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文化交流（二）

三、中亚、西亚及东非诸国

阿拉伯沿海诸国 早在行勤西游时，便携有宋王朝致大食国王书。行勤显然完成了传递使书的任务，因此，九六八年（开宝元年），大食国王遣使来贡。宋人所说的“大食”，是中亚诸国之泛称。从行勤的行程来看，他们道出克什米尔，折而西南行，至北印度的左兰那罗国。他所致书的大食国，很可能便是当时据有锡斯坦地区的伽色尼王朝的创建者撒布克的斤。九七一年，大食国又遣使来贡，宋以其使者李诃未为怀化将军，还特以金花五色绫纸写告身以赐。从这以后，取陆路和海路东来的大食使者史不绝书。

辽王朝已与中亚诸国有密切的联系。早在天赞初，就有“波斯国来贡”、“大食国来贡”的记载。一○二○年，大食国王遣使为其子册哥请婚，并进象及方物。明年，复遣使来，辽以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封公主许嫁。一○二六——一○二七年（圣宗太平六——七年），辽又遣使至锡斯坦与伽色尼王朝联系，建议“辟联合之路而系敦睦之环”，使之从西南方牵制哈剌汗国。一○四一——一○四二年（道宗重熙十——十一年），为辽戍边的一万六千帐契丹人叛逃，迁入哈剌汗国。所有这些关系表明，后来耶律大石的西迁不是偶然的。

成书于一一二○年的《动物与自然属性》的作者马儿瓦齐报导，当时中国分属支那、契丹与畏兀三部分。凡是经商及从事其他事务的人皆自喀什噶尔经叶儿羌、和田，至沙州，然后由这里分道前去三国。但是当时东西间的陆路交通是艰难的。十世纪末，辽圣宗向西扩展了领地；十一世纪中，西夏又控制了河西走廊，北宋与西域的陆路交通因而一度被切断。宋神宗开熙河，与西域的交通才得恢复，但必须取道青海北部，由秦州入境。这一段旅途更加僻远迂回，彼此间的陆上联系受到限制。因此，宋与大食的联系，主要还是依靠海路进行。

宋朝与大食诸国海上交通发达，远洋船舶广泛使用罗盘针导航。大食使臣和商贾从海路到东方，多到故临国换乘东归的宋商海舶。大约在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罗盘针传入大食，又经大食传入欧洲。宋朝有近六十种药材大量运入大食各国，其中川芎对医治采胡椒工人的头痛病有显著疗效，而牛黄约在十二世纪前又由大食人传到欧洲。这说明宋朝医学对大食医学有很深的影响。大食各种药材也被宋朝药物界广泛采用，阿维森纳创造的丸衣方法传到宋朝后，迅速得到推广。

伊斯兰教及其建筑艺术，传入宋朝，大食商人在泉州、广州建筑寺院和高楼，既保持了大食的建筑艺术风格，又吸取了宋朝建筑的优点。侨居宋朝的大食各国商人数量很多，有些商人资金相当雄厚，广州官员竞相与之联姻。这些商人还在侨居地，如广州、泉州兴建著学。元朝时期，色目人在福建沿海定居的人数相当多。元末农民起义中，这些色目人在其首领赛甫丁的领导下，据有泉州。当时，摩尼教、伊斯兰教在这里十分流行。

十三世纪时，波斯人曾仿制宋瓷碗，绘有凤凰图案，而宋磁州窑也曾仿制波斯式的瓷壶。北宋初，有一位汉族学者在伊拉克巴格达侨居一年左右，他只用五个月时间就学会了阿拉伯文。当他准备离开巴格达时，请房主拉齐读一部阿拉伯学者的著作，拉齐读得很快，他能用汉文草书准确地速记下来。大食的天文学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在河北宣化发掘的一座辽墓中，出土一幅彩绘的星空图。此图以中国传统的二十八宿为主，又吸取了巴比伦黄道十二道，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东非诸国 《诸蕃志》中，详细地记载勿斯里（今埃及）、遏根陀（今亚历山大港）、陀盘地（今杜姆亚特港）和憩野城（今开罗）等地的情况。这些情况可能是他从到达泉州的埃及商人那里听来的。他还记述遏根陀国有一座大塔，这就是古代亚历山大港的法鲁斯岛灯塔，高达一百米。憩野是勿斯里的都城，商业非常繁盛，意大利商人曾到这里来购买东方货物，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宋朝的货物，主要有丝织品、瓷器、金银、铜钱等。

