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学术著作(一)(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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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元学术著作(一) 

学术著作

哲学与文艺呈现新发展的同时,宋代的文史学术研究也出现繁荣的景象。北宋至元初,陆续完成了一批卷帐浩繁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这显然是由于印刷术的发达,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但也由于学术思想上出现了和理学的空谈心性正好相反的求实际与求完备的观念。由于宋太宗的提倡,宋初先后编成文史四大类书,成为大规模学术工作的开端。在学术研究中,历史学是最为发达的部门。宋元时代建立了纪述当代事迹的制度,并且陆续完成了纪传体的前代史《新唐书》和五代、宋、辽、金诸史。在后来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中,占有六种之多。《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通志》、《文献通考》等规模巨大的重要著作,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在历史编写体例上,突破了传统的纪传体,新创了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综合条贯的专史体等体裁。取材繁富、纪述求实、体制创新,成为宋元历史学的显著的特点。历史学的发展,推动了金石考古学和目录学这两个新学科的形成。地方志的编修和地图的绘制刊刻,也是学术研究中的新成就。由于经学和历史学、金石考古学的发展,使音韵学和训沽学开拓了领域。下面简略介绍各学科的重要学术著作。

一、北宋四部文史总汇

宋太宗灭北汉,巩固了宋朝的统治。他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同时,也注意提倡学术,聚集南北文士,编纂前代文史典籍。太宗时先后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部大类书,真宗时又编纂《册府元龟》,总称为宋代“四大书”。九七七年三月,宋太宗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将北齐祖孝征《修文殿御览》,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唐高士廉、房玄龄《文思博要》等古代的类书和其他文籍,“参详条次,分定门目”,编为类书。太平兴国八年(九八三年)十二月撰成,共一千卷,原名《太平总类》,改名为《太平御览》。全书分天、时序、地、皇王、偏霸、人事、兵、职官等五十五部、四千五百五十八类,是一部规模巨大的大类书。此书所收古籍一千多种,后世多无传本,赖《御览》而得以流存。

宋太宗又命取《道藏》、《释藏》及野史、小说等,编为一书。九七八年八月编成,共五百卷、目录十卷,赐名《太平广记》。全书分为神仙、女仙、道术、方士、童仆奴婢、幻术、妖妄、神、鬼、草木、畜兽等九十二大类,一百五十多小类。全书采录自汉代至宋初的笔记、小说、野史等近五百种,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小说和有关社会经济、典章制度的资料,是重要的古代小说总集。

九八二年九月,宋太宗以前代名家文集,数量甚多,不加铨择,难以流传,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学士扈蒙、直学士院徐铉、中书舍人宋白等分类编纂,收取精华。雍熙三年(九八六年)十二月书成,共一千卷、目录五十卷,名为《文苑英华》。此书上承梁《昭明文选》,采录梁末至唐代的诗、文一万九千一百零二首,分赋、诗、歌行、杂文、启、书、疏、序、论、议、墓表、行状、祭文等三十七类。每类之中又分若干子目。如赋类,即分天象、岁时、地、水、帝都、邑居、宫室等四十子目,保存了南朝梁末至唐代的大量诗文,是古代的诗文总集。

一○○五年九月,宋真宗又命刑部侍郎、资政殿学士王钦若,右司谏、知制诰杨亿编修历代君臣事迹,一○一三年书成,共一千卷,赐名《册府元龟》。全书自上古至五代,分部门顺序排列。共分帝王、闰位、僭伪、将帅、邦计、学校、刑法、内臣、牧守、外臣等三十一部,部有总序;一千一百零四门,门有小序。另有目录、音义各十卷。收录古代史籍,兼取经、子二部著作,唯不取说部。宋真宗为本书的编纂,亲定义例,书成后又署名作序。真宗在给王钦若的手札中,说此书:“非独听政之暇资于披览,亦乃区别善恶垂之后世,俾君臣父子各有鉴戒。”编纂此书出于政治目的,但对宋以前的史籍做了很多辑佚和校勘的工作,特别是保存了唐、五代的许多原始史料,是一部可贵的史料汇编。北宋在太宗提倡下,开编修类书的创例。南宋时,王应麟编辑《玉海》二百卷,分二十一门。多采宋代历朝实录和《国史》、《日历》,辑录了宋代的许多史事,为他书所未详,也是一部重要的类书。

二、历史学著作

前代史的编修北宋时期继续编修唐代和五代十国的历史,并对旧史重新作了一些整理。金朝继承汉人修史的传统,曾编修辽史。元朝完成了宋、辽、金三史的编纂。宋金元时代不断进行前代史的编修,成绩是显著的。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宋初,薛居正等人受宋太祖之命,编撰梁、唐、晋、汉、周五代史,九七四年成书,共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此书多据五代各朝实录和范质《五代通录》等史籍,仿照《三国志》体例,保存了五代十国时期的丰富史料。

