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费孝通专辑】：崎岖历尽，书生面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9: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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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开满鲜花的田野——播种者费孝通
方李莉：纪念费孝通诞辰百年：在人文时间里留住生命与时光
文化主体性与历史的主人
杨绛眼中的费孝通
行行重行行的费孝通
费孝通：崎岖历尽，书生面目
难以忘怀的记忆
——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感怀
费孝通提出的“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
纪念费孝通百年诞辰——外研社推出《江村经济》（英汉对照版）
回忆费老平常事——写在费孝通诞辰百年纪念日
百年费孝通 不解温州缘
听张喆谈外公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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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小序

今年已经九十四岁的费孝通先生，1910年11月2日生于江苏水乡吴江的富家桥弄。费孝通小时候身体异常羸弱，赢得了“小废物”的外号，满腹委屈的费孝通，放学回到家中，就向妈妈询问：我为什么非得姓「费」？言外之意，假如不姓「费」，同学们就不会给自己起“小废物”的外号。费孝通后来成为百年中国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史上可圈可点的人物，是否对这个社会学问题不断思考的结晶，我们还不得而知。但羸弱的身体，往往挡不住大脑的思考，这倒是一个规律。费孝通作为杰出的学者，有自己鲜明的个性，那就是不喜欢书本上的死道理，总愿意从生活当中看出问题。这种学术的作业方式，可以当得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费先生充满传统士人的忧患情怀，但又是一个现代型的知识分子。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牵引着费孝通的心思。可贵的是，费孝通并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行动者」。所以，尽管费孝通参加过政治，包括1949年以前的「民盟」，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八十年代以后当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为「首长」，但这都不是费孝通对自己的定位，外物于我何有哉！费孝通可以说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统一体，貌似不可解的背后，其实有费孝通内在的逻辑和心情。
费先生先后在东吴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求学，师从吴文藻、史禄国、马林诺斯基，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被导师马林诺斯基称为“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费孝通1938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费孝通先生是中国社会学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划时代大师，《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已是众口皆碑的经典著作。经济思想史家朱绍文先生指出：《国富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资本论》是中国发展近代化的三大思想财富。笔者以为费孝通先生的著作必是体认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学术经典。费先生在长达七十年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理念，发扬学以致用的学术传统，尽管由于社会学以外的原因被迫中断了学术工作达三十年。但先生踏遍青山，常将民生萦怀；白发皓首，不移少壮之志。愈挫愈奋，至老弥坚。费先生将近一个世纪的传奇人生，深深地嵌入乡土中国，阅读中国这本无字之书，将文章写入大地，将思考带入世界，将自己的著述化为泥土，沁人心脾，历久弥新。费孝通已经成为一本厚重的大书，每一页都与世道人心息息相关，每一页都记载着中国社会学史的风雨沧桑。阅读这本大书，需要一点力量，人格的力量、学术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实践的力量；需要一点热忱，了解本土的热忱、了解异己文化的热忱；需要一点胸怀，推己及人的胸怀、推人及己的胸怀。我不敢说已经懂得了费孝通的心思，只是五年来翻阅费孝通这本大书，体会其中的四「页」，所写出的旁批，有些也许是一点点心得，不敢藏拙，与同好一起学习、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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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页——席明纳


费孝通先生的成长路径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费先生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总是喜欢讲述「席明纳」这个名词。

费孝通作为一个学生，似乎非常幸运，总是能遇到很好的老师。1930——1933年在燕京大学遇到了倡导社会学中国化的吴文藻先生，1933——1935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得到国际体质人类学的名师史禄国先生的倾心指导，1936——1938年，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受到了马林诺斯基主持的「席明纳」的熏陶。这种「席明纳」式的人才培养作业方式，费先生深受其益，刻骨铭心。
费孝通先生思想的发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值得深入思考，仔细体会。在我看来，「席明纳」对费孝通的成长有极大的功用，所以费先生对「席明纳」情有独钟。甚至费先生娓娓而谈的文章趣味，都受到了「席明纳」的深刻影响，体现了「席明纳」的学术精神，通过「席明纳」，进行人文对话、学术切磋、思想操练。从抗战时期的“魁阁”，到1995年开始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都有一脉相传的「席明纳」传统在。「席明纳」是英文词seminar 的音译，费孝通在《留英记》中说：“席明纳简单的可以译作讨论会，但是讨论会这个名称还传达不出它的精神，所以用这个英译的名词。”费先生翻译的这个英语单词实在有趣，音、义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席」者，席地而坐也，「明」者，讲明白、听明白、弄明白，「纳」，择善而从也。如此看来，「席明纳」真可称得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精彩注解。「席明纳」倒有点像中国哲学史上经典的学术辩论——“鹅湖之会”，程门立雪的方巾气太重。中国喜欢用心「辨」——「明辨」，西方人倒喜欢言「辩」——辩论。也许真是一字之差，西方人走上了理性思维的路径，中国人敏于行而讷于言。思想交流的前提应该是独立、自由、平等、包容，长期的面对面交流，可以形成一个交流场，在一个良好的交流场所，思想是不存在短路的。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讲座、学术会议，举凡公共交流空间，很少存在真正的精神交流场，更难以体会「席明纳」的乐趣。倒是古代的书院、诗社、文社还有些平等探讨的例子。“鹅湖之会”，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享有盛名的，朱熹、陆九渊辩难问疑、平等交流的风度，不绝如缕。
马林诺斯基先生在自己的工作室，每星期五下午都主持一个「席明纳」。「席明纳」通行的名字是“今天的人类学”，费孝通先生更愿意称之为“人类学的前沿”。这是当时人类学的著名的学术沙龙，德高望重的马林诺斯基先生吸引了众多的参加者。马林诺斯基先生主要进行学术组织工作，每次都提前安排好一两个学生做主题发言。届时发言人宣读一篇调查报告，或者自己的学术论文，大家“疑义相与析”。这个人类学工作作坊有着充分的学术自由，所讨论的问题，差不多都是最具有创造性的，这里是人类学的前沿阵地，难怪许多学者都趋之若鹜。马林诺斯基身体羸弱怕风，但喜爱抽烟，所以工作作坊烟雾缭绕，热气腾腾，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学生在接受着人类学的精神成年礼。费孝通先生幽默地说：“我最初参加这种场合，真是连话都听不懂。听不懂的原因有二：一是这里的人虽则都是在说英文，但是来自世界各地，澳洲的、加拿大的、美国的、欧洲大陆的之外，还有亚洲的、非洲的，口音各有不同，而且在席明纳里都是即兴发的言，不是文言，而是土话。其次是材料具体，富有地域性，地理不熟，人类学知识不足，常常会听得不知所云。我们这些小伙子就躲在墙角里喷烟，喷喷就慢慢喷得懂了一些，也就觉得它的味道不薄了。”〔1〕
「席明纳」对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学者的成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这样看，一个社会学者对「席明纳」的自觉程度往往决定了这个学者的学术高度。所以王铭铭先生在《人类学者的成年》中写道：“一个好的人类学科系，能提供三个方面的课程：研讨班、讲座和民族志电影。研讨班是一般上课的方法，课程的内容包括人类学史、当代人类学思潮和主题、分支研究领域入门、区域民族志，要求学生在阅读原著的基础上在班里参与讨论。”〔2〕
1938年初冬，费先生学成回国。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北平的学人纷纷内迁，形成一次颇为壮观的「文化移民潮」。吴文藻先生来到云南大学，创设社会学系，费孝通应老师之招，任云南大学教授，主持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费孝通先生自觉发扬导师马林诺斯基的学术精神，由于对「席明纳」体会颇深，于是将「席明纳」式的人才培养作业方式付诸实施，产出可喜的学术成果。这一段时期，被公认为中国社会学开始走向成熟的时期。
费先生回忆说：“1939年春季我在西南联大兼课，张之毅同志在我班上听课。他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首先报名自愿参加我主持的社会学研究室。由他带头陆续有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均等同志参加，加上云大的教授许琅光先生和燕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李有义同志，形成了一个研究队伍。”〔3〕1940年，为躲避日军的频繁轰炸，云大燕京工作站疏散到昆明郊县呈贡的古城村南门外的一个古庙——魁星阁，简称「魁阁」。生活的艰苦并不影响「魁阁」成员对事业的执著，「魁阁」同仁的学术讨论可以说无时不在，张之毅的妻子刘碧莹回忆说，这些人都是书呆子，搞调查，写东西，一天到晚在一起说调查的事，晚上不到十一二点不睡觉。他们这帮人干事业不要命的。定好了就分头去调查，回来见面就争论。〔4〕如果说，十年前恩师吴文藻先生呼唤社会学的中国化，那么，经过十年的培育和开拓，中国的社会学已经开始走向成熟，而成熟的标志，就是以费孝通为核心的「魁阁」。在我看来，「魁阁」就是一个很好的学术沙龙，围绕在费孝通身边的学人，组成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团队，谢泳先生甚至认为「魁阁」是中国现代学术集团形成的雏形。
「魁阁」时代的费孝通可以说得上是羽扇纶巾，英姿勃发，谈吐优雅，指挥若定。现在看起来，「魁阁」时期的费孝通先生处于一生中的黄金时期——田野调查方法最成熟、学术切磋最愉快、思想操练最自由，简直可以说是学术研究中的神仙一般的日子。难怪费先生对这一段生活那么一往情深：“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在我这一生里是值得留恋的。时隔愈久，愈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位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以客观形势来说，那正是强敌压境，家乡沦陷之时，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不会忘记的。”〔5〕这样看来，费孝通先生的「魁阁」生活实在是中国社会学史上值得忆念的时刻，实在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如果联系1949年以后社会学学科在中国被取消的悲剧命运和社会学者惨淡的人生际遇，那么，「魁阁」的日子就更加令人神往了。我可以说一句大胆的话，在「魁阁」，中国社会学学者举行了自己的「成丁礼」。费先生的巨著《乡土中国》，其理论框架、文化风格得益于「魁阁」时期的文化沙龙。1946年——1949年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工作其实是「魁阁」心血的结晶。那一时期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学家，出现在学术界。对社会学，可以说“所操益熟，所得益化”。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作用力改变学科的格局和学人的生活。如果说，这种改变的前提是以学者的自由选择和独立人格为依据，那么，这原本也是极正常的；不幸的是，中国1949年以后的历史进程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真可谓波澜壮阔、暴风骤雨，按照至尊的说法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好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一个有自己成熟理念和文化风格的学科，几乎一夜之间突然在中国消失了。现代学科和国家的制度安排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实在值得探讨。社会学在中国的消失史，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学课题，恐怕需要很大的篇幅，才能说得清楚。1949——1952仅仅三年的时间，现代中国所形成的学术资源、学术精神、学术制度就被格式化了，换上了另外一套难以名之的软件。王铭铭先生说“现代人类学是一门‘善待他人的学问’”，费孝通先生在那一段历史的过渡时期，对待国家的政治安排存有一种特别的善意，加以清华大学民主教授的名声，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初，费孝通先生成为政治上的红人，1949年就是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九位常委之一，主持中央民族学院的筹建工作、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从这些职务可以看出，那时的费孝通先生真是有点春风得意。
但是内心深处，费先生又是非常痛苦的，因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都是费孝通之所以成为费孝通的根基所在，但政治的安排使他成为一个「政治人」，学术是费孝通的「旧恋」，但社会学家费孝通却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善待他人、极度敏感的费孝通曾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政论家，但无论如何在1957年，没有辨别风力和方向，挥笔写出了中国现代史上的名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大文，文笔之好，深得毛泽东的赞叹。可惜了，没有懂得毛泽东的心思。几乎可以说，《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引发了一场席卷神州修理知识分子的大风暴——反右运动。被打入另册的费孝通只能作为一个多余人，苟全性命于「治世」。文化大革命的间歇阶段，曾和自己的老师吴文藻先生、师母谢冰心先生奉命翻译《世界史纲》，聊算老有所用。先生喜爱读书，偌大的中国，却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热心于田野工作，但用一种强迫的方式进行，类似古代的流放。
费先生劫后余生，欣慰之余，感慨丛生。
重新出山的费孝通先生，再也没有兴味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只是想力所能及地做一些民族学的调查。但是中国取消了社会学，并没有避免社会问题，特别是经历文化大革命浩劫的中国，可以说百弊丛生、元气大伤。中国共产党真是一个能犯错误、亦能改错误的组织，胡乔木出面要费孝通组织恢复社会学，但是，谈何容易？这个时候，所谓的“恢复社会学”，还不如叫“重建社会学”，具有深重使命感的费孝通要为社会学「续命」。坚韧的费孝通依旧没有忘记组织席明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没有很好的学术传统，倒是可以理解的，但这里的学风与所长费孝通所秉持的学术精神很难对接，从培育学术新人、使社会学薪火相传的角度考虑，费孝通先生只好无奈地退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到北京大学组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寻找自己的衣钵传人。但事实令费孝通非常失望，无奈之余，只好策划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费先生对这个研讨班，寄予了无限的希望、给予高度的关注、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为，这里面有费孝通先生的心思。
费孝通先生倡导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意在实现「席明纳」式的作业方式。但是事实上，在研讨班上，费孝通先生插话、独白比较多，而真正的对话、质疑、辩驳，非常少，令费先生深以为憾。费先生晚岁无论怀念前辈的散文，还是进行学术反思的长篇大论，在看似轻巧的文字背后，似乎有一种寂寞的心境；也许，费先生的心情，没有人认真的体会，也许后辈人不具有费先生那样宽广的学术胸襟和深厚的人文关怀。1999年，2月7日，春节前夕，费先生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学者谈话时，表达了一种急迫的心情：“你们心里都有好东西，但是还没有发挥出来。怎么样才能帮你们发挥出来呢？我想可以用交谈的办法。人在社会里，要有一个‘语境’（discourse），需要与别人交流，不能只靠自己，在人同人的接触里才能生出来新东西。……你们已看到我同李亦园和方李莉的两篇对话，你们是不是也可以跟我来个对话？”〔6〕
这个研讨班，其实就是「席明纳」，费先生晚岁进行了深刻的思想反思，往往在高级研讨班上娓娓而谈，就论文的写作背景、内容、主旨，进行阐释、解说，解说论文的潜台词，也就是旁白。《重读〈江村经济?序言〉》（1996年）、《反思?对话?文化自觉》（1997年）、《读马老师〈文化动态论〉书后》（1997年）、《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1998年），费先生要进行一个跨越时空的「席明纳」。费先生赋予「席明纳」以文化的意义，在我看来，「席明纳」的有趣之处在于「对话」，「对话」的前提是「反思」，「对话」的目的是「文化自觉」。费先生将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定位在「跨文化的席明纳」，这里的「跨文化」有两层意义：首先是参加人员的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族群和社区；其次是研讨班所讨论的内容应该“无所不言，无所不思”。费先生所谓「跨文化的席明纳」，其实还有一层深意，既然已经变成「地球村」，村东、村西、村南、村北的人跨越自己的族群、社区和文化进行交往，语言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法律的、教育的、艺术的、宗教的……，人类的交往其实就是一种对话，保留自己社区文化的同时，寻找共同的话题。
「席明纳」不仅是费孝通先生的一种学术作业方式，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于一个自觉的文化人类学家来说，「席明纳」不会仅仅是学术的沙龙，更是人类不同类型的文明间，通过反思进行对话以达致文化自觉，共同迈进和而不同美好社会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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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页——乡土中国