宋朝的瓷器驰名世界，远销勿斯里，受到当地人民的喜爱。不久，本地的陶瓷工匠便进行仿造。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时，仿制青瓷；十四至十五世纪时，又仿制青花瓷。但瓷胎使用本地的陶土，并且常有阿拉伯字的陶工名字。这些仿制品的瓷片，在福斯特（开罗古城）遗址中发现不少。十二世纪时，宋朝的皮影戏传入勿斯里，引起当地人民的很大兴趣。亚历山大港的天文学家兼地理学家多禄某的天文集，在宋、元时传入中国。据马可波罗记载，忽必烈时，朝中有巴比伦（指埃及）地方之人，被大汗派遣至福州城，授民以制糖术，用一种树灰制造。这些都说明彼此间文化交流的密切。

一○七一年，层檀（今坦桑尼亚）首次派使臣到广州，对宋朝进行访问。一○八三年，再次遣使入宋，赠送本国特产，宋神宗回赠银二千两。宋朝的丝织品、瓷器、铜钱等，直接或间接地由宋朝商船运到层檀销售。十九世纪末年以来，坦桑尼亚沿海一带不断发现宋瓷残片和宋朝铜钱，表明宋和层檀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相当频繁。

宋朝人称索马里古国为中理（今索马里沿岸）和弼琶啰（今索马里柏培拉港）。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地下发掘，曾发现宋瓷和宋钱。元朝统治时期，与东非的联系继续有所发展。马可波罗记忽必烈曾派使者至东非马达加斯加岛，使臣归后，将此岛之诸异闻陈告大汗，并把两枚巨大的野猪齿入呈。元朝未年，依本·拔都他游印度，曾受其王的派遣，出使中国。依本·拔都他经历地区的范围仍然是一个疑问，可能仅到过长江以南，但他的游记中却保存了元朝商人活跃在南海的记载。

四、钦察、伊利诸汗国

蒙古西征后，形成了钦察、察合台、伊利与窝阔台四个汗国。诸汗国逐渐成为事实上各自的独立政权，但在名义上，仍奉元朝皇帝为大汗、“一切蒙占君主的君主”、“四海万民之君和成吉思汗家族之长”。在通常情况下，诸汗国汗位的承袭，必须取得元朝皇帝的认可。伊利汗国的旭烈兀汗死，遗命子阿八哈汗继位。阿八哈辞位说：没有叔父忽必烈的命令，他不能即位。因此在未得忽必烈的正式册命之前，他始终不敢就正位，而是另设一座，权行汗权。直到一二七○年元朝所派的使臣奉诏来到后，他才遵旨重新举行登位的典礼。一二八四年阿鲁浑汗夺取了汗位，但也等到二年以后元朝的使臣到来，才正式即位为伊朗等地诸蒙古及大食民众之长。一二九一年乞合都即汗位，忽必烈赐给他藏语名亦怜真·朵儿只。合赞汗的即位与改奉伊斯兰教，同样要取得成宗铁穆耳的认可。一些有翊戴大功的贵族，也以请求元廷赐予官爵为荣。如阿鲁浑汗时期的不花，被元朝封为丞相，不赛音汗时期的出班，被元朝授以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给银印、金符。元王朝封授汗国贵族的这些官爵，显然都是来自汉族的传统官名。在特殊情况下，元廷甚至可以另派所在汗国的贵族来接替汗位。现存的资料表明：伊利汗国的国玺，是由元廷所颁赐的汉文刻印，一方为“辅国安民之宝”，另一方为“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

元朝皇帝与诸汗国通过赐予和朝贡保持经济上的交流。诸汗国的贡品多是西域的大珠、珍宝、玉器、水晶、马驼、文豹、狮虎、药物和特产的佩刀。元廷的回赐则为钞币、缎帛、绣采、金银和东北特产的海青猎鹰。贡使往往受命携来重金，广购元朝各种上产，使者本人也乘机贩运货物。因之，每一批使者实际上便是一支庞大的商队。元朝规定：所有使臣，从杭爱山至大都都可以乘驿前行，因而大大地便利了贡使的商贩活动。