唐会要和五代会要——唐朝人编纂过几种当代会要,但唐宣宗以后,记载阙如。北宋初,王溥采录宣宗到唐未的史事,续编成《唐会要》一百卷。全书分五百十四目,详细记载这一时期的沿革损益。王溥又编成《五代会要》三十卷,共二百七十九目。

新唐书——五代后晋刘昫、张昭远等人撰《唐书》,成书仓促。宋仁宗嫌其浅陋,命欧阳修、宋祁、范镇等人重修。一○六○年全书编成,共二百二十五卷、目录一卷,称为《新唐书》。刘昫旧著称《旧唐书》。新书严谨简洁,本纪不如旧书材料丰富,志比旧书详尽。新书不用骈文而用古文撰述,采用小说材料,并增加了以前史书所没有的仪卫、选举、兵等志。新书的缺点是任意删弃旧书资料,改写文句,并仿照《春秋》义例,多所褒贬。

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对《旧五代史》极为不满,决心重作,撰成《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七十四卷,藏于家。死后,家属上献朝廷刊行。此书在体例方面,效法《南、北史》,打破朝代界限,把五朝的纪、传综合一起,按时问先后编排。列传部分采用类传,分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等传,历官数朝的人编在杂传。

但模仿《春秋》义例,以一字寓褒贬,宣扬儒学的说教,王安石评为“文辞多不合义”。书中因过分讲究文辞,往往使史实失真。欧阳修私人改编官修的正史,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个创举。此后,路振撰《九国志》五十一卷,南宋陆游撰《南唐书》十八卷,也都是重要的私人著述。

辽、金、宋三史——元初,世祖即下诏编纂辽、金、宋三史。元朝国史院数次纂修辽、金、宋三史,到元顺帝时,已经基本完成,纪、传、表、志大体都已具备。只是由于大臣们对王朝的正统、三史的体例争论不休,长期不能成书。元顺帝令丞相脱脱主持其事。脱脱拟定辽、金、宋三国各为一史,“各与正统”,停止了正统的争议。三史同时编修,于一三四五年全部编成。

《辽史》,共一百十六卷,计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另附《国语解》一卷。辽道宗时,耶律俨曾撰修辽朝《实录》,金人陈大任纂修《辽史》。两书成为元人修史的基础,《辽史》最后的纂修,前后只用了十一个月仓促完成,全书疏误和矛盾之处甚多,但较多地保存了史料的原貌,是研究辽史的基本资料。

《金史》,共一百三十五卷,计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纂修者以金朝的实录和元初王鹗辑《金史》作为基础,参考金末刘祁《归潜志》等书,所据史料远较《辽史》丰富,较为详备地记载了金代的发展史。各“志”保存了许多有关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的资料。《世纪》一篇,叙述金朝建国前各部落的发展状况,尤为可贵。从历史编纂学方面说,《金史》远胜于《辽史》。

《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计帝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脱脱等人以宋朝的国史作稿本,再参照实录、会要、日历等其他文献编成。宋理宗以前,国史俱备,所以《宋史》记载宋理宗以前史事较详,以后则因国史未修而较为简略。《宋史》中表彰道学的内容,大部分抄自南宋李秦的《四朝国史》和谢方叔的《中兴四朝国史》,但也删去了这些国史中过分夸张道学家的一些言论。《宋史》的优点是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基本面貌,文字改动不多;资料丰富,内容详备。缺点是前详后略,有些记载互相牴牾,还有一人两传,一事数见乃至有目无文等情况。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编成,是历史学的重大成就。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目录和考异各三十卷。一○六六年,司马光奉诏设局编修,一○八四年书成奏上。全书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三年),止于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九五九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春秋》为编年国史)。

一○六六年四月正式置史局编修以前,司马光原已写成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秦二世三年的史事,共八卷,称为《通志》。

南宋刊本《资治通鉴》书影

这就是后来《通鉴》的前八卷。正式置局以后,到一一七○年九月司马光赴洛阳以前,史局设在开封,由刘恕和刘攽协助编修。刘攽专职汉史长编的写作。刘恕撰魏晋南北朝的长编。在开封的五年时间里,司马光及其助手写完了《通鉴》前、后《汉纪》各三十卷、《魏纪》十卷。一一七一年初,刘攽离开史局,六月,由范祖禹接替。

一一七○年九月,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而离开开封,出知永兴军。一一七一年四月,改为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司马光以史局自随,在洛阳继续编写。这时期,范祖禹专修唐代的长编和刘恕未完成的五代十国的长编(刘恕已死)。

司马光广泛收集史料,如正史、杂史、笔记、小说。地志、文集等,按时间顺序撰“丛目”,即大事目录,兼作史料索引。编写长编的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

