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一个知识分子的暮年反思一段不堪回首的国家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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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住所，最先见到的是原编辑部的郭游和杨平。郭游外形很瘦弱，个子不高，可是火气很大，直筒子脾气，说话不管不顾。我向他们两个了解运动的进展情况。郭游说：“志愿军里哪来的反革命？大嚷大叫的火力倒挺猛，全是没有目标乱开枪。”我深知这老兄的脾气，他在三反运动中受过一些委屈，可能对政治运动有些抵触情绪。杨平这个年轻的见习编辑和郭游正相反，高大魁伟，赤红脸，浓眉大眼，从外形看是个标准年轻军人，可是他的性格却老实到有点窝囊的地步，上眼皮总是下垂着，一说话就脸红，是宣传部有名的老蔫。他只是红着脸笑，并不说话。
正在郭游高声大调地申明他的见地的时候，宣传科的助理员张山跑来了，一进门就紧紧握住我的手，不停地摇着说：“刚听说你回来了，怎么不多休息一些时间！”我说：“接到兵团的信，叫我尽快回来参加运动。”他说：“是啊，是啊，运动一开始，工作更忙不过来了，你再不回来我真有些吃不消了。”论关系，我和张山是前后同学。他是1944年从敌战区北平出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华北联大学习的，我是1945年入华北联大的。他从联大政治班毕业以后就到部队搞宣传工作，有经验，笔头子也快。宣传科另两个助理员丁海和何秀敏都是年轻人，经验少，文字功底也差一些。宣传科长刘鸿飞原是县大队政委，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宣传科起草文件、编写教材等重要的文字工作主要靠张山。运动一来工作时间少了，一个人更忙不过来了。我回来可以分担一些他的工作。张山又热情地问我爱人考学的情况和几个熟人的情况，但没有提到原副部长徐逸人。这两个人性格作风截然不同，工作关系也不融洽。张山走后，我马上到宣传部长韩福贤那里销假。
韩福贤原来是政治部民运部长，在徐逸人回国以前就调到宣传部来了。徐逸人和政治部副主任丁莱夫的关系一直不好，下边议论：丁主任是为了“改善”宣传部的领导，把不懂宣传业务但听话的民运部长调到宣传部来作徐逸人的顶头上司。在当时的部长里边，韩福贤的年纪较大，四十四五岁了，又高又胖，据说有“寒腿”的毛病，大热的夏天腿上也包着护膝。
我向韩福贤简单汇报回国休假的情况以后，韩福贤没有问我一句私事，就像在部务会上讲话一样，郑重地对我说肃清反革命分子是纯洁我们的队伍，巩固革命政权的必需的重大的战略任务，每个党员干部都必须全心全意地积极地参加运动。又把兵团党委对运动的部署、要求和运动期间的纪律等作了一番交待，最后说现在是运动第一，日常的工作由张山向你交待。
当时，我的情绪很高。参加革命以后，历次运动--土改、三查、三反，我都是积极分子。我觉得，正像韩部长传达的那样，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内外的敌人千方百计地想颠覆年轻的革命政权，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反革命分子，对纯洁革命队伍，巩固革命政权确实是十分必要的。我决心全身心地投入肃反运动。
可是我第一次参加宣传部的小组会，就发生了使我感到十分不正常的现象，导致了我和韩部长的正面冲突。
那一次小组会是在宣传部的办公室召开的。参加小组会的有宣传科、文化科和电影放映队的全部人员。主持小组会的是张山，韩部长也参加了。
小组会主要是要大家揭发问题，发言并不踊跃，揭出来的也都是一些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因为没有什么有根有据的重要问题，会场的情绪并不热烈。不料，小组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出现了爆炸式的场面。
“爆炸”是由电影队一个年轻队员小马的发言引起的。小马揭发张山背地里讲丁主任的坏话，说听丁主任作报告是活受罪，尽说车轱辘话，反反复复、啰哩啰嗦，简直是对听报告的一种精神惩罚。
其实，政治部一些年轻干部背地里议论领导--包括丁莱夫副主任工作、生活上缺点的人，并非稀有现象，而且小马揭发张山的问题，在肃反运动中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不料，坐在张山旁边的韩部长突然站起，把手上的记录本往桌子上一摔，红头涨脸地冲小马，说这都是“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挑唆的，徐逸人成心破坏领导和干部的关系。
韩部长这爆发式的一声吼，揭发张山问题却没来由的给原来的副部长徐逸人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大帽子，使大家一时都怔住了。过了一会儿，就有几个曾对徐逸人有意见的人，纷纷揭发“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的“罪行”。诸如：徐逸人态度粗暴，给他汇报工作的时候，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几次找文工团女团员打麻将，影响恶劣等等，虽然都是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但都提高到反革命活动的高度。
韩部长这爆发式的一声吼，虽然师出无名，但引导效果是明显的，我越想越觉得情况不正常。小马在会上揭发张山的不过是背地里议论领导的“怪话”，韩部长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而且把枪口转向了徐逸人？是为了保护张山免受群众的冲击？不是没有可能，张山一直是韩部长跟前的“红人”。张山这人我了解，他并非没有主见、人云亦云的人。他对韩部长的领导也有很多意见，而且语言尖刻，在下边讲韩部长的怪话比别人还“精彩”。但在韩部长面前绝对是谦恭的，韩部长向他布置工作时，尽管有些地方他不同意，但从不提出异议，总是严肃地虔诚点着头，好像他已完全领会，并将坚决执行。所以韩部长一直把张山看成听话的、得力的干部。为了保护张山及时转移群众的“火力”，不是没有可能。问题是，为什么把枪口转向了徐逸人，而且戴了那么大的帽子？。
徐逸人这个人，在副部长当中比较年轻，恃才傲物，对上对下的关系都不大好，尤其是对上，比如与丁莱夫副主任时常发生碰撞。但像韩部长那样的老同志总应该知道，“反革命分子”是敌人，这顶帽子是不能随便扣的。特别是作为运动的领导人，更不能无根据地给人乱扣帽子，否则，就容易形成对运动的误导。韩部长那一声吼以后，不少人跟着“反革命分子”徐逸人长，“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短地乱喊叫，明显地是走火了。
当时我是政治部党支部的宣传委员，觉得应该向韩部长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我一想到给韩部长提意见，心里又有些发怵。虽然韩部长来到宣传部的时间不长，但不多的几次接触和过去在韩部长身边工作的人所说的情况，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韩部长这个人对上、对下是两副面孔。我这个人说话作事一向直来直去，最怕和这种人打交道，可按组织程序，反映对宣传部运动情况的意见又不能绕过韩部长。
不管能不能接受我的意见，还是要说。
晚饭以后，酷暑难消。韩部长拿着一把蒲扇，坐在宣传部办公室旁边一棵大树下乘凉。宣传部办公室正在我住所的对面。我来到韩部长身边，说：“部长，我想对今天的小组会提点意见。”
韩部长冷冷地看着我：“你有什么意见？”我说：“运动刚刚开始，如果没有什么证据就说徐逸人是'反革命分子'恐怕不妥当，特别是你作为运动的领导人，首先给徐逸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更不合适，容易对运动产生误导。”
韩部长的脸色突然变了，厉声问我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我也火了，反问：“你是部长，你说我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他又问我为什么替徐逸人讲话。
我说：“我不是替徐逸人讲话，我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必要。我是对你和几个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提意见。这次运动是肃清反革命，不能把同志关系和工作、作风问题混淆成敌我问题。”
韩部长说现在还没有给徐逸人做结论，还没有定性他是反革命分子。
我说：“韩部长，你和几个人喊出来的可是清清楚楚'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既然没做结论，为什么给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韩部长反问我，徐逸人的言行是革命的吗？
我说：“是否反革命分子是个组织问题，必须有证据，单凭今天大家揭发的那些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能给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吗？”
韩部长语塞，狠狠地一挥蒲扇，让我不用管运动中的事，还让我好好想想，准备交待自己的问题。和我预感的一样，这次说话不欢而散。
第二天的小组会，韩部长一反以往的惯例，不是先听大家发言，而是自己第一个发言，拖长声调说，有的人刚一回来，就对开展运动的情况横加指责，指责宣传部揭发徐逸人的问题是混淆矛盾。小组会并没有给徐逸人定性，是揭发徐逸人有害于革命的言行。有的人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低估群众的觉悟，自己跳出来表演，那么就给他充分的条件让他表演，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韩部长的话刚说完，就有人喊着要替反革命分子徐逸人当保镖的人站起来。
我心里非常火，韩部长这明明又是在引导，不过是把枪口转向了我。徐逸人在国内，在朝鲜无法整徐逸人，就找我当替身。可能以为我和徐逸人关系较密切，整我就可以抓到徐逸人的某些东西。我和徐逸人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于是我就坦然地说：“是我向韩部长提过意见。”我当然没有站起来，只是如实地把我参加小组会后的想法和向韩部长提过的意见详细地说了一遍。
我说明情况以后，多数人没有说话，但有一个人猛地站起来，怒冲冲地质问我为什么对领导的号召打横枪，还要我老实交待和徐逸人的关系。
这一来，进攻的焦点就点明了。接下来，就有几个人要我交待和徐逸人的关系，揭发徐逸人的反革命言行。第二天的小组会也是如此。
当然都没有什么“战果”，以后改换内容，要我交待历史问题，包括我的家庭情况、从伪满到北平读书的情况、日本投降以后从北平到解放区情况等等。提的问题不少，但这一次的小组会火力并不猛烈，我如实回答以后，几乎没有再追问什么。因为我写的自传和各个时期的历史情况包括证明人，档案里都有，入党以前组织已做审查，没有可质疑的地方。而且，我的直感告诉我，整我的目的不在这里。 二。打成右派，“低头认罪”春节过后的批判会出现了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张山发言了。张山是批判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和在肃反运动中态度一样，每次开会只记录别人的发言，自己却从未发过言。现在他率先发言了。他笑着（别人是严肃甚至于是严厉的）对我说，大概你是担心把你打成右派吧，老是不敢大胆地交待问题。谁也没有说你是右派，你应该打消顾虑，敞开思想把自己的问题交待出来。接着他就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几个“可是”下边做的文章。他说和徐孔同志相处当中，发现徐孔同志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学习。徐孔同志在战争中很勇敢，可以说在枪林弹雨中从不畏缩。可是徐孔说过：朝鲜战争比国内战争更残酷、更激烈，也就有更丰富的创作素材。这是徐孔真实的思想，他参加朝鲜战争是为写出成名的作品，在他勇敢表现后面隐藏着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思想；还有，徐孔同志性格直爽，说话坦率，可是他说的话很多是对领导的不满，对工作不满的，徐孔那些坦率的话正是他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观点的自然流露，说明他的立场、他的观点本质上和党的领导和革命工作的需要是对立的……“可是”，文章总有七八条，根据这七八条，我是一个不扣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且是善于伪装的深藏不露的右派分子。