在蒙古统治时期，东西方之间人民的交往也空前繁盛。早在成吉思汗西征中，一大批投附的官员、军卒、工匠和驱奴被掳东来，以后又辗转迁入内地。随后是大批中亚商贩、旅行家，沿着东西驿道，络绎东来。元人文献把他们泛称为回回人、西域人或大食人，统归色目。他们大都是伊斯兰教徒，在内地任便住坐，踪迹遍及城乡各处，但在一个地方内又往往保持小范围的聚居，嫁娶丧葬、宗教信仰仍坚持原有的习俗。在有回回人聚屠的城市中，如上都、太原等地，都建有礼拜寺。元朝设立回回哈的司，管领伊斯兰教徒刑名事务，答失蛮（回教徒）与佛、道和基督教徒一样，都享有特许的优免赋役的权利。他们在定居各地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汉文化，不少人成为汉文化修养很高的写作家，同时也把中亚的伊斯兰文化传播到中国。

与此同时，也有大批蒙、汉等各族人迁入中亚和西亚诸地。当旭烈兀西征时，除大批蒙古军外，曾征调汉人匠师上千人随征，其中包括使用火药的枪手。由中国发明的火药辗转经过阿刺伯而传入欧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随军西征的蒙古人和汉人留住在伊利汗国，因为蒙古人当时主要信仰喇嘛教，所以在伊利汗国境内，一度佛寺兴盛。藏族创立的“喇嘛教”也由此传到了中亚地区。著名的全真道士丘处机和政治家耶律楚材都曾亲历中亚；旅行家常德奉使于旭烈兀，且远及呼罗珊诸地。当时还有一部分原属西辽的黑契丹人，以博刺克·阿只卜为首，又在克尔曼地区割据自守而臣附于蒙古。他们的统治前后维持达八十余年。直到十四世纪初，完者都汗征召其主沙只罕入朝，另派蒙古官员统治其地，契丹人后裔的这个政权才告结束。

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空前密切，人口交互迁移，文化上的交流也因此更为发达。中亚城邦中所习行的理算、扑买与商业斡脱组织等制度，都在元朝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影响。一些色目权臣，也多惯于把中亚的统治制度强行推行于汉地。成宗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变化。

回回的优秀科学成果，如医学、天文学等的传入，受到元朝人民的欢迎。著名的回回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在至元四年进《万年历》，忽必烈曾一度下令颁行。札马鲁丁又造咱秃哈剌只（多环仪）、咱突朔八台（方位仪）、鲁哈麻亦渺凹只（斜纬仪）、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平纬仪）、苦来亦撤麻（天球仪）、苦来亦阿儿子（地球仪）、兀速都儿刺不（观象仪）等回回天文仪器。元朝还专设有回回司天台。在当时元廷的秘书监里，保存有大量天文历算书籍和仪器。回回医学也很负盛名。元朝在太医院下设广惠司，拿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广惠司的创建者是叙利亚人、景教徒爱薛。回回药物与验方在社会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在秘书监中还保存有《忒毕医经十三部》（忒毕，阿剌伯语义为医学）。《常德西使记》载中亚的几种特效药物：阿只儿，状如苦参，治马鼠疮；妇人损胎及打扑内损，用豆许咽之自消。阿息儿，状如地骨皮，治妇人产后衣不下，又治金疮脓不出，嚼碎敷疮上即出脓痊愈。奴哥撤儿，形似桔梗，治金疮；肠与筋断者，嚼碎敷之自续。明初刻本《回回药方》，据考证系阿拉伯著名医学家依本·贝塔儿的《简救法》一书的译本，大概是元代译出的。忽思慧所著的《饮膳正要》，是一本研究食物医药学的专著，其中也保存了一些回回药物及方剂。

大食人也黑迭儿是出色的建筑工程师，忽必烈时任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宫殿。在大都宫城的设计中，“受任劳勚，夙夜不遑，心讲目算，指授肱麾，咸有成画”。后与张柔、段天祐同行工部事，管领修筑宫城，为大都城的修建作出了贡献。尼泊尔著名的绘画装塑家阿尼哥，中统元年受帝师八恩巴之招，率领匠师八十人造黄金塔于吐蕃。后从帝师入京，以塑绘和工巧著名一时，两都寺观的塑像，多出其手。阿老瓦了和亦思马因是伊利汗阿八哈应忽必烈之命而派遣来元的制炮家。他们所造的巨炮（一种投石机）曾用于进攻襄阳与常州，具有颇大的摧毁力。

