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社会各阶级和经济概况（三）

三、徭役和差役

元朝把大部分徭役作为专业，分拨一部分人户世代担负，如站户（负担驿站铺马）、猎户、盐户、窑户、矿冶户、运粮船户等等，这些人户与民户异籍。民户不负担这些专业性的徭役，但这些专业户计负担的其他徭役则由民户按户等分担。

徭役 民户所负担的徭役，名目繁多，如筑城、排河、运粮、采打、木植、造作船只器甲、马草等等，都自民间征发。元初修建大都，每年都征发成千上万的民夫来采运木石。一二八六年河决开封、祥符等十五处，调南京民夫二十万余分筑堤防。元朝侵略日本，在江南拘刷水手，打造战船。行省官依各道户计，敷派船数。被征发的丁夫离家五六百里应役，冻死病死者不计其数。诸如此类的摇役，由官府依据一时的需要而任意征发，民众的负担是无限止的。元朝还继承前代的“和雇”制，由官府出价，向民间强迫雇佣劳力、车辆。官府所出工价往往不足十之二三，而且多被官员中饱。名为“和雇”，其实是变相的徭役。

职役 职役包括里正、主首、社长、库子等名目。里正秉承官府的指令，管理里社居民；主首催办赋税；社长功课农桑，纠监非违；库子管理仓库，主要由上等户计承充。担负职役的人可以免服本身其他差徭。富有者在里社任职役，可以假仗官势，侵渔百姓。贫弱者任职役则被官吏敲榨，穷于应付，赔累而无法偿清。因此，“富者三岁一役，曾不以为多；贫者一日受役而家已立破。”（《王忠文公集》卷九）平民任职役既无法应付官吏之勒索，又无以责豪绅之拖欠，往往因此而倾家荡产。

里社制度里社制度是继承前代的村社制而又有所强化。元朝法令规定：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选择年高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社内居民中，“或不务本业，或出入不时，或服用非常，或饮食过分，或费用无节，或原贫暴富，或安下生人，或交结游情”（《通制条格》卷十六）等情况，社长都严加监视。对于“游手好闲，不遵父母兄长教令，凶徒恶党之人”，先由社长进行教训。如不改正，便籍记姓名，等候提点官到来时，在社众前审问是实，于门前粉壁，大字书写不务本业，游情、凶恶等名目。如本人知耻改过，则可由社长保明，报告官府，毁去粉壁。对所谓终是不改之人，但遇本社应派夫役，即遣使替民应役，直至悔过自新，方许除籍。社长对于上述人等如有失觉察，致有人户违犯者，则验轻重责罚。元朝又规定：“诸经商及因事出外，必从有司会问邻保，出给文引，违者究治。”“诸关厢店户，居停客旅，非所知识，必问其所奉官府文引，但有可疑者，不得容止，违者罪之”。通过里社和这一系列的规定，元朝官府对各地居民进行着严密的控制。

（四）课程

元朝所谓课程，主要是指工商税课，包括岁课、盐课、茶课、酒醋课、商税、市舶抽分、额外课等名目。岁课岁课包括山林川泽之产，如金银、珠玉、铜铁、水银、朱砂、碧甸子、铅、锡、矾、硝、碱、竹木之类。这些大都是在产地拨出民户，设官开采；或就令认包采炼，因其呈献而定为岁入之课。元朝初期，课额各有一定，“多者不尽收，少者不强取”。后来，官吏以增课为能，因缘为奸，至于横征暴取，无所底止。如无为矾课，初岁课钞一百六锭多，续增至二千四百锭。这个数目大多是敛剥富民、刻夺吏俸，甚至停给灶户工本凑足。结果是迫使冶户流亡、生产停闭。甚至有的地方，事实上并无该种产品，但官府徇私作伪，百姓却凭空增负赔累。如宁国路民六百户凿山冶银，岁额二千四百两，实际上却是市银以输官，根本不是从山中开采。富州本不产金，奸民勾结官府，募淘金户三百，散住他郡采金以献。岁课从四两累增至四十九两。到后来三百户所存不足十一，又贫不聊生，官府于是责民代输。