我当时真是目瞪口呆。我没有想到张山这篇“可是”文章做得这么“精彩”。肃反以后的那回饮酒，他推心置腹坦露的心迹，言犹在耳。可是今天竟变成这个样子！我一向以为张山并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他有自己的独立思维，也有做人的良知，只不过注意观察形势，注意保护自己就是了。可是从今天这篇“可是”文章看，我对张山的理解太肤浅了。张山不但善于领会领导意图，而且善于掌握战机，挽弓待发，一箭中的。不但善于消灭敌人，而且善于在消灭敌人当中保存自己。在“可是”文章里，他引证的全是别人的话或者我和别人说的话，他和我在饮酒当中说的那些掏心窝的话，一句也没露。尽管那些话没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但用反右中的技巧略加整理就可以构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即使是我讲的，他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干脆不露，难道这才是真实的张山？
下一次批判会就直截了当地给我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一次韩部长亲自出阵了，他说，我们一直没有说你是右派分子，并不是你罪行不够右派分子，而是给你留有时间，叫你自己坦白交待，争取宽大处理。可是你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拖延狡辩，始终不肯老实交待。韩部长警告道，定不定右派你自己说了不算，是由组织定性的。你的那些罪行，拿出哪一条都可以定你右派。我们的等待是有限度的，你必须端正态度，马上交待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再拖延只能罪上加罪。
会议限定了时间，只给一天时间写出书面交待材料，隔天在会议上作全面彻底的交待。至此，我的问题完全清楚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我是铁定戴上了。
当初，韩部长带领二十兵团宣传部的人马参加批判会的时候，我已经预感到这一次我可能难逃厄运，但总还存在一些幻想。我的思想言行不能说没有错误，但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在文化部批判会议拖了很长时间，也使我给自己的幻想找到一些依据。文化部是反右派斗争的重点单位，批了几个人，批了很长时间，但最后一个右派也没划，说明领导上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掌握是很严的。从批判会上人们的态度看，虽然这一次也是韩部长坐阵指挥，但和二十兵团宣传部肃反运动的情况不同。批判中也有“加温”现象，但没有打骂等暴力逼供行为，基本上是说理的。这说明在军区文化部开会，不能不考虑军区文化部对运动的态度，批判的时间拖得很长，可能是为了掌握充足的证据，否则不会轻易定性。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又错了。反右的政策，划右派的标准，全国都是一致的。但谁执行这个政策，主持批判，其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划我右派，早已列入指标。批判的时间很长倒可能和在文化部开会有关，会议的主持者不愿在文化部显出自己粗暴的形象。
军区的反右运动到1957年底已基本结束，我可能属“补课”范围。会议已经明确限定明天做全面系统的交待，而且韩部长点明，不论写不写交待材料我都逃不脱右派分子这顶帽子，但是必须写，不但要承认，而且要白纸黑字写成书面材料，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承认这一点是痛苦的，落在书面上更加痛苦，我拿着笔的手直发抖，怎么也写不下去，我确实没有反党思想更没有反党行为啊！
回想过去，1945年我和几个同学从北平到解放区，要通过国民党（包括国民党收编的伪军）几道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到解放区初期，我对革命的很多事情还不太理解，但经过联大学生会和张家口市参议会的竞选、选举，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民主生活，使我欢欣鼓舞。以后又参加了涿鹿县、获鹿县和束鹿县的三次土地改革，农民分得土地后的喜悦和为了保田保家，父送子、妻送郎参军的热烈场景使我深受感动，对党的领导由衷地信服了。那以后，不要说中央的声音，就是上级党委的决定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总是坚决执行。部队入朝的时候，我很清楚朝鲜战争是两个力量集团一场实力悬殊的大搏击。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毫不怀疑，但为了胜利必将付出重大的生命代价。我也很清楚，在我们面前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战胜敌人，一个是牺牲在战场上，绝不能带着战败的耻辱回到祖国人民面前。所以，在那场残酷的战争里，我的心态始终很平静。不论是在战火纷飞，冒烟突火、向敌人冲击的时候，或者敌机带着刺耳的啸音飞临上空，炸弹落向身边的时候，确曾产生一霎时的恐惧，但仅仅是一霎时，炸弹爆炸以后，或者冲过封锁线以后，心态马上恢复平静，照常做战场上需要做的事情。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恢复建设时期，我对党始终是忠贞不二，把自己看成是党的一个细胞，党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我神经上又没出毛病，我为什么要反党，反对我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事业呢？
我从来不讲违心的话，可是这个罪是党组织定性的，不承认就是自绝于党，我不能自绝于党，只能低头向党认罪。我没有犯罪，这个交待材料怎么写？只能“要什么给什么”了，按大家在批判会上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丁、陈反党集团的走卒，攻击伟大的肃反运动，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思想等等。
这一夜我几乎没睡，快天亮的时候迷糊了一小会儿，早饭只喝了半碗稀粥，昏昏沉沉地走进了会议室。这一次到会的人很多，不仅有二十兵团宣传部参加批判的全部人马，还有文化部的很多人，从未参加会议的文化部部长刘佳今天也来了。
昨天写交待材料的时候写得很艰难，今天念交待材料的时候更加艰难，我看着自己写的那一条一条的罪行，怎么也念不下去，念不到一半就哭出来了。
我念完交待材料以后，会场上没有人讲话。过了一会儿，文化部长刘佳用沉重的声音说，人不伤心不落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毛主席说只有两种人--已死的或没有出生的不会犯错误，犯错误改了就好。
我注意到了韩部长。他神采飞扬，脸上带着得意、讽刺的笑容注视着我，一字一板地说你现在哭已经晚了。肃反的时候我们就想挽救你，可是你态度嚣张，不但拒不交待你的问题，反而在肃反结束以后要求我们向你道歉。我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今天终于使大家看清了你的反动本质。我们的政策是宽大的，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认罪，接受改造，仍然给你出路，我们仍然在挽救你。
“挽救”这两个字像两根浸毒的钉子钉进我的心里。
韩部长是怎样挽救我的？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住在军区招待所，文化部的老人向我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反右时，文化部本是重点单位，但一个右派也没有打出来，文化部长刘佳当然要承担责任，压力很大。当时政治部的部长们在一起吃自费小灶，吃饭说话中间谈到文化部的反右情况。韩部长就说他知道一个还没有批判的铁定右派，这个人一贯对领导不满，攻击肃反，还是陈、丁反党集团主将陈企霞的得意门生，和陈企霞关系密切；这个人是轮换到宣传部的，可是一天也没有去宣传部上班，回国就请了创作假，借调到总政创作室写小说。他是军区的人，把他的组织关系从总政创作室调回来，到文化部批判正对口。当时正在反右高潮当中，韩部长的建议马上被采纳。
会后不久，文化部党支部通知我，政治部要召开全体干部参加的批判大会，要我准备好在大会上的交待材料。
在我之前，政治部只召开过一次全体干部参加的批判大会，批判政治部的中尉助理员朱继经。我是第二个。我轮换回北京军区，只报个到，一天班没有上，军区的人并不了解我，可是我不但在军区被打成右派，而且成了反右派中两个重点人之一。
不过，在我，已经无所谓了。很多张“愤怒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徐孔的滔天罪行”的大字报贴在政治部办公楼的东墙上，政治部的人已经都知道了“右派分子徐孔”的名字，开个大会，无非是叫大家“看清右派分子的丑恶嘴脸”，彻底地“批倒批臭”，此外还能有什么作用呢？
开大会以前有人好心嘱咐我：“在会上无论批判你什么，千万别反驳，会场外边有武装，你若是抗拒，就可能把你抓起来。”对此我并未经心，因为我根本不会反驳。到了会场，叫我上台，我就上台。有人推过一把椅子，叫我坐下，我就坐下，叫我看着台下，我就看着台下。台下坐的人当中有不少兵团轮换回来的，来了哪些熟人我也没看清。好几个人来到前台发言，讲了些什么我也没听清。若干年以后我爱人来到北京，军区文工团一位好朋友告诉她：反右对徐孔处理那么重，是因为徐孔太骄傲，批判大会那天，他坐在台上，显得满不在乎。其实，这位同志是把我估计太高了。那时候我哪里还骄傲得起来，心里是一片迷茫，只听从摆布罢了。 三。进入劳教农场我们一行人是四月中旬离开军区的。
出发那天早晨，李冀招呼我提前吃了早饭，携带行李来到集合地点--政治部军官食堂前边的小院里，已经有七、八个人等在那里，不到七点钟人到齐了，有十七、八个人。军区直属队只有我一个人，李冀带着我的档案同行，他是这批人总的带队的。余下那些人都是军区下属单位的，有三个和李冀一样也带着档案，是送人并办理组织手续的。
李冀向大家交待了行进途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然后招呼大家上了一辆卡车。
卡车出了北京城以后直奔天津方向。到了天津郊区，在一条有很多商店的街道上，李冀叫司机把车停下来，对大家说：“要去的地方是黄骅县大苏庄，过午才能到，在这里歇一会儿，那边买东西不大方便，要买生活用品的可以在这里买，肚子饿的可以买些东西吃。”又特地关照我说：“听说那地方伙食差，买些吃的带上吧！”他不知道，我兜里只有七、八元钱了，总得留下这些钱应急用。再说我在野战部队十来年，西征绥远的时候吃山药蛋，刚入朝的时候，每人每天四两高粱米，没盐没菜，那种苦日子也过来了，现在伙食能比那时候还差吗？就没有买。李冀自己却买了很多，拿出一条比面袋略窄些的白布口袋，买了满满一口袋的面包和灌肠、肉肠。我闹不明白，他当天就要回去，买这么多吃的干什么？
司机问明去黄骅县的道路，继续赶路。离开天津郊区不远，上了一道长堤，沿堤顶的土公路一直向西，左边是一望无际的芦苇和水面，右边也是芦苇和洼地，间或有一片一片白花花的碱滩。长堤两边显得辽阔而荒凉。
