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的巩固与疆域的奠立（四）

    清军在东南战场均获胜，又得吴三桂死讯，以为是反攻的大好时机。康熙帝急令各路军马分道出击，展开大规模的进攻。

    湖南方面——湖南清军喇布部进军衡州，贝勒察尼授安远靖寇大将军，领兵猛攻岳州，配合水师乌船百艘，沙船四百三十八艘。根据林兴珠的建议：半泊君山，截常德粮道；半泊扁山、香炉峡、布袋口诸处，并沿九贵山驻扎绿营，断长沙、衡州的接应。清军几次出击，败吴军吴应麒部，派人招抚吴应麒部下官兵。吴军总兵陈华、李超降清。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正月，清军乘势攻克岳州，吴军陈珀等投降。荆州清军大举进攻澧州、常德、长沙。吴三桂的守城官兵，纷纷弃城逃走。清军占领长沙，肃清湖南，吴军退守贵阳。

    广西方面——傅弘烈迎接清军进广东后，声称“广西全省便可一面当之”。清朝任命他为抚蛮将军、广西巡抚，募兵作战。他先后收复浔州、梧州等地，屡立战功。准备进军云贵，请求清朝派兵支援。清朝将军莽依图等畏缩不前，退兵梧州、德庆，傅弘烈孤军据守梧州。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正月，清廷命令莽依图与尚之信率军水陆并进，配合傅弘烈，大败吴世琮部，攻克桂林、南宁、收复广西。次年二月，马承荫（马雄子）又在柳州反，诱杀傅弘烈。六月，马承荫降清，被解送京师处死。

    四川方面——一六七九年五月，宁夏提督赵良栋愿独当一面，进军四川。清朝也认为：当前各路敌人败退，据守险要，无需专恃骑兵，可用绿旗步兵之力。十月，康熙帝命赵良栋与甘肃提督张勇、平凉提督王进宝等进军四川，说：“自古汉人叛变，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七）十一月，王进宝攻占汉中，十二月攻克保宁，吴军大将王屏藩自杀。清军乘胜占领顺庆，赵良栋收复略阳、成都，吴军将军以下官员百余人投降，又在建昌大败胡国柱。图海取兴安，湖广提督徐治都在巫山败杨来嘉，攻占夔州、重庆。清朝夺回四川。

    云贵方面——云贵是吴三桂军的基地。清军夺取湖南、四川，即对云贵发动总攻。命贝子彰泰代替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统率军队进攻云贵，总督蔡毓荣为绥远将军，率领绿旗兵从沅州出发，作为先头部队；王进宝留守四川，赵良栋为勇略将军兼云贵总督，从四川进军；赉塔为平南将军，从广西进军。康熙帝颁诏招抚吴军将领胡国柱、马宝、郭壮图、夏国相、吴应麒等人说：“尔等本系吴三桂藩下之人，曾受世职”，若即归顺，既往不究，“不特保全家口，亦可建立功名”。（《圣祖实录》卷八十五）

    一六八○年十月，湖南清军先后攻克镇远、平越、贵阳，吴世璠、吴应麒等退军守云南。次年初，清军攻永宁州，吴世璠派兵二万出击，在北盘江西的江西坡列象阵，与清军决战，大败而归。广西清军从田州进攻西隆州、安笼所，在黄草坝与吴世璠军决战，冲破象阵，攻克曲靖，与湖南清军在嵩明会师。二月，清军进攻云南省城昆明，从归化寺到碧鸡关连营数十里。吴世璠派兵袭沪、叙，但不能牵制清军，扭转战局。云南各地文武官员，先后投降清朝，吴世璠在昆明困守孤城。九月，赵良栋带兵从四川赶到昆明，主张大举攻城，迅速结束战争。他说：“我等大兵，连营四布，不就近速战，迨至日久，米粮不继。满兵无妨，绿旗兵何以存立耶？”赵良栋带领标兵，夺取得胜桥。彰泰进军围城，在归化寺大败吴军。守城将领线域策划逮捕吴世璠降清，吴世璠、郭壮图自杀，十二月十九日线域开城投降。吴三桂发动的反清战争彻底失败了。

