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外交的一段往事

     一个偶然，把日本学者川岛真的论文《朝鲜半岛的中国租界》摆到面前。

     作者的目的，是要通过探索民国早 期中日外交档案，揭露“中国自己在别的国家设置象征列强侵略行为的租界”这一“几乎不为人所知的事实”。朝鲜历史上曾经“藩属”中国，早已众所周知。在 21世纪以这样的视角翻旧帐，反倒引起了我的兴趣，便顺着读下去。结果，竟看到一节鲜为人知而又令人拍案的史事。

     明治维新后，日本实力 渐强，一面挑衅中国在东亚尤其是朝鲜的地位，一面阻抗欧美列强特别是俄国在该地域的扩张。1894年，清廷应朝鲜王室请求，出兵协助镇压内乱。日本乘机借 口奇袭清兵，挑起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马关条约》，不但赔给日本台湾和山东半岛，还承认朝鲜独立，废除宗主国地位，“将对朝的主动权交给日本”。 1895年，清朝派出首任驻朝总领事唐昭仪。

     此后，俄国与日本斗法，在中国东北和胶东大修铁路，同时和英，美，德，法，意一道，在朝鲜开设“公共租界”，并策动亲俄王室建立“大韩帝国”。日本不甘落后，大肆移民朝鲜，建立日人“居留地”。中朝两家，夹在中间任人宰割。

          1904 年，日俄因华韩利益冲突火并，在中国“满洲”打了一仗“日俄战争”。东洋胜，更上一层楼，要独霸朝鲜。经过一番筹划，首先取消“大韩”国号，“外交由日本 接受，统监负责”。1910年更签《日韩合并条约》，取缔朝鲜王室，建立日本总督府，正式吞并朝鲜。既然成了日本领土，外国租界当然不能继续存在。总督府 宣布，“所谓废除租界之事，希望至迟到1913年4月1日为止，租界行政事务也能编入地方行政”。

     这一方针影响最大的，不是欧美列强， 也不是日本移民，而是在朝鲜的中国人。因为历史缘由，清代在“仁川、元山、釜山已有中国的专管租界，此外在镇南浦、木浦、群山、城津、马山等地的各国公共 租界里也多有所在”。“民国二年（1913）已突破1万5千人（当时日本人数不足8千）。以出身地而言，山东占八成以上”。 

    这样的大事，日本理应直接和中国打交道。然而，当时“中韩（日）关系置于微妙的情况下”，形势并非如此：

        1912年3月30日，驻朝总领事致函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到“日本政府废除租界的打算，德国总领事对此有异议，向清朝总领事探询意见”。因中日交换信息还在一年之前，虽有“届时帝国政府不使清朝的地位与其他诸国有所差别”的保证，外交部“叮嘱行动上不要晚于各国之后”。 

    显然，外交部对日本避开中国感到不安。于是，清朝末任驻朝的马廷亮总领事因中国租界处理方法不清楚，前往日本总督府拜访总督大人。寺内总督说明如下：

    貴領事以私人資格願疏通意志者，則互敘真意，無庸掛慮。此次租界處理手續，余亦不知其詳，但此次似先以各國租界為對象，其次方為貴國租界。

    意思你是熟人了，虽然不算正式，也赏脸见你一面。趾高气扬，根本不谈实质问题。对马提醒“中国也是当初共同租界章程的签署者之一，不能说毫无关系”，睬都不睬。

    几个月过去，驻日公使汪大燮传回消息，说这不仅仅是顺序问题，而是公共租界和中国“专界”处理方法会有不同。“外交部再令驻朝总领事调查实情”。

    马总领事12月底去总督府，只见到外事课的池边书记官，被告知没有问题，详情请等候总督府照会。直等到过年后都没有下文，才在次年的2月10日，受到外事局长小松绿的接见。

    小松绿何许人也？

    小 松綠(1862-1942)， 出身會津，士族。學於慶應大學，後赴美，於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修政治學，明治二十九年（1896）歸國，進外務省，歷駐美公使館書記官、駐暹羅代理公 使，明治三十 九年（1906）與伊藤統監同赴朝鮮，後任曾根統監、寺內總督的外事局長，於朝鮮初期統治淵源甚深。大正五年（1916）以後以記者兼文筆家身份活躍於 世。