卡车行了近两个小时，下了长堤，沿着一条引水干渠转向南，右前方不远的地方出现一个村庄。和一般村庄不同的是，这个村庄村里村外看不见一棵树，地势比周边的平滩高出很多，大概是为了防水防潮人工垫起来的。司机放慢车速，问车上的人：“有没有人知道，前边那个村子是不是大苏庄？”李冀说：“下车问问。”我自告奋勇跳下车，正好有两个背着鱼篓的中年人迎面走过来。李冀在身后喊：“要问清楚，我们要去的不是大苏庄，是大苏庄农场。”两个中年人看看车上人的装束，说：“你们也是往农场送人的吧，这阵子往农场送的人真不少。”回身指着引水干渠上的木桥说：“从那里过了桥就是农场，俺们庄子和农场隔着一条渠，是邻居。”
卡车按着村民的指引，左转，过了引水干渠的木桥，眼前是很宽的土路，土路是东西走向，南北两侧有很多土墙土顶的排房，唯独在路北靠近水渠的地方有一片用青砖墙围起来的青砖排房，李冀说这里是农场场部。卡车在场部的大门外停下来，李冀嘱咐大家不要下车，不要向过往的人打听事情。他和几个带队的携带档案进了大门。时间不长，李冀等几个人就出来了，招呼大家下车，带好自己的行李。李冀扛起我的行李卷，一只手提起装满面包的布袋子，我要自己扛行李，李冀不理。他是典型的山东大汉，人高马大，我只好由他。场部一个穿旧军装的年轻人带着一行人沿着那条宽土路向西，过了一座土围墙的小院落，路北出现了铁丝网，铁丝网围的面积很大，冲南有两个木栅栏大门，门口都有岗亭和持枪士兵。铁丝网的大圈里又用铁丝网截成两个区域。西边有很多人正在集合，那显然是犯人，一律光头，穿着囚衣（蓝裤褂，后背有一块白布写着号码），列队以后，由两个武装士兵押着走出了铁丝网。
我一看这景象心里顿时凉了，问李冀：“这是什么地方？”
李冀说：“劳动教养所”。
我莫名其妙，问：“劳动教养所是什么地方？原来刘部长说到农村，你说到农场，怎么又到了劳动教养所？”
李冀说：“劳动教养所就是对犯错误的人实行劳动教养的地方。刘部长可能不了解情况，以为劳动就是去农村。我并没有骗你，这里对外就叫大苏庄农场。到这里以前，对你们几个都是说去农场，为的是减少顾虑。”他恳切地、小声地说，“老徐啊，到了这里就什么也别说了，刚才我去办手续的时候，管教干部说，昨天有一人不认罪，顶撞政府工作人员，当时就被抓起来，至少要判三至五年。劳动教养虽说是比较重的处分，但是行政处分，不是判刑，一判刑，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这里不同于军区，管教干部态度比较生硬，你性子直，说话作事千万要注意，好好劳动就是了。”
我默然。李冀说的是肺俯之言。而我，已经到了这里，真的是无话可说了。
到了铁丝网东边的大门口，场部的年轻人向岗亭的士兵说了几句话，士兵点点头，我们一行人就进了铁丝网。从迎面土排房的几个门口出来不少人，指指划划地向我们这边看，一看服装和神态就知道是先来这里的劳动教养人员。一个穿着士兵旧军装、矮个子、赤红脸的中年人大声喊道：“看什么，都回屋去继续学习。”一看就知道是个管教干部。他把大家喊进屋以后，大步地迎着我们走来，可能看到佩着大尉肩章的李冀扛着行李，挟着布袋子，而我只提个网兜，使他很不高兴，两眼盯着我，严厉地说：“行李叫他自己拿！”李冀愣了一下，放下行李，把装面包的布袋子交给我，说：“老徐，我不进去了，前几天军区派人来这里了解情况，知道这里伙食差，你肠胃不好，开头可能适应不了，这些面包和灌肠留给你，吃不下这里的饭，吃些面包，总可以支应几天，过些天，适应这里的伙食就好办了。”我这才明白，他在天津买了那么多面包，是特意给我买的。我和李冀过去并不认识，在文化部批判我的时候他也没有参加。他是支部书记，有些事情需要找他，我们才有些接触。在“左”的思想走红，很多人失掉理智的时候，他能如此对待犯错误的人实属难得。
刚才不让李冀替我扛行李的红脸矮个子，人们都叫他金队长。金队长把我们带到土排房的前边，喊着名字，把我们分配到各个班。各个班都来人带领新来的人。我被分配到三班，在第三排房。带领我的两个年轻人全是军队上来的，穿着没有肩章的军官服。那个高个子、戴着没有军徽大盖帽的叫付平，是班长；一个更年轻、留着小平头的叫李义。李义很热情，话也多，他不但替我扛起行李，还拿过装面包的布袋子，叫付平替我提网兜，我倒成了空手了。他一边走着，问：“哪个单位来的？”我说：“北京军区。”“那可是我们的上级单位呀，在军区是什么军衔？”我说：“军籍都开除了，还谈什么军衔。”他说：“以后整天在一起，了解过去情况有好处。我是石家庄步校来的，中尉军衔，你呢？”我觉得这个爱说话的年轻人挺有意思，就说：“我比你多两个花。不过到了这里，以后最好不要谈这些事情。”李义并不理会我的话，愉快地说：“你是来的这些人当中军衔最高的，你刚来，什么都不知道，以后在班里生活、劳动我给你安排。”又对班长付平说，“新来的大尉同志……”付平皱着眉头说：“金队长宣布过，教养所里不准叫同志，要叫同学。”李义说：“叫同学也行。新来的大尉同学身体弱，床铺挤，在当中一定睡不好，把他的铺安排在边上，挨着我。”付平没有说话。
进屋以后，李义把我的行李放在靠边的地方。
这是三间通连的大屋子，对面铺。可能正在学习，大部分人坐在床头，床头太挤，一部分人坐在床里的铺盖上。这些人绝大部分穿着旧军装，是军队上来的。付平站在两排铺中间，说道：“今天，三班又来了一个新同学，叫徐孔。我们这些人都是社会的渣渣，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罪，政府宽大，送我们来劳动教养，我们要帮助新同学好好学习，靠拢政府，努力劳动，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
我听了非常刺耳，全是过去没听过的语言。
李义小声嘟喃说：“少尉小排杈子（排级），整天穷咋唬。”
付平刚说完，李义就站起来说：“我有个提议，新来的大尉同学又矮又瘦，是半个病号，在中间一定挤得睡不了觉，我的意见把他的铺放在边上，大伙看咋样？”不知是李义的人缘好，还是我过去的大尉军衔在这些军队来的人当中起了作用。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行！”付平皱着眉，大概他对李义多管闲事很不高兴，但大家都同意，他也不好反对，就说：“那就叫徐孔同学睡在边上吧。”
李义跳上排铺，从边上起，扯着褥子，麻利地、准确地一个铺位紧出五、六厘米，原来一个铺位不到一块床板宽（23个人22块床板），紧到我这边，空出将近一块半床板，大家并无异议。李义又帮助我铺好被褥，放置好洗脸用具和装面包的布袋子。
吃晚饭的时候，李义带着我去打饭。食堂在宿舍前边第一排房里，炊事员都是劳教人员，打饭的人在食堂窗子外边排队，依次把盆或碗递进窗子里，里边一个打饭的一个打菜的，打好饭菜以后递出来。
这一顿的主食是高梁面饼子，副食是煮萝卜块。这地方吃的是咸水，煮出的菜不但苦，而且带腥味。那高梁面饼子红得发黑，据说是囚粮--给犯人们吃的库存多年的陈粮，而且做的时候没有经过发酵，又硬又涩。这主食和副食都难以下咽，吃了两口就发呕。多亏李冀给我留下一布袋面包。我拿出面包，让李义也吃，李义不吃，只掰了一小段灌肠，说：“刚来的时候我也咽不下这种高梁面饼子，多亏我带着几斤砂糖，沾糖吃，就好咽多了。经过几天，逐渐习惯，加上活累，饿极了，没糖也能吃。”他从兜里抓出一把砂糖放到我的饭盆里，说：“你沾糖吃试试，总得能吃饼子，那些面包顶不了几天啊。”我把饼子沾上糖，是不那么涩了，但只吃了多半个，就再也咽不下去，煮萝卜块基本没下筷，这顿饭主要吃的是面包和灌肠。
晚饭后有一段自由活动时间，教养所有纪律，自由活动时间不能出铁丝网，如果有事外出，在大门口必须喊“报告班长”，经卫兵允许才能出大门，但在铁丝网里的活动不限制。
李义领着我出去熟悉环境。先到了第二排房东头的小卖部。小卖部经营的主要是生活用品，两个营业员都是过去搞过商业的劳教人员，这里不用现金，用教养所自制的“小票”。劳教人员入所以后，都必须把现金兑成“小票”，自己不准留现金，据说是为了防止逃跑。小卖部的隔壁是禁闭室，也叫“小号”，教养人员犯了错误就关到禁闭室里反省，严重的还要带上手铐、脚镣。那是一间房，中间用铁栅栏隔成两半，里边关人，外边是修鞋组，其实只有一个人，当然也是劳教人员，他给大家修鞋（收小票），看管禁闭室。李义还带我看了酱油厂，在大门西边，做酱油也做醋，原料是农场自己生产的粮食，产品也主要是自己用，少量销给附近的村民。
李义带我转了几个地方，在向我介绍教养所情况的同时，也注意了解我的情况。他问：“听口音，你也是东北人，东北啥地方？”我说：“海城，你呢？”他说：“吉林，咱们是老乡。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到这种地方，老乡之间得照应着点。你是为啥被打成右派的？”我说：“说起来心里不痛快，不想说。”他并不在意，说：“反正被打成右派的多半是直性子，说实话，没错不肯认错，这就忤犯了领导，成了反动派。我和吴影（也在教养所）就是这样，整风期间我们在步校提的那点意见，都是秃子脑袋上的蚤子明摆着的，可是反右当中硬说我们对党不满，攻击领导，要开会批判我们，我们不接受批判，跑到天桥上不下来，就把我们打成右派送到这里来了。”
李义带着我把能转到的地方都转了，回到宿舍的时候，对互相的基本情况都有所了解了。这位老乡是典型的东北人的性格，心直口快，肚里没有“保密箱”。这种人很容易了解，也很好相处。
我所在的三班属于第八队，队长就是那个矮个子红脸的金队长，上边还有一个大队长叫张连荣，还没有见面。金队长通知，新来的人明天一律出工，任务是抬土修堤。
李义和付平说好，他和我一付筐。出工以前，李义领着我去拿工具。我一看那抬土的筐，吃了一惊。筐是用荆条编成的，又大又深，比在冀中搞土方时用的筐大多了。据李义说，这种筐，装平筐三百多斤，冒个尖就有四百多斤。我到这里以后，可能不服这里水土，夜里拉了两回肚子，而且有些发烧，浑身乏力，干这样的重活怕是支持不住。李义安慰我说：“你放心。我知道你身体不舒服，所以才要求和你一副筐，到时候听我的，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到了工地，装土的时候，李义大锹快装，对我说：“悠着点劲儿，别逞强，能干多少干多少，有我，咱们落不了后。”抬筐的时候，他把筐绳挪得几乎靠近他的肩膀，我抬着前边，重量很轻。我很过意不去，要把筐绳往前挪，他说：“告诉你别逞强，你就别逞强。你刚来，若是请假，准得说你逃避劳动改造，你要挺过这几天。不要担心我，这点活累不垮我。”这个22岁的小伙子，真是壮得像头牛，汗像雨水一样顺脸往下淌，可是劲头始终不减。
到了休息的时候，伙房送来开水，李义从军装兜里抓出一把砂糖放到我的茶缸里。有了糖，水就不感到咸了，我喝了满满一缸子，出了一身大汗，感到身体舒服多了。
在李义的帮助下，我总算挺过了头两个小时。可是有人却没有挺过去。带队班长喊休息，人们停止干活去打开水的时候，金队长站在堤上怒喝一声：“肖洪，你们不能休息！”
那个叫肖洪的是个瘦高个儿，30多岁，脸色灰暗。据说原是个工程师，有胃病，到了教养所水土不服，吃不下饭，身体更弱了，这么重的劳动当然支持不住。和他抬一副筐的年轻人倒是挺壮，但两个配对的活，一个人“孤掌难鸣”，他们装得少，走得也慢，明显地落后于他人。这惹怒了金队长，不但不允许他们休息，也不准他们喝水，叫来两个壮小伙子帮他们装筐，那筐土装得不但冒尖，而且装了拍，拍了又装，筐尖的土不少于筐里的土，总共有500多斤，扁担放到肖洪的肩上，他站都站不起来。金队长又喊那两个壮小伙子：“你们帮助他！”那两个小伙子拿过另一条扁担从肖洪抬筐那个肩膀的腋下穿过，和后边那个小伙子打个招呼，三个人一声：走！猛地往上一抬，肖洪一声惨叫，整个人都瘫了。三个小伙子不理，连筐带人抬到堤上，筐里的土倒出来，肖洪却疼得在地上打着滚地惨叫。
这一幕惨剧看得我心里直发冷。设想一下，上边抬筐的扁担几百斤重量往下压，下边“帮助”的扁担几百斤的力气往上抬，上下两根扁担用几百斤力量挤当中瘦弱的肩膀，不知肖洪的肩膀骨头是否被挤断了。
休息过以后，我们继续抬土修堤，对肖洪是怎么处理的就不甚知道了。
我非常感谢李义，有他的帮助，头几天我总算挺过来了。我的体质原本不错，多年的野战生活，也使我易于适应各方的水土，过了一个星期，面包吃完的时候，我基本能吃食堂饭菜了，只不过吃饼子的时候还得沾些砂糖。修堤以后，修整稻田的灌、排水渠，活不累，我可以适应了。 四。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中到了1958年七八月份，大跃进的狂风终于吹进农场，农业生产不断出现违反科学违反农业常识的荒唐事。有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个是放萝卜白菜卫星。我到五队--专种蔬菜的队采访，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种萝卜、白菜的菜地，有几个畦，每畦只挖了1个大坑，人们正在往大坑里倒人尿粪、马粪，又拌上化肥，然后在上边盖上一层土。我很奇怪，问这是干什么。干活的人说：“放卫星。每畦只种1棵菜，每个萝卜每棵白菜都要过千斤。”
