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献资料　　2

儒家著作文献资料　　2
干禄字书
〖干禄字书〗一卷。唐颜元孙撰。元孙字聿修，、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为颜杲卿之父，颜真卿诸父，当活动于玄宗朝，进士出身，历官太子舍人，濠、滁、沂诸州刺史，赠秘书监。此书原本为章奏、书启、判状而作，故曰“干禄”，也即求诸禄位之意。汉字发展到唐代，已历隶、楷、草等字体，致使原来的笔画形体逐渐为一般人所不了解。此编即以辨正字形为主旨，收字先按四声，再依二百零六韵编排。每字列俗、正、通三体，其中许多是当时已通行的简化字，颜氏对其详加考辨，有助于当时识字及书写规范化。如虫、□，□、□，□、商，冻、□等等，截然两字，元孙却认为前为俗字，下为正字；又如□乃古貌字，元孙乃谓“貌”是正字，□是通用字。诸如此类，则不免解释失当，可谓千虑一失。元孙所用二百零六部之次序，与《广韵》间或有所不同，盖仍沿用陆法言之旧第。故书中注音，又可用来研究中唐语音，参证《切韵》音系。书成以后，大历九年（７７４）其侄颜真卿官湖州时，将此书勒石于湖州。开成四年（８３９）杨汉公又刻石于蜀中。南宋宝□五年（１２５７），衡阳陈兰孙始以湖州石刻木。清扬州马曰璐得此本，然证以蜀中石刻，内容多有谬误。修纂《四库全书》时，馆臣以其与蜀石刻相校，补缺文八十五字，改伪体十六字，删衍文二字，使其稍复颜本之旧。故今传本中，惟有《四库全书》本为最佳；另外，尚有清顺治间宛委山堂刻本；日本亦有宝永四年（１７０７）刻本，也可称较佳之本，今中国北京图书馆存有此本胶卷。
格物通
〖格物通〗（又名《圣学格物通》），一百卷，明湛若水（１４６６一１５６０）撰。为嘉靖七年（１５２８）湛若水官南京礼部侍郎时所进。体例略仿邱□《大学衍义补》，分为六格。计诚意格十七卷，分审几、立志、谋虑、感应、儆戒、敬天、敬祖考、畏民八细目三百九十八则。正心格三卷八十四则。修身格九卷，分正威仪、慎言动、进德业三细目一百九十八则。齐家格十三卷，分谨妃匹、正嫡庶、事亲长、养太子、严内外、恤孤幼、御臣妄七细目二百七十则。治国格十四卷，分事君使臣、立教兴化、事长慈幼、使众临民、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七细目三百二十九则。平天下格四十四卷。分公好恶、用人、理财三细目九百八十六则，其中用人又分学校、举措、课功、任相、任将、六官六目，理财又分修虞衡，抑浮末、伤百工、屯田、马政、漕运、劝课、禁夺时、省国费、慎赏赐、田租、薄敛、恤穷、赈济十四目。大体杂引经书、诸儒及明代皇帝的“圣谕圣制”，附以湛若水自己的见解。内容广泛，主旨在“明圣学”，为修身与治国、平天下提供借鉴。所以与邱□《大学衍义补》均受到统治者和学者的重视。《四库全书总目》谓邱书“多征引旧事，以为法戒之资；此书多引前言，以为讲习之助。二书相辅而行，均于治道有裨益者也”。有明嘉靖刊本、清《四库全书》本等。
公是先生弟子记
〖公是先生弟子记〗四卷。宋刘敞（１０１９－１０６８）撰。刘敞为北宋著名经学家，世称为“公是先生”，故以其为书名。此编虽题作“弟子记”，似由其弟子记录而成，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却认为，此书为刘敞自记成问答之言，并非由其弟子记录而成；《四库全书总目》亦说：“盖说言弟子之所记。而文格古雅，与敞所注《春秋》词气如出一手，似非其弟子所能。”书中以问答体，阐述了自己研经后的自得体会，并对王安石的“新学”观点进行了批驳，对程颢、程颐、欧阳修、苏拭等人亦有所指斥。认为“淫声出乎律吕，而非所以正律吕也”，“小道生乎仁义，而非所以明仁义也”。“八音不同物而同声，同声乃和；贤能不同术而同治，同治乃平”。“忘情者自以为达，悖情者自以为难，直情者自以为真，三者异造而同乱”。“学不可行者，君子弗取也；言不可用者，君子弗询也。”“无为而治者，因尧之臣，袭尧之俗，用尧之政，斯孔子谓之无为也”。诸如此论，都为有感而发，盖刘敞所处之时正为三党交证时期，而敞独萧然处于门户之外，故其所论比较平和。至于其称老子之“无为”，则为王安石新法所发；辨孟子之人皆可以为尧舜，则为王安石自命为圣人发，故其说不免稍激。作者为学独抱遗经，猖于声誉，不与伊、洛诸人倾意周旋，故其著作亦一仍其人，在北宋诸儒著作中，独树一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刘敞《墓志》及《宋史·刘敞传》均著录为五卷，《郡斋读书志》作一卷，清修《四库全书》时，厘为四卷。有《四库全书》及《知不足斋丛书》本传世。
公羊春秋经传通义
〖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十三卷。清孔广森（１７５２－１７８６）撰。广森综览诸家，兼采左、□，撰成是书，与其先前解诂传相异。其不同于解诂者，如谓古者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故各得纪年于其境内，而何邵公猥谓“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经书元年为托王于鲁。自蹈所云反传违戾之失。《春秋》分十二公，而为三世，旧说所传闻之世，即隐、、庄、闵之世；所闻之世，即僖、文、宣、成襄之世；所见之世，即昭、定、哀之世。颜安乐以为襄公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云邾娄无大夫。认为其何以书，为凭近书。广森以为，亲周故宋以《春秋》当亲王，是“一科三旨”，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二科六旨”，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侯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广森另以天道、王法、人情为三科，谓《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让，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为三科九旨。查《公羊传》文无所谓“三科九旨”之类，西汉大师自有所受，何休承袭之。而广森用科旨另为新说，虽似探颐索隐，品类条析，眉目清爽，然多有牵强臆说，其进退得失可供治《春秋》者择别。有《□轩孔氏所著书》本。
公羊何氏解诂笺
〖公羊何氏解诂笺〗一卷。清刘逢禄（１７７６－１８２９）撰。逢禄从事公羊家言，以何氏生古文盛行之日，廓开众说，整齐传义，条理精密。既为《释例》三十篇，专明墨守之学，又析其滞疑，强其守卫，为《解诂笺》一卷，凡九十三条。皆摘传文及解诂以申论其大义，并及他说之可兼者折衷众家，以归于是。取郑氏笺诗之者以名之。书中有云，何氏于义俭者，失经传义者、疏于礼者，依违左氏者，谷梁于义为长者，何君依违之辞取之而义益长者，李兆洛撰传，称其洞明经术，究极义理，宏而通，不泥守章句，此书近之，亦如郑康成注释《诗经》，宗毛为主，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以断之。逢禄虽弘扬何氏之说，然其又不泥于何氏，并于其它诸家记述之说，亦有兼采，有依托而无门户，立说明允，可为治经者法鉴。有《皇清经解》本。
公羊礼疏
〖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问答二卷。清凌曙（１７７５－１８２９）撰。曙初治郑氏，熟于经典，闻刘逢禄论何氏之学而好之。为阮元校辑《经郛》，尽见魏晋以来诸家《春秋》说，以解诂言礼，亦详公羊旧疏，不注纂人，言例虽详，于礼则略，注中杂引四代之礼，不尽为周制，《疏》概以为时王之札，殊欠明晰，乃取而补疏之。成《公羊礼疏》十一卷。自言义若隐略者，则表明之，如有不同者，则征引他议。自郑礼氏《三礼注》及晋、宋诸志、《通典》、唐志莫不甄抉综错。如郊□六宗、明堂祥禅之制，异论纷如，但取合于何义者，引一、二说以证之。疏不破注，一贯如此。若有未安者，便引先儒诸说以证之。复撰《公羊礼论》三十篇，统为一卷，“复九世之仇急一条，引朱子《戊午谠议》曰：“有天下者承万世无疆之统，必有万世必报之仇，何止百世哉”，以破顾栋高之说。所谓议必征诸古人论不离乎师法；要使礼归至当而已。又有《绪论》，未著于篇，而不尽涉乎礼者，作《公羊问答》两卷。《礼疏》序云：说者谓《春秋》为汉帝制法，故其制度之文为多所采择。案公羊家说以为周道既徽，明王不作，夫子知汉将兴，因损益百王之法，作《春秋》以贻来世。此乃汉儒立学之初，为兴其学而作，非《春秋》本意。曙沿用其说，失于究查弃虚。总观全书，所有引征皆序而不断，实事求是，未曾穿凿妄议，如后来说经者蔓衍支离，不失为治《公羊春秋》者参考之作。有《凌氏丛书》本。
公羊义疏
〖公羊义疏〗七十六卷。清陈立（１８０９－１８６９）撰。立少从凌曙、刘文淇受公羊学、许慎《说文解字》、郑玄《礼》学。于公羊之学用力尤深，钩稽贯串，撰成《公羊义疏》。深明家法亦不过为穿凿，例如传隐公元年：“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注云：“文王周始受命之王陈受命之正月，故假以为法，不言溢者，法其生，不法其死。”《义疏》谓周道死溢，《春秋》法文王生时政教，以为后王法。于法其生，不法其死。不从为之辞。僖公十年秋大雪，注云：“城缘陵烦扰之应”。《义疏》但云与上年秋大雩所应同，不质言诸。侯城缘陵在十四年。而“先一年致旱之无理”。又宣王十六年成周宣谢灾，注云：“因天灾中兴之乐器，示不复兴周，故系宣谢于成周，使若国文黜而新之，从为王者后，记周也。”臧琳谓公羊言新周，核之董说则以天意，以乐器空存无补实政，故灾之而望周之从新，圣人书之所以承天意也。《义疏》乃谓臧氏非今文家，不足责。孔氏于三世已多违旧义，而于三统之义又全更灭，陈氏率此以解公之义，未免失于讨榷，与瞽者相类、以不狂为狂。此外，前儒注疏尚有前后自相违异者。《义疏》亦不明言其非，默守成规而不加匡正。此亦其所失之处。南菁书院刊刻是书时，则陈氏之子汝恭校字。有《皇清经解续编》本。
公羊逸礼考征
〖公羊逸礼考征〗一卷。清陈奂（１７８６－１８６３）撰。奂论《礼》谓当追溯先秦古说，以考郑玄所言礼器制度之得失。何邵公不信《周官》，故注《春秋公羊传》援据《逸礼》，间参汉法。中所援引不少先秦旧典。徐彦《疏解》多指为时王之礼，大抵考之未审。此书论朝制、门制、庙制、城制、□□之馈归宁之礼，皆摄其要，引其端，而于礼之文意异同者，附著各条，常见者则略之，门人陈倬校录成一卷，潘文勤付之梓。倬对之又加以补充考核，以竟先生之志。大抵是书定本于道光十年（１８６０）因变乱而亡失；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奂殁后，倬求得其草稿（已经不全）补成完书。撰行状，曾言奂尝作《谷梁逸礼》一卷，以与弟子杨显，使畅其旨，今未见。有《滂喜斋丛书》本。
古今列女传
〖古今列女传〗三卷明解缙（１３６９一１４１５）等撰。解绍字大绅，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１３８８）进士，选庶吉士，授江西道监察御史。历官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曾任《永乐大典》总纂官，著有《文毅集》等。洪武中，孝慈高皇后曾请示太祖命儒臣编订《列女传》而未成书永乐元年（１４０３），仁孝皇后徐氏又请示成祖编辑此书，成祖命解缙、黄淮、胡广、胡俨、杨荣、金幼孜、扬士奇、王洪、蒋骤、沈度等同加编辑，九月书成，成祖亲制序文，刊印颁行天下。上卷为历代后纪，自虞迄明太祖孝慈高皇后。中卷为历代诸侯大夫妻。自周列国至明韩太初妻刘氏。下卷为：士庶人妻，亦起于周列国，止于明饶州乐平县徐德安妻陈氏。全书所录，自古迄明，多参考刘向《古列女传》，故名《古今列女传》。皆为旌表按封建伦理规范行史之妇女事迹，以劝扬封建人伦。包括贤而有德、非礼不言、非礼不动、事无不听、性敏淑言、动有准绳、爱民崇俭、死不他适、守节、善于教子、不屈完节等等。永乐帝序所谓的“人之大伦有五，而男女、夫妇为先”，“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君臣。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经训之作，皆载之首篇”儒家所倡导的“三纲”第三即“夫为妻纲”，“五典”第二典为“母慈”，封建统治者历来重视之，而《列女传》实为宣扬封建伦理纲常之助。明清以后愈发重视“列女”当与此书颁行有关。此书受到清代学者好评，认为在明代官书中尤为善本。较《五经大全》、《四书大全》为审慎。有明初内府刊本、《四库全书》本等。
古经解钩沈
〖古经解钩沈〗三十卷；清余萧客（１７３２－１７７８）撰。萧客字仲林，号古农。年十五通九经，性嗜古籍，闻有异书，必假抄录。尝辑《注雅别钞》，就质于惠栋，遂著弟子籍。平生以教书为业，时人称其学在王应麟、顾炎武之间，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说：“余氏曾说：”《钩沈》一书，汉、晋、唐三代经注之亡者，本欲尽采，因乾隆壬午四月得虚损症，危若朝露，急欲成书，乃取旧稿录成付梓”。是书乃辑录先秦至唐诸儒解经之快文而成。卷一为叙，含《前叙》、《后叙》、凡例及《古经解姓氏书目》，《姓氏书目》载周至唐二百二十八家注解经书而原书已亡者，其书今存者不载，又姓氏无考者三十一部，书名无参考二十家，每家书名下详列出处。实为全书之引书目录。其下为《周易》一卷，《尚书》三卷，《毛诗》二卷，《周礼》。一卷，《仪礼》二卷，《礼记》四卷，《左传》七卷。《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各一卷、《孟子》二卷，《尔雅》三卷。其所引据之书，自诸家经解，如《经典释文》、何晏《论语集解》之类，旁及史传、类书，如《汉书》《唐会要》《通典》《太平广记》之类。凡唐以前人解经之旧说且原书不存者，有片语单词可考者，一一辑录之，又有书名而无作者、有人名无书名者，也俱辑存之。全书之体例，“以传从经，钩稽排比，一一各著其所出之书。并仿《资暇集》《龙龛手镜》之例，兼著其书之卷帙，以示征文。又经文同异，皆以北宋精本参校，正前明监版之讹阙”（《四库全书总目》）。此书所辑不为不博，然终因见书有限，有以为已成快书而实世间尚存者，如梁皇侃《论语义疏》，日本尚存全帙，也有佚而末辑，辑而未尽者，然欲辑亡佚之书于穷尽，实非易事，不搞辑恢者难知其苦衷。有《四库全书》本，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杭州竹简斋石印本。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补刊影印本，较佳。
古书微
〖古书微〗十二卷。清魏源（１７９４一１８５７）撰。源熟于掌故，尤悉心时务，精于舆地之学。清自乾隆中叶，学人争尚考据，薄视宋儒，于《尚书》则斥蔡傅而采集马融，郑玄注，于《诗》则诋朱熹《集传》，而尊《毛传》郑玄等；于《春秋》则屏胡传而取枉预《左传集解》、何休《公羊解诂》。魏氏于时尚学风翻然反之，于咸丰四年（１８５９）撰成此书。于《尚书》则祖欧阳、夏侯，于《诗》则本齐、鲁、韩、于《公羊》则宗董仲舒。是书成于咸丰四年（１８５４），专辑考释证《尚书》中若干问题。卷一为《尧典释经》，卷二为《尧典释天》，卷三《舜典补亡》《皋陶谟释经》，卷四、卷五《通释禹贡》，分立二十目，卷六至卷十一或为发微，有《甘誓篇发微》《汤誓序发微》等二十一篇，或为补亡，有《汤诰补亡》《泰誓补亡》（上、中、下）等八篇，或为佚文，有《汤誓佚文》《说命篇佚文》，二篇；其卷十为《周诰分年集证》五篇。卷十二为《书大序集义》。其《金滕发微》说：据西汉今古文说，以正东汉马、郑诸儒之失”，但源也认为“西汉今文千得岂无一失！东汉古文千失岂无一得”。故其说于今文、古文实兼采并用。其说非纯正释经之学，然其义例发凡确有新义，不围经学成序，已有突破，且议论开拓，足以启发学人心思。有《皇清经解续编》本。
古书疑义举例
〖古书疑义举例〗七卷。清俞樾（１８２１－１９０６）撰。俞氏因周、秦、汉三代之书，用词造句。与后世多有不同，抄传刊刻多有讹误，音义变易多有歧异，后人阅读、理解极为不便。遂博览古书诸经，分类总结概括，凡立八十八目，论说古书中造句特点、诠释方法、语言习惯、各种致误原因等，每说必详为例证，以明其意，使读者收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效果，为研读秦汉古籍之初学者必读之书。深为古籍文献、古汉语研究者推重。有１９５６年中华书局校点排印《古书疑义举例五种》本。附四种皆为俞氏书出后补续之作。有刘师培《举例补》，杨树达《举例续补》，马叙伦《举例校录》，姚维锐《举例增补》，可补俞氏之末尽，正其失误。
古文尚书考
〖古文尚书考〗二卷。清惠栋（１６９７一１７５８）撰。惠栋自幼笃志向学，覃精经史，于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专心。年五十以后，专意经学，宗汉儒旧义，尤精于易。清代汉学之盛，萃于吴、皖，皖学自江永开其先，吴派至他而始大。本书是其重要著述中的一部。前部分论述了伪古文和伪孔传作伪的证据，大致和阎若璩在此论见相同，但亦有一些作伪证据是阎氏所未提及者。如《太誓》，阎氏犹沿唐人正义之误，末若栋书之精而约。惠栋之阐述，将《尚书》辨伪工作又向前推进一步，并谓东晋晚出之二十五篇与汉之孔壁真古文不合，可决为伪。而郑玄所传之二十四篇，即孔壁真古文。本书后部分将伪古文二十五篇中之文句凡有出处可寻者，皆一一列举出来，并分别注明抄窃于何处，探□索隐，进一步证实《孔传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书。此重要辨伪之作成书之年早于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等。
古文尚书冤词
〖古文尚书冤词〗八卷。清毛奇龄（１６２３一１７１６）撰。《古文尚书》自朱熹、吴□文来，皆疏其伪，至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列举诸多论据而证其伪，自此，《古文尚书》之伪遂成定论。毛氏则认为阎氏之说不足信，又作此书以驳之。为作者以摘取《隋书·经籍志》之文为据，认为梅氏所献者，乃《孔安国尚书传》，非《古文尚书》；《古文尚书》本传习世间，只是贾逵、马融诸儒未能得见；而《孔安国尚书传》虽伪，但《古文尚书》乃真。其书包括：总论、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古文之冤始于朱氏、古文尚书之冤成于吴氏（按“吴□《书稗传》成于朱熹之前，《朱子语录》曾引之。故当称“始于吴氏，成于朱氏”）、书篇题之冤、书序之冤书小序之冤、书词之冤、书序之冤十篇。从而引起清儒今古文之争，时至晚清及民国，余波未尽。乾嘉以后学者多不信其说，有学人立书专驳毛氏之说为非者，如皮锡瑞《古文尚书冤词平议》，则针锋相对。也有学者认为《古文尚书》《今文尚书》均不可废，不作左右祜，如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王先谦《尚书孔传参证》，俱兼今古文家之说而注之。有《西河合集》本，入《四库全书》。
古文尚书撰异
〖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三卷。清段玉裁（１７３５一１８０６）撰。玉裁为“皖派”考据大师之一，本书是其研究《尚书》之重要专著，利用音韵训诂、小学为基本方法，立足于古文、今文相异，认为古文所遭厄运最多，迭经秦火，汉博士压抑，魏晋间出现伪古文、唐天宝间改字，宋天宝间改释文等诸多事实，遂根据伏生以下欧阳氏、夏侯氏、司马迁、董仲舒、王褒、刘向等人之今文系统，自孔安国以下刘歆、卫宏、贾逵、马融、郑康成、许慎等人之古文系统，对三十一篇古文暨书序，进行参照，钩考异同，略于经义，详于文字，以求“正晋唐之妄改，存周汉之驳文”，取贾逵传之话名书。考述中多有切当之处，然亦间有劲挺疏谬之辞，如谓司马迁《史记》全用《今文尚书》，今文必皆不如古文，古文书宇毕竟胜于今文，梅□所传之古文三十一篇，字字为孔安国真本等等即是。虽如此，然其广搜博证、足备参启，其不失为一有价值的经书注疏之作。有《皇清经解》本。
古文孝经孔氏传
〖古文孝经孔氏传〗一卷。旧本题汉孔安国传，日本信阳太宰纯音。安国为孔子后裔，西汉经学家，生平事迹详见《尚书孔氏传》。太宰纯为日本江户时期（１６０３－１８６７）学者。此书卷未有鲍廷博新刊跋，称其友汪翼沧东舶至日本，于长崎地方购得此书。核其纪岁干支，乃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３）所刊。今本凡一卷，二十二章，前有太宰纯序，言古书亡于中夏而存于日本者颇多，昔日僧□然适宋，曾献《郑注孝经》一本。今去其世已七百余年，古书之散逸者又有不少，但《孔传古文孝经》却全然尚存，只不过因国人相传既久，不知历多少人之书写，遂致文字伪谬，鱼鲁不辨。太宰纯乃以数本校勘，且旁采他书所引，苟有足征者，莫不参考，十更裘葛，终成定本。其经文与宋人所谓古文者亦不全同，今不敢从彼改此，传中间有不成语，虽疑其有误，然诸本皆同，无所取正，故姑传疑以俟君子。今文《孝经》有唐陆德明音义，古文则无，遂因陆氏音例，并音经传，以备读者不误其音。此序较详细的陈述了太宰纯对其书的整理经过。安国所注《古文孝经》，抵唐玄宗《孝经正义》问世以后，世多不传。但在海外，诸如日本、朝鲜却屡见记载，故此本绝非鲍廷博新刊□造。《四库全书总目》云，此本传文虽证以《论衡》、《经典释文》、《唐会要》所引，颇为相合，但浅陋杂乱，不类汉儒释经之体，亦不类唐、宋、元以前人语。殆市舶流通，颇得中国书籍，有桀黠知文义者，摭采诸书所引孔传，影附为之，以自夸图籍之富。《总目》所言诚属不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亦说，今以日本所刊《七经孟子孝文》证之，彼国亦自以为伪本，好奇者误信之也。如此，则太宰纯未及详辨，以伪为真，刊行以后又为中国学者携回。虽然如此，但此本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将能收集到的孔传汇为一帙，对孔传自唐以后罕传于世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此外，对《孝经》的版本学研究亦有参考价值。传本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及《四库全书》本。而《四库全书》所收为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附宋本《古文孝经》一卷。
古文孝经指解
〖古文孝经指解〗一卷。佚名编辑。此书将宋司马光与范祖禹说解古文《孝经》之作合为－帙而成。据宋《中兴艺文志》记载，自唐明皇时议者抵毁古文，以《闺门》一章为鄙俗，而古文遂废。至司马光始取古文为《指解》，又范祖禹进《孝经说札子》曰，仁宗朝司马光在馆阁，为《古文指解》表上于朝，臣妄以所见，又为之撰《说》等等。如此，则祖禹乃就司马光《指解》为其作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马光书与范祖禹书各为一卷。此本盖以二书相因而作，故合为一编。按王应麟《玉海》所记，司马光之书进献于至和元年（１０５４），当时光为殿中丞、直秘阁。与祖禹之说小有不同。但《司马光集》中载有《进书表》，称曾撰《古文孝经指解》，于皇□中献于仁宗皇帝。窃虑岁久不存，今缮写为一卷，再为上进云云，由此可知，祖禹所说指初进之本；应麟所说指重进之本。按《孝经》今文、古文之争，自《隋书·经籍志》所载王劭、刘炫以来，各家纷纷聚讼；至唐，刘知己主古文，司马贞主今文，彼此批驳，争端不下。玄宗御注《孝经》，使今文行而古文废。入宋，诸儒又起而发难，掀起一场尊古文而废今文的学风。其实，《孝经》的今文与古文仅微有不同，文字方面的差别，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为：“仲尼闲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为：“子曰参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则为：“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显见，区别仅在于文字个别的增加与减少，但对大意却无影响、至于分章，仅是划分的方法不一样，才有今文十八章与古文二十二章之别，今文《三才》章“其政不严而治”与“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通为一章，而古文则分为二章等等。可见今文、古文绝非各为一书，所异者不过如此。所以，今文古文之争，实为逐其末而遗其本。纵使诸儒各守门产，争持不下，但在说解时，亦不免今文与古文互为混用，而此编就是如此。司马光本从古文《孝经》，但句下却备采唐玄宗今文之注，使二本南辕北辙。《四库全书总目》径言：“光所解及祖禹所说，读者观其宏旨以求天经地义之原足矣；其今文、古文之争，直谓贤者之过可也。”胡□《拾遗录》曾讥讽祖禹之说有误，以司马光注“言之不通也”一句误作经文等等。此书既行，遂改变了自唐以来传今文而废古文的局面，而驳今文，祟古文的学风又自此书开始。有明代刻本，清有《四库全书》本，《通志堂经解》本，《评花仙馆》本等。
古周易
〖古周易〗一卷。南宋吕祖谦（１１３７－１１８１）撰。祖谦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婺州（今浙江金华）人，曾任著作郎兼国变院编修官。和朱熹、张□齐名，时称“东南三贤”，为学力主“明理躬行”，治经史以致用，反对空谈阴阳性命之说，开浙东学派先声。曾邀集鹅湖之会，企图调和朱熹与陆九渊关于哲学思想的争执。为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一生著述很多，有《东莱集》、《吕氏家垫读书记》《东莱左传博议》等，并编纂《宋文鉴》、《古文关键》诸书。《周易》最终仅有六十四卦，每卦由卦画、卦名、卦辞及爻辞四部分构成，分作上下二篇。后增入传为孔于所作的解说六十四卦的著作凡七种十篇、称为《十翼》或《易传》，而把六十四卦、上下二篇称作《易经》。宋儒所论的所谓《古周易》，即指包括“经”、“传”的十二编本。进入汉代，今文经家说《易》，皆自为章句，唯古文经家费直不为章句，只以《易传》十篇说解上、下经。东汉郑玄承继费氏《易》学，在他自己所撰的《周易注》中，析《彖》、《象》？传四篇分附诺封经文下，以省翻检之劳。魏王弼撰《周易注》，亦袭沿郑氏之法，并将《文言扩一传分附于乾、坤两卦之下。魏晋以降，汉《易》多亡、唯有郑玄、王弼二注并行于世。入唐，孔颖达又因王弼本作《周易正义》，并排斥郑说，《周易》十二篇旧式遂不复存在。有感于此，宋儒为恢复《周易》原貌，遂多方稽求。一时竟成风气，自吕大防始撰《周易古经》起凡晁说之作《录古周易》、薛季宣作《古文周易》，程迥作《古周易考》、李焘作《周易古经》、吴仁杰作《古周易》等，而吕氏此书与吴氏《古周易》最为晚成。吕氏此作，实际上是为了补正晁说之《录古周易》。书共分为：《上经》、《下经》、《彖上传第一》、《彖下传第二》、《象上传第三》、《象下传第四》、《系辞上传第五》、《系辞下传第六》、《文言传第七》、《说卦传第八》、《序卦传第九》、《杂卦传第十》十二篇。另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此书尚有《音训》二卷。为吕氏弟子王叟里笔受，今已不存，最后为未熹跋语。吕氏为当时大儒，所撰又最为晚出，故其内容较之其他同类著作，更为有据，并且，宋儒此类著作今大都散佚，此书既为现存，对研究宋代《易》学流派及追述《周易》原貌都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此书对后世学者研究《周易》亦有一定的影响，朱熹作《周易本义》即用此本。书成后，《宋史·艺文志》载为一卷，《直斋书录解题》作十二卷，乃是以－篇为一卷而致，实并无不同。有《四库全书》本，此外，通行本为《通志堂经解》本。
古周易订诂
〖古周易订诂〗十六卷。明何楷撰。楷字玄子，福建漳州人。天启五年（１６２５）进士，崇祯间迁工科给事中，唐王时为礼部尚书。博综群书，尤邃于经学。著有《诗经世本古义》等。《明史》卷二百七十六有传。此书成于崇祯六年（１６３３）。何楷认为古代经、传各为一书，古《易》分为上下二篇，孔子作传释经，亦随经而分，谓之《十翼》：上《彖传》一、下《彖传》二、上《象传》三、下《象传》四、上《系辞传》五、下《系辞传》六、《文言传》七、《说卦传》八、《序卦传》九、《杂卦传》十，历代相传，原都单行，列于经后。自西汉费直始将《彖》、《象》、《文言》杂附于八卦中，至东汉费氏之学兴，古十二篇之《易》遂亡。世所传郑玄旧本，以《彖传》连经文，然犹若今《乾卦》次序，至王粥乃自《坤卦》而始，每卦以《彖传》移缀《彖辞》之后，而以“彖曰”二字冠之，又以为《象》本释经，故分爻之《象辞》各附当爻之下，其意欲便学者诵习。自唐以后，于《易》独取王粥，惟粥是从，莫敢移动。宋代学者如王洙、朱熹等皆以分经合传为非古。士元故别异经传，以还田何之旧。故此书前６卷为《易》上下经，而《彖》、《象》、《系辞》诸传之文仍随卦分列，以为经注，似犹祖费氏之意，而《十翼》之文皆低一格书之，以别于卷七以后之正文。第７卷以后，仍列《十翼》原文，以还田何之旧，分经分传，以存古本，故名《古周易订诂》。经文及《十翼》之后，何楷皆广采众说以解之。《四库全书总目》谓何楷之学虽博而不精，然取材宏富，汉晋以来旧说杂采并陈，不株守一家之言。又词必有据，亦不为悬空臆断穿凿附会之谈，每可以见先儒之余绪。明人经解空疏者多，弃短取长，何楷此书犹足备采择。有明崇祯刊本、《四库全书》本、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刊本。　－１８７７）撰。文乘字子勤，一字朝美，浙江嘉善人。道光人。学问博洽，初治郑氏《三礼》，通小学，后专精《春秋》。□梁作《春秋》传，亲授荀卿，汉暇邱江公受于鲁申公，公羊为齐学，□梁为鲁学，汉宣帝好□梁，征江公孙为博士，诏刘向受《□梁》。东晋范宁作《春秋□梁传集解》，合经传并行。范注不曲护传文，《序》历举三传之失，于三传殊说，弃其所滞，择善而从。文□以《春秋》持世教正人心之书，《□梁》最能得圣人之意，遂详为之注，荟萃见闻，折衷一是。自《序》说：“年将三十始知《□梁》源流之正，义例之数，数年之间所见渐多，颇有所得，是不揣□昧，详为之注”，“己巳（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５）迄癸丑（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岁稿立，己未（咸丰九年）岁始有定本。”同治七年（１８５７）又补记说：“自后又修饰畅□之，而纪之以诗，癸亥（同治二年１８６３）之三月也，又六岁增易，又以千百计，然后疑滞疏漏渐渐免。”足见作者用工之勤久，自１８４５）年至１８５３年成初稿，到１８５９年成稿，后又以六年时间修订补充，到１８６７年方成定本，用时长达二十余年，三易其稿。荟萃见闻，折衷一是。凡范注全载录，于其疏略舛误及唐杨士勋疏之粗浅不确，俱博取经史百家、古今人相关著述，详为补正。凡注制名物，皆有依据；凡训诂字者义，皆溯源从古义；凡阐发经理道德，多遵朱子；凡所征引，皆直书作者姓名；凡见宅书引录佚书遗文，仅书原书而不注据书。卷首有《论经》《论传》，详论《春秋》经、《谷梁传》之形成、流传沿革、学派及经、传大旨。是书在古今治《谷梁》学著作中，尤为精微、考证详明，引征宏富，颇为学人称道。论说事理，也多能启迪后人之思虑。有《皇清经解》本，《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新辑校点本《十三经请人注疏》拟收此书，尚未印行。
谷梁补注
〖谷梁补注〗二十四卷。清钟文□（１８１７－１８７７）撰。文乘字子勤，一字朝美，浙江嘉善人。道光人。学问博洽，初治郑氏《三礼》，通小学，后专精《春秋》。□梁作《春秋》传，亲授荀卿，汉暇邱江公受于鲁申公，公羊为齐学，□梁为鲁学，汉宣帝好□梁，征江公孙为博士，诏刘向受《□梁》。东晋范宁作《春秋□梁传集解》，合经传并行。范注不曲护传文，《序》历举三传之失，于三传殊说，弃其所滞，择善而从。文□以《春秋》持世教正人心之书，《□梁》最能得圣人之意，遂详为之注，荟萃见闻，折衷一是。自《序》说：“年将三十始知《□梁》源流之正，义例之数，数年之间所见渐多，颇有所得，是不揣□昧，详为之注”，“己巳（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５）迄癸丑（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岁稿立，己未（咸丰九年）岁始有定本。”同治七年（１８５７）又补记说：“自后又修饰畅□之，而纪之以诗，癸亥（同治二年１８６３）之三月也，又六岁增易，又以千百计，然后疑滞疏漏渐渐免。”足见作者用工之勤久，自１８４５）年至１８５３年成初稿，到１８５９年成稿，后又以六年时间修订补充，到１８６７年方成定本，用时长达二十余年，三易其稿。荟萃见闻，折衷一是。凡范注全载录，于其疏略舛误及唐杨士勋疏之粗浅不确，俱博取经史百家、古今人相关著述，详为补正。凡注制名物，皆有依据；凡训诂字者义，皆溯源从古义；凡阐发经理道德，多遵朱子；凡所征引，皆直书作者姓名；凡见宅书引录佚书遗文，仅书原书而不注据书。卷首有《论经》《论传》，详论《春秋》经、《谷梁传》之形成、流传沿革、学派及经、传大旨。是书在古今治《谷梁》学著作中，尤为精微、考证详明，引征宏富，颇为学人称道。论说事理，也多能启迪后人之思虑。有《皇清经解》本，《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新辑校点本《十三经请人注疏》拟收此书，尚未印行。
谷梁春秋经传古义疏
〖谷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十一卷。清末廖平（１８５２－１９３２）撰。寥氏治今文经，尤重《春秋》。是书为其代表作之一。自《叙》说：自“辛巳（光绪七年，１８８１）中寿，痛微言之久陨，伤绝学之不竟，发愤自矢首纂述遗说，间就传例，推比解之。癸未（光绪九年），新偕都门舟车，南北冥心潜索，得素王二伯诸大义。甲申（光绪十年）初秋，偶读《王制》，恍有顿悟，于是向疑者尽释，而信者愈坚，蒙翳一新，豁然自达，乃取旧稿重录之。戊子（光绪十四年）诠释《公羊》，继有删补。庚寅（光绪十六年）纂述《左式》。癸已（光绪十九年）读《礼》多暇，取旧稿重加修订”，方成终稿。自１８８１年至１８９３年，前长达十余年，三易其稿。廖氏以为，晋范宁《集解》，不守旧训，依《王制》为《春秋》传，参以西汉先师旧说，从班固为断，凡有不足，乃下己意；注不能尽者，更为疏之。疏中引用实事，以《史记》为主，间用《左传》、董仲舒治《公羊》及礼制与本书相涉者；有属微文孤记，然《公羊传》先人无说者，也具采引之；先师说虽有家法门户，然也多有相近之处，因同引《孝经》《易》《诗》《书》《三礼》《乐》为说，今一仍其旧，以明六经相通之实；凡本传佚义，取汉博士说补之。是书大体以“发明古谊，推原礼证”为主旨，间附己见。与柳兴恩《□梁大义述》、钟文□《□梁补注》，宗旨不同。前有业师张预《序》，称其“注疏之外，别撰大义，属辞比事，条而贯之，并缀以表，旁及三传异同，辨别何（休）、郑（玄），纠范（宁）《释范》，靡不加详，终以诸国地邑、山水图外篇，都为五十卷。别白谨严，无一遗漏。得其统宗，庶乎巨观，执圣人之权，持群说之平，守汉师之法，道来学之路，不朽盛业，其在斯乎”。廖氏认为：古人注经，例不破传，国朝经学，祟尚专家。然朴学之士，求胜昔贤，湛思孤旨，往往意过防其通，力矫肤浅，辄成僻谬，卒与猖狂浅陋、信心蔑古者同罪，不可不其，放是书于“鲁学家法，不敢稍□”。又认为：“孔子睹时事而制法”，《周礼》古学，《王制》今学，□梁素王，尽从新制”，“春秋改制，故与《周礼》不合”，其说与先儒之专守者多异。其在《释范》叙中说：“人之为学，所以求不足，非以市有余。凡已所昧，求决于书，一语三年，不为迟顿”，实潜心有得之言，足使学者知读书之不可苟也。是书所出晚，其于古义颇多创获，足与钟文丞《□梁补注》相比配。有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日新书局刊本，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刊《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本，附《释范》，一卷《起废疾》一卷。中华书局辑出新校点《十三经清人注疏》拟收此书，尚未刊行。另其《□梁春秋经传古义Ａ例》《□梁春秋经学外篇凡例》《春秋图表》也刊行。
谷梁大义述
〖谷梁大义述〗三十卷。清柳兴恩（１７９５－１８８０）撰。兴恩原名兴宗，字宾叔，江苏丹徒人。道光举人，治《毛诗》，尤精《□梁》。纂有《春秋□梁大义述》，义征阮元见之，赞许为扶翼孤经，并为之作序。世之治经者多治左氏、公羊，阮元刻《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为书一百八十余种，经师七十余人。左氏、公羊皆有专家，惟□梁缺之。兴恩治《毛诗》，以荀卿为师，又认为荀卿师法□梁，遂治《□梁春秋》。谓《春秋》终于获麟，而托始于隐公元年。□梁罪桓以不宜立，不宜立则罪在隐，认为《□梁》深得《春秋》之旨，足以弘翼其微言大义。兴恩亦欲从发掘□梁大义着手，如其认为隐公元年尤邪正绝续之交，《春秋》托始于此，即不书公即位久之，便为、《春秋》之大义。《□梁》较其他二传于《春秋》可谓多有因循。即为明晓之证。兴恩撰《□梁大义述》，专从□梁善于经一点入手，而善经则以属辞比事为事。事与辞则以《春秋》日月等名例定之。《□梁》经文与《左氏》《公羊》异者，则陆氏《释文》备载之，此非经者有殊，或由齐鲁异读音转，而字亦分。则本之赵宽夫《春秋异文笺》以引而伸之。为“述日月例”五卷，“述礼”一卷，“术异文”三卷，“述师说”六卷，“述经师”四卷，“述长编”十一卷，《汉学师承记》、陈寿祺所著《礼说》、陈泮所著《□梁笺》及《□梁释例》，皆未卒业，《左传》不传言例，条例始于郑兴、贾徽、何邵公元《公羊条例》，范武子之《□梁传时日月释例》，亦多有疏略，唯柳氏为详。先通大义而后继以诸例传之，可谓专家之学。是书于治《春秋》者言，实不可废。有《皇清经解续编》本。
谷梁释例
〖谷梁释例〗四卷。清许桂林（１７７８－１８２１）撰。桂林字月南，一字同叔，江苏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人，嘉庆举人，诸经皆有发明，尤邃于《易》。通经畴人家言。著述主要有《许氏说音》、《宣西通》、《昧无味斋集》等，是书又称《春秋谷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太史公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月日，公、□皆谓《春秋》书法，以时月日为例，而谷梁尤备，两清相异者，则谷梁多义之正，郑玄称□梁善于经，而□梁诸例师说失传，惟日月例可比附经文而得之。桂林笃信□梁氏之学。所作《释例》有引公羊互证者，有驳公羊而专主者，类别引伸，条理明整。第一卷为总论。先过□梁之有功于经，次辨赵匡、刘敞、程端学、汪克宽、顾栋高诸说之误，终论左氏、公羊之异同。第二卷为提纲，举其大端。第三卷为述传，析其子目。第四卷为传外余例，则所述时月日例，惟取传中所有条而例之，其范注中所论之例；而传无明文者附之于后，不使之混淆不清。阮元序称其居鲁地而修鲁学，可与镇江柳氏之书相辅而行。书中谓左氏因公□曼衍而成，□梁以公羊为外传，如左氏之与《国语》，是说近于武断，为唐仲冕所讥。此外，桂林还有误信妄言者，如是皆泥于成见未加深究所致。然终治□梁者取鉴之作。有《粤雅堂丛书》本，《四库全书》本。
谷梁异文释
〖谷梁异文释〗一卷。清李富孙（１７６４－１８４３）撰。是书为《春秋三传异文释》之另称。春秋》三传之文最为杂错，富孙考核异义，见经史传注、诸子百氏所引，以及汉唐宋石经、宋元椠本，皆校其异同，或字有古今，或音近通假，或沿袭乖舛，悉据古义以疏证之。前儒论说，并为搜辑，定其得失。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由蒋光煦刊印。富孙于是书广征博引，将三传相核，并与诸儒之说相参以究查异同，相同者存之，不同而百般征考亦难以依宗者，则相异之说并存。如“隐三年君氏卒”，《公羊传》和《□梁传》皆将“君氏”为“尹氏”，与《左传》不同，与诸儒说经者亦不尽契合，遂使公羊、谷梁与左氏之说并存不废。又如《左传》载“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而《谷梁传》则云二十年十月庚子孔子生”，相异甚为明显，富孙又使之并存。此存疑之法，严谨可贵，足为治经者法鉴。有《别下斋丛书》本。
顾亭林先生遗书
〖顾亭林先生遗书〗清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撰，朱记荣辑刊。炎武一生著述据载有三四十种，惟《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流传较广，其他虽有单行本，或收入丛书，或传抄流传未广。潘□曾辑其遗书十种刊行于世，名《亭林遗书》，包括《左传杜解补正》三卷、《九经误字》一卷、《石经考》一卷、《韵补正》一卷及诗文集等。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至三十二年，朱记荣又续刊《山东考古录》、《五经同异》、《菰片随笔》、《救文格论》、《亭林杂录》、《亭林余集》、《亭林年谱》等十一种，名《亭林先生遗书补遗》，又合潘氏所刊十种汇印，名《顾亭林先生遗书》或《亭林先生遗书汇辑》。为目前收录炎武著作最多的丛书。经学方面仅收《左传杜解补正》、《五经同异》等数种，其他如《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已经刊行而且流传较广者均不收录。其文集中也有部分经学的内容，《与友人论学书》反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心性空谈。主张经世致用，重视调查研究，批评君主专制与科举制度，均为炎武学术思想的一部分。
卦变考略
〖卦变考略〗二卷。明董守谕撰。董守谕字次公，浙江鄞县人。天启四年（１６２４）举人。苦心《易》学，聚古今言《易》者数十家，考其异同，著有《读易一钞》、《二钞》、《易韵补遗》等。此书撰成于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董守谕自序谓“读《易》不知卦变，犹日晤咿不知六书也”，六书明则六经如指掌，六变明则大《易》如曰星”，故撰此书，以考卦变。大至认为卦变之说出于汉学，至宋程颐始废弃之。朱熹认为程颐不信卦变，故于柔来文刚等处没有根据，于是兼采其说，以意变之，凡十九卦，即朱熹《周易本义》第九图。董守谕认为朱熹上经释变卦者九，惟《讼卦》与卦变图同，其他如《随》自《困》、《噬嗑》、《未济》来，据图则自《否》、《泰》来。下经释变卦者十，惟《晋卦》与图同，其他如《复》变《师》《□》变《同人》之类，例以《复》初上为《师》之二，《复》二下为《师》之初，《始》初上为《同人》之二，《□》二下为《同人》之初，及与初九变为初爻之八，初六变为初爻之七，皆不免前后异例。于是董守谕上考郎□京房、蜀才、虞翻诸家之说，重定为卦图。每卦先画卦图，次引先儒及明代诸家之说，后加董守谕见解，以“谕曰”二字以别之。其说大都有根有据，不同别家之穿凿。其证以象爻，虽有附会处，但如谓《屯》本《坎》卦初六升二，九二降初，此为刚柔始交；《比》本《师卦》一阳居二，则为师众扫宗，故为《师》，变而居五，则为天下所附，故为《比》。《谦卦》、《乾》之上九来居《坤》三，是天道下济而光明。《坤》之六三上升《乾》位，是地道卑而上行。《豫卦》复初变五体《比》象，故利建侯；《复》初升三体《师》象，故利行师，于经文也往往巧合。惟其篇未有曰“或谓变乃《易》中之一义，非画卦作《易》之本旨，愚独以为不然”云云，《四库全书总目》指为“主持未免太过”。《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乾坤之生六子，犹阴阳之分五行，其配而为六十四卦，犹干支之配为甲子。其因卦而推奇偶之变，犹以干支相配而推冲合制化。驳卦变者谓不应先有某卦、后有某卦，犹谈五行者渭水生于庚辛、不化于丙辛；火生于甲乙、不化于戊癸。主卦变者以此为做《易》之本，六十四卦皆自此来，是犹以化气为本气，亦乖五行相生之旨。故卦变之说不可谓非《易》之一义；也不可谓为《易》之本义。有刊本、《四库全书》本。