中国文化也在波斯等地广泛传播。随同旭烈兀西征的有中国天文学家数人，其中包蛮子（？译音）最为著名。伊朗的著名天文学家纳速剌丁便是通过他而得以了解中国的天文推步术数。伊利汗国丞相拉施德在编纂他的世界历史名著《集史》时，曾有汉人学者李达时、倪克孙（均为译音）参与编著。《集史》中有关蒙古及元朝的某些史实，主要是得自一二八三年出使伊利汗国并留驻那里的元朝丞相李罗的口授。拉施德还主编过一部关于中国医学的百科全书，名为《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也被译成了波斯文。合赞汗曾得眼疾，延请元朝医师治疗。这位医师采用放血疗法而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合赞汗本人，略知汉语，通晓中国史事，了解中国特产的草药。西亚流行的圆穹形建筑和绘画的手法与题材，也明显地反映了中国建筑与绘画艺术的影响。元朝的纸钞制度也传入伊利汗国，曾一度实行。

五、欧洲诸国

据《宋史》记载，北宋时期，拂菻（东罗马）曾三度遣使来贡。当时陆路上的通道既远且阻，直接往来是很困难的。但间接的文化交流却一直未曾停止。经由西亚东传的景教（聂思托里派基督教），在汉地虽已不再流行，但在畏兀儿等族地区却仍然盛行。太平兴国六年，王延德使高昌，他在那里见到所谓“波斯僧”，指的便是景教徒。据西方的记载，在十一世纪初，我国西北部的突厥人已有很大一批人转奉了景教。以后景教一直在西域和西部蒙古地区盛行。克烈、乃蛮与汪古等部从辽、金以未便都是世奉景教的部族。

蒙古的几次大规模西征和四大汗国的建立揭开了中国与欧洲交通的新篇章。大批欧俄的部族，如钦察人、阿兰人，俄罗斯人被裹胁东来；一些欧洲的工匠，如日尔曼奴隶、巴黎和贝尔格莱德的俘虏也出现在和林。西征也在客观上打通了交通的道路，一大批欧洲人，包括教土、使臣、商贾和旅行家，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涌向东方。

普兰诺·迦宾与卢卜鲁克的来使 欧洲人对蒙古，原来很不了解。拔都的西征引起了欧洲统治者们严重的不安和忧虑，因而亟力谋求了解蒙古草原的状况，阻止杀掠。一二四三年，新当选的教皇英诺森四世组织两个使团出访蒙古：普兰诺·迦宾出往俄罗斯；剌温思出往波斯。普兰诺·迦宾等在一二四五年四月从里昂出发，带着教皇写给蒙古大汗劝谕勿攻基督教民的书信，经过波希米亚、基辅，穿过南俄草原，在伏尔加河上觐见拔都。拔都认为这种关系必须取决于大汗，便派他前往蒙古。于是他与同伴别年的克特穿过康里草原，经过准噶尔盆地北部，抵达蒙古。当时正在举行选举贵由为大汗的忽里勒台。普兰诺·迦宾在蒙古逗留了四个来月。贵由写了勒令西欧的统治者们投降入贡的回信，交他带给教皇。普兰诺·迦宾于一二四六年十一月启行，大体上循原路西返，一二四七年的下半年返抵里昂。他所记的《蒙古历史》一书，是对蒙古人从生活习俗到军事装备、战略战术的一个全面纪录，其中还包括了旅途行纪，记述沿路的见闻。