近代哲学名家冯友兰先生关于城乡有过有趣的比较，大意是说：上海人觉得自己是在城里，而其他地方的人则是在乡里；美国人又觉得自己是城里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则是典型的乡里人了。
人类是一个讲究群体的动物，他们知道“团结就是力量”。城市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她的文化意义，还有待我们深入体会。城市是人类能够更好地凝结的一种巨大的力量，宗教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市场的力量、文化的力量、体育的力量，人类体现自己力量的事件、人物、建筑，更多地存在于城市之中。现代城市，是与西方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相伴生的。现代城市有一套自己的规则，这种规则，往往是全世界的城市所通用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一体化，更多地体现在城市，村庄是多元的所在，城市则是一体。乡村和城市的互动，成为世界格局的多元一体。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最大的财富是土地，所以费孝通先生将自己解释中国社会文化品格的著作称为《乡土中国》，将怎样建设的著作称为《乡土重建》。费先生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加以出色的文笔，中国乡土社会的性格简直可以说是活灵活现，韵味悠长：“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7〕
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的观察、理解、体会是独到而深刻的。费孝通对乡土中的农夫有着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其实是一个士大夫的情感。费孝通觉得，只有改变乡土中国的现状，才能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乡土重建》一书中，费孝通提出「工业下乡」。1949——1978年，三十年间，中国走上了一条奇特的工业化路径，在城乡之间修筑了坚实的藩篱——户籍制度。中国选择工业化的路径，却排斥城市化、市场化、社会化，最后经济都走到崩溃的边缘。1978年以后，邓小平在政治上重新出山，一举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立志改变中国贫困的状况，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为农村的情况更加糟糕，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贫苦的凤阳农民吹响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号角，邓小平将它推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农民获得了实惠，乡村经济活跃起来。但是当时的情况是，中国城乡二元化经济社会结构，限制、阻碍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互动。「广阔天地」可以解决农民的民生，但是，仅仅依赖「广阔天地」，解决不了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二十五年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发挥的功用，大体上已达极限。改革开放的设计师没有足够的力量通盘考虑城市和农村，所以，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一九九二年之后，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政策的倾斜，城市迅速发挥出活力，城市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农村经济改革而有所缩小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落差，又迅速拉大了。农民出路何在，农业出路何在，农村出路何在？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出现在农村改革十多年之后，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中国的现代化，如果仅仅是城市现代化，而不是城乡一体化，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不是农村拖了中国现代化的后腿，恰恰相反，有人不愿意推进城市化向前发展，致使中国产生了大批的没有品位的城市，导致城市的吸纳能力严重不足。中国城市的门槛本来就高，加上不发展大城市的政治安排，使很多农民来到城市以后，甚至没有立足的空间。城市的交通月票是对城市人服务的，城市的公园月票也是为城市人服务的，有些农民进入大城市已经很有些年头了，依然被认定为是「外地人」，依然被认定为「农民工」，「农民工」这一词语是对文明的亵渎。这一词汇的背后蕴藏着一种「城市拜物教」。我们在大城市的电视上，主持人的这种语言，相信是不会陌生的：今日本市某商场发生一起抢劫事件，据知情人报告，犯罪嫌疑人是两个「外地人」，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媒体作为现代公共空间的力量，居然如此轻蔑「外地人」，「外地人」在现代城市的处境可见一斑。其实，具有现代品格的城市，构成城市居民的主体恰恰应该是「外地人」，真正没有「外地人」的地方应该是乡村。
费孝通先生曾是著名的民主教授，但是1957年被至尊钦定为右派，被迫向人民认罪。应该说，从1957年起，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被彻底打断了脊梁骨，费孝通也不例外。从此以后，费孝通先生只能躲避政治的干预，不愿意和政治上的势力再绞在一起。但是，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957年谈政治使费先生遭受了灭顶之灾，从这时起，费先生对政治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但既然作了过河卒子，也就只能拼命向前了，费先生和政治有着剪不断的血肉联系。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1978年以后，邓小平为表示开明，强迫费孝通出面参加政治活动，费孝通做到了人大副委员长。但是，对这个政治强加给他的这一定位，费孝通是并不满意的。费先生又很清醒地看到，这个官位对自己也许不无好处，通过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身份的视察，费先生可以玉成自己的「乡土中国」和「多元一体」的田野调查工作。我们可以说，近二十五年来，没有一位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能够像费孝通如此方便地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田野工作。所以，除了西藏和台湾，费先生踏遍青山。也没有一位「政治家」，如此勤奋地视察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费先生的心思，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定位上。
上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就有「工业下乡」的想法，上世纪八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就乡镇企业和小城镇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可谓「行行重行行」，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用自己的学理给农民帮忙，给政治帮忙，费先生的心态是复杂的。这一段的工作被费先生总结为“志在富民”，费先生强调，这是一生的追求。望着费先生老迈而忙碌的身影，我们怎么忍心非议费先生的工作。应该说，费先生的田野调查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 但是费先生一向喜爱「席明纳」，我这个坐在边缘的晚辈，以诚相见，才是真正爱护费先生。
在我看来，费先生提出的「小城镇 大问题」，只是四十年代「工业下乡」的旧梦重温。加以费先生原本就具有的民粹主义倾向，致使八十年代费先生的乡村理论没有在四十年代的基础上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费先生八十年代关于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思路，确实解决了一部分农村人口的就业和致富问题，通过具有国际声誉的社会学家费先生出面论证“小城镇理论”，有关方面原本就不希望农村人口来到大城市，邓小平就说过，“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小城镇对人口的吸纳是有限度的，并不能形成规模效应，况且小城镇的乡镇企业水准很低，制造了大量的污染，给民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可以发展乡镇企业的，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昆山，之所以乡镇企业发展的这么好，很大一个因素是依托上海这个中国经济的航空母舰。不发展大城市，中小城市也难有很好的发展空间，乡镇企业更是前路茫茫。费先生所寄望的苏南、温州，都是历史上中国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具有发展乡镇企业的传统资源。而中国其他地方，哪怕是江苏北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都不是很理想，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上海经济难以辐射到那个地方。
农民跑到城市，是为了做事情，真正不往城市跑的，一种是乡镇企业的老板，还有一种是实在没有办法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有一点想法的农民，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是不甘心在农村就守着那可怜的一点地的。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我经常在地摊上吃小吃，卖牛肉板面的大部分是安徽人，卖刀削面的是山西人，卖兰州拉面的大部分是新疆人。走在街头，收破烂的大部分是河南人。有时候，我在想，从新疆那么遥远的地方，坐火车来到石家庄，卖羊肉串，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没有政府官员组织，依靠自发的力量，在城市里面立足，站稳脚跟是非常不易的，城市不相信眼泪，城市只肯定成功。在城市里面不能立足的，往往只能回到老家，他们是竞争的失败者，但是在城市见过世面，在老家，往往可以有较富裕的家底，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把城市的信息带回老家，丰富了农民关于城市的想象。中国移民史学者葛剑雄先生曾指出：上海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商埠，移民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人人生而自由，中国人却在户籍的枷锁之中。石家庄成为一个重要的小商品集散地，关键是有南三条和湾里庙两个市场，而这两个市场的商户，大部分来自温州市乐清县。在石家庄，可以说是小商品大问题，成为华北地区的重要商埠，是石家庄的发展方向之一。乐清农民对石家庄的成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事实上，二十五年来中国农民已经越过那道高高的藩篱——户籍制度，从乡土中国来到城市。有些所谓「农民工」，在城市发展了二十多年，甚至他们的子女都是在城市出生的，但还要在万水千山之外的老家申报户口，还有比这更让人徒生浩叹的事情吗？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小保姆、清洁工、送水工、送牛奶的、卖菜的、开饭馆的、卖服装的、美容美发的、高楼大厦的脚手架上的建筑工人、新房的装饰工、保洁员、摆书摊的……，当然还有乞讨的、卖假证的、卖黄碟的、城市角落里的风尘女子。他们为什么大老远地跑到异乡，是在寻找自己的梦想，还是生存的保障？
中国的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落后的城市化反过来又迟延和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现在看起来，不能不承认，费先生的“小城镇理论”确实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民粹主义色彩。有一位学人说得好：解决农民问题最根本的出路是减少农民。现在，中国需要发展大城市，使农民变市民。我们急需的学问是城市社会学，但并不是说农村社会学过时了，当代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共同构成一个大的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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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页——文化自觉