广雅
〖广雅〗十卷。三国魏张揖撰。揖字稚让，河北清河人，明帝太和中为博士，精通文字训诂，著述很多，有《埤仓》、《古今字诂》等，除《广雅》外，余皆散佚。此书全因《尔雅》旧目，博采汉儒笺注及《埤仓》、《说文解字》诸书以增广之。于扬雄《方言》亦备载无遗。隋秘书学士曹宪为之音释，避炀帝讳；改名《博雅》，故二名并存，实为一书。书前有揖进书表，称全书共一万八千一百五十字，分为上中下。《隋书·经籍志》亦作三卷，与进书表相合，然又著曰梁有四卷本。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则均作四卷。《馆阁书目》注曰已逸，仅存《音》三卷。曹宪注本，《隋书·经籍志》作四卷，《唐志》则作十卷，卷数各参错不同，大抵揖书本三卷，《七录》作四卷者，乃由后来传写，析其篇目。曹宪所注四卷，即因梁代之本。后来又因文句稍繁，复析作十卷。又嫌十卷烦碎，再并其为．三卷，今考诺家所引《广雅》之文皆具在，可知今本本无佚脱，是卷数有异而内容一样。至于《馆图书目》所谓逸者，乃指无注之本而言；所谓存《音》，飞之原文也即附注《音》三卷者，即曹宪所注以存，未尝逸，亦未尝缺。今本仍为十卷，则又后人析之以合《唐志》。纵观其内容，凡周秦两汉经传子史、诗赋医书字书中所有而不见于《尔雅》者多被搜集编人，是继《尔雅》、《方言》、《说文》、《释名》之后又一部重要语文著作，是研究古代词汇和训诂的重要资料。此书现存最早版本为明正德间刻本，而以《广雅疏证》本最为通行。
广韵
〖广韵〗五卷。宋陈彭年（９６１一１０１７）等奉救撰。彭年字水年，江西南城人，雍熙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先是，隋陆法言以吕静等六家韵书各有乖互，因与刘臻、颜之推等八人撰《切韵》五卷，书成于文帝仁寿元年（６０１）；入唐，长孙讷言为之作注，后又经数人增加；至天宝十年（７５２），陈州司法孙□重为刊定，改名《唐韵》；而严宝文诸人则又有添字。抵宋，真宗认为前代韵书、字书偏旁差讹，学者多误，有必要对其修订增损。景德四年（１００７）乃命重修韵书，至大中祥符四年（１０１１）始最后完成。因彭年与邱雍诸人乃是就《切韵》而成，故赐名曰《大宋重修广韵》，意比《切韵》有所增益耳。此编较《切韵》又增加韵部十三个，《切韵》为一百九十三，此编为二百零六个；收字增加近一倍，《切韵》收字一万一千五百五十八字，此编收字二万六干一百九十四字。音韵系统则与《切韵》全同。此编实际上是一部按字头读音编排的字典。字头先按声调，也即平上去人分为五卷（平声分上下两卷），卷内再依韵部分排，其中平声五部，上声五十五部，去声六十部，人声三十四部。同一部内同音字排列一起，首字注反切；不同音的字用“○”符号隔开，音节之间排列无一定顺序。每字下均有简要释义。在王仁晌《刊谬补缺切韵》未发现以前，是保存最完好、最早的切韵系统韵书，是上探三代秦汉六朝语音，下推近现代语音、研究汉语音韵学、方言学、汉语史不可缺少的工具书；同时，亦可用来识读经籍中古书难字，翻检诸经文字之义。总之，此书在汉语语音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今存以明代内府刻本为最早，清初张士俊泽存堂本为最通行，１９８２年中国书店影印本作《宋本广韵》为最新，１９６０年中华书局再版周祖谟校本为最精善。
龟山集
〖龟山集〗四十二卷。宋杨时（１０５３－１１３５）撰。杨时晚年隐居龟山，学者称龟山先生，故以其名集。书中凡书奏、表札、讲义；经解、史论、启记、序跋各一卷；语录四卷、答问二卷；辨二卷；书七卷；杂著一卷；哀辞、祭文一卷；状述一卷；志铭八卷；诗五卷。杨氏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深受程颢所重，学成南归后，被东南学者奉为“程氏正宗”，他为学力主“致知必先于格物”等唯心主义观点；其学传于沙县罗从彦，罗又传于李侗，李侗是为未熹之师。所以，后世学者皆视杨时为程朱理学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此集即为杨时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书中，杨时强调要十分注重六经之学，认为“六经中自有妙理”；如果抛开六经而去求“道”，则“学愈博而道愈远”。认为“《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人德之大方也”。他借用《中庸》中的“诚”，去阐述程颢、程颐的“格物致知论”，并有进一步的发挥，认为“致知必先于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他又发挥了二程的“理一分殊”说，并具体运用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和人生哲学，他认为如果按照这种道德观立言行事，就可以与“天理”合一。杨时继承了二程观点，十分重视《论语》、《孟子》、《大学》，认为《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善性，收其放心”。强调“《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杨时文笔笃实质朴，不失为一代儒家之正宗。此书是研究杨时思想的重要参考材料。主要版本有《四库全书》本，康熙间丁氏词堂刊本等。
癸巳存稿
〖癸巳存稿〗十五卷清俞正燮（１７７５－１８４０）撰。与《癸巳类稿》同为作者考订经史、诸子、医理、舆地、道梵、方言等各方面的成果汇编，同样写定于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癸巳，故名。俞氏原有札记三十余卷，为缮写与校刻方便，分《类稿》与《存稿》两次刊刻。两书体例、内容旨归大致相同。卷一至二为经说，卷三为书后、杂说，卷四为道书、佛说、称呼等，卷五、卷六为地理，卷七、卷八为史事，卷九为掌故，卷十至十一为金石、货币、物产、制度，卷十二为术士、诸子、科举等，卷十三为佛、道，卷十四至十五为古书、传记、遗事。于经说，则涉及《易》、《书》、《诗》、《公羊传》、《左传》、《礼》、《四书》等。论及“卦变”、“文王重卦”、《高宗□日》、《毛诗传序》、“孔子生年”、《婚礼》、《中庸》、《大学》、《五经正义》、致知、格物等，多发前人所未发。如《致知在格物》一条，谓“《大学》本汉时诗书博士所杂集，后人诵之不熟，乃始有纷纷之论，至徐窜其文，深没其诚意之义。宋人改之，谓是曾子撰，明人改之，谓是子思居卫撰，又谓其说出于贾逵。使曾子、子思、贾逵殁世后，又增一篇文字，为尤妄也”，所辨诚是。在卷四《女》、《妻》、《女人称谓贵重》等篇，反对传统观点，强调男女平等，据有进步思想。有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连筠□丛书》本、光绪十年（１８８４）余杭姚氏重刊本、《皇清经解续解续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１９５７年商务印书馆整理本，后附《补遗》。
癸巳类稿
〖癸巳类稿〗十五卷清俞正燮（１７７５－１８４０）撰。因辑成于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巳，故名。为作者考订经史、诸子、医理、舆地、道梵、方言等各方面的成果汇编。经学方面涉及《易》、《书》、《诗》、《春秋左传》、《周礼》、《仪礼》、《论语》、《孟子》等经传，对其中一些重要而歧解较多的问题进行考释，论证广博，征引繁富。考订精审。卷十三之《节妇说》、《贞女说》、《妒非女人恶德论》尤为学者所称道。《节妇说》谓女子不二适，男子亦不当再娶。《贞女说》谓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乃贤者末思之过。未同裳而同穴，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又何必有男女之分？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妒非女人恶德论》谓夫买卖而妻不妒，是恝（无动于衷）也，恝则家道坏矣。反对传统观点，主张男女平等，具有进步思想，尤属可贵。此书与《癸巳余稿》同为俞氏学术思想之荟萃，受到学者好评。也有认为“引证太繁，笔舌冗漫”、“语皆偏□”者。有道光十三年初刻本、光绪五年（１８７９）章寿康重刊本、１９３４年《安徽丛书》本，１９５７年商务印书馆整理本。
癸巳论语解
〖癸巳论语解〗一卷。宋张拭（１１３３－１１８０）撰。械为南宋著名理学家，与朱嘉、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其详细生平，见《南轩易说》。此书成于孝宗九年（１１７３）癸巳，故书名为《癸巳论语解》。张氏受学于胡宏，胡宏为杨时弟子，而杨时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故张氏学术渊源出于伊洛，为学以“天理”为义，“人欲”为利，强调“学莫先于义利之辨”。在儒家经典中，张氏十分推重《论语》、《孟子》及《周易》等书，认为《论语》之书，孔子之言行。应当终身尽心习行。学习以达致知，致知贵在力行，知与行二者互相发明，不可偏废。在本书序中称：“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这深则行愈达，是知尝在先，在行未尝不随之也。”故张氏在说解《论语》时，不注重辞语训释，而意在发明知行本意，分章串释，以阐释义理为主。张氏宗二程理学，知行观尤以二程之学为旨归，十分强调封建纲常伦理，认为“礼者，理也”，礼为“天理之所当然”，把封建秩序看作永恒不变的规律。张氏与朱熹同为道学大师，又互相友善，两人曾共同研讨《论语》，往复辨难，商订此书，据《朱子大全集》记载，朱子为此书抉摘瑕疵达一百一十八处，故张在此书中采纳了朱氏的部分意见；朱熹作《论语集注》，与张之亦有所采纳。此书为研究张□理学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宋史·艺文志》著录为《论语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文献通考》著录为《南轩论语说》。有《通志堂经解》本，《四为全书》本，《学津讨原》本及《丛书集成》本。
癸巳孟子说
〖癸巳孟子说〗七卷。宋张□（１１３３－１１８０）撰。□为南宋著名理学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其详细生平，见《南轩易说》。此书亦成于孝宗乾道九年（１１７３）癸巳，故书名前题“癸巳”。张氏之学渊源于二程。在儒家经典中，张氏推重《论语》、《孟子》等书，遂在撰写《论语解》的同时，又成此编。前有自序，对撰写经过有所说明，云岁在戊子（乾道四年），缀拾所见成《孟子说》初稿，明年冬，会有严陵之命，未及终篇。辛卯岁（乾道七年）自都司罢归，秋冬行大江中，读旧说，多不满意，从而删正之。还抵故庐，又经二载始克缮写。所以，此书实际上是张氏由左司员外郎出知严州，又退而家居时所作。张氏因上疏弹劾张说，故遭贬谪。所以此书在说解“臧仓沮孟子”及“王欢为辅行”两章时，都稍微有寄施□于时事之语，借着对人、对事的说解，掊击了朝纲之弊。在阐释“交邻”章时，张氏认为，所谓畏天者，亦岂但事大国而无所为也？盖未尝委于命而已。故修德行政，光启王业者，太王也；养民训兵，卒殓寇仇者，句践也。末及周平王惟不怒骊山之事，故东周卒以不振。显然，作者此言为宋室南渡而发，借古喻今，以明己志。总之，全书于“王霸”之辨，“义利”之分，推阐最明，所说既多与经旨相合，又时时关涉现实，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有《通志堂经解》本，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７）刻本及《四库全书》本。
国朝汉学师承记
〖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清江蕃（１７６１－１８３０）撰。清代经学史著作。江藩为清代汉学吴派大师惠栋的再传弟子，受教于余萧客、江声，贯通群经，专宗汉学。此书卷一首有概述一篇，历叙经学源流，谓“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请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干载沉霾，一朝复旦。暇日诠次本朝请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意在表彰汉学及清代汉学家。列举阎若璩（张□、吴玉□擂宋鉴附）、胡渭（黄仪、顾祖禹附）、张尔歧、马□（王尔臂附）、惠周惕（惠士奇、惠栋附）、沈彤、余萧容、江声、褚寅亮、王鸣盛（金日追附）钱大断（钱塘、钱站附）、王昶、朱筠、武亿、洪亮吉（张惠言、臧琳附）、江水、金榜、戴震、卢文□、纪昀、邵晋涵、任大椿、洪榜、洪元亮、孔广森（李文藻、桂馥附）、陈厚耀、程晋芳、贾田祖、李惊、江德量、汪中、顾九苞（顾风苞附），刘台拱；、钟□、徐复、汪光□、李钟□、凌廷堪、黄宗羲、顾炎武等五十七人（其中正传四十人、附传十七人），对其生平、师承、著述、主要学术思想、学术成就一一进行介绍和评述。所录大致以吴派居前，皖派列后。读此书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清代经学之渊源。张之洞《辕轩语》称此书为“经学之门径”。伍崇曜《跋》称此书以顾炎武、黄宗羲编于卷末，以顾、黄不纯宗于汉学，可见其体例之严。皮锡瑞《经学历史》谓此书列阎若璩于卷首，而列黄、顾于卷末，为“刻黄、顾而宽于阎，是并阎氏之书未之考也”。江瀚则谓此书“首列阎若磕即一大错。无论乾隆中叶以前，未有汉学名称，况若璩实宗宋学”。又谓“程晋芳本不以经术名，尝作《正学论》，深以考据为非”。又谓《王昶记》全篇铺叙官阶事迹，无一语有关经学。（见《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有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阮元刻本、咸丰四年（１８５４）《粤雅堂丛书》本、光绪十二年（１８９８）宝庆勤学书社本、１９３６年世界书局本、１９８３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后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国朝宋渊源记》。
国朝经师经义目录
〖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一卷。清江藩（１７６１一１８３０）撰。江藩著有《国朝汉学师承记》，为清代汉学家立传，因为传中所载诸家撰述有不尽关经传者，有虽关经术而不醇者，乃取其专论经术而一本汉学之书，仿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传注姓氏之例，撰为此书，附于《国朝汉学师承记》之后而行。其去取原则有四：言不关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不录；书虽存其名而实未成者不著录；书已行于世而未及见者不著录；其人尚存，著述仅附见于前人传后者不著录。仅著录《易》、《书》、《诗》、《礼》（附三礼总义）、《春秋》（附三传总义）、《论语》（附经总义）、《尔雅》（附音韵）、《乐》八类之书。每类先概述学术源流、师传授受，对历代重要经学家及经学著述有简要评价。后列清代经学重要著作，共９１种。只列书名、卷数、作者。实为清代汉学著作推荐书目，侮治学者有所取资。江藩为清代著名汉学家，对清代经学历史的研究很有创见，故此书所列虽不多，然所论笃实而精到，皆关切要，为治清代汉学的重要书目。版本参见《国朝汉学师承记》。
国朝宋学渊源记
〖国朝宋学渊源记〗二卷，附记一卷。清江藩（１７６１－１８３０）撰。江藩著有《国朝汉学师承记》，专记清初至中期篙守汉儒训诂之学者，即汉学家，此书则专记清代遵循宋儒义理之学者即宋学家。卷上首有记一篇，历叙清代宋学源流，大致谓汉、末之学不可偏废，更不宜党同伐异、互相诡毁。全书以地域划分为南北学者，一卷记北方学者，渭北学以二曲（李□）为宗，议论不主一家，期于自得，无一语坠入禅窟。下卷记南方学者，谓南方学者习尚浮夸，好腾口说，其蔽流于释、老，甚至援儒入佛，较之陆、王之说，变本而加厉。卷上列孙奇逢、刁包、李□（王心敬附）、李因笃、孙若群、窦克勤、刘原渌、姜国霖（阎循观附）、孙景烈等共十一人（其中附传二人）。卷下列刘钓、韩孔当、邵曾可、张履祥、朱用纯、沈昀、谢文□、应□谦、吴慎、施璜、张夏、彭珑（彭定求附）、高愈、顾培、钱民、劳史（汪鉴附）、朱泽□、向□（黄艮辅、程登泰附）、黄商衡、任德成、邓元昌，共记二十六人，其中附传四人。附记列沈国模、史孝咸、王朝式、薛起风、罗有高、汪缙、彭绍升、程在仁八人，为儒者谈禅各家。对所列诸家生平、师承、著述、学术思想等进行评述，可以概见清代经学中宋学源流，与《国朝汉学师承记》同为清代经学史专著。有《粤雅堂丛书》本、山西书局刻本、《四部备要》本、１９８３年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中华书局钟哲整理本等，多附于《国朝汉学师承记》后刊行。
过庭录
〖过庭录〗十六卷清宋翔风（１７７６一１８６０）撰。此书为翔风于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辑于汉皋，皆读书笔记。卷一至三为《周易考异》等，卷四至五为《尚书略说》，卷六为《尚书谱》，卷七至十杂说《诗》、《礼》、《春秋》、《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卷十一至十六杂考诸子及诗文。于经义多所发挥，其论子夏《易传》，据《汉书·儒林传》言韩婴亦以《易》授人，推《易》义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而不显，唯韩氏自传之后，其孙商为博士，孝宣时汲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征，待沼殿中，曰所受《易》即太傅所传也，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见而好之，即更从受焉。子夏当是韩商之字，与卜子名字正同，盖韩氏之《易》，至是始显，故传韩氏学者，取传韩氏学者，取最后者题之为《子夏易传》，足备一说。其《周易考异》，谓陆德明《经典释文》凡言某家作某者，多其注中改读之义，非径改经文。其言一本作某者，皆王弼注之别本，皆别白甚精。其《尚书谱》以《尚书》皆孔子所撰集，故《论衡·书须篇》以“钦明文思”以下为孔子篇家之言，而汉时所得古文十六篇，亦未必真。故伏生能引《太誓》之文，而所传《尚书》，仍缺此篇刘欲所引诸文，司马迁不著于《史记》；马、郑亦不为逸十六篇作注，故皆不可信。宋氏专为公羊家言，而不菲薄左氏，于汉学，亦尊西京而多回护郑玄，不偏主一家之言，在本书中都有反映。此书征引繁富，考辨亦精，为清人读经笔记中之重要者。有光绪七年（１８８１）会稽章氏《式训堂丛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民间十九年（１９３０）北平富晋书社影印本。
韩诗外传
〖韩诗外传〗十卷。汉韩婴撰。婴，燕（今北京）人，是西汉今文经学“韩诗学”的开创者，文帝时，曾任博士，治《诗经》，兼及《周易》，一生著有《韩诗内传》及此书等。今《内传》已亡。此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六卷，自《隋书·经籍志》以后，即较《汉志》多出四卷，盖为后人所分而致。书中主要内容为杂引古事、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故曰“外传”。所采内容多与周、秦诸子相出入，班固论三家之诗，称其或取《春秋》，采摭杂说，咸非其本义，殆即指此书之类而言。其中称彭祖名并尧舜；称长生久视；称天变不足畏；称韶用干戚；称舜兼二女为非；称荆蒯芮仆不恒其德等等，皆与传统说法不相符合，故《四库全书总目》谓其“语皆有疵”。谓柳下惠杀身以成信；谓孔子称御说恤民；谓冉有称吴、楚、燕、代伐秦王；谓舜生放鸣条一章为孔子语；谓轮扁对楚成王等等说法，均非历史事实。颜渊、子贡、子路言志事；与申鸣死白公之难事，皆属一条而先后重见，失之简汰。但书中引荀卿《非十二子》一篇，删去子思、孟子二条，惟存十子，可见作者对思、孟二子有所庇护，故被儒者称为“其去取特为有识”。至于“君、群、王、往”之训，班固取其为《白虎通》；“□丝卵雏”之喻，董仲舒取其为《春秋繁露》，亦足见其对后儒有所影响。全书体例；每条叙事必引《诗》文，以为结语；不引《诗》文者仅二十八条。虽然如此，但其主旨已无关于《诗》义，只因时代在毛甚《毛诗》之前，遂被列为古来说《诗》者之冠。有《汉魏丛书》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日本刻本，《古经解汇函》本等；１９８０年中华书局出版许维□集解本，为古今最佳版本。
汉上易集传
〖汉上易集传〗十一卷。南宋朱震（１０７２－１１３８）撰。震字子发，荆门军（今湖北荆门）人。政和进士，累官翰林学士，绍兴中谢病而归，潜心《易》学，世称汉上先生，此书之得名，即本于斯。书前冠进书表，称此书始撰于北宋政和六年（１１１６），终于南宋绍兴四年（１１３４），凡历十八年而成。其说解以象数为宗，推本源流，包括异同。自认以救庄、老虚无之失。唯所论图书传授，自有一说。认为陈抟首以先天图传于种放，经三传而至邵雍；种放又以《河图》、《洛书》传于李溉，经三传，而至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再传至程颖，程颐。后来邵雍得之以撰《皇极经世》，刘牧得之撰《易数钩隐图》。周敦颐得之以撰《太极图说》、《通书》，程颐得之以述《易传》。宋儒解《易》，多以九数为《洛书》，十数为《河图》，独刘牧以十数为《洛书》，九数为《河图》，此书亦沿用刘牧之说，与诸儒迥异。书成后，屡受后人抵毁，如陈善《扪虱新语》即讥其妄引说卦，分伏羲、文王之《易》，将必有据杂卦反对孔子易图者；《郡斋读书志认为，朱氏所引先儒旧说多舛误；其实并非如此，书中说解，同时亦多有可取之处，如说解互体，即颇受朱熹好评，认为王弼破互体，朱子发用互体，互体自《左氏传》已言，当然有其道理，朱氏推论，只是与其不合之处过多而已，作为一家之言，当然有其存在的价值。胡一桂亦认为，书中“变”、“互”、“伏”、“反”及“纳甲”之属，说解之辞皆不可废。《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观其取象，亦甚有好处，只不过牵合之处较多，文辞过于繁杂，故使读者感到茫然，只是不善于作文而已。凡诸儒之评说，为后人研究此书提供了参考。此书为宋儒研究《易》学的又一流派，也即“宋《易》”流派中的一部，对研究易学发展史，特别是研究宋代《易》学源流及“先天图”、“后天图”、“河图”、“洛书”诸图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除《四库全书》本外，尚以《通志堂经解》本传世。
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一卷。汉班固（３２－９２）撰。此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目录，为班固所撰《汉书》“十志”，之一，原见于《汉书》卷三十。其体例及内容系根据刘歆的《七略》加以删补而成，班固删去了《七略》中的“辑略”，将其变成总序冠于全志之首，用以叙述汉朝国家藏书源流及其部类划分概况；其次共分六大类，也即“六略”：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伎，按类列出书目、撰者与篇章卷数。书目下有简要小注，或介绍撰者，或解释书中内容，或说明书的来历，或记篇目多少，或断定书的存佚及真伪考辨，材料则完全来源于《七略》。每种文献目录之后，必计其总数，后附－段小序，大体叙述其学术源流，评论其是非得失。其《六艺略众专门著录儒家经类文献，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易》为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书》为九家，四百一十二篇；《诗》为六家，四百一十六篇；《礼》以为十三家，五百五十一篇；《乐》为六家，一百六十五篇；《春秋》为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论语》为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孝经》为十－家，五十九篇；《小学》为十家，四十一篇；总为一百零三家，三干一百二十三篇。《诸子略》中著录儒家著作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此《志》所著录的经类文献及儒家著作，为我们全面研究西汉时期的儒学著述情况及其发展倾向提供了珍贵的参考材料；同时。连同《志》前的总序及每种后的小序，对于我们考据诸经及儒学著作的学术源流、篇章卷次的分合、版本流传的真伪等等亦提供了最重要的参考依据。后人对此《志》的考补、注释、笺证文字颇多，到现代为止，几近二十种，其中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及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较有影响。单行本很多，后人的考补、注释、笺证皆属单行本范畴：此外，以《八史艺文志》本及中华书局《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较为通行。
汉学商兑
〖汉学商兑〗三卷，清方东树（１７７２－１８５１）撰。专为反驳江藩《汉学师承记》、纠清代汉学之失而作。成于嘉庆年间。作者认为“汉儒、宋儒之功，并为先圣所侦赖，有精粗而无轩轻”，时代使之如此。谓宋儒得圣人之真，“程朱数子，廓清之功，实为晚周以来一大治”；“如拨云雾而睹日月”，而清代汉学家“其蔽益甚，其识益陋。其所挟唯取汉儒破碎穿凿谬说，扬其波而泪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张胆，惟以诋宋儒、攻朱子为急务，要之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骜名而已”，“观诸家之书……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必欲寻汉人纷歧异说，复汩乱而晦蚀之致，使人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故撰此书，“辨谱妄者之失。”全书体例，仿朱熹《杂学辨》之例，摘录清代汉学家撰述的观点，然后一一辨驳于后。首卷“溯其畔道罔说之源”，中卷“辨其依附经义、小学似是而非者”，下卷总论，“辨其诋诬唐宋儒先，而非实事者”。其所摘录者，如毛奇龄之《辨道学》，万斯同之《儒林宗派》，朱彝尊之《道传录》以及顾炎武、阎若璩、茅星来等诸家之说。所辨驳的问题包括“河图洛书”，宋儒理学心、禅说、道统论，清儒对朱熹《四书集注》的批评等，凡清代汉学家在《易》、《书》、《诗》、《三礼》、小学等方面指摘宋儒者，无不为之辨。清代汉学家在学术上的成绩固然很多，而其失误亦复不少，如能旨在去谬就正、择善而从、据除门户之·见，对清代汉学进行总结、批判，固为学术之幸，然方氏此书，旨在申宋学、黜汉学，否定乾嘉学派的考据学，维护程朱理学的地位，故其所辨，每多牵强，以己之好决之，而强为辞说，故多不足取。如对于“河图洛书”问题，历经元、明、清三朝学者考证，为宋代道士陈抟所伪造已成定论，而方氏强为之辨，谓“太极”之名，“图书”之数，“先后天方位”皆本于《易大传》，为孔子之言，《传》虽不言“图”，然“图”与《传》纵横曲直，无不相值，不谬于圣人。固不可废。又谓“河洛”著于《易》，见于《论语》，其出于天无异说，而胡渭等谓先儒伪造洛书，“亦过矣”。谓诸人之疑？不过以汉儒未尝言“图”，遂不肯信，“宁信汉儒，不信孔子”，而方氏仅如此说，却不能明确“河图洛书”之源流授受，未能解决清代诸儒提出的问题，胡不能取信于人。但通过此书，可以概见清代考据学的一些不足以及汉、宋之学争论的主要问题。此书一出，得到清代宋学家的响应，纷纷题辞赞誉。清末梁启超亦称道此书，谓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成于“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贬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自此书出，汉、宋学之争日起，形成不同门派，是此书在当时曾很有影响。有道光六年（１８２６）刻本、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重刊本、《西京清麓丛书续编》本、《槐庐丛书》本、《方植之全集》本等。
蒿庵闲话
〖蒿庵闲话〗二卷清张尔岐（１６１２一１６７８）撰。读书札记。尔岐平日读经传，每发现为说经家所略之义理；听人谈论，每有与己意所合者，辆笔记之，于康熙九年（１６７０）校录成书，前后积二十年。此书共二百九十六条，杂考经传、历史、书籍等。于经传多考三礼，且多确论，如谓吴澄《三礼考注》出于依托，极为精核。于天命，谓“人道之当然而不可违者，义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争者，命也”。推重程朱，谓自王守仁良知之说起，学者渐对程朱之说产生异论，或以异教之言诠解六经。由于不信程朱，必将不信孔孟。对《太极图》为了陈希夷或僧宗元所传之说提出异议，谓“学者读书。但当论其与孔孟合不合，不必问出自何人也”，颇为武断。其他对《易》、《尚书》、《诗》、《左传》等也多有考论。于《周易》经传分合，以杜预《左传》后序为据，断言经传淆杂附始于费直、郑玄之说不可信。全书辨名物，匡廖讹，持论叙事，均极精切，多发前人所未发。故有人以此书为《日知录》之亚，但不论数量、或考核之法，皆远不及《日知录》。谓之“零玑碎璧”则颇切实际。有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刻本、《粤雅堂丛书》本、《丛书集成韧编》本等。
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
〖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清纳兰性德（１６５４－１６８５）辑编。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州正黄旗人，纳兰氏。大臣明珠之子，尚书徐乾学门生。十六岁中进士，后一直为康熙待卫。一生多与文人交游，工于词，后悉攻经学考据，搜集宋元诸家经解。著有《纳兰词》《通志堂集》等。是书稿本，出于陆元辅，性德死后，徐乾学刻入《九经解》，始署性德之名。是书乃辑合宋人陈友文《大易集义》、方闻一《大易粹言》二书而成。陈氏《集义》六十四卷，合辑诸儒有姓名者十八家之说，又失姓名者二家。方氏《粹言》七十卷，合辑诸儒七家之说，《集义》较《粹言》多十一家，然《集义》仅止上、下经，故引征诠释不够赅备，而《粹言》则有《系辞》、《说卦》《序卦》《杂卦》，故取二书之异阙，删二书之繁重，合为一编。理、数兼陈不主一门，宋儒《易》说，略具于此。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
河东先生集
〖河东先生集〗四十五卷。唐柳宗元（７７３－８１９）撰。此书原本为刘禹锡编辑，共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及《明史·艺文志》皆著录。至北宋时期。传本已稀，仁宗时又有穆修编辑四十五卷本，徽宗时沈晦《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本等。今皆不传。今本都是南宋以后历代重编本，其中《天说》、《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天书》诸文，驳斥了韩愈的天有意志的唯心主义观点，他认为“被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颜、痈痔、草木也。”这里所说的天，显然是物质之天，他肯定天是物质的东西，地是物质的东西，凡天地之间的万物都是物质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在《天对》、《答刘禹锡天论书》等文章中，宗元回答了屈原《天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批判了韩愈的有神论观点，也即刘禹锡在《天论》序文中所说的“《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在服才令论》、《断刑论》等著作中，柳宗元批判厂无人感应说，驳斥了神秘主义的迷信观念，明确指出了天与人的分别，划清了天与人的界限。在《封建论》个。他批驳了复古主义论点，指出“约”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认为封建和郡县是两种制度，后者优于前者。柳宗元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在《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中。他的这种思想得到了表述，认为“自有生物，则好斗奇，相贼杀，丧其本文，悖乖谣流，莫克返十初。孔子无大位，没以余言持世。更杨、墨、黄老益杂，其术分裂。而吾浮图说后，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照他的意思，佛教与儒教不但不相互矛盾，而且它们的思想基本一致；在有关的著述中。柳宗元认为佛教所讲的性，就是儒家所讲的气，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他称赞元十八对于儒释道“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衰，要之与孔子同道”。显然，他认为发挥三教的长处而去取下台平道的地方，这个道就是孔子之道；在《送僧浩初序》中他又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然术与孔子异道。退之（韩愈）好儒，未能过扬子（扬雄）。扬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图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俭贼耶？”柳宗元虽主张三教合流，互不排斥，但他的基本思想仍是儒家思想占据着主流地位，他认为“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所以他的儒释道归一思想，实质上是企图用儒家范畴去比附，涵盖它们。南宋以后，为此书作注释者较多，主要有童宗说、韩醇音、蒋之翘等等；传本亦极多，书名与卷数亦不尽相同，举其要者，有《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国学基本丛书》等本，１９７９年中华书局标点本是古今最完善的版本。
鹤山全集
〖鹤山全集〗一百一十卷。宋魏了翁（１１７８－１２３７）撰。了翁号鹤山，故以名集。了翁为南宋著名学者，一生著述颇多，本各自为集。了翁卒后，由后人搜罗诸本，编成《全集》。包括诗十二卷，□表、制诰、奏议等十八卷，书牍七卷，记十三卷，序铭字说跋启等十八巷，志状二十二巷，祭文□诗二卷，策问一卷，长短句三卷，杂文四卷，制举文二卷，《周礼折衷》四卷，拾遗－卷。师友雅言二卷。元明时期，宋刊本多有散佚，而重刻者被订欠精审，并又加以改窜，使《全集》多失旧貌。清修《四库全书》，馆臣烫加校订，厘为－百零九卷、故令传本卷数稍有差别。了翁自幼被乡里目为神童，年十五为《韩愈论》，抑扬顿挫，造诣尤深。及长，乃推尊程朱学，对其思想，《文集》有比较全面的反映。从维护儒学的立场出发，了翁反对佛、老之学，”比为古代圣贤只言“寡欲”，不言“无欲”，指出“嘘无，道之害也”。他虽然尊祟朱熹。但对朱子全以己意删经、改经、疑经及备经之注解是否完全可靠持怀疑态度。了翁推尊理学，认为圣学的兴衰关系着世道的治乱，竭力主张褒赠周敦颐、程颢、程颐“开阐正学”之功，以示学者趣向。他主张“正心”、“养心”，发挥了邵雍“心为太极”的思想。提出“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的命题，指出心“以主两仪，以命万物，而人与天地同生于一本（即心）”，他十分强调心的作用．其这－主张又与陆九渊思想接近，反映丁他的思想既有客观唯心主义因素，又具主观唯心主义因素的特点。了翁主张“学”与”文”合一，这一观点与朱子的“道文一贯说”相贯通，认为“学”为前提．“韦德”为根本，如此始可为文。他把“文”看作是“表德”，亦即“传道’’的工具；不是作为普通文章而“有意为之”。了翁笃志经术，造诣精粹，在宋末诸儒中自成一家，《四库全书总目》称赞此书曰：“所作醇正有法，而纡徐宕折，出乎自然；绝不染讲学诸儒空疏拘腐之病，在南末中叶可谓□然于流俗外矣。”此书为研究魏了翁学术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亦是研究宋末理学思想体系发展、演变的重要参考文献。此书又名《鹤山集》或《鹤山大全集》。有明嘉靖三十年（１１５１）邛州官舍副本，明锡山安氏活字本，均为一百零九卷；宋淳□间刻本为一百一十卷，《四部丛刊》据此影印，亦作一百一十卷。
横渠易说
〖横渠易说〗三卷，北宋张载（１０２０－１０７７）撰载字子厚，□县（今陕西眉县）人。嘉□进士。青年时代学过兵法，欲结客收复洮西失地，曾任祟文院校书等职，因长期讲学关中横渠镇，故其学派被称为“关学”，本人又被称作“横渠先生”，是书之名，即本于此。《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十卷，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却作三卷，分为《上经》－卷《下经》一卷《系辞》传以下至《杂卦为－卷附《总论》十－则，与现存本吻合，知《宋志》误也。此书为作者早期作品，其以“气”为万物之本的唯物论观点。已经基本形成，“太虚即气”的学说已经确立，故在书中内容上，进－步强调“气”是充塞宇宙的实体。由于“气”的聚激变化，从而形成各种事物现象，他说：“天惟运动一。鼓万物而生，无心以恤物。”“凡有皆象，凡象皆气。有些说解，包孕了深刻的辩证思想，如作者认为。变则化。由粗而入精也；化而裁之谓之变，以著显微也；不有两则无－，故圣人以刚柔之本，乾坤毁则无以见《易》。并且，还进－步发挥了“动”与“静”的对立统－思想，其云：动是静中之动，静中之动。动而不穷，又有签首尾起灭？天地之道，惟有日月，寒普之往来、屈伸、动静两端而已。书中还批判了释、道两家关于“空”、“无”的观点，并时时引用老子之言，却反其意而用之。此外，书中亦杂有一些带神密色彩的思想糟粕，如作者亦主张，鼓天萨之动者存乎神。天下之动，神鼓之也。神则主乎动，鼓天下之动，皆神之为也。鼓吹神化者，为天之良能，非人能。此书是研究宋代理学思想、《周易》思想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其唯物主义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并多被继承和发展。书成之后，被编入《张载集》中，１９７８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张载集》亦收载，分《上经》、《下经》两部分，《总论》十一则分别移入有关各文之－厂，逐条注明；此外，还有《四库全书》本。
洪范口义
〖洪范口义〗二卷。北宋胡瑷（９９３－１０５９）撰。胡氏为宋代名儒，其生平事迹，详见《周易口义》。《周易口义》为胡氏口述，由其弟子倪天隐整理成书，故名《口义》；此书既以《口义》为名，便很有可能亦由其弟子因其传授而成。《洪范》为《尚书》篇名，洪即大；范也即法、规范。旧传为商末箕于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近人或疑其出自战国，但其思想内容却属商代无疑。文中所论，都是帝王统治人民的各项政治、经济原则，分为九畴，认为龟生命筮可以预卜人事吉凶，国家的治乱兴衰能影响气候的变化，后经不断发明，乃成汉代“天人感应”等神学迷信的理论依据，其水、火、木、金、士被汉儒发明为“阴阳五行”之说，班固撰《汉书》据《洪范五行传》为底本，写成《五行志》一篇，自此以后，《五行志》乃成中国封建社会二十五史中诸《史》必备的一篇，影响达二千余年。故胡瑷撰写此书，专以发明天人合一之旨，也即汉人所谓的“天人感应”。书中经文之下，分载说解之辞，先后贯彻，条理整齐，颇有系统，非如杂记、语录之类。其说解重在阐明经义。不以阴阳灾异附合经文，也不以象数之学拘泥于图、书同异之辨。如解“天赐洪范”乃锡自帝尧，不取所谓神龟从洛水出现，而背负“洛书”之说“五行”次第乃箕子所列，不辨“洛书”本文之多少；指出“五福”、“六极”应通于四海，不当仅指一身而言。如此等等，都能驳正注疏，自抒所得，不务新奇之说，并能以经注经，不涉谶纬术数，颇为平易实在。综合而言，此书并末出宋儒对《洪范》尊崇迷信之外，唯其说解，多有可取。另外，此书为宋代专说《洪范》第一家，对研究宋代《尚书》学及理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成后，《文献通考》著录为《洪范解》，约在明末清初，传本散佚。清修《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中辑出，重新厘定，析为二卷。除《四库全书》本外，尚有《墨海金壶》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
洪范正论
〖洪范正论〗五卷。清胡渭（１６３３一１７１４）撰。为胡氏考辨《尚书·洪范篇》的专著。撰于康熙四十三年至四十八年（１７０４一１７０９）。自序谓前人说《洪范》之弊端有三：“一为汉人专取灾祥，推衍五行，穿凿附会，事同谶纬；二是《洛书》之本文具在《洪范》，刘歆之言非妄，而宋儒乃创为白黑之点，方图之体，九十之位，变《书》为“图”，且谓《洪范》之理可通于《易》，故刘牧《易数钩隐》以九位为“河图”，十位为“洛书”，而蔡元定两易其名；三是《洪范》原无错简，而宋儒王柏、胡一桂等任意改窜，移庶征：“王省惟岁”以下为五纪之传，移皇极：“敛时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并为五福六极之传，故撰此书，“去其不正者，以就其正者”。全书大旨认为禹之治水，本于“九畴”，故以《洪范》为体，《禹贡》为用，互相推阐。广引旧说，进行考证。辟汉儒“五行灾异”之说，攻宋儒“河图洛书”之谬。可与《易图明辨》一书相辅而行，为胡氏重要著作之一。有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刻本、《四库全书》本等版本。
洪武正韵
〖洪武正韵〗十六卷。明乐韶风等奉敕撰。韶风字舜仪，安徽全椒人。洪武时累官兵部尚书，以国子祭酒致仕。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当时去古已远，须重修官定韵书，遂命韶风等文臣修纂，参纂者有宋濂等十人，于洪武八年（１３７５）成书，宋濂奉敕撰序。大旨斥沈约为吴音，一以中原之韵更正其失，分平、上、去、入四声，凡平、上、去三声各为二十二部，入声为十部，把古来相传之二０六部并为七十六部，不标声类，但根据反切系联，为三十一类。其注释一以毛晃《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为稿本，而稍以他书参考增损。历代韵书，自此一变，为曲韵南派的创始著作。说明当时语音已与《切韵》一系韵书代表的不同，但仍保留入声，又有全浊声母，使后之学者疑其泥古或调合南北方音。历代学者指摘其未为完善，但此书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后世编书，往往以《洪武正韵》标序，对朝鲜也影响很大，朝鲜的《东国正韵》、《训民正音》、《四声通考》等书均以《洪武正韵》为重要参考材料。有明初刊本、万历三年（１５７５）刊本等版本。