    老资格的外交官。

    他说，“迄今联络上的问题乃因中华民国未受承认所致，甚感遗憾”。话锋一转，“贵国租界与各国 租界稍异，首先处理各国租界然后中国租界的顺序也没有错误”。一阵太极八卦，把处理顺序还是处理方式，搞得云中雾里。不但把日方排斥和拖延的责任推得一干 二净，还暗示中方尚未“正名”，隐隐施加压力，要对方就范。

    对此，马总领事惟有诺诺，转而询问废除租界是否也涉及在租界内的中国会馆和民团。回去便“命令中国租界的会馆等，因公共财产将被没收，应先行明确名义”做准备。还没有搞清对方的来路，就预备缴枪了。

     眼看，中国人在朝鲜的大片资产就要不明不白地“充公”。在这个时刻，新任命的驻朝总领事富士英到任。对于他，作者这样介绍：

     富士英（1880-1926），比起馬廷亮較不熟悉情況，但歷經早稻田大學留學、學部主事、外務部主事、憲政編查館編制局副科員、外交部祕書等經歷，才任朝鮮總領事的實務官。民國八年為止待在外國，釣擔任外交部參事、俄文專修館館長等職。

    乍一看，派这么个小字辈来应付如此尴尬被动的局面，岂不更要成别人的掌中之物？但年纪轻并不等于没有见解，且听富总领事到汉城之后说的一番话：

    首 先，關於此次租界問題的調查，現下正議論各國公共租界，尚未論及中國租界，但各國公共租界中，如鎮南浦等地包含有中國租界，故參加會議陳述意見是至為合理 的；其次，如果會議結果僅是「中國與各國間無異」之類的話，就成問題，更何況再考慮即使是在公共租界中國的僑商也比各國商人多、利害關係也 比各國大的話，就算將來和各國一樣處理，各國的損失小，就只是我國損失大，因此不論此次會議為何，都必須參加。

    难道不是正中要害吗？　

        3月6日，富总领事请求拜访小松绿局长，后者“委婉地拒绝”：让你吃个闭门羹，以后自己知趣，跟着前任学着点儿。

    谁知这个富总领事第二天竟自己来了。面递公文：举出三个具体疑问抗议，提出无论与各国达成任何决定，公共租界的中国租界部分一概不从！

    这回，小松绿只好开门迎客。但板着脸说明立场：中国租界是将来才处理，而此次与领事团协议的结果仍适用于公共租界的中国部分。不再兜圈子，却毫无退让。

        4月中旬，总督府与领事团，就公共租界废除签署议定书。“富总领事一方面继续抗议将中华民国排除在外，一方面在如何保护中国商人利权上费尽心思”。他仔细研究议定书，整理出对其“不满者有四”报备外交部，以便在将来即使不能单独推翻议定书时，为争取中国权益留下余地。

    新旧总领事换任不到两个月，中国立场由一味屈从转为据理抗争，力求与各国地位平等。然而日本已将生米煮成熟饭，对峙状态下，中方仍处于劣势。

        5 月3日，总督府外事局小松绿局长将关于中国租界废除和中国人永租权的处理备忘录送交中国总领事馆。“此备忘录与先前各国议定书内容几乎相同，但有微妙差 异”。接到备忘录的次日，富总领事拜会小松局长，重点就备忘录的第三条提出抗议。　备忘录第三条：「前述清朝居留地內及仁川、鎮南浦、群山與城津各國居留 地中，支那人所有的永租權全變更為所有權」 

    各国议定书第四条：「前述於各國居留地內有永租權者，得依自己選擇將該永租權變更成所有權，此所有權與在朝鮮日本國臣民有同等地位」

    总领事抗议的是：议定书中有选择权，而备忘录中没有。

    永租权与所有权的区别，是富总领事关注的重点。他担心的是，“程度太低”的中国商人无法理解永租权的“国际性质”，因贪所有权的一时方便而失去外国侨民受保护的地位。现在，日本连这个选择都不给，要将中国人的永租权一律变成所有权。欺人太甚，当然要抗议。