人类学是伴随着帝国主义者研究奇风异俗而产生的。那个时候，人类学是有严重的文野之别的，所研究的都是所谓化外、荒蛮、原始、野性的族群。但费孝通先生却轻轻地越过了文野之别，这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也许是中国这个曾经的文明古国，一夜之间由“文明”变成“野蛮”之故。这个故事的确有趣。费先生最早进行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是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这是一趟荡气回肠的死亡之旅，费先生的爱人同志王同惠女士——中国最早进行民族学调查的女学者，为营救费孝通，不幸跌落山崖，殒身山涧中。那一天是1935年12月16日，距新婚仅仅108天。中国现代最具规模的人类学田野作业以一死一伤的感伤故事而开始，似乎在预示着中国文化人类学家独特而悲怆的命运。每当读到此处，不禁潸然泪下。但历史在每次巨大的灾难面前总是有所补偿。回到梦里水乡，费先生在姐姐费达生主持蚕业改良的开弦弓村，修养身心。这位东瞅瞅、西看看的「小先生」执著地观察着水乡的一切。江村水乡的温情滋润着费孝通先生的心田，开弦弓村不经意间养育了人类社会学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这位人物1938年于二战的硝烟弥漫之前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对开弦弓村的描绘便是经典著作——《江村经济》。费孝通先生在燕京大学学习时，深受吴文藻先生、派克先生的影响。吴文藻先生教给了费孝通先生的人类学的中国心。派克先生曾在讲课时指出： “所谓科学，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只是能讲得出来，讲了人家懂得，可以试试的一种个人经验罢了。”〔8〕费孝通这一粒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种子，在老师吴文藻先生、派克先生、史禄国先生的浇灌之下，其实已经有了初步的文化自觉，但是费孝通本人似乎还没有认识到。在马林诺斯基先生席明纳的熏陶下，迅速站到了国际人类学的前沿阵地。晚岁的费孝通先生能够进行新的学术冲刺，提出文化自觉的课题，这里面有费孝通与时俱进的时代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费孝通早年所受的教育背景。费孝通先后在东吴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四所大学学习，深受吴文藻先生、派克先生、史禄国先生、马林诺斯基先生的器重，派克先生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名教授，1932年68岁高龄的老先生到燕京大学任教，带领燕京大学的学生到北平天桥、监狱，领略广阔的社会生活；史禄国先生作为国际杰出的体质人类学家，是研究斯古通人的权威，很早就从俄国来到中国，给费孝通打下了坚实的学科基础。马林诺斯基原籍波兰，长期在英国讲学任教，费孝通是老先生的关门弟子。费先生受惠于四位先生的教导和栽培，四位先生分别是中国、美国、俄国、波兰人，单是费孝通的这四位老师，就可以组成一个跨文化的席明纳。费孝通和几位外国先生相处愉快，请益、对话、辩难、问疑，这给费孝通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这种深厚的人生经验对善于阐释人生经验的费孝通先生来说，是一笔不能轻估的思想资源。
作为文化人类学家的费孝通先生，是一个真诚的民族平等主义者，费先生八十年代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得出了与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相似的结论。由此出发，在谢幕之前，一边进行学术反思，一边提出文化自觉。「反思」可以达到的高度是「自觉」，「自觉」的基础是「反思」。费先生认为人类社会可以达到和而不同的美好境界。「和」是一体，「不同」是多元。费先生的文化自觉理论，既有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反思，又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扩展和延伸。「和而不同」就是世界范围的多元一体。一体化在世界各地并不是均衡发展的，在欧洲的步子要快一些。大家已经认为我们是「地球村」了，看起来，人类的一体化，并不能消灭「田野」。「田野」作为人类学的视阈，永远不会消失。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村规民约」的制定，美国一心当「地球村」的「村长」，中国似乎有意担任「地球村」的「党支部书记」。
费先生认为：“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的局面怎样才能出现呢？我想，离不开承认不同，存异求同，化解矛盾。化解的办法中，既要有强制，也要有自律。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矛盾、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矛盾。自由要承认竞争为主，竞争就是有优势劣势之分，就形成了过去的格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靠社会控制的强加式的外力，还要有自我控制的内力。世界各国既然现在都属于一个地球村，这个“村”里就应该有一套“乡规民约”，大家认同，自觉遵守，否则就要乱套。“乡规民约”与法律不同，是习惯化的、自动接受的、适应社会的自我控制，是一种内力。中国老话里讲“克己复礼”，这个“礼”是更高境界的乡规民约。〔9〕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转型，世界经济政治的新秩序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每个大国喜欢用自己的尺度衡量别人。从生态上，大家共处地球村，日益接近；可是从心态上看，却南辕北辙。可以说，世界处于一个新型的“战国时代”。反思百年世界历史，强国对世界的争夺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政治全球化的可怕后果是对弱国的侵略和占领，当代政治强国对其他国家的干预，往往体现为“人权与主权”的复杂问题。大国、强国在百年历史上凭借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争雄世界，结果使世界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灾难；当前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工厂」的出现，使各个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分工合作的一个「车间」，在经济方面，人类的合作更多地体现出「地球村」的一体化特色。全球的「一体化」，现在更多落实在经济上面；人文世界的「多元」，体现在具有不同信仰和风俗习惯的族群上面。现在世界是否存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方面呢？一个中心是经济，两个基本点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三个方面指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现在的问题是，一个「中心」似乎成为世界各个国家的主旋律，两个基本点尽管遇到了很大的障碍，但是，民主、自由成为各国的实践或奋斗目标；最让人头痛的就是三个方面，所以亨廷顿先生曾指出「文明的冲突」，确是一针见血。怎么解决文明间的冲突？这是个巨型课题，恐怕需要全球共同攻关。
这样冲突下去怎么得了。怎样才能在人类间得道呢？费孝通先生用“文化自觉”来概括。费先生认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0〕
费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合发展的共处守则。1990年11月2日费先生在东京度过了八十岁生日，展望人类学的前途，费先生说出了十六字方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这是处于分散、孤立状态中的人群所必然具有的心理状态。‘美人之美’就是要求我们了解别人文化的优势和美感。这是不同人群接触中要求合和共存时必须具备的对不同文化的相互态度。‘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总而言之这一文化价值的动态观念就是力图创造出一个跨越文化界限的‘席明纳’，让不同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11〕
人类学既然是“善待他人的学问”，在文明、种族、宗教冲突的时代，可以养成体谅他人的品格，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当代社会，物质给人类带来的方便和益处，已经成为常识；法律和政治的安排，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操作模式，但是，民主和自由已经成为地球村人的普遍追求；比较麻烦的事就是民族的信仰和语言文字。「文化自觉」倡导在地球村人之间进行对话，但是，宗教信仰往往很难进行对话和交流，因为宗教所秉持的并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所以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群间的对话，往往是一件非常困难甚至痛苦的事情。关于这一点，恐怕中国文化要发挥更大的担当，因为在宗教和信仰方面，的确兼容并包。这个世界，恐怕不能用「武化」，「武化」只能使人类走向死亡，最终只能用「文」来「化」之。中华历史上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但中国也有很好的传统。在我看来，汉民族宗教精神淡薄，对科学精神的发展有极大的副作用；但是，宗教意识淡薄，却又可以成为一件好事。汉民族不信奉宗教，所以可以容忍各种宗教，这真是一个极大的优点。这是否可算费先生所说的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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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有四位文化老人值得关注，他们是：费孝通、金克木、于光远、王元化。学思并重是他们的共同点。他们的思想在九十年代渐入佳境，分别在“文化自觉”、“文化比较”、“文化方法”、“文化反思”方面有所贡献。在百年中国文化史上，费孝通、金克木先生属于第三代学人，于光远、王元化先生属于第四代学人。
费孝通关注民族间的接触。费孝通作为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已然很难具有四十年代的风采，我们对此只能抱有同情的了解。费孝通先生认为，我们处在一个『新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应该诞生新型的孔子，新型的孔子应该具有文化自觉的理念。我体会这个时代，依然应该继承并弘扬蔡元培先生的现代大学理念。『公民的自由』、『国家的民主』、『地球村村民间风俗习惯的容忍』是我们这个新春秋战国时代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我们应坚持“新三民主义”的立场：公民的权利、民族的位序、『村民』的文化。
郑也夫先生在《大学与知识分子》中指出：“我们没有盲目乐观的理由。在这个商战的世界上，民族主义的思潮仍在涌动。固然这一思潮的代言人大多也是知识分子；但大学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社区，应当成为这一思潮的解毒剂，应该成为超越民族利益纷争，融汇多种文化，孕育新文明的园地。如果说社会上有一个社区可以超越民族主义的冲突，追求一种更博大的文明，那么这一社区只能是大学的校园。大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是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专门致力于交流与理解的园地——不同思想与学说的交流，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的交流，在全球化的时代又需要在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间加强交流，同时它还致力于不同年龄的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间的交流。”〔12〕当然，郑也夫先生仅仅是指出了一种可能的路径，但并不是一种现实。费孝通先生希望培养新时代的孔子，这个孔子不仅懂得科学，而且懂得人文；不仅懂得历史，而且正视现实；不仅懂得西方，而且懂得东方；不仅尊重自自己，而且能够推己及人。这种新型的孔子，看起来不可能出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只能出现在文化领域。这样大学在培养新型孔子方面，就会有非常大的担当。遗憾的是，无论是西方的大学，还是东方的大学，并没有这样一种文化自觉。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大学是否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社区，都是很大的疑问。包容的理念、民主的体制、自由的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大学的内在精神和文化品格，这样，培养新型孔子的任务岂不落空？所以，我们呼唤大学的自觉。实现“新三民主义”，中国的大学必然有重大的担当，因为中国出生的『村民』最多。当代中国大学有三种层次的「普通话」：老家话、普通话、英语。如果一个农夫，一辈子不离开家乡，那么，它的老家——小山村的语言，便是他的「普通话」，他没有必要学习中国普通话，在小山寨终老一生，悠哉游哉，快乐无比；如果考上大学，那么，他就有学习普通话的必要了，在大学里，班主任要求同学们学习普通话，否则，就会遇到巨大的障碍；这个同学若研究生考上了北京大学学习经济管理，教授要求同学们学好英语这种「学术界普通话」。
中华文化可以为人类三大文明的对话、交流、融合做出怎样的贡献呢？这是费孝通先生谢幕之前，一日未尝忘怀的心思，为此，费先生神游冥想，精进不已。恰如王铭铭先生所言“中国人类学家，还有很多理想需要去实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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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页——文体大家

费孝通先生的文章，别具一种神采。
费孝通和冯友兰先生一样，都可以称得上文体大家。我们翻阅《三松堂全集》和《费孝通文集》，不论多么复杂的哲学难题和社会问题，都能引发我们无限的兴味，文章所阐释的意境，令人神往。

在百年中国学术史上，1949年以前的学者写文章，文风朴实、深入浅出、行文优美。1949年以后，中国近代形成的学术传统，很快被格式化了，一种不伦不类的「新文风」伴随着「新学统」粉墨登场。学术文章似乎必须写成一种老调子、新八股。近年中国第五代学人讨论学术规范，种种陋规真让人哭笑不得。在我看来，《读书》上的文章，其实有些是出类拔萃的学术文章，但多数大学的科研处长不齿这样的看法。学术文章越发让人看不懂，不能不使人深思。《读书》的新任主编，想法就更加有趣，结果《读书》上发表的很多文章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文章让人看不懂，其实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文章实在是深邃、深刻，一般人理解不了，这时候需要耐心；第二种情况是文章的内容是全新的、引进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概念、新名词，本国历史传统中没有对应的词汇，这时候需要「格义」；第三种情况是最糟糕的，作者没有深刻的洞见，没有弄明白这种理论，这时候需要学术的鉴别力，在印刷的垃圾中寻找学术的金子。


费孝通先生的文章，所具有的神采，最大的特点是不端着架子，决不会面容严肃，也没有难懂的术语和莫名其妙的句子。费先生的学术论著可以作为文章来读，是否包含着燕京大学老师吴文藻先生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号召，是否有费孝通实践社会学中国化的高度自觉？《行行重行行》序言中说：“我所看到的是人人可以看到的事，我所体会到的道理是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家常见识。我写的文章也是平铺直叙，没有什么难懂的名词和句子。而且，又习惯于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下笔很快，不多修饰，从小老师就说我这样毛毛草草，成不了大器。”〔14〕文章朴素平实，是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的一种整体性的特色，我阅读李亦园先生、乔健先生、郑也夫先生的著作，都有这种风味，就像绍兴黄酒，韵味悠长。平实的文章更有一种感人的力量。费先生的文章真正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芳草天涯，来源于充满诗意的田野，文章中总能见出费先生的心情和思绪，费先生真是一个忠实的田野的守夜人。也许是寂寞的人类学生涯，使得费孝通这样喜欢倾诉。在我看来，人类学进行的工作就是真情旋律，需要倾听与倾诉，真情是无须雕琢的。费孝通在马林诺斯基先生那里深受「席明纳」的熏陶，加上费孝通又是出色的教授和写家，所以形成了娓娓而谈的文章风格，费孝通的文章是「谈」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所以，可以认为，费先生的文章是一种「对话」，具有丰富的潜台词，别看费先生的文章清浅轻巧，其实，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和深思熟虑，如此轻巧的文章，恐怕是花了苦功夫的结果。心中有什么就说出来、写出来，看似简单，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笔者在北京南郊一所大学任教，曾讲授文化史、大学史和百年中国人物。喜爱讲课的我，总想说出自己的体会，但事实上，只是偶尔能够做到，大部分时间做不到。自己以为已经弄明白的思想，就是不能如意地写出来，更不能痛快地讲出来。把自己的思考写明白、说明白，真是一件大功夫。现实生活中，有大量例证。笔者于2004年春参加「清华大学与中国科技史研究学术讨论会」，我发现，台湾来的学者，比如台湾清华大学的黄一农先生、台湾大学的刘广定先生，发表学术演讲时，都不念稿子，将自己的观点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地讲出来；大陆大学者，除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先生之外，都是拿着自己的稿子念，这一现象引人深思。我就此问题向一位学者请教，这位学者倒也爽快：台湾学者学问做得实在认真，大陆的学者学问做得稀松平庸。由此看来，文章的平实清通，其实反映了一种朴实的学风。
曹聚仁先生是百年中国学术史上一位具有通识的史家，臧否人物，常能直指人心、明心见性。他老先生纵谈文坛，往往把学问家的论文作为文章看，这样曹先生的《文坛五十年》格外地惹人喜爱，讨论现代散文家之外的散文时，指出：“如潘光旦之谈优生学，何永佶之谈现实政治，冯友兰之谈人生哲学，费孝通之谈社会问题，也都走的是闲话的路，和当时‘标语口号式’大文章异趋的。”〔15〕
“若以内容为主，而采取散文小品形式来写成的，则有王昆仑（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冯友兰的《新世训》，和费孝通的《民主、宪法、人权》，从内容说，这都是传世之作，从形式说，也可说是有了蒙旦散文的风格。其间，我们可以说，冯氏的散文谨严，王氏的散文畅达，费氏的散文‘深入浅出，意远言简，匠心别见，趣味盎然’。都为其他文艺作家所不能及的，虽说他们都不以文艺作家见称。”〔16〕