皇□新乐图记
〖皇□新乐图记〗三卷。宋阮逸、胡瑗（９９３一１０５９）合撰。逸字天隐，福建建阳人，天圣进士，调镇江军节度推官，康定元年（１０４０）为太子中允，上《钟律制议》；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始置武学，为武学教授，改国子监丞，迁屯田员外郎、睦亲宅教授，皇□五年（１０５３），特迁户部员外郎。瑗为北宋初著名学者，开一代理学的先声，其生平仕履祥见《周易口义》。仁宗景□三年（１０３６）二月，以李照《乐》穿凿，特诏校定钟律，依《周礼》及历代史志立议范金，至皇□五年（１０５３），乐成奏上，此书即其图记也。按北宋初置局时，阮逸、胡瑗与房庶等人皆绎召预议，诏命诸家各作钟律以献，但诸家的持论却各有不同。司马光主阮、胡之说；范镇主房庶之说，往返争论，意见始终不能归一。大体上说，阮、胡以为黄钟之管积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又用九章圆田算法，计算出黄钟管每长一分，积九分，容十三□三分之一。空径三分四厘六毫，围十分三厘八毫。围径用径三围九古率，而改围九分为九方分。司马光亦说，古律已亡，非□无以见度，非度无以见律，律不生于度及□，将何从生？非谓太古以来律必生于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从度法求之耳。而范镇却对其以度起律说进行驳难，认为□、律、尺、龠、□、斛、算术、权衡、钟声等十者，必相合不相戾，然后才能有所得。其实，阮、胡、司马氏等所持的以律起度说与房庶、范镇所待的以度起律之说，其源流本无不同；因二家算术欠精，阮、胡等人得之于横□，而失之于围径；又以大□累尺，小□实管，自相乖悖。房庶以干二百黍实之管中，随其长短，断之以为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径，则空径不生于黍，而别有一物度以起分，竟不必实黍于管，此亦不能算无误之通论。此书之上卷，即具载律吕、黍尺、四量、权衡之法，均以横黍起度，故乐声失之于高；中下二卷，考定钟磬、晋鼓及三牲鼎、鸾刀制度，所考甚为精核，内容多有可取之处。此书是现存最早、早为完备的乐类著作之一，对研究我国古代音乐理论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传本有《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
皇极经世
〖皇极经世〗十二卷。宋邵雍（１０１１－１０７７）撰。邵雍为北宋名儒，一生不仕，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著书立说，此书是其代表作。《周易》作为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自汉以后其学就已大行于世。汉儒《易学》重象数，王粥《易》学重义理，宋儒为《易》，一派重象数，一派重义理，邵氏讲义即专以数为本。此书一至六卷用《周易》六十四卦说明世界治乱；七至十卷专讲“律吕声音”，称为内篇；十一、十二两卷为《观物外篇》。都借“易卦”推衍，建立他的先天象数之学的整个体系。邵雍所谓的先天象数学，是用唯心主义象数学去解释《易经》，是在道教思想影响下建立的一套唯心主义象数体系。按照邵雍的解释，天地生于动静，天分阴阳，地分柔刚；阴阳柔刚，即为四象。阴阳又分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这就是日月星辰，为天之四象；柔刚又分为太柔、太刚、少柔、少刚，这就是水火士石，为地之四象。由日月星辰而有寒暑昼夜之变，由水火士石而有风雨露雪之化。再由这八者的错综变化而产生万事万物。他把这种宇宙生成的过程归结为“象”和“数”的演化过程。他认为万物都是由一个总的本体“太极”演化出来的。“太极”演为两仪（地、静），两仪生四象（阴阳柔刚），四演为八，八演为十六，十六为三十二，三十二为六十四。两仪、四象、八卦就是“象”；与这些“象”相适应的就是“数”，即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邵雍就是用这种一演为二，二演为四等简单的“加一倍法”推演出了神秘的数的系统，用它来说明宇宙的形成。这就是以象数理论所虚构的宇宙生成图式，就是所谓先天象数学。邵雍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太极”，也就是“道”、是“心”。他说“太极不动，性也；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器则变，复归于神也”。在他看来，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则皆有消长、有始终，按照他所说的“先天图”循环变化。以为人类社会已盛极而衰，从古代有关三皇五帝等传说和某些历史现象出发，提出了“皇、帝、王、霸”四个时期的历史退化论。至于邵雍称他的象数学为“先天”，是因为他认为他所拟构的那套宇宙生成图式的原理，在天地万物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天地万物只不过是这个先天图式的体现而已。邵雍继承了李翱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并在此书中又作了极力的发挥，经程颇，再到南宋陆九渊，终于形成“心学”一派，由此而论，邵雍堪有承上启下之功。并且，他所创立的先天象数之学，不仅在宋儒研究《周易》中独成一派，而且对道教亦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被道教奉为经典。主要版本有民国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明正统刻万历续刻本影印《道藏》本，通行本为《四部备要》本。
皇清经解
〖皇清经解〗（又名《学海堂经解》或《清经解》）一千四百卷清阮元（１７６４－１８４９）辑。阮元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徵人。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进士。历任户部、礼部、工部等部侍郎，官两湖、两广、云贵总督等要职，加太子少保衔，擢体仁阁大学士，谥文达。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精通经学，长于考证。著有《十三经校勘记》、《经籍纂诂》、《□经室集》等。道光初年，阮元为两广总督，于广州粤秀山麓建立学海堂，罗致学者从事编书刊印，汇集所藏清代乾、嘉时代经学名著，为《皇清经解》。由严杰负责编辑，阮福等人监刻，孙成彦等人管理复校，于道光五年（１８２５）八月始刻，道光九年九月刻成。以著者先后为次，收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万斯大、陈启源、毛奇龄、惠周惕、姜宸英、臧琳、冯景、蒋廷锡、惠士奇、王懋、江永、吴廷华、秦蕙田、全祖望、杭世骏、齐召南、沈彤、惠栋、庄存与、卢文绍、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翟灏、盛百二、孙志祖、任大椿、邵晋涵、程瑶田、金榜、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钱塘、李惊、武亿、孙星衍，胡匡衷、凌廷堪、刘台拱、汪中、阮元、张敦仁、焦循、江藩、臧庸、梁玉绳、王引之，张惠言、陈寿祺、许宗彦、郝懿行、马宗□、刘逢禄、胡培□、赵坦、洪震煊、刘履恂、崔应榴、方观旭、陈懋龄、宋翔风、李□平、凌曙、阮福、朱彬、刘玉□、王崧、严杰等七十三人一百八十三钟著作。咸丰七年（１８５７）九月，英军攻粤，书版毁失过半。咸丰十年，两广总督劳祟光等人捐资补刻数百卷，并增刻冯登府著作七种八卷，即咸丰庚申补刊本。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广东巡抚李福泰刊其同里许鸿磐《尚书札记》四卷，附予《皇清经解》之后，为庚午续刊本。所收多为解经著作，他如《日知录》、《读书杂志》、《说文解字注》、《古文尚书考》、《尚书经古文注疏》、《孟子正义》等不纯言经的考订、训释的著作也有收录。集中体现了清代经学各方面的成就，对于经学著作的流传和经学的发展有功。光绪间王先谦又辑乾嘉以后经学著作及乾嘉以前而被阮元《皇清经解》遗漏的经学著作为《皇清经解续编》，清代经学著作基本囊括于此。《皇清经解》除了上述两种版本外，又有１９８８年上海书店影印本。
皇清经解续编
〖皇清经解续编〗（又名《南菁书院经解》或《续清经解》）一千四百三十卷。清王先谦（１８４２－１９１７）辑。王先谦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同治四年（１８６５）进士，官国子监祭酒。光绪间为江苏学政，踵阮元遗志，捐银一千两为倡，开设南菁书院，汇刻先哲笺注经史遗书，仿阮元《皇清经解》体例，辑阮氏所遗之乾嘉以前解经著作并乾嘉以后经解名著为《皇清经解续编》，始刻于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一说十一年），至光绪十四年六月刻竣。共收经解著作一百一十一家二百零九种。包括顾炎武、毛奇龄、万斯大、阎若璩、胡渭、江永、惠栋、庄存与、翟灏、胡匡衷、任大椿、孔广森、刘台拱、王念孙、张惠言、刘逢禄、陈寿祺、焦循、江藩、宋翔风、胡培□、冯登府等家，虽有书已收入《皇清经解》，但仍有遗漏，王氏拾其遗又增加洪亮吉、梁履绳、严可均、马瑞辰、严元照、沈钦韩、陈免、俞正燮、丁晏、龚自珍、刘宝楠、俞樾、刘恭冕等数十人的著作。如《九经误字》、《周易稗疏》、《春秋占筑书》、《尚书古文疏证》、《易汉学》、《尚书余论》、《太誓答问》、《古书疑义举例》等均收入。合《皇清经解》为清代两部重要的经学丛书。除光绪十四年南菁书院刻本外，还有光绪十五年上海蜚英馆石印本。又有１９８８年上海书店影印本。
黄氏日抄
〖黄氏日抄〗存九十五卷。宋黄震（１２１３－１２８０）撰。震字东发，学者称“於越先生”，浙江慈溪人，宝□进士，历吴县尉、浙东提举常平主管文字，擢史馆校阅、提点刑狱等官，宋亡后不仕，深隐于宝幢山，饿死。。此书又名《东发日抄》，原为九十七卷，今本第八十一卷、八十九卷已散佚。书中凡读经者三十卷，读三传及孔氏书者各一卷，读诸儒书者十三卷，读史者五卷，读杂史、读诸子者各四卷，读文集者十卷。计为六十八卷，皆论古人。自第六十九卷以下，包括奏札、申明、公移、讲义、策问、书记、序跋、启、祝文、祭文、行状、墓志著录者共二十九卷，均为作者自撰之文。此编实际上是作者研究经、史、谱子的随笔札记，再断以自己所论而成。其中有仅摘录切要数语者；有不摘录一语而仅存其标目者；亦有不存标目而仅采录一二字者。黄震虽与杨简同乡里，但为学宗周敦颐、程颢、程颐及朱熹。书中排斥佛、老之学。对杨时、谢良佐、陆九渊、张九成诸人亦颇有指斥，认为他们虽言理，但杂禅，批评他们那些高谈“人心”、“道心”的人是“多潜移于掸学而不自知”。对王安石的“新学”待批判态度，而对王充、柳宗元、叶适等学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朱子所校正的《阴符经》、《参同契》，震亦持怀疑态度，认为其“不能无疑”；朱子认为《周礼》可以致“太平”，作者亦不苟同其说。黄震在继承程朱理学思想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他把“道”解释为“大路”，即是“日用常行之理”，“而非超出于人事之外，他有所谓高深之道也”。反映了作者务求实论而不尚空言的治学态度。书中解说经义，作者或引诸家以羽翼朱子之说；或者舍弃朱说而取诸家，不坚持门户之见。《四库全书总目》评其：“盖震之学朱，一如朱之学程，反复发明，务求其是，非中无所得而徒假借声价者也。”此书是程朱理学思想体系中一部比较有特色的著作，学术价值很高。版本较多，元刊本为现存最早刻本，另有明正德中刻本，乾隆中汪佩锷校刊本，《四库全书》本等，其中以汪氏校刊本为佳。
家范
〖家范〗十卷。宋司马光（１０１９－１０８６年）撰。据史志记载，唐代狄仁杰曾著《家范》十卷，但书已不传。司马光乃取前人旧名，撰成此书，以为家教课本，后学准绳。首载《周易·家人》卦辞以及节录《大学》、《孝经》、《尚书·尧典》、《诗经思齐》诸篇语录，作为全书之序。正文凡自《治家》至《乳母》共十九篇，杂采史事中可认为后代法则者，其间亦夹有作者自论。作者认为，治家“莫如礼”，齐家的规范应是：为人祖者，要“以义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为人父者，要“爱子教之以义”；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为人子者，则应以孝为天经地义，为行动之准则。作者这种节录诸经治家之语为纲领。以搜集史事为例证，阐发封建大家庭的伦理关系、道德规范以及如何治家的方法，深受封建社会士大夫的推崇，被目为家庭必备之教育课本。全书节目备具，简明扼要，切于实用，并且其大旨归于义理，以敏德为行动之本，是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修身治家的规范。为研究古代家庭教育的指导思想及具体方式、方法提供了原始材料。清康熙年间，朱轼曾评点此书，可供研究者一并参酌。主要版本有明万历间刻本，清《四库全书》本，《留余草堂丛书》本；朱氏评点本，见载于《朱文端公藏书》及《洪氏唐石经馆丛书》中。
家礼
〖家礼〗五卷，《附录》一卷。旧题宋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撰。清人王□□著《白田杂著》，内有《家礼考》一篇，认为《家礼》非朱熹所作。此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八卷，为朱熹所撰，自此以后，此书之名不仅见于朱氏《行状》，其序文又被收录于《朱子文集》中，其成书之时间则见载于《朱子年谱》，其佚而复得之始末则为附录，刊在此书之末，故自宋以来，少有人怀疑，皆遵而用之。《四库全书总目》以书中所论与朱熹晚年观点不合等诸多证据，证明此书绝非为朱熹所撰，题作朱熹，乃是宋人的假托。但此书的成书年代为两宋，则并无问题，内容主记冠、婚、丧、祭诸礼，大抵自《礼记》、《仪礼》等儒家经典中节录而出，并加以诠释和说明，按类系事，事下为论辨，多引古事以证，再次为律例，以申法度。警示后人。全书体例，大略如此。书成以后，经三山杨氏、上饶周氏的考订，流布于世。书中谬误较多，但因题作朱熹，放学者文士盲从者多，驳正者少。入明，文渊阁大学士邱□撰《家礼仪节》，对此书的部分内容提出怀疑，并指出了书中的数十条谬误。无论此书的作者为谁，其实都不能影响它在社会上的传布；并且，自此以后，此类著作代不乏见，成为礼学研究著作中的一种新的著述形式。宋刊本附有图。传本很多，主要有清康熙间刻本，《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等。
简端录
〖简端录〗十二卷，明邵宝（１４６０一１５２７）撰。宝字国贤，号二泉，江苏无锡人。成化二十年（１４８４）进士，历官江西提学副使、右副都御史、户部侍郎、南礼部尚书。曾修白鹿书院学舍以处学者，教人以致知力行为本，学者称二泉先生。著有《左□史》、《定性书说》、《容春堂集》等书。邵氏读书，每有心得，即记于简端，积久渐多，其门人王宗元为辑录成书，故名《简端录》。凡《易》三卷三百二十六条、《书》二卷一百八十二条，《诗》一卷九十三条、《春秋》三卷二百九十二条、《礼记》（《孝经》附）一卷一百零六条、《大学》《中庸》合一卷共四十三条、《论语》《孟子》合一卷共六十三条。其论《大学》有谓“格物犹言穷理也，格之穷之也。理即物之所以为物者也。不曰穷理，而曰格物者，要之于其实也。圣学所以异于异端者，其在此乎？”是一尊程朱。又谓“万物皆备于我，故致知在格物，物可尽格乎？尧舜之智不遍物，急先务也，然则格物之先务何在？凡小学之所已习，大学之所当行皆是物也。人心本无所不知，其有不知气拘物蔽焉尔致云者，极其本然，而非有加也。然－意推极则索隐穷高，无所不至，故约之使近，而实格物是也”，极得清代学者推重。华希闵序谓邵氏“于四子、五经非徒言之，实能行之。所著《简端录》，皆其深造有得，卓然见道之言”，“足以发明圣人之道，正天－厂后世之学术者”。《四库全书总目》亦谓此书笃实醇正。明代王学，日就玄虚，“平心谈理，不为放言高论者，即为有裨于经义。宝所记虽皆寥寥数言，而大旨不悖于圣贤，其醇正固足取矣”。有明崇祯四年（１６３１）刊本、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华氏剑光阁刊本、《四库全书》本。
脚气集
〖脚气集〗二卷。宋车苦水撰。苦水字清臣。号玉峰山民，浙江黄岩人。少师从陈耆卿，学为古文，晚乃弃去，改师陈文蔚。此书有其从子车惟一跋，称此书成于咸淳十年（１２７４），因病脚气、著书自娱，故名之曰“脚气集”。全书体例，颇类似于语录，其论《诗》，攻驳《小序》；论《春秋》，主“夏正”；论《札记》，抨击汉儒。皆坚持门户之见。论《周礼·冬官》讥使命俞庭椿断定拨置，其说甚正；然必证以《周官》尚存三百五十，认为《冬官》不亡、则仍留柯尚迁等割裂之根。若水认为《诗》三百篇为汉儒所伪□，与王柏观点一致。论《札记》之畏“压溺”，以“畏”为疫气传染。尤为杖撰。上述为若水此书中欠妥之处。其他有关经学的论述，则颇具价值，堪称一家之言。如论《周礼》“载师”是园尘之制，而非为田赋之制，驳正了苏洵之误。论《春秋》“蔑之盟”，主程颐“子盟誓结信，先王不禁”之说；“及宋人盟于宿”，主《公羊传》及为与之”说；“宰□归□”，主直书天王而是非自见之说。如此之类，皆有裨于对诸经文字进行深入研究。苦水对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服膺甚至，仅同又不废自己之见，认为《大学》“格物”难以训至，应当从《玉篇》旧训，作比方思量之义；认为《论语》“惟求则非邦也”。与以后，皆为圣人之言。此说与朱子小有差别。但大旨不殊。苦水主张朱子《诗集传》当干纲领之后列诸家名氏。使之有传。此书不比《论》《孟》，自“和鸣挚别”以下皆是取诸家见成言语，苦不得前人先有此训，《诗》亦懵然。此论亦签为公允。全书广征博引，文笔亦极为雅至。宋末同类著作罕有出其右者，虽非专门经学著作。但对于研究经学的各个领域，却具有很高的参证价值。传本较多。主要有光绪间陈氏《宝韵堂秘笈》本《续说郛》本，民国间商务印书馆刊《涵芬楼秘笈》本等。
节孝语录
〖节孝语录〗一卷。宋徐积撰。积字促本，山阳（今江苏淮安）人，登进士第，元□初年以荐授扬州司户参军，后为楚制教授，历和州防御推官，改宣德郎，监中岳庙率，谥节孝处士。此书为积门人江端礼所记录，以其师谥号“节孝”名书。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载录一卷，－与今传本相合。其中说经诸语录，如释“唐棣之华，偏其反而”，认为“偏”当音“遍”，言开遍而复合。其实，“偏”、“遍”两字原相通，但以释“偏其反而”而不免曲说。其解释《春秋》“壬申，御廪灾，乙亥，尝”，认为说者皆言先言御廪灾，是火灾之余而尝，志不敬。其实曾子问言天子诸侯之祀，遇日蚀、火灾、丧服则皆废祀。今御廪灾则尝可废，而不废，是为不敬。又何必谓火灾之余而尝。今考曾子问曰：当祭而日食，太庙火，乃废祭；他火灾不废也。积既言火灾则废，反斥《公》、《□》二传，显得殊失经意。其他如以《论语》“三嗅”为“三叹”，认为《春秋》“西狩获麟”重书僭守非礼，不重书“获麟”。如此之类，则多不免穿凿。至于商论古人，推扬雄而讥贾谊，甚至以陈平为秦汉以来第一人，则绝乖平允。作者骂于躬行，粹于儒术，所言多不失中正平和，少宋儒刻核古人之习。大致皆论事论人，没有空谈性命之说，堪与古儒相仿佛，对研究理学以外的宋学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明刻本为现存最早刻本，并有清康熙间刻本及《四库全书》本传世。
今古学考
〖今古学考〗二卷。清廖平（１８５２－１９３２）撰。廖平早年受学于王□运，治今文经学，尤重《春秋》，主张分析今文古文。初持今文为孔子所创，古文为周公所创之说，即所谓“今古”。不久改变其说，撰《知圣篇》、《辟刘篇》，主张今文是孔子的真学，古文是西汉刘欲所伪造，即所谓“尊今抑古”。此书也是这一时期所作。成书于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上卷《汉艺文志今古学经传师法表》、《异议今古学名目表》、《异议今与今同古与古同表》、《郑君以前今古先师著书不相混乱表》、《今古学流派表》及《今学损益古学礼制表》、《今古各经礼制同实异名表》、《今古各经礼制异实同名表》等二十表，以表格形式详细比较今古文经师传注，从礼制上区别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不同。下卷分专题论述，认为古文经传被西汉末刘歆所窜改，强调用礼制判别经学中今古文学的方法。认为《周礼》是古文经学家的礼制纲领，《礼记·王制》是今文经学家的礼制纲领，所本不同。古学从周，是旧制，今学改制，是理想。以此为原则，将今古文经师传注详加厘分，提出古文经传曾经西汉刘歆的窜改的观点。但后来廖氏又著书自驳，说今文是小统，古文才是大统，即所谓的“小大”，否定了在《今古学考》中提出的观点。但其古今经曾被刘歆窜改的观点被康有为所继承和发展，康氏撰《新学伪经考》，认为古今经均是刘歆为助王莽篡汉所伪造，以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等都以此为基础。有《四益馆经学丛书》本、《六译馆丛书》本、宣统三年（１９１１）上海国学扶轮社《张氏适园丛书》本。
今文尚书经说考
〖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十二卷。清陈乔枞（１８０９一１８６９）撰。乔枞父陈寿祺，专为汉儒之学，博览精识，乔枞承家学，于同治元年（１８６２）撰定是书。皮锡瑞《经学通论》评说：“其博采古说，有功今文。惟其书颇似长编，搜罗多而断制少，又必引郑君为将伯，误执古说为今文，以致反疑伏生违弃初祖。如：文王受命周公避居之事，皆低伏生老耄记忆不全。亦有未尽善者”。皮氏此评公允。前有《叙录》一篇，志列汉代传今文尚书诸儒甚详，然也有舛误。如鲍宣《汉书》本传，只称其“好学明经”，只称其以《鲁诗》教授，皆不言传《尚书》；黄琼、黄琬《后汉书》本传也没论其有受《尚书》之事；甚至因杨彪少传家学，而及其子杨修；因荀爽曾著《尚书正经》，而及其兄子荀悦，皆无确据，属臆测推断之言。其他如桓谭、李□、樊英、韩说、井丹、刘珍、徐防等，皆应列之八通经表，不应人此。《史记·舜本纪》载焚廪浚井一事，又因《论衡·吉验篇》也有是言，以为《论衡·书解篇》于书家独举欧阳公孙，是王充治欧阳《尚书》之明证。其说也近武断。释《舜典》上“纳于大麓”说：“王肃注《古文尚书》云：‘麓，录也’。肃好与郑立异，古不从郑君书注‘人山代木’之说，而训为大录”，乔极不知宗罗泌飞路史发挥》引《尚书大传》郑注云：“山足曰麓，麓者录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诸侯，则为坛国之餐，尧聚请候命舜陆位，居摄政天下之事，使大录之”，郑玄此注与王肃注合，故武断说“肃好与郑玄异”。俞正缓《书大麓义》驳斥郑玄注《大传》释“麓”为“录”，宋翔风《尚书略说》又以“大录”为古文说家，去汉遐远。足证郑确有“麓，录也”之训，而乔纵说误。但全书摭拾宏富，征引也称略备，间有已按断义，也可供研究者参考之用。有《左海续编》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今文尚书考证
〖今文尚书考证〗三十卷。清皮锡瑞（１８５０－１９０８）撰。清嘉庆间，崇尚今文经学之风日兴，如刘逢禄《尚书今占文集解》、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不仅认孔安国《传》是伪，即马融、郑玄所传之古文也伪。皮氏是晚清今文经学大家，平生以教书治学为业，尤专经学，著述多达三十余种，晚年又总结一生研究、讲授经学之心得，成《经学历史》《经学通论》。又汇有清一代《尚书》今文学研究之精要，集成《今文尚书考证》一书，于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刊行，王先谦为之《序》。王《序》云：皮氏“治《尚书》最，尚为《大传疏证》、《古文冤词平议》二书行世矣。近复以《今文尚书考证》视余，其条理今文，详密精审，兼诸大儒之长而去其蔽，后之治今文者，得是编为前导，可不迷于所往”。《今文尚书》传凡二十九篇，皮氏《考证》篇各１卷，末一卷为考证今文《书序》之作。皮氏坚信《尚书》经孔子手订，本有《序》，也出孔子之予。西汉伏生所传今文经文、经说，包括《尚书大传》在内，应是《尚书》学之根本。师承伏生的欧阳和伯、夏侯胜、夏侯始昌三家的《尚书》学是今文之嫡派，司马迁当时所见《尚书》也只能是今文，故《史记》五帝、夏、商、周、秦诸《本纪》及鲁、燕、卫、宋、晋诸《世家》所载《尚书》之经文和《书序》确信可靠。崇尚古文者矣”（本书《酒诰篇考证》）。故书中一以今文为折衷，对马、郑所传及《伪孔》古文，则采取“合于今文者录之，不合于今文者（或）去之，或于疏引而加驳正”（《经学通论·书经篇》）。对清代《尚书》学著作也是只取合今文者，偶举古文家说，则意在“其说尤足惑人及人所误信者，乃加驳正使句迷眩”。可见其门派立场是很坚定的，使古今《尚书》古文家之精要多抑而不张。但是书作为清代今文学派的晚出代表著作，有其得以总结前人研究成就之自然条件，加之皮氏学术根深，故此书能博洽古今，取材极其丰富，融汇前人之长。每篇均有考证性之解题，或以词为节，或以句为节，每一考证皆以“锡瑞按”、“按”，或随证文直接阐发己意，辨释训解，凡今文《尚书》经文所涉，均在考证之中，内容广泛，文字校勘、训读，山川地理、人物事件、时间年代、典章制度、名物器具、文化典籍、天文历象、生活起居等考辨，言必有据，无武断臆测之说，在清人今文《尚书》学考订著作中，也最为详尽精微。其收集的资料，阐述的观点，对今人研究中国上古社会历史及文化源流，俱有较高参考价值，对研读《尚书》者，尤为必备。有清光绪二十三年刊《师伏堂丛书》本，１９８９年中华书局作为《十三经清人注疏》之一出版盛冬铃、陈抗新校点排印本，较佳善。
近思录
〖近思录〗十四卷。宋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吕祖谦（１１３７－１１８１）合辑。此书为朱、吕选取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之言，取子夏“切问近思”之义以为书名。总成于淳熙二年（１１７５），朱子四十六岁时。书前有朱子题辞，曰淳熙乙未之夏（１１７５），东莱吕伯恭东阳，过余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他们分别从《太极图说》、《易通》、《西铭》、《正蒙》、《经学理窟》、《二程遗书》、《易传》诸书中，摘录收采有关“体用”的论述，按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治、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教学、警戒、辨异端、观圣贤十四门分类编排，共得六百六十二条。道体论“性之本原，道之体统，盖学问之纲领也”。为学论“为学之要，盖尊德性矣。必道问学，明乎道体，知所指归”。出处论“出处之道，盖身既修，家既齐，则可以仕矣”。全书紧紧围绕“性理”之学，十分强调人、物的性都是天理的体现，借名儒之言，把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说成是永恒的天理，为人性所固有，人们应该绝对服从，务使士子学人致力于日用之实，而不使鹜于高远，违背天理。故此书实为“性理”诸书之祖，堪为《五经》之阶梯，“人圣之基”，是程朱理学体系中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此书行世以后，即多有注家为其注解，较著名的有宋人叶采，清人张伯行，茅星来，李文□，江永等人。诸注皆可为研究原书的参考，比较而言，以江永《近思录集注》为佳，江氏在集注中，凡朱熹文集语录有能互相发明者，均采人分注”或朱熹说有未尽者，则录叶采或他家之说以补之；或以已意疏证之，进一步肯定并发挥了“性理”之学。无注本主要有明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刻本，《朱子遗书》本，《刘氏传经堂丛书》本及《端溪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有注本中，叶采注入《津河广仁堂所刻书》中，张伯行《近思录集解》十四卷入《正谊堂丛书》中，《丛书集成初编》亦收载，江水《集注》十四卷通行本为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京氏易传
〖京氏易传〗三卷。西汉京房（前７７－前３７年）撰。京房本姓李，字君明，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人，好音律，遂吹律自定为京氏。学《易》于孟熹的门人焦延寿，以“变通”说《易》，好讲灾异。元帝时立为博士，屡次上疏，以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后因劾奏石显等专权。出为魏郡太守，不久，－厂狱死，为西汉著名经学家、律学家，一生著述颇丰，有《周易章句》、《京氏释五星灾异传》、《周易占》、《周易四肘候》、《周易逆刺占灾异》等十四部之多，现多亡佚。此书为京氏以象数阐释卦爻的《易》学专著，又名《京氏积□易传》，首卷起“乾”终“惭”，次卷起“坤”至“归妹”，末卷总论象数与卦爻之关系。汉初田何传授《周易》，经焦氏诸传而至京房，但京氏却与同样师承田何的施雠、孟熹、梁丘贺三家不同。京氏以卦象定吉凶，明得失，降五行，分四象；八卦分阴阳，六位五行，光明四通，变易立节；八卦仰观俯察在乎人，隐显灾样在乎天；考天时，察人事在乎卦；天地阴阳运转有无之象，配乎人事等作为自己解释卦爻的基础，故在每卦的解说中，凡五星、二十八宿、五行、四时、二十四气、七十二候都用以验证其“天人感应”理论，以五星灾异附会人事。因此，京氏《易》学自成学派，成为别树一帜的异说，在汉代《易》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京房又以其学传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宏，实为西汉今文《易》学“京氏学”的开创者，其《易》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书即包容了京氏治《易》的全部思想。原刊本久佚，今本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并《周易京氏章句》一卷。另有黄□《汉学堂丛书》本，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本，《四部丛刊》本及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天一阁明刊本。
泾野子内篇v
〖泾野子内篇〗二十七卷，明吕□（１４７９—１５４２）撰。为吕□讲学语录汇编，由其门人辑录整理而成。吕□号泾野，学者尊称为泾野子。曾与湛若水、邹守益同主南都讲习。此书包括云槐精舍语二卷、东林书屋语一卷、端溪问答一卷、解梁书院语一卷、柳湾精舍语二卷、鹫峰东所语十二卷、太常南所语、附邵伯舟中语三卷、太学语二卷、春官外署语二卷、礼部北所语一卷。多以吕氏与诸生问答的形式记录下来。吕□受业于薛敬之、薛□，独守程朱之学。其学以穷理实践为主，斥王守仁“良知”学之非，议论一以程朱为归，此书基本上概括了吕□思想学术的精华，全书充分体现了吕氏的上述学术思想。有嘉庆三年（１５２４）刊本。
经传释词
〖经传释词〗十卷。清王引之（１７６６－１８３４）撰。王氏承家学，钻研小学，精于文字语义。书终成于嘉庆三年（１７９８）一月。《自·序》说：“自汉以来，说绪者宗崇《（尔）雅》训，凡实凡义所在，既明著之矣，而语词之例，则略而不究；或即以实义释之，遂使其文□格，意也不明，如‘由’用也”，“若皆以‘用’释之，则《尚书》之‘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皆文义不安矣。”又读《尚书》，“见其词之发句、助旬者，昔人以实义释，往往诘鞠为病”。后家父王念孙启发，遂遍搜《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书中语助词、虚词，得一百六十字，编成是书。凡前人已有训而不通者，则纠正辨白之；前人无训而仍属难通者，则伊为训释之。其训释皆持之有论，言之成理。如《札记·曲礼》有“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句，其“若夫”作何解，历来说法不一。郑玄以为是“言若欲为丈夫”之意，王氏以为“若夫”是为“发语词”，井举《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篇、《孝经》句为例。“若夫”又可是“转语词”，举《易·系辞传》中句为例。为训解古经·传文及先秦古籍创一新的认识语言文字方法成为研究古汉主虚词的开创之作，对后代虚词研究影响甚大，倍受推重，称此书“皆确凿可信，不特为经解之助，且研究文法，亦多衽裨益”（韩非木《四库入门》）。流传刊然其书创始之作，难能尽善。印版本甚多以１９５６年中华书局出版校点排印本为善，又附王引之《语词误解以实证》、章炳麟《王伯申新定助词辩》、裴学海《经传释词正误》三篇，又将孙经世《经传释词补》《再补》汇印以行，以补王氏之末备和疏略。
经传小记
〖经传小记〗一卷，续记一卷。清刘台拱（１７５１－１８０５）撰。台拱六世祖永澄问学于刘宗周，以躬行实践为主。台拱秉承家学，深研程未之学，然不专主一家，解经则专主训诂，一本汉学。此书为台拱摘取《周易》、《尚书》、《周礼》、《礼记》等儒学典籍中的部分疑难章句，加以训释，阐发其义。如《尚书》“惟天阴□下民”一条，台拱训“阴”为阂，谓犹冥冥，训“□”为古□字，训“□下”犹言□降，又举《诗经·周颂》中同种用法为参证，使读者能举一反三；又释（《仪礼·乡饮酒礼》“主人戒宾，宾拜辱”一条，谓“凡言拜者，皆再拜也。此篇言拜者，下篇皆云再拜可证”；释《礼记·曲礼》“食飨不为概”句，谓“祭品当有定制，食飨专言宾客，故不为概”等，并属训解精确。此书尚《续》一卷，为《经传小记》刊行后又得《诗》一条、《周礼》一条、《仪礼》六条、《礼记》二十条、《尔雅》十六条、《大戴礼记》七条，以及《韩诗外传》、《说苑》、《新序》各数条纠订讹谬，类多可取。《经传小记》有《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著录卷，《续记》有传抄本。
经典稽疑
〖经典稽疑〗二卷。明陈耀文撰。耀文字晦伯，确山（今属河南）人。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进士，累官陕西行太仆卿。著有《天中记》、《正杨》等书。此书取汉唐以来说经之异于宋儒者，分条辑载。上卷为《四书》，下卷为《易》、《书》、《诗》、《春秋》、《礼记》、《周礼》。每条罗列汉唐旧说，各注出处。很少发表自己的见解。所采以郑玄、王弼、贾公彦、孔颖达各家之说为主，而博及其他，如《东观余论》、《示儿编》、《问辨录》、《困学纪闻》、《说苑》、《黄氏日抄》、《韩诗外传》等，偶采明人议论，则被后世学者所讥。如《论语》“昼寝”条，但取《七经小传》“寝为内寝”之说，而不引《资暇集》所载梁武帝“绘昼寝室”一条。“窃比老彭”一条但取《经典释文》所引“郑云：老，老聃；彭，彭祖”之说，而不引《礼记疏》、《文选注》所载郑注“老聊，周之太史；彭，彭威也”一条。于《周易》“乾，元亨利贞”一条但取《予夏传》“始通和正”之说，而不引《义海撮要》所载梁武帝义始为元，遂为亨，益为利，不私为贞”一条等，谓是此书漏略之处。然明代嘉靖、隆庆之际，心学盛行，而经学衰落，陈氏能远讨通搜，博取古训，在当时亦可谓别树一帜。有《谈生堂余苑》本，六卷，《四库全书》本，二卷。
经典释文
〖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元朗（约５５０－６３０）撰。元朗字德明，以字行于世，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善于名理之学，南朝陈时，官园子助教。入隋，扬帝时复被征为国子助教，隋末留居洛阳。入唐，高祖时为国子博士，封吴县男卒，著《诸经音读》诸书。此编前有自序，称癸卯之岁，承乏上□，因撰集《五经》、《孝经》、《论语》，及《老子》、《庄子》、《尔雅》等音。癸卯为陈后主至德元年（５８３），由此观之，则全书实为经年累积而成，非为一时之功。正文首为《序录》一卷，综述经学传授源流。次为《周易》一卷，《古文尚书》二卷，《毛诗》三卷，《周礼》二卷，《仪礼》一卷，《礼记》四卷、《春秋左氏传》六卷，《春秋公羊传》一卷，《春秋□梁传》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老子》一卷，《庄子》三卷，《尔雅》一卷。十三经中，惟缺《孟子》，是因为唐时《孟子》不为经典。德明所处的时代，正因袭魏晋玄学之余波，故其治经，尚承继魏晋学风，说解兼取玄学观点，其为《老子》、《庄子》作注释即原本于此。其体例，请经多摘字为音。惟有《孝经》、《老子》各摘全句。德明搜采汉魏六朝以来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训诂，考证各本之异同，使后世得以考见古义者，除各书《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之存。全书采录广博，括其枢要，经注毕详，训义兼辨，质而不野，繁而不芜，为后世治经音义者所宗。既是研究中国经籍古本的珍贵签证材料，又是研究文字学和音韵学的重要参考著作。后宋儒刊刻《十三经》时，将此书散于各经之注中，称“陆德明音义”。宋初经判园子监周惟简等重修，开宝五年（９７２）又命翰林学士李□校定，对《经典释文》多有改动。今传以《通志堂经解》覆宋刻本为最早，亦为改本，非陆书之旧。清卢文□将《通志堂经解》本细校重雕，附《考证》三十卷，自是此书始有善本。今通行本为１９８０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经籍纂诂
〖经籍纂诂〗一百零六卷。清阮元（１７６４－１８４９）撰。乾嘉学者认为读书当先通训诂，通训诂始能治经，故致力于笺释《说文》、《尔雅》等小学书籍，以及搜辑散见于诸书中的汉唐旧注，以为解经之助，戴震、朱箔等学者均致力于此。阮元专宗汉学，亦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曾于孙星衍、朱锡庚、马宗□等相约分纂，抄撮群经，未及半而中缀。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阮元任浙江学政，特创立访经精舍。组织人力，手定体例，分籍纂训，依韵归字，搜辑小学专书及汉唐旧注中所存旧训，分纂成册。参加者有臧庸、臧和贵、洪颐煊、洪震煊、陈□、周中孚等四十几人，聘臧庸总其成，于嘉庆三年（１７８９）纂成《经籍纂诂》。全书按平水韵韵部排列，共一百零六韵，每韵一卷，为一百零六卷。每宇的解释，有本训，有转训，专辑古书成说，依次罗列。所采有古经、古子书本文中的训诂，所收于书下限至《颜氏家训》，有各经注，以《十三经注疏》为主，佐以清儒所辑古佚注，有汉魏以前子书及古史注，，自《国语》韦注，《战国策》、《吕览》、《淮南子》高注，下至《列子》张注，《管子》房注，《荀子》杨注等，有古史部、集部注，包括《史记》裴氏集解、《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汉书》颜注、《后汉书》李注、《三国志》裴注、《楚辞》王逸章句、《文选》李善注等，有小学古籍，包括《尔雅》、《方言》、《说文》、《广雅》、《释名》、《小尔雅》、《通俗文》、《匡谬正俗》、《经典释文》、《一切经音义》、《华严经音义》、《翻译名义》、《隶释》、《隶续》等，唐以前训诂，几乎网罗具备。所列为单字，但训释中也包括双音词，注意通假关系，收录音训文字，对汉碑中的通假文字及古人名与字互炉相训义的例子也予以收录。本书取材宏富，许多材料为其他字书、辞书所不备，排列有序，“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握六艺之铃键，廓九流之潭奥”，“经典之统宗，训诂之渊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后又为补遗若干，附于每卷之后，体例与全书同。此书目的在于为解经之工具，也是阅读、研究其他古籍的重要工具书。有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阮氏原刻本，又有光绪六年（１８８０）淮南书局补刻本、１９３６年上海国学整理社铅印本、１９８２年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１９８９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等。
经济文衡
〖经济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后集二十五卷，续集二十二卷。宋不著辑者名氏。此书初刻于明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有杨一清序，但称先儒所辑。再刻于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有朱吾弼序，但称其为董崇相家藏本，亦不能指出作者为何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此书为马季机编，所著录之《前集》、《后集》、《续集》之目，亦皆相合。清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南昌杨云服重刻此书，程恂为之序，称为宋滕珙编。滕珙字德章，号蒙斋，江西婺源人，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进士，官合服令。与其兄□俱师从于朱熹，朱子为其父作《墓志铭》，称二子皆有声闻于州县间，又称赞珙廷对甚佳，盖为新安高第是也。书中取《朱子语录》、《文集》分类编次，《前集》皆论学，《后集》皆论古，《续集》则兼录二集所遗而补之。每一论必先著其缘起，次标其立论之意，条分缕细，条理秩然。比较别家所编《经世大训》之类，或简而不详，或繁而少绪者，沮乎不同，远在其上。所以，即使不出滕珙之手，亦非学有渊源者则绝不能编辑如此。但《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惟是朱子平生学问大端，具见于此，而独以‘经济’为名，殆不可晓。即以开卷一篇论之，“太极”，“无极”有何经济可言耶？其门目亦太烦碎，多不应分而分之，《前集》尤甚，亦为一瑕。读者取其宏旨可耳。”此书可与《朱子语类》、《朱子文集》互为表里，相与补充，是研究程朱理学思想很实用的参考资料汇编。明刻两种版本及清乾隆刻本今皆传世，尚有《四库全书》本。
经史答问
