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费孝通专辑3】：崎岖历尽，书生面目 - 费孝通读书会 - 天益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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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祖道5次随行，除了1957年再访那次，1982年1月的四访也让其印象深刻——又赶上了农村经济的转折点。邓小平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村里不再“割资本主义尾巴”，村民能养羊养兔，“一家养五六只，甚至十多只，一年从兔子身上就可以得50至100元。”村子还在修一条从庙港经过开弦弓通向震泽镇的公路，年底通车后，可以连接省道、国道，直达苏州、上海等各大城市。
    之后张祖道又去了3次，江村就没太大的变化，“跟整个社会融得差不多，都是盖房子之类的事情了。”张祖道最后一次去是在1999年10月，随费孝通22访江村，村里已经建了缫丝车间，用来纺织丝绸。村民家里则发展小手工业，买上十几台小机器，雇安徽女孩为多，织袜子、汗衫、弹力毛衣。毛衣成本才12块钱左右，收购到上海可以卖到30块钱。

缺乏艺术性的摄影？
    在中国摄影界，张祖道的身份其实有点尴尬。他去江村拍摄时，是《新观察》杂志的摄影记者，之后又长时间担任过《中国摄影》杂志的编辑，又在中国摄影家协会工作过。但很少圈内人会认可他是位了不起的摄影家，因为他的作品非常朴实，缺乏艺术性。
    姜纬对这所谓的“摄影的艺术性”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摄影不应该被简单地当作一种艺术来看，而应该是一种具有历史观的视野。
    “张祖道的作品让我觉得感动。因为他替所有的中国人精心保存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中国乡村社会近半世纪的变迁的图景。他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正在走向何方，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姜纬语气很强烈。
    之所以姜纬称之为“绝唱”，是因为张祖道拍摄的方式在今天很少能再见到。在拍摄下照片的同时，张祖道会记录下拍摄时间、拍摄对象的名字、职业、家庭的经济状况。《江村纪事》中有一张5个孩子笑着面对镜头的合影，张祖道对这张照片的记录为：“1957年5月，放学后到田间地头为自己喂养的小兔、小羊割鲜草的孩子们。中间的女孩名叫姚小英，13岁。另外几个孩子年纪更小一些，后面的小男孩不到10岁。割草喂羊的工作主要由孩子们承担。”
    这与传统纪实摄影区别很大。比如与《江村纪事》同时展出的《上海人》系列，作者陆元敏就不会给照片安个图片说明，正儿八经地告诉你照片中那个忧伤的男人姓甚名谁、家居何处和伤心之为何。你只能根据画面上的既有信息，结合自己的生活阅历来分析，或者猜测。
    张祖道作品的画面构图、光线选择，也都非常朴素、安静，没什么火气。他只是最大程度地把所有的细节都呈现，而不会去追求独特、与众不同。
    姜纬理解，张祖道具有的朴素风格与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所受的教育密不可分。金岳霖追求过林徽因，金岳霖跟梁思成又是好朋友。虽然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但金岳霖跟梁思成依然很要好，做学生的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俩在校园里亲密地散步，友谊一点都没变。“这些点点滴滴，现在看，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影响我们为人处事的方法。”张祖道这样说。
    反过来，张祖道就不能接受现在人们对比赛的态度，拿了冠军的就兴高采烈，所有的镜头、赞美的语言也全给了他，而第二名、第三名就委屈得不行。“这种镜头一而再再而三，会让现在的年轻人觉得，只有第一才是好的。这个社会是这么残酷。”
    2007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张祖道获得摄影艺术特别贡献奖。文化批评家赵川是这届连州影展的评委之一，他觉得，这个结果反映了对摄影本身价值的回归。“这几年观念摄影的东西会特别张扬，但问题是，‘观念’到底是什么东西？对很多人来说，‘观念’就是有个点子，但跟《江村纪事》这样有深厚积累的作品放在一起，的确看上去就是单薄。”
    不过目前在西方，这种人类学、社会学影像并不太被摄影主流关注。评论家鲍昆觉得，它在中国被推崇，是有着摄影媒介在中国的特殊语境。“我们极力推崇这种方式，实际上是要对抗那种特别没劲的、唯美的、沙龙式的摄影种类。”
    被连州国际摄影展总监段煜婷拿来作为反面教材的，是今天的部分中国纪实摄影。她觉得有些摄影家打着所谓的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的旗号去创作，被古典主义的形式、语言所左右。“这种关注本身就是畸形的。”
    反观张祖道的照片，则真正具有一种朴实宁静的力量。“你不需要摄影家去人为夸张、煽情，那个事物在那儿，江村在那儿，就是那么朴实。它本身就是充满味道的。这样的作品才是有力量的，才能称之为大师的作品。”
    展示社会学方面的摄影作品并非这一届摄影展独有。实际上从2005年第一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开始，总监段煜婷就尝试展出多种形态的摄影作品，比如社会学，比如当代艺术。她好奇于他们把摄影作为一种工具的时候，是怎样使用照相机来观察世界，怎样用摄影的语言来阐述他们的艺术观点。“我们想给摄影界一种新的观念，让每一个摄影人参加这个摄影节能够得到创作的养料，而不是以前那样，过度沉迷于摄影的形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