盐课 盐是官府的专卖品。在产盐的地区，设立场官，役使灶户煎煮，劳作十分沉重。每盐一引，重四百斤，窝阔台时期价银一十两，忽必烈时，减为七两，又改为中统钞九贯。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增为五十贯，成宗元贞二年（一二九六年）增至六十五贯。以后又累累增腾，至仁宗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年）达一百五十贯，较之元初上涨十六倍多。法令规定凡伪造盐引者斩，籍没具家产以付告人充赏。犯私盐者徒二年，杖七十，并籍其财产的半数。盐的行销各有郡邑。商人买到盐引后，持引至指定的盐场取盐，然后到划定的行盐地区贩卖。犯界者减私盐一等科罪，盐的一半没官，一半赏告者。这不但给商业活动带来限制，也给百姓带来很多的祸害。很多地区因受行盐地域的限制而不能就近购买，被迫远道高价贩运。官府又往往把盐均数科卖，强事俵派百姓，以牟取暴利。黄溍指出：“厥今东南为民病者，莫甚于盐 。始则亭户患其耗而不登，次则商旅患其滞而不通，及均敷科买之法行而编民之家无贫富莫不受其患。况夫吏得肆其奸，则民之不堪益甚矣！”（《丽水县善政记》）盐专卖是元朝国家收入的大宗。天历初，每岁总入为七百六十万一千余锭。据说“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而两淮盐独当天下之半”。

茶课 茶的专卖，大体承袭宋朝的旧制。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全部收入才只有中统钞一千二百余锭。其法最初有长引、短引之分，三分取一。长引每引计茶一百二十斤，收钞五钱四分二厘八毫；短引计茶九十斤，收钞四钱二分八毫。其后废长引，税率也一增再增。仁宗延祐五年（一三一八年），行减引添课之法，每引增税为一十二两五钱，通办钞二十五万锭。七年（一三二○年）增至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一十一锭。如徽州、宁国、广德等三郡茶课初止三千余锭，其后屡增至十八万锭。茶农因为茶税太重，更加上务官的勒索，无法应付，往往只得砍伐茶株而改从他业。商税元初规定，商税三十分取一。市舶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为抽分；在贩卖中再征取商税。桑哥当政时，大增天下商税；其后累有增高。据后来文宗天历年间的记载，总入之数，较至元七年定额不啻百倍。五六十年时间内，各种税课都有数十倍或百倍的增高，这一方面是交钞迅速贬值的必然；另一方面也表明苛征暴敛，税网越来越密，取数越来越高了。和买元朝也继承前代的“和买”制，向各地强行收购土产，按户摊派。名义上由官府作价出钱，实际上作价不到实价的一半，而且往往拖延三五年不付价。官吏又从中作弊，多方敲剥。

三、农业、手工业与商业

（一）户口

金朝统治地区的户口，据一二○七年（泰和七年）的统计，共有七百六十八万四千余户。南宋统治区的户口，据一二二三年（嘉定十六年）的统计，有一千二百六十七万余户。元朝建国后，各地户口的分布有了很大的变动。总的趋势是户口减少，北方显著地少于江南。

一二三三年，窝阔台检括中州户口，共得七十三万余户。一二三六年，得一百一十余万户。元朝建国后，一二九一年的统计，北方诸郡民户共有一百九十九万九千四百余户，比金泰和时显著减少。某些地区，尤其是战乱频仍的地区，户口更是大量削减。金泽州有户五万九千四百余。一二四二年（脱列哥那元年）只有一千八百余户。邢州原有八万余户，元朝建国前只存不到七百户。毫州原有户六万，自金末即不断南逃，所存不到十分之一。唐、邓两州，连年争战，户口流散十之八、九。关中地区在长期战乱之后，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至于江南地区，忽必烈灭宋时，得户九百三十七万余。一二九一年统计，江淮及四州地区共有户一千一百四十三万余，接近于南宋时的数字。