〖经史答问〗四卷。清朱骏声（１７８８一１８５８）撰。骏声曾受业于钱大昕之门，为学长于经训、小学，撰《说文通训定声》，为治《说文解字》之名著。其考订经史，皆以六书贯穿经义。尝与汪文台、俞正燮、程鸿沼及弟子程朝钰、程朝仪等就经史质疑问难，骏声为之解答，此书即其记录。原稿散佚颇多，其子朱孔彰辑为四卷，问答五百条，涉及《诗》、《书》、《易》、《左传》、《论语》、《周礼》、《礼记》、《孟子》、《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史书籍中的疑难问题，而以经传为多，也涉及近人的解经著作，包括字的诠释、人物的考证等，由于骏声长于《说文》，善于训解，故其所答颇能切要。如问“古人一字有数读何与”，骏声答谓“宇有数音也，方言也。如《易》彖象是陕西音，彖传、象传是山东音，推之经史百家皆然，而各有之注经史者，又各操土音，不能齐同”。又如训《礼记》“壹戎衣”，谓当从《康诰》作“殷”，衣、殷－声之转，今徽州黔县人语犹如此，皆为后世学者所称道。此书为朱氏经史杂考笔记，皆为心得之语，朱氏以《说文通训定声》知名，而此书犹可概见其解经证史之学。有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金陵书局刊本。
经学教科书
〖经学教科书〗清刘师培（１８８４－１９１９）撰。师培曾执教于北京大学，专讲经史，撰有讲义多种，门人辑人《刘申叔先生遗书》，此书为其中的一部。书共二册，每册三十六课。每课四、五百字，共约三万六千字左右。第一册讲经学源流，包括经学总述，经字之定义，古代之六经，西周之六经，孔子定六经，孔子弟子之传经上下（附《孔子传经表》），尊祟六经之原因。以下按时代把经学分为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宋元明、近儒四派，每派之下，首《易》学、次《礼》学、次《诗》学、次《春秋》学、次《礼》学、次《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附），次《孝经》（《尔雅》附），各述承传授受、经学家及著作。第二册专题讲述《易经》，谓《易经》一书，所该之学最广。非仅空言，实古代致用之学。讲义分《易经》总义、封名、封名释义、《易》封之作用、释三《易》、释《周易》之旨，论《易》有三义。释彖辞、爻辞、易象、十翼、筮法、互体、卦变、比例以及《易经》与文字、数学、科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礼典的关系等。第一册简要介绍经学的源流、衍变、发展、流派，谓治经学者当参考古训，不知古训则经义不明。两汉经学，有分文古文之分，今文多属齐学，古文多属鲁学。今文家言多以经术饰吏治，又详于礼制，喜言灾异五行；古文家言详于训诂，穷声音文字之原，今文、古文各有偏长。三国南北朝时期，说经之书分北学、南学二派：北儒学崇实际，喜以汉儒之训说经，或直质寡文；南儒学尚浮夸，多以魏晋之注说经，故新义日出。唐人作义疏，黜北学而崇南学，故汉训多亡。宋明说经之书喜言空理，不遵古训，或以史事说经，或以义理说经，虽不免武断穿凿，亦多自得之言。近儒（清儒）说经，崇尚汉学，吴中学派掇拾故籍，诂训昭明。徽州学派（即皖派）详于名物典章，又好学深思。常州学派宣究徽言大义，或推经致用。师培亦推重汉学，谓汉儒去古末远，说有所本，故汉学明则经访亦明，欲明汉学，当治近儒说经之书，因为汉学相当于六经之译。而近儒又为汉儒之译，其说《易》，推重焦氏之学，故第二册解《易》多用焦氏之说，以发明《易》例为主。此书在清末与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为当时两部仅有的两部经学史专著，师培之书为讲义，较皮书简略而偏于古文学派，见解与皮氏时相对立。初由国学保存会刊行，后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中。
经学历史
〖经学历史〗清皮锡瑞（１８５０－１９０８）撰。共十章，简要叙述经学的产生、流传、兴衰、分合、复盛的历史演变。以孔子删定六经，为经学的“开辟时代”，谓“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经名始于孔子，经学传于孔门，为经学的“流传时代”，谓“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以经学至西汉武帝时为“昌明时代”，谓汉武帝时经学为最纯正。以经学自汉元帝、成帝至后汉为经学“极盛时代”，谓从武帝始儒者可以经术得到功名；又置博士弟子，“经生即不得大用，而亦得有出身，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经师众多，名家辈出，通儒屡见。以汉亡始为经学“中衰时代”，谓一坏于三国之分支，再坏于五胡之乱华，“虽绪论略传，而宗风已坠矣”。以南北朝时代为经学“分立时代”，经学亦有“南学”、“北学”之分。“北学”渐折人于“南学”。至隋统一，经学亦为“统一时代”。经学自唐至宋初渐趋衰微，但仍笃守古义，不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尚存汉、唐注疏之遗，然宋初笃实之风，不久遂变，庆历以后大变，排《系辞》、毁《周礼》、讥《书》、疑《孟子》为经学“变古时代”，谓“宋人治经，务汉人之说”，“一切武断，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变三代之黄礼，以合今之制度”。总体来说，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宋人学有根柢，故虽废弃古义，犹能自成一家。元人则株守宋人之书，而于注疏所得甚浅。明人又株守元人之书，于宋儒也少研究。永乐朝颁行《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抄袭割袭宋元之书，既不笃守古法，也无甚新意，而以之为科举取士范本，所以颐炎武感叹“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明孝宗弘治朝以后，“解经皆隐没古人，将为己说而已。其见于《四库存目》者，新奇谬戾，不可究洁。五经扫地，至此而极。”至清为经学“复盛时代”。皮氏谓清代经学有三变，清初承晚明经学极衰之后，推崇实学，以矫空疏，汉学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抵，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慎）、郑（玄）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者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又分吴、皖两派，各有师承授受，名家辈出。嘉庆、道光朝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翻）以求孟（喜）义，《书》宗伏生、欧阳（和伯）、夏侯（胜），《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二传。皮氏总结清代经学家有功于后世学者有三事：一日辑佚书、二日精校勘、三曰通小学。皮锡瑞为清末著名经今文学家，对历代经学的源流得失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见解。但其持论基本以汉学为正统，而不满意于宋学，故对清代宋学的发生、发展、变迁、异同、利弊等揭示的不够系统，所论也不免有偏颇处。对于史料的搜辑也不完备、史料的排比也缺少史的内在联系。现代学者周予同在《经学历史》注释本《序言》中对皮氏此书有概略的评述，对皮氏提出的“孔教救国”、“六经致用”、“纬侯足征”说提出质疑。但此书毕竟是一部比较系统的中国经学通史，对中国数千年经学的发展与得失进行了历史的总结，是了解、研究经学和经学历史的入门书。有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湖南思贤书局刊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周予同注释本（１９８２年商务印书馆《学生国学丛书》之一、１９２９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之一、１９５９年中华书局修订本）。
经学源流考
〖经学源流考〗八卷。清甘鹏云撰。鹏云号潜庐，湖北潜江人。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进士。一生著述甚富，有《国学笔谈》等。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甘氏任教于北平古学院，主讲经学，此书为其所撰经学史教科书。自序谓六经为周史之大宗，《易》为卜筮之史，《书》为记言之史，《春秋》为记动之史，《诗》为风俗之史，《礼》为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六经为先王之政典，无所谓经，自孔子阎王路废而邪道兴，乃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七十子之徒始称之为经。六经为立国之纲纪，六经大义不明，则天下大乱不可止，因撰此书历叙经学源流，以提其纲。先叙孔门传授、战国经学流派，以下按《易》、《尚书》、《诗》、《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乐》、《春秋》、《孝经》、《论语》、《孟子》、《四书》、《尔雅》、《群经总义》十五个专题叙述自周秦、两汉以下一直到清末的学术源流，每一专题介绍每一时期经学授受、流派、特点、经学家、经学著作、成就等，所列详细，而所论简要，比较平允。为研究经学和经学史的入门书。有民国二十七年崇雅堂铅印《某氏家藏丛稿》本、１９７７年台北广文书局影印《国学珍籍汇编》本。
经义考
〖经义考〗三百卷。清朱彝尊（１６２９一１７０９）撰。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宅。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曾参加纂修《明史》。博通经史，开清代考证之先声，与颐炎武、阎若璩等颉颃上下，顾、炎等对他十分称道。凡所著述，具有本原。著有《曝书亭集》等。此书初名《经义存亡考》，统考历代经学著作，初列存、亡二例，后分列存、阙、佚、未见，书亦改今名。凡御注、敕撰一卷、《易》七十卷、《书》二十六卷、《诗》二十二卷、《周礼》十卷、《仪礼》，八卷、僻记》二十五卷、《通礼》四卷、《乐》一卷、《春秋》四十三卷、《论语》十－卷、《孝经》九卷、《孟子》六卷、《尔雅》：二卷、群经十三卷、《四书》八卷、逸经三卷、毖纬五卷、拟经十三卷、承师五卷、宣讲、立学共一卷、刊石五卷、书壁、楼版、著录各一卷、通说四卷、家学、自述各一。卷。其中宣讲、立学、家学、自述三卷皆有目无书，知《经义考》为末竟之书。每一书前，皆列撰者姓名、书名、卷数，其卷数有不同者，则注明某书作几卷。次列存、快、阴、末见等字，再列原书序跋、诸儒论说、撰者爵里。凡朱彝尊有所考证者，附于最后，加“按”字以别之。此书为从先泰到明末的一部中国经书总目录，所收儒学典籍极为丰富，体例也比较严谨有序。由于作者见闻有限，书存而朱氏未见者很多、未佚而注“佚”的也不少。此后翁方纲著有《经义考补正》十二卷，对《经义考》书名、卷数、作者、真伪、存佚等方面进行补充与订正。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也对《经义考》多所订补。
经义述闻
〖经义述闻〗三十二卷。清王引之（１７６６－１８３４）撰。引之幼承念孙家教，此书所述，多为念孙所授，而为引之所继承并有所发展。自序称“旦夕趋庭，闻大人讲授经义，退而录之。终然成帙，命曰《经义述闻》”。所述均为训释《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大戴礼记》、《左传》、《国语》、《公羊传》、《□梁传》、《尔雅》等书中的讹字，衍文、脱简、句读等疑难问题，纠正毛、郑、马、贾、服、杜之旧注，陆、孔、贾之旧疏，解决了自汉以来很多不易解决的问题，最大的价值在校勘与训诂，很多难读或前人误读的文句，经引之广征博引、深入考辨而冰释。凡《易》一百零六条、《尚书》一百零五条、《毛诗》一百五十条、《周官》九十六条、《仪札》七十四条、《大戴札记》二百二十一条、《礼记》二百一十二条、《左传》二百一十六条、《国语》一百七十一条、《春秋名字解诂》二百九十条、《公羊传》五十四条、《□梁传》六十一条、《尔雅》二百一十八条、太岁考二十八条、通说五十三条。为读经的重要参考书，对于研究文字、训诂、音韵学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是王引之的代表作之一。与《经传释词》、《读书杂志》、《广、雅疏证》并称“王氏四种”（念孙、引之）。此书版本很多，主要有《皇清经解》本、《四部备要》本、１９８５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１９７５年台北世界书局影印本等。
经义杂记
〖经义杂记〗三十卷。清臧琳（１６５０－１７１３）撰。臧琳字玉林，江苏武进生。康熙间补县学生。后来绝意科举，以读经考古为务。平生博览群书，长于汉学，尤精《说文》、《尔雅》。主张治经应据汉注唐疏，由字、词训访以明道。著有《尚书集解》、《尚书考异》等，此书为其读经心得札记，原名《经义杂识》，后改今名。有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７）阎若璩序及四十二年臧琳自识。全书共五百一十七则，每卷有标目，如“正名”、“北风”、“义疏”、“擅弓”、“大戴”、“经典”等，而不分门，取诸经中一些存在歧义的问题与字句，罗列唐以前诸儒之说，辨其离合，进行考证，训释，阐发其义。其说以郑玄为宗，于文字训访以《说文解字》为则，旁罗参证，抉择幽微，多有发明，多关经传大事，余则辨讹谬，补遗脱，一字一句，无不深究。其“正名”一篇，说《论语》正名，当时皇佩《论语义疏》尚未复出，臧氏已能尊信郑玄正书字之义，可见其探究深邃。于《诗》、《礼》二经致力尤深，论者谓“推见至隐”、“觉悟群疑”。阎若璩最早为此书作序，极为推重。王鸣盛序称臧氏可与顾炎武、阎若璩等抗行，并采《纪义杂记》数条于所著《蛾术编》中。此书宗尚汉学，精于训佑，实开清代考据学之先。但由于书成后，只有阎若感等少数人知道，一直晦而不显，直到嘉庆间，才由臧琳玄孙臧庸刻出，一时为学者所重。有嘉庆四年（１７９９）拜经堂刻本、《皇清经解》本。
静修集
〖静修集〗三十卷。元刘因（１２４９－１２９３）撰。刘因为宋末元初著名学者，字梦吉，号静修，故以名集。刘因曾自订《丁亥诗集》五卷，余皆尽焚而不存；及其卒后，门人、故友搜其遗稿，得《樵阉词集》一卷，《遗文》六卷，《拾遗》七卷，最后杨俊民又得《续集》二卷，一例编辑，合成一帙；后房山贾彝又增入《附录》二卷，总成三十卷，至正中，由官署为之刊行。是为今传本。作为一代名儒，刘因推崇程朱理学，其思想在此书的《遗文》、《拾遗》等部分有比较全面的反映。在人性论上，他赞同自孟子以来的唯心主义性善说。认为“君子立心之初，曰为善，而不为恶；曰为君子。而不为小人，如是而已”，在《希圣解》中，他阐述了自己的唯心主义宇宙观，认为“天地之间，理一而已，□其厥中，散为万事，终焉而合，复为一理”。意即自然界中的一切变化都在于“理”的聚散分合，而变化的过程亦不外是由“理”始。最后又终于“理”始，他提出了“天地，人也；人，天地也”的命题及“圣贤，我也；我，圣贤也”的命题，认为只要“人之所钟”，潜心而为，人人都能通达圣贤之哉，“子受天地之中，禀健顺五常之气，子之性，圣之质；子之学，圣之功，子犹圣也，圣犹子也”。刘因又在《希圣解》中论述了自己倒退的历史观，认为“先秦三代之书，六经、《语》、《孟》为大，世变既下，风俗日坏！者与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认为《诗》、《书》、《礼》、乐不明，“则不可以学《春秋》；《五经》不明，则不可以学《易》”：在研究儒家经典的方法上，刘因主张“必先传注而后注疏，注释以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体察，为之权衡，折之于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辟异，勿好低汗，匆生穿凿”，“毋惨刻，毋细碎，毋诞妄，毋临深以为高”，反映了他为学的谨严态度，婉转地批评了宋元之际一些经学家疑经、删经、改经及全以己意释经的研究方法。在《叙学》中，他总结了汉以来的经学研究，评论了贾谊、董仲舒、刘向、文中子（王通）、韩愈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诸人对儒学的贡献。他在前儒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肯定了君臣大义此理势之必然，直万古而不可易”的观点为永恒之势。此书是研究刘因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传本主要有《四库全书》本，《朗辅丛书》本题《静修文集》。
九经古义
〖九经古义〗十六卷。清惠栋（１６９７－１７８５）撰。栋字定宇，号松崖，别号小红豆山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传父祖之学，自幼遍读经史百家之书，为考据学“吴派”创始人。治经墨守汉儒成说，崇古文经学，以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著有《周易述》《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等。惠氏所谓“古义”者，即“汉儒专门训访之学，得以考见于今者”。古者漆书行简，传见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歧。又六体孽生，形声渐备，毫厘辨别，后世乃详。古人字数无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袭，遂开通用一门。谈经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声。唐宋以后究古书之义旨者，多穿凿附会，去古已远。读古人之书者，则当先通古人之字，其文句义理方可渐求，栋作是书皆搜采旧文，至为参证，多存辑快之事。凡所辑录大都元元本本，较王应麟《诗考》、郑玄《易注》等诸书，有过之而无不及。开清代经学家辑铁之先河，对后世影响甚巨。其门生弟子余古农、江藩、黄□等，多承其法，各有所成。“九经”者，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公羊传》各为二卷，《春秋□梁传》、《论语》各为一卷。另有《左传》一书，后别行，题名《补注》六卷。十书体法一脉，名曰“古义”，体例似自撰，实多存辑佚之法。然栋爱博嗜奇，有不能割爱者。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
九经说
〖九经说〗十七卷。姚鼐（１７３２－１８１５）撰。此书为姚氏解经著作。取先儒传注中有所疑者考而辩之，择善而从。凡《易》说二卷，《书》说四卷、《诗说》一卷、《周礼》说三卷、《仪礼》说一卷、《礼记》说三卷、《春秋》说一卷、《论语》说一卷、《孟子》说一卷。每经先概述该经源流，包括流传卷分合、诸儒研究概况等。每经数条，或数十条不等，先举各家传说于前，次参己说于后。其《易》说专以程朱为宗，如《翰音登于天说》，谓程子谓登于天者，其音也，朱子以鸡曰翰音，言如鸡欲登天也，姚氏认为程子之说为是，而程未之说实出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姚氏上溯于李书，下考程朱本义，提出自己的见解，足见其不苟于异同、不守门户之见。其《尚书说》谓伪古文《尚书》所采具有精理者数语而已，其余义虽无谬，然不免廓落而不切碎细而无统，安得谓之当理哉？”全面否定了伪古文《尚书》，不同意伪古文《尚书》“虽非真本，而所言理当，则亦何恶”的观点。其《诗》说论《关雎》篇，谓朱熹《诗集传》以为宫人美后妃之诗，确不可易；而《荡荡上帝》篇则谓朱熹不用旧说，然意似迂曲，又与《诗》意不贯，不如《毛诗》说之安；其《礼记》说“庶子王亦如之”篇谓儒者为椭之说多矣，惟王子邑之言正而笃，“公子有宗道”篇谓关氏说经既得其义，而为义疏者不能详，后之合郑而为说者皆妄，批评宋儒舍弃郑玄说以致于妄等，皆属有见。韧刻本仅十二卷，姚氏又增加部分内容，成十七卷，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门人陶定申为补刻于江宁。又有《借抱轩全集》本（同治本、光绪本、民国本）。
九经字样
〖九经字样〗一卷。唐唐玄度撰。玄度里籍不详，惟据此书，知其开成中官至翰林待诏、朝议郎。汉字楷体发展到唐代时已完全定形，但传定过程中有不少讹体、异体字出现，其经典亦当然不能例外。有感于此，大历中曾命国子司业张参取汉石经、《说文解字》等的文字审定为《五经文字》，刻于讲经堂两廊。但到文宗时，“其旧字样岁月将久，点画参差，传写渐致乖误”，乃于大和七年（８３３）命玄度复定九经字体，并对五经文字加以补充校正，抵开成二年（８３７）书成，定名为《新加九经字样》。其书收字按部首编排，其四百二十一字，七十六部。宗旨在于正字形，字头下先注直音，无直音的文字则用异调字，并注“作某声”，因当时“避以反言”，也即禁用“反”字，故不用反切。注音之下为简要释义。有许多字头是两字并列的，多是异体，或因形义皆近而渐致通用，每字均许注来源。本书除对儒家经典有十分重要的校勘价值外，对研究汉字形体演变及中晚唐语音亦有积极的参考价值。此书初成亦曾刻石，并附于《五经文字》之后，相辅而行。陕中有石本，但收藏者绝少。清乾隆五年（１７４０）知不足斋据宋拓石经雕版，《四库全书》所收为马曰璐据宋拓本重刊之本，其中舛误之处，由馆臣代为校补，故版本较佳，通行本为《丛书集成初编》本。
居业录
〖居业录〗八卷，明代理学家胡居仁（１４３４－１４８４）的讲学语录，由其门人、女婿余□（１４６５一１５２８）整理编辑成书。余□字子积，号□斋，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年十九从胡居仁学，末及卒业而居仁卒。据余□序称，此书取《易》“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之意为书名。此本编于弘治十七年（１５０４），分道行、为学、主敬、致知、力行、出处、治体、教人、警戒、辨异端、观圣贤等十二门，共一千一百九十九条。每条或数字，或数十百字不等。所论包括圣贤德业、经传旨趣、学问功夫、政教基本、性命渊源，对于异端佛老之学尤加深辩详辟。大旨发挥程朱性理之学，反对儒禅混杂。主张以“王道”治世，最重“实理”，提出“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万物之所以为万物，莫非实理所为”，批判禅宗“空字”，谓禅宗“把天下道理灭迹扫尽”，认为“气”是理之所为，“有此理则有此气”，提出“心与理一”，“心具重理，众理悉具于心”，圣人以“一心之理”应天下之事。此书为胡居仁理学思想的代表作。与薛□《读书录》同被理学家称道，推为醇正之作。正德中张吉曾删此书《居业录要语》，吴廷举删此书为《居业录粹言》，陈凤梧又有《居业录类编》三十一卷，颇失居仁本义，所传均不广。《四库全书》据余□编本录入，又有《正谊堂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明人曾将此书与薛□《读书录》、罗钦顺《困知记》合刊，名《三先生语录》。又有日本刊本。
郡斋读书志
〖郡斋读书志〗宋晁公武（约１１０５一１１８０）撰。公武字子止，清丰（今山东巨野）人，因晁氏世居汴京昭德坊，又称昭德先生。晁家藏书丰富，公武又很博学，每于览书之余，亲自校仇、撰写提要，此书就是他在四川荣州开始编写的，传本有“衢本”与“衢本”之分，衡本是宋理宗淳佑九年（１２４９）刻于衢州的二十卷本；袁本是淳佑十年刻于袁州的四卷本。两本不仅卷数有异，类目亦不一样，衢经、史、子、集四部中共分四十五类；袁本则为四十三类。经部自《经类总论》以下分《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经解》、《小学》十大类著录。其中《易》类著录五十五部；《书》类著录十九类：《诗类著录十二部；礼类著录三十部；《乐》类著录十五部；《春秋》类著录四十二部；《孝经》类著录五部；《沦语》类著录十七部；《经解》类著录八部；《小学》类著录三十九部。总为二百四十二部。子部《儒家》类著录五十六部。每部有序，称为“总论”。部下各类形式上无序，实际上每一类第一部书的提要中，多半是叙述学术源流。公式著录时，在每书之下，或述作者略历，或论书要旨，或明学派渊源，或列不同学说，并均加以考证。所以，此书中所著录的儒家各类著作。为后人了解宋代及宋代以前经学著述情况提供了方便与依据；特别是其中有相当数量已经全部或部分迭失的，现在只有凭藉此书的介绍来了解了。主要版本有《四部丛刊三编》本，《万有文库》本，１９８７年北京现代出版社出版《中国历代书目丛刊》本。
考工记图
〖考工记图〗二卷。清戴震（１７２３一１７７７）撰。考工记》为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科技著作，据考为春秋末齐国人著录。由汉河间献王刘德辑人《周礼》，以所缺《冬官》一篇，主要记述百工技艺之事，是当时车舆、宫室、兵器、礼乐器等制作技术。其文字奥曲艰深，难于理解。戴氏早年即深明小学、历算、礼经名物制度，曾删取汉代郑众、郑玄注节录唐代贾公彦疏，自撰补注列于后，又为其绘礼乐器、车舆，宫室、兵器等诸图。今传本为图凡五十五幅，每图俱自撰释说之文为图说，而无引文注释。戴震有后记，署时为“柔兆摄提格“（乾隆丙寅十一年，公元１７４６年）卷首有纪购《序》说：“乾隆乙亥（二十年）夏，余初识戴君，奇其书，欲付之梓，迟之半载，戴君乃为余删取先后郑注，而自定其说以为补注。又越半载书成。”据此可知，是书初成于乾隆十一年，时震年方二十四岁，到二十一年复又删补终成，时年也仅三十四岁。各种器物形制，“必如其高庳广狭，然后古人制作昭然可见”（纪昀《序》）。图说皆融会考证后自为之说，颇精核，于《礼》有补郑玄注之功。有《皇清经解》本。
考信录
〖考信录〗三十六卷，翼录十卷。清崔述（１７４０一１８１６）撰。为崔氏辨证古书古史真伪的专著，为崔氏平生精力之所注。分前录、正录、后录、翼录四部分。前录包括《考信录提要》二卷，《补上古考信录》二卷。正录包括《唐虞考信录》四卷，《夏考信录》二卷，《商考信录》二卷，《丰镐考信录》八卷，《诛泗考信录》四卷。后录包括《丰镐考信别录》三卷，《诛泗考信余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考信附录》二卷。翼录包括《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读风偶识》四卷，《古文尚书辨伪》二卷，《论语余说》一卷。以司马迁“载籍极搏，犹考信于六艺”之意为书名。以尊经卫道为宗旨，举秦以前史实，参互比较以求真，用以经证经之法研究古史，独抒己见，不主故常。《自序》谓“虚实既明，则得失是非，昭然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若摘发古人之误，则必抉其致误之由，使经传之文不致终晦”。其《上古考信录》，谓《易传》仅溯至伏羲，《春秋传》仅溯至黄帝，不应后人所知反详于古人，凡纬书所去《十纪》，《史记》所云天皇、地皇、人皇皆妄。又谓以五行配五帝乃阴阳家言，凡称引上古，多异端假托之词，均不可为事实，皆为正论。《夏商考信录》谓“外丙内壬”当从《孟子》，不当从伪《孔传》削去“外丙内壬”两代，程子、胡氏之说皆谬。《洙泗考信录》专考孔子生平事迹。以《国语》、《左传》、《论语》、《孟子》、《史记》等儒家经典为主、将其中有关孔子的记载按年代先后编排，凡传、注与经相合者予以参证，不合者加以考辨。认为现存《论语》前十五篇基本可信，后五篇即《季氏》、《微子》、《阳货》、《子张》、《尧曰》疑问较多。间纠其他古籍记载之误。此书与当时汉学家的正文字、明音训、释名物、考典章的考据学从内容到方法均有所不同，故不被时人所重。书成百年以后，其疑古辨伪精神始被后人所认识和利用，对近代经、史学界疑古风气颇有影响。有《崔东壁遗书》本。
孔丛子
〖孔丛子〗七卷。旧题孔鲋撰。鲋字子鱼，一名甲，魏相子顺之子，孔子八世孙，秦并六国，召鲋为鲁国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前２１３），露相李斯议令焚书，鲋惧遗典灭亡，与其弟子襄归，藏书壁中，陈涉起为楚王，聘鲋为博士，以目疾辞。此书今本为七卷二十三篇，收录孔子以下于思、子上、子高、子顺等的言论，又以孔臧所著赋与书上、下两篇附缀于末，别名曰《连丛》。正文共分作《嘉言》、《论书》、《记义》、《刑论》、《记问》、《小尔雅》、《公孙龙》、《儒服》等目。其中《小尔雅》篇常为研究中国文字、训诂的学者所引用。此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自《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三国魏王肃撰《圣证论》最早引用其内容。因为其说与王肃伪撰的《尚书孔氏传》及《孔子家语》颇有相同，故后人多疑此书不出孔鲋之手。很有可能是王肃或其门徒依托而作。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指出：“孔丛书》文气软弱，不似西汉文字，盖其后人集先世遗文而成之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案《孔光传，孔子八世孙鲋，魏相顺之子，为陈涉博士，死陈下，则固不得为汉人。而其书记鲋之没，则又安得以为鲋撰？”至清，《四库全书总目》进一步肯定其“出于唐以前”，黄彭年在《陶楼文钞》中考其曰：“予则谓多魏、晋以后人语，如伪《孔传》、伪《《家语》之类。”所以，此书为伪托之作，几成定论。传本较多，主要有《四库全书》本，《子书百种》本，邵懿辰有影写宋刊本。宋儒宋咸为此书作注，可供参考。
孔氏祖庭广记
〖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元孔元措（１１８２－约１２５２）撰。元措字梦得，孔子五十一代孙，宋明昌二年（１１９１）袭父衍圣公爵，补文林郎，历官中议大夫、曲阜县令等，迁光禄大夫、太常卿。后被蒙古军索取回曲阜，令仍袭衍圣公，付以林庙地，祭祀。先是，孔子第四十七代裔孙宋人孔传于宣和六年（１１２４）撰成《祖庭广记》书，宋室南渡后，孔传又重加编辑，全书按类相从，上卷分为九大类：计姓谱、圣诞辰讳日、母颜氏、娶亓官氏、孔子追封谥号、历代崇奉、嗣袭封爵沿革、改衍圣公告、乡官等；下卷十四类：计分为先圣庙、手植检、杏坛、后殿、先圣小影、庙柏、庙中古碑、本朝御制碑、庙外古迹、齐国公墓、祖林古迹、宅图、续添袭封世系等。书成以后，孔子
孔子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二十一卷，清康有为（１８５９－１９２７）撰。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开始撰定，二十二年成书。为继《新学伪经考》之后又一部主张托古改制的重要著作。全书共二十一篇，每篇一卷：上古茫昧无稽考第一，周末诸子并起创教考第二，诸子创教改制考第三，诸子托古改制考第四，诸子争教互攻考第五，墨老弟子后学考第六（附表’），儒教为孔子所创考第七，孔子为制法之王考第八，孔子创儒教改制考第九，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第十（纬书附），孔子改制托古考第十一，孔子改制法尧舜文王考第十二，孔子改制弟子时人据旧制问难考第十三，谱子攻儒考第十四，墨老攻儒尤盛考第十五，儒墨交攻考第十六，儒攻诸子考第十七，儒墨最盛并称考第－卜八，鲁国全从儒教考第十九，儒教遍传天下、战国秦汉间尤盛考第二十，武帝后儒教一统考第二十一。康氏在《新学伪经考》中主张古文经传皆为刘欲为助王莽篡汉而伪造，只有今文经传才是真经。此书主张今文经都是孔子所作，而不是所述。孔子作六经，意在托古改制，即孔子按其政治理想，假托尧舜等人的言行作六经，为其实现社会改革之张本，以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创立儒教的“教主”，否定了历代儒家所谓孔子“述而不作”的传统观点。又认为不仅孔子托古改制，诸子无不托古改制，实为康氏变法维新制造理论根据。康氏认为，孔子改制的精义，主要反映在《春秋公羊传》中，拨乱之治为文王，太平之治为尧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第一义。《公羊传》中有“通三统”、“张三世”说。“通三统”即夏商周三代不同，应因时变革；“张三世”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变愈进步。《礼运》中又有小康、大同说，康氏认为太平世即孔子所谓的尧舜禅让时代，即《礼运》所称的大同之世；文王行君子之仁政，是升平世，即《礼运》所称的小康之世；孔子所处代则为据乱世，所以要托古改制，变据乱世为升平世、太平世。康氏认为他所处的时代亦为据乱世（即封建君主专制），必须依古改制（变法维新）进入升平世（君主立宪制），实是康氏以今文经学为根据，参考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思想为其变法维新制造舆论，故梁启超谓“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在学术方法上，有为主张读书不当只求诸章句训沽名物制度之末，当求其义理，而所谓义理，又非空言心性，而在于古人创法立志之精意，反对清儒的汉学、宋学的根本研究方法。认为孔子之创立学派与诸子刨立学派为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方法，都是托古改制，将孔子与诸子并列进行研究，教人以比较研究之法，与传统的“别黑白定一尊”方法有所不；同。又谓孔子之所以为大，即在于建设新学派，即所谓创教，鼓励人的创作精神。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氏提出古文诸经大部分为刘欲伪造，而此书义以“真经”即今文经全部为孔子托古之作，对数千年以来的传统看法提出异义。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与方法等，集前人辨伪、疑古之大成，对后来的疑古思潮也有一定影响，方法上采用先立论、后求证。在学术上不无附会、武断之处。此书曾被顽固派攻击为“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的“无父无君”的判逆之作，戊戌变法失败后，两次遭到清政府禁毁。有１９２０年刊《万木草堂丛书》本、１９５８年中华书局点校本。
孔子集语（孙星衍）
〖孔子集语（孙星衍）〗十七卷，清孙星衍（１７５３－１８１８）辑。辑孔子言论成书。历代辑孔子之言者，见于著录的有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王勃《次论语》十卷，皆佚。现存有宋人杨简《先圣大训》十卷，薛据《孔子集语》二卷，潘士达《论语外篇》二十卷。清人曹廷栋有《孔子逸语》十卷，皆不完备。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孙星衍归田养病，命族弟孙星海、侄婿龚庆检阅子史书籍，采录孔子遗言，由星衍编辑，仿刘向编列《说苑》、《新序》之例，各为篇目，以类相从，沿薛据之旧，仍名《孔子集语》，以志缘起，又就质于顾广圻、严可均，颇有增改，前后六年而书成。书分劝学、孝本、五性、六节、主德、臣术、交道、论人、论政、博物、事谱、杂事、遗谶、寓言等十四篇，其中六艺、事谱、寓言又各分上下，共十七卷。其篇目之设，作者认为皆儒者立身行政之要义，而所辑皆为孔子的“微言大义”。其中见引于《易》十翼、《小戴礼记》、《春秋左传》、《孝经》、《论语》、《孟子》者，因举世皆知，故未采录；《孔子家语》、《孔丛子》行世已久，亦不采；《史记·孔子世家》及孔门弟子传记容易见到，故不采。所采辑为上述以外群经、传注、秘纬、诸史、诸子以及唐宋类书，巨篇支句，一概录入，各注所出。如两书所录不同，则兼而录之，另一书低一格书写以示区别。遇有疑文脱句，酌加按语以证。此书广搜博采，至为繁富，较薛据、曹廷栋之书多出三部之上，为历代辑孔子言论之最丰富之作。有《平津馆丛书》本、浙江书局刻本、《百子全书》本、《二十二子》本、《子书二十五种》本、１９３６年上海广益书局叶慧晓校本，题《孔子集语集解》，１９８９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刻本，
孔子集语（薛琚）
〖孔子集语（薛琚）〗三卷。宋薛琚辑。琚字叔容，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官至浙东常平提举。林德□《霁山集·二薛先生文集序》言“薛氏世学盖三百年，五成公学于慈湖杨敬仲（简），刊华据实，犹程门绪余，以弓冶授其子叔容。叔容志宏力毅，念圣远言湮，为《孔子集语》二十卷”。今本但分二十篇，仅有三卷，盖旧时以一篇为一卷，后人并之，是成三卷，非有所佚脱也。此书共采录书籍三十余种，《凡例》称《曾子》、《大戴礼》、《孔丛子》、《孔子家语》四全书及《左氏》、《庄子》、《荀子》、《列子》概不采及，惟见于他书者采之。但《孔子世家》列在正史，不僻于《孔丛子》、《孔子家语》；且既称不录《大戴记》，而“颜叔子第十二”乃又引其一条，亦自乱体例。至于引《说文》：黍可为酒。禾入水也，一贯三为王，推一合十为士等语，并数条为一条，义不相贯，尤为失伦。他若《韩非子》之《说林下》、《内储说上》、《内储说下》、《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右下》、《难一》、《难三》诸篇，可采录者达二十余条，而书中所引仅三条；如《淮南子》之《主术训》、《缪称训》、《齐俗训》、《道应训》、《人间训》、《泰俗训》诸篇，可采取者亦不下十余条，而书中所采仅三条。其他挂漏，可以概知。文字之舛，亦所不免。所录尚多秦、汉古书，残篇断句，或可籍此以仅存，资料价值自存其间。有明代钟人杰刊本，《唐宋丛书》本，乾隆二年（１７３７）衍圣公孔广□刊本，《四库全书》本及《子书百种》本；以范钦天一阁刊本为佳。
孔子家语
〖孔子家语〗三国魏王肃（１９５－２５６）伪撰。《孔子家语》原本二十七卷，《汉书·艺文志》曾著录曰：“二十七卷，周孔丘门人撰。”盖当时孔门弟子集编其师言论而成，但汉以后再不见记载，可知原书早佚。三国时期，魏儒王肃遍注群经，不分今、古文，对各家经义加以综合，善贾途、马融之学，唯不尚郑玄之学，乃杂取秦汉诸书所载孔子遗文逸事，综合成编，伪成此书。王氏摘取《论语》、《左传》、《国语》、《荀子》、《大戴礼记》、《礼记》、《说苑》等书中有关古代婚姻、丧祭；郊□、庙祧诸制度与郑玄不同处，借孔于之名。攻击郑学，并作为其所撰《圣证论》的论据。如卷六关于“五帝”之说，实际上是杂采《礼记》、《左传》诸书，而假为季康子问答，以驳郑玄“六天”说；卷七“郊问”关于“郑祀之礼”说，实杂采《礼记》等书，假为定公、孔子问对之词以驳郑玄“郊礼”之说。总之，书中内容，皆如此例。书中亦保存了相当数量的上古典籍，如《门王玉》则可以考见《齐论》之遗文；《王言解》可校勘《大戴礼记》等等。王氏序此书曰：“郑氏学行五十余载矣，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表明了作者欲借此书而代替郑学的思想及与郑学对立的宗旨。由于作者将详洽的引征、精细的考证集于一书，故深获历代经学家的好评，清儒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指出：“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王学代替郑学，即以此书为标识。所以，此书对研究经学历史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明清两代为此书作注者甚多，明代主要有何孟春《孔子家语注》八卷，清代主要有孙志祖《家语疏证》及姜兆锡《孔子家语正义》十卷，可以作为阅读研究此书中的参考。传本较多，除诸多注疏本外，尚有明末毛晋汲古阎刻本，清《四库全书》本，另外，《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亦收录，并为现今最通行之本。
匡谬正俗
〖匡谬正俗〗八卷。唐颜师古（５８１－６４５）撰。师古名籀，以字行，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隋时曾任安养县尉，唐贞观中，与魏徽等撰修《隋书》，太宗以五经传写多讹误，诏师古详加校订，学者竞就所知提出质问，师古博引晋、宋旧文逐条答辩，时人叹服，迁秘书少监、弘文阁学士，著《汉书注》、《安兴贵家传》、《大业拾遗》、《正会图》、《吴兴集》、《庐陵集》诸书。此书永徽二年（６５１）由师古之子符玺郎颜扬庭表上于朝，高宗敕录付本以充秘阁。卷首有扬庭表，称稿草才半，部帙未终。故此书当时盖为未竞之本；表中又称谨遵先范，分为八卷，勒成一部。则今本乃扬庭所编定。宋人诸家书目多作《刊谬正俗》或《纠谬正俗》，盖避太祖之讳而改。此书宗旨在于音释诸经、及诸书字音与俗语之异。八卷中共收一百七十五条。前四卷凡五十五条，皆论诸经训诂音释；后四卷凡一百二十七条，皆论诸书字义、字音及俗语相承之异，此亦即师古之校勘成果部分。考辨极精，校正了经书中的许多错舛之字。惟拘于习俗，不能知音有今古之分。其注《汉书》，动辄以合声为言，遂与沈重之音《毛诗》，同开后世的“叶音”之说。故书中谓“葬”音臧，“谊”、“议”音宜，“反”音扶万反，“歌”音古贺反，“彝”音上声，“怒”有上、去二声，“寿”有授、受二音，“县”有平、去二声，“迥”音户莹反等等，皆误以今韵读古音；同时，亦有部分以古音读今韵者。诸如此类，均不免千虑一失。此书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小学类著作之一，作者对诸经之字音义，引经据典，究其根源，辨其讹误。既训诂、又校勘，是研究我国古代经籍、经义的重要参考材料。有乾隆间刻本，《四库全书》本，《艺海珠尘》本，《小学汇函》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
困学纪闻
〖困学纪闻〗二十卷。宋玉麟（１２２３一１２９６）撰。此编为应麟所撰札记考证性质的学术专著，内容涉及到传统学术的各个方面，其中以论述经学为重点。全书包括说经，八卷。内包括《易》、《书》、《诗》、《周礼》、《仪礼》、《春秋》、《公羊》、《孝经》、《孟子》，小学、经总等；天道、地理、诸子二卷，考史六卷，评诗文三卷。杂识－卷。作者－生博洽多闻，有宋一代诸儒罕与其伦比，学术渊源虽亦出自朱熹，但对朱子之舛误却敢于辨证，并不为师门所讳，坚持门户之见。如《论语注》“不舍昼夜”“舍”字之音；《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及谓《大戴礼》为郑康成注之类，皆考辨是非，不阿附朱子观点。《四库全书总目》称赞曰：“盖学问既深，意气自平。能知汉唐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诋以空言。又能知洛，闽诸儒亦非全无心得，未可概视为□陋。故能兼收并取，绝无党同伐异之私。所考率切实可据，良有由也。”翁元圻注此书序称：“《纪闻》一书，盖晚年所著也。先生博极群书，入元后寓居甬上，足迹不下楼者凡三十年，益沈潜先儒之说而贯通之。于汉唐则取其核，于两宋则取其纯，不主一说，不名－家，而实集谣儒之大成。”书行以后，后世儒者均深以为重。人清，阎若璩、全祖望、程瑶田、何焯、钱大昕、屠继绪、万希槐七人为其作笺注，世称“七笺本”，后翁元圻更为作详注，称《翁注困学纪闻》。伟本甚多，主要有明弘治刊本，清乾隆间祁门马氏刊阎笺本，桐乡汪氏刊何笺本，金氏刊七笺本及《四部备要》本等。
困知记