    清军进军广西时，多次调令尚之信出兵参战，尚之信不听调遣。巡抚金儁与都统王国栋等上疏劾尚之信“犹有异志”，密谋杀之信。康熙帝下诏逮捕尚之信审讯。一六八○年七月间被处死。耿精忠降清后，部下参领徐鸿弼告耿精忠尚蓄逆谋。杰书请斩耿精忠。康熙帝以为，各地军兵正在受抚投降，不宜骤诛精忠，宜令自请来京师，以便妥贴处置。一六八○年，耿精忠到京师入觐，康熙帝令法司拘捕审讯。一六八一年吴世璠败后，次年，将耿精忠及部将曾养性等并处死。

    自一六七三年吴三桂起兵以来，战争先后延续了八年之久，波及十几个省区，清朝丧失莫洛以下将领多人，调动的绿旗兵即有四十万众。各地区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清朝遭受的打击是沉重的。战争的发展，基于明朝旧将与清朝的矛盾。但战争的发难者吴三桂并无任何政治威望。他的仓促起兵只是由于藩王地位不保，意在割据称王，也并无远大的计划。各地将官分散作战，既缺乏清朝那样的严密的军事政治组织，又缺乏胜任的领导者，失败是不可免的。但是，清朝赢得这场战争，也并非轻而易举。康熙帝并不讳言这场战争的艰难，说“劳师动众，兵民困苦已极。若以为摧枯拉朽，容易成功，则辞过其实。”（《清圣祖实录》卷九十九）战争过后，康熙帝命行告祭礼，与民更始。群臣请上尊号，以彰皇帝功德。康熙帝不允，说当初朕决意撤藩，以致吴三桂背叛。现在幸得歼灭。倘再延数年，朕决意迁撤之举，将何以自解？又说：“不图吴三桂背恩反叛，天下骚动，伪檄一传，四方响应。八年之间，兵民交困”，“议事之人，至今尚多，试问当日曾有言吴三桂必反者否？”（《圣祖实录》卷九十九）清朝平乱得胜之后，康熙帝仍然认为战乱的爆发原来出乎意料，对当年仓促撤藩犹存悔意。昭梿《啸亭杂录》记此事说康熙帝预见吴三桂必反，故先发制之，显然并不可信。但是，这场意外的长期战乱，却也使清朝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年轻的康熙帝亲政不久，即领导了这场艰难的大战，并且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使他在满汉臣僚中的威望大为提高。康熙帝的统治更加巩固了。

（五）台湾郑氏的降附

一六七七年冬，郑经退守厦门。次年又连续出兵攻占沿海十余城堡。一六七九年又派部将刘国轩等人分路进军，六月攻占海澄，消灭清军三万余人，并占领长泰、同安、惠安、平和等县。刘国轩领兵围漳州，遣别部围泉州，与清军相持。一六八○年三月，清军聚水师来攻，刘国轩退走厦门。清军攻下厦门，郑经率师退回台湾。次年正月，在台湾病死，年三十九岁。郑经继承父志，奉南明永历年号，是南明将领中坚持抗清的最后一人。郑经死后，后嗣又起纠纷。长子郑克■被侍卫冯锡范等杀死，立次子克塽袭延平王。清朝得郑经死讯，六月间即分派绿旗舟师，规取澎湖、台湾。福建总督姚启圣与内阁学士李光地奏请起用施琅，攻取台湾。施琅原是郑成功的部将，于一六五一年（顺治八年）降清，官至福建水师提督。一六六七年调京师任内大臣。康熙帝对施琅进行了长期的考察，一六八一年十月，再次起用他为福建水师提督，协同进取。一六八二年，户部尚书梁清标疏请缓征台湾。施琅奏称：“臣于水师营中，简选精兵二万余，战船三百艘，已足破灭海寇。请令督抚趣办粮饷给臣军，而独任臣以讨贼”（《圣祖实录》卷一○五）。台湾刘国轩率二万人踞守澎湖，沿岸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余里为壁垒。一六八三年六月，施琅率领战船出征，百船分列东西，自督五十六船分八队进兵。经过海上激战，全歼郑氏水师，占领澎湖，刘国轩败走台湾。七月，康熙帝下令招抚台湾军民，如能投诚，既往不咎，“仍从优议叙，加恩安插，务令得所。”（《圣祖实录》卷一一一）台湾掌握兵权的刘国轩“率先”倡议降清，得到冯锡范等人附议，于是遣使议降。郑克■在降表中说：“昔也威未见德，无怪鸟骇于虞机；今者误已知迷，敢后麟游于仁圃。”（江日昇《台湾外记》卷十）八月，施琅统兵入鹿耳门，进驻台湾。郑克■剃发出迎，交出延平王金印。郑克■等往北京朝见，受封为公爵，刘国轩、冯锡范为伯爵，俱隶上三旗。