一二四八年，率领第八次十字军东征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在尼可西亚接待了一个自称是蒙古驻小亚细亚的将军按只吉歹所派遣的使团，使者名大维德。明年二月，圣路易遣安德烈为使，进行回访。安德烈大概是在木干平原见到按只吉歹，然后绕行里海南岸，循锡尔河而东，抵达额敏河上贵由的行官。这时贵由已病死，海迷失皇后执政，她接见了安德烈。一二五一年四月，安德烈返抵帕托列玛恩，觐见圣路易，递交了给海迷失皇后的回书。书中敦促称臣入贡。紧接着，圣路易又在凯撤里亚接见了据说是海迷失所派遣的菲力浦使团。使团受到圣路易的款待，逗留一年之久。一二五二年春，圣路易又派教士卢卜鲁克以传教士的名义前往蒙古。卢卜鲁克可能是从阿克儿乘船，伴同菲力浦使团抵孔士坦丁堡。然后越里海，从克里米亚半岛登陆东行，先后觐见了西欧盛传是基督教徒的蒙古诸王撒里塔，和住牧在伏尔加河上的拔都。拔都派他往见蒙哥汗。他在一二五三年十二月抵达蒙哥在汪吉河附近的冬营帐地，然后伴随蒙哥的大帐日渐北移。次年四月进入和林城。逗留五个多月之后，卢卜鲁克带着蒙哥的严厉的促降书返回。他从拔都处折而南行，穿过高加索与小亚细亚，一二五五年六月抵达塞浦路斯。他此行的使命，原是希望结好蒙古，共同抗击伊斯兰教徒，收复圣地与宣扬基督教义。这无疑是彻底失败了。但他成功地深入了解了蒙古的状况和东西交通的道路。他所著的《行纪》一书，是关于蒙古和中亚历史的有价值的资料。

马可波罗来华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欧洲的贡使、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络绎东来。马可波罗以他的游记著称于世。

马可波罗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尼古刺和叔父玛窦从孔士坦丁堡渡黑海，前往钦察汗国的都城撒莱经商。由此继续前行，抵布哈拉。大约在一二六六年（至元三年）到达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决定派遣使臣随同他们西返，往使罗马教延，命教皇遣送熟知基督教律，通晓七种艺术者百人来华。中途使者因病阻留，尼古刺兄弟持国书继续西行。他们在一二六九年抵阿克儿，向教廷呈递了蒙古的国书。二年之后，兄弟二人携带十五岁的马可波罗陪同教皇所派遣的二宣教士尼古勒与吉岳木东来。两名宣教士在半途因惧怕危险而折回。马可三人又经过长途跋涉，于一二七五年（至元十二年）夏到达上都复命。马可波罗在元朝留居十七年，颇得忽必烈的信任。忽必烈“欲见万里如在目睫”，曾派遣贺胜遍历吐蕃、云南、广海之地，往返观察。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他也曾奉使云南、江南及占城、印度诸地。马可波罗还自称在扬州作官三年。一二九一年（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应伊利汗国的请求，把阔阔真公主嫁给阿鲁浑汗。马可波罗随同阿鲁浑的使臣护送公主，由海道西行。在一二九二年左右抵达伊利汗国，完成了护送任务。马可波罗继续西行，一二九五年返抵威尼斯。根据他口述整理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他在旅途和在元朝居留期间的见闻，对元朝的繁华和富庶备加赞扬。马可波罗的东来和游记的传播，极大地加强了欧洲人对东方的了解。

列边骚马出使欧洲 列边骚马原籍大都，是一个景教徒。列边是景教长老之称。据说当时在大都的景教徒多达三万多人。骚马与东胜（？）人马儿可思在一二七八年（至元十五年）奉准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他们途经河中府、唐兀城、和田，经塔拉斯、呼罗珊而抵巴格达，因战争稽留在伊利汗境。一二八○年，马儿可思被任命为契丹与汪古的大主教，改名为马儿亚伯刺罕。次年，在巴格达的景教总主教死，诸大主教集会，因马儿亚伯刺罕是蒙古人，而被选推为总主教，得到阿八哈汗的核准。其后阿鲁浑汗在位，企图征服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由马儿亚伯刺罕派遣骚马为使，前往欧洲，联络基督教国家。一二八六年骚马以阿鲁浑国王及马儿亚伯刺罕总主教的名义赴罗马，航经孔士坦丁堡，至那不勒斯登陆。这时正值旧教皇死，新教皇未立。骚马在罗马盘桓之后，去往法兰西，受到国王菲力浦四世的接见。国王表示：虽然蒙古人不是基督教徒，但如果为夺取耶路撒冷而进击阿拉伯人，他将全力应援。骚马又前往会见英王爱德华。爱德华也表示他的想法与阿鲁浑汗一致。一二八八年春，骚马返抵罗马。新教皇尼古拉四世热烈地接待了骚马，对阿鲁浑汗优礼基督教徒和打算夺回圣地表示了支持和感谢。骚马在胜利完成使命后，循原道返回，受到阿鲁浑汗的嘉奖。此后骚马与马儿亚伯刺罕一直留在伊利汗国。骚马死于一二九四年。马儿亚伯刺罕死于一三一七年。