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非常推崇费先生的文章，《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中，李亦园先生强调说：“您的文笔实在是漂亮”。


费孝通先生的文章，文笔确实好。不论散文、政论、随笔，还是学术著作，似乎都是娓娓而谈。所以，我说，费先生的文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流溢出来的，有来自芳草茵茵的田野的清新，有来自学术的理性，有来自人类学视野的将心比心，有相会于心的自由和惬意，有爱书者的痴情。费孝通其实在读两本大书：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重视理论和实践，观察与思考。有人说，费先生的学问是走出来的，费先生也一再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和必要。但费先生从没有偏废读书。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如此，仔细想想，未必如此。

李国涛先生说：“费老是把他的杂文、小品、学术随笔当作文学作品来写的。”显然是不错的，但我在这里还要加一句话，其实，费孝通先生是打通了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所以，他的文字才有一种感人的力量。费先生的学术著作都是经营的文章。往往率先在报章发表。1957年，执掌《光明日报》的储安平甚至有调费孝通调入该报的打算。费孝通自成一家的文字得益于两种训练：一是国学，二是西学。当然费孝通的国学训练根基比起钱穆、顾颉刚先生相差甚远。但并不是说，费先生就一点国学根底也没有。费先生的父亲就曾引领费孝通在乡贤金松岑先生门下，拜师学文，在金先生的指导下，少年费孝通圈点了《庄子》、《史记》两部古籍。幼年的费孝通对文学有很高的兴味和偏好。费先生在《〈工党一年〉译者序》中说：“英国的巴力门又不是个墨匣纷飞，喧嚣漫骂的场合。议员们在这里面不但做到了彬彬有礼的态度，而且多以文采风流互相竞耀。我以前在英国读书时，每天早上总要费半个钟头读《泰晤士报》的巴力门辩论节略，我的目的不在政治，而在学英文。这里面有着最漂亮、最动人的现代文学。”〔17〕据张冠生先生的《费孝通传》记载：50年代初，因《毛泽东选集》的英译一事，乔冠华曾找到费孝通，请他主持其事。费孝通表示担心自己的英译水平不足以胜任如此大事，就推荐钱钟书担当此事。〔18〕由此可以看出，才子乔冠华对费孝通的推重。



费孝通一生都保持一种温润的性情。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费孝通一生，尽管是一个地道的一个学人，但经历过狂风巨浪。1935年12月在广西考察时，费孝通落入瑶族捕猎的陷阱，一可死也；1946年，费孝通与潘光旦先生、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同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二可死也；1957年，因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被至尊钦定为右派，三可死也。但天公仁慈，使费孝通躲过劫难，能够在风雨之后见到彩虹。如此经历，在百年中国学术史上，不多见也。暴风骤雨，都被费先生化为笔底烟云。费先生读书不倦，行走不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行重行行，写写复写写。


费先生文字中，我最喜爱《乡土中国》。《乡土中国》是费先生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的讲稿。1947年应张纯明先生之邀，发表在《世纪评论》。《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都是费孝通先生学术工作的第二期，注重对文化类型的分析，第一期工作是给费先生带来世界性声誉的《江村经济》。一部理论性的讲稿，费先生却写成可圈可点的文章。大家都异口同声称赞费先生的《江村经济》，王小波先生甚至认定该书是中国人笔下最值得一读的科学著作。我有自己的偏爱，《乡土中国》实在写得生动活泼，在此书中，费先生提出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理论，我读来读去，总觉得这是一篇绝妙的小品文。按照当今中国学术论文写作规范，如此宏大的主题，怎么也得写出三十万字的专著，引述古今中外的引文无数，著作的难读倒还在其次。每个学人都有自己的著述风格，每一个时代亦有一个时代的著述风格。我倾向于认为：作者文字的风格往往体现思想的特色，真正的大手笔是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深刻的思想用清通的文字表达出来的。文字和思想之间的确有一种微妙的互动。思想当然是先于文字的，但是，人类文明史、思想史，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文字来承载的。用文字来记载的可以说是大传统，生活之中存在的可以说是小传统。费孝通先生其实是在沟通大传统与小传统。其实，也许在文字之中，还存留着不为人所知的小传统吧。
2001年10月，费孝通先生前往香港参加第七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在此次会议上，九十一岁高龄的费先生发表了题为《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回顾和前瞻》的学术讲话，依然是娓娓而谈，但是，这回并不是那样轻巧，可以说有些感伤了，费先生开宗明义：我很高兴能在有生之年来到这里参加这样一个盛会。我想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来参加“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了。费先生在回忆「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缘起后，接着讲到：“转眼之间，18年匆匆过去。在各位同人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把那个良好的开端延续到了今天。当年参加研讨会的陈岱孙先生、梁漱溟先生、梁钊韬先生等老朋友都已经过世了。我自己日渐衰老，进入老而未死的这段时间。我要求自己做一点文化反思。我愿意相信，先我们而去的陈岱孙先生、梁漱溟先生、梁钊韬先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是带着对这个人文世界的思考告别这个世界的，是带着希望后人把人文世界改造得更加美好的心情告别我们的。”〔19〕
费孝通先生回顾自己一生的学术工作，展望人类将会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人文世界。这个人文世界的建立，也许需要几代人前仆后继。学术讲话的结语，有一种悲壮的色彩：“最后，让我用‘和而不同会有日’这句话来表达我一向的信念——在我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来参加这个系列讲座的时候，再次表达出这一信念应该是适宜的；同时，我再借用一句‘家祭毋忘告乃翁’来表达我在此时此地的心情——在我这次来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的时候，想到将来两岸统一时的‘家祭’，我想也是适宜的。我们在文化上毕竟是同宗同祖、同根同源一家人。”〔20〕
这两段话，可以看作是费孝通先生的文化遗嘱。梁漱溟先生、陈岱孙先生是带着对这个人文世界的思考告别这个世界的，是带着希望后人把人文世界改造得更加美好的心情告别我们的。其实，晚岁的费孝通先生把文化反思和创建美好社会，作为自己的谢幕内容的。费孝通先生已经超越了小我，而将自己定位在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会于久远文化之中。也可以说，这时的费孝通先生已经超越了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达到了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张冠生先生在《费孝通传》最后一章的标题为：“山中岁月 海上心情”，的确非常贴切和传神。作为生物体的费孝通，历经坎坷、屡遭磨难，经过九十多年的生命历程，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但是费先生怀着对喧嚣人世的深情眷恋和对美好世界的乐观展望，将自己融入到了人文世界的大海之中。
费孝通先生曾表示过这样的意思：人的一生也是散文，每个人都是一篇散文。费孝通这篇散文写得实在是「妙」啊！

费先生这一生走得实在不易，所以，用一种轻巧潇洒的文笔作为一种平衡。费孝通喜谈「定位」，社会学讲究「圈子」，费先生并没有将自己定位在书斋型的知识分子，所以，才有对自己的学术评价不高之语，这一评价，看似谦逊，实则志不在此。所以本文的题目，笔者大费踌躇，最初叫《体会费孝通》；后来称为《阅读费孝通札记》；也曾想过用《和而不同费孝通》、《文化自觉费孝通》、《踏遍青山——费孝通》，但是都有些不妥当，《踏遍青山——费孝通》曾是张冠生先生为山东画报出版社所写费孝通画传的书名，不敢掠人之美。透过北窗，我所居住的小城，万籁俱静，冬夜凄迷。冬天既来，春天不会远了，于是将题目定为《开满鲜花的田野——播种者费孝通》，费先生看到这一个题目，也许欣然会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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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费孝通：《芳草天涯》，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2〕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190页。
〔3〕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135页。
〔4〕
张冠生：《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185、186页。
〔5〕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134页。
〔6〕
费孝通：《参与超越 神游冥想》，《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群言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7页。
〔7〕
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文集》第五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319页。
〔8〕
张冠生：《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71、72页。
〔9〕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群言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328页。
〔10〕
费孝通：《人文价值再思考》，《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195、196页。
〔11〕
费孝通：《人文价值再思考》，《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196页。
〔12〕
郑也夫：《大学与知识分子》，《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13〕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216页。
〔14〕
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前言》，《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234页。
〔15〕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第1版，1998年1月第2次印刷，第365页。
〔16〕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第1版，1998年1月第2次印刷，第367页。

〔17〕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447页。



〔18〕
张冠生：《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605页。


〔19〕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群言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399页。
〔20〕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群言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411页。
文章来源：http://xiezhihao.blog.hexun.com/1709987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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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李莉：
在人文时间里留住生命与时光



　今年11月2日是费孝通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我和费孝通先生的其他弟子都会一起相聚在费先生的家里，为他过生日。即使他去世了，我们仍然会相聚在他家，和他的女儿女婿一起缅怀他。但今年的这一天，我们将去人民大会堂，由国家的统战部为他举行纪念活动，到时还会有许多的国家领导人也出席。结束后，学者们还将相聚在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研讨他的学术思想。在这之前，中央民族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包括我们艺术研究院等学术机构，都先后举行了有关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的研讨会。12月5日在英国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费孝通先生的母校也会举行有关他的学术思想的研讨会。作为中国老一代的学者，老一代的思想家，能有像费孝通先生这样影响力的并不多。他虽然去世了，他的学术思想仍然在受到大家的关注，仍然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甚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发生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非常怀念他，尤其是今年他生前所指导的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学术成果——“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正式出版了，一套书包括五本考察报告，四本考察笔记，三本学术论著共12本，400多万字。总报告书的题目是“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书出版了，课题也早就验收了，并被评为优秀课题。但我和我们课题组的其他学者还总是在心中不安，不知道我们的研究费孝通先生是否满意？我们的一些观点和理论他是否同意。于是刘愧立先生出主意，让我们到他的墓前，一方面祭奠他，另一方面将书放在他的墓前，向他汇报。

　　当我们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全体师生和费先生的女儿费宗惠女士和他的女婿张荣华先生一起，来到吴江市的松林公园费先生墓前，我们将一束束鲜花献给他，并将书一本本放在他的墓前。这时费先生的女儿费宗惠女士含着眼泪说：“爸爸，方李莉带领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全体师生，代表西部课题组来向您汇报他们所完成的课题研究，并带来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非常辛苦的研究了七年，走遍了西部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希望您能对他们的研究满意。”

　　听了着她的话，泪水漫过了我的双眼，思绪追溯到我第一次接受费老教诲的情景。很早我就读过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在他思想的熏染下，我开始对自己的家乡景德镇做田野考察。1996年我被录取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费孝通先生是那个所的第一任所长，后来虽然退休了，但还担任着名誉所长和学术指导以及教授的职务，正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成为他的学生。

　　我的博士学位是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取得的，当时我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艺术，所从事的是艺术人类学研究。但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我是该所招收的第一个艺术学方面的博士后，我的研究角度在所里是非常边缘化的。因此，我从不奢望我的研究会得到费孝通先生的重视。但我的想法恰恰错了，费孝通先生不仅是一位人类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具有人文关怀的学者，对文学艺术也有很深的见解和认识。所以，他不仅没有漠视我的研究，反而是非常关心我的研究。

　　一次，所领导告诉我说，费孝通先生要去景德镇，当时我所写的有关景德镇民窑业的田野考察报告刚刚完成，为了了解景德镇的情况，费孝通先生想看看我的报告。就这样，我写的“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报告”被送到了费孝通先生手里。后来潘乃谷教授（当时的副所长）通知我说，费孝通先生的秘书在路上打来电话，说费孝通先生看了我的报告后很有感触，回北京后，想让我去见见他。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费先生会重视我的考察报告，因为，我虽然已经是博士后，但在人类学的领域里可以说还是一个新兵。见到费先生后，他对我考察的内容和方式的肯定，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和老先生面对面的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时，费先生提醒我说：“今天我们的谈话内容非常精彩，你为什么不把它记下来，下回来时最好带个录音机，这些谈话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好的文章。”