〖困知记〗－二卷，续录二卷，附录一卷，明罗钦顺撰。为罗氏理学言论汇编。罗氏早年潜心佛学，后读儒学经典，始知佛学之非，而慨然有志于道，得性命理气之微旨。此书即为扬儒抑佛而作，《困知记》成于嘉靖七年（１５２８），共一百五十六章。《续录》成于嘉靖十年（１５３１），共一百一十三章，补《困知记》意有未尽者。《附录》为罗氏与当时人论学书信六首。每章少则数十字，多则数百宇。对佛学、理学的剖析精详独到，切中利弊。痛辟佛学，也反对程朱“理先气后”、“理泊在气上”的观点，提出“通天地，□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指斥王守仁“良知”说之非，反对陆王“此心但存，则此理自明”的思想，认为“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苟学而不思，此理终无由而得”。罗氏学有根本，以躬行实践为务，精研覃思，皆心得之语，为理学界所推重。明代学者高攀龙称此书为自唐以排斥佛学最有力的著作。有明沈维□刊本、明刊《三先生语录》本，包括胡居仁《居业录》、薛□《读书录》。又有清康熙九年（１６７０）刘炳刊本、《四库全－括》本、日本万治元年刊本等。
浪语集
〖浪语集〗三十五卷。，宋薛季宣（１１３４－１１７３）撰。季宣为南宋著名学者，少师袁溉，传河南二程之学，后与朱子、吕祖谦等相往来，多所商榷。但未子力主心性，而季宣则兼重事功，所见有所差别，其后陈傅良、时适等递相祖述，而永嘉之学遂别为一派。季宣一生学问最为淹雅，自六经、诸史、天官、地理、兵、农、乐律、乡遂、司马法以至于隐书，小说、名物、象数，靡不嫂采研贯；著述亦颇多，但多数今已不存。此编为其侄孙薛旦于宝庆二年（１２２６）总成，其中包括《中庸解》、《大学解》、《考正握奇经》等书。季宣的学术渊源虽然来自二程，但他突破了二程的传统，主张学问必须“经世”，要能够“施之实用”，提出了理学要兼重事功的观点，主张“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提出“求经学之正，讲明时务本末利害”以及“无为空言，无庚于行”的主张。他认为“财者，国用所出”，“利之所在”，应“先正其本”，如果“为上有节，为下敦本，财用之出，庸有穷乎？”他不同意朱熹、陆九渊的理学，认为“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离开了具体的客观事物就不可能有抽象的“道”存在；在提倡功利之学的同时，他反对脱离实际的烦琐议论，反对空谈天命性理，认为“彼天之道何与于人之道，主张天道与人道不一定彼此相符。季宣所论重于人事而略了天道，所言亦颇切于实事，故此书是研究季宣思想及永嘉学派思想理论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据抄本著录，又有金陵书局刊本，《永嘉丛书》收录时书名题作《艮斋先生薛常州浪语集》。
乐律全书
〖乐律全书〗四十七卷。明朱载□（１５３６－１６１０）撰。载□字伯勤，号句曲山人。明宗室郑恭王朱厚烷之子。究心律数，著有《律吕正论》等。此书成于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以前。全书汇辑了载□所著《律学新说》、《乐学新说》、《算学新说》、《历学新说》、《律吕精义》、《操缦古乐谱》、《施宫合乐谱》、《乡饮诗乐谱》、《六代小舞谱》、《八俏缀兆图》、《灵星小舞谱》、《圣寿万年历》、《万年历备考》、《律历融通》等书而成，为载□毕生精力之所聚。其中以《律吕精义》内外篇各十卷最为重要，为世界音乐史上最早用等比级数音律系统阐明十二平均律的科学著作，解决了我国律学史上“黄钟还原”的理论难题。其次为《律学新说》，大体与《律吕精义》成书的时间相同，与《律吕精义》互为姊妹篇。是在朱氏《律学四物谱》的基础上删冗汰繁改写而成的，批驳刘歆、蔡元定旧说，故名《新说》。从科学上说，揭示了十二平均律，不论弦律或管律，某一律（如黄钟正律）的长度比其相邻较低一律（应钟倍律）的长度的比值，是２的１２次方根的倒数。又揭示了２的２４次方根，只和管律有关。其他各书也多精论，书中收载了大量乐谱、舞谱，对研究明代音乐及古代乐学有重要参考价值，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清代康熙年所算《律吕正义》于《乐律全书》多所采集，著名学者江永撰《律吕阐微》，究正朱书之失。有明万历间郑藩刻本、清《四库全书》本、１９３１年商务印书馆影印郑藩刻本等，郑藩刻本四十七卷，《四库全书、本四十二卷。１９８６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律学新说》的整理本。
乐书
〖乐书〗二百卷。宋陈□撰。□字晋之，陈祥道弟，福建福州人，中绍圣制科，授顺昌军节度推官，徽宗朝为大学博士，兼秘书省正字，礼部侍郎赵挺之言□所著《乐书》，贯穿明备，因迁太常丞，进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详礼乐官，后官礼部侍郎。此书乃建中靖国年（１１０１）为秘书省正字时所进。自第一卷至第九十五卷，引《三礼》、《诗》、《书》、《春秋》、《周易》、《孝经》、《论语》、《孟子》诸经典中有关乐之论，各为之训义；第九十六卷至第二百卷，则专论律吕本义、乐器、乐章、五礼用乐、为乐图论。其间引据浩博，辨论亦极为精审。足以与其兄祥道所撰《礼记》相媲美。样道《礼记》，只详于三代器数；此书则又推及律吕本原及后世雅俗诸部，可谓包罗历代，总述前闻，备悉源流之作。书中惟辨“二变”、“四清”两条，实为不类。自古论“四清”者，举民臣相避以为尊卑立说，本属附会之辞，而□却曰：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其意乃谓夷则至座钟四宫而设。既言黄钟至夹钟为清，又谓夷则至应钟而设，是有两四清也。不知每－均必定具备五声，夷则一均以夷、南、无、应为次，右缺角声，必须黄钟清为角。南吕一均以南、无、应为次，而缺羽、角两声，必须黄清为羽、大清为角。以调而论，则谓夷、南、无、应四律，以声而言，则为黄、大、太、夹四清，并非有两四清也。其不用正声而用清声者，乐之高下以渐，无骤高骤下之理。以夷则一均言之，如用夷、南、无、应四正律，则其声以次而高。而忽用黄钟正律，虽同在一均，而高下不协，故必以黄清协之。□引李照“十二钟”之说，则殊显舛误。至于其论以七音为八间虚土而言。亦尤显牵强。其论《周官》“三宫之乐”，亦不可据以为典。此书与《皇□新乐图记》为现存最早、最为完备的乐类著作，特别是此编，卷帙浩大，内容丰富，是研究我国古代音乐起源，音乐理论等的重要参考材料；同时，对研究我国古代儒家礼俗、儒家音乐思想、各类祭祀制度中之用乐制度、儒学与乐之关系、有关乐之名物典制及儒家经典中有关乐的论述等等，都提供了大量的参证资料。有元至正七年（１３４７）刻本，《四库全书》本，光绪年间广东刻本。
类篇
〖类篇〗四十五卷。旧题宋司马光（１０１９一１０８６）撰。光之生平事迹，详见《温公易说》。理宗景定四年（１２６３），董南一为光所撰《切韵指掌图》作序，称光尝奉命修纂《类篇》，古文奇字，搜猎殆尽。然书后附记对此编的撰写始末叙述较详，其云：宝元二年（１０３９）十一月，翰林院学士丁等奏，今修《集韵》，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欲乞委修韵官将韵添入，别为《类篇》，与《集韵》相辅施行，时修韵官仅有史馆检讨王洙在职，遂调洙修撰。久之洙卒，嘉佑二年（１０５７）九月，以翰林学士胡宿代之。三年四月，宿奏请光禄卿直秘阁掌禹锡、大理寺丞张次立同加校正。六年（１０６１）九月，宿迁枢密副使，又以翰林学士范镇代之，后范氏出官陈州，又以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代之；故此书实肇端于王洙，中间又数易其手，至光始成，然光仅为缮写奏进而已。其书本十五卷，但每卷中又分上、中、下，故今本一般作四十五卷，最末一卷为目录。体例仿照《说文解字》，凡分部五百四十四。编纂之例有九：一曰同音而异形者皆两见；二曰同意而异声者皆一见；一曰古意不可知者皆从其故；四日变古而有异义者皆从今；五曰变古而失真者皆从古；六曰字之后出而无据者皆不特见；七曰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八曰《集韵》之所遗者皆载；九曰字之无部分者以类相聚。考《集韵》所收，并重文为五万三干五百二十五字；此书凡文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字，重音二万一千八百四十六，合在一起则仅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五字，较《集韵》所收，尚少三百六十字。而其例云，《集韵》所遗皆载者，乃是由于《集韵》重文颇为杂滥，此书凡字之后出而无据者皆不特见，故所删之数实际上多于所增之数。其所编录，虽不及《说文解字》、《玉篇》之谨严，但《玉篇》增于《说文》，此书又增于《主篇》，对考据经文，经义及研究我国中古时期语音、文字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有《四库全书》本，曹寅扬州诗局刊本及光绪间粤东刊本。　神、人物、性命的言论汇编。辑者张九韶字美和，后以字行，《明史·宋讷传》附载九韶传，即称张美和。江西清江人。元末累举不仕，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被推荐为县学教渝，迁国子助教，改翰林编修。为当时明儒。此书成于至正二十六年（１３６６），凡三易其稿。初名《格物编》，临川吴当先生认为此书所辑《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之说，仅为“格物”的一个方面而已，不能代表“格物”内容的全部，不如只名为《理学类编》，遂依吴氏建议改今名。凡《天地》第一卷，辑者认为天地为阴阳之体，故居全书首卷，分“论天地之始终”，“论天地之形体”，“论天地之枢纽”三部分。《天文》为第二至三卷，第二卷分“论日月星辰”，“论日月食”两部分；第三卷分“论云雷风雨之属”，“论虹□河汉”两部分。《地理》为第四卷，分“论地理之广阔”，“论潮汐之消长”两部分。《鬼神》第五卷，辑者认为鬼神为阴阳之用，故列天地之后，分“论鬼神之情状”，“论祭祀之感通”两部分。《人物》第六卷，辑者认为人物则阴阳之气聚而成形者，故列鬼神之后，分“论人物之始生”，“论人为物之灵”，“轮回生死之辨”三部分。《性命》为第七卷，辑者认为性命则阴阳之理赋在人物者，故列人物之后，分“论性命之理”，“论本然之性”，“论气质之性”，“论心为性情之主”四部分。以上七卷皆为天下之“正理”。《异端》第八卷，则“非理之正”，而易以惑人者，又必须加以辨正而深辟之，而后可与论“正理”，故列于全书最后，分“论佛老神仙”，“论阴阳家之说”，“论相人形貌”，“论谶纬之说”四部分。所收言论以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六位理学大师为主，以《荀子》以下五十三家之说为辅，如扬雄、谷永各家，《淮南子》、洪迈《容斋随笔》全集、罗大经《鹤林五露》等书，都为辑者所取资。偶引六经、《论语》、《孟子》，必冠各部分之首，然后加一圈，再列周、程、张、邵、朱五家言论，然后再加一圈，再列对上述各家言论进行训释、发明的言论。辑者自己的见解则加“愚按”二字，列于最后。其所采辑，不主一家，绝少门户之见。大都摘取精要，条理精密。专设异端一门，对于阴阳、相术、谶纬诸家斥驳明切，足破世俗之惑。有《四库全书》本、《豫章丛书》本。
礼记补疏
〖礼记补疏〗三卷。清焦循（１７６３一１８２０）撰。是书为焦氏《六经补疏》之一种。卷首自《叙》署时“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七月”，自《叙》说：“余向读《礼记》，尝为《索隐》一书，西乡徐心仲将草稿持去，已而徐物故莫知所在，十数年来专力于《易》，未之计也。甲戍（嘉庆十九年）夏，寻得零星若干条，次为五卷，今复删为三卷”。知是书始作于嘉庆初，定名《索隐》，然原书失去，嘉庆十九年夏复成五卷，至二十三年删成三卷，并定名为《补疏》。焦氏认为：《周礼》《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自《叙》）《礼记》汉有郑玄注，唐孔颖达贾公彦又为郑注作疏。是书“礼疏”者，即补孔颖达疏郑注所未及，及正郑注贾疏之误。卷一凡三十一条，卷二凡四十条，卷三凡四十二条，共一百一十三条。每先列经文，次举郑玄注，别附“循按”。是书为作者写甲年之作，所考证补疏者，多“训故名物，于大道末之能及”，对《礼记》经义宏旨未能阐发。于此，焦氏晚年复为整理成书时，也不无感叹。有《焦氏丛书》本，《看清经解》本。
礼记大全
〖礼记大全〗三十卷。明胡广等奉救撰。胡广事迹见《周易大全》。此书为《五经大全》之一，撰成于永乐十三年（１４１５），颁行天下。元延□二年（１３１５）定科举之制，《易》用程朱，《书》用蔡氏，《诗》用朱熹，《春秋》用胡传，《礼记》用《礼记正义》。明修《五经大全，《周易》取二董、二胡之书，《诗经》用刘瑾书，《书经》用二陈书，《春秋》用汪克宽书，《礼记》则以元陈《礼记集说》为主。《礼记集说》又名《云庄礼记集说）），以朱熹之说为主，略度数而推义理，疏于考证，舛误相仍，然其书较《正义》为浅近易明，放胡广等以此书为蓝本，又采缀诸家之说共４２家，成《礼记大全》二十卷。自此定为科举考试的范本，列于学官，影响有明一代。学者对陈氏《集说》－早有不满，而《大全》沿其旧说，除“剽窃”之罪外，又添一“无根抵”之证据。故自朱彝尊、顾炎武等皆极力低此书之非。：有明殿刊本、明刊《五经大全》本、《四库全书》本、高丽刊《五经四书大全》本等。　－１７８４）撰。希旦字绍周，号敬轩，浙江瑞安人。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进士，曾与修《四库全书》、《三礼》。一生博览天文、舆地、历算、卜筮等书，尤精《三礼》，后更专治《小戴礼记》。著有《尚书顾命解》、《求放心斋诗文集》等。孙衣言《敬轩先生行状》说：“其于诸经，尤深于《三礼》。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以后，始专治《小戴》，注说有未当，辄以已意为诂释，谓之《注疏驳误》。已亥（乾隆四十四年）居忧，主中山书院，乃益取宋元以来诸家之书，推广其说，为《集解》五十卷”。知是书初成于乾隆四十四年间，原稿仅五十卷。后经七十余年到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其族子孙孙锵鸣与希旦曾孙孙裕昆，复“发箧出之，则累然巨编。首十卷，几山先生（项傅霖）所精校，余则朱墨杂糅，涂乙纷纠，盖稿虽屡易，而增改尚多，其间剪纸贴缀，岁久脱落，往往而是。乃索先生所治《三礼注疏》本及卫氏（□）《集说》，逐字逐句丹黄已遍，仇勘驳正之脱札记于简端者几满，遂为之参至考订，逾岁而清本定”。（锵鸣《序》）今传本乃为孙锵鸣补订而成，为卷六中一。孙氏为学，一宗程，朱，故《礼记》原计四十九篇，是作不收《大学》《中庸》，而仅存其篇目，目下标注“朱子《章句》”，以示推崇。余四十七篇，每篇篇首基本都冠有解题，于篇名之定，文献之来源，成篇之时间，篇之内容等，多有考述。于经文以句为单位“集解”之，先释句中难读、异读之音读，又举列异本别字、通假等。次释经义。辑引郑玄注、孔颖达疏者，则删其繁芜，掇其精要，更博宋汉唐旧疏及宋元以来各家之说，旁搜远近，博观约取，颇为详备。未加“愚谓”，对字、词、语、句等，几乎都有诠释，或阐发己意，或辩正旧说，或析疑解惑，多有创见。对文字断句，也时有新解。如《周礼·量人》：“与郁人受□历而皆饮之”句，贾公彦疏谓“郁人与量人历皆饮之”，以“□”子绝句，“历”字连下，而《礼记·郊特牲》“举□角，诏孚尸”句下，希旦引《量人》此句则说：“历与沥同”，以“□历”二字连读，解为“尸所祭所啐之余”。如此断句、解释，确使文义由晦转明。《礼记》内容十分博杂，其涉及周、秦、汉三代典章、名物、制度、历律天象和各种礼仪，凡此各种，《集解》都能援证古今，详为解说，颇多精萃，大有益于中国古代社会、科技史的研究。故自其书刊行后，颇为晚近学者所推重，即《辞海》中也多援引其说。有一代治《小戴礼记》－者，鲜有出其右者，惟朱彬《礼记训纂》可与比肩。其尊崇程未，虽未必有门户之见，阐发经义则“必求乎天理人心之要”，“粹然程、朱之言也”。（孙锵鸣《序》）于此学人不可不知也。其版本有清咸丰十年（１８６O）至同治七年（１８６８）瑞安孙氏盘谷草堂初刻本，１９８４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排印l册本，１９８９年中华书局作为《十三经清人注疏》之一出版的沈啸寰、王星贤校点排印三册本。
礼记集解
〖礼记集解〗六十一卷。清孙希旦（１７３６－１７８４）撰。希旦字绍周，号敬轩，浙江瑞安人。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进士，曾与修《四库全书》、《三礼》。一生博览天文、舆地、历算、卜筮等书，尤精《三礼》，后更专治《小戴礼记》。著有《尚书顾命解》、《求放心斋诗文集》等。孙衣言《敬轩先生行状》说：“其于诸经，尤深于《三礼》。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以后，始专治《小戴》，注说有未当，辄以已意为诂释，谓之《注疏驳误》。已亥（乾隆四十四年）居忧，主中山书院，乃益取宋元以来诸家之书，推广其说，为《集解》五十卷”。知是书初成于乾隆四十四年间，原稿仅五十卷。后经七十余年到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其族子孙孙锵鸣与希旦曾孙孙裕昆，复“发箧出之，则累然巨编。首十卷，几山先生（项傅霖）所精校，余则朱墨杂糅，涂乙纷纠，盖稿虽屡易，而增改尚多，其间剪纸贴缀，岁久脱落，往往而是。乃索先生所治《三礼注疏》本及卫氏（□）《集说》，逐字逐句丹黄已遍，仇勘驳正之脱札记于简端者几满，遂为之参至考订，逾岁而清本定”。（锵鸣《序》）今传本乃为孙锵鸣补订而成，为卷六中一。孙氏为学，一宗程，朱，故《礼记》原计四十九篇，是作不收《大学》《中庸》，而仅存其篇目，目下标注“朱子《章句》”，以示推崇。余四十七篇，每篇篇首基本都冠有解题，于篇名之定，文献之来源，成篇之时间，篇之内容等，多有考述。于经文以句为单位“集解”之，先释句中难读、异读之音读，又举列异本别字、通假等。次释经义。辑引郑玄注、孔颖达疏者，则删其繁芜，掇其精要，更博宋汉唐旧疏及宋元以来各家之说，旁搜远近，博观约取，颇为详备。未加“愚谓”，对字、词、语、句等，几乎都有诠释，或阐发己意，或辩正旧说，或析疑解惑，多有创见。对文字断句，也时有新解。如《周礼·量人》：“与郁人受□历而皆饮之”句，贾公彦疏谓“郁人与量人历皆饮之”，以“□”子绝句，“历”字连下，而《礼记·郊特牲》“举□角，诏孚尸”句下，希旦引《量人》此句则说：“历与沥同”，以“□历”二字连读，解为“尸所祭所啐之余”。如此断句、解释，确使文义由晦转明。《礼记》内容十分博杂，其涉及周、秦、汉三代典章、名物、制度、历律天象和各种礼仪，凡此各种，《集解》都能援证古今，详为解说，颇多精萃，大有益于中国古代社会、科技史的研究。故自其书刊行后，颇为晚近学者所推重，即《辞海》中也多援引其说。有一代治《小戴礼记》－者，鲜有出其右者，惟朱彬《礼记训纂》可与比肩。其尊崇程未，虽未必有门户之见，阐发经义则“必求乎天理人心之要”，“粹然程、朱之言也”。（孙锵鸣《序》）于此学人不可不知也。其版本有清咸丰十年（１８６O）至同治七年（１８６８）瑞安孙氏盘谷草堂初刻本，１９８４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排印l册本，１９８９年中华书局作为《十三经清人注疏》之一出版的沈啸寰、王星贤校点排印三册本。
礼记集说
《礼记集说》又名《云庄礼记集说）），以朱熹之说为主，略度数而推义理，疏于考证，舛误相仍，然其书较《正义》为浅近易明，放胡广等以此书为蓝本，又采缀诸家之说共４２家，成《礼记大全》二十卷。自此定为科举考试的范本，列于学官，影响有明一代。学者对陈氏《集说》—早有不满，而《大全》沿其旧说，除“剽窃”之罪外，又添一“无根抵”之证据。故自朱彝尊、顾炎武等皆极力低此书之非。：有明殿刊本、明刊《五经大全》本、《四库全书》本、高丽刊《五经四书大全》本等。
礼记偶笺
〖礼记偶笺〗三卷。清万斯大（１６３３－１６８３）撰。斯大学出黄宗羲之门，一生精于经学，主张“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对“春秋”、《三礼》研究较深。是书与所著《学礼质疑》相表里，皆欲独出新义。凡一百五十三条，就《礼记》诸篇，节取其句为条。然“多不能自通”（《四库总目》），多一反前人旧说，“欲独出新义，而多不能自通”（《四库总目提要》）。其误《四库总目。存目》提要有指搞，惟说“祭天之圆丘，即觐之方明坛”，则尤骇见闻。有《万充宗先生经学五种》本，《皇清经解续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礼记述注
〖礼记述注〗二十八卷。清李光坡（１６５１－１７２３）撰。光坡有《仪礼述注》已著录。是书成于康熙四十七年（１７０８）。前有自《序》说：始读陈（□）《集说》病其未尽，及读《注疏》，又疑其未诚。如《序》内称：郑氏祖溯，孔（颖达）氏惟郑之从，不载他说，以为可恨。（郑氏）祖□，莫过于‘郊特牲’之郊祀，祭法之□郊祖宗。而孔氏《正义》皆取王（肃）郑（玄）二说，各为缕列”，其他“自五体大者至零文单字，备载众访，在诸经注疏中最为详核”，陈□实妄言诋毁孔颖达之疏也。光坡是书，乃专为驳正陈氏《礼记集说》而作，以其久立于学校，故力斥陈氏《集说》“诸篇皆妄次第”。光坡重“为之条理”，每篇前有小序，于经文则节取一句或－一词而注述之，各为一条。每条先录郑注或孔疏，或《集说》或朱子注，或秦汉群经，诗子，或唐宗以来说经众家之言，间附“坡谓”，阐发己意。“述注”者，补述训解郑玄之注也。然综观全书，又不偏执一家之言，即力斥陈氏《集说》之非，也间取其可取者。光坡尊奉程朱理学，故凡述注，于名物、典制、器数也有考说，然也多阐发经文义理之宏微，故与陈氏也不能尽相隔绝。有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刻本，入《四库全书》。
礼记析疑
〖礼记析疑〗四十六卷。清方苞（１６６８－１７４９）撰。苞有《仪礼析疑》已著录。是书也为融汇旧说，辨诸家是非，断以己意而成。如《文王世子》，以大司成即大司乐，辨《注疏》以《周官》大乐正为大同乐、师氏为大司成之非。在《郊特性》中断说，凡经传中言郊礼而有献荐者，皆为祭稷之事。以论至为明晰。论《丧服小记》“慈母与丧母不世祭”一条，以为，“庶子之子立弥庙，则可以祭父之生母”；论“士不摄大大，士摄大夫惟宗子”一条，以为，“大夫以公事书，而家人摄祭，则义当使亲子弟，虽无爵者可摄，无摄以宗子之义也”；又论《祭统》“祭之日一献”一条，以为“祭礼献酬交错，所以和通神人，不宜献饮未终而爵命群臣以间之，惟特假于庙，故简其礼而用－－献。今注谓一献一□尸，疏谓其节当在后，编者误列于前”，皆具有所见，足备礼家一解。说解虽间有武断之处，然无伤于宏旨。惟别为考定《文王世子》一篇，删“文王有疾至武王九十三而终”一段，又删“不能□阼践阼而治”八字，及“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一段，“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一段，“成王幼至不可不慎也”一段，“世子之记”一段，最不可为训。有《四库全书》本，另有《抗希堂十六种》本，作四十八卷。　－１７６２）撰。永子慎修，江西婺源人。生员出身，晚年方入贡。乾、嘉著名学者戴震、全榜皆从其受业。精于音韵、历学，经学尤专《三礼》。著有《周礼疑义举要》、《仪礼释例》《群经补义》及《古韵标准》《律吕阐微》等。是书自《檀弓》至《杂记》，于注家同异之说，一一参酌其是非择其一是，与元陈□《集说》多有不同。然征实而言，持论多为精核。如《檀弓》“殷练而衬，周卒哭而衬”，江氏引《左传》《大戴礼》解诸儒之异同，其说甚有据。又如《玉藻》曰“袭裘不入幺门”，江氏以为，杨衣上即谓正服，不得更有中衣，其说甚确，足正孔颖达《疏》之显误。又如《杂记》曰：“如三年之表则既□，其练样皆行”，注曰：“言今之丧既服□乃为前三年者变除，而练详祭也”，江氏对注文中“既”、“乃”宇之义，疏解明确，即上、下二节之义，也皆可贯通。其辨宋人程大昌以“袒为免冠”、南朝梁人皇侃以□衰为露□□”之误，万为精恰。其说虽偶也有臆度者，然全书疏解多皆有据，持论多允当，足见江氏深究古义之工力。有《四库全书》本。
礼记训义择言
〖礼记训义择言〗八卷。清江永（１６８１－１７６２）撰。永子慎修，江西婺源人。生员出身，晚年方入贡。乾、嘉著名学者戴震、全榜皆从其受业。精于音韵、历学，经学尤专《三礼》。著有《周礼疑义举要》、《仪礼释例》《群经补义》及《古韵标准》《律吕阐微》等。是书自《檀弓》至《杂记》，于注家同异之说，一一参酌其是非择其一是，与元陈□《集说》多有不同。然征实而言，持论多为精核。如《檀弓》“殷练而衬，周卒哭而衬”，江氏引《左传》《大戴礼》解诸儒之异同，其说甚有据。又如《玉藻》曰“袭裘不入幺门”，江氏以为，杨衣上即谓正服，不得更有中衣，其说甚确，足正孔颖达《疏》之显误。又如《杂记》曰：“如三年之表则既□，其练样皆行”，注曰：“言今之丧既服□乃为前三年者变除，而练详祭也”，江氏对注文中“既”、“乃”宇之义，疏解明确，即上、下二节之义，也皆可贯通。其辨宋人程大昌以“袒为免冠”、南朝梁人皇侃以□衰为露□□“之误，万为精恰。其说虽偶也有臆度者，然全书疏解多皆有据，持论多允当，足见江氏深究古义之工力。有《四库全书》本。　〖礼记训纂〗四十九卷。清朱彬（１７５３一１８３４）撰。彬字武曹，号郁甫，宝应（今江苏宝应湖之东）人。乾隆举人。少与刘台拱齐名，从事经传训诂、文字声韵之学。著有《经传考证》等。其子朱士达《序》说：”自束发受书后，即见先严光禄公手执一编，寒暑昕夕披吟无间。经史百家靡不贯洽，而于经义研究尤勤。与舅氏刘端临（台拱）、高由王石□（念孙）。李孝成、江都汪容甫、宫詹、邵二云诸先生互相切磨，每有所得，辄以书札往来辨难，必求其是而后已“，”晚年复辑《礼记训纂》四十八卷“。是书前有自《序》，署时”道光壬辰（十二年，１８３２年）七月“，时年已八十高龄。林则徐《序》云：”见此书皆先生手稿，是时年八十矣，犹作蝇头细楷“。知书终成确在道光十二年间。其书自《序》说之甚详：余不揣□昧，年逾知命始取《尔雅》《说文》《玉篇》《广雅》之放训，又刺取《北堂书钞》、《通典》、《太平御览》诸书之涉是《记》者，虎观诸儒所论议郑志师弟子之问答，以及魏晋以降诸儒之训释，撮其菁英以为辑略，管窥蠡测，时有一得亦附于编”。知朱氏自五十多岁始作此书，至八十终成，历时二十余年，用工不为不深。其大旨在驳正元陈□《礼记集说》，之疏略。其训纂荟众家之精萃，简括赅足。引证清儒以刘台拱、王念孙、王引之、王懋□四家说最多，其他也不下数十家。然其体仍以汉注唐疏为主，择众家之精要相贯穿，所附已意多有前人所未发。是书在清人训解《礼记》中，实为上乘之作，仅在孙希旦《集解》之上下。故书出后，深受晚清近代学人之推重。难于《大学》、《中庸》两篇，存其原文，附存郑注，面不加训释，意也与孙希旦《礼记集解》同，示推崇朱子之意。有刘文淇等校勘咸丰元年（１８５１）朱氏宜禄堂始刊印本，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上海点石斋《经学辑要》石印本，另有《四部备要·清十三经注疏》本。１９７２年台北鼎文书局影印本。
礼记训纂
〖礼记训纂〗四十九卷。清朱彬（１７５３一１８３４）撰。彬字武曹，号郁甫，宝应（今江苏宝应湖之东）人。乾隆举人。少与刘台拱齐名，从事经传训诂、文字声韵之学。著有《经传考证》等。其子朱士达《序》说：“自束发受书后，即见先严光禄公手执一编，寒暑昕夕披吟无间。经史百家靡不贯洽，而于经义研究尤勤。与舅氏刘端临（台拱）、高由王石□（念孙）。李孝成、江都汪容甫、宫詹、邵二云诸先生互相切磨，每有所得，辄以书札往来辨难，必求其是而后已”，“晚年复辑《礼记训纂》四十八卷”。是书前有自《序》，署时“道光壬辰（十二年，１８３２年）七月”，时年已八十高龄。林则徐《序》云：“见此书皆先生手稿，是时年八十矣，犹作蝇头细楷”。知书终成确在道光十二年间。其书自《序》说之甚详：余不揣□昧，年逾知命始取《尔雅》《说文》《玉篇》《广雅》之放训，又刺取《北堂书钞》、《通典》、《太平御览》诸书之涉是《记》者，虎观诸儒所论议郑志师弟子之问答，以及魏晋以降诸儒之训释，撮其菁英以为辑略，管窥蠡测，时有一得亦附于编”。知朱氏自五十多岁始作此书，至八十终成，历时二十余年，用工不为不深。其大旨在驳正元陈□《礼记集说》，之疏略。其训纂荟众家之精萃，简括赅足。引证清儒以刘台拱、王念孙、王引之、王懋□四家说最多，其他也不下数十家。然其体仍以汉注唐疏为主，择众家之精要相贯穿，所附已意多有前人所未发。是书在清人训解《礼记》中，实为上乘之作，仅在孙希旦《集解》之上下。故书出后，深受晚清近代学人之推重。难于《大学》、《中庸》两篇，存其原文，附存郑注，面不加训释，意也与孙希旦《礼记集解》同，示推崇朱子之意。有刘文淇等校勘咸丰元年（１８５１）朱氏宜禄堂始刊印本，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上海点石斋《经学辑要》石印本，另有《四部备要·清十三经注疏》本。１９７２年台北鼎文书局影印本。
礼记异文笺
〖礼记异文笺〗一卷。清俞樾（１８２１一１９０７）撰。《礼记》有古文、今文之别，郑玄注《礼记》也间存异文。“前人未有考究者”（自《序》），俞氏遂作此笺，以补其缺。如《曲礼》“官学事师非礼不亲”，郑玄注曰：“学或为御”。俞氏“按：此异义非相通也。‘御’，当训‘侍’。《月令》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内则》篇：‘冢子御食’，郑注并曰：‘御，侍也’。‘官’字，郑训。仕若与御字相连，则不当训，仕官也。御也，皆以卑幼事尊长之名。《国语·越语》：与范蠡人官于吴。韦注曰：官，为臣隶力。即此文官字之义。《国策、齐策》：令长子御。高注曰：御，侍也。即此文御字之义。俞氏对郑玄注中所举之异文，一一辑列，郑于注中未训者，则复详为训疏，训而未详者，则补训之使其详。并列举书证，以为其据。全书大旨皆为如此。可补郑之末备。有《皇清经解续编》本，《春在堂全书》本。
礼记正义
〖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汉郑玄（１２７－２００）注，唐孔颖达（５７４－６４８）疏。郑玄为汉代经学大师，其生平事迹，详见《易纬》。颖达为唐代名儒，生平始末详见《周易正义》。《礼记》又称《小戴礼》，《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儒家经典之一，十二卷四十九篇。汉代及其以前，《礼记》实为《仪礼》（即《礼经》）附庸，是为《仪礼》经文进行解释和补充的参考资料，为战国至秦汉间孔子门徒累世相传综合积累而成。初无定本，汉代经学家传授《仪礼》时，各自选辑一些《记》作为授徒的辅助资料，而逐渐衍出两种本子：一为戴德本，凡八十五篇，世称《大戴札记》；一为戴德侄戴胜本，乃从戴德本中精录四十九篇而成，合作十二卷，世称《小戴礼记》。□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为之作注，其书乃大行于世，由《仪礼》附庸而蔚然大观。郑玄之注，对汉代以前的《仪礼》研究作了一次全面的总结，他广征博引，不拘学派，不分源流，凡可用之说，皆尽括其中，成为清代以前《礼记》研究中最具权威的著作，在经学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郑注之后，后世诸儒遂群起而为《礼记》作疏，汉以后抵唐以前，诸疏见于史者，南朝大略有贺循，贺□、庚尉之、崔灵庵、沈重、皇侃等；北朝则有徐道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诸家。入唐，则仅存皇侃、熊安生二家，皇疏较为详正，但多违悖郑注；而熊疏多引外义，疏解芜蔓，违背本经之处甚多。贞观中，敕孔颖达等修《五经正义》，颖达乃以皇疏为本，熊疏为辅，又互相参稽，除其繁芜，撮其机要，各取所长，剪除其弊而成《正义》。于疏中尽伸郑玄之说，则不免有附会之虞。但纵观全书，词富理博，证据详悉，堪称集大成之作，是后人研究《礼记》的一部重要参考书。郑注与孔疏，分别为二十卷和七十卷，初皆单行于世，约在南宋绍兴年间，始两书合刊，并重新析作六十三卷，并又称《礼记注疏》，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必读著作之一。宋刻本藏北京图书馆，此外，传本颇多，除《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外，通行本为各种版本的《十三经注疏》本。
礼记郑读考
〖礼记郑读考〗六卷。清陈寿祺、陈乔枞撰。寿祺先潜心理学，以古君子自期，后又专为汉儒之学。前此，闽中学者之宗宋儒，服膺程、朱，自其学风为之一变。乔枞（１８０９一１８６９）字朴园，一字树溢，福建闽县人。道光举人，曾任抚州知府。治经好汉学。是书为乔枞述先父之说，又多附加已义而成。专考郑玄《礼记》注，追汉学之遗籍。所谓“郑读”，即如《月令》：“鸿雁来”，郑注云：“今《月令》‘鸿’皆为‘侯’“又如《月令》：“宿离不贷”，郑注云：“离，读如俪偶之俪”之类，所考者，多文字声音、字义训诂。如《月令》篇：“审端径术。（郑玄）注：术，《周礼》作‘遂’，夫间有‘遂’，‘遂遂上’有‘径’。遂，小沟也。先子曰：《学记》术有序。（郑玄）注：术，当为遂声之误也。又《春秋》：秦伯使术来聘，《公羊》作‘遂’。乔枞谨按：术，亦与述通。《祭义》：而术省之。（郑玄）注：术，当为述。《汉碑》多假借，‘术’为‘述’字见《隶释》《隶续》）。《春秋传》：西乞术，《公羊传》作：西乞遂；《史记·晋世家》作：西乞秫。又《鲁世家》：东门遂；《史记索隐》系本作：东门述。皆以声同通假。一日：术也，径也。《说文·行部》：术（□），邑中道道也，从行，术声。《春秋繁露·求雨》篇：臼杵于术。汉袁术，字公略，当读如《月令》‘审端径术’之‘术’。”“其“先子曰”，即寿祺之讲，阐发郑注之义。“乔枞谨案”是乔枞补充之已意，在父基础上，又作进一步考述，旁证博引，工务又出其父之上。在清代专考《礼记》“郑注”的诸家著作中，也为佳善。有《左海续集》本，入《皇清经解》，题“陈乔枞朴园著”，不确。
礼记纂言
〖礼记纂言〗三十六卷。元吴澄（１２４７□１３３３）撰。澄为元代名儒，其始末详见《易纂言》。按危素作吴氏《年谱》，称此书告成于至顺三年（１３３２），是年吴氏为抚州郡学，年八十四岁；而虞集《行状》则谓成于至顺四年，即吴氏卒之岁。则此书为吴氏晚年之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礼记》为《仪礼》附庸，原有一百三十一篇，后戴德取其八十五篇，而成《大戴礼记》；其侄戴胜则删作四十九篇，是为《礼记》。吴澄认为，《礼记》篇帙繁复，经文杂错，疑其多为错简所致，故在每－篇中。其经文都以类相从，按类系事，使其意义连属贯通，而识其章句于左。书中共分三十六篇，其次第亦以类相从，计《通礼》九篇，《丧礼》十一篇，《祭礼》四篇，《通论》十一篇，各有标目，如《通礼》首为《曲礼》，而以《少仪》、《玉藻》等篇附之，与《礼记》原有体例差别较大。另如《大学》、《中庸》，作者则依程朱之法，将其别为一书；《投壶》、《奔丧》归入《仪礼》；并将《冠礼》、《昏（婚）礼》、《乡饮酒礼》、《射义》、《燕义》、《聘义》六篇，单辑为《仪礼传》，与古制迥不相谋。全书排比有序，颇具伦次，其说解亦时出新意，发前儒所末发。虞集于吴氏《行状》中说，此书始终先后，最为精密，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其仅存可考者，既表而存之，各有所附。所评虽稍有过誉，但作者这种不袭旧例，自出体裁的研究方法，其本身就是对《礼记》研究的一个贡献。有明正德间刻本，嘉靖新安黄氏刊本，《四库全书》本及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刊本。
礼经本义
〖礼经本义〗十七卷。清蔡德晋撰。德晋字仁锡，江苏无锡人。雍正举人。乾隆间授国子监学正。最得孔门博约之旨，故律身甚严。著有《礼传本义》《通礼》。是书前十六卷皆本经，第十七卷附吴澄《逸礼》八篇。引宗、元、明诸家之说，与《注疏》相至参证，大旨不戾于左。于各物制度，考辨尤为详悉。也间有新义。如《冠礼》文白屦愿以魁□之，郑玄《注》：魁，蜃蛤，□注也。盖以蛤灰□注于蜃，取其洁素”，《说文》所云：“魁，蛤”，是其确证。《士冠礼》经文曰：“即筵坐栉设笄”，敖继公以为“固冠之笄”，而德晋以为“笄”有二种，一是髻内要发之筹，一是弁冕固冠之笄，此末加冠，明是安发之笄，继公之说误。辨析精密，为前儒所未发。然杜撰无稽之说，也间有存。有《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礼经会元
〖礼经会元〗四卷。宋叶时撰。时字秀发，自号竹□愚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淳熙进士，授奉国军节度推官，宝文阁学士，历官吏部尚书，理宗初官建宁府，以宝文阁学士提举崇福宫，率溢文康。此编为作者研究《周礼》之作，其书括《周礼》以立论，共一百篇。第一篇泛论礼经，为书之总序。第二篇驳汉儒之失。第一百篇补冬官之亡。全书发挥经义者实为九十七篇，其中朝仪、宫卫、王畿、祭乐、明堂、分星六篇各系以图，而祭乐后所附之图，实为乐舞之图。全书与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体例略同，议论亦有异同。叶时于郑伯谦为前辈，但两书撰成时间却相去不远，故内容时有出入。叶氏受当时疑古学风影响，于书中极力贬斥前儒而务立己说，如其注疏一篇，谓刘歆诬《周礼》，大旨承袭旧说。至于谓河间献王以《考工记》补冬官为累《周礼》，且云汉武帝不信《周礼》一篇，其说多凭主观臆断，而无史据。其书又驳难郑玄所注深害《周礼》，诋其不应用纬书注耀、魄、宝等帝名，并用《国语》注分野，用《司马法》注邱乘，有《左传》注冕服九章，用《礼记》注□副衣编等等，皆属求疵之论。而谓冬官散见于五官之中，其观点大抵与俞庭椿《周礼复古编》相同，不以冬官为后人补撰也。总体而言，此书大旨较为可取，议论亦较平和，虽有疑古惑经思想，但在具体方法上却难免穿凿之嫌，臆断之弊，为宋儒解经之通病。南京图书馆藏元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萧梅林刻本，此外，尚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及乾隆桐柏山房刻本。
礼书通故
〖礼书通故〗一百卷。清黄以周（１８２８一１８９９）撰，以周精于《三礼》，仿戴德《石渠奏议》、许慎《五经异义》之例。积十九年之力撰成此书。自《礼书通故》，至《名物通故》分四十七门，又冠《礼节图》，考释古代礼制、学制、封国、职官、田赋、乐律、刑法、名物、占卜等。所采极为详博，上自汉唐，不逮当世，凡经注史说、谱子杂家义关《礼》者，皆为甄录，去非求是，务折其中，堪称体大思精。历代治《礼》，以郑玄《三礼注》为宗，而此书驳正郑注不下百条，如“稍人邱乘”注，郑玄注“乘读与同”，以周谓“郊特牲，邱乘供粱盛，文与此同，无须破字”；“朝士外朝”注，郑玄谓“难门为中门”，’以周则谓“中门实非难门，当为应门”，“昏礼下达”注，郑玄谓“先使媒氏下通其言”，以周谓“六礼之行，自天子达于士，故首不举士而曰‘昏礼下达’，非若冠礼自士始”。亦在他人驳郑注而以周申郑者，如“大司马坛”注，郑注“坛读如□：置之空蝉以出其君”，惠士奇《礼说》以为“坛之者幽之”，以周谓当从郑注，“出”谓“出其君于□，对立贤为文等。又有旧疏申郑注末合，以周重申者，融会经文，多发前人所未发。其所考订，有功于经学者甚多。历代学者，对此书评价颇高，俞樾序称其究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李慈铭《桃华圣解□日记》，亦称其于丧服最留心，故所访足正前人之失。以此书之价值，近北京中华书局新辑校点《－卜三经清人注疏》，已将其列入出版计划。有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刊本。
礼说
〖礼说〗十四卷。清惠士奇（１６７１一１７４１）撰。是书不载《周礼》经文，只标举甚有所考证辨驳者，各为之说。依经文次序编纂而成。凡《天官》二卷，共计六十一条；《地官》三卷，共计六十三条；《春官》四卷，其计九十五条；《夏官》二卷，共计六十一条；《秋官》二卷，共计六十一条；《考工记》一卷，共计四十条。惠士奇是书，于古音古字皆为之分别疏通，使之无凝滞之所，又援引诸史百家之文，或以之证明周制，或以参考郑玄所引汉制，以递求周制，而名阐其制作之深意，可谓源流兼顾，于当时说《札》诸家中，持论最有根底，其谓不读非圣之书者，非善读书，足见其博采善择，不拘一家之窠臼。全书引征极博而皆有本原。辩论繁富而极有条理。实为治《周礼》无力作。有《四库全书》本。
李氏学乐录
〖李氏学乐录〗二卷。清李□（１６５９一１７３３）撰。乐学理论著作。作者曾师事于毛奇龄，从学五音、七声、十二律以及器色相配等有关理论，并著《宫调图》、《七调全图》、《十二律旋相为宫隔八相生合图》、《器色七声还相为富图、《器色七声隔八相生图》、《龠色下生上生图》、《七调圆图》、《隔八相声图》、《还相为宫图》、《六律正五音图》、《六律正五音又图》等图，皆收入此书，每图各为之论说，其说主于“四、上、尺、工、六”五字，除一领调字，余字自领调一声递高，又自领调一声递低，圆转为用，虽然对于黄钟之宫所以为律本者等重要问题无大发明，尚可备说乐者一家之言。此书为李从毛奇龄受学时的笔记，曾经毛氏手定，故后人为编入毛氏《西河合集》中，署为毛奇龄撰，而实非毛氏所自撰。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时，从《西河合集》中析出，还为李□撰，名《李氏学乐录》。又有《龙威秘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颜李丛书》本作四卷，后二卷为李□与学人讨论《学乐录》以及有关乐学的论述。
李文公集
〖李文公集〗唐李翱（７７２－８４１）撰。李翱是韩愈的追随者，是宣扬孔孟传统思想的唐代代表人物之－，《李文公集》中《复性书》－篇，就是作者祟尚孔孟思想的代表著作。李翱同韩愈－样，也反对佛教，但其思想，却有－定程度的不彻底性。在《复性书》中，他的主要理论根据是《中庸》。《中庸》原是《礼记》中的－篇，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并提出“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的说法，把“诚”看作是世界的本体，其唯心主义思想较《大学》更为明显。李翱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说，并为性善说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所谓“复性”的“性”是指人先天就具有的封建伦理纲常这种本性，这种本性天生就是善的，“情由性而生”，则有善有不善，“情既昏，性斯匿矣”；所以，他提出用“正思”的方法，消灭邪恶的“情”，这才是到达“圣人”的基础。才能够“复性”为“圣人”；有些人失去这种本性（善性），既然是由于“情”、也即受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干扰的结果，那么，也只有彻底消灭人情感欲，本性（善性）才能复归。由于作者受佛学影响较深，反佛思想不彻底，故《复性书》中亦夹杂了－些佛教思想。李翱在此书中推崇的《中庸》及其师韩愈所推崇的《大学》，到了南宋与《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成为封建学者必读的经典，所以，李翱与韩愈同开宋明理学的先河。除《李文公集》外，《习之先生全集录》亦收载，前者主要以《四部丛刊》，后者主要以《唐宋十大家集》本行世。
理学类编