方法是按丛目的史料索引,翻阅全部有关史料,然后决定取舍、详略。写成后,由司马光删繁去冗,修辞润色,最后定稿。

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目的,是要从历史上为封建统治者提供政治统治术,以资借鉴。他自己说因为厌烦旧史的繁杂,所以“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是为了“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谢赐(通鉴·序)表》)。宋神宗因而赐名本书为《资治通鉴》。但他在编写时,并不着重于“《春秋》义法”,力求符合历史事实,言必有据。对于记载中分歧较大的事项,选择证据分明、情理近实的写入正文。其余则另行编录,说明舍此取彼的理由,写成《考异》一书,以资参阅。

《通鉴》语言简洁,叙事生动。宋神宗称赞为“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恰当的评语。《通鉴》作为最早的一部编年通史,标志着历史学达到了新的水平。

南宋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共四十二卷,一一七三年稍后成书。宋代以前,史体只有编年、纪传两种。袁枢喜读《通鉴》,但《通鉴》卷帙较多,一件事或者隔越几卷,翻检不易。袁枢自出新意,把《通鉴》中的重要事件,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件事各详始终,自列标题,每篇又按时间顺序自为头尾。从三家分晋到周世宗征淮南,经纬清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未一目了然。从而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创立了新的史体——纪事本末体。

元朝初年,台州人胡三省写成《新注资治通鉴》。胡三省于南宋理宗宝祐四年(一二五六年)举进士,曾做过州县官,后在淮东幕府任职。《通鉴》原有刘安世《音义》十卷,不传。又有史炤《释文》,多有疏误。胡三省在居官之余,重撰音注。南宋灭亡前后,隐居家中,全力撰写注释,散入《通鉴》本文之下。自称“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又纠正《释文》,撰《释文辨误》十二卷。一二八五年,《新注资治通鉴》全部完成。此后,又屡加修订。《通鉴胡注》对宋以前的通史,作了全面的考订,成就是巨大的。

当代史的编纂 宋元时期历史学的另一特色,是详于当代史的编修和史料的整理。宋朝设置史馆,分国史院和实录院。金朝设置国史院。元朝设翰林国史院。宋朝由宰相兼任“提举国史”、“监修国史”、“提举实录院”等职。金、元也由丞相“监修国史”或“修国史”。宋朝的当代史和史料汇编,有日历、实录、会要、国史、敕令、御集、宝训等,金有起居注、日历、实录、圣训、国史、私史。元有起居注、实录、经世大典等书。宋金元三朝官修的实录、国史等,多已不存。只有钱若水编《太宗实录》二十卷流传。宋朝的会要,现存残本,是重要的宋代史料。宋朝编纂当代的会要,规模很大,前后十多次,成书十种,总数达二千多卷。会要的体例,分类和门,如王洙等编《庆历国朝会要》,共分十五总类。王洙等编《元丰增修五朝会要》扩充为二十一总类。每种会要,纂修时间少者数年,多者前后三十年至五十多年,屡经删改增补,才得完稿。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宋会要文字,成《宋会要辑稿》一书,使会要的部分原文,得以保存至今。虽然辑录中不免讹误,但保存史籍的功绩还是重大的。元仁宗时所修《经世大典》原书不存,也在《永乐大典》残卷中留有若干残篇,元苏天爵编《国朝文类》收录了《经世大典》的《序录》多篇。

宋代的当代史,也由私人编纂整理。现存的重要史籍,有以下几种。

续资治通鉴长编——眉州丹棱人李焘,从一一四二年开始,为编写宋朝当代史做准备工作。一一五九年,完成《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受到朝廷的重视,录付史馆保存。此书追继司马光《百官公卿表》,详细记录自宋太祖到北宋未的新旧官制,百官除授等史事。这是李焘正式编写《续通鉴长编》之始。此后继续编写史事,到一一八三年成书,共九百八十卷、事目十卷。又编出《长编》的节本,名为《举要》六十八卷,目录五卷。两书合计一千零六十三卷。李焘以四十年的时间,写成了这部编年巨著,成为第一部当代通史。

李焘广泛搜集北宋历史的官方资料,如日历、实录、会要、国史、御集、宝训、敕令、百司指挥等,还搜集士大夫的私家记载,如笔记、小说、私史、家传、行状、志铭、文集、奏议、内外制、函犊等,不可胜计。他造了十个木橱,每橱装二十只抽屉,每屉用甲子编号,所得资料按月日先后编排,井然有条。在编写时,对史料进行辨别真伪和考订异同的工作,对各家记载的零星片断史料融会贯通,还把异同诸说附注于正文之下。按照“近事则详,远事则略”的方针,越往后内容越详。叙事谨慎,不妄加论断。李焘认为,他的这部著作卷帙浩繁,不足以称《续资治通鉴》,所以命名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便由后来的学者参订刊削。《续通鉴长编》保存了北宋丰富的文献,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宋代史料书。