北方户口的大量减少，主要是长期战乱和人户南逃造成的。但元朝官方的户籍统计数字，并不包括全部的实际户口，军户、站户、匠户等都不在民户籍内。一二七一年，正军及贴户军共有七十二万户，此后，还续有增加。站户、匠户等也都有不少的数量。北方各地存在的大量驱奴，附籍于主人，有口数而无户数。这些情况说明，元代北方的实际户数当高于现存的统计数，但较金代显著减少，仍是事实。江南地区也还存在民户以外的人户和奴仆。他们虽然远不如北方人数之多，但同样说明，江南的实际户数也应高于统计数。总的情形是，元代北方的人口显著下降，而江南地区当较南宋时有所增加。南方和北方，户口疏密，相距悬殊。

元代户口分布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各民族的往来迁移和杂居。蒙古建国初期，即有大批汉人迁往漠北。如史秉直所部汉人地主武装曾有十余万家迁往土拉河上。蒙古军俘掠的汉人也分布在和林、称海以至谦州等地劳作。大批的蒙古、色目官员和军户，逐渐迁到中原，以中原为家。忽必烈灭大理后，在云南建立行省，并且封皇室宗王，领兵镇驻。估计约有十万以上的蒙古族因而定居在云南。元朝灭宋后，襄鄂地区的大批汉人被迁往河西西夏旧地。原属西夏的部分军户则迁居到合肥。回回、阿尔浑、康里、斡罗思等军户聚居在宣德、大同一带。江南地区商业繁盛的名城，如杭州、泉州、镇江等地，都住有大批的各族人。《至顺镇江志》记载镇江侨寓人户有三千八百余户，包括蒙古、畏兀、回回、河西、契丹、女真和汉人（北方汉人），他们并且拥有两千五百多名驱口。

（二）农业

金元之际，北方农村遭到严重的破坏。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开始重视农业。一二七○年，朝中设司农司掌管农桑水利，御史中丞字罗兼为大司农卿，督课各地方官劝农。司农司还颁行农桑之制十四条，作为督率农业生产的依据。忽必烈一朝，北方和两淮地区，农业渐得恢复。江南和边疆各地区则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农田的垦殖元朝经过开垦荒地、开发边疆和兴修水利，使农田面积逐渐有所增加。

荒地的开垦——金元之际，北方出现大量荒地。一二七七年，元朝规定，各处荒地在限期内许旧主认领；逾限，许自愿耕种。一二八六年，朝廷又下令募人开耕荒地，每丁拨地百亩，三年后再依例纳税（《元典章·户部五》）。经过垦荒，两淮地区逐渐出现变废墟为良田的景象。忽必烈时，淮北内地，只输丁税。成宗大德时多次在那里括地，征收地税。

屯田和边境的开发——元朝建国后，在各行省立屯田以助军饷，分军屯、民屯两种。据一三○八年的统计，全国屯田有一百二十余所，垦田面积约在二十万顷以上。北达漠北，南至海南都进行屯田，对各边境地区的开发，起着显著的作用。哈刺哈孙经理称海屯田，教当地诸部落人耕作，溉田数千顷，岁得米二十余万斜。赛典赤在云南教民耕种，修治滇池，辟地万余顷。

水利与水田——屯田的发展也促进了水利的修建。元初，张文谦、董文用、郭守敬等修浚原属西夏境内的唐来、汉延、秦家等古渠，灌田九万余顷；又开辟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的旱田为水田。忽必烈以朵儿赤为中兴路新民总管，统领南军子弟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据说三年之后，赋额增倍。江南地区南宋时在江淮水乡依水造田，已见成效。王祯《农书》载有围田、圩田、架田、沙田等多种。元代在南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元初松江曹梦炎依澱山湖围田九十三围，得数万亩。不过，豪富占湖围田，往往因此造成湖面收缩，或水流堵塞，使周近农民受害。木棉的推广木棉的种植，在南宋时已逐渐扩展到江南的许多地区。元代更为普遍。桑哥执政时，曾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每年向民间征收木棉布十万匹。桑哥败后，罢废六处木棉提举司。但朝廷仍在各地征收木棉，每年不下五十余万。成宗时，木棉布开始列入正赋，说明木棉的种植和纺织，已遍及于民间。北方地区在金代种棉甚少。只是西北地区从回鹘略有传入。北方民间甚至仍流传着木棉是“垅种羊”的传说（城上种羊脐，从土中生长）。耶律楚材到了西域，才知有木棉。作诗说：“西方好风土，大率无蚕桑。家家植木棉，是为垅种羊”。元代北方也逐渐推广种植木棉。王桢《农书》记木棉说：“江东、陕右亦多种，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自陕右至淮北，木棉日益普及。