〖理学类编〗八卷，明张九韶辑。主要是宋代理学家关于天地、鬼神、人物、性命的言论汇编。辑者张九韶字美和，后以字行，《明史·宋讷传》附载九韶传，即称张美和。江西清江人。元末累举不仕，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被推荐为县学教渝，迁国子助教，改翰林编修。为当时明儒。此书成于至正二十六年（１３６６），凡三易其稿。初名《格物编》，临川吴当先生认为此书所辑《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之说，仅为“格物”的一个方面而已，不能代表“格物”内容的全部，不如只名为《理学类编》，遂依吴氏建议改今名。凡《天地》第一卷，辑者认为天地为阴阳之体，故居全书首卷，分“论天地之始终”，“论天地之形体”，“论天地之枢纽”三部分。《天文》为第二至三卷，第二卷分“论日月星辰”，“论日月食”两部分；第三卷分“论云雷风雨之属”，“论虹□河汉”两部分。《地理》为第四卷，分“论地理之广阔”，“论潮汐之消长”两部分。《鬼神》第五卷，辑者认为鬼神为阴阳之用，故列天地之后，分“论鬼神之情状”，“论祭祀之感通”两部分。《人物》第六卷，辑者认为人物则阴阳之气聚而成形者，故列鬼神之后，分“论人物之始生”，“论人为物之灵”，“轮回生死之辨”三部分。《性命》为第七卷，辑者认为性命则阴阳之理赋在人物者，故列人物之后，分“论性命之理”，“论本然之性”，“论气质之性”，“论心为性情之主”四部分。以上七卷皆为天下之“正理”。《异端》第八卷，则“非理之正”，而易以惑人者，又必须加以辨正而深辟之，而后可与论“正理”，故列于全书最后，分“论佛老神仙”，“论阴阳家之说”，“论相人形貌”，“论谶纬之说”四部分。所收言论以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六位理学大师为主，以《荀子》以下五十三家之说为辅，如扬雄、谷永各家，《淮南子》、洪迈《容斋随笔》全集、罗大经《鹤林五露》等书，都为辑者所取资。偶引六经、《论语》、《孟子》，必冠各部分之首，然后加一圈，再列周、程、张、邵、朱五家言论，然后再加一圈，再列对上述各家言论进行训释、发明的言论。辑者自己的见解则加“愚按”二字，列于最后。其所采辑，不主一家，绝少门户之见。大都摘取精要，条理精密。专设异端一门，对于阴阳、相术、谶纬诸家斥驳明切，足破世俗之惑。有《四库全书》本、《豫章丛书》本。
丽泽论说集录
〖丽泽论说集录〗十卷。宋吕祖谦门人杂录其师学说的文集，由祖谦侄吕乔年最后总成。“丽泽”为祖谦所创办的书院之名，故以其作书名。祖谦生前讲学，其语录由其门人记录，但因诸门人所记多有舛误，祖谦生前乃训戒其不可传习。及祖谦卒后，门人记录却广为流传，即又无所是正，故其弟祖俭广为搜录，为其整理；祖俭子乔年在父本的基础上又加以补缀，始成此书，是为今本。内容包括：《易说》二卷，《诗说拾遗》一卷，《周礼》说一卷，《礼记说》一卷，《论语说》一卷，《孟子说》一卷，《史说》一卷，《杂说》二卷。书中对祖谦的学术思想，即力主“明理躬行”，治经史以致用，反对空谈阴阳性命之说等有所反映。书中祖谦认为，“人之性本同，一有所随，便分善恶”，作者阐述的这一人性论观点，与朱子把人性分作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每个人的廪性都是“天所命”有所不同，祖谦强调了客观环境对人们的性格有所影响，这一思想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作者指出“《大学》致知，《中庸》明善”，强调经世致用；主张“以立志为先，以持敬为本”，不主张空谈性理。诸如此类，均为研究作者儒思想的重要材料。此书为研究浙东学派中金华一派的必读参考文献，对研究宋代的儒学流派及发展演变亦有重要的意义。有明成化八年（１４７２）刻本，《东莱集》附刊本，《四库全书》本及《续金华丛书》本。
濂洛关闽书
〖濂洛关闽书〗十九卷，清张伯行（１６５２—１７２５）撰。诠解宋周敦颐、张载、程颖、程颐、朱熹著作之书。濂洛关闽为宋代理学的四个主要学派。濂指原居道州营道濂溪的周敦颐；洛指洛阳程颢、程颐；关指陕西张载；闽指讲学于福建的朱熹。伯行自序称：孔孟之后，汉唐诸儒只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中绝已久。至宋而周敦颐倔起于南服，二程倡道于伊洛之间，张载笃志力行关中，至朱熹讲学闽中，集诸儒之大成，其传益广，于是世之言学者，未有不溯统于濂洛关闽，以为孔孟之道在此。周、程、张、朱诸儒阐述六经四书无遗蕴，，学者欲求先圣之道，而必从四子人手。伯行为使学者有所遵循，得四子之正旨，以免阳儒阴释，而乱其真，乃以平日对四予书的诠解，令书院诸生相互参酌。讨柳□、陈绍濂汇订，于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成书。分为周子一卷、张子一多、程子十卷、朱子七卷。每一子先为小传，简介生平及学术、著述，每一书、每一篇必先揭其大旨，然后进行疏解。周子包括《太极图说》与《通书》四十章，前者用朱熹所定旧本，后者谓“《通书》四十章，以诚始，以静终，皆圣人之蕴也”。张子包括《西铭》、《正蒙》、《经学理窟》、语录文集，谓皆言性道之书。又渭《西铭》言理一分殊，《正蒙》、《经学理窟》诸篇。凡天地、圣人、幽明、礼乐与天道、人道之说，无不条贯。伯行取朱子大小注及诸儒之说，详加解释，末加去取。二程子根据宋杨时编《二程粹言》编次原本，参考文集、语录、遗书并《近思录》补入，详加注解，共分传道、德立、言学、涵养、五经、读书、善治、作新、行事、正伦、天地、阴阳、圣人、教人、大任、士志、性善、养心、万物、君子等二十篇，每篇又分若干章。朱子根据文集、语类、遗书等撮要选取七篇，进行注释。七篇包括健顺章句上下、圣贤章句上下、气质章旬上下、学校章句上下、君子章句上下、德行章句上下、吾儒章句上下等，每篇亦若干章。于学校章句指出“道无古今之殊，而学有古今之异”。此书所选，均为各学代表作。有的是节选，如《正蒙》中择其醇正易懂者分为５８章，《通书》亦仅选大半，而为后世学者所指摘。清王植撰《正蒙初义》，谓伯行此书非自注。综观其注，尚能得其大旨，所采亦为详确明晓，便于初学，不失为研究理学的入门书。有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两汉三国学案
〖两汉三国学案〗十一卷。清唐晏（１８５７－１９２０）著。两汉三国经学史专著。唐晏，满族人。姓瓜尔佳氏，名震钩，宇在廷，自号涉江道人，唐晏为其汉姓名。光绪举人，曾任江苏江都县知县，晚年执教于京师大学堂。博学多闻，乐于著述。－主要有《渤海国志》、《八旗人著述存目》、《国朝书人辑略》、《天咫偶闻》等。此书依次分为《周易》二卷、《尚书》二卷、《诗》二卷、《礼》《乐》一卷、《春秋》二卷、《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一卷、《明经文学列传》一卷，共十一目。每目先有论说一篇，简述该目源流大旨。次列该目所属各派各家姓名，大致以汉儒家法为断。区分经学派别。一派之中。又依据师承关系或时代先后进行排列，凡是难以明确属于何派的，一律系于每目之末。《周易》田氏派列田何以下十六人；施氏派列施□以下九人，又附列二人；孟氏派列孟喜以下二十六人，又附列三人；梁丘氏派列梁丘贺以下十三人，又附列三人；京氏派列焦赣以下三十三人，又附列二人；费氏派列费直以下十一人；高氏派列高相以下二人，又附列一人；韩氏派列韩婴以下二人，又附列一人；不知宗派列陆贾以下三十四人。《尚书》伏氏派列伏生以下六人，又附列一人；欧阳氏派列欧阳生以下六十人，又附列十五人；大夏侯氏派列夏侯始昌以下十三人，又附列七人；小夏侯氏派列夏侯建以下十八人，又附列七人；古文派列孔安国以下三十五人，又附列五人；杜林漆书派列杖林以下六人；不知宗派列陆贾以下二十六人。《诗》鲁诗派列申公以下五十六人，又附列三人；’齐诗派列辕固以下二十一人，又附列五人；韩诗派列韩婴以下五十四人，又附列一人；毛诗派列毛公以下三十七人，又附列一人；不详其宗派列贾谊以下十一人。《礼》《礼经》高堂氏派列高堂生以下二十四人，又附列二人；《礼》大小戴学派列戴德以下二十六人；《庆氏礼》派列庆普以下七人；西汉《礼》家、不知所本者列张良、叔孙通二人；《周官》礼派列杖子春以下十九人；《三礼》之学列张纯以下十人。《乐》列制氏以下十人。《春秋》□梁派列陆贾以下三十一人，又附列四人；公羊胡母、董氏派列胡母生以下八人；公羊严氏派列严彭祖以下三十三人，又附列三人；公羊颜氏派列颜安乐以下十四人；公羊学不详宗派列桓宽以下二十九人；左氏派列张苍以下六十六人，又附列三人；不知宗派列文翁以下二十七人，又附列一人。《论语》古《论语》派列孔安国以下三大；鲁论派列夏侯胜以下十四人；齐论派列王吉以下六人；不知宗派列王尊以下三十一人。《孝经》列颜芝以下三十五人，又附列一人。《孟子》列赵岐以下五人。《尔雅》列郭舍人以下五人。以上共列学派三十余七百六十八人、又附记七十一人、不知宗派一百三十一人（其中有一人见于数目者）。然后备为之传，每传大致包括“载事”、“载言”两部分。“载事”是从史籍中搜集的传记资料，包括该传主的行迹和思想，及在当时经学中的地位；嗡言”为从史籍及古注中钩稽出的该传主的著作学说。能具体体现传主的经学观点。一人重见者，“载事”则省略，参见其初见者。次采《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该目的著述目录。后附唐受按语，阐述令人看法。前十目所列都是对某一经有传著的学者，第十一目即《明经文学列传》所列则为“但以明经及文学进身者”及“博习群经，不名一艺，及以文章传后，而其文实本之经术者”，共六十三人，又附记一人。此书所列，大体本之对经学“立德”、“立功”、“立言”者，意在“明道”，故凡学行无愧于孔子之徒者，无不备载。其取材广泛，除正史外，兼及其他史籍，以补正史所未备。有《龙溪精舍丛书》本、１９８６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吴东民点校本。
列女传
〖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一卷。汉刘向（约前７７－前６）撰。据《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载，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注曰：“《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隋书。经籍志》于“杂传类”载《列女传》十五卷，注曰：“刘向撰，曹大家注。”此书原本为七篇，另“颂义”与“图”各一篇，屡经传写，至宋代时已非是古本，曾巩所撰《序录》称曹大家（班昭）所注，离其七篇为十四。与“颂义”凡合十五卷，而益以陈婴母及东汉以来凡十六事，非刘向本书就如此也。按曾巩所言，则《续列女传》为班昭所撰。今本系宋人王回所订，又称《古列女传》，分《母仪》、《贤名》、《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孽嬖》七大部，类各为一卷，卷各为十五人，共载录符合儒家封建道德标准的各类妇女一百零五名，对其事迹，均给予扼要说明。各类之后均附以“颂义”。无“颂义”之文及后于刘向者共为二十传，即为《续列女传》内容。正如钱曾《读书敏求记》所言：“有虞二妃至赵悼后，号《古列女传》；周郊妇人至东汉梁□等，以时次之，别为一篇，号《续列女传》。”此书为作者有感于成帝后宫之事而作，载上古至汉代妇女嘉言懿行。于具有通才卓识、奇节异行的女子多有所述，颇可与史传相参。叙事简净，文笔朴素，对后世文学亦有一定影响。藉此，亦可管窥秦汉时期儒家思想中的妇女观。除班昭曾首先为此书作注外，尚有蒙母邃、虞贞节、王照圆、梁端萧、道管等注。传本主要有《四库全书》、《国学基本丛书》及近人陈汉章《列女传校补》等传世。
临川先生文集
〖临川先生文集〗宋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撰。作为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和学者的王安石，一生著述很多，此编即是其全部著述，除《周官新义》、《老子注》、《字说》等书以外的汇总，其中卷六十五《洪范传》一书，是王安石诸多著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洪范传》一卷，宋代曾有单刻本传世，《宋史·艺文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及《明史·艺文志》皆有著录，清代以后，单刻本不传。王安石借注述《尚书。洪范》来阐发自己哲学思想，故名之为《洪范传》。王安石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士五种物质元素，即所谓“五行”变化生成的，他说：“五行，天所以命万物者也。”“五行也者，成变化而行鬼神，往来自天地之间而不穷者也，是故谓之行”。这就是作者根据朴素唯物论“五行说”所提出的宇宙生成论。至于“五行”所以能运动变化，王安石并不认为有什么上帝鬼神在支配，而是由于事物本身“有耦”、“有对”。他认为“五行之为物”，“皆各有耦”，而“耦之中又有耦焉，而力‘物之变遂至于无穷”。他所言的“有耦”，就是说“五行”及其他一切物质性的东西，都是有对立面的矛盾存在。在书中，王安石又将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称之为“道”，“道者，万物莫不由之也”。“道”与“五行说”的范畴是一致的。作者提出“五事以思为主”的命题，所谓“五事”，为貌、言、视、听、思，强调人的思维的作用，并把视与听放在思的前面，作为思的前提，“明则善视，故作哲；聪则善听，故作谋”。这一认识序次，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者不主张人的本性先天注定，而肯定“愚者可诱而为智也”，“不肖者可革而为贤也”，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反驳了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总之，作者力图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尚书》的《洪范》篇，并最终把《洪洪》中的“五行说”从前儒陈陈相因的神学说教中解放出来，这种对待儒家经典敢于独立思考，另立新说的创新精神颇具进步意义。此书与王安石的另一部著作《周官新义》一样，在经学发展史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各种版本的王安石《全集》均收载此书，标点本中以１９６２年上海中华书局版《王文公文集》、１９７４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王文公文集》最佳。
刘梦得文集
〖刘梦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刘禹锡（７７２－８４２）撰。禹锡字梦得，故名。此书《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三十卷，题《刘禹锡集》，《宋志》并著录《外集》七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称此书原本四十卷，宋初佚其十卷，宋次道搜其遗诗四百零七篇，杂文二十二首为《外集》，故今本《外集》为宋次道编辑。《集》中的文部分，特别是《天论》三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刘禹锡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在序文中说，写《天论》的背景是“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这就说明他的《天论》是有继承性的，也是有针对性的，他和柳宗元－样，继承了《荀子》中的《天论》思想，而他又对柳宗元的《天说》进－步加以补充说明。他提出“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学说，认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尔”，肯定了自然的职能在于“生万物”，人的职能在于“治万物”，，“天之道在生殖，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驳斥了当时的“因果报应”论和韩愈的“天人感应”说。在关于认识和了解自然方面，刘禹锡提出“数”和“势”这两个概念，并总结出－个原则：“数存而势生”，进而提出任何事物都不能“逃乎数而越乎势”的命题。《辩迹论》、《答饶州元使君书》、《训氓》诸文，反映了刘禹锡的历史政治观点，他遵从传统的儒家学说，认为三王之道在实质上是不可改变的，主张为政要有“声”，有“实”，为政必须修身，修身又“必将及物”。在《袁州萍乡县杨歧山故广禅师碑》中，刘禹锡阐述了儒、佛二教的作用，反映了他既尊儒又崇佛的矛盾心态，认为“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佛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因为儒教不着重讲人生的根本问题，就社会论社会；而佛教着重讲生死轮回，所以在世道混乱的前提下，佛教优于儒都；他说：“至人之生，无有种类，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皆异。父乾母坤，独肖元气。－言顿悟，不践初也。”他认为佛教的“真心”，相当于儒教的“元气”，反映了他同柳宗元等人－样，有用儒家思想解释佛教的倾向，都企图用儒家的－些范畴去谈释佛家。刘禹锡所处的时代，正是佛学向道学过渡的时代，他是这个时代思想上的主要代表人物之－，所以，此书不仅对研究刘禹锡本人的思想有重要价值，对于研究唐代儒、佛两教对社会的影响及唐宋之际儒学发展等均有重要意义。此书又名《刘宾客集》，版本较多，主要有《嘉业堂丛书》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１９７４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刘宾客文集》影印本，１９７５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刘禹锡集》。
刘子全书
〖刘子全书〗四十卷。明刘宗周（１５７８－１６４５）撰。董□编。董□原名瑞生，字无休，刘宗周弟子。刘宗周为明末著名理学家，一生著述很多，生前多未刊行。卒后其子刘□收集遗书藏于家，共百余卷。刘宗周弟子姜希辙、黄宗羲等曾刊其《圣学宗要》一卷、《学言》三卷，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初以《刘子遗书》为名，后乃分别著录，弟子恽日初曾刊《刘子节要》十四卷，分类排纂。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间（１６８５一１６８６），王□据黄宗羲、姜希辙、董□校本《刘予全书》刊行之，凡四十卷，流传不广，今未见。雍正四年（１７２６），洪氏刊《人谱》一卷，《人谱类记》二卷。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雷□督学浙江，访得刘氏遗书刊行，二十四卷，包括《人谱》、《社约》、《会语》、《易图说》、《易衍》、《学言》、《证学解》、《原旨》、《奏疏》、《文集》等。修《四库全书》时，由国子助教张羲年上之于朝。取《奏疏》以下十七卷入别集类，名为《刘蕺山集》，其他因为都已别行，故未收录。道光四年至十五年（１８２４一１８３６），王宗炎等捐资重刻董□重定本，由杜春生校刊，名《刘子全书》，流传较广，即今所著录者。此本四十卷，前有《征刻启》、道光十五年吴杰《序》、黄宗羲《序》、《蕺山弟子籍》、《学人表》、董□撰《刘子全书》抄述。据吴序，此本为董氏重订本，视黄宗羲所校尤为详慎。董氏《抄述》叙此书版本、编辑情况特详，知此本乃校以刘宗周初稿、刘□录编本及其他各刊本，分类纂辑，仿《二程全书》之意名为《刘子全书》。凡卷一至十三为语类，卷十四至二十七为文编，卷二十八至三十八为经术，卷三十九、四十为附录。语类凡收录《人谱》、《读易图说》、《易衍》、《孔孟合壁》、《论语》大旨三十八章、《孟子》大旨十八章）、《五子连珠》（周子、程伯子、程叔子、张子、朱子）、《圣学吃紧二关》、《圣学宗要》、《证学杂解》二十五则、《原旨小七首、《说》一十四首、《问答》、《学言》、《证人会约》、《会讲申言》、《会录》。文编收录《奏疏》、《揭》、《书》、《序》、《引》、《题》、《书后》、《跋》、《记》、《墓志铭》、《墓表》、《状》、《传》、《沦》、《议》、《铭》、《箴》、《赞》、《祭文》、《杂著》、《赋》、《诗》。经术收录《论语学案》、《古易钞义》、《曾子章句》、《大学古文参疑》、《大学古记》、《大学古记约义》、《大学杂言》。附录二种，一为黄宗羲撰《子刘子行状》，一为刘□撰《年谱》。刘宗周主要著作，基本包括在内，是研究刘宗周的基本参考资料。其中有的已经刊行，也有未刊行者，校勘亦属精审，是收录刘宗周著述最多的本子。
六家诗名物疏
〖六家诗名物疏〗五十五卷。明冯复京（１５７３－１６２２）著。冯复京字嗣宗，江苏常熟人。强学博记，少治《诗》，钩贯笺疏，用力甚深。著此书及《遵制家礼》、《常熟先贤事略》等。此书为广宋蔡卞《毛诗名物解》而作。蔡书只解《毛诗》名物，而此书曰“六家”者，除《毛诗》外，其余五家为《齐诗》、《鲁诗》、《韩诗》、郑玄《毛诗笺》、朱熹《诗集传》。蔡书分释天、释百谷、释草、释木、释鸟、释兽、释虫、释鱼、释马、杂释、杂解１１类，此书广为释天、释神、释时序、释地、释国色、释山、释水、释体、释亲属、释姓、释爵位、释饮食、释服饰、释室、释器、释布帛、释宝五、释礼、释乐、释兵、释舟车、释色、释艺业、释夷、释兽、释鸟、释鳞介、释虫、释术、释谷、释草、释杂物等３２类约１３００多种名物。广徵博引，进行训解，每条未附以考，加“按”字低一格书之。其徵引颇为赅博，据书前所冠《引用书目》，所引凡经部二百三十八种、史部一百一十五种、子部一百八十三种、集部据不完全统计（原目有残缺）四余种共五百七十余种，可谓集文献之大成，在明人私家著述中亦属少见。其所考证也多有根据，如《国风·召南·采蘩》“被之僮僮”句，郑玄笺“被”为“□□”，朱熹传为“编发”，冯氏据《周礼·追师》定朱熹传之误。又如《郑风·缁衣》，朱熹传“缁衣”为羔裘，大夫燕居之服。冯氏据唐贾公颜《周礼疏》，认为卿士朝于天下，服皮奔服，其适治事之馆，改服缁衣，即郑玄笺所谓所居私朝，即治事之馆。《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影印本）著录此书５４卷，且谓明冯应京撰，卷数与作者均有误。今据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核实，实应５５卷，作者为复京而非应京。又有明万历三十三年（１６０５）刊本。
六经图
〖六经图〗六卷。宋杨甲撰，毛邦翰补撰。甲字鼎卿，昌州（今四川大足）人，乾道进士，其他不详。邦翰里籍无考，尝官抚州教授。杨氏之《图》先成于绍兴中；邦翰所补撰则告成于乾道中。王象之《舆地记胜·碑目》载，杨氏之《图》曾勒于昌州郡学，但无拓本传世，已难详考其原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引《馆阁书目》，载邦翰所补之本，计有《易》七十图。《书》五十五图，《诗》四十七图，《周礼》六十五图。特以己》四十三图，《春秋》二十九图，合为三百零九图。今本仅《易》、《书》二经之图与《馆阁书目》相符；《诗》则为四十五图，《礼记》四十一图，皆较原数少二图；《周礼》六十八图，较原数多出三图；《春秋》四十三图，比原数多出十四图，不知何人所更定。另据陈氏《直斋书录解题》记载，东嘉时仲堪，字思文，重编毛邦翰之书，定为《易图》一百三十，《书图》六十三，《周礼图》六十一，《礼记图》六十三，《春秋图》七十二，惟《诗图》无所增益或减损。其卷数增至七卷，亦与今本不合，故今本亦非仲堪重编本之原貌。《四库全书总目》乃云：“盖明人刊刻旧本，无不臆为窜乱者，其损益之原委，无从究诘。”今本虽为明人所改窜，但其基本内容仍袭杨、毛之旧式，非明人独出新裁所另撰。以图释经，肇自两汉，抵宋乃渐盛，如程大昌有《禹贡山川地理图》，聂崇义有《三礼图集注》等等。今据此编，亦可管窥宋代此学之一斑。有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六字王□辑录本，《四库全书》本等传世。
六经正误
〖六经正误〗六卷。宋毛居正撰。居正字谊父，或题作义甫，浙江衢州人，为毛晃之子，故居正少承家学，研究六书。嘉定十六年（１２２３），诏国子监刊正经籍，当事者延聘居正专司校雠之职。已厘定四经，会居正目疾，遂罢归返乡，故《礼记》及《春秋三传》未及厘正。其所校定之四经，因刻工惮烦，诡窜墨本以□有司，版之误字未改者犹有十之二三。有鉴于此，居正乃搜录所校正之字，补成此编。杨万里为其作序，叙述居正撰书始末颇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居正仅讲诸经文字偏旁之疑似，而不及其他。今观其书，校勘诸本之异同，订正其传写之伪谬，殊有补于经学。但其中论辨既多，则不免时有疏辩之处。如“□”字，古文作“□”，隶变作“□”；居正乃因高宗御书石经误写作“□”，遂谓“来（来）”字中从两“入”，而不从两“人”。又如“享”字古文作“□”，隶变作“享”，或省作“亨”；居正乃谓“享”字训“祭”，“享”字训“通”，认为“享”、“亨”两字各不相涉。“坤”字古从“士”，从“申”，隶别为“巛”；居正乃谓“巛”是古字，“乾”、“离”、“坎”等惧有古文，如封画之形。“□”、“□””古文本是一字，许慎《说文解字》认为“□，籀文作□者”是也；居正乃认为两字是非相半，而不敢擅改。“赖”字古从“贝”从“刺”，俗误书作“赖”；居正乃谓“赖”从“束”、从“负”。上述诸解，于六书皆不相符。再如《礼·大行人》“立当前疾”，“疾”乃“□”字之误，□在车辕前，郑康成所谓“车辕前胡，下垂地者”是也；居正乃以为应作“□”。“□”乃是车前□板，实与“□”无关。如此类者，亦与经义又有所不合。除此以外，厘定经文甚为典核。其为六经文字正本清源，审定字划之功，固不可泯灭，在经学发展史上自有其一定的地位。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传世。
六书故
〖六书故〗三十三卷。宋末元初戴侗撰。侗字仲达，淳□进士，永嘉（今浙江温州）人，由国子簿出知台州，迁军器少监，辞病不赴，除此书外，尚著有《易书四书家说》等书。是编大旨主于以六书理论训释字义。作者自认为，字义如果阐明，则可贯通群经，如此，则经理无处不明。故在字义的训释方面，均引用群经作为例证。共全为九部：一曰数；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动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杂；九曰疑。《四库全书总目》说：“尺变《说文》之部分，实自侗始。”戴氏对某些字之本义、假借字的训释非常精当，如谓前人以“令长”为假借，不知二字皆从本义而生，非由外假。又如“韦”字本为“韦背”，借为：韦革”之“韦”；“豆”本为“组豆”，借为“豆麦”之“豆”。凡义无所因附，特借其声者，然后谓之假借。诸如此类，皆颇有考辨。但因戴氏对金文研究不够，对所引古经又缺乏审辨，因而亦有不少失误之处特别是书中文字皆从钟鼎文，其注既用隶书，又皆改从篆体，颇显非今非古，不利于书的流传与阅读。至于其以镑、钟、□、锯、尿、屎等字的世俗字为钟鼎文，则尤显不类。如此，则为此书一大瑕疵，参考时应予注意。综合而言，戴氏能苦心考据，亦多有所得，对六书理论亦有进一步的发挥，对研究我国古代的经籍、经义仍具有可鉴之资。今尚存万历间（１５７３一１６１９）刻本，十分珍善，入清，主要版本有《四库全书》本，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刻本等。
龙川文集
〖龙川文集〗三十卷。宋陈亮（１１４３－１１９４）撰。亮为南宋著名思想家，学者称“龙川先生”，故以之名集。此书是陈亮一生著述的总汇，卒后不久由其子陈沈编辑而成，《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均著录四十卷，题《龙川集》；叶适为此书序亦称四十卷，故《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今本三十卷，“盖流传既久，已多佚缺，非当时旧帙”。所以，今本已属残本，所幸散佚不多，仍是研究陈亮自成一家的儒学思想的最基本材料。在此书的有关文献中，陈亮阐述了自己的宇宙观，他沿用了“有太极而后有阴阳，故《易》以阴阳而明理；有阴阳而后有五行，故《洪范》以五行而明治道“的旧说，“提出了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的命题；在道、易、理、象、数、器的关系上，陈亮认为“《易》有理有数，数出于理者也。得其理足以知百世之变；明其数，足以计将来之事”；在天人关系上，在《与未元晦秘书》中指出：“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非天地常独运而人为有息也。人不立，则天地不能以独运，舍天地则无以为道矣。夫‘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者’，非谓其舍人而为道也。若谓道之存亡非人所能与，则舍人可以为道，而释氏之言不诬矣！”由于陈亮没有作更多的论述，他的宇宙观就难免予不清晰，大概而言，当以唯物主义为主，其间亦时有唯心主义的论述。陈亮提倡注重事业功利有补国计民生的“事功之学”，指摘理学家只讲主观动机而空谈“道德性命”；“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他尖锐地批判了道学家“人欲”与“天理”不相容，“三代以前无利欲”的观点，指出人心从来都不是“一团纯净的天理”，“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在《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中，他坚决肯定了“天理、人欲可以并行”。在与朱熹辩论“王霸”的七封书信中，陈亮不同意朱熹的历史退化论，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进化论观点，对朱子的“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及三代以下“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观点，陈亮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天理与人欲本不可分，适于人欲，人欲适度，就是天理。因此，三代并不是完全行天理，汉唐亦不是完全行人欲；他认为一世有一世之人、一世之事，历史的发展没有停止，治世之道也就没有停止，“天地面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牵补度日，则半死半活之虫也，道于何处而常不息哉？”朱子认为，他们的“道统”维护者仅有孔子、孟子、程子及他自己等少数儒者。他们的著述是“古今秘宝”，学问是“绝学”；对此，陈亮给予了辛辣的批判，指出“天地清明，赫日长在”，“后世英雄豪杰之尤者，眼光如黑漆”，“仰营信眉。何处不是光明”？假如世上全是盲人，你们少数几个空谈“儒者”不抱残守缺，无术加以点化，则所谓的“秘宝”、“绝学？”还有何用？“这些好说话且与留着妆景足矣！”陈亮反对与金人议和，力主复仇雪耻，收复中原，他批判了腐儒们安坐不动的观点，指出“风不动则求人，蛇不动则不行，龙不动则不能变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也。”他主张对金人用兵，但不主张盲目行动。强调要认清形势、“当理而后进，审势而后动，有所不为，为无不成，是以英雄之主常无敌于天下”，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知行论。在教育思想上，陈亮反对培养所谓“儒”的主张，而主张培养“人”，具有“当得世界轻重有无”的“人”，并称其为“成人”；他批评了当时的教育只注重文法，不重事功，所培养出的人才，不懂事功，只知空谈，不能应付艰难变故；而力主学艺能，学事功。陈亮尝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许，在《上孝宗书》中，他赞成变法，但反对不利于富民商贾的措施，认为“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陈亮善长政论，故为文才辨纵横。不可勒控，并皆切诺于要害。他是宋代浙东学派中永康学派的代表，故此文集堪称永康学派学说的集大成著作，为研究陈亮思想、永康之学的学术思想体系，与其他学派的关系及其渊源、发展等许多重要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第－手材料：有明化成代年间刻本，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副本；清代有《四库全书》本，《金华丛书》本；民国间有《四部备要》本；１９７４年中华书局标点本，题《陈亮集》。诸本中，成化本最早，但不善，有缺漏；《金华丛书》本可称善本；中华华书局本虽校补了一些内容。但《前言》受当时“儒法斗争”影响，有事实错误，使用时应予充分注意。
鲁斋遗书
〖鲁斋遗书〗八卷，《附录》二卷。元许衡（１２０９－１２８１）撰。衡号鲁漏，故以名集。许衡一生既是元代大儒，又一直高官在身，“道学君子”位居相位者，许衡为古今唯一的一人。此编是他一生著述的汇总，由其七世孙婿郝亚卿初辑，河内教谕宰廷俊继成，何塘为之序，嘉靖四年（１５２５）山阴萧鸣风校刊于开封。鸣风序曰，初名《鲁斋全书》，但因先生之书，尚有散佚，不敢称“全”，遂终以“遗书”为名。－旨二卷为《语录》，第二卷为《小学大义直说》、《大学要略》、《大学直解》，第四卷分上、下，上为《中庸直解》，下为《读易私言》、《读文献公揲蓍说》及《阴阳消长》一篇，第五卷为奏疏，第六卷分上、下，－亡为杂著，百为书状，第七卷、八卷为诗乐府；《附录》二卷为像□诰敕之类及后人题识之文。书中全面反映了许衡的儒学思想。他认为，“太极之前，此道独立。道生太极，函三为一，一气既分，天地定位。万物之灵，惟人为贵”，也即在未有太极之前，道已独立存在，道生出了太极；宇宙的本原是道，道生太极，则太极是理，理生一气，一气分阴阳，判为天地；有了天地，就有了人和万物；人是万物之灵，承天履地。显然，许衡的宇宙观是在承袭朱熹的陈言，是道地的客观唯心主义。在《语录》中，他谈到了、“理”与“天”与“物”的关系，他说：“事物必有理，未有天理之物，两件不可离。无物，则理何所寓？”，“虽浅近事物，亦必有形而上者”，“物必有理”和“无物则理何所寓”的说法显然具有唯物主义因素；但在阐述理出于天，还是天出于理时，他却回答“天即理也”，“有则一时有，本无先后”，则又明显滑到了唯心主义；同时，许衡的这一思想又与陆九渊的心学挂上了钩，他自问自答曰：“人与天地同，是甚底同？”“人不过有六尺之躯，其大处同处，指心也。谓心与天地一般。”这和陆九渊的说法－样，把心能反映天地说成了心就是天地。许衡与他的前辈－样，把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看作自然秩序，在《语录》中他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贵贱位矣。在上者必尊之，然后事可得而理。为君长，敬天地、祖宗、鬼神；为百执事，敬事君长；此不易之理也。舍此便逆，便不顺”；他再三强调三纲五常是社会生活的根本，自古及今，天下国家惟有个三纲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则君臣备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则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妇知妇道，则夫妇备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则他事皆可为之。此或不正，则其变故有不可测知者，又奚暇他为也？”在许衡看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天定的“不易之理”。对于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治一乱，许衡用所谓“天人交胜”的原理来加以解释，认为天与人无时不是统一的；在《与窦先生》书中，他又在天与人之外，提出了“命”这一范畴，指出“析丽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时也；时之所向，势也。”，认为“命”是最高范畴，它既决定人，也决定“天”，“命”也就是“时势”；他说“理”是事物的“反以然”和“所当然”，前者叫“命”后者叫“义”，都是人们“穷理”的对象。许衡认为元朝的统治者应该继续继承孔孟道统，在上忽必烈的《时务五事》中，认为“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时以长久”，“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也”：他推销的“汉法”则是儒家传统的“仁义”、“王道”、“德政”，指出得天下之道是“爱与公”，提醒蒙古皇帝“为人君，止于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针对蒙古贵族统治下人分四等的政策，他告诫统治者应该做到“天下一家，一视同仁”，如此，才能达到君民之间的稳定，以利于长治久安。在天理与人欲的问题上，许衡基本上重复宋儒的陈言，但措词与解释稍有不同，他认为性是天赋，得自天命，提出“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的命题，把性分作“本然之性”和“气禀之性”，也就是宋儒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在二性关系上，他的解释比宋儒还要极端；认为养性的工夫一是存养，二是省察，所谓“存养”，就是“存天理之本然”，“执之不使变迁”，就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将去”，“不是将人心上原无的强去安排与他”；所谓“省察”，就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者，一念方动之时也。一念方动，非善即恶，恶是气禀人欲，即遏之不使滋长”。综合而言，许衡对程朱理学没有更多、更新的贡献，但却使程朱理学的余泽延续至有元一代，而许衡平生之议论宗旨，则全赖此编以存。明正德刊本作七卷，正德十三年（１５１８）刊本作十卷，万历刊本作十一卷；清有《四库全书》本，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怀庆刊本作十四卷。
陆桴亭先生遗书
〖陆桴亭先生遗书〗清陆世仪（１６１１－１６７２）撰。唐受祺辑。世仪为明清之际理学家，曾从刘宗周问学，与陆陇其并称“二陆”。其学恪守程朱，以“居敬穷理”为主，－生著述很多，据载有五十余种。清初理学名家如陆陇其、张履样等人的著作均得到陆续刊行，独世仪之书多散落。有感于此，受祺乃遍访陆氏遗书，得张伯行正谊堂刊本《陆桴亭先生文集》五卷，《思辨录辑要》三十五卷，从叶涵溪得《桴亭先生诗文钞》十四卷，又得州、石山房丛书》中所刊《论学酬答》四卷、抄本《志学录》一卷，又得邵氏所辑《娄东杂著》中有陆世仪杂著八种，从同里钱氏得苏州坊刻本《治乡三约》、《制科议》、《家祭礼》三种，于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编为《桴亭先生遗书》十六种刊行。次年又于同里叶氏抄得《虚斋格致传补注》一卷、《八阵发明》无卷数、《甲申臆议》一卷、《常平权法》一卷，又从《淮云问答》中辑世仪序言、张伯行刊《诸儒讲义》中辑世仪讲义十二首，编为《淮云问答》一卷、《四书讲义存》一卷，加上前十六种，共二十二种，于光绪二十六年续编成书刊行。而《思辨录辑要》末刊入，故实际止刊二十一种。宣统三年始刊《思辨录辑要》成，与《桴亭先生遗书》并行。此书所收世仪经子方面的著述除《思辨录辑要》外，《文集》六卷第一卷为讲义，包括《乾卦讲义》、《论语首章讲义》、《太极图说讲义》、《西铭讲义》、《高顾两公语录大旨》等五篇，第二卷书，包括《答杨亮闻论居敬穷理学》等，第三卷序包括《性理存要序》等涉及理学内容。《论学酬答》四卷、《志学录》一卷、《性善图说》上卷、《虚斋格致传补注》一卷、《四书讲义辑存》一卷、《淮云问答辑存》一卷都是反映世仪理学思想的语录或专著，世仪经学著作所存者基本备于此书。前附世仪《年谱》、《行状》，可供参考。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秦吕不韦（？－前２３５）等撰。吕不韦，河南淄阳人，原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人，助秦公子子楚即位为庄袭王，受任为相，封文信侯；秦始皇即位，尊为仲父，专断朝政，始皇新政，因罪罢相，流放今四川，途中忧惧自杀。曾使门客各著所闻，集成此书，遂称《吕氏春秋》，亦称《吕览》。《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类，《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仍《汉志》所注，列为“杂家”，自此以后，此书一直被目为家代表作品。《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不韦固小人，而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典与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论音则引《乐记》，论铸剑则引《考工记》，虽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案。所引庄、列之言，皆不取放诞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纵横之术、刑名之说，一无及焉，其持论颇为不苟”。高诱《吕氏春秋序》亦曾言：“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坷、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全书二十六卷中共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一百六十篇，各篇的主要思想及内容，清人汪中《述学吕氏春秋附考》曾指出：“《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有之。故《劝学》、《尊师》、《诬徒》、《善学》四篇，皆教学之方，与《学记》表里；《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制乐》，皆论乐，凡此诸篇，则六艺之遗文也；《十二纪》发明明堂礼，则明堂阴阳之学也；《贵生》、《情欲》、《尽数》、《审分》、《君守》五篇，尚清静养生之术，则道家流也；《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述》、《决胜》、《爱士》八篇。皆论兵，则兵权谋，形势二家也；《上农》、《任地》、《辨土》三篇，皆农桑树艺之事，则农家者流也；其有抵牾者：《振乱》、《禁塞》、《大乐》各三篇，以墨子《非攻》、《救守》及《非乐》为过。而《当染篇》全取墨子，《应言篇》司马喜事，则深重墨氏之学。”汪氏所论，已被古今研究者所肯定。此书本身的思想价值有限，只不过是秦朝统一的思想的一种反映，但它在先秦哲学史史料中却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书中保存了已佚失的先秦各家的部分史料。如其中反映制乐的史料，便是研究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宝贵参考资料。书成以后，历代为其作注者很多，最早为高诱所注，其注本收入《四部丛刊》及１９５８年中华书局重印《诸子集成》中；校本亦很多，最佳者为清毕沅校本，人《二十五子汇函》、《子书二十八种》及《子书四十八种》等丛书内；今本中以１９５５年文学古籍刊行社铅印高诱注、许维□集释之《吕氏春秋集释》及１９８４年学林出版社铅印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为佳。