《续通鉴长编》问世后,南宋杨仲良仿照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编成《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书,共一百五十卷。此书依据《长编》所载史事,分门别类地编纂北宋的重要事件,使读者便于了解事件的始末原委。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焘《长编》只载北宋九朝的事迹,继此而作的,有南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一二一○年写成。此书专载高宗一朝的史事,仿照《通鉴》体例,编年系月。采录的资料以日历、会要、国史为主,参以野史、笔记、家传、墓志、行状、案犊、奏报等文献。对于不同的记载,从实叙录,以待后人论定。

三朝北盟会编——南宋徐梦莘撰,共二百五十卷,绍熙五年(一一九四年)十二月成书。记述自徽宗政和七年(一一一七年),中经钦宗,至高宗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年)宋、辽、金三朝交涉与和战的历史。此书的主要特点是对于各种史料全录原文,“其辞则因原本之旧,其事则集诸家之说”,不随意去取,不妄立褒贬,以备史家采择。被征引的二百多种史籍,得以保存了原貌。徐梦莘坚信,客观地介绍各家之说,让人们参考折衷,其实自见。此书不仅保存了宋、辽、金大量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史料,也还保存了辽、金的许多社会经济史料。

宋九朝编年备要——南宋陈均撰,共三十卷,编年体。一二二九年成书。此书广采日历、实录、李焘《长编》及司马光、徐度、赵汝愚等十多家著作,删繁撮要,博考互订,记载北宋九朝的史迹。作者据事直书,不加褒贬。

两朝纲目备要——南宋人(不知姓名)撰,共十六卷。记述南宋光宗、宁宗两朝史事。此书叙事简明,所记两朝政治和经济的一些事迹,为其他史书所不载。

宋朝比较重要的当代史还有:南宋熊克撰《中兴小纪》四十卷,叙述宋高宗一朝历史。刘时举撰《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五卷,记载南宋高宗至宁宗的事迹,成书约在理宗时。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六卷,纂集理宗到南宋亡国的本末,大约是南宋遗民入元后所撰。

此外,南宋人叶隆礼,采前人记载,成《契丹国志》二十六卷;宇文懋昭依据见闻成《大金国志》四十卷,是辽、金的当代史。两书多有来自传闻的纪录,不免失实,但也保存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

通志与通考 通志与通考是宋元时期新创的史学体裁。

通志——南宋郑樵撰,共二百卷,计帝纪二十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列传一百二十四卷。一一六一年成书。郑樵字渔仲,福建兴化人。他强调《史记》通贯古今的优越性,批评《汉书》等断代为史的局限性,决意编写一部融会群书、包罗万象的通史。为了编写这部书,他作了三十年的艰苦的准备工作,收集和研究了大量资料,分别写出各种专门著作。晚年,由于感到精力衰竭,以不到两年的时间,匆匆编纂成书。因此,《通志》只是他辛勤纂成的初稿。其中纪和列传综合诸史而成,使无重复之处。年谱是他新创的体例。又有“略”相当于正史的各志,共二十略,集中了全书的精华。内容包括上古到唐代。其中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諡、器服、乐、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昆虫等十五略,大半为历代正史所无。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等五略也并不完全因袭前人。郑樵主张“会通”,提倡编写通史,指出断代史之失为“繁文”(重复)、“断梗”(史事不相连接)。同时主张据实纪录,反对过去史书的褒贬美刺之法,斥之为“妄学”“务以欺人”。认为史书“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又反对阴阳五行说,斥之为“妖学,务以欺天”,认为史书“专以记实迹”,应“削去五行相应之说”。这些都是独到的见解。

文献通考——元马端临撰,共三百四十八卷。一三○七年成书。马端临,字贵与,饶州乐平人。元初任柯山书院山长、台州州学教授。司马光的《通鉴》对典章制度记述比较简略。马端临仿照唐杜佑的《通典》,详细记录自古代到宋宁宗嘉定未年的各种制度及其沿革。《通典》原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典,记载内容一般到唐玄宗天宝年间为止。《文献通考》扩充至二十四考,其中食货一项即细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考,同时,又新增加了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五考,内容方面也补充了《通典》的不足,天宝后到嘉定未年这段时间内又作了新的编纂。《通考》收录大量经籍、史书、传记、文集、奏议、笔记等文献,还摘引唐宋诸臣的奏议和士大夫的议论,夹叙夹议,使读者对于一事的本未能获得概括的知识,并经常加以作者的按语。在食货各门中,注意到各项制度的变革,划分出变革的阶段性的标志。《通考》记载宋代的制度最详,多为《宋史》各志所未载。《通志》、《文献通考》与唐杜佑《通典》被学者合称为“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