耕作技术的交流 元朝建国后，曾经长期隔绝的北方与江南人民之间以及各族人民之间，得以交流耕作技术。汉族农民迁往漠北后，在一些地区开始经营农耕。山北道居民原来不知稼穑，姚天福任按察使时，提倡树艺耕作，渐致富庶。云南爨、■等族人民从汉人学会蚕桑。西域色目人定居在宣化等地，促进了当地果园农艺的发展。江南农民来到大都东南，开垦水田，形成北方重要的水稻产区。元朝一代不乏此类事例，说明各地区各民族间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地交流了经验和技术。一二七三年，元朝颁行《农桑辑要》一书，汇编历代农学著述，并依据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予以增订，但它只限于当时北方的农业成就。元朝建国后，山东人王祯著成《农书》，着意于总结南北方农业生产的经验，“南北通知，随宜而用，使不偏废。”书中论述荆桑与鲁桑各有优长，应以荆桑为本，以鲁桑条嫁接，便能久远盛茂。又论述生产工具：北方多用铧，南方皆用馋，应依老农经验，南北互用，馋铧不偏废。垦生地宜用馋，熟地宜用铧。经验技术的交流，无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手工业

棉织业 棉织业的发展是元代手工业中的一个显著的成就。南宋时广东南海等地棉织业已有所发展。方勺曾记闽广地区土人纺棉，先去壳，以铁杖捍尽黑子，再用小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织。（方勺：《泊宅编》）工具颇为简陋。《农桑辑要》记载陕西地区轧制棉花装衣，但还不知纺纱织布。成宗元贞年间，流落在崖州的松江妇女黄道婆，返回松江，带来崖州黎族人民的棉纺织技术。黄道婆教松江人民制做捍、弹、纺、织的工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挚花等技术，织成生动如画的棉布。松江传习棉织技术，成为江南产布的名地。据王祯《农书》所载元代棉纺工具，与历来的丝织麻纺工具大致相同。松江棉织业当是在汉族丝麻纺织的基础上，吸收黎族的棉织技术而有新的发展。

松江棉织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印染业。孔齐《至正直记》说：松江能染一种青花布，染法是从日本学来。用木棉布染印，青文洗浣不脱，并说这种青花布，染印芦雁花草，宛如一幅苑画。

印刷业 北宋毕昇发明胶泥活字版印书。但胶泥性脆，不耐久用，故宋元间有人铸锡字。锡字难于使墨，率多印坏。王祯又改用木活字。木活字在毕昇时曾试验过，但因木质有伸缩，沾水后发生高低不平。王祯选择优质木料刻字，以防止沾水伸缩；木活字排版后以竹片夹住，再用木榍榍紧，使之坚牢，不致活动。这就避免了泥活字、锡活字的缺点，使活字印刷术向前推进了一步。他用这种新法试印《旌德县志》，全书六万余字，不到一月而百部印成。稍后，马称德也镂活字版至十万字，印成了大部头的《大学衍义》等书，活字印刷日益完善。为了便于拣排活字，王祯又创造了可以自由旋转的轮形字盘。盘里的活字按韵分存，拣字时旋转字盘，便可“以字就人”。敦煌千佛洞发现元代畏兀字的木活字，活字用硬木制成，具有同样的高度。用木活字排印拼音的畏兀字，当更为简便适用。

套色印刷技术的发明是元代印刷术发展的另一成就。一三四○年（后至元六年）中兴路（湖北江陵）资福寺刻无闻老和尚注解《金刚经》，首卷的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木刻套印。它比西欧第一本带色印的圣诗，要早一百七十年。