一六八三年底，康熙帝遣侍郎苏拜等至福建，与督抚议善后事宜。有人主张迁其人，弃其地。施琅上疏反对说：“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江、浙、闽、粤）之要害”。“断断乎其不可弃。”倘若外国乘机占据，“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施琅《靖海纪事》下卷《恭陈台湾弃留疏》）康熙帝与议政王大臣等反复商议，决定在台湾设府，由福建省管辖。台湾府下设台湾、诸罗、凤山三县，派兵驻守。郑成功父子在台湾经营二十二年，开发农田，开展海外贸易，台湾经济得到发展。此后，台湾府归于清朝统治，直属于福建。

四、汉人文士的任用与康熙帝南巡

康熙帝除鳌拜后，即锐意改变辅政时期的排汉政策，以消除满汉官员间日益严重的矛盾。但由于仓促撤藩而导致了矛盾的大爆发，形成八年的战乱。康熙帝从吴三桂发动的战乱中得到的经验是：必须争取汉人特别是江南汉人的支持，才能以巩固清朝的统治。战争后期和战争之后，康熙帝多方面招任汉人官员文士。江南士人经由各种途径，大批进入清朝政权，侪于统治集团的行列。

征招博学鸿儒 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正月，康熙帝对吴三桂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时，颁发诏书，征招“博学鸿儒”，令在京官员和各省督抚举荐有声望的儒生文士来京。次年（己未年）三月，各地荐举的文士一百四十三人，在体仁殿考试词赋，后世称为“己未词科”。应试前先由康熙帝赐宴，给卷作诗二十韵。取名士彭孙遹、朱彝尊、汤斌、汪琬等五十余人（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俱入翰林院。原已有官品者授侍读、侍讲，曾中进士者授编修，生员以上授检讨。被举荐到京没有入试的，也授职放还。考试不完卷者也予入等。取录的五十名中，顺天直隶人六名、山东、河南、陕西各一名，其余均为江南（包括浙江、江西）名士。入翰林院的文士俱受命纂修明史。这次“博学鸿儒”科，显然不同于一般的科举考试，而是旨在招揽南方士人，以消除反抗力量。己未开科正是吴三桂称帝病死的第二年。吴三桂建号周国，放下了兴明的旗帜。康熙帝招揽儒士，纂修明史，以表明继承明朝的正统，江南文士越来越多地投服于清朝。

