请撤，诸王大臣议论不同，拟两议上奏。一议主张撤云南藩，吴三桂及所属官兵迁移至山海关外。一议主张仍令吴三桂镇守云南。大臣中以索额图、图海为首，多主后议。明珠及刑部尚书莫洛、户部尚书米思翰等主前议。康熙帝因吴三桂“所奏情词恳切”，决定准予撤藩，迁移关外，谕户部对所需房屋田地等项预为料理。派遣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持诏书前往云南，召吴三桂北上。

顺治时南下作战的满洲诸王贵族，在战事平定后相继北返，本是常理。但对吴三桂来说，康熙帝的仓促决定则是剥夺了他在云南的王权，撤销了藩封。吴三桂接到诏书，完全出乎意外，决定起兵反清。部下诸人议论不同。吴三桂的亲信刘茂遐以为，“明亡未久，人心思旧”，如果扶立明室后裔东征，老臣宿将必将愿为前驱。方光琛以为，吴三桂若起兵反清拥明，以前出关向清乞师，还可以自解，擒杀明永历帝便无法解释。刘、方两人各自说出了事情的一面。吴三桂起兵反清，将会得到降清明将的响应。但以拥明为号召，便与吴三桂一贯的行径格格不入，难以自圆。吴三桂降清以来，始终效忠于清朝，与南明为敌，直到擒杀南明桂王父子，从无拥明反清的打算，而只满足于世守云南，割据称藩。撤藩事起，吴三桂仓促起兵，显然只是由于权力受到削弱，但仍然不能不以拥明为借口。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杀死云南巡抚朱国治，发布檄文，诡称拥戴传说中的明宗室朱三太子，兴明讨清。自称“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清）大将军。”檄文说：他引清兵入关，是因为看到李自成进京，崇祯帝自杀，“不得已歃血订盟，许虏（清）封藩，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后见清朝建都北京，“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以故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吴三桂的这些辩解，自是违背事实的遁词，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但是，他在檄中指责清廷，“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显职。君昏臣暗，吏酷官贪”，声称将在甲寅年（一六七四年）正月元旦推奉朱三太子称帝，建年号周启，并已移会耿精忠和郑经，调兵三百六十万，直捣燕山（《华夷变态》卷二）。这些措施在当时的汉人官员将领中，仍然很足以鼓动人心。

吴三桂的反讯传到京师，康熙帝和朝中大臣也是完全出乎意外，难于举措。索额图以为吴三桂之反，是撤藩而引起，主张将建议撤藩的大臣处死。康熙帝不准此议，但急命停止广东、福建两王的“撤藩”令，以防止战乱的蔓延。定南王孔有德之子被李定国处死后，孔有德婿孙延龄曾请求继承王爵，清廷不准。吴三桂乱起，康熙帝即命孙延龄为抚蛮大将军，统率定南王藩下四部。康熙帝发布诏书，谴责吴三桂“早年穷蹙来归，晋封王爵”，“反复乱常，不忠、不孝、不义、不仁，为一时之叛首，实万世之罪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原留京师为额驸，实际上是作为质子。康熙帝立即处死吴应熊及子世霖，以表示对吴三桂反乱的坚决镇压。

清朝得报，吴三桂起兵后，将向湖南进发。康熙帝立即派都统巴尔布率满兵三千由荆州往常德，都统珠满领兵三千由武昌往岳州。随后任命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率八旗兵赴荆州阻击吴三桂部。命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赴四川，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莫洛驻扎西安，经略陕西军事。吴三桂仓促起兵，清朝仓促应战。一场大战在双方都缺乏准备的情况下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