　　遵照老先生的意思，我再次来到费先生的家里，并带了录音机。就我的考察报告老先生讲了很多他的看法，在讲话的过程中好像是在随意聊天，但实际上费先生始终是在紧扣一个主题。在这次谈话中，他对我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鼓励，他认为我对景德镇的研究，不仅关注到了它的现状，对它的历史和传统也做了较多的对比研究。就此，他谈到了传统与创造的问题，他说：“有关文化的死与活，我一直想写一篇专门的文章，但现在精力不行了，你今后把它发挥发挥写出来。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就像生物学里面要研究种子，要研究遗传因子一样，文化里面也要研究这个种子，怎么才能让这个种子一直留存下去，并且要保持里面的健康基因。也就是文化既要在新的条件下发展，又要适合新的需要，这样，生命才会有意义。脱离了这些就不行，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是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

　　他又说： “我还希望你在研究中，要找到中国艺术文化的发展源头，然后再从这源头中找到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我在这里讲的就是文化有它的深度、有它的广度；有它的过去、有它的未来，我们要在创造中继承这一关系。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历史、一个传统和创造怎么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希望你在这方面要多思考、多下点功夫。我们今天讲话的主题就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的发展，也就是，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你写的书就是表达这样一种思想的一个例子之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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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话快结束时，他告诉我说：“文化的定义有两层，我们不能只管一层，经济不发展，不发展大众艺术，精英艺术就出不来。因为艺术是从生活里出来的，精英艺术又是从大众艺术里出来的。这里有一篇我和李亦园先生的对话录，叫：“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里面就讲到了有关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问题，你拿回去好好的看一看。另外，我还送给你两本书。一本有关英国陶瓷历史的书是希望你能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同时，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还有一本“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希望你能够仔细研究中国文化的传统和历史，掌握中国文化的根本。也就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未来，并把它们融会贯通起来进行自己的研究。[2]”

　　费先生当时告诫我的这些话，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使我受益无穷。后来我将这次谈话的录音整理出来，给先生看过以后，被收录进“费孝通文集”第十四集。

　　费老的秘书，张荣华先生对我说，有时间你要多来看看老先生，他喜欢和你们这些学生聊天。费老也说，你出去考察回来，别忘了，来看我，告诉我，外面发生的事。还有，你平时看到有什么好看的书也给我带点来。从这里可以看到费孝通先生不仅关心学生们的成长，同时也很注重通过学生的考察，了解社会新的发展状况，同时不断增加新的知识，他是一个永远在不断学习的伟人。

　　记得一次，费老借了一本他年轻时翻译的，由美国社会学家梅欧写的书给我看，书名叫：《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梅欧生于1880年，这是他半个多世纪之前写的书。

　　当时费老正在写他的那篇《派克笔记》的文章，他说他之所以借梅欧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这本书给我看，是因为，在别人的眼里西方国家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学理论已经过时了，我们不用再看了。但是他认为：“这里就牵涉到了对历史怎么看、怎么学历史的问题了。他们都是过去了的人，是属于老一辈了，他们写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过时了？这就要看你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了。我们中国和西方发展的水平是不一致的，我们要从发展水平上去找出我们和西方的一个共同时间。”

　　他当时告诉我说：“我是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生长的，而美国的工业化则是在我的上一辈开始的，从起点上算差了将近一个世纪。所以，我们现在学的许多东西，他们已经都过去了。因此，我们不仅要学他们现在的经验，还要学他们发展初期和中期的经验，把他们那时候的思想、文化来同我们现在比较。因为他们那时候经历的东西也许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的东西。我在《派克笔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派克的思想是不是过时了？也许在美国已经过时了，但在我们国家却还很有借鉴价值，因为他那个时代所遇到的问题，正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或将要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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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结合现在的实际，我们还可以理解到，他们那时为什么会想到那些问题。因此，这一批人的思想还值得我们花点时间去吃透它，懂得他们当时为什么会发生那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那些思想？从他们当时的变化，来知道我们将要遇到的变化。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两个变化遇到一起了，一个是机械文明，一个是信息文明。也就是说，在他们那里，这两个文明是分阶段发展的，而在我们这里，这两个文明却重叠在一起了。

　　这样，问题就复杂化了，也就是我们将遇到的问题，比他们当年遇到的问题还要复杂得多了。可是不明白他们当时的问题，我们也很难解决现在的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要把他们那一段时间的思想理理清楚。他们那个时候正是社会科学大力发展的时候，我想，我们现在也应该是。这个阶段社会科学是很重要的，我们正好赶上了。”

　　这次谈话结束时，他说道：“我认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有两个，第一个是如何确定中国现在发展的位置，也就是处于人类工业文明发展的什么阶段？所发生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可以参考西方的经验，因为毕竟他们走在我们的前面，看看他们所走过的路，看看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是有帮助的，也是可以借鉴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工业化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在中国一些边远农村，还是处在农业时代，但许多地方已经是工业时代了，而在大城市信息文明也已经进来了。也就是在中国，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发展是重叠的和交织在一起的。你要把这里边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讲出来，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复杂性和独特性，所以我们又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还应该走自己的路。” 有关这方面的思考，后来，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文章——《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中进一步表达了出来。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以后，每次到老先生那里去，我都带上一个录音机，将他的谈话整理出来。每次，费老都将谈话录仔细看过，并作一些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他认为这种方式不失为一种表达学术思想的好方式，因为自由的谈话常能给人带来平时不曾有的激情和灵感。

　　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1999年，2月7日，春节前夕，费先生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学者谈话时说：“你们心里都有好东西，但是还没有发挥出来。怎么样才能帮你们发挥出来呢？我想可以用交谈的办法。人在社会里，要有一个‘语境’（discourse），需要与别人交流，不能只靠自己，在人同人的接触里才能生出来新东西。……你们已看到我同李亦园和方李莉的两篇对话，你们是不是也可以跟我来个对话？”

　　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先生一直到晚年，都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人，他不仅希望自己思考和自己写作，还希望和学生及同行们交流，希望通过对话帮助大家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发挥出来，在相互交流中推动学术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在每次的交谈中，老先生都鼓励我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在帮我纠正的过程中，表达他自己的看法。

　　1998年我从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被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虽然结束了在北大做博士后的生活，但我和费老的师生情谊一直保持着。尤其是从2000年开始，我向先生请教并得到他的指导的机会比以前更多了。原因是，在这一时期，为了和东部的发展取得平衡，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号召。

　　作为一直关注西部经济发展，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并提出过“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费孝通先生，不能不关注这一战略的实施。费孝通先生认为，西部大开发，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战略是对的，但西部不仅是我国经济落后的地区，也是蕴藏着众多人文资源的文化沃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大部分的少数民族都集中在西部的10个省、市和自治区，是我国文化最多样性的地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部大开发也可以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大开发，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与碰撞在所难免，解析不同民族文化的变迁历史、寻找文化沟通、交流的有效途径，并从中找到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进步的新生之路，应是西部开发中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而且在我国的西部不仅有许多珍贵的自然资源，还有许多珍贵的人文资源。我们的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就蕴藏在这些人文资源之中。因此，在西部开发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西部的人文资源。

　　笔者所在的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非常重视费先生提出的这一想法，为此，专门请费孝通先生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了一次有关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学术报告，除中国艺术研究院全体研究人员之外，现任文化部长孙家正、原文化部长周巍峙等文化部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主要领导也都前来听取了这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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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中，费孝通先生说道：“对西部传统的文化艺术我们注意得不够，但外国人却注意到了，克林顿访华的第一站就是西安。还有日本首相到中国来也是首先去了敦煌，还表示，他们愿意出很多的钱把敦煌保护好。西安也好，敦煌也好，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那是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文化的中心！我们都说我们是炎黄的子孙，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文化的中心，就在西北。”“还在我小的时候，瑞典人斯文·哈定，就到西北作了大量的考察，并在世界上发表了许多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我们中国人自己却忽视了西北，在中国最早的交通是陆路，从西汉开始到唐代，通过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外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所以那里非常的繁荣，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但后来文化发展到了沿海，那是因为水上交通比陆路交通更方便。可是现在又改变了，有火车了，有飞机了，陆路交通也很重要了。所以，西部又有一个新的发展机会。在历史上看不起西部的观念比较深，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观念纠正过来。”[3]

　　当然，对于西部的人文资源的认识，就是对于费孝通先生来说，也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他在兰州的一次招待会上说：“我这是第九次到兰州来，才第一次讲到了人文资源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这意味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已经开始产生变化了，也就是说当物质发展到一定地步以后，人们就要开始重视精神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我们面对的不仅有自然资源，还有宝贵的人文资源，这是在我们的感情产生了变化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看到的。在经济落后时期，人们不大可能会认为人文活动留下的遗迹和传统是一种资源，是因为经济的发展才促进了人们对人文资源的认识。”[4]

　　在西部开发之初，许多人都只是关注其经济利益的时候，费孝通先生能高瞻远属的提出这些见解，的确是难能可贵，表现出其作为一位世纪性的学术大师所特有的敏锐的思想性。而他这种深刻思想的来源，也是在于他的长期实地考察与不断思索。因此，他指出，中国传统的文人，大多是坐在书斋里看书的，不太会深入到下面去考察，不太会到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去体验，去了解事物真正的本来面目，所以对书斋以外的许多事情都不太了解。今后我们要改变一下我们传统的做学问的方式，要提倡真正的深入到生活中去，到广大的农村中去，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好东西。我们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认为决不会仅仅来自书本，而是在实践中，在实际的生活中产生我们的知识。对中国的历史的也不要光看书本，要到博物馆去看一些真正留下来的实际的东西，我们对它的认识才会更深刻，更全面。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座谈会上，他说：“今天来的都是专家，等一下我要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我们怎么样来组织一支队伍，我主要是想办法来帮助大家，在这一方面不是我的本行，但我愿意以我的力量来帮助一批人，帮助一批人文学家、艺术理论家和考古学家组织起来，看到他们的任务，看到他们将要对国家所做的贡献和以后将要发展的道路。创造一个全球化下面的、二十一世纪的、能代表中国新的精神面貌的文化艺术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当我们考察和研究了西部的人文资源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家底了，这些都是我们发展未来文化的基础。现在你们要了解这些家产，找到一条发展的路子。”

　　在费孝通先生的关心和亲自指导下，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牵头单位联合清华、北大、中国社科院及西部各省的有关单位，向科技部申报了题为“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的国家重点科技研究项目，又向文化部申报了题为“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国家重点课题。这两个课题都得到了批准，按照费孝通先生的思路，前者主要是对西北的人文资源进行梳理和清点，也就是通过数据库的建立，来摸清我们的家底，知道我们在西部到底有那些重要的人文资源，它们目前的存在状态又是如何？先了解西北再了解西南。后者主要是在梳理和清点了西部人文资源的基础上，对西部人文资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提出一些可行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具体措施。

　　费孝通先生认为，有关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它不是一个两个人能够做得了的，而是要集中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学者来做。而且这种研究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这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能够完成的，它是要好多年，甚至对有些人来说也许这将是一个终生的研究事业。费先生希望我能来具体负责这一课题，尽管我觉得很有压力，但在老先生的鼓励下我还是承担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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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关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课题论证过程中，除了文献的整理，案头的准备之外，学费孝通先生更注重的是实地考察，为此，他带领我到西安、到兰州等地，参观当地的博物馆，与当地学者一起座谈。一路走一路交谈，使我获益不浅。我将费老的这些讲话整理出来，陆续发表，引起很大的反响。

　　由于老先生年龄大了，不能深入到西部最偏远的地方做考察，但这也挡不住他对西部基层农村的深切关怀，每次我从西部农村考察回来，他都要急切的看我的考察报告和考察笔记，还有我拍的有关录像与照片。并不断地发表他的看法。

　　老先生在生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和老先生在一起交谈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也是自己一生中在学术上获益匪浅的时间段。老先生去世后，我在网上看到谢泳先生写的《晚年费孝通》的文章，他认为：“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年轻一辈如果不走近他的内心世界也许很难理解他。他的晚年，或者说他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政治家（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称呼）的世界，这一面为人所知，另一个则是社会学家的世界。前者是公众的，而后者是个人的，理解晚年费孝通，非走入费孝通的个人世界不可。”看了这段话以后，我自问，自己是老先生的学生，晚年和先生的往来也不可谓不密切，但我真正了解老先生吗？我走进过他的内心世界吗？我没有把握。我们这些学生和老先生在一起，除了谈学术还是谈学术，学术之外的事情基本不涉及，我从不问，老先生也从不说。

　　只是有一次，我问老先生：“您相信命运么？”他回答我说，什么是人的命运，这很难捉摸。但他认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会有一双看不见的鸿蒙之手，借助不同的人来承担不同的历史责任。他认为，他能在这样的位置上产生这样的思想，产生这样的历史作用，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而是鸿蒙借他的手在起作用。我理解他的意思，个人的发展及成就，包括思想其实都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产物。许多事情并不是个人能够左右的。