康熙帝南巡。台湾郑氏降附，战争全部结束之后，一六八四年康熙帝亲自到山东和江南巡视，称为“南巡”。九月，诏谕户部说：“朕此番巡历，原以抚恤编氓，问俗观风。”这所谓“问俗观风”，即了解江南的风土人情，“抚恤编氓”则是此行的政治目的，即安抚南方的汉族人民。康熙帝在九月末出行，十月至济南。孔子后裔衍圣公孔毓圻率子孙迎驾。至泰安州，登泰山，祭东岳庙。康熙帝手书“普照乾坤”四字，在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处建亭悬额。经宿迁至桃源县。巡视黄河北岸治河工程。再由水路经淮安、高邮、扬州至镇江，登金山、焦山。过常州，无锡至苏州府城。苏州是明代著名的繁华城市。康熙帝对侍臣说：“向闻吴闾繁盛，今观其风土，大略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众，力田者寡。”所谓“逐末”当指工商业的繁盛，为北方所不及。十一月初，康熙帝至江宁府城。遣内阁学士席尔达祭明太祖陵，并亲自往明太祖陵拜奠。诏谕江南、江西总督、江苏巡抚说：“明太祖天资英武，敷政仁明，芟刈群雄，混一区宇，肇造基业，功德并隆”，令地方各官对明陵不时巡察，守陵人用心防护，不准附近旗丁居民践踏。每年举行春秋二祭，“以副朕崇重古帝王陵寝之至意”（《圣祖实录》卷一一七）。康熙帝自江宁回銮，归途在曲阜停留，祭孔子庙，行三跪九叩礼，自制祝文说：“先师德侔元化，圣集大成，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同上书）。又亲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大成殿上。康熙帝祭明太祖陵，以示崇重前朝，旨在消除明遗民的敌对情绪。祭孔子庙，以示对汉文化的尊重，旨在争取汉民众的拥戴。康熙帝巡行沿途需用之物，均由内务府供备，不取民间，不准地方官员借端妄派。褒奖江宁知府于成龙为官廉洁，擢任安徽按察使。斥责漕运总督满人邵甘居官不谨，令至京候旨。康熙帝的这些举动，为缓和满汉之间的矛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汉人文士的倚用。康熙帝在战乱的年代，锐意任用汉人文士。熊赐履以翰林院掌院学士进为经筵讲官，为康熙帝讲儒学。吴三桂乱起后，一六七五年，超授熊赐履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次年因票拟错误夺官。一六八四年，康熙帝南巡至江宁召见熊赐履，一六八八年又起用为礼部尚书。顺治时的老儒魏象枢，一六七四年官至户部侍郎，一六七八年授左都御史。博学鸿儒考试一等的汤斌（河南睢州人）授翰林院侍讲，一六八一年任日讲起居注官，转侍郎，次年为《明史》总裁官，一六八四年擢任内阁学士，出任江宁巡抚，在江宁迎接康熙帝南巡。在此前后，康熙帝还先后擢任徐乾学、徐元文、王鸿绪、韩菼翁、叔元、彭孙遹等江南名士入内阁或翰林院。他们都曾在顺冶十八年的“江南奏销案”中被褫革削籍。此时或任内阁学士、或授侍郎、尚书，参预朝政。一六八五年，康熙帝召试翰林院、詹事府（原为太子东宫属官，顺治时裁撤，康熙十四年复置，掌经史文章之事）等文臣，徐乾学考试第一，韩菼第二，受诏褒奖。徐乾学擢任内阁学士（例推巡抚），名振一时。

康熙帝自幼习汉文化，战争期间仍不断研读儒家经书，命内阁、翰林院文臣充日讲官。康熙帝也自己讲解朱熹注，与讲官议论。一六七七年，他自著《日讲四书讲义序》，说“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显然，康熙帝研习儒学，目的在于了解汉人的统治方法，充任日讲官的文臣也参与议论政事。皇宫乾清门右阶下设南书房，选择文臣入值，日侍皇帝左右。翰林院侍读学士、江南桐城人张英受命入值，赐第西安门内。文臣得居禁城之内，为前此所未有。大臣明珠举荐浙江钱塘文士高士奇为詹事府录事，迁内阁中书，也赐居西安门内入值。入值南书房的文臣不仅为康熙帝日讲经书，议论诗文，而且备康熙帝顾问，代拟密谕。康熙十七年闰三月，奉召入值的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山西泽州人）记他的见闻说：“张君敦复（张英字），一日之中恒在上前，暂退辄复宣召。或当食吐哺，疾趋宫门。漏下十许刻乃归。日夜无暇晷矣。窃计敦复立朝之日多，家食之日少。”（《午亭文集》卷三八）张英、高士奇实际上成为康熙帝倚信的左右手，参预政议。徐乾学擢任内阁学士，也入值南书房，为康熙帝所倚用。吴三桂乱后，汉人武将反清遭到失败，汉人文臣却在此时进入了统治集团的核心。康熙帝利用传统的儒术去征服汉族的臣民，汉族的封建文化也在征服满族的康熙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