我出生在农村，上中学的时候学的是农科，懂得一些农业知识，任何一种农作物的单产都是有极限的，怎么可能有千斤以上的萝卜或白菜？五队这些种菜的都是右派，是有文化知识的，怎么能干这种荒唐事？我就问他们：“你们不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吗？”有人碰碰我，小声地说：“队长布置任务的时候我们提出意见了，可是受到严厉的批评，说我们右派分子本质不改，反对大跃进。”
结果是，下种、灌水以后，真的长出了萝卜白菜小苗，但没有几天地下的粪尿和化肥发热，把菜苗全烧死了，不但没有放萝卜白菜卫星，连萝卜白菜苗也没有保住，好几亩地的“卫星田”全部荒废了。
一个是立秋以后直播水稻。这个农场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种的主要品种是“银坊”和“水源”，生长期都需要125天左右，所以清明就开始育秧，小满或芒种时节插秧，到夏至插秧就晚了。当时节气已过立秋，可是场里却布置搞水稻直播，就是不经过育秧，把稻种直接播到灌过水的田里。它的收获期当然要比插秧的水稻延缓很多，按生长期计算，收获该是第二年的1月份。这不是明显的荒唐之举吗？稻苗出水以后，场领导就命劳教人员用板车把场里最优质的化肥一麻袋一麻袋地从仓库里拉出来，组织几十个人端着脸盆大把大把地往直播稻田撒尿素，已经比正常用量多出几倍了，还是命令继续撒，要“以肥催长”。当时场里有个刑满就业的技术员叫孟晓梦，此人曾留学日本，学的是水稻专业，刑满以后留在农场叫他搞水稻的技术指导。孟晓梦做事认真，甚至于固执。当初搞水稻直播的时候他就曾提出意见，说节气太晚了，场领导批评他思想顽固，他那个刑满就业的身份，当然不敢坚自己的意见。可是他非常心疼浪费的那些良种，现在往根本没有收获希望的直播稻田里撒大量的化肥，这个浪费比良种的浪费还大，而且大得多。他急了，在田埂上跑来跑去地喊：“别撒了，现在撒化肥是白白地浪费。”施肥的劳教人员不敢不执行场领导布置的任务，不听照撒。孟晓梦急了，跪到场领导面前说：“求您说句话，留下这些化肥吧，这都是进口的尿素，是最好的化肥，留到明年用，可以增产很多粮食；今年用，节气太晚了，只能催秧，不可能有收成。我搞了大半辈子水稻，请您相信我的意见吧。”场领导大怒，申斥孟晓梦说：“说你顽固，你真是顽固到底，处处和政府对抗。”当场宣布撤了他技术员的职。他反对施化肥，就叫他端起盆和劳教人员一起往田里撒化肥。
大量化肥施下去以后，秧苗疯长，不多几天就窜起一尺多高。场部在那里开过两次现场会，用疯长的稻苗证明孟晓梦的错误，说明只要破除迷信、大胆创新，并采取有力的措施，农业生产的一般规律是可以打破的。
可是到了秋后，却验证了孟晓梦的意见，除了稻草，一颗稻谷也没收到。
另一个，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放水稻高产卫星。正在全场忙于秋收准备的时候，场部发出动员令，号召全场奋战，放一颗亩产水稻6万斤的高产卫星。其时，报纸上几乎天天有各地放高产卫星的消息，而且卫星越放越大，从亩产5千斤、7千斤、1万斤，上升到2万斤、3万斤、5万斤，有的地方已经放出亩产水稻12万斤的特大卫星。
农场这里，几次“卫星试验”都失败了。在大跃进的高潮中，这当然脸上无光，于是经过周密计算、采取可靠的方法，决定放一颗亩产6万斤的中等卫星。作法是，选一亩最好的地，调集各队精兵强将，把这一亩地深挖一米，做成丰产坑，然后在坑里一层马粪一层化肥地往上填，最后在上边覆上一层熟土，在土上植稻，叫做“卫星田”。
在造“卫星田”的同时，从各队抽出的另一批精兵强将负责移水稻：在选定的长得最好、已经蜡黄。即将成熟的稻田里，整蔸的水稻从稻田里挖出来，不能伤根；一部分人择稻棵，把穗小的择出来，只留穗大杆壮的单株，不能伤杆伤叶伤穗。另有120个壮劳力抬着柳条筐用最快的速度把择出的稻棵运到“卫星田”。“卫星田”那里有20多个好手，把即将成熟稻子一棵挨一棵地“挤”到“卫星田”里。移稻的进度很快，可是“挤”稻这边却遇到了麻烦，丰产坑里填的马粪和化肥都是容易发热的东西，两者合到一起，将近一米厚，温度很高，“挤”稻的人一下去就烫得受不了，只好从场部取来十几条皮裤（打鱼穿的胶皮裤），“挤”稻的人穿上皮裤分成两批轮流下去，每批下去也只能坚持五、六分钟。现场有一个姓徐的技术员（是技校毕业刚到场里来的），皱着眉头说：“田里温度这么高，作物根本不能成活。”自从孟晓梦被撤职以后，没有人敢对大跃进中一些做法提意见，可能因为姓徐的技术员是国家干部，场领导没有当着劳教人员的面批判他，但也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一亩“卫星田”终于用即将成熟的大量的稻棵挤满了。可站在田边，田里的热气蒸腾，把手伸进稻子里，烫手。大概场领导也觉得情况不妙，马上调来12台吹风机，安在“卫星田”四周向田里吹风。可是稻子挤得吹不进风。场领导又下令在田四边打桩子，在相对的两根桩子之间穿过稻田拉铅丝，两根铅丝向相反的方向拉，在密挤的稻子当中拉出一条缝，然后两台吹风机相对向缝里吹风。效果仍不大，因为缝太窄，解决不了大面积的问题。场领导又下令用基建用的长竿围“卫星田”搭高架，在“卫星田”上边挂起几十片“雨档”（挂在窗上挡雨用），“雨档”的下角穿上铅丝，几十个人拉着铅丝，用“雨档”从上边给“卫星田”扇风。折腾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卫星田”上边仍然热气蒸腾，稻子已经焦了，颗粒无收。直到第二年这块地还是不能种庄稼。
这次造“卫星田”移植的这片水稻是全场长得最好的，有近百亩，估产每亩可产800斤至1000斤，总产近十万斤，场领导可能就是根据这片水稻的面积和产量拟定“卫星”计划的。将近十万斤产量的水稻择优去劣，挤到一亩地里，水稻已经蜡黄，移过去后即使略有减产，总可以收获六七万斤。但这种“计划”缺乏起码的生产知识，“卫星田”下边是二尺多厚的马粪和化肥，发酵以后温度可达七八十度，上边的水稻怎么可能成活？即将成熟的水稻很难生出新的根系，移栽以后即使勉强活了，颗粒也不会饱满，何况丢掉大量穗小的稻子，减产是必然的。所以，即使“卫星田”搞成了，结果也是卫星上天产量下降。事实是卫星没有上天，白白损失十来万斤稻谷，还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文艺组的工作也很紧张，主要任务是在场部和各队的墙壁上写标语画壁画，主力是王小初。标语的字很大，由王小初画出字框，我们几个在框里刷浆，壁画则主要由王小初画，有时魏秉锡打打下手，我的任务是提浆桶。此外，《劳教生活》还多次出专号，报道粮食高产和大炼钢铁的喜讯。
到了1959年，大跃进持续升温，人民公社化的势头也很迅猛。教养所为了使劳教人员亲眼看到外面的大好形势，多次组织外出参观，有几次参观至今记忆犹新。
一次是参观公社社员深翻土地的大兵团作战。滨海地区村庄稀疏，不像京、津地区和冀中那样人口密集。但这支深翻土地大军竟然有五六百人之多，而且有营、连、排、班的编制。我们去的时候，各连正在进行“拔河”比赛。据介绍，现在是休息时间，开展体育活动。一百多个社员分成两队，各执大绳的一头，连长站在当中，吹哨子发令，两队各有一个挥小旗的呼喊加油，旁边围观的也呐喊助威，呼声震天，煞是热烈。
“拔河”结束以后，社员们休息了一会，开始了深翻土地的战斗，仍然是以连为单位，各包一片，互相比赛。各连的社员们排成齐刷刷的横队，齐头并进，个个汗流如雨，挥锹猛挖，挖下一锹以后，向下再挖一锹，挖出第二锹，再挖第三锹，三锹的深度总有二尺多。当时就有人小声地说：“这种深挖不是破坏土地吗，把下边含盐的土挖到上边来，这地还能长庄稼吗？”
其实这本是常识，海滨地区土地含盐量高，主要是种水田，靠淡水洗盐、压盐，如果种旱田必须采取两种办法，一个是填高，就是把要种的田填高二、三尺，老乡们叫修台田，在台田四周筑埝，雨水下到田里流不出去，就可以向下压盐，经过几年，上边的土层含盐低，就可以种庄稼了。一个是挖沟，就是田的四周挖排水沟，沟上的田也要四周筑埝，雨水降到田里往下压盐，田里渗出的含盐的水顺排水沟排出去，天长日久，上边土层含盐就低了。两种方法是一个道理，就是降低土壤的含盐量。这里的农民特别是年纪大的农民，在这里种了几十年的地不会不知道这里种地的起码知识，为什么他们要举着红旗，喊着口号，亲手毁掉赖以生存的田地呢？
一次是参观扩大种植面积、创小麦高产的典型。这个典型更是令我们这些参观者惊愕不已。只见原来平整的麦田变成了一座座的土堆，土堆高约一米，有的达到一米五。介绍者说：“平地改成土堆，在土堆坡上种麦，种麦的面积可以比平地扩大五倍以上，如果加强管理，小麦亩产可达五六千斤，比过去产量提高七八倍。”这个数字显然是有意地夸大了，这里小麦亩产四百斤就是大丰收，按大丰收产量提高七八倍，也不过三千斤左右。在我们参观的时候，土堆坡上真的长出了一行行一寸多高的麦苗。但这些麦苗在我们参观后的一个多月全部枯死了。当地农民说出了其中原因：在田里做土堆的时候，用的不光是表层的熟土，混有大量含盐量很高的下层生土。头年秋后种麦的时候正是枯水期，水位下降，土里含的盐随水往下走，表层的含盐量不是很大，所以种下的麦子能出苗，可是开春以后下过两场雨，土堆坡留不住水，全流到土堆底下，底下的水浸着土堆，春天阳气上升，土里含的盐随水份蒸发到表层，很多土堆表面结成白花花的盐皮，麦苗哪能不死？
据说当初多数社员不同意这种异想天开的“扩大种植面积”的做法，可是公社统一布置，大跃进是政治任务，社员不敢不干。
一次是参观公社办的农机修配厂和社员的公共食堂。这已是1959年的秋天了，自从人民公社化以来，报纸上有大量的报道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公共食堂的优越性，以及人民公社大办工业，消灭工农差别等等。这些都是农村的新气象，能亲眼看一看，当然是令人兴奋的事情。
接待我们参观的是公社的一位副主任，已在公社门口等我们。据说，为了不耽误参观的时间，不进公社办公室，直接领我们去农机修配厂。道上，这位副主任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这个公社有多少耕地、多少人口、多少壮劳力，他们计划购进几台拖拉机、几台收割机、几台脱粒机、几辆汽车、几辆三轮运输车，所有这些农机和机动车辆的维修工作都由即将参观的农机修理厂负责。他们还计划明年在农机修配厂的基础上，建一个农机制造厂，先造小型的胶轮拖拉机和三轮运输车，再造大型的履带拖拉机和大型的货车和客车，做到自己造农机，自己修农机，社员的笨重体力劳动全部用机器完成，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描绘的前景十分诱人可是一进农机修配厂的院子大家全糊涂了，难道这就是农机修配厂？
这是一个破旧的大院落。看样子原来是生产队的库房，有十来间已经腾空的泥墙、茅草顶的旧房子，有的里边丢着破化肥袋子，有的地上有没扫净的玉米。靠大门口是破得上顶露天的牲口棚，牲口硼前边有一台旧汽车头，还有一辆破旧三轮拖车。
副主任站到旧汽车头的旁边，眉飞色舞地说：“这个汽车头改造一下就是农机修配厂的发电机”，又指着里边那些旧房子介绍，哪一间是安车床的，哪一间是安锻工设备的，哪一间是车体维修的，等等，等等。
我心里非常惊讶，这位副主任把并不存在的农机修配厂介绍得如此具体、生动，而且敢于在这里接待参观，当着众人的面说得如此大胆而自然，这种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
副主任大概看出大家对这个所谓农机修配厂和他的介绍不感兴趣，哈哈一笑，说：“现在设备还没来，没多少可看的，半个月后你们再来，这里可就是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了。”
接下来是就近参观一个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当时11点刚过，还不到农村吃午饭的时间，但一进农机修配厂后边的那道街，就见一个大院门口沿街坐着几十个社员，主要是老人、孩子，还有十来个妇女，大约壮劳力下田劳动去了，这是留在家里的社员，每人捧着一只大碗，碗上一张红枣贴面的白面蒸饼，枣饼大约四、五两重，碗里的菜是熬白菜。这显然是摆样子给人看的，因为还不到吃午饭的时间，而且几十个人捧着菜碗和蒸饼却没有一个吃的，有的孩子可能等急了，用手指拨饼面上的红枣，旁边的大人马上打开孩子的手，显然是不准孩子吃。
副主任似乎对路旁社员们很不熟练的集体吃饭“展览”并不经意，没和任何人说话，一边走着一边只管向我们介绍公共食堂的优越性，他说，有了公共食堂，可以把各家各户的妇女从灶房解放出来，增加工农生产的劳动力。妇女只有参加生产劳动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另外，有了公共食堂可以依靠集体的力量改善社员的生活。这里不出产小麦，社员常年口粮是玉米，公社就从附近的产麦区换来一些白面，调剂主食的品种。另外公社还请在城里饭馆当过厨师的人到公共食堂做菜，公社提出“公共食堂饭馆化”，社员们不光吃大锅饭、大锅菜，逢年过节或来了亲朋好友，还可吃炒菜，食堂里有鱼有肉，花样品种很多，保证社员们吃饱吃好。