　　在“费孝通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李慎之与费孝通素有交往，是费孝通在晚年比较能谈得来的一位朋友。1997年，他们有一次聊天，李慎之提出了一个问题：“费孝通”这篇文章怎么结尾？这个问题理应该有个愿望在内。如果确实有，这个愿望应该是很多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事实上，从高层人物到平民百姓，从政界到学界，从亲传弟子到私淑后学，却有很多人都在关注着暮年费孝通，看他最终定位在什么地方，听他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费孝通在一次小范围谈话时说：“李慎之提的问题很有意思。我从这个问题领悟到，现在一些知识分子对我有一个冀望，希望我回到早年一二·一运动的时候，也就是民主运动时的位置上。我这一生过得很不容易，到现在已经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了。两岸猿声，我的体会是指别人的议论纷纷。啼不住就让它啼去好了。不计较对我怎么评论，这一点我做得到。可是人家对我的冀望，很明显有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在里边。两岸猿声可以不问，国家的前途却不能不想。个人这个轻舟快要过去万重山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才开始，整个国家才过去几重山，还会有一段很艰苦的时间。从小农经济走向跨国经济，我们不是一个轻舟，而是个沉重的大船。这个大船要进入21世纪。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去履行时代赋予的责任，确实值得认真想一想。“

　　正像前面所说的“鸿蒙借君手”，费先生认为：“看来我这篇文章结尾，结束语是什么，生命的句号划在什么地方，不是我自己能够决定的，而是要由整个时代来定。是时代定位，不是个人定位。眼前是一个什么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有什么意义，我这样一个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做些什么事情，最终能给答案的只能是时代，是历史而不是我自己。”

　　现在老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他画的句号，我们已经看到了，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我为找这条路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做“文化自觉”这篇文章。“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快过完了，句号划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个问题。我想通过我个人划的句号，就是要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

　　为过这最后一重山，老先生花了几乎十年的时间，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一篇接一篇的书写以“文化自觉”为主旨的长文章。如果说以前，我虽然是他的学生，曾经跟随他出去考察，也聆听过不少他的教诲，但我对他晚年的思想，认识还比较表浅的话，而自从先生去世后，我在不断地看他近十年的文章，不断地体味他和我每次的谈话，对先生晚年的思想开始有了一个较深的认识。我是1996年到北大学习的，所以，我接触得最多和最熟悉的正好是老先生这一阶段的思想。我曾编了一本《费孝通晚年思想录》，收集到这本书中的系列有关谈话都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每次的谈话内容现在看起来都是老先生对“文化自觉”这个概念的不断阐述。包括他让我做的西部人文资源的课题，也是希望通过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的一种“文化自觉”的行为。

　　费孝通先生认为，最近二十年，中国的发展比较顺利，有些人就认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生产力上来就行了，没有重视精神方面。实际上，我们与西方比，缺了“文艺复兴”的一段，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补课，这决定着人的素质。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很快，没有很好的素质，就无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

　　他认为：“我们国家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国家的经济没有底子不行。经济底子发展之后，还要出现一个文艺的高潮，如果看得远一点，我们就应当有一个这样的准备。”这是平时他反复说到，但又没有引起大家注意的问题。

　　他说，“我们的文化面临着一个挑选，它的发展有两条路线，这是两条很根本的路线，也许就是不同的东西方文化差别。”他认为，这种讲法是比较超前了，是将明天的话在今天讲了，但这种讲法目的是要我们回头去看看中国文化的传统。

　　现在看来，他的这些看法在当时的确是超前的，而放到现在却正好。现在中国的经济是发展了，但文化的问题开始出现了，怎样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怎样规范人的道德行为，又如何创造出具有时代性的中国当代文化和艺术，让中国在迎来了一个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在迎来一个文艺大发展的高潮，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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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时希望我们能回头去看看中国的文化传统，并认为，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而现在国家启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程所应该探讨的就是这一问题。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费孝通先生也有很深的思考。他认为，在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怎样才能创造出一个人类共同的文化，这是一个大问题，怎么创造，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但世界一体化的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文化规则和社会次序，甚至要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行为准则。这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他说：“‘和为贵’的观念，是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把这种‘和’的观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民族观念很不相同。我认为‘和而不同’这一古老观念仍然有很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承认不同，但要‘和’，这是世界多元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而现在人类拥有的武器能量已经基本可以在瞬间毁灭地球，可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

　　9·11事件的发生，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印度与巴基斯坦等国家之间的越来越升级纷争，都证明了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见解非常正确，而且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和’的局面怎样才能出现呢？我想离不开承认不同，存异求同，化解矛盾。化解的办法中，既要有强制，也要有自律。”“世界各国既然现在属于一个地球村，这个‘村’里就应该有一套‘乡规民约’大家认同，自觉遵守，否则就要乱套。‘乡规民约’与法律不同，时习惯化的、自动接受的，适合社会自我控制，是一种内力。中国老话里讲‘克己复礼’，这个‘礼’是更高的‘乡规民约’。”[5]

　　费孝通先生的这一看法和理念，对于当今世界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一位中国学者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东方智慧。在这样的基础上，他要求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重新认识自己古老的传统文化。

　　他说，我们不要认为只要是传统的、民间的文化都是落后的，不合理的，都是要丢掉的或抛弃的。其实里面还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值得我们今天新的文化借鉴的，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新的文化发展的基础。当然明确的说来，在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中是有很多不好的、落后的东西，是我们今天要抛弃的，但我们不要倒洗澡水，把孩子也给倒掉了。要留下许多优秀文化的种质，并在这基础上让它们得到重新发展，为人类的未来发展不断的提供新的养分。

　　他举例说，我们中国人在这地球上生活了几千年，那时候并没有现代概念中的医院，但是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办法，有许多办法很经济、很实用，比如针灸、拔火罐、刮沙等等，有时并不需要药，就能解决问题。不但简单而且副作用很少。也就是说，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中实际上是有很多好东西，值得我们去继承和挖掘的，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了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究竟有多深的了解，在这方面我们要好好的去研究和认识[6]。

　　在一次有关西部课题的讨论中他告诉我说：“所谓美和不美，实际上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看法，其实人的智力和习性也都大体相似，但为什么世界上还会有那么多不同的文化存在呢？那是因为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所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原因的不同，才造成了文化上的不同差异。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我们不是要消除这些差异，而是要从更深刻的意义上去认识这些差异。我很赞成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的理论，将其用在当今的时代是非常合适的。随着通讯和交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近，地球也越变越小，地球村的概念也开始出现。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注意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特点，要在“和”的背景下找到我们民族文化的自我，并真正认识自我，知道在新的时代中华文明存在的意义，中华文明要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的什么样的贡献。我常说的“文化自觉”实际上也包括了这一层的含义。“

　　我理解他的意思，他是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庄，我们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是这一村庄的居民，这些居民们要在一起共同和谐的生活，就必须要学会相互的理解和相互的尊重，但这种理解和尊重必须要建立在自尊和自信的基础上，而我们对西部文化传统的认知、理解、诠释和研究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建立这种自信和自尊的过程。正如余世存先生所说的：“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说可谓自卑或自大的解毒剂，他以阔达的态度指明人类的发展前途在于“各美其美”，在于“美人之美”。”

　　我的思绪回到了费先生的墓前，费先生的墓是由两块石头构成的，一块平铺的小石头，上面放着一本打开的书，费先生的女儿说：“爸爸一辈子最爱的就是读书，因此把书当成他的墓碑对于他来说是最合适的，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一本打开的供大家阅读的书。”在小石头的背后立了一块大石头，在石头上有一段话：“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人一代一代的创造，把时间变成了积累的基础。在人文时间里，留住了生命、时光，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刷了。”

　　我想用这段话做他的墓志铭是再好不过的，因为， 费孝通先生生前总是说：“每个人作为生命的个体，总是会在这个世界消失的，但作为整体的人文世界，却是生生不息的，这个人文世界是由许多不同人的思想所凝聚而成的。我们的生命消失了，但我们的思想却会融入到生生不息的人文世界中。”所以费孝通先生虽然去世了，但他丰富的学术思想，却成为了永远不灭的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人文时间里，留住了生命、时光，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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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文化的传统与创造》，《费孝通全集》十四卷。

　　[2] 同上。

　　[3] 费孝通：《谈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问题》《文艺研究》2000年第4期。

　　[4]费孝通：《九访兰州、两次讲话》，《文艺研究》2001年第六期。

　　[5]费孝通：《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张岂之等主编《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2001年东方红书社出版。

　　[6]费孝通：《全球一体化发展中所遭遇的文化困境》，《民族艺术》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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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主体性与历史的主人  


——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费老一生的学术其实更多是围绕文化主体性而展开的，他所期望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与发展，是中华民族成为其自身发展的历史的主人，中国知识分子则承担引领社会与文化走向“文化自觉”、“文化自决”的历史责任。



费孝通先生题词

今年11月2日，是费孝通先生的百年诞辰。费老的一生，与他所时刻关注的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出生于清代末年，成长于民国时期，早年接受的是与中国传统并未完全隔绝的新式教育，而在其青年时代，又负笈英伦，接受当时最为严格的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归国后，在中国最动荡的战争年代，费老成长为这一时期中国学界最知名的知识分子之一。1949年后，费老以满腔热情参与新中国建设，却又在1958至1978年间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艰难。改革开放之后，费老不但一如既往地参与学科重建，培育人才，而且“行行重行行”，深入到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新实践。因此，当他2005年去世时，费老不仅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或社会实践者。费老的这种将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人生，也许是今后的学者难以企及的。

在费老百年寿诞之际，我们如何缅怀费老的学术与人生？如何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与责任？费老的学术观点还能适应当代中国的转变吗？我们又当如何继承和发扬费老的学术观点？或者，费老如果在世，面对五年之中的社会转型，他又会如何提问？上述的种种疑问，仍是需要我们给予回答的。

一、费老不同于“传统的士绅”

首先，很多人依据费老的人生经历很容易地将费老视为中国传统绅士的继承人，譬如，最近出版的一本有关费老学术史的研究著作，书名就题为“最后的绅士”，尽管这本著作并没有直接指称费老就是“最后的绅士”，但隐含的结论似乎也是认为，费老活跃于学界、政界，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中国士大夫的道路。

不过，在我们看来，简单地将费老比附于传统的士绅似乎是不确切的，也未必能得到费老本人的认同，尤其是在费老的早期思想里，曾对这一社会阶层有过非常严厉的批评。

费老对士绅的批判主要来自于费老对中国皇权的否定。在费老看来，中国皇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暴力。这种暴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皇权的获得与变更完全是依赖武力决定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另一方面是皇帝垄断一切权力，君主的权力不受限制，所有的官员只是其仆人与工具，并不真正拥有权力。

费老认为，绅士在中国皇权的绝对控制之下有三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合法化王权，这一过程起始于汉董仲舒所发明的“天意”、“天命观”，使知识分子获得了对王权进行象征诠释与合法化的资格；二是用儒家的伦理来规范和限制王权的滥用；三是绅士透过对地方社会的掌控将皇权限制在一定空间范围。费老认为，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顶端是中央政府，底部是地方自治单位，皇权最终需要通过绅士这类中介传达到基层，绅士因此可以一定程度上消解与抵制皇权，也可以透过其在朝廷的亲属、同学或朋友间接影响皇帝本人的决定。总之，绅士阶级承担了帝国体制下承上启下的责任。

在费老看来，绅士虽然客观上起到了限制皇权滥用，并提供地方公共性的作用，但却并非出自崇高的动机，相反，其动力是“逃避被支配的命运，同时接近权力的泉源”。“在不受限制的君主权力之下，不仅要保护他们自己，而且保护他们的亲属和整个家族，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依靠宪法或者法律的手段，而且也靠个人的影响。这正是他们所寻求的，不是向皇帝的权威挑战，而是去接近他，并为他服务，同时从这种服务中得到好处，争取把皇帝要求的负担转移到那些阶层较低的人的身上去。有产阶级企图使帝王的权力在他们身上失效，从而避免老虎的攻击。成群的官吏连同他们的亲属，在中国社会里形成一个不受法律影响的特殊阶级，他们可以免去税收和征兵的义务。然而，他们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力。”（参见《中国绅士》第8页）

这就是说，费老认为传统士绅的行为只是为了在皇权的高压下明哲保身，避免自己或其周边的人成为君主权力的牺牲品。他们屈服于皇权，既不具备斗争性、革命性，甚至也不具备完整的公共性，因为他们很可能只保护一个小团体的利益，甚至会将皇权的暴力转嫁到更低社会阶层。费老甚至批判他们主要的知识资本对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也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不懂技术知识的，他们的垄断权是建立在历史智慧、文学消遣，以及表现自身的艺术才能的基础之上的。”（参见《中国绅士》第三章）换言之，他们的知识只是一种脱离现代知识体系的自我消遣、自我陶醉或麻醉，让他们能在帝国阴影下过一种优雅的生活。