罗马无主教士的东来 骚马的西行促使教皇尼古拉派遣传教士孟德科维诺前来东方进行联系与宣扬宗教。一二八九年，孟德科维诺携带教皇致阿鲁浑汗、海都汗和忽必烈皇帝的信件，前往大不里士。他从这里航海至印度，停居年余，在一二九三年左右泛海来到大都。孟德科维诺受到了成宗的接待，允许他在大都自由传教。他在大都皇宫附近兴建了一所教堂。到一三○五年，先后洗礼了六千人。次年又完成了另一所教堂的兴建。他成功地促使汪古部的大贵族高唐王阔里吉思放弃景教的信仰，改宗天主教。但由于阔里吉思在对海都作战中被俘死去，嗣子朮安（这是从约翰·孟德科维诺取名的“约翰”一名的音译）年幼，阔里吉思的兄弟尤忽难又率部民奉行景教。当时，大都的天主教与景教两个教派互相排挤。孟德科维诺就曾长期受到一些景教徒的诬控。孟德科维诺在报导中还提到在大都的阿兰人有三万人，“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来投约翰兄弟。他为他们宣道，并鼓舞他们”。阿兰即《元史》里以骁勇著称的阿速军人，他们是蒙古西征时从高加索迁来的。马可波罗曾说：“诸阿兰皆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在大都的传播，是同他们分不开的。

孟德科维诺曾两次致书罗马教皇，请求派遣教士前来协助传教。教皇于是在一三○七年派遣了七名副主教前来，但只有格拉德、比列格林与安德烈三人约在一三一三年抵达中国。大概也就是在这一年后，泉州也创设了主教区，由格拉德任首任主教，以后则由比列格林和安德烈先后继任。大都总主教孟德科维诺约在一三二八年（文宗天历元年）病死，罗马教廷又委派了尼古拉继任总主教。尼古拉一行抵达阿力麻里，受到察合台汗的欢迎。但从这以后，下落无闻。一三三六年（后至元二年），一个由元顺帝派遣的十六人使团，包括法兰克人安德烈（可能即上述泉州主教）在内前往罗马。使团还携带阿兰贵族福定、香山、者燕不花等署名致罗马教皇的信，请求为他们派来总主教，同时也给元朝皇帝派来使者。这个使团在一三三八年抵达亚维农，受到教皇别内的克特十二世的接待。教皇立即筹组了一个包括马利诺里在内的使团东来。使团历经钦察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并在阿力麻里建成一所教堂，洗礼数人。一三四二年（至正二年）七月，使团抵上都，向顺帝献骏马。《元史·顺帝纪》记载：“是月，拂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群臣于是争献《天马赋》、《天马图》，他们描写这些使者“黄须碧眼，服二色窄衣，言语不可通”。使团在大都留居三年，然后循海道西归。据马利诺里记载：当使团离去时，皇帝曾嘱咐“我或其他人很快能和一个赋予全权的红衣主教返回来，担任那里的主教”。但是，不久之后，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元朝覆亡。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随之停顿了。

鄂多立克的来华旅行 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从十四世纪初便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涯。他从大不里士、巴格达而至印度。一三二一年由印度继续东行，历南海诸国而抵广州。再由广州抵扬州，循运河北上，至于大都。鄂多立克在大都停留达三年，然后经今内蒙古游历了青藏地区，再经呼罗珊至大不里士，返回威尼斯。在他讲述的游记中，关于行在（即杭州）、大都的绿山（即万寿山）和湖（即北海）以及分省置驿的情况，虽然很简略，但大体上都是准确的。

欧洲传教士陆续来华和元朝使臣远使西欧，这在元朝以前的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元朝统治时期的对外关系，由亚洲扩展到非洲和欧洲。元朝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日益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发生了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