说话工夫，副主任领着大家走进靠东头一个院落。正房三间，是公共食堂。靠西的两间是做饭做菜的灶间，灶台是洋灰抹的，大约刚建不久，没有油渍，很干净，对面案板上边挂着两条肉，总共不过三四斤，案板下边的水桶里还有活鱼，大多是一二斤重的草鱼，三个炊事员都结着围裙，一个炊事员正在案板上切土豆片；灶间东边的一间房里摆着两张方桌，两个炊事员正在方桌上择芹菜。看样子这个饭馆化的食堂并不是社员们公用的大食堂。眼见晌午了，没有给社员做午饭，准备的那些菜显然不是给社员吃的，而且灶间的锅若是给百十个社员做饭那就太小了。
有人问：“饭菜还没有做好，为什么街上那些社员先吃上了？为什么不在食堂的院子里吃？却到街上吃？”
副主任一笑，说：“他们那里是另外一个食堂。”
“他们那里”的食堂没有领我们去看，我们看到的是并非社员们公共食堂的饭馆化的食堂。
几次组织参观是为了用活生生的大好形势鼓舞劳教人员改造的信心，然而参观的结果却在人们的心里打上了很多问号，宣传的情况和人们亲眼看到的实际差别太大了。
1959年的下半年，报纸上、广播里工农业生产持续大跃进，农业的高产喜讯频传，但农场里劳教人员的主食却开始加入代用食物，主要是黄蓿。这是滨海地区特有的一种植物，能在含盐较高的土壤里生长，类似蒿子，其籽粒含油，可食用。农场将其籽粒及部分细茎杆烘干，粉碎，过筛成面，加入农场的主食--大米面里，蒸饼子吃。还试制稻草面，将稻草切成段，烘干后，粉碎、过筛成面后加入主食里。但人们吃了大便干燥，而且医务人员说稻草面没有什么营养，以后就只作饲料，不做人的主食了。
到了1960年，粮食供应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社会上风行“瓜菜代”，以瓜菜代粮食。农场这里是盐碱地，瓜菜生产不多，便在代用主食上作文章。医务所有个医生（医大毕业以后曾长期从事医务工作的劳教人员）提出，稻谷加工后的三个部分：大米、稻糠、稻壳，其中稻壳的营养最丰富，建议把过去丢弃的稻壳利用起来，制成稻壳粉，代替大米面，既可节约大米又能增加营养。场领导十分高兴地采纳了这项建议，在全场大搞稻壳粉。结果，不但没有给食用者增加营养，反而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甚至于是灾难。
人们吃了稻壳粉以后，普遍大便干燥，很多人解不出大便。但提议的医生认为，并非稻壳粉的问题，应该多喝水，多喝汤，增加体内水的供给，可是并无效果。初春时节，每天都有不少人，多时几十人光屁股躺在向阳的墙根下，因为没有排大便的药、械，医务所的人们，还找些帮忙的，用手指往外抠大便。痛苦的呻吟声夹杂着骂声，解不下大便的人骂提建议的医生提出缺德的建议，如果稻壳比大米营养还高，为什么你家里不吃稻壳吃大米？
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副食又差，劳教人员中浮肿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由浮肿转干瘦，骨瘦如柴，凡是浮肿、干瘦的人都特别贪吃，解不下大便也要吃。在伙房打饭的时候，时常见到，有的人身子一栽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死掉了。在饥荒严重时期，农场一共饿死多少人不知道，因为八个队分在四个地方住，哪个队死了多少人从来不公布，只听基建队木工组的人说，有一阵子他们钉棺材供不上死人用。农场有个规定，劳教人员死了，给一口薄木板的棺材，这种棺材算上两头共有六块木板，拢起来用钉子一钉就成了，一天至少可以钉出十几口。木工组钉棺材供不上用，说明死人是不少的 五。无权参加“文化大革命”这场风暴虽然来势凶猛，但对我们这些已沦为“贱民”的人却影响不大。因为“贱民”们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大革命”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贱民”们无权参加对走资派的斗争，却也不是斗争的对象。我们这些“贱民”成了置身“文化大革命”之外的特殊人物。但对我们并不是毫无影响。受影响的首先是图书馆。“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冯股长通知我，认真清理图书，凡是内容涉及封、资、修的书，一律撤掉销毁。第一次清理以后，场部派了几个人来检查，认为清理得很不彻底，明确提出，不但内容是封、资、修的不行，作者是封、资、修的也不行，譬如反动学术权威、文艺黑线人物、修正主义份子等等的著述都要清理。《甲申三百年祭》是毛主席作为全党教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建国初期青年必读的作品，也不许保留。有一本时事读物小册子，里边有一篇彭真在北京市委会上的讲话，我没检查出来。检查组严厉地批评我政治嗅觉不灵敏，为什么有黑帮份子讲话的书还保留在书架上？冯股长向我个别交待，清理一定要彻底，不怕留下的书少，要保证留下的书没问题。本着这个精神我又作了一次清理，对内容和作者把握不准的，一律先撤下来，结果只剩下毛主席和鲁迅的著作，还有一些农业科技的小册子。单本摆放，1个书架还没有摆满。当时毛主席著作出的不是很多，《语录》还没出，单行本只有《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几本书，毛选图书馆没有，鲁迅全集图书馆也没有，只有几本小说和杂文、书信集。一个书架只摆了三格，实在不像样子，我就选了一些农业科技小册子，字数不多，都是生产科技知识，作者我一个也不知道，但书的学术水平不高，估计不会是反动权威，而且检查组对这类小册子也不大注意，我就摆到书架上。
清理完毕，看着那些空下来的书架和堆满地上的清理下来的图书，我从心里感到很悲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概冯股长对第二次的清理工作有些不放心，下班以后又来到图书馆，问我：“清理完了没有？”我说：“完了，就剩下那么几本书。”冯股长看看书架上平摆单放那百十来本书，摇摇头，没有说什么。我在冯股长领导下工作多年，彼此熟悉，说话没有什么顾虑，我说：“像这样清理是不是过头了？特别是新购进那些书，很多是中外名著。如果现在就业职工不能看，最好装箱送到场部去，等解除禁令再拉回来，若是全部烧掉太可惜了。”冯股长说：“你先不要装箱，等我的回话。”过了一会儿，传达室找我接电话。图书馆在传达室的隔壁，电话是冯股长打来的，冯股长通知说：“书不要往场部送了，全部烧掉。”并提醒我说：“不要心疼那些书，不要算经济帐，要懂得算政治账。烧掉的书，如果以后需要，可以购买；但政治上出问题，以后是难以弥补的。”
我明白冯股长的意思，大局已定，只能销毁。我把清理出来的书分成四堆，从文工团借来一辆板车，准备分四次拉出去烧。大院里住的都是摘帽右派，是知识分子，如果叫他们看见烧书，影响一定不好，直到熄灯以后，院里没人了，我才往车上装书，拉到院西墙外边，点火烧书。小册子好烧，扯开抖散，投进火里，很快就烧完了。大部头却很麻烦，费很大的劲扯开，投进火里，还是散不开，压火，烧得很慢。烧书的火光惊动了西边马号的人，夜间喂马的老杨跑过来问：“半夜三更的，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说：“烧书。”老杨是劳改队留下来的就业职工，没有文化，对烧书并没有特别的反映。他说：“这么多书堆在一起，书压书怎么能起火？”他跑回马号，拿来一柄大铁杈，用铁杈把书挑松，火果然烧得旺了。我觉得老杨对烧书的事不会有特殊感觉，靠得住，就让他代为看着火，我返回图书馆把剩下的书都拉到院西墙外，堆到一起烧，在老杨的帮助下，整整烧了5个多小时。老杨又回到马号拿来一把大平锹，一把扫帚，帮我把烧书的灰扫到一起，用平锹装到板车上，推到附近的排水渠倒掉，等这一切忙活完，天已快亮了。
我以为，图书馆绝大部分图书已经烧掉，不会有人来借阅了。想不到，第二天中午我打饭回来，已经有十几个人在门口等候，主要是大院里边的人。这些摘帽右派，还有几个以前的地、市级领导干部，这些人在劳教农场这种特殊环境里，特别需要“精神食粮”，他们每天在干活、吃饭、睡觉之外，在精神上总需要充实一点东西。图书馆里书虽少，总还有百十来本，特别是这里有几种报纸和刊物，都是党报党刊，从中可以知道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政策，而这是人们最为关心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形势的发展令人迷惑不解。这些人都是经过反右的，其中不少人因为给党的领导提意见，有的只是对支部书记甚至某个党员提出意见，就被认为是反党，划成右派。而现在彻底翻了个过儿，各级党的领导却成了造反的对象，“革命小将”们冲击党政机关、批斗领导干部成了“革命行动”，而且层次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大。为什么这许许多多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了几十年的老革命家今天都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有的被批斗，有的被打倒。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文化的“革命”做法也令人难以理解，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对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应该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可是现在把传统文化一律视为“四旧”，很多文化典籍被焚毁，很多珍贵的文物被破坏。连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化工作也被全盘否定，都成了封、资、修的东西，文艺界成了“黑线”专政，文化部成了“帝王将相部”。几乎所有的文学家、艺术家--多数是党培养出来的，都成了黑线人物，专家、学者，包括自然科学的专家学者，有些是世界知名专家学者，除少数被中央保护的以外，都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被关进牛棚，有的受到残酷的批斗，有的自杀身亡，以死抗争。农场这个特殊环境，消息比较闭塞，但从报刊杂志和各种渠道流到农场的名目繁多的红卫兵小报，探亲人员在外边的耳闻目睹，还有农场的学生们响应伟大的领袖号召，到各地“搧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大串连归来后眉飞色舞地讲述的他们到各地的“革命”行动，方方面面汇集的零星的信息已经够使人惊心的了。经常到图书馆看书看报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原国家工作人员。形势的发展和他们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可是当前形势是如此混乱，只有一点十分明确，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越来越紧，特别是对待知识分子越来越严厉，知识分子已经沦为“臭老九”，在“贱民”当中也处于最底层。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感到前途迷茫，对形势的激烈变化困惑不解。但彼此都不敢讲出自己的心里话，以免招来新的灾难，只能到图书馆看看党报党刊，从中了解一些信息。当时图书馆的事情不多，我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个是在大院迎门的宣传牌上每天写一条最高指示，用彩色粉笔写美术体的大字；一个是参加“红海洋”的工作：在场部和各队面积比较大的墙壁上，用红漆漆成红色，再在红底上用黄漆书写“最高指示”，因为各处墙壁都漆成红色，所以叫“红海洋”。可能当时各地都在搞“红海洋”，红色油漆奇缺，有一位队长通过关系买到一批红漆，被作为热爱伟大领袖的具体表现受到表扬。当时就业人员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最高指示，除了天天读“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以外，打饭的时候也要学习“最高指示”，方法是：负责分饭分菜的炊事员先说出一条毛主席语录的上半句，打饭打菜的人接着说出下半句。对了，打饭打菜；错了，或者说不出来，到一边“学习”，学会了再打。一个队百十多人，只有两个窗口打饭打菜，这样一“提”一“接”，要费很长的时间，而且有时炊事员提的那条语录，打饭的人不知道，答得谬误百出，令人哭笑不得。后来，大家想出了一个办法，选择一条字数最少的语录“斗私批修”，分饭分菜的炊事员说：“斗私”，打饭打菜的人接：“批修”。这样，几乎不耽误操作时间，速度大大加快了。此外，早晨和晚上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一般人是起床以后朗读几段“最高指示”；熄灯以前集体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犯过错误或者被领导认为“思想反动”的人，还要早晚两次向毛主席“认罪”。那时候每个班都挂着毛主席像，“认罪”的人站在毛主席像前，先朗诵“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然后承认自己的“罪恶”，向伟大领袖表示决心：深挖反动思想根源，靠拢政府，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当时，没有人敢于对这些做法提出异议，即使流露出一些怀疑的情绪也要受到严厉处罚。但是，人们嘴上不敢讲，不等于心里没有想法。