元朝在全国各州县都照例设有学官，教授儒生。在所谓“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立有书院。学校、书院都有学田，充作经费。顾炎武说：宋、元刻书，皆在书院。由山长主持，通儒校订，学者传布。故书院所刻有三条优点：一是山长无事而勤于校雠；二是不惜费用而工精；三是版不贮官而易印行。元刻书籍流行一种圆美的楷书，和宋版书一样，都是很精美的艺术品。

制瓷业 元朝制瓷业在南宋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江西的景德镇，自北宋以来，二百多年间形成瓷业的一大都会。元人蒋祈记这里曾有窑三百余座。元朝改南宋所设之监镇官为提领。泰定以后，又以本路总管监领，而隶属于朝廷将作院之浮梁瓷局。官府有命则选取细白质腻之陶土，精制为薄质精美的进御器呈进。这些进呈的瓷器因有“枢府”字样，故称为“枢府窑”。它们是千中选一的精品，故非一般民器所可比拟。窑主兴烧必须向官府纳税，按规定二八抽分。“窑有尺籍，私之者刑；釉有三色，冒之者罪。凡利于官者，一涉欺瞒，则牙商、担夫，一例坐罪。”景德镇之外，荆浙川广诸地民窑也很多。

元代瓷器的特点以青花瓷器为代表作。它的制作无论在颜料的炼制和烧造方面，都较宋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它已不象宋代青花类似磁州窑的铁锈花那样釉色晦暗，而是色彩明快，釉质光润，烧造技术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一九六四年河北保定出土的青花加紫镂空大盖罐、青花八棱执壶和一九七○年北京出土的青花风头扁壶、青花托盏等都反映了当时烧造的水平。它不仅行销国内，而且还大批远销到海外。

火器与武备 火器制造在南宋和金朝都已有相当的成就，元朝又有较大的发展。元初伯颜军进攻沙洋，顺风掣金汁火炮入城，烧屋舍，烟焰燎天，焚城中民舍几尽。这可能还是如金代飞火枪之类的燃烧性火器。但铜炮（又作火筒）的铸造已逐渐进步。现存至顺三年（一三三二年）铸造的铜炮（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长三十五点三厘米，口径十点五厘米，重六点九四公斤。和金代火炮以纸十六重为筒比起来，进步之大是很明显的。另一只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铸造的铜火铳长四十三点五厘米，口径三厘米，重四点七五公斤，是一种用于射击的管状火器。这很可能就是元末作家杨维桢所描写的“龙井炮”或“铜将军”之类。元末还有一种燃烧火器叫“没奈何”，用芦席作圈，围五尺，长七尺，糊以布纸，丝麻缠缚，内贮火药捻子及诸火器，用竿挑在头桅之上。当接近敌船时，点燃火线，用刀砍断悬索使落敌船之上，火器俱发，焚毁无救。足见火器使用己达相当规模。另有一种可以投掷的爆炸性武器铁火炮，它大概接近于金人的“震天雷”。明朝人何孟春曾在西安城楼上见到过去贮藏的铁炮名震天雷者，“状如合碗，顶一孔，仅容指”，火发炮裂，铁块四飞，能远毙人马。另有一种是磁制，威力较差，但取给方便（《余冬叙录》）。何孟春所见之震天雷，与日本画家竹崎季长所画元军侵日时使用的铁火炮十分相似，可能即是元代遗物。

元朝在溧阳、扬州等处都设有炮库，制造火药。一二八○年，扬州炮库因碾硫磺失慎，发生爆炸，守兵一百人炸死，平地炸成一丈多的深坑。炮库规模之大可以想见。火器之外，其他武器也有发展。元军攻襄阳，用回回人亦思马因、阿老瓦丁所造巨炮（投石机），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人地七尺”（《元史·阿老瓦丁传》），用力省而所击甚远。常州之役，伯颜又使用回回炮，“甚猛于常炮，用之打入城，寺观楼阁尽为之碎”（《心史·中兴集》）。这种投石机确具有相当大的威力。此外，元代还出现了折叠弩、叠盾等经过改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