显而易见，对于致力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费老来说，至少是从费老早期的观点来看，他是绝对不会认为中国传统的士绅能够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的。事实上，费老也从来没有认同自己属于这一阶层。在他晚年的一份自述里，他明确地表述：“我从小有机会接触这个阶层的人，所以对他们比较熟悉，并且在我一生的经历中看到了这个旧中国士绅阶层最后走过的路程。”（参见《费孝通文集》，下同）也就是说，他更多是把自己视为这一阶层衰落的历史见证人，因此，即便是考虑晚年费老对传统士绅的批判趋于缓和，费老大概也不会认为自己走的是一般传统士绅“读书做官”或者“优游林下”的老路。



二、以“学以致用”为职志

其实，费老真正认同的是成为一个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按照费老自己的说法是“通过吸收新的知识来把传统精神贯彻出来”。

费老所理解的中国优秀的传统精神，尽管没有系统表述过，但被他多次强调、认同并认为是他一生为学的根本态度：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费老据此认为，这是他与海外学者，譬如他的老同学爱德蒙·利奇相区别的地方，他们或许以发现和创造新的知识与理论体系作为其职业目标，但费老强调他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用他的知识回报社会，参与社会实践，帮助社会进步。

对自己的学术志向，费老曾有一个比较详尽的表述：

这种“学以致用”的思想一直贯穿在我的学术研究中。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本钱就是有知识，有了知识就要用出来，知识是由社会造出来的，不是由自己想出来的。从社会中得到的知识应该回报于社会，帮助社会进步，这就是“学以致用”。“学以致用”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意思就是说，得之于社会要回报于社会。我是跟着中国这一传统进行我的工作的，这也是我的志向。这志向并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跟着中国的传统学来的。但是我是通过吸收新的知识来把传统精神贯彻出来，我希望这样做，做得如何我自己不敢说。

费老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实践的。首先，费老学术的焦点来自于中国的现实问题。费老曾把他所经历的中国时代变迁归纳为“三级两跳”：其中“三级”是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而“两跳”中，第一跳是指中国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开始变为一个引进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社会，第二跳则是当代所展开的中国从工业化走向信息化的时期。费老的学术就是围绕着中国如何实现这“三级两跳”而展开，从早期的乡村工业化、到后来的小城镇研究、区域发展模式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研究以及全球化问题思考，都是紧紧扣紧这一主题。其次，他在认识与研究方法上倡导和推动社区调查，即便在晚年，也在身体许可范围内，深入实地调查，或者把学生派到田野之中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费老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学者，从早期的民主运动参与，到后期在国家领导层的政治参与，费老不仅以自己的知识为社会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还亲身参加到社会实践之中，虽然这使得费老一生命运曲折起伏，但费老从没后悔过自己的人生选择。

也就是说，费老虽然对现实生活中士绅的庸俗生活有所批判，但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与价值有高度认同。在费老看来，每个人其实都有自私的一面，儒家的“仁”与“克己复礼”，就是主张用公控制和改造私，从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会以一己之私来衡量个人得失，而是能够“推己及人”，从公共性角度看待其个人的境遇。我们看到，费老所推崇的一些师长都具有这一品质，典型如潘光旦先生，直到遭遇迫害死在费老怀里时，他有的不是“抱怨”与“冤屈”，而是对时代及其命运的理解。事实上，费老终其一生，都在感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类优秀品质在一代一代间日渐衰减，到了晚年，费老更明确地呼唤用儒家的“德性”传统重建中国社会的“道义秩序”。

费老对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强调也是与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费老使用“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社会结构，这一概念实际是认为中国社会的所谓公的领域是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的。因此，中国社会的“道义秩序”实际取决于“差序格局”中中心个体的“德性”。在费老看来，中国历史经验表明，仅仅依赖暴力是维持不了中国社会的整合的，以“德”服人的“王道”最终要胜过以“力”服人的“霸道”。儒家承担起的责任就在于规范和引导权力中心，使社会控制能够走上“王道”而非“霸道”，国家与社会良好的秩序才有可能最终实现。因此，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与精英有责任继承儒家的这一传统，承担起建立中国社会公共性的责任，用他们的知识参与到社会实践过程之中。

但是，费老明确意识到，知识分子的知识是需要随时代而更新的。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依赖中国传统知识与历史经验来推动和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因此，吸收与发现新的知识才能更好地完成“学以致用”的使命。因此，费老在其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视的两点：一是不断从现实社会生活中总结与发现新的现象与新的问题，包括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以及内外社会环境的变化；二是费老知道中国的现代化遭遇只能通过现代知识体系来加以认识，因此，费老到晚年还强调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需要“补课”并亲身付诸实践。事实上，直到晚年，他的观点仍然能够产生国际性的学术对话，仍具有国际性的学术视野与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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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学以致用”为职志

其实，费老真正认同的是成为一个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按照费老自己的说法是“通过吸收新的知识来把传统精神贯彻出来”。

费老所理解的中国优秀的传统精神，尽管没有系统表述过，但被他多次强调、认同并认为是他一生为学的根本态度：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费老据此认为，这是他与海外学者，譬如他的老同学爱德蒙·利奇相区别的地方，他们或许以发现和创造新的知识与理论体系作为其职业目标，但费老强调他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用他的知识回报社会，参与社会实践，帮助社会进步。

对自己的学术志向，费老曾有一个比较详尽的表述：

这种“学以致用”的思想一直贯穿在我的学术研究中。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本钱就是有知识，有了知识就要用出来，知识是由社会造出来的，不是由自己想出来的。从社会中得到的知识应该回报于社会，帮助社会进步，这就是“学以致用”。“学以致用”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意思就是说，得之于社会要回报于社会。我是跟着中国这一传统进行我的工作的，这也是我的志向。这志向并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跟着中国的传统学来的。但是我是通过吸收新的知识来把传统精神贯彻出来，我希望这样做，做得如何我自己不敢说。

费老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实践的。首先，费老学术的焦点来自于中国的现实问题。费老曾把他所经历的中国时代变迁归纳为“三级两跳”：其中“三级”是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而“两跳”中，第一跳是指中国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开始变为一个引进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社会，第二跳则是当代所展开的中国从工业化走向信息化的时期。费老的学术就是围绕着中国如何实现这“三级两跳”而展开，从早期的乡村工业化、到后来的小城镇研究、区域发展模式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研究以及全球化问题思考，都是紧紧扣紧这一主题。其次，他在认识与研究方法上倡导和推动社区调查，即便在晚年，也在身体许可范围内，深入实地调查，或者把学生派到田野之中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费老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学者，从早期的民主运动参与，到后期在国家领导层的政治参与，费老不仅以自己的知识为社会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还亲身参加到社会实践之中，虽然这使得费老一生命运曲折起伏，但费老从没后悔过自己的人生选择。

也就是说，费老虽然对现实生活中士绅的庸俗生活有所批判，但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与价值有高度认同。在费老看来，每个人其实都有自私的一面，儒家的“仁”与“克己复礼”，就是主张用公控制和改造私，从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会以一己之私来衡量个人得失，而是能够“推己及人”，从公共性角度看待其个人的境遇。我们看到，费老所推崇的一些师长都具有这一品质，典型如潘光旦先生，直到遭遇迫害死在费老怀里时，他有的不是“抱怨”与“冤屈”，而是对时代及其命运的理解。事实上，费老终其一生，都在感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类优秀品质在一代一代间日渐衰减，到了晚年，费老更明确地呼唤用儒家的“德性”传统重建中国社会的“道义秩序”。

费老对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强调也是与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费老使用“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社会结构，这一概念实际是认为中国社会的所谓公的领域是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的。因此，中国社会的“道义秩序”实际取决于“差序格局”中中心个体的“德性”。在费老看来，中国历史经验表明，仅仅依赖暴力是维持不了中国社会的整合的，以“德”服人的“王道”最终要胜过以“力”服人的“霸道”。儒家承担起的责任就在于规范和引导权力中心，使社会控制能够走上“王道”而非“霸道”，国家与社会良好的秩序才有可能最终实现。因此，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与精英有责任继承儒家的这一传统，承担起建立中国社会公共性的责任，用他们的知识参与到社会实践过程之中。

但是，费老明确意识到，知识分子的知识是需要随时代而更新的。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依赖中国传统知识与历史经验来推动和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因此，吸收与发现新的知识才能更好地完成“学以致用”的使命。因此，费老在其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视的两点：一是不断从现实社会生活中总结与发现新的现象与新的问题，包括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以及内外社会环境的变化；二是费老知道中国的现代化遭遇只能通过现代知识体系来加以认识，因此，费老到晚年还强调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需要“补课”并亲身付诸实践。事实上，直到晚年，他的观点仍然能够产生国际性的学术对话，仍具有国际性的学术视野与眼光。

三、“文化自觉”旨在“文化自决”

尽管费老身上打下了中国传统的烙印，并且，他也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精神的重要意义，但他并不认为传统可以救中国。事实上，费老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推崇“学以致用”，希望知识分子具有“文化自觉”的精神。

晚年费老，更进一步认识到了个人自主性的作用。1993年费老所撰写的“个人·群体·社会”一文中，对自己一生的学术作了一个总结与梳理。费老认为他个人早期学术上最重要的忽略是“只是社会不见人”，即过分重视了社会对个人的塑造而忽略了个人的主体性。费老以“文革”中的个人经验为例，说明相对于社会这个实体，个体的人同样也是一个实体，个体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社会结构的模塑，甚至可以是“社会的对立体”。这种“对立”与“反叛”也就成为社会结构变化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我们需要“一方面既承认个人跳不出社会的掌握，而同时社会的演进也依靠着社会中个人所发生的能动性和主观作用”。即费老认为，我们每个人既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下行动，也参与新的社会建构，我们每个人的思考与行动既受制于历史，也同时在创造新的历史。因此，民族的发展，取决于该民族中的个体的集体自觉。显然，作为社会精英，该民族中的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实践与“学以致用”，就不仅是继承与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也是知识分子所必须承担的一种历史责任。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费老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在费老看来，“文化自觉”实际就是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知识分子的责任就在于正确完成对其自身文化的自我认识，从而“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

费老指出，这种“文化自觉”既不是“文化回归”、“坚守传统”，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大家根据自己不同的文化传统来进行创造，这就是文化的自觉和自新。自新，就是自我更新，从传统的基础上来自新，而不是从零开始”。费老预言21世纪将出现“人类文化的自觉”，原有的“西方中心论”引导下的文化研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已无法体现非西方文化的自主性和生命力，新的“文化自觉”的风气将逐步在世界各地展开。因此，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代世界，中国知识分子不应该丧失这一历史机遇，“在新一页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应该有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的恢弘篇章，在世界上起一个带头的作用”。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回顾和前瞻》一文里，费老明确表述：

在就要结束这篇讲词的时候，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争取文化选择的自决权问题。在人文重建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接受外国的方法甚至经验，但所走的路要由自己决定。文化自觉、文化适应的主体和动力都在自己。自觉是为了自主，取得一个文化自主权，能确定自己的文化方向。相应的，在我们这些以文化自觉、文化建设为职志的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来说，也要主动确定自己的学科发展方向。

因此，费老一生的学术其实更多是围绕文化主体性而展开的，他所期望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与发展，是中华民族成为其自身发展的历史的主人，中国知识分子则承担引领社会与文化走向“文化自觉”、“文化自决”的历史责任。（李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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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费孝通

赵唯辰


【知识分子费孝通】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费老 结束了他半个世纪无愧于心的考察。




1981年10月，费孝通回到了江苏吴县老家，他已经24年没有回老家看看了。


1939年，29岁的费孝通根据对家乡吴县下弦弓村的考察，写下了中国重要的社会学著作《江村经济》，学界轰动。彼时，费孝通以为，《江村经济》只是他毕生工作的一个起点，他想要了解的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一小部分，而是志于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然后，他经历了抗战、内战。


1957年，47岁的费孝通再次回到吴县考察，他对家乡合作化后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费孝通在《再访江村》里，对农村的副业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回北京后不久，费孝通被错划成右派，饱受磨难。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费孝通没有进行任何研究。


再次回到吴县，他已经是71岁的老人。费孝通当年采访过的人，那时也和他一样，已经是两鬓花白。这次，通过实地考察,费孝通发现乡镇企业是农村发展的关键……


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致力于用社会学的知识去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状况。如今，费先生辞世之日，24年过去了，我们回头去看时，会发现，三次吴县考察，正折射出这位世纪老人与中国以及中国乡村近一个世纪休戚与共的关系。