    小松局长陈述日本方面的理由：在朝鲜只有中国和日本有专管租界，因此，中国租界不是依据公共租界，而是按照日本租界的处理方法；而公共租界的中国部分则按议定书处理。

    总领事反驳：日韩合并前，在朝鲜的中日两国人地位相同，但现在日本人变成本国人，中国人是外国人，从而把外国人和本国人一并对待是荒谬的。

    小松说：即使专管租界残留永租权，因其地租和公共租界相同，结果是不利的；所以所有权比较有利。“并引用国际公法说”：

    若僅為貴國制定特例，則無論何事都難圓滿。關於國際公法想必貴領事亦十分瞭解，不論何國，在外國享有特權者，僅適用於對付野蠻國家。現下日本對待外國人與本國人相同，此處絕無含糊。

    小松绿此时，理屈词穷，顾头不顾尾了。哪有国际公法把一些国家当外国人，把另一些国家当本国人的？不过他这番话，点出了日本对待中国态度的核心：其他人可以当外国人，唯独中国人，就是要拿你和已为日本臣民的高丽人同等对待！

    既然图穷匕首见，也就没有必要在此层面上继续僵持。富总领事打道回府，向外交部提出努力目标：

    以我僑商現下程度而言，輕率地將永租權變更為所有權並不適宜。現下爭議係譬若非較各國議定書有利，亦不可與各國議定書差異太大。

    在富总领事敦促下，曾对单独与日本抗衡有所担心的外交部，以“事关我国体，侨情甚大”，指示东京与汉城两面进行努力交涉。富氏的信，正当小松绿返东京述职之时发出，目的就是请求驻日的汪大燮公使配合行动，向日本显示中国政府的重视和决心。

    到了临近日本承认中华民国的8月15日，总督府的本多翻译官代表小松绿局长拜访总领事馆，承认备忘录第三点“有不完备之点”，“并传达尚有不满者也请说明的让步态度”。富总领事的要求是，“文字上完全与诸外国平等”。

        “截止目前的交涉过程，在当地的富士英总领事，以有失国家体面为由而进行强势外交。”

     眼见事有转机，却有人出来和稀泥。时已调往横滨任总领事的马廷亮，因汪大燮回国，临时代办，与日本外务省协调。他在9月发表意见，认为富氏对各国议定书的四 点不满都不成问题。于是外务省赶紧表态：“关于公共租界部分，对中国人而言并非不利；关于专管租界则另由总督府和总领事来进行协调”。

    日本方面也明白，无论如何，这件事现在的主导是驻朝总领事。　

         9 月15日，本多翻译官再赴总领事馆，提示让步方案：备忘录第三条删除中国人的永租权改为所有权一文；各国议定书第四条，不只是帝国臣民，也加上“各国人 民”的字眼。对此，富总领事表示认可。但又指出：中国专管租界仍然缺乏永租权和所有权之间的选择，以及永租权纳税额的认定。

     至11月，总督府备忘录确定中国专管租界永租／所有的选择权，税额也与其它各国相同。民国三年（1914）四月，朝鲜境内所有租界废除。

     最后，作者归纳：

     如上所述，關於租界廢除的中日交涉，很難得的是在日本方面的完全讓步下閉幕。由此交涉過程可以明白中華民國執著於保護自己國民的事實，以及顧全國家體面的態度。

     清末民初的中日关系，大和节节进逼，支那连连败退，处处国耻悲歌。这段插曲，令人耳目一新。

    至于作者由此得出中国依然自视为宗主，居于朝鲜之上的说法，实在是牵强附会，难于自圆。其时韩国已亡，何谈外交？独大的日本飚下，中国亦如危卵。难得一点公平，就被如此耿耿于怀。

    不过，仍要感谢作者对历史文献的钻研，勾出尘封在故纸中的真情。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掩卷沉思，钓鱼台风云拂过。观今日官方举动，左摇右摆，不及要领。顾“国体”乎，顾“权体”乎？唯有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