一天，我刚在迎大门的宣传牌上写完“最高指示”，经常来图书馆看报的武某约我出去，说他写了份材料，叫我看看。我很奇怪，看材料在图书馆里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到野地去？他说：“图书馆里时常有人来，还是出去的好。我有些想法也想和你单独谈谈。”
这个武某是高干家庭的子弟，人们都说他是“自找的右派”。因为他出身好，工作努力，又很有才华，单位的一把手很器重他，他们是新闻单位，反右期间一直叫他值勤，没有参加反右斗争。到了后期的整改阶段，发动大家提整改意见。经过反右，人们说话都很谨慎，而且主要都是歌颂成绩，少谈甚至于不谈缺点。而武某却敞开胸怀，直抒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甚至引用日记上某些记载说明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本来他讲的和日记上记的并没有什么大事情，但却引起某些有心人的注意，要求看他的日记，他坦然地拿出自己的日记。有心人摘录他的日记写成大字报批判，他干脆公开自己的日记进行辩论。在新闻单位当然不乏文字加工的高手，终于把他加工成右派，他思想想不通，送他劳动教养的时候曾服用安眠药自杀，未成。当时我在文艺组，他是先被送到文艺组的，神志不清，满嘴胡言乱语，是农场的医生把他救过来的。
他在农场改造几年，始终没有学会包装和掩饰自己，说话做事总是直来直去。我真担心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下他有什么不合时宜的举动。不出所料，到了场部北边，我们在引水渠的堤埝下边坐下来，他掏出一份材料，有五六千字，内容竟是当时最忌讳的批判个人专制的材料。我看过以后，着实吃了一惊，很严肃地对他说：“你这个材料要马上烧掉，不要再给任何人看，也不要和任何人说，你不会看不清当前的形势，你的材料送出去，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只能遭来杀身之祸。”大概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黯然地收回材料，没有再说什么。我还是不放心，临分手时再一次对他说：“你一定要把材料销毁，一个字也不要留下。”他点了点头。
此后不久，农场分批举办就业职工骨干学习班。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报刊社论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然后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挖黑心，树红心，对伟大领袖无限忠诚”。每个人都要写出书面材料，由场里干部主持，在全班通过。大概听到别人的检查，武某沉不住气了。我也参加了学习班，但行动比较自由，每天晚饭以后要回图书馆办理借阅手续。一天，武某到图书馆来了，别人都离开以后，他心神不定地问我：“我该怎么办？”我没有当时回答他，叫他帮我整理好书报，他心情稍微平静以后对他说：“你的思想问题只有你自己清楚，别人怎么会知道，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明显的暗示他当然明白，安心地回去了。可是我还是不放心，这个人自幼生活在革命家庭，思想单纯，对党忠贞不二，正因为真心真意地热爱党，对党内出现的不正常现象感到焦虑甚至于愤慨。他又从来不会说假话，在外部的压力下，很可能说出他的真实想法，而这，在当时，铁定无疑地会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毁掉他的一生。应该想办法减轻他的压力，稳定他的思想。我就向主持学习班的秦大队长建议：学习班每次学习之前都要读文件，可是读文件的人有的文化不高，不能理解文件的精神；有的人文化不低，但没有读文件的技巧，读起来磕磕巴巴，平平板板，使听的人难以了解文件的重点和精神实质，效果不大好。武某在电台工作多年，又做过播音工作，不如发挥他的一技之长，固定叫他读文件。秦大队长采纳了我的建议。武某读文件的水平当然与众不同，他根据文件的内容，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声音朗朗，效果很好。学习班的人们认为，领导专指定他读文件，说明领导信任他，就不在他身上找毛病，他自己也觉得得到领导信任，心里踏实多了，总算平安地过了学习班这一关。事过三十多年，当年同在农场改造过的白石，已经成了河北省的领导干部，武某也在河北省工作。一次，白石到北京来，我向他打听武某的情况，白石说，武某回电台工作以后，仍然主持一个节目，工作不错，并且结了婚，有了孩子，现在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我说起武某“文革”期间写材料的那件事，至今仍替他感到后怕。白石说，当时武某也曾给他看过那份材料。我们两个是谁先看到的？因为都信守诺言，不对任何人说这件事，当时不知道，现在更说不清了。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白石看过材料以后和我的态度一样，叫他马上销毁，不要再给任何人看。这位老弟总算还有点理智，接受我们的意见，除了我们两个再没给别人看。如果这件事当时被人捅出去，他早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不可能再回电台工作，也不能有他的家庭子女了。“文革”期间，我算得上是就业职工当中的逍遥派，没有遭受批斗，也没有感受过什么压力，但我的内心同样是灰暗的，眼前迷雾茫茫。在这种运动的形势下，我的出路和我的家庭可该怎样办呢？
一天，和我住一间宿舍的管澡堂子的老孙下班回来，对我说：“我今天看见一件怪事，李队长叫我帮他家修灶炕，路过场部的时候，场部大院正在开大会斗场长，人们喊：'打倒刘少奇的黑爪牙。'学校的学生们还摇着小旗喊：'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刘少奇不是国家主席吗，还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怎么这老哥俩也打起来了？”
老孙是泥瓦匠出身，没读几天书，从不看报，也不关心国家大事，每天吃饭、干活、睡觉，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但刘少奇他还是知道的。刘少奇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他听到有人公开喊打倒刘少奇感到很惊讶。
我也很惊讶。虽然从《炮打司令部》到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派”和《黑修养》，我已经明确地知道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但毕竟没有公开点名，而且批判是在上层和舆论界，这么快就在基层单位甚至在小学生中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是意想不到的。劳教农场这种特殊单位的基层领导和刘少奇根本沾不上边儿，居然成了刘少奇的黑爪牙。刘少奇从1956年八大以后就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央各部委、各省、市的领导都和刘少奇有工作联系，更不知有多少人要受到刘少奇的株连而被打倒了。
由于我在图书馆的日常工作不多，经常派我干一些临时性杂活儿。一天，冯股长分配我和白石一起去丈量六队的耕地面积。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心里郁积着很多迷惑和苦恼，但不能和任何人说。白石是老同学，彼此了解，可以坦诚地谈出自己的思想。丈量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在大堤下面坐下来，谈起“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说起场部开大会批判“刘少奇黑爪牙”的情况。刘少奇是毛主席亲自确定的接班人，现在竟喊出“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这是什么道理呢？白石说：“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也令人不可思议，我们这些普通党员入党以前，对历史都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必须历史清楚才能入党，刘少奇是党的重要领导人，而且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他的历史怎么会不经过严格的审查？”
我们谈了很多，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是把很多郁积于心的想法说出来，心情感到松快一些而已。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没有像往常一样一年探亲一次。1966年红卫兵大串连，交通拥挤，秩序也乱，我没有去贵州探亲。到了1967年，大串连的浪潮已经过去，有些职工探亲回来说，火车、汽车已不太拥挤。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发出的“最高指示”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外边是怎样的好法，我想走出农场这个特殊的角落亲眼看看，因为形势连着我的命运啊，另外，两年多没有回去了，家里人怎么样了？我是摘帽右派，当时造反派当中流行一句口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宝珍和孩子是否受到了株连？我实在放心不下。8月份我请准了探亲假。
一到天津，就感到气氛和往昔很不一样，临街很多楼房挂着造反组织的“司令部”、“指挥部”，还有外地造反组织的“驻津联络站”、“驻津办事组”等大招牌，有的门前站着身着军装、佩戴红袖标的年轻人，耀武扬威，一副傲视一切的气概，不知是门卫还是造反派的接待人员。街上行人不多，有些商店关门停业，市面显得很萧条。天津原是个繁华的商业城市，往昔的繁华景象已经不见了。