吕氏家塾读诗记
〖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宋吕祖谦（１１３７－１１８１）撰。祖谦为宋代名儒，其生平事迹，详见《古周易》。是编为作者论说《诗经》之作。祖谦与朱熹交往最契，二人为密友，初期说解《诗经》的观点亦颇为一致，为说立论都本于毛传；后来，朱熹观点发生变化，而改从郑樵之说，对毛传为首的汉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但祖谦却仍守其说而不改，此书中凡所谓“朱氏曰”者，即所采用朱熹撰《诗集传》初稿之说也。朱熹为此书作序，并称自己早年的浅陋之说，为祖谦误取而用，去时既久，自感其说有所未安，或不兔有所更定。祖谦反不能不置疑于其间，故自己深感不解，正想向祖谦阐释自己观点发生变化的原因及理由时，不想祖谦已下世云云，反映了祖谦与朱熹后期思想观点的分歧。书中说解除宗于毛传外，又博采诸家之说，存其名氏，先列训诂，后陈文义，剪裁贯穿甚为有体，如出一人之手，有所发明，则别出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曰：“《诗》学之详正，未有逾于此书者。”魏了翁后序亦云，是书“能民明诗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旨”。宋儒对待毛传、郑笺，分作二派，多数为攻，少数为宗，此书即属宗毛传、郑笺一派的代表性著作，尤其是书中保存了较多朱熹早期研究《诗经》的观点，对研究朱熹早期理学思想及宋代《诗经》流派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直斋书录解题》载，此书自《公刘》以下编纂已备，而条例未竟，学者惜之。现存本为陆□所重刊，陆氏于重刊序中言，与友人处得此书，凡二十二卷，《公刘》以后为其门人续成。但《直斋书录解题》与《宋史·艺文志》却并题三十二卷，则当时之本已如此，陆氏所言，盖为误记。传本有《四库全书》本，清嘉庆刻本及《墨海金壶》丛书本等。
律吕新论
〖律吕新论〗二卷。清江永（１６８１一１７６２）撰。论乐专著。江氏精于乐律，著有《律吕阐微》。此书分上下二卷，上卷首论宋蔡元定《律吕新书》，谓蔡书犹有未尽善处，读朱熹《琴律说》，见其言管弦同理，而蔡书以管定律，未以琴相参证，又受《汉书·律历志》启发。认为不应泥于古人三分损益成法，于是详加考证，算周□以求黄钟之积分，推琴微以求声律之数度，考古人转弦换调之法，访俗乐工、尺、上、四之记，乃知音律别有精微，亦别有法度，不可偏信蔡氏一家言，前后积二十余年而撰成此书。次论五声、黄钟之富、黄钟之长、黄钟之积、十二律、三分损益、二变声、变律；下卷首论琴，次论四清声、旋宫、乐调、造律、侯气、律吕余论，不取古人以管定律的传统方法，采用以琴音定律的方法，为以弦求声之始。管音、弦音之生声取律微有不合，故不免有所牵合。但其论“黄钟之积”以及“宋儒算术之误”、“律生于历”等条，皆能自出新意。又其定黄钟之宫，据蔡邕《月令章句》以校《吕氏春秋》之讹误。并纠《汉书·律历志》删削之误，辨损益相生认为均匀截管，则不致往而不反，皆能发前人所未发。律历皆由算积，江永深于算法，故于律度能推其微妙，得其正旨，成－家之言。江氏此书与另著《律吕阐微》均为清代乐律学力作，被收入《四库全书》。又有《守山阁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律吕新书
〖律吕新书〗宋蔡元定（１１３５一１１９８）撰。元定字季通，世称西山先生，福建建阳人，幼从其父蔡发学，及长以朱熹为师，被朱视为讲友，极重之；庆元二年（１１９６），沈继祖等上疏攻击朱熹，并及元定，被贬流道州，卒谥“文节”，一生博及群书，穷究义理，教人以“性”与“天道”为先，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易传》、《诗传》、《通鉴纲目》，皆与之往复参订，自己著《皇极经世》、《洪范解》、《西山公集》等书。元定除精研群书外，对儒学中的礼乐之学亦颇有所得，选诣极深，朱熹称赞元定曰：其律书法度甚精，近世诸儒皆莫能及；季通理会乐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许多书云云。及其为此书作序，又曰：黄钟围径之数，则汉斛之积分可考；寸以九分为法，则淮南太史小司马之说可推；“五声”、“二变”之数，变律半声之例，则杜佑之《通典》具焉；变宫、变徵之不得为调，则孔氏之《礼》疏固亦可见；至于先求声气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出尤所谓卓然者，而亦班班杂见于两汉之制、蔡邕之说，与夫国朝《会要》以及程子、张子之言。由此之言，可知此书实际上出于朱、蔡师徒两人之手，故朱子独见许如此。二卷中，一为律吕本原，共十三篇：黄钟第一，黄钟之实第二，黄钟生十一律第三，十二律之实第四，变律第五，律生五声图第六，变声第七，八十四声图第八，六十四调图第九，候气第十。审度第十一，嘉量第十二，谨权衡第十三。一为律吕征辨，凡十篇：造律第一，律长短围径之数第二，黄钟之实第三，三分损益上下相生第四，和声第五，五声大小之次第六，变宫，变徵第七，六十调第八，候气第九，度量权衡第十。无定之说，多截竹以拟就黄钟之管，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其围径如黄钟之法。更迭以吹，则中声可得；浅深以列，则中气可验，所以截管之法则必须本于候气。《四库全书总目》对元定诸说多有驳难，如谓候气之说最为荒渺；以圆田术起算黄钟积实，失之太大；黄钟六变，律不与本均之声相应，而不知当用清声；二变不可以为调，而不知二变之调具足五音。纵观全书，元定对五声、黄钟之宫、黄钟之长、黄钟之积、十二律，三分损益、二变声等古乐学原理作了系统分析与阐述，间或有所失当，亦在所难免，并不可求全责备。此书为奠定我国古代乐学理论贡献颇多，如元定倾力探讨了音律中的旋宫问题，首次提出了十八律的理论，用以解决古代十二律旋宫后的音程关系与黄钟宫调不尽相同的问题。这一理论，又被称作蔡氏律，对南宋以后乐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传本主要有《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经苑》本；另外，明韩邦奇《苑洛志乐》全载此书，加以注释，清乾隆中罗登又撰此书《笺义》，颇利于览读与研究。
论衡
〖论衡〗三十卷。汉王充（２７－约１００）撰。王充是我国东汉时期的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浙江上虞人，曾受学于班彪。他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几尽毕生精力，历时三十余年，撰成此编。全书共分八十五篇，其中第二卷第八篇《率性》，第三卷第十三篇《本性》，第九卷第二十八篇《问孔》，第十卷第三十篇《刺孟》，是对儒家思想及孔子、孟子、荀子的批判；而第十二卷第三十六篇《谢短》，第二十九卷第八十三篇《案书》，则是对汉代儒生的批判。自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以经学形式取得了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统治地位，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认为凡圣贤所言皆无非。王充以大胆的批判精神，向孔孟之学提出了勇敢的挑战。在《问孔》中，对孔子言论中上下前后相互矛盾、违背者进行了揭露，并归纳成问难十六条。例如孔子既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而自己又周游各国以应聘，游说诸侯，以求富贵，这岂不言行相违！又如子路对孔子朝见卫灵公夫人南子表示不满，孔子指天为誓，说自己如做了卑鄙之事，就让老天爷来惩罚我。王充揭露说，孔子不引实事来起誓，不云雷击杀我，水火烧溺我，墙屋压埋我，却硬以本不存在的上天惩罚为誓言，认为孔子以“事非实”之誓言欺骗不了“知事之实”的普通．人。最后指出：“孔子之言无定趋也。言无定趋，则行无常务矣。”在《刺孟》篇，王充把孟子视为“俗儒”，批判了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论断，指出自西周至孟子已过七百年，尚不见有兴起王者；揭露孟子满怀“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本是野心。《本性》篇中，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说，亦批驳了荀子的性恶说，认为人性的善与恶，乃后天逐渐造就成。正如练丝一样，用蓝色去染，即为青丝；用红色去染，则为赤丝，人性亦全如此。上述诸篇，论证精审，逻辑严密，在历史上，对于批判孔学，解放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论衡》的版本较多，主要有明代嘉靖中吴郡苏氏通津草堂刻本，《四部备要》本等。诸多注解本、节选本中最好的版本是１９５７年古籍出版社出版刘盼遂《论衡集解》本及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黄辉《论衡校释》本。
论孟精义
〖论孟精义〗三十四卷。宋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撰。朱子生平，详见《周易本义》。朱子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认为《论渤、《孟子》为儒家重要经典，为“学者所以求道之至要”，除撰成《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外，于乾道八年（１１７２）撰成此书，时年朱子四十三岁，在其有关《论语》、《孟子》的著作中，此书成书时间最早。前有自序，旨在发明程子学说，谓：“宋兴百年，河洛之间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后斯道之传有继，其于孔子、孟氏之心盖异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发明二书之说，言虽近而索之无穷，指虽远而操之有要，使夫读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进于此者而得之。其所以兴起斯文，开悟后学可谓至矣。”正文凡《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又各有《纲领》一篇，不入卷数；取程颢、程颐、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周孚先等十二家有关《沦语》、《孟子》之说，荟萃条疏，附列于二书原文之后。《四库全书总目》说：“朱子初集是书，盖本程氏之学以发挥经旨；其后采摄菁华，撰成《集注》；中间异同疑似，当加剖析者。又别著之于《或问》。”如此，则此书为朱子研究《四书》的初笔，是其撰写《集注》与《或问》的基础。书中虽并列十二家之说，但却以发挥程颐思想为主旨，用以阐明《论语》、《孟子》在义理之学中的重要地位。朱子自己非常看重此书。认为读《论语》须将此书看，书中所戴诸先生语须是熟读，一一记于心里，时时将来玩味，久久自然理会。书成以后，刻版于豫章郡，更名为《论孟要义》；后又经朱子补修，复称《精义》之名。有《朱子遗书》本，公善堂刻本及《四库全书》本传世。
论语笔解
〖论语笔解〗二卷。旧题唐韩愈（７６８－８２４）、李翱（７７２－８４１）合撰。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早孤，刻苦自学，贞元进士，任监察御史，贬阳山令，转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因谏宪宗不可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后官至吏部侍郎，卒谥文，世称韩文公，为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为宋代唯心主义理学的先驱，著述甚丰，主要有《论语注》、《孟子注》、《原道》、《原性》及《昌黎先生集》等。翱字习之，成纪（今甘肃秦安）人，一说赵郡人，贞元进士，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一生追随韩愈，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哲学思想受佛教影响，卒谥文，著《复性书》、《来南录》及《李文公集》等书。韩愈曾为《论语》作注，成《论语注》十卷，其注释时，先于卷端有所记录，李翱亦间或与其讨论，并附书其间。《论语注》书成，稿本遂为人所得，采摘《论语注》中的不载者，别录为二卷刊行。即如同程颐有《易传》，而《遗书》之中又别有论《易》诸条一样。书中所注，以“韩曰”、“李曰”为别，大体以韩说为本，李说为辅，其说解时出新意，每每为前儒所未及。如释“宰予昼寝”，前儒多以为宰予白天在屋睡觉；韩氏却认为，“昼”应读作胡卦反，并认为作“画”字，“昼”乃“画”字之伪（繁体昼为□，画为□），如是，则应为“宰予画寝”。诸如此类，皆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从一定方面反映了唐儒对《论语》一书的研究水平。传本较多，主要有《续百川学海》本，天一阁刊本，《唐宋丛书》本，《墨海金壶》本，《古经解汇函》本等等。
论语补疏
〖论语补疏〗二卷，清焦循（１７６３一１８２０）撰。焦氏作补疏者有《周易》《尚书》《毛诗》《左传》《礼记》等，合为《六经补疏》，是书为其中之一种，并经阮元刻入《皇清经解》。是书名“补疏”，者，乃邢□昆《论语注疏》之未备也。焦氏以为，《论语》一书，阐发伏羲、文王、周公之旨，其文简奥，惟《孟子》阐发最为详畅，后代注本，邢注较为博贯，然邢注间有疏略未备，故“参伍错综，引申触类”，名曰“补”，实大都阐发己意者为多，且尽致发挥。其驳正补注邢疏者，虽有可采称允之处，而精到处不多，在诸补疏中非为上乘之作，然其发明己意之处，能阐论其人伦道德、政治思想，给人以启发思考。有《焦氏丛书》本，《皇清经解》本。
论语古注集笺
〖论语古注集笺〗二十卷，清潘维城撰。维城字朗如，江苏吴县人。是书以《沦语》二十篇，篇各为一卷。每章有“注”有“笺”。注者，多引汉魏古注，井标注出处。笺：者－，多引清儒之说，也为有体制其能广辑古注佚文，博采近儒之说，汇集颇富，然少有发明，于诸家之异解也少有辨正。如卷一《学而篇》“传不习：乎”［注］引“郑曰：《鲁读》传为专”，［笺］引“宋翔凤《论语发微》曰：孔子为曾子陈孝道而有《孝经》。《孝经》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则曾予以《孝经》专门名其家，故《鲁论》读传为专”。“传”何以为“专”，一无辨说，仅引录而已，而徐养原《论语鲁读考》于此之辨颇详。由此，可见其考订之工也不足。有《皇清经解续编》中。
论语稽求篇
〖论语稽求篇〗七卷，清毛奇龄（１６２３一１７１３）撰。奇龄字大可，一字齐于，号初晴、西河，浙江萧山人。著名经学家，著述甚丰。是书专为驳斥朱熹《章句》而作，凡九十一条。其自叙说：“《论语稽求篇》者，予归田后复读《论语》之所作也”，“今之习《论语》者，未尝于新旧两注有所窥见，一遇引经辄墨守《章句》，以为功令所在，不可逾越，是徒以一时肄业之故，而反欲废千圣百王之所学，不可也”，“因辑《鲁论》所记者汇为七卷，名曰稽求，将欲藉考稽以求夫义类之真是者”。旁征博引，资料极为宏富。于礼仪、军制、方名、象数、文体、词例，无不反复深究推勘，以证朱熹注之讹，申己义之确。如驳朱注“‘学之为效’，从来无此解”；“‘今第以养为能事’，若论养匪特子能之，即犬马皆能之也”，“此何晏邪说之最不通者，不知朱子《集注》何以反遵何说而屏古说不一及，真不可解”。奇龄淹贯群书，自负在经学，论证引据多精确，不仅仅囿于文句之诠释。但他恃学善辨，周中学《郑堂读书记》评是书也“有强生枝节者，有半是半非者，有全然无理者”。有《西河全集》本，《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
论语集说
〖论语集说〗十卷。宋蔡节撰。节为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南宋学者蔡幼学之次子，曾官朝散郎，试太府卿兼枢密副都承旨。此书撰成于淳佑五年（１２４５），其体例为：全用一家之说者，则独书其姓名；凡参用一两家者，则各注本语之下；杂用众说者，则叠书姓名于末；润色以己意者，则标曰本某氏。凡所用诸说均谓之为“集”；如别附己说于后，则曰“节”。以节自为说者，谓之曰“释”；属互相发明之说，则夹注于下。其推阐旁意之说，则低一字书写。当时朱子之说已行于天下，此书大旨乃率从朱子《论语集注》，但亦有数条与朱子之说迥不相谋。如解“贤贤易色”，谓圣人之贤为之改容更貌；“攻乎异端”一条，释“攻”为攻击，“害”为反贻吾道之害；“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一条，谓知鲁之僭□则名正，名正则天下不难治；“无所取材”一条，认为应作“无所取桴材”；“不有祝□之佞”等三句，认为美色尚不足以免祸，惟赖口才可免；“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谓韶本揖逊之乐，今乃至于齐国；“五十以学《易》”，认为孔夫子是时年未达五十，故云“加年”；“互乡童子”一章，不作错简处理；“不至于谷”一条，谓三年不能至于善，则所学已难有所得；“没阶趋进”一句，认为“进”似应作“退”；“虽蔬食菜羹瓜祭”一条，主张“瓜”为如字，而“祭”字则属下句；“三嗅而作”一句，认为“嗅”疑作“叹”；“冉有退朝”一条，谓朝指从季氏至鲁君之朝；“不恒其德”一节，谓别为一章；“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一句，主张此为子路之语；“有马者借人乘之”，谓此即史之缺文；“齐景公有马千驷”章，认为应连上段为一章；“太师挚适齐”一章，谓鲁君荒于女乐，故乐官散去。按上述诸解，部分观点源于郑汝谐《论语意原》，而绝大部分为作者的创见。其中除“太师挚适齐”一章的说解较朱子高明外，余说皆不免稍显牵强，但却反映了作者不唯权威，在具体问题上敢于申明自己观点的治经态度。除上述诸条外，余皆本于朱子《集注》，拴释简明，词约理该，深得朱子理学之精髓，甚有补于《论语集注》的研究。以《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传世。
论语集注考证
〖论语集注考证〗十卷，附《孟子集注考证》七卷。宋金履祥（１２３２－１３０３）撰。履祥为南宋末年理学家，其生平事迹，详见《尚书表注》。此书后附自跋，对撰书缘起有所说明。其言曰古书之有注者，必有疏。《论孟考证》即是《集注》之疏。以有《纂疏》，故不名“疏”；而文义之详明者，亦不敢赘言，但用《经典释文》之例，表其疑难者疏之。全书对朱子未定之说，但折衷归一；对于事迹典故，考证甚多。《集注》以发明理道为主，对于事迹典故之类率从旧文，未及详考；故履祥拾遗补缺，以弥补其缺漏，对朱子之《集注》深为有功。其间与朱子之说亦稍有不同之处，如辨《论语注》公孙校云，案《左传》，当作“公叔发”，《集注》或为传写之误；辨《孟子注》许行神农之言。史迁所谓农家者流，认为《史记》六家无农家，《汉书·艺文志》九流之中乃有农家等等。如此之论，甚为典核，纠正了《集注》的舛误。至于辨公刘为后稷之曾孙一条，谓公刘避桀居豳，去后稷世远，公刘非其曾孙。不知古人凡远祖多称高祖，《左传》郯子称“我高祖少昊”是也。凡远孙多称曾孙，《左传》蒯聩称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是也。诸如此类，则朱子《集注》不误而履祥误也。全书旁引曲证，不苟异亦不苟同，较后儒胡炳文诸人拘墟回护，知有注而不知有经者高明远甚。履祥自称此书与朱子《集注》微有抵牾，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言）则殊不可训。夫经者古今之大常，理者天下之公义。议论之得失惟其言，不惟其人。使所补正者果是，虽他人亦不失为忠臣，使我补正者或非，虽弟子门人亦不免为谗贼。何以履祥则可，他人则必不可？”履祥此言，实际上反映了宋元之际儒学森严的门户之见；同时，亦反映了时儒对朱子之说，只认可其弟子门人修正，而不容许旁家别派置喙的封闭心态。所以，此书对研究宋末元初之儒学，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二书合为一帙，共为十七卷，前有许谦序，后又附吕迟刊书跋文。朱彝尊《经义考》引《一斋书目》，误注为二卷，并曰未见原书。有《四库全书》本及《金华丛书》本传世。
论语孔注辨伪
〖论语孔注辨伪〗二卷，清沈涛撰。涛原名尔政，字西雍，号匏庐，浙江嘉兴人。嘉庆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广西武缘知县。治学尚考订，嗜金石。著有《易音补遗渊说文古本考》及笔记、诗文集、诗话等多种。是书自序署时“道光辛已仲春”，知其书成约在道光六年。自《序》说：孔安国《论语传》，散见于何晏《集解》中，其也伪书。沈氏举五证以征其伪，似可信又称“郑学盛行，平叔思有以难郑，而恐人之不信之也，于是托西京博士阙里之裔孙，以欺天下”，以为何晏欲难郑玄，故伪托孔氏之名，则据不足。正文二卷，引何晏《集解》所引“孔曰”之文六十八条，博引古今诺家之文，力辨其伪，注重考订，不泛空言，也颇有可采。有《皇清经解续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论语类考
〖论语类考〗二十卷，明陈士元撰。陈士元事迹见《易象钩解》。此书为考证《论语》名物典故之作，分天象、时令、封国、地域、田则、官职、人物、礼仪、乐制、兵法、宫室、饮、车乘、冠服、器具、鸟兽、草木等十八门，每门列子目，共四百九十四子目，进行训解。自宋朱熹以后，解《四书》者（如真德秀等）多主干发明义理，元金屈祥始作《论语集注考证》，杜瑛撰《论语孟子旁通》，薛引年撰《四书引正》，詹道撰《四书篡笺》，始考究《四书典故》，以发明经义。杜、薛之书已失传，金、张、詹书尚有传本，三人皆笃信朱熹，金氏于朱熹《四书集注》之承用旧文、偶失驳正者，必一一辨析，张氏、詹氏则皆讳而不言。陈氏此书大旨遵金氏之例，不苟同于朱熹《四书集注》，每条必先列旧说，而搜讨诸书，互相参订，加“元案”二字以别之。凡陈氏认为有杜撰、浮谈之类，均加纠正，较明代诸家同类之书有根柢，薛应□《四书人物考》亦不及此书之精。有明嘉靖年刻本、《四库全书》本、《湖海楼丛书》本、《湖北丛书》本等版本。
论语鲁读考
〖论语鲁读考〗一卷，清徐养原撰。养原字新田，号饴庵，浙江德清人。嘉庆副贡。治学精于礼，墨守郑玄又多有发明。又通文字古音、历算、舆地、氏族之学。阮元抚浙，延校《仪礼》。不仕而卒，著有《周官故书考》《仪礼古今文异同》《顽石庐经说》等。汉初，流传有《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三个本子，《汉书艺文志》著录“《鲁论语从二十篇》《传》十九篇。“何晏《集解》序说：“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包氏、周氏《章句》出焉。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陆氏《释文》曰：“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养原以为：“郑玄所据《张侯论》，《张侯论》不纯乎《鲁》，而言‘鲁读’者以《鲁》为主故也，所读正五十事，见于《释文》者二十三事而已，皆从《古》者也，其从《齐》者当有二十七事，而《释文》不载，何邪？岂陆氏时郑《注》已多佚脱，‘鲁读’或尚有之，而‘齐读尽缺邪？新《论》言古《论》文异者四百余字，则郑（玄）之从古亦仅矣”。是书成约在道光三年，辑录何晏《集解》、陆德明《经典释文》所载《鲁读》，考其异同，附以《石经》残碑如《学而篇》“传不习乎”，《鲁读》“传”为”专”，养原从古，以“专”不误，并引《说文》《左传》《玉藻》、徐广《车服仪制》和《蜀志》详为疏证，否定“专”为“传”省文之说，以为二者并非同字。辑录考订《鲁读》与今传本《论语》异同者二十五条，也为研究《论语》之一助也。有《皇清经解续编》本，《湖州丛书》本。
论语骈枝
〖论语骈枝〗一卷，刘台拱（１７５１一１８０５）撰。台拱字端临，一字江岭，江苏宝座人。乾隆中举人，官丹阳县训导。其学与阎若璩相伯仲，自天文、音律、文字音韵无不贯通，不为考证而考证，亦不空言义理。于汉、宋诸儒之说，不专主一家，惟求其是。以《论语》《三礼》为孔子微言大义所在，用力尤深，能发前人所未发，著有《汉学拾遗》《经传小记》等。是书旨在《论语》经说，推广郑玄所注；驳正孔安国注，疑其出于魏人假托。书中首先发明《论语》辞句之义，进而阐述孔子意旨，指摘何晏《集解》及皇侃、邢□二家疏之不明确；或辨证字音，或发明礼仪；或点明《论语》－书之体例、语势，或证明《孟子》之误，或驳众说以阐发己意，特推崇郑玄之注。全书论辨不多，凡十五条，持论多精核。台拱本家传程、朱之学，而书中之首条，论辨《学而篇》“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句说：“朱注不用《尔雅》，而创已精益精之说，推是义不过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比例虽切，而于圣人之意初无所引伸，何足发告往知来之叹，《尔雅》旧义恐不可复易。”此虽匡正未熹之庄说，不偏执家法之言，然能平心易气言之，足征学人之修养。又如论辨《八佾篇》《关雎》乐丽不淫，哀而不伤”又以郑《注》及《毛诗》篇义皆难通，而持论说：“《诗》有《关雎》，《乐》亦有《关雎》，此章特据《乐》言之也。古之乐章皆三篇为－。《传》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鸣》之三。《记》曰：‘《宵雅》肄三”’。《乡饮酒义》：‘工八升歌三终，声入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盖乐章之通例如此。《国语》曰：‘《文王》《大明》《绵》，两君相见之乐也’。《左传》但曰：‘《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不言《大明》《绵》。《仪礼》‘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而孔子但言‘《关雌》之乱’，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此论《论语》之体例，详征博引，论说精当，足见其书之价值。有《刘端临先生遗书》本，《广雅书局丛书》本。
论语全解
〖论语全解〗十卷。宋陈祥道撰。祥道为北宋经学家，一生长于三礼之学，曾师从王安石，其生平事迹，详见《礼书》。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王安石撰《论语注》，其子王滂作《口义》，其徒陈祥道则作《全解》。绍圣以后皆行于场屋，均为当时所重。又引他人之言曰，此书本为邹浩所著，而托名于祥道。但《宋史·艺文志》却别有邹氏《论语解义》十卷，则邹氏所著原本自为一书，与祥道所作无涉，故托名之说纯属误谈，实则并无其事。书前有祥道自序，首题门人章粹校勘；而每卷皆标出“重广陈用之真本八经论语全解”。陈氏治经，以三礼之学见长，所撰《礼书》一百余卷，多得世人好评，咸称其精博。故其诠释《论语》，亦于礼制方面最为明晰。如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章，则引《乡饮酒》之义给予阐明；解“师冕见”章，则引《礼》待瞽者如老者之义以明之。所引虽未必尽合经义，而旁引证，颇为有见。又如“臧文仲居蔡”章，则云冀多良马称骥，沪水之黑称卢，蔡出宝龟称蔡。于“关雎之乱”章，则云治污谓之污，治弊谓之弊，治荒谓之荒，治乱谓之乱。诸如此类，皆能创立别解；而连类引申，亦多有补于考证。因陈氏师事王安石，其师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陈亦多所承继，故此书中每每夹杂老、庄思想，特别是《庄子》之文，往往用其作证佐，反映了王安石所倡导的新学学派注释儒家经典的特点。振绮堂抄本题《论语全解义》，此外，尚有《四库全书》本。
论语商
〖论语商〗二卷，明周宗建（１５８２一１６２６）撰。周宗建字季侯，号来玉，江苏吴江人。万历十一年（１６１３）进士，由知县擢御史、巡抚湖广。此书为周氏授徒湖州时与诸生讲、商讨《论语》经义工作，故名《论语商》，实近于讲章体。周氏为学，颇近于禅，故此书解《论语》，亦偶出宗门语。但其解“素绚章”谓后人求深反浅，在当孔子、子夏不过随境触悟，非子夏欲抹煞礼，亦非孔子不重礼；讲“颜渊问为邦章”谓孔子略指大意，非只执定数件等，均为有识之论，足破历来牵强附会之玄解。故《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简要明通，足释训诂□□。有明万历四十五年（１６１７）刻本、《四库全书》本。
论语拾遗
〖论语拾遗〗一卷。宋苏辙（１０３９－１１１２）撰。辙为北宋著名学者，其生平事迹，详见《诗集传》。此书前有自序，称少年为《论语略解》，其兄苏轼谪居黄州时，撰《论语说》，取辙所解者十之二三。大观元年（１１０７），闲居颖川，与其孙籀等讲《论语》，因取兄说之未安者，重为此书。按苏轼《论语说》，《宋史·艺文志》作四卷，马端临《文献通考》作十卷，今已不见传本，故不详其始末，其详说更无从考索。辙此书所补凡二十七章，其以“思无邪”为无思、以“从心不窬矩”为无心，观点颇近于禅理；以“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为有爱而无恶，亦属冤亲平等之见；以“朝闻道，夕死可矣”为虽死而不乱，尤显去来自如之义。凡攻驳其兄说者三处：“请讨陈恒”一章，轼以为能克田氏则三桓不治而自服，孔子欲借此以张公堂；辙却以为，虽知其无益，而欲明君臣之义。“子见南子”及“齐人归女乐”二章，轼以为灵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辙却以为诸侯之如卫灵公者多，不可尽去，齐间孔子，鲁君大夫已受其饵，孔子不去则坐受其祸。“泰伯至德”一章，轼以为泰伯不居其名，故乱不作，鲁隐、宋宣取其名，是以皆被其祸；辙则以为鲁之祸始于摄，宋之祸成于好战，皆非让之过。其说较其兄说为允当。他如以刚毅木讷与巧言令色相证；以“六蔽”章之不好学与“入孝出弟”章之学文互勘，亦颇有所发明。此书对《论语》一书的说解，独成一家；籍其内容，尚可管窥其兄《论语说》之一鳞半爪，对研究宋代的《论语》之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传本有《两苏经解》本，《四库全书》本及《指海》本等。
论语述何
〖论语述何〗二卷，清刘逢禄（１７７６或１７７４一１８２９）撰。逢禄字申受，一字申甫，号思误居士，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嘉庆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官礼部主事。外祖父庄存与、从舅庄述祖并以经学名世，尽受其学，为常州学派奠基人。崇今文经学，反对琐屑考证，主张务求微言大义。著有《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尚书今古文集解》《左氏春秋考证》等。是书约成于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述何”者，追述何休也。书后有自叙称：《后汉书》称，何休精研六经，世儒莫及，作《春秋公羊解诂》，又注训《孝经》《论语》，“梁阮孝绪《七录》《隋书经籍志》，不载何注《孝经》《论语》之目，则其亡久矣。惟虞世南《北堂书钞》有何休《论语》一条，大类董生正谊；明道之旨”，“今追述何氏解诂之义，参以董子之说，拾遗补阙，冀以存其大凡。”今考何晏《论语集解·雍也》“女为君子儒”句，注有“君子为儒，将以明道，小人为儒，则矜其名”之语，皇侃《义疏》作“马融曰”，邢□《正义》作“孔子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裴□《集解》引作“何晏曰”，裴氏以其见于何晏《集解》，而《北堂书钞》误作“何休曰”。逢禄未能细读注疏，遂信《书钞》误作“何休”之言，其“述何”之据以失。然是书以《春秋》解《论语》，以求其与《春秋》相印合，如注《公冶长》篇中“老者安之，朋友情之，少者怀之”曰：“《春秋》于女叔见安老，于苟息见信友，于天子锡命见怀少。故志在春秋。”又如注“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曰：“《春秋》不书出奔者时，非执政且旋反国，故不录也。此类左氏不著，未可为善于事矣。”也足见逢禄之苦心，也不失为注《论语》以史相印之一法，宋翔凤《论语说义》、戴望《论语注》等，也相继效仿，遂成一时之见。然强为附会，似是而非者竟也不免，有《皇清经解》本，《蛰云雷斋丛书》。
论语说
〖论语说〗四卷，清程廷祚（１６９１－１７６７）撰。廷祚字启生，号绵庄，自号青溪居士，江苏上元（今属南京市）人。为理学家，读书极博，著述也多。从李□问学，治学出入于黄宗羲、顾炎武之间，而以颜元为主。此书为程氏阐释对《论语》之见解，基本从颜、李学派观点，“率天下以立人道”（自《序》）是廷祚思想的主旨，胡适在《清溪文集》附录《颜李学派的程廷祚》文中，评价此书是－部很平实的《论语》解，很平和地指驳朱熹注中的错误，很平和地陈说他自己的见解。“全书的宗旨只是要剥去宋儒的心性玄谈，使《论语》恢复成一部平平实实‘立人道’的书。例如第－章‘学而时习之’，朱注有‘明善而复其初’的玄谈，程只说‘古者学必有业，古所谓业，《诗》《书》《礼》《乐》而已’。又如‘子使漆雕开仕’一章，宋儒注－个‘斯’字，说是‘指此理’，又说什么‘心术之微’，积氏只依古注，说‘斯’指仕进之道。又如‘克己复礼’－章，宋儒解‘己’为‘身之私欲’，程只说‘视听言动，即己也’。”程氏在书中又提出”性无义理气质之分”，承认气性是性，后戴震论性也从这里出发。程氏在书中认为：天下之理、性命之理、穷理等，指的是文理、条理，没有指道之蕴奥以为理者，宋儒以理学自命，所以取《乐记》天理人欲之说以为本原。　有《金陵丛书乙集》本。
论语说义
〖论语说义〗十卷。清宋翔凤（１７７６一１８６０）撰。翔风以为《论语》是孔子“性与天道”之“微言”，如能“寻其条理，求其旨趣，而太平之治，素王之业备焉。自汉以来，诸家之说时合时离，不能画一”（自《序》）因综核古今。于道光二十年撰成是书（自《序》）。虽自称“综□古今”，然其受刘逢禄《论语述何》影响，多强引《春秋》公羊家之说。如《颜渊问为帮》一章，以为陈明堂之法，亦《春秋》之法又说：“《论语》言《易》《诗》《书》《礼》《乐》及史，而未尝言《春秋》，则《春秋》自孔子乃名之矣”，而《墨子·明鬼篇》下曰：“吾见百国春秋”，并历举《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又《国语·晋语》曰：“羊舌□习于《春秋》”，《楚语》曰：“教之《春秋》”，《左传》昭公二年传曰：“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皆在孔子作《春秋》前，《春秋》非自孔子乃名可知，翔凤言误。其说也多有发挥己意者，如卷七训解《子路篇》“樊迟请学稼”章；“此商治之道也。稼圃者井田之法，一夫百亩。所以为稼，五亩之宅所以为圃。樊欲以井田之法行于天下。”，“三代之制，封建、井田、学校三大端，春秋时候国斥大而封建坏，多兵车之会，而井田什一之法不行。樊迟议修井田以维封建，思见先王之籍，亦深图治之心，不知封建因乎时、井田因乎地隔阂之。故圣人已知贯乎古今、通乎遐迩不可易者，其学校乎？故学校兴，虽不井田不封建而一世治，学校废，虽行封建行井田而世愈乱。上无学则下无礼也，化民成俗必由学。三王四代惟其师好礼、好义、好信，皆学之所从书也。自汉以来，议法制者莫能行井田、封建，而学校之事，苟饬纲纪，必由此始，而后知圣人之论为世世通行者也。”此番所论，出乎先人所言之外，从典制上来解说论语，并借以进一步阐发其政治主张，给人以启发。有《皇清经解续编》　本。
论语学案
〖论语学案〗十卷，明刘宗周撰。为宗周讲学语录。宗周学出姚江，而能救正姚江之失。其讲学大旨以慎独为宗，故其解《论语》亦尊此旨。如其解《为正》谓“君子学以慎独，直从声嗅外定根基，一切言动、事为、庆赏、刑威，无不日见于天下，而问其所从出之地凝然不动些子，只有一个渊然之象，为天下立皇极而已”。其解《里仁·朝闻道》谓“闻道者，尽性焉已矣”，“然其要只是一念慎独。此一念圆满，决之一朝不为易，须之千古万世不为难”。其针贬良知末学坠入禅学，最为深切。反对悟“空”，主张“孝”、“悌”即为人性之“良知”、“良能”。其解《学而·其为人也孝弟》谓“孝弟是后天最初一脉，为万化之所从出，故学以务本者本此。然孝弟之有本，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者是也。是为良知，是为良能。于此而反求其本，其为天命之性乎？”其解《阳货·性相近》谓性即义理，而非气质。“气质还他是气质，如何扯着性？性是就气质中指点义理者，非气质即为性也”，与朱熹《集注》之说有异。《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此书直抒己见，皆所实得。有《刘子全书》本、《四库全书》本。
论语义疏
〖论语义疏〗十卷。魏何晏（？－２４９）注，梁皇侃（４８８－５４５）疏。晏字平叔，宛县（今河南南阳）人，何进之孙，曾随母为曹操收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娶魏公主；累官尚书、典选举，美姿仪，面至白，人称“傅粉何郎”，与夏侯玄、王弼等倡导玄学，竞事清谈，开一时风气，因附曹爽，为司马懿所杀，在汉儒经学渐失统治地位后。他“援老人儒”，宣称“天地万物以无为本”，主张君主无为而治；著有《道德论》、《无名论》、《无为论》等书。皇侃，《梁书》作“皇□”，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少好学，师事会稽贺□，尽通其业，为国子助教，听讲者常数百人，后官员外散骑侍郎，性至孝，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丁母忧：感心疾卒，尚著《礼记义》诸书，为南朝著名经学家，－生专治“三礼”、《论语》、《孝经》等。三国魏齐王正始年间，何晏与孙邕、郑冲、曹义、荀□四人共撰成《论语集解》，书前有《奏进论语集解序》，并题五人之名。《晋书·郑冲传》亦称此五人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名曰《论语集解》云云。但今本只题何晏－人之名，自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就已如此。《释文》于“学而第－”个题“集解”又字，注曰：“一本作何曼集解。”又予《序录》曰：“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之，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清儒刘宝楠于《论语正义》中指出“必六朝人改题，误以《集解》为何晏一人作也。”《四库全书总目》与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则认为，当时何晏地位显赫，总领其事，故独题何晏是省称，此说为然，因何氏为总成者，故后世单题何氏之名。何曼虽然崇尚清淡，为魏晋文学的开创者之－，但在《集解》中，除仅有的一、两处以外，并没有用玄学的思想解释《论语》，并没有将孔子思想老子化。书中所集的孔安国、马融、郑玄、王肃、周生烈等各家汉魏《论语》古注，皆已亡佚，唯赖此书以存；因此，此书也就成为现存最古、最为完整的《论语》注本。在《论语》研究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入唐，此书被定为《论语》的标准注解，后朱熹《论语集注》代替了它的位置。但清中叶以后，此书复受重视，清人所编《十三经注疏》中《论语注》，即用何氏《集解》。《论语》自何晏注以后，注家群起，入晋，江熙又集卫□、缪播、郭象、袁宏、李充、孙绰、范宁等十三家之说以为集解；南北朝时，南朝梁皇侃复采录汇氏《集解》以及樊光、王朗、梁□、颜延之等通儒旧说数十家为何晏《集解》申说，而成《论语义疏》，侃除广录旧说外，又每每以己意为何注疏通。侃为疏解，略于名物制度，阐经释义，兼采老、庄玄学，亦兼采旧儒众说，不拘家法，随意发挥。特别大量地搜集了前代及当代玄学家对于《论语》的某些字句解释，故研究玄学家们怎样把孔子老子化。此疏是一部很好的资料。同时，由于受佛教把讲经记录编为讲疏、讲义的影响。此疏较何注更为详尽；对于南学中的“天命心性”学说。侃亦有所发挥。总之，此书是保存下来的南学的主要经注之一，代表了当时的学风。书成以后，受学者所重。《宋国史志》、《中兴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皆有著录。《国史志》评其虽时有鄙近，然博极群言，补诸书之未至，为后学所宗。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起便再不见诸家著录，知其亡于南宋之后。但唐时抄本却传人日本，清乾隆间又传回中国。何注与皇疏，保存了大量梁以前《论语》古注，为研治《论语》的必读参考资料。何注单行本又作二十卷，有清同治八年（１８６９）浙江书局校修《十三经古注》本，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刊《古逸从书》十卷本及《四部丛刊》、《天录琳琅丛书》第一集本等。何注与皇疏合刊本有《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从书》本。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粤东书局刻本及《四书古注群义汇解》及《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论语意原
〖论语意原〗二卷。宋郑汝谐撰。汝谐字舜举，自号东谷居士，浙江青田人，累官徽猷阁待制，有《东谷易翼传》、《东谷集》等书传世。是编前有自序，称程颢、程颐、张载、杨时、谢良佐诸人互相发明，然后《论语》之意显。谓诸公有功于《论语》则可，谓《论语》之意备见于诸公之书则不可。自言自己少而诵读，长而考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归，既断以己说，又附以诸公之说，期归于当而已。又称初镌版于赣，始意欲以诱掖晚学，失之太详，辄掇其简要者，复镌于池阳等等。如此，则汝谐凡二易其稿，乃成此书。全书大旨，以义理之学为宗，务求《论语》一书之原义，其说解往往有前人未发之言。真德秀为其序，称汝谐之学出于伊洛（程颐、朱熹），然所说解颇与朱子《集注》相异。如以卫灵公问陈非不可对，乃有□而行；以子贱为人沈厚简默，而非难鲁国虽多有君子，而不能取用其君子。如此之类，足以备一家之解。至以“使民战栗”为鲁哀公之语；以“见善”、“如不及”二节连下齐景公、伯夷、叔齐为一章等，其见解至为新奇。可见作者不唯权威，敢于树立自己观点，而终成一家之言。书成以后，多得学人好评，真德秀云，其言虽异于先儒，而未尝不合于义理之学；朱熹亦说，赣州所刊《论语解》，乃是郑舜举侍郎者，中间略看，亦有好处。此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但不著撰者之名，《宋史·艺文志》因之。传本较多，主要有《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指海》本及《经苑》本等，其中，《经苑》本较佳。
论语正义（何晏）