费孝通先生有很多头衔，比如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等等，但他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家，60多年以后，其作品《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已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必读之书，而《江村经济》还是费孝通的母校———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生的必读书之一。其影响，形诸于生活领域，就是我们平时常常听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之类的说法。这种针对不同形态的经济区域进行类型研究的方法，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费孝通在几次调查的基础上，率先提倡运用的。费孝通不是温州人，但在温州人眼里，他对温州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无人可比。


“小商品，大市场”已经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温州模式的经典概括。1986年2月，费孝通写了《小商品，大市场》文章，使得温州人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1994年，费孝通第二次考察温州，再次发表《家底实创新业》。1998年，费孝通就温州三次发文《筑码头闯天下》。三篇文章，影响深远，温州人深切感谢这位老社会学家的远见卓识：“在温州模式的发展过程中，费孝通凭着他的唯实精神，每次都是通过考察，坚定地站在了捍卫温州的立场上。 在学术领域之外，费孝通的一生也涂抹着许多传奇色彩。


　养伤写出《江村经济》


1935年负伤回到内地后，费孝通听从姐姐的劝告，来到吴江县开弦弓村养伤，利用这段时间，费孝通对开弦弓村(后来在论文中费孝通为该村取了一个学名叫“江村”)进行了中国江南村落小社区的田野调查。到达英国后，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


1939年《江村经济》在伦敦出版，该书即成为欧洲一些学院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勇者费孝通】


除了学术研究之外，费孝通还有两件事可以被记住。第一件事发生于1945年11月25日晚，费孝通、钱端升、伍启元和潘大逵四位教授在西南联大的民主草坪一带参加六千余人与会的“反内战讲演”。当演讲轮到费孝通的时候，枪声响了。面对着专制者的残暴，费孝通没有退缩，而是发出了比枪声更为响亮的呼声：“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


第二件事发生在次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费孝通面临的处境十分危险，在美国领事馆的帮助下，费孝通及其家人避到了美国领事馆。但是费孝通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对专制的批判，他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到：“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这是解放前的费孝通。


被《毛选》点名


解放前夕，钱伟长和费孝通都在清华大学任副教务长，分管文理科。当提出院系调整时，两人都主张维持清华大学原来的综合大学的格局，不同意院系调整只搞工科方案，可这个意见没被采纳。


1957年两人都成了右派，而且都是在《毛泽东选集》中被点了名的人物。据说还是因为毛主席讲了话，才最终保留了他们两人的教授位置。


生死爱情两次传奇


费孝通的爱情让人唏嘘不已。爱情的开始很普通，费孝通与王同惠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相识，在共同感兴趣的学问切磋中相知，渐渐产生了感情。1935年夏，费孝通和王同惠在未名湖畔举行了简朴婚礼。9月，这对新人应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瑶山。但是，谁会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此次学术之行兼蜜月之旅，竟然会有着一个生死离别的结局。


费孝通误入瑶人设下的“虎阱”，被木石压住。王同惠奋不顾身地把石块逐一移开，但费孝通足部已受重伤，不能站立。王同惠赶紧跑出森林求援，从此一去不返。次日傍晚，才有人发现了费孝通，第七天在湍急的山涧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此时，她与费老结婚才108天。


在奠定费孝通社会人类学巨擘地位的《江村经济》一书的卷首，费孝通深情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1939年，费老在昆明与从印尼回来的孟吟女士结婚。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女儿。为了纪念前妻，费孝通给女儿起名费宗惠，昵称“小惠”。


孟吟不是王同惠那样的知识分子，但也很有教养，通情达理。费孝通对她有以下描写：“我的爱人是农村来的，她的父亲是村民，但不是真正的农民。我喜欢她是由于她有一些我所缺少的东西。她单纯，有‘乡土气息’。她不喜欢看电影，但喜欢在屋里屋外劳动。她殷勤好客。这是在农村养成的性格。”在十年动乱中，孟吟与费孝通同甘苦，共患难，此后相伴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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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家乡到研究中国】


重建中国社会学


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费老是中国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79年以后，他对重建中国社会学做出了很多贡献，他是重建社会学所和社会学协会的元老，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联系实际，让社会学中国化，一生以富民作为自己的目标，每年都有几个月到农村去进行调查研究，带出了好的学风。他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的位置上，提出了许多富民的主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


为人民的学术


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


我找到费孝通，是通过他对乡土中国的描述，从历史的变迁进行客观调查分析，认为小城镇包含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大问题。他从农村开始到小城镇，再到区域经济的研究，再到全国一盘棋的研究，构造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另外他非常注重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学以致用，志在富民。在他80岁生日那天，有人问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他说志在富民。他的学术是为人民服务的学术，他说：“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也可以做食粮的。”他“反对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为定量而定量”。


从研究家乡开始


程中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我在南京《江海学刊》任主编的时候，和费老有过文字上的交流。那是他投来的关于小城镇建设的文章，他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在小城镇的功能、意义、特点的描述上，我感到他对中国实际问题抓得很紧。他主张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让农民从农村出来，进入乡镇企业工作，小城镇就像是储蓄所，农村经济发展的时候要进城，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就回家。我认为他抓住了中国农村发展的关键，他的文章一共发了好几篇，影响很大。还有，他的文风很好，深入浅出，用的是群众语言，道理浅显易懂，讲得很透。另外，他对家乡的研究很投入，每年总是要到江苏苏州一代考察，从最熟悉的地方开始研究，研究了老家一辈子，走出了一条如何发展中国的路子。


影响了一代人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他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人类学的方法，就像是解剖麻雀，在方法论上是中西结合，他后来虽然担任了国家领导人，但一直没有放弃学术活动，他影响了我们四五十岁的这一代人。他对小城镇的研究，对中国农村的城镇化改革具有指导意义。（黎光寿）


【费孝通生平】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祖籍江苏吴江，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


学术研究初期


1935年，费孝通与王同惠结为伉俪。


同年，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取得该校公费留学资格。出国前偕王同惠赴广西实地调查，在瑶山迷路失事，王同惠身亡,费孝通受伤。


1936年秋，费孝通抵英，师从布·马林诺斯基完成博士学业，根据其在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论文《江村经济》。


第一个学术丰收期


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返回，任教于云南大学，成立社会研究室开展调查工作。


1939年，与孟吟女士结婚并生下一女。


1947年，返回北平，在清华任教，出版《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著作，并从事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


动荡的岁月


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费孝通被错划成右派。


1959年，摘帽后，配合当时中印、中阿、中巴划界工作。


1966年起的十年浩劫中，受到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住牛棚、下干校。


新的学术生命


1979年起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着手“重建中国社会学”；


1981年在英国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颁发的赫胥黎奖章；


1982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1993年日本福冈获亚洲文化大奖。

【“圈外”作家费孝通】


作家曹聚仁在谈到费孝通文章时，说费孝通与红学家王昆仑、哲学家冯友兰等社会科学家虽然“都不以文艺作家见称”，但是他们的文采，却“是其他作家所不能及的”。


费孝通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但是他却有不一般的文学成就。其散文随笔和诗歌尽管是学术耕耘之余的“副产品”，然而行文朴实优美典雅，灵动多姿，洞察世态人生，是完全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欣赏的。而高出那些作家的地方，则是费孝通作品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又散发着学者特有的博大精深气息。


费孝通从小就有文学天赋，他甚至一度有志于文学创作。他14岁时即曾在《少年》杂志上发表作品。自那以后，他勤奋笔耕了一辈子。有人说，在当今学术界，就散文写作来说，只有于光远可与费孝通媲美少年才俊，老来不一定了。（黄小丹 四方）


费孝通是一个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的人，没有这个一以贯之的积极人生态度和思维劳作，他的笔也许早早就枯萎了。


1983年在《江村偶读》一诗中，费孝通叹道：“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这是他一生孜孜不倦学习、实践、作文的一个生动写照。


一次他参观梅兰芳故居时，有人出了个上联“早春前后，大江南北，一例前生事”请他对。这实际上暗指费孝通一生中1957年罹难和复出后施展宏图的历史。费老慨然对曰：“千秋功罪，文章高下，尽付后人论。”


其实又论什么“高下”？只要我们读这文章时感到愉悦，能从中领略作者迷人的人格魅力而受到鼓舞，就行了。


■记者手记：初识费孝通


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知道费孝通了，当然，不是因为他的《江村经济》———而是一本关于怎么学习英语的书，专门写给中学生看的那一种。说实在的，那本书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它的序言却依稀有些印象，是说，作者“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住牛棚、下干校，无书可看，只能翻阅一本英语大词典，遂有些心得，写此一书。


后来，大学时期，去湖南旅游，漂流猛洞河，船家说，这个河，最先是费孝通漂出名来的，他还有题辞曰“天下第一漂”……


这两件事，给我留下了关于费孝通最直接的印象，觉得，他老人家，可真是矍铄啊！


后来，读书，读到《江村经济》，读历史，读到《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费老的去世，是中国知识界一个很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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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再出一个"费孝通"还要五十年




乡土中国：费孝通 著
我们的社会关系，像石子投入水中所形成的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社会网络里，一切价值都是以“己”为中心。

费孝通与朱学勤访谈

朱学勤(以下简称“朱”)：曾经有朋友问你，中国再要出一个费孝通，还要多少年？当时你很清醒地回答说，50年。有这个说法吗？

费孝通(以下简称“费”)：我说了。接班人出不出来还不知道，中国变化之后的方向，从自理到自治，要做50年。

朱：我看了您对“二战”胜利的性质的理解，您说那是平民的胜利，您那时的文章写得很好。

费：我那时是知识分子的头头，经常发表政论。符合知识分子的心理，符合知识分子要求的水平，又要西方，又要中国，我两面都有了，我当时是中国最好的columnist(专栏作家)。

朱：您那时的时论、政论写得好，有点像Park所说的Big News(大新闻)。

费：那时是我的社会活动、我的思想的高潮，是民主、人权。

朱：今天看来，您还是对的。

费：我一生超前啊……

蒋介石是厉害的大流氓。他用的手段是邪的一面，毛泽东是用的正的一面

朱：您应该既见过毛泽东，又见过蒋介石？

费：我在西柏坡，第一次看到毛泽东，我佩服他。他的诗、词、文章多漂亮啊。见蒋介石是在美国，他请我们吃饭。他问我，费先生读什么书呀？我说我读我这一行的书。他说，你得学点中国东西呀？我说我中国东西不通。我根本看不起他，因为从我大哥开始，都是反国民党思想，反对做官的。我们当时都讲清楚的，不为做官，回来教书，知识分子要还我知识分子本来面目。但我一直到最近退下来，才还我知识分子本来面目。

来源：广州日报  

朱：对蒋介石个人印象怎样？

费：他就是个上海的黄金荣，是个厉害的大流氓。他用低下手段，用的是邪的一面，毛泽东是用的正的一面。孙中山想用邪的一面，没用上。

朱：你还在西南见到邓小平。

费：他请我们吃饭，开西南政务会议也请我们参加的。我觉得邓小平一直很厉害。当时我们大家的民族观点是强调民族的差别，不要一样待遇，他加了一句“不要强调得太厉害了”。他这点看法还是厉害，当时有一种风气是少数民族自居，他认为要摆稳，汉族还是主体。

大哭一场，大笑一场，懂了历史是怎么一回事情

朱：20世纪50年代初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感受？

费：我也要改呀，心悦诚服，而且觉得很懂了。我还要做样子出来让大家都这么做，示范性的。后来写《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时候，那是反过来帮知识分子说了一些心里话，是客观主义。

朱：所以把你打成右派，你是很意外的。

费：是很意外。我没有想到，我当时红得发紫。所以宣布我是右派时，我大哭了一场，大笑了一场，解决了，我懂了，历史是怎么一回事情。

朱：您既然打成右派，毛泽东还说您文章好，怎么不作点指示来改变您的处境？

费：他请我到他游泳池旁边谈话(1957年)，他说：不要紧，右派有什么关系。我自己戴多少帽子啊。他肯定他自己的话是对的。帽子戴上去，会飞掉的。他真的飞掉好几次，他一直在帽子底下做事情的。

朱：您对当时您那一代知识分子评价不高，认为他们都是很浮夸，不脚踏实地。

费：我对这个队伍看不大起。不是浮夸，是庸俗。因为我是实地调查的人，我接触的事物很多，我附近都是知识分子，我看穿了他们。

朱：我最佩服的是这样一群知识分子，像晏阳初、梁漱溟，还有费达生等，无论你是在日本还是美国学到的东西，你不是在大学里面骗人，而是拿下来，到民间去，给民间增加福利的这一批人，这是我很佩服的。

费：这就是士，是玉，不是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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