车站和火车上的秩序都比较乱。特别是北京站，因为北京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东西南北在这里换乘的人很多，买不到车票的人就在站里站外席地而卧，吃完东西废弃的饭盒、包装纸、果皮、果壳丢得满地都是。买票大厅的秩序更乱，虽然各售票窗口前买票的人按惯例都排队，但一些年轻体壮的人毫不客气地把靠近窗口的老人和妇女挤到旁边，自己抢先买票，人们呼吼斥责，毫不济事，谁力气大谁就先买，始终没有路警和车站工作人员维持购票秩序。我排了一夜的队也没买上票。幸亏遇上了一个转业军人。他排在我的后边，二十多岁，比我高出半个头，身体健壮。大概他看我穿着旧军装，就和我聊起天来，当他知道过去我曾参加抗美援朝，是前线记者，立刻对我亲热起来，说他哥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是机炮连长，还立过两大功。他原是广西军区的，在警卫部队当排长，刚转业不久，他这次是到北京出差的，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去贵定探亲。他立刻急起来，对他身后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说：“这位记者同志已经排了一夜了，这趟车再买不上票，还得等一天，记者同志太'守纪律'，咱们得帮帮他。”他叫我继续排队，他和后边那个穿军装的站到旁边维持起排队的秩序来。凡是有前边“加塞”的，两个小伙子就毫不客气的把他扯出来，叫他们后边排队去，“加塞”的人虽不满意，但看两个小伙子都穿着军装，而且年轻体壮，倒也没敢发作。这样，不到半个小时我就到了窗口，我们三个人都买上了车票。到上车的时候也是两个小伙子打先锋，剪票以后，他们一路冲刺，远远在我之前上了火车。车厢里非常挤，我挤进车厢的时候，过道里和车厢的连接处都已挤满人，连衣架上也躺着人，可是先上来的两个小伙子居然找到一个座位，一定要让给我坐，说：“从北京到柳州要两天两夜，你到柳州还要转车，没个座位，不打个盹，是支持不住的。我们到了柳州离南宁就不远了，不用转车，在部队你是老前辈，就不要客气了。”车厢里不供应开水，因为人太挤，想上厕所都困难，却不见列车员维持秩序。两个小伙子又主动地担当起列车的服务工作，他们居然从列车长那里借到一个暖瓶，加上他们两个自带的军用水壶，到餐车灌满了开水提回车厢，先给我倒了一茶缸开水，自己留下一个军用水壶，其余的分给了几位老人和带孩子的妇女。有一个小姑娘扶着老太太想上厕所，怎么也挤不过去，小姑娘急哭了，还是挤不动。两个小伙子用力分开过道的人，把老太太送进厕所，以后又把老太太送回原来的座位，座位已经被人占了，小伙子礼貌地请占座位的让出来，扶老太太坐下才离开，老太太不断地夸解放军好。
一路上，不但我喝开水由两个小伙子包了，连吃饭也包了。他们的挎包里带着很多面包和香肠、面肠。我要到站台买吃的，他们说，他们带的东西很多，足够三个人吃了，每顿都是和我一起吃。
到了柳州，我该转车了，他们和我交换了通讯地址，把我送到车下，紧紧握住我的手，一再说，如果以后有机会到南宁，一定告诉他们，他们南宁熟，带我好好玩两天。
我在部队战斗、生活了十年，对部队怀有特殊的感情，一路上部队的两个年轻人对我的热心照顾使我倍感亲切。
从柳州到贵阳的火车并不挤，每个人都有座位，车厢里有开水供应，车上的秩序很好。车开动以后，列车员还带领大家读了一段“最高指示”：“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要求旅客们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在旅途中团结互助。
不料，天黑以后却遇到了惊险。列车快到独山的时候，忽听前方不远的地方响起激烈的枪声。车上的人们惊慌地说：“铁路上的造反派又在武斗了。”
列车到了独山车站，离武斗的地方已经很近了，就在右前方不到1000米靠近铁道的地方，就着铁道旁的灯光和枪口喷出的火光依稀辨认出那里有一座水塔，水塔下有一座砖房，一方在向水塔和砖房进攻；一方在据守水塔和砖房。车站的扩音喇叭震耳欲聋：“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据守方也在喊着“最高指示”，但他们没有扩音设备，好像是用喇叭筒对着枪眼向外喊的，声音盖不过枪声，断断续续，但可以听到，也有“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等最高指示。
过去，我听人说过打语录仗的事，我以为不过是用自己引用的语录反驳对方引用的语录，在口头上交锋。现在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嘴里喊着“最高指示”，手里却用杀人武器，要把对方置于死地，都说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际上是打着“最高指示”的牌子，干着争夺权力的勾当。
列车停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开动，人们都有些急起来，在武斗的地方停久了，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在双方交火的子弹没有打到站台上，有些胆大的人就下车去打探消息，一会儿，下去打探消息人急慌慌地跑回来说：“坏事儿了，这次列车的司机是守水塔那一派的，刚才被车站掌权的一派--就是攻水塔那一派查出来，五花大绑装进麻袋里，要扔进山沟喂野狗。”列车里的人全慌了，如果列车窝在这里可怎么办，各个车厢的人都在想办法，不久，有人回来说：“四车厢有两个乘客认识掌权这一派的，一个还认识他们的头头，大家已经委托他们两个人交涉去了。”很幸运，两个人说服了掌权派的头头，装进麻袋的司机被放回来，列车又继续启动了。
这次列车短程旅客很多，到了后半夜，车上的人就不多了，大部分人可以躺在座位上睡觉。途中也没有再遇上武斗的事。第二天下午一时许，火车平安地到达了贵定。
家里的情况比我想像的要好。家已经搬到税务局的院子里，在二层楼下层的一个单元，一大间一小间，后边还有一间厨房。宝珍和孩子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比较平静地在家里住了20多天。
回来的路上，列车到天津已是深夜11点多，找不到旅馆，我只好到大舅兄徐少涵的岳父家去住。那是一座三重大院落，他家在最后一重院子。一进大门，就见头重院的正厅灯光辉煌，大厅的正中摆着一张乒乓球桌，球桌上堆满酒瓶、烧鸡、熏肉、糕点和香烟，很多青年男女都穿着军装，戴着红袖标，有的坐在球桌上，有的围站在周围，又吃又喝又抽，狂呼乱叫，还有的男女搂在一起，嘴对着嘴抢吃鸡腿，旁边的人拼命地拍巴掌，丑话脏话不堪入耳，屋子里烟气腾腾，烟气和酒气直冲到院子里。大厅里几乎闹翻了天，其它房间里都黑着灯，寂静无声，大概这院里的住户没人敢惹这帮“革命小将”。
到了后院亲戚家里，我问：“前边院子里那些青年是干什么的，深更半夜的还在那里胡闹腾？”大舅兄的岳父是个老工人，无可奈何地说：“都是中学的学生，参加了造反派，整天地到处批走资派、破四旧，见了好东西就拿。到布店，说绸缎是腐朽文化；到了烤鸭店、饭店和糕点店，又说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拿走人家的好东西，还砸人家的店铺，连对面那家茶庄的茶叶也给抢光了，吓得很多商家不敢开门。都是十大几岁的孩子，不好好上学，整天地出去打砸抢，晚上聚到一起，胡吃海喝，什么坏事丑事都做。总这么闹下去，不是把孩子们毁了吗！”回到农场不久，管教股通知我，撤销图书馆，分派我和老孙管理澡堂子。我和老孙的任务是，洗完澡后涮浴池，打扫房间，干部们洗澡的时候还要做服务工作，侍候洗澡的干部。当时来洗澡的没有场里领导干部，可能他们正在挨批斗，没有行动自由，来洗澡的主要是斗人的年轻人、造反派，他们在澡堂子里也摆出造反派的架式--霸气十足，脱光衣服，用手一指：把拖鞋拿过来！就得把拖鞋送到他跟前，不合脚还得给他换。我看不惯这种作风，所以干部洗澡那天，我大多不去，由老孙支应，有时老孙有其它工作，我也得去。如果指挥我拿拖鞋，我就客客气气地说：“那么多拖鞋，不知道哪双合你的脚，你还是自己拿吧。”农场的干部绝大多数都认得我，虽不高兴，但一般的都没有发作。也碰上过脾气大的，横眉瞪眼地喊：“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叫你干什么你就得老老实实地干什么。”逢上这种情况，我并不争论，推门出去，靠着南墙晒太阳，倒也没有把我怎么样。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我的服务态度问题反映到管教股了，一天早饭以后，冯股长来到宿舍，一见我就笑了，说：“怎么样，你对现在的工作有些不适应吧。”我没有说话。
冯股长说：“我们没有批评你的意思，给你换个地方。从明天起你去六队，劳动一段时间。以后的事情，到时候再说。”
六队紧挨着北大港，那里的熟人较多，白石、李义、吴咸宁还有和我一起在子弟学校当过教师的宁野等。不过这些人分散在各个班，平时接触的机会不多。只有李义例外，他常帮队长办一些事情，和各班的接触比较多。我被分配在三班，他来三班的次数格外多。我来六队那天，是他推着小板车到场部把我的行李拉过来的。到了班里，他又嘱咐三班班长张孝直把我的铺安排到边上，免得夜里睡觉两边挤睡不安生。
我在文艺组时多次到六队来，认识张孝直。这人曾是美国留学生，当过国民党的空军驾驶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中学当教师，性格爽直。他笑着对李义说：“你别唠叨了，老徐的情况我了解，我会安排好他在班里的生活。”
当时秋收已经结束，转入冬季劳动，主要任务是送粪，两个人一辆带斗的胶轮板车，把马厩和羊圈积下的有机肥拉到田里，送完队里的积肥以后，转到大港里拉肥。大港里是一望无际的苇塘，多年割苇子留下的苇茬、零碎苇杆、苇叶和腐烂的苇根积成10至30公分厚厚的腐植层。据场里农科人员化验，这层腐殖质的含氮量达50%以上，不管化验结果是否准确，这种腐殖质肯定是很好的有机肥，特别对农场这种碱性土地，不但有肥效，还能改良土质。当时土地已经封冻，但腐植层很松软，用平锹切成一块一块；贴冰冻的地面一铲就铲起一大块，装车直接拉到田里。
几十辆板车进大港，引起附近居民的注意，有的老乡找到队干部提意见说：“你们铲去这一层，明年就长不出苇子，大片的苇塘就毁了。”可是当时人们没有环保意识，队干部对老乡的意见不予理睬。我们当然执行队里的决定，照铲照拉不误。
六。阔别三十三年之后重返家乡
为了防止辽河水泛滥，每年秋后冬前辽河两岸的大堤都要整修加固，限期完成。因劳动强度大，参加筑堤的工分很高，如能按期完成任务，比在生产队劳动的工分要高出四五倍。但因为活太累，家庭成分好的人还是不愿去，所以有的队就选派地、富家小伙子，这些人不敢偷懒，也不敢捣乱，肯下力，也好管理。我们这个队只有一家富农，家里一个壮劳力，还在队里赶大车，不能去。到工地不过四五天，大队带队的民兵连长就给我们队队长捎来话，说我们队的进度落后了，要求增派劳力。队长决定派我和李荫贵去，对我说：“你老爷子干活肯出力，工地的几个人也肯听你的话，你去了准能叫齐套，把大伙的劲鼓起来，咱们队千万不能落后。”论年龄，我去是不合适的，派出修堤的人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而我已经40多岁，是修堤大军中少见的“老头兵”，但队长分派的事不好推辞。另外，我也有个人的考虑，帮大哥翻盖房子，3个月没出工，一个工分没挣，宝珍走我借了120元的债，如果不多挣些工分，年底分配的时候，我可能连债也还不上。参加修堤能多挣几倍的工分，再累也得去。在农村除了干活挣工分，没有别的收入。
到了工地以后，先来的几个小伙子都很高兴，他们照顾我年纪大，没有叫我推车，给了我一条背带，叫我在前边拉车。其实，前几天进度落后，主要是我们队来的人少，分工不好搭配，被别的队拉下以后，有些泄气，进度更慢了。增加两个人以后，重新调配了装车、推车、拉车的分工，人们的心气起来了，装车的出锹快一些，每车多拍几锹土，推车、拉车的多跑几趟，几天下来，进度就赶上了。
因为劳动强度大，每天午饭以后都休息一会儿，缓解一下疲劳。一天中午，大家正躺在炕上休息，大队带队的民兵连长老宋神情激动地走进来，对大家说：“出了大事了，林彪在外蒙古摔死了！”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忙问：“谁在外蒙古摔死了？”老宋说：“林彪。”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事情说清楚。”老宋说：“刚才公社干部传达的，林彪要搞政变暗杀毛主席，他儿子林立果搞个行动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想在毛主席南巡期间下手，阴谋败露了，林彪一家坐飞机外逃，在外蒙古的温都什么汗摔死了。”对于这桩重大事件，屋里几个人反映很平淡。可是这件事对我的震动实在太大了。这次对中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九·一三事件”，在辽河的工地上并未引起多大反响。完工以后回到队里，也没听到什么反应，没有人谈论这件事，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年终分配问题。根据地里的收成和副业收入，人们在估算今年一个工（10分）能分多少钱，年终分配能不能拿到现金？大家最关心的是切身的生计问题。
回到队里以后，我帮助大哥忙活家里的事情，抓紧午休和下午收工以后天黑以前的时间，挖菜窖，编囤底，贮藏过冬的蔬菜和分到的粮食。因为底粪足、管理经心，今年自留地和园子里的玉米、白菜、土豆、萝卜、胡萝卜等的收成都很好，虽然翻盖房子吃了不少粮食，但明年的口粮够用了。