〖论语正义（何晏）〗二十卷。魏何晏（？－２４９）注，宋邢□（９３０－１０１０）疏。晏为三国魏著名玄学家，其生平事迹，详见《沦语义疏》。□为北宋著名经学家，生平事迹详见《孝经正义》。《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历来备受儒者所重。自三国魏何晏撰成《论语集解》后，为其作义疏者代不乏人。至梁，皇侃广集众说，以南学思想为宗，撰成《论语义疏》。为何注申说疏通。但书成成于六朝清谈之世，所引各家大率以玄学为本，空言名理；皇疏己意亦多老、庄思想，又杂以佛道。故其义疏实际上已将孔子思想老子化；而对于《论语》中的名物制度，更是无暇顾及，不甚了了。有鉴于此，朝廷遂于咸平二年（９９９），诏令邢□与杜镐、舒雅、孙□、李慕清、崔□□等就何晏《集解》，改定皇侃《义疏》而为新疏，遂成此编。邢□诸人乃剪除皇氏《义疏》中的枝蔓之言，也即玄学之谈，而稍绳之以义理；重点在于其说解名物制度。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评其：“章句训诂名器事物之际甚详，故能与何注并传”，“其荟萃群言，创通大义，已为程、朱开其先路矣。”书成以后，由于邢疏义理及名物训诂皆胜于皇疏，故邢疏出而皇疏渐微，在《论语》的注解中，宋学即将代替汉学及其支脉魏晋玄学，亦自邢疏开始，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汉学、宋学，兹其转关。”并且，自此以后，何注邢疏便成为十三经中《论语》一经的标准注疏，在经学发展史上占据着至为重要的地位。而实际上，皇疏与邢疏各有特点，皇疏以玄学为宗，保存了大量六朝以前的古注；邢疏则稍以义理为本，亦采录了许多六朝以后的注释，如果抛开门户之见，二书价值并重，均为研究《论语》必备的参考著作。此书又被题作《论语注疏》或《论语注疏解经》，原本依何注皇疏作十卷，《十三经》汇刻本依《论语》篇数析为二十卷。除《四库全书》、《四部备要》本外，尚有各种版本的《十三经注疏》本，其中最佳者，为１９５７年中华书局排印《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
论语正义（刘宝楠）
〖论语正义（刘宝楠）〗二十四卷，清刘宝楠（１７９１一１８５５）撰。宝楠字楚桢，号念楼，江苏宝应人。道光进士，曾任直隶文安知县。父台拱长于考订，尤深于声韵文字之学，宝楠受家学而不坚持门户，初治毛《诗》、郑《礼》，后与同乡刘文淇、梅植之、包慎言、柳兴恩、陈立相约各治一经，其专治《论语》。《清史稿·刘宝楠传》称其“病皇（侃）、邢（□）《疏》芜陋，搜辑汉儒旧说，益以宋人长义及近世诸家”，仿照焦循《孟子正义》之体例，“先为长编，次乃荟萃而折衷之”，撰《论语正义》，后因官事繁忙，未能成书，交由其子恭冕续编终成。是书刻本卷一至卷十七，卷下均题“宝应刘宝楠学”，卷十八至卷二十四，则署“恭冕述”；知前十七卷为亲撰，后七卷为刘恭冕在长编的基础上续撰。是书在对皇侃《疏》邢□《疏》、朱熹《集注》充分辨证基础上，指正谬误，兼采善说，对其他诸家的佳注，也时有甄采。对清人的注解考证，更是博取众长，详加引录，主要有刘台拱的《论语骈枝》、刘宝树的《经义说略》、方观旭的《论语偶记》、钱坫的论语后录》、包慎言的《论语温故录》、焦循的《论语补疏》、刘逢禄的《论语述何》、宋翔凤的《论语发微》、戴望的《论语注》、毛奇龄的《论语稽求篇》、《四书□言》、凌曙的《四书典故□》、周炳中的《四书典故辨正》、陈□的《论语古训》、胡培□的《四书抬义》、翟灏的《四书考异》，江永的《乡党图考》，黄式三的《论语后案》等，其不仅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且能在注释中注重文字训诂、史实考订、阐发经义，尤其对典章制度、风俗礼节、历史故事及人名、地名的注释考证，更为详备，对不能定论的异说，多兼收并蓄，待读者鉴别。如对《为政篇》“举直错诸枉”句中的“错”字，先引《经典释文》：“错，郑本作措”。“再引《说文》：“措，置也”，再引汉《费凤碑》“举直措枉”为证，判明“错”为假借字，“措”为正字，训解颇为人确信。又如对《公冶长篇》“愿车马衣轻裘”句中的“轻”字，断唐以前本无“轻”字，是宋人依《雍也篇》“衣轻裘”句误加，并引阮元《校勘记》，列举四条证据证之，考证有较大说服力。又如对《学而篇》“千乘之国”的解释，马融据《周礼》而说“千乘之国”的地域为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包咸据《王制》和《孟子》而说“千乘之国”即百里之国，何曼《集解》则两说并存，宝楠则征引大量先秦古籍和前人考证，证明包咸的说法较为可信，解决了何晏的遗疑。书中如上举之力证训解，并不鲜见。其汉、魏古注辑录甚多，而且对古注尚有疏解，极大丰富了《论语》注释的内容，使这书出清人诸家《论语》注之上，至今仍为古今说解《沦语》之善本。卷二十四为何晏《论语序》，又附宋翔凤辑郑玄《论语序逸文》，也详为疏解，据而可知《论语》一书的演变过程。然其间也有注释牵强的地方，加之考引过繁，使人有望而生畏之感。是书的最初刻本是同治五年刻本，后据以翻刻或排印本很多，一九八二年中华书局《十三经清人注疏》新校点本最佳。
论语郑义
〖论语郑义〗一卷，清俞樾（１８２１－１９０７）撰。注《论语》者，以何晏《集解》所载孔安国注为最古，然人以为伪，未足深究。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称：郑玄就《鲁论》张包周之篇章，考之《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十卷。故识者以治《论语》之学，宜以郑氏为主。然郑《注》自《集解》所采后，散佚颇多，原书今已不传。樾自序说“余读《诗笺》《礼注》，往往有及《论语》者，辄刺取之以存郑学”，《诗笺》《礼注》者，即郑玄《毛诗笺》、《三礼》注。如《礼记·场记》：“《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郑）注曰：不以已善驳亲之过”，凡此之类，则视为郑氏《论语》之注说，遂一一辑出。凡《诗笺》中有语合《论语》者，也辑出。如《诗·出车篇》“忧心悄悄”笺云：“将率既受命行，而忧临事而惧也”，“临事丽惧”《论语》中语，郑笺语中与之合，故也视为郑氏《论语》之说。也间有阐发说解，论二者之同异，也足备注《论语》者之采用。有《春在堂全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论语注
〖论语注〗二十卷。清末康有为（１８５８一１９２７）撰。此书成于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刊刻于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康氏近代改良派思想家，此书是作者“戊戌变法”后思想观念的反映。自《序》说：“昔尝为注经，戊戌之难而微矣。避地多暇，不揣愚昧，谬复修之。僻陋在夷，无从博征，以包、周为今学，多采录之以存其旧；朱子循文衍说，无须改作者亦复录之，郑玄本有今学，其合者亦多节取；后儒雅正精确者，亦皆采焉。其经文以鲁《论》为正，其引证以今学为主，正伪古之谬，发大同之渐。其诸本文字不同，折衷于石经，其众不经不同者依汉，（汉）无则从唐，”详细地说明了创作过程和注疏原则，并认定《论语》二十篇为曾子后学所纂辑。书中重在阐发孔子“仁”的观念，认为“圣人言论虽多，通达考之，命与仁二者为最”。“仁者，人道交偶之极则”（《子罕》第九），并赋予“仁”以西方资产阶级“博爱”之含义，强调“仁也以博爱为本，故为善之长”（《八佾》第三）。又发挥古代“相反相成”的命题，认为“大同与小康相反，太平与乱世相反。能思相反，乃为合道”。并以孔子“精义”、“微义”为据，阐扬他的“公羊三世说”。主张以“渐进”实现“大同”、“太平”世界，反对“未至其时而妄行，未至其地而躐等”的激进行为，是其改良主义思想的反映。有１９８４年中华书局出版以《万木草堂丛书》本为底本校点排印本，为《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一。
洛学编
〖洛学编〗五卷，清汤斌（１６２７－１６８７）撰。洛学为北宋程颢、程颐所创之理学学派，因长期在河南洛阳一带讲学，故名洛学。导源于周敦颐的濂学，后被陆九源、朱熹、王守仁所发挥，代不乏人。汤氏此书，专述洛学源流与思想。成于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分前编、正编二编，前编列汉杜子春、郑兴、郑众、服虔四人，唐韩愈一人，宋穆修一人。正编列宋程颢、程颐、邵雍、吕希哲（吕居仁附）、尹□、谢良佐、张绎、刘绚、李吁（孟厚附）、朱光庭、邵伯温、程迥等－卜二人，附二人。列元许衡、姚枢二人，附姚燧一人。列明薛□邵、曹端、阎禹锡（附白良辅、乔□）、王鸿儒、许诰、何瑭、崔铣、王廷相、王尚□、尤时熙（附李士元、谢江、陈麟、董尧封）、鲁邦彦、孟化鲤、吕坤、杨东明（附扬涧）、徐养相、王以悟、张信民、贺仲轼、吕维祺、刘理顺、王慕样等二十一人，附七人，多为河南一带理学名儒，每人述其生平事迹、师承与学术思想，据《凡例》，此书原为论学而作，非同史传，故不以介绍史实为主，而以介绍各家理学言论、著作为主。后人尹会一编《续编》，到清代孙奇逢、汤斌、耿介、张沐、张伯行、窦克勤、冉觐祖等七人，体例依前。郭程先又作《补编》，补列宋至清八人。有乾隆六年（１７４１）树德堂刻本、《汤文正公遗书》本、光绪间吴元炳刻本等。
毛持名物解
〖毛持名物解〗二十卷。宋蔡卞（１０５８－１１１７）撰。卞字元度，福建仙游人，熙宁进士，历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侍御史。哲宗立，迁礼部侍郎，为中书舍人，兼国史编修，后拜尚书左丞。徽宗时，为谏官所劾，贬居池州，旋知大名府，累迁镇东军节度使，为蔡京之弟，王安石之婿，虽为官不甚清，但与其兄却政见不合。北宋时期，王安石力排守章句注疏之学，故其所撰《新经诗义》及《字说》一经行世，则学风为之一变。其专为名物训访之学者，仅有蔡卞与陆佃二家。蔡氏此书，专释《诗经》中之名物；陆佃为安石弟子，作《埤雅》，与蔡书皆本于王安石《字说》。是编正文凡十一类，分别为释天、释百谷、释草、释木、释鸟、释兽、释虫、释鱼、释马、杂释、杂解等。书成以后，颇受学者所驳难，如陈振孙认为，此书所释多穿凿附会，征引繁琐，无补于经义。此论并不尽公允，因为学者的排斥，主要是因蔡氏为蔡京之弟及为安石之婿的缘故，颇有因人废言之嫌。其实，此书上承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征引发明，多有出于孔颖达《毛诗正义》及陆玑《疏》之外者，对后人研读《诗经》，正确理解诗义有所稗益。而且，王安石《新经诗义》已佚，《字说》仅存部分遗文，此书虽非王氏所撰，便却以《字说》为宗，由此，亦可为研究探讨王安石学术思想提供一定的参考。传本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等。
毛诗本义
〖毛诗本义〗十六卷。宋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撰。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今江西吉水）人。天圣进士，景□间为馆阁校勘，作《朋党论》，为范仲淹申辩，贬夷陵令。庆历三年（１０４３）知谏院，擢知制诰诺。因反对罢范仲淹政事，出知滁、扬、颖等州，后迁翰林学士，任枢密副使，拜参知政事，后因反对熙宁新法，坚请致仕，为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新唐书》、《新五代史》皆出其手，又有《集古录》、《欧阳文忠公集》、《六一词》等传世。汉代经师说解《诗经》，以毛诗最为可取，其于典章制度、名物训访大体可靠，而毛传、郑笺更为后来考据家所宗，以至唐以来说解《诗经》，不敢议毛、郑，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欧阳修认为，毛传、郑笺在诗义的解说方面有穿凿附会之病，亦往往错出其中；先儒于经不能无失，故为论正，是作此书。本书卷一至卷十二为《说》，凡一百一十四篇；卷十三为《义解》、《辨证诗义》凡十九篇；卷十四为《时世论》、《本末论》；卷十五为《诗解说序》；卷十六为《诗谱补亡序》。《说》中一百一十四篇，皆取毛传、郑笺中不合古诗之义者，为之论辨，断其本义，以论、本义附于所引诗后，即所谓“为论以明之曰：“诗本义如是也”。其论辨证毛传、郑笺所误；本义则疏解章句，断明诗义。作者论辨诗义的方法，大体本于孟子所谓“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故其所论，并不轻议二家，亦不曲徇二家，态度较为平和。其《义解》、《辨证诗义》十九篇乃专以毛传、郑笺相抵牾处断其取舍。全书说解《诗经》，往往多得诗人之本志，但全面地看，作者仍未彻底摆脱旧说影响，或以文士说《诗》，唯求其意，其论亦有空疏、失实之处。从《诗经》研究史看，此书与苏辙《诗集传》并出，为宋儒首先向以毛传、郑笺为代表的汉学发难者之一，对开辟《诗经》研究的新领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对后世亦有相当的影响，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评，《诗经》研究“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传本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
毛诗补疏
〖毛诗补疏〗五卷。清焦循（１７６３－１８２０）撰。焦氏作自《序》署时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六月，成书应在其时。是书为焦氏《六经补疏》之一。循以“西汉经师之学，唯毛氏《诗传》传，郑玄笺之，二刘疏之。孔颖达本而增损为《正义》，于诸经为详善。然毛、郑又有异同，往往混郑于毛，比毛于郑，而声音训诂之间疏略亦多。余幼习《毛诗》，尝为《地理释》、《草木鸟兽虫鱼释》、《毛郑异同释》三书，共二十余卷。嘉庆甲戌（十九年）暮春，删录合为一书，戊寅（二十三年）夏，又增损为五卷”。观其大旨，工在精审文字音韵训诂之问，明毛、郑之异同，辨孔疏之是非，尤详于名物、地理之考证。所载经文，仅节取补疏涉之句，次列《毛传》、郑《笺》，附以“循按”，皆杂采诸家之说辨证之。如《卫风·考□》“考梁在涧”句，补疏：“《传》：考成□乐也。《笺》：有‘穷处’成乐在于此涧者。循按：《国语》，成德之终也。郑康成注‘萧韶九成’云：成犹终也。成字与下‘独”字相贵，谓终乐于涧阿而不出也。刺庄公之意，全在‘考’、‘独’二字。”循在“按”考中，又能结合全诗训解诗义。有《焦氏丛书》本，《皇清经解》本。
毛诗补正
〖毛诗补正〗二十五卷。清龙起涛撰。起源一作启涛，字□山，江西永新人，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进士，官湖南常宁知县，候选知府。是书首录古序，次自作凡例，又次为《国风总论》。每卷之端，冠以郑《谱》，下则征众说而以己见折衷之。＆127；每篇之端，＆127；冠以小序，仅采首句，而以他文作附注。先引毛《传》，问及郑玄《笺》、孔颖达《疏》，郑、孔所末及者，补以朱熹传，朱传未当者，又补以他说。于毛、郑、孔、朱之得失，名有考辨订正。每篇末有“论”有“评”，论则考时势，取史传证之；评则言诗趣，资用于文章。每涉名物、典制之纷烦者，则别为详说，不与注语相乱杂，以易见。书中论郑《谱》次第，主欧阳修说。训解大都平正，惟释物名，援引末博，多出臆断。有清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刻鹄轩刊本。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三国吴陆玑撰。玑字元恪，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曾任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此书是作者专门就《诗经》中所涉及的植物、动物及昆虫等名称进行训释的著作。《诗经》以草木、鸟兽、虫鱼作比兴，因年代过远，今昔异名，后世对其名称等难以确解，此书遂将其逐条罗列，给予详释，今本印《说郛》丛书本。明代毛晋又为此书作“广要”，名为《毛诗陆疏广要》，卷数仍旧，但每卷之中又分二子卷，广搜博录，考订陆说。如“南山有台”一条，则引《韵书》以证其快脱，“有集维□”一条，则引《诗缉》以证其同异，考证详备谨严，对陆说多有补订。有明代内府刻本，毛氏汲古阁刻本及《四库全书》本。
毛诗传笺通释
〖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二卷。清马瑞辰（１７８１一１８６０）撰。是书名为《传笺通释》，其实不尽从传，亦不尽从笺，亦并不尽从序，其中得失相参，有诸多自家新见。虽创解新而不空凿，非与冥心臆断者同日而语。本书卷一为杂释（即诸说考辨），卷二至卷十六专释《国风》，卷十七卷二十三专释《小雅》，卷二十四至二十七专释《大雅》，卷二十八至卷三十专释《周颂》，卷三十一专释《鲁颂》，卷三十二专释《商颂》。此书引征古书甚为赅博，注释详备，虽有诸多舛误，然终不失为翔实的注释之作。是书成于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年以前。有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刻本，今传有《四部备要》本。
毛诗传义类
〖毛诗传义类〗一卷。清陈奂（１７８６－１８６３）撰。陈氏治经，专精《毛诗》。是书为《陈氏毛诗五种》之一。陈氏认为，《毛诗》“多记古字，倍详前典，或引申，或假借，或互训，或通释，或文生上下而无害，或辞用顺逆而不违要”，故在传注《诗经》众家中，“惟《毛诗》最为近古义，又筒括，其训诂与《尔雅》详略异同相为表里”（《诗毛氏传疏、叙例》）。遂仿《尔雅》之义例，辑《毛诗》中训传之句而类汇之。第一凡为释：一是释故，二是释言，三是释训，四是释天，五是释宫，六是释器，七是释乐，八是释亲，九是释地，十是释丘，十一是释山，十二是释水，十三是释草，十四释木，十五释虫，十六释鱼，十七释鸟，十八是释兽，十九释畜。确可与《尔雅》相参证。有《陈氏毛诗五种》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毛诗古音考
〖毛诗古音考〗四卷，明陈第（１５４０或１５４１一１６１７）撰。第字季立，号一斋，福建连江人。万历时诸生。少聪颖，博学自负，喜谈兵。曾投笔从戒，受知于名将谭纶、俞大猷、戚继光，官至蓟镇游击将军。精通五经，尤长于《诗》、《易》，著述颇富。主要有《毛诗古音考》、《伏羲先天图赞》、《屈宋古音义》、《尚书疏衍》、《一斋集》等。南北朝人读《诗经》，发现韵脚有不押韵者，便改读其字以求押韵，称“叶韵”。至唐、宋叶韵之说更加泛滥，甚至为求叶韵而改古书文字，使先秦两汉之书几不可读。宋人吴□撰《韵补》，明人杨慎撰《古音略例》，焦□撰《笔乘》，都曾对叶韵说提出怀疑，而未敢断然否定，惟焦氏《笔乘》谓“古《诗》无叶韵”，然未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陈氏少读《诗》，即疑时韵之说，晚年读《诗》益勤，惧子侄学《诗》而不知古音，于是广征博采，进行考证，形成初稿。万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造访焦□，焦氏又为补其未备，正其音切，始成定稿。陈氏通过研究，认为《诗经》用韵是以当时的实际语音为其础的，与大致同时的《左传》、《国语》、《易经》、《易象》、《离骚》、《楚辞》、秦埤、汉赋以至上古歌谣、箴铭、赞颂等基本相合，以今音读古《诗》之所以不谐韵，并非古无定音，而是语音演变的必然结果，即“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于是力排众议，指出古有定音，叶韵之说实属荒谬，谓“注《诗》者一则曰叶，再则曰时……胡为以今之读为正，而以古之正为叶也？”，犹如“以楷书为正字，篆隶为模楷而作矣，颠倒古今，反覆伦类，莫此甚也”。此书体例，取《诗经》韵字四百四十个，每字先注音讲解，后列“本证”，即《诗》自相证，列举《诗经》中能证明此字读音的篇句，依次排列。本证之后为“旁证”，取与《诗经》大致同时的《左传》、《国语》等韵语相佐证。又广采前人及当时人的研究成果，引用自汉至明如郑玄、扬雄、刘熙、许慎、高诱、徐邈、沈约、萧该、张守节、陆德明、颜师古、吴□、扬慎、焦□等十几家所注古读，彻底否定了叶韵说，至清初颐炎武撰《诗本音》，江永撰《古韵标准》以踵其后，以经证经，始全部澄清时韵之谬，而陈第此书实开其先声，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开除先路，则此书实为首功”，张裕钊《重刊毛诗古音考序》谓“我朝经学度越前古，实陈氏有以启之”，“有明一代，蔑弁古学，讹谬相循。沉潜遗籍，杰出元解，陈氏一人而已”。陈氏此书不仅对《诗经》有功，对于研究先秦两汉古籍亦为有助。对后世古音学的形成与发展都有深远影响。但尚属草创，也有不足之处，不如清代学者把古音纳为若干韵部，以成一完整系统。陈第对通韵、合韵、阴入通押等亦未能正确识别，故有一字数音现象，引用的材料有些离《诗经》时代太远，不适作《诗经》的共时语音材料，对方言的分析亦有失客观。此书初刊本已佚。建宁徐时栋购得旧刻本重刻于闽中，《四库全书》本即以徐氏刻本为底本。又有《学津讨源》本、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张裕钊家刻本、１９３３年渭南严氏刻本、１９８８年中华书局点校本等。
毛诗故训传定本
〖毛诗故训传定本〗三十卷。清段玉裁（１７３５－１８１５）撰。据自序著于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四月，书成约在是时，卷首有自作《题辞》说：“易为三十卷从《汉志》也”，“《汉志》云：《毛诗经》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本各自为书，今厘次传文还其旧，而每篇必具载经文于前者，亦省学者两读也。《传》多于经一卷，其分合今无考也。传之与经杂厕放于何时，盖郑君笺《诗》时所为也”。段氏以为，今传《毛传》，经、传相杂，已非原旧，遂考订《毛诗故训传》，以成一定本，使经、传相厘次，以还旧观。毛《诗》于齐、鲁、韩三家诗之后出，而未得立学官，然三家既亡，孤行最久者子夏所传。毛释实故、训、传三体，故训者记古今异言，传者述义，故曰《故训传》。传说皆子夏所传，而毛公述之。段氏《定本，乃各置序于篇端，以从其旧，并正传说之讹误，补其脱落。凡段氏释大义者，必复举经文，而释一字、一物，则不复举经文，凡欲还经、传各自为书之旧貌，而又慎为勘酌，以省繁绣之功，故称“定本”。卷首《小笺题辞》，所谓“小笺”，即指传说中所加考证。段氏精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故考证多从文字、音韵着眼，颇多可采，然于述义或未尽善，有《经韵楼丛书》本，入《皇清经解》，题名《毛诗故训传》。
毛诗后笺
〖毛诗后笺〗三十卷。清胡承珙（１７７５一１８３２）撰。承珙究心经术，于《毛诗》用力尤深。主要著述有：《毛诗后笺》、《仪礼古今文疏义》、《小尔雅义疏》、《尔雅古义》、《求是堂诗文集》等。是书为承珙未竟之作，《泮水》以下为陈奂所补。是书都申《毛诗》大义，于《郑笺》之失《毛诗》之旨者，必求诸本经。博稽他籍以还其旧。其中有些论见，极为允当，可参考采用者甚多，但仍存舛误，不一而足。某些错舛，承珙倡之，陈奂和之，相沿以误、未加纠正，然是书指出郑笺之失复《毛诗》旧观，有推波助澜之功。有《墨庄遗书》本。
毛诗稽古编
〖毛诗稽古编〗三十卷。清陈启源撰。启源字长发，江苏吴江人。康熙时诸生，博通经学，著有《尚书辨略》、《读书偶笔》、《存耕堂稿》等。是书成于康熙二十六年，卷末自记说：用十四年时间，三易稿乃定。朱鹤龄作《诗经通义》，陈氏实多与参正，然《通义》兼权衡众说，而是编则训访一准诸家《尔雅》，每诗篇义一准诸《小序》，诠释经旨，则一准《毛传》，以郑玄《笺》注佐之，名物多以陆玑《疏》为主。名曰《稽古编》，以表明为唐以前专门之学世。所辨正者，以朱熹《诗集传》为多，欧阳修《诗本义》、吕祖谦《读诗记》次之，严粲《诗辑》又次之。所抨击者。惟刘瑾《诗集传通释》为甚，辅广《诗童子问》次之。前二十四卷，依次解诗，但不载经文仅标存篇目而已，无所论者，连篇目也不存。凡前人论说已明而不需复述者，也置之不论。次为《总诂》五卷。分有举目、考异、正字、辨物、数典、稽疑六子目。末为附录一卷，综论《风》、《雅》、《颂》之宗旨。其坚持汉人之说，不容一语有出入，虽未免或失之拘紧，然引据赅博，疏正详明，俱为有本所言，非臆断诸家可比，即清初征实之学，也以此书为盛。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
毛诗类释
〖毛诗类释〗二十一卷，续编三卷。清顾栋高（１６７９－１７５９）撰。是书成于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专门分类考释《诗经》经、传所涉各种名物、典制和阐发诗义。凡分天文、地理、山、水、时令、祭祀、官制、礼器、乐器、兵器、农器、宫室、衣服、草、木、鸟（附捕乌具）、兽（附捕兽具）、虫、鱼（附捕鱼具）、车（附车饰）、马（附马饰）二十一类，类各一卷。诸家说《诗》，于备物典制多炫其所仅知，繁而寡要，不成系统。是书群聚类分，遂一考其名实，稽核诸家之说，附以己按，详为辨证，说解甚明。如释地理，以邶、□、卫为三地名，非国名；释山，以松非指今吴中岳；释水，以“吉日诗漆沮”非“绵诗潜颂之漆沮”；释官制，以司徒、司空、司马皆在周官以前；释兵器，以古甲士留用草；释草，以麻有二种；凡此之类，说多明辨可信，多博前人而为之。惟释宫室，“君子阳阳”一条，以楚茨之文证小序，自出新意。其续编三卷，则成于乾隆十八年，取《尔雅》释诂、释言、释训之文有关于《诗》者，摘录辑出并略为疏证，然以《尔雅》校之，尚缺“匹”“言戒”二条，或抄漏也。有《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毛诗谱
〖毛诗谱〗一卷清胡元仪撰。元仪字子威，湖南湘潭人，王□运第子，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拔为生、其主要著述为《毛诗谱》。是书体例与丁晏《诗谱考证》微有不同，北宋时《毛诗谱》亡恢，欧阳修得其残本加以补缺，元仪以欧阳氏所补诗谱，错舛殊甚。桧、郑同谱，正误无人辨正，大误尚且如此，至于小疵，更不叫指摘，戴东原也修订诗谱，仍踵其谬，略近郑意犹未善也，遂对欧谱加以考辨。撰成是著。欲纠欧谱之谬，于《毛诗》正本清源，立意虽高，其功甚微。被后人讥“敢为大言者”。然元仪是书终为完善《毛诗谱》有功，故治《毛诗》及据欧阳氏诗谱者，宜鉴之，有《皇清经解续编》本。
毛诗正义
〖毛诗正义〗四十卷。汉毛亨、毛苌传，郑玄（１２７－２００）笺，唐孔颖达（５７４－６４８）疏。毛亨，一说鲁（今山东曲阜）人，一说河间（今河北献县）人，相传毛亨是西汉古文诗学“毛诗学”的开创者，其诗学传自子夏，曾作《毛诗故训传》，以授毛苌，世称亨为大毛公。毛苌，一作毛长，赵（今河北邯郸）人，相传是古文诗学“毛诗学”的传授者，其诗学传自毛亨，任河间献王博士，世称小毛公。郑玄之生平事迹，详见《易纬》。孔颖达为唐代著名学者，生平详见《周易正义》。毛亨、毛苌所作《毛诗故训传》，分作三十卷，以今语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称访或故，申述和描绘其义谓训，串释文句、说明大义名传，故其说解《诗经》之作，以故训传为名。《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可见汉时各为单行。《毛诗故训传》的内容，大同于《诗序》，实际上是春秋末期以来儒生解经的总结，并非仅为毛氏一家之言。东汉时，郑玄为之作笺，自此，经传合一，凡二十卷。郑玄为汉代经学大师，遍注群经，皆以“注”为名，独《毛诗》注取“笺”，笺者，表也，识也。郑玄以毛学审备，遵畅额旨，因此有明其意，记识其事，故特称为“笺”。毛氏《毛诗故训传》与齐人袁固、鲁人申培、燕人韩婴解《诗》之作并称“四家诗”，毛氏说诗，少杂神学迷信，事实多联系《左传》，训诂多同于《尔雅》。郑玄注诗宗毛说，毛义若隐略则为之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已意，使其可以识别。毛传训诂，不依字以求训，郑笺注明通假，每云某读某及某读若莱，申明毛义。又兼采齐、鲁、韩三家诗说以阐微义。并仿《毛诗》大、小《序》作笺序，总括诗义大旨，不称《序》而名《诗谱》，《诗谱序》为总序，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各有分序，称某风、大小雅、某颂《诗谱》。《毛诗》自郑笺出，遂大行于世，三家《诗》乃逐渐散佚。郑玄作《毛诗笺》以后，因其内容与毛传时有异同，故魏王肃作《毛诗注》、《毛诗义驳》《毛诗奏事》、《毛诗问难》诸书，申毛难郑；晋孙毓作《毛诗异同评》佐王难郑，陈统则作《难孙氏毛诗评》而为郑玄申张；隋时复有全缓、何甩、舒援、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诸家义疏，各有所宗，互相驳难，莫衷一是。至唐贞观十六年（６４２），朝廷诏命颖达等因《郑笺》为正义。《毛传》《汉书·艺文志》本作二十九卷，《隋书·经籍志》附以《郑笺》，作二十卷，盖为郑玄所并。颖达等以疏文繁重，重析为四十卷。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和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削其所烦，增其所简，采录诸家之善说，融汇贯一，包罗古义而成。此书的告成，标志着汉学各派的统一，是毛、郑之学的集大成著作。它采用疏不破注的原则，对《毛传》、《郑笺》。作详细的注疏。孔《疏》全面承继了汉学传统，吸收了魏晋六朝符合《毛传》、《郑笺》的新见解及新成果，从而将毛、郑之学推上了极盛的顶峰。终唐之世，人无异词。但以毛、郑为代表的汉学，其主要贡献在于对《诗经》的音韵训诂上，而对于《诗经》思想内容的研究却见树有限，它通过《诗序》标明的“美”、“刺”，之说，往往是错误多于正确，尤其多牵强附会，相当一些诗歌，特别是民间诗之思想内容多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故在毛、汉之学居权威地，位的汉末至唐代，对《诗经》思想研究始终存在着这一流弊。由此而言，《毛诗正义》既为毛、郑的集大成著作，亦当然集合包括了这一流弊的大成。所以，《毛诗正义》以后，以毛、郑为代表的汉学逐渐衰落，到了宋代，苏辙、朱熹等人或者首先发难，或者全面否定，迫使其终于让位于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通行本为中华书局影印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阮刻将《毛传》、《郑笺》、《毛诗正义》合刊一帙，为研究《诗经》、探讨毛、郑汉学的必读古籍，此外，尚有《四库全书》本及民国年间所刊《四部备要》本等传世。
毛诗郑笺改字说
〖毛诗郑笺改字说〗四卷。清陈乔枞（１８０９－？）撰。是书与陈奂《郑氏笺考证》宗旨稍异，陈奂对郑笺所’用三家说逐次考证，来明示《毛诗》与郑笺本于不同学术源渊，乔枞在是书中欲申明郑笺大义。所阐发者不同于陈奂墨守一家之论见。于相异之记述，唯阐述缘委，于传，笺之异义不置一词。对郑笺之失罕有指明，研读《毛诗郑笺》者可将是书与陈奂之《郑氏笺考证》相参并见。是书有功于《毛诗郑笺》大义之阐发。有家刻本。
毛诗指说
〖毛诗指说〗一卷。唐成伯屿撰。伯□之生平始末无考，除此书外，尚撰《毛诗断章》、《尚书断章》等书。此编共四篇，一为兴述，阐明所谓先王陈诗观风之旨，论述孔子删定《诗经》正雅的原由。二日解说，首先阐释诗义，而后为风、雅、颂，以下分别为《周南》、《访传序》、篇章、后妃，终以《鹊巢》、《驺虞》，其大略即举《周南》一篇，隐括论列，引申以及其余。三为传受，详细备列齐、鲁、毛、韩四家授受次序及世次，并后儒训释源流。四曰文体，凡三百篇中句法之长短，篇章之多寡，措词之异同，用字之体例，皆胪举而详述，颇似刘氏《文心雕龙》的体例，大盖为作者说经之余论。成氏于书中，认为《诗序》首句为子夏所传，以下则为毛苌所续，这一说法，实发端于伯□此书，其决别疑似，对《诗经》研究有很大贡献。书中所论，诸如孔子删诗之由，先王陈诗观风、四家诗传授世次等等，都在一定方面反映－了唐代的《诗经》研究水平，足资后世研究者所参用。此外，伯□尚有《毛诗断章》二卷，见载于《崇文总目》，并称伯□取《春秋断章》之义，钞取《诗》语，汇录而成帙。宋人熊克欲与毗陵沈必豫合此二书刻之，但求《毛诗断章》而不获，故独刻此书，末卷之后附熊克跋。宋刻本，也即熊克刊本庋藏北京图书馆，通行本有《通志堂经解》、《四库全书》、《四部丛刊》诸本。
毛郑诗考正
〖毛郑诗考正〗四卷。首一卷。清戴震（１７２３－１７７７）撰。是书于《诗经》毛传、郑笺无所专主，多以己意考证，或兼摘毛传、郑笺相为考正之，或专取一家考证之，或只摘经文考正之，多能据本古训古义，推求其是。但全书仍毛传、郑注为主，不象宋人说《诗》者以专驳斥毛、郑而别立一家之言。卷首为郑氏《诗谱》，东原自《识》说：“郑氏《谱》亡，欧阳永叔得其残本于绛州，取孔颖达《正义》订正所载之文补之。今其《谱》又复讹阙，聊加订正，以存梗概”。《考正》四卷，于毛、郑最异者，莫如《国风·幽风·出车》一诗，以为宣王之臣皇父谓‘南仲为太祖’，岂必远求南仲于文王时，然文王之臣不闻有南仲。《史记·匈奴传》《盐铁论·繇役篇》皆以《出车》为宣王时诗，《后汉书·马融传》上疏：“周宣王立中兴之功，赫赫南仲，载在周诗。”融治《诗》亦主是说。则戴氏之论允确。其论明快，排除解说之纷争，补正诸家之训诂者甚多。有《戴氏遗书》本，《皇清经解》本。
蒙斋中庸讲义
〖蒙斋中庸讲义〗四卷，宋袁甫撰。甫字广微，宝文阁直学士袁燮之子，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嘉定七年（１２１４）进士第一，为秘书省正字，迁秘书郎，历任提举江东常平、本路提点刑狱、福建转运判官；入为中书舍人，屡言边事不在外而在内，议和恐致误事，官至权兵部尚书，兼吏部尚书，著《蒙斋集》等书。此编备列经文，逐节训解，实际上是作者平日所录以教授弟子的讲义。中间委曲推阐，但往往言之不尽，复又重言以申之。甫父燮师从陆九渊，而其自己则为杨简弟子，简又为陆九渊高足，甫之学术渊源亦出自九渊一派。故甫解《中庸》，为文立说多与九渊相合，以“心学”为本，发挥了陆氏的形而上学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如解“语大语小”一节，甫认为包罗天地，该括事物，天下不能载者，惟君子能载之；而天下又何以载？幽通鬼神，微入毫发，天下不能破者，惟君子能破之；而天下又何以破？此即对《象山语录》中“天下莫能载者，道大无外，若能载，则有分限矣。天下莫能破者，一事一物，□悉微末，未尝与道相离”一段的发挥。其训释“自诚明”一节云，“诚”不可传，可传者为“明”。明也即性也，不在诚之外也。此即对《象山语录》中“诚则明，明则诚，此非有次第，其理自如此”一段的具体运用。同陆氏一样，甫亦把“性”，也即陆氏的“心”、“理”，看作是永衡不变的，是物质世界的第一性存在。此书是现存较少的、宋代理学中“心学”一派注释儒家经典的著作之一，其在宋代理学中自成一家之言，反映了“心学”，也即“金溪学派”的注经特点。为研究宋代经学史，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材料，学术价值颇高。此书不见《宋史·艺文志》及其有关书目，唯朱彝尊《经义考》著录甫撰《中庸详说》二卷，云已佚，盖为此编之别名，朱氏未及见原书。此书散见《永乐大典》中，清修《四库全书》，馆臣自《大典》中录出，勒为四卷，“以存金溪之学派”。传本仅见有《四库全书》本。
孟子传
〖孟子传〗二十九卷。宋张九成（１０９２－１１５９）撰。九成字子韶，号横浦居士，又号无垢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先为开封人，少游京师，从杨时学，绍兴二年（１１３２）进士第一，历著作郎、礼部、刑部侍郎等职；因反对议和，为秦桧所恶，谪居南安军十四年，桧死，起知温州；一生研思经学，多有训解，著《横浦集》等书，卒谥文忠，追赠太师崇国公。按《宋史·艺文志》记载，九成有《孟子拾遗》一卷，今附载《横浦集》中。《文献通考》载九成有《孟子解》十四卷，朱彝尊《经义考》则云末见。而南宋刊本作《孟子传》，不作《孟子解》，《尽心》篇已佚，而《告子》篇以上就已二十九卷，则全书绝不如《通考》所载为十四卷，显然《通考》著录有误。九成学术出于杨时，又喜与佛僧宗杲游，故不免杂有释氏观点，其所撰《心传》、《日新》两录，大体以禅机训诂儒理。朱熹作《杂学辨》，对其观点多有驳难。但此书却例外，其中并不渗杂空寂之言。先是冯休作《删孟子》，李觏撰《常语》，司马光作《疑孟》，晁说之成《诋孟》，郑厚叔撰《艺圃折衷》，均以排斥孟子为宗，九成遂撰此书。力主孟子尊王贱霸有大功；拨乱反正有大用。每一章为解一篇，主于阐扬宏旨，不主于笺诂文句，故其文笔曲折纵横，全如论体。又以辨治法者为多，辨心法者为少，言辞切近事理，无由旁涉。在九成诸著作中，此书最为醇正。至于九成“草芥寇仇”之说，认为人君当知此理，而人臣则不可有此心；其“眸子”之说，认为□与了乃邪正之分，不仅仅是论其明暗之别。诸如此论，尤能得文外微旨。书成以后，得学者好评，如王若虚《滹南老人集》中之《孟子辨惑》，评论诸家《孟子》注，独称九成之书为佳，言唯有九成才深得孟子之道。传本有汲古阁影宋抄本，宋刊本庋藏北京图书馆，另有《四库全书》本。
孟子集疏
〖孟子集疏〗十四卷。宋蔡模（１１８８－１２４６）撰。模字仲觉，号觉轩，福建建阳人，蔡沈之子，蔡抗之兄，隐居笃学，一意以圣贤为师；淳佑中谢方叔乞表异之，以劝后学，诏补迪功郎，添差本府教授，著《易传集解》、《大学衍说》、《河洛探赜》诸书。先是，其父蔡沈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气象涵蓄，语意精密，至引而未发，尤不易读为由，欲广集众说，为其作疏解。但未及编撰即卒。模与抗乃相互商榷而撰成此书，以承其父未竞之业。书中备列朱子《孟子集注》之原文，而发明其义，故曰“集疏”，言如注之有疏也。但前人如贾公颜、孔颖达等人为疏乃循文阐衍，章句不遗。此编则或者佐证注义，或者旁推余意，不尽一一比附；又谨守一家之说，亦不似疏文之曲引博征。大体说来，对所采诸说有所去取，却罕有辨正。惟“不得于言”一条，致疑于《语录》与《集注》不同，认为是朱子未及修改之说；“效死而民勿去”一条，引《语录》认为，注中“义”字应改作“经”字；“是乃仁术”一条，《集注》以“术”为法之巧。模乃引蔡氏之说，曰《乐记注》“术所由也”，又曰“术犹道也”。此言“仁术”。恐怕指“仁心所发之路”；“禹疏九河”一条，《集注》以简洁为两河。模则引《尔雅》九河以简洁为一。认为《书传》与《集注》稍有不同，《书传》经先师朱熹晚年所订，故当从《书传》为是；“仁之端”一条，《集注》“端”训为“绪”，模祖父蔡元定则训“端”为“尾”，此处故两存其说。上述诸条，尚属有所考辨，亦间或有所发挥。同时又可看出，模所疏解，他说与朱子之说异，则舍他说而从朱子之说；朱子之说与祖父之说相异，则不得不舍朱子之说以从祖父说或父说。据蔡抗后序称，此书始撰于嘉熙三年（１２３９），至淳佑六年（１２４６）尚未及脱稿。蔡模父为朱熹弟子，模亦深得朱子之学，故纵观全书，简汰颇为不苟，所取亦甚为简约，疏解大义与朱子原旨少有不合，故此书为研究朱子《孟子集注》的重要参考资料，并开创了为《四书章句集注》作疏的先河，在四书的研究史上，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传世。
孟子解
〖孟子解〗一卷。宋苏辙（１０３９－１１１２）撰。辙为北宋著名学者，其生平事迹，详见《诗集传》。此书旧本首题“颖宾遗老”，乃是辙晚年退居之号，似此书为其晚年所作。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考证，实为其早年所成。共分二十四章：第一章谓圣人躬行仁义而利存，非以为利。第二章谓文王之囿七十里，乃山林薮泽与民共之。第三章谓小大贵贱，其命无不出于天，故曰畏天乐天。第四章引责难于君，陈善闭邪，畜君为好君。第五章谓浩然之气即子思之所谓诚。第六章论养气在学，而待其自至。第七章论知言，曰知其所以病。第八章以克己复礼解射者正己。第九章论贡之未善，由先王草创之初，故未能周密。第十章论陈冲子之廉，病在使天下之人无可同立之人。第十六章论孔子以微罪行为，上以免君，下以免我。第十八章论事天立命。第十九章论顺受其正。第二十二章论进锐退速。第二十四章论扩充仁义。上述各章立义皆醇正不支蔓，多得《孟子》之旨。第二十章以“周官八议”驳窃负而逃。第二十三章以司马懿、杨坚得天下，言仁不必论得失。此二章之论亦颇有所见。惟第十一章谓学圣不如学道。第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以孔子之论性驳难孟子之论性。第十五章以智属夷惠，力属孔子。第十七章以贞而不亮难君子不亮。第二十一章以形色天性为强饰于外。上述各章之论，不免游离于《孟子》之外，多显驳杂。《四库全书总目》评其：“盖瑕玉互见之书也。然较其晚年著述，纯入佛、老，则谨严多矣。”其论诚属不诬。有《四库全书》、《两苏经解》及《指海》本世。
孟子师说
〖孟子师说〗二卷，清黄宗羲（１６０９一１６９５）撰。师者，明刘宗周也。自《序》说：先师刘宗周，“于《大学》有《统义》，于《中庸》有《慎独义》，于《论语》有《学案》，皆其微言所寄，独《孟子》无成书。羲读《刘子遗书》，潜心有年，粗识先师宗旨所在，窃取其意，因成《孟子师说》一卷，以补所未备”。自《序》说一卷，而《四库全书》分卷作上、下，著为二卷。宗周之学，大旨以王阳明之说为本，于朱熹之说多未首肯，如说“象山云：读书讲术义理，正是告子外义工夫，亦已染中其病。而朱子谓静坐澄心，却是外义，恐未必然也”；在人性论上，主孟子性善说，认为“心是无善无恶，其如动而为好恶，好必善，恶必恶，如火之热，水之寒，断断不爽，乃见其所为善者，孟子性善之说本此”。讲求独慎功夫之重要，认为“容貌辞气皆一心之妙用，一丝一窦漏，一隙一缺陷，正是独体之莫见莫显处。若于此更加装点意思，一似引贼入室，永难破除”。宗羲所述，多阐发良知之旨，其他议论，大都讲求实际，推究事理，不为空疏无用之谈。对其师后世蒙受毁伤十分愤慨，谓“毁誉失真，孟子虽为一时言之，而后世大抵皆然。如程、朱门人尽有庸下而无不多誉，象山、阳明至今毁者不已。至于清史，其淆弥甚。人言盖棺论定，君子之论定，毁誉之论未始有定也”。此论尤为可鉴。有《四库全书》本，另有《适园丛书》《梨洲遗书汇刻》本，作七卷。
孟子音义
〖孟子音义〗二卷。宋孙□（９６２－１０３３）撰。□为北宋经学家，其生平事迹，详见《孟子正义》。唐代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于《孟子》以外的儒家十二部经典，并兼及《老子》、《庄子》皆给予音义，惟缺《孟子》一经。真宗诏令孙□校定《孟子》赵岐注，□发现唐张镒的《孟子音义》漏略颇多，丁公著《孟子丁氏字音》伪谬时见，于是乃以赵岐注为底本，兼采张、丁二书音义之善，又参稽唐陆善经《孟子注》以成此书。前有自序，称“削异说之烦，证以字书，质诸经训，其疑滞备其阙遗，集成《音义》二卷”云云。其序文前半部分，与世传孙氏《孟子正义》之序完全相同，《四库全书总目》因言：“盖《正义》伪序，即缘此序点窜也。”书中所释，称一遵赵注而为之。但以今本《音义》与赵注相校，则多有不符。如《梁惠王》篇上曰“集穆”、曰“大平”、曰“谲”，篇下曰“恂”、曰“无坠”、曰“夫将”；《公孙丑》篇上曰“介者”，篇下曰“素餐”、曰“籍道”、曰“危行”、曰“食功”等等，凡六十九条，皆今本赵注所无。由此更可知今本《孟子正义》为伪托，其赵注确经删改，绝非赵注原本，故与《音义》不相应也。总之，由此书可证赵岐注之原貌，并可证所谓孙氏《正义》之伪，所以，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校勘价值，都弥足珍贵。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卢文□《抱经堂》校刊本，《续粤雅堂丛书》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