入冬以后，我被分派到打石组，去北山石场打石头。打石组共4个人，主要任务是用炸药炸下山体的石头，选出直径一尺左右的石块，用大车拉到汤岗子车站出卖，这是队里的一项主要副业，除了夏锄、秋收大忙的一个多月，打石组一年到头都上山。队里的另一项副业是拉砂料，一辆大车两个人，天不亮就出车，到采砂场装上砂料送到鞍山的建筑工地，验收合格、开出票以后往回赶，往返近100里，天黑以后才能回到队里，这个活儿很累，工分也高，比农田劳动高1倍多，我也参加过很多次。
我回村近两年，各种农田的活和几项副业的活都干过，和村里的人都有过接触。经常一起干活，彼此的共同语言就多些，大家把我看成他们当中的一员，什么话都和我讲，使我对农村、农民的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1972年冬天，贫协组长对我说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天下大雪，不能出工，我在家里写东西，傍晌的时候，写累了，到生产队队部想找人聊聊天，放松一下。在队里值班的是贫协组长李荫钟，按辈份，他叫我叔叔。炕烧得很热，两个人坐在热炕头，村里村外地说了些闲话。他说庄稼人不懂得国家大事，想的就是吃饭穿衣、居家过日子的事情。国民党在的时候，这个屯就一个屯长、一个跑腿的，屯里养活的只有两个人。可是现在，这个屯分成两个生产队，每个队五六个干部，生产队上边还有大队，二十多个干部，总共要养活三十多个干部。开会的时候总是讲为贫下中农服务，报纸上也是那么说。可是有什么好事都是干部占了，像参军、招工，都是干部子弟或干部亲属，根本没有贫下中农的份儿，贫下中农只有出力出钱的份儿。什么事都是干部说了算，若是得罪了干部，你在屯子里的日子就没法过。他举出大队支书给儿子娶媳妇的事情。这件事在屯子里反映很大，支书的儿子还在上中学，可能16岁，记不准了，反正按公社计划生育晚婚年龄的规定，还差好几岁，支书叫管户籍的人把儿子的年龄改了，决定当年操办婚事。结婚那一天，屯子里一户不少都去送礼，农民手里大多没有现钱，为了送礼，有的人出去借钱，有的把家里母鸡、鸡蛋或土豆卖了凑礼钱。对于送礼的人，支书决定分几等，5元以下的不招待吃饭；5元以上的，在院子里摆几张方桌，吃的是高粱米饭豆腐汤；10元以上的才在屋里摆席招待。总共收了多少礼钱，没人知道，除了礼钱，还收到二十多床绸缎被面和大床单，十几座挂钟和座钟，这些在当时农村都是贵重东西。为什么人们在手头拮据、甚至借钱、卖东西的情况下也要去送礼，而且一户都不缺？并不是支书在屯子里人缘好，是没有人敢得罪支书。
李荫钟还讲了一个公社书记的事情。这位公社书记一到任，公社马上给划出一块最好的房基地，动工盖房子。砖瓦是公社砖厂出的，木料是从公社的山林里砍来的，用工是从各大队抽调的泥瓦匠和壮劳力。给别人帮工，房主得管饭，给公社书记盖房子自带干粮。五间大瓦房盖成了，公社书记一分钱没掏。不到两年，这位书记调到另一个公社，那边又给他盖房子，他就把这边的房子卖了，一万多元装进腰包。一次调动就成了万元户，若是调三次、四次，他就成了大财主了。李荫钟很气愤。
李荫钟讲的这些基层干部的问题，我从别处也听到不少，有些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对一些基层干部的作风、特别是利用权力搜刮群众的作法也很不满意。但听到有人用国民党和共产党对比讲共产党的不光彩的事情，心里总是不舒服。我说：“你讲的这些事情确实有，但个别地方的情况不能代表共产党，共产党始终是关心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的利益，如果共产党不打倒国民党，农村就不可能搞土地改革，贫下中农就不可能分到土地。”
我这话李荫钟信服，而且提起土地改革，这位老贫农充满了感激之情，他长长出了一口气，点点头说：“那时候共产党的政策好啊，干部对老百姓的态度也好。土改是国家给咱贫雇农分地，一分钱不要给咱们分地，可是事事和贫雇农商量，按人头哪家该分多少，肥瘦远近该怎样搭配，田块该怎样划分，全找大伙商量，大伙都同意了，才张榜公布，带领户主到地里钉界桩。咱们这个屯三成当中有一成是地无一垅的贫雇农，你老爷子知道，在旧社会若是家里没有地，不但活人吃饭难，老人死了都没地方埋，只能埋在乱坟岗，现在分到了地，活着的人有饭吃，九泉之下的先人也有个安身之处了，人们怎么能不高兴！很多人家不供灶王爷，供起毛主席的像。土地就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啊。”
李荫钟讲起贫雇农分到土地以后的生产热情：东头的老四媳妇是寡妇，带着七八岁的两个孩子，分到了六七亩地，有一亩来地是碱地，她带着孩子用脸盆和洗米盆把地里的碱土端出去，再从河滩把好土端到地里，硬是把碱地改成了好地，到了第二年，除了种地、耥地、打场用牲口的活儿雇几个工，剩下的她带着两个孩子没早没晚地在地里忙活，亲戚朋友有时候也帮帮她们。一年下来，地里收成挺好，娘儿三个再也不愁吃穿了。分了地的人家都和老四媳妇一样，心气都挺高，男女老少齐上阵，地里的活做得细，粪也上得足，庄稼长得好，粮食多了，又养猪又养鸡，不少人家还买进了大牲口。人们都说，共产党来了，咱贫雇农的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那时候大人孩子都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说到这儿，李荫钟叹了口气，说：“没曾想，没过几年成立了高级社，分到的土地都收归社里，连过去有地的中农也变成了没地的，大家都成了打工的。”我说：“这话可不对，现在虽然不许单干，但和从前打工不同，现在农村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生产的东西由生产队核算后分配给本队社员，这是集体合作，并不是给人打工。”李荫钟反驳说，地不是社员的，社员们什么事儿也做不了主，这和打工有什么不一样？春天种地的时候，种什么庄稼，什么品种，哪样种多少都是上边下指示，别说社员，连生产队说了也不算。他举我亲眼见的去年种B高粱那回事为例，地里的包米已经长出一筷子高，上边要求推广高产品种B高粱。这地方从来没种过这种高粱，不知能长不能长，再说种高粱节气已晚了。社员们不愿种，队里也主张明年再推广。可是上边一定叫种，到底毁了五亩玉米，种上了B高粱，到了秋后，只收了一些青高粱秆，一粒粮食也没收。上边下的指标，社员不种不行，可是种了没收成，上边就不管了。再说秋后分配，你的粮食定量是多少就领多少，粮食不够吃，想花钱多买点也不行。若不是这两年恢复了自留地，十家有八家会饿肚子。在农村当个社员，就是干活挣工分，别的没有你说话的份儿。这和从前替人打工有什么不一样？
李荫钟对农村一些“左”的作法，譬如“堵资本主义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等等，很有意见。他说，农村里的人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大伙不明白，凭自己力气挣几个钱怎么就是资本主义呢。搞家庭副业不行，跑小买卖不行，办个小厂更不行，都是资本主义道路，要堵死。人民公社化那阵子更邪乎，要求“一大二公”，连养猪养鸡、房前屋后园子里种点菜也算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生产军事化，成班成排拉出去干活；生活集体化，连做饭的锅都砸了，支援“大炼钢铁”。各家各户排着队到大食堂领饭吃，那时候有个口号，叫“脱了裤子割尾巴”。社员们的“资本主义尾巴”割得干干净净，可也穷得精精光光。那以后放松了些，允许搞家庭副业，允许种点自留地，也允许办小厂，人们的日子好过一些了。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人人要学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要“兴无灭资”，要“斗私批修”，把放给社员那点“小自由”又给灭掉了，批没了，就这样一阵紧一阵松，反复地折腾。这两年又有些放松了，恢复了自留地，允许养猪养鸡。可现时人们的口粮都犯愁，哪有粮食喂猪喂鸡鸭？养猪不喂粮不上膘，养成了老头猪；鸡鸭光靠打野食，下不了多少蛋。
李荫钟的情绪很不平静，很明显，他说的是气话反话，可是实实在在，一时很难找到理由说服他。
我回农村几年，有几件事感触很深。一个是农民生活问题。新中国建立23年了，可是农民生活并无多大改善。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首先看农民的住房。大多数的农民省吃俭用攒下钱先盖房子，一方面房子是可以几代相传的不动产，更主要的是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传宗接代。我们那一带有个习俗，姑娘找婆家，男方家里必须有房子--专给新媳妇住的房子，否则不嫁。所以男孩子刚几岁，父母就给儿子攒盖房子的钱。1970年我被遣送回乡的时候，发现时隔30多年，屯子里的人多了，房子也多了，一条街变成了前后两条街，但住房比起30年前并无多大改观，像样的住房不过四五处，多是干部家，还有一家是贩运香烟的。吃的、穿的、住的也很紧巴，很多人家还没有脱离贫困状态。
另一个是集体和个体两种生产积极性的明显反差。在我们那个队，无故不出工的很少，但出工不卖力的却相当普遍，锄地的时候，除少数老年社员以外，年轻人都是在垅帮两侧拉锄，苗间过锄马马虎虎，挨着苗的草，老乡们叫“护脖草”，基本不锄，图的是省时省力。锄过三遍地正好是雨季，几场大雨过后，草和苗差不多一样高。自留地和队里的地相挨的地方，一眼就能分辨出哪块是自留地，哪块是队里的地。自留地苗齐苗壮地里没有草。而队里的地，苗和草“和平共处”，即使高秆庄稼玉米和高粱，艰难地从杂草中挣扎出来，高出一截，也显得瘦弱。东北无霜期短，我们那地方都是春种秋收，一年一茬庄稼。但自留地一般是收两茬，土豆和玉米套种，收了土豆给玉米追肥定苗。勤快人家可以收三茬，先是土豆和菠菜套种，垅上种土豆垅间种菠菜，菠菜生长期短，收了菠菜种玉米，收了土豆再给玉米起垅追肥，虽是两茬三茬，但因为粪上得足，管理经心及时，哪茬也不少收。一般的自留地收成要比生产队地里的收成高出一倍，甚至更多。有的老社员叹息说：“给队里干活若拿出给家里干活一半的劲儿就好了。”一些社员，特别是年轻社员糟蹋队里庄稼的现象令我吃惊。不是一回，至少有四五回，锄三遍地的时候，工间在地头休息，几个小伙子互相打闹，追逐到地里，踏折了很多高粱，还有两回在地里摔跤，压折了一大片。高粱玉米已经拔节，折断以后就不可能有收成，人们好像没看见，没人制止。有一回，李宝德说了一句：“糟蹋那么多庄稼，你们就不心疼？”打闹的小伙子回了一句：“又不是你家的，你管得着吗？”没有人接话，小伙子们照样打闹。到了秋天，有的人家把猪放到庄稼地里“吃秋”。“护秋”的人，有的看见装作没看见，置之不理；有的把猪赶出庄稼地也就完了，过一会儿，吃馋嘴的猪又跑回来了。即使队长知道谁家的猪，也不过是批评几句。对生产队的庄稼如此不爱护，而对自留地的庄稼，人们的态度截然不同。如果你损害了谁家自留地的庄稼，那怕只有一两棵，自留地的主人也要找你理论。推己及人，屯子里似乎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不损坏任何人自留地的庄稼。人们对公私的态度可谓天壤之别。
还有一个是生态破坏。我刚回来的时候，几乎认不出这个屯，周围的面貌全变了。这个屯背山面水，北边三里是北山，南边紧挨村边是汤河。原来北山上树木苍郁，常有野兽出没，我小的时候，没有大人带着，不敢走山旁的小道，害怕碰上狼。如今北山北坡--罗家堡子管的那边稀稀落落的还有些松树和杨树，南坡--我们屯管的这一边已经剃了光头，一棵大树也不剩，只好炸石头卖。汤河的两岸原来是清一色的白杨林，屯南的李家老坟原来是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松树，粗的合搂都抱不拢。如今也都不见了，汤河发源于东山，西流注入辽河，河里鱼虾很多，我小的时候常跟大人在河边钓鱼，或者会上几个小伙伴用筐捞鱼，在河窄的地方打坝捉鱼。现时，汤河已经干涸，只有下大雨河沟里才有流水，雨过一两天河沟又干了。生态的破坏，不但影响了农田的水土保持，也影响了农民的副业收入。像我们这个屯，收入的来源主要靠平均每人2亩多的旱田，收下的粮食，交完公粮再扣除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的各种提留就所剩无几了。听说东边山区有的生产队，社员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分配的时候还要倒赔钱，但社员都不敢不出工，不出工就领不到口粮。
自从合作化以后，农村政策越来越“左”，不适当地剥夺了农民生产甚至生活的自主权，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