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五）

（三）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雅鲁藏布江流域是西藏的主要农业区，在适宜耕种的地方，分布着许多农村居民点。作物主要是青稞，元时称为“青麦”，是岁贡的项目之一。一些地区栽种葡萄，酿制的“西番葡萄酒”颇享盛名，是进贡的珍品。藏族的农业多与畜牧业相结合，其余广大地面是纯粹的牧区。

藏族农牧民多附带经营家庭手工业。他们用羊毛制成各种毛织品，有“毛布”、“毛缨”、“红缨”等名目，除满足自己需要外，还有一部分用来同内地进行交换。乌思藏的细氆氇是一种精致的毛织品，称为“西天布”，也是上贡的特产之一。

早在十一至十二世纪，热振寺、萨迦寺、伯木古鲁的帖寺、加麻瓦派的术普寺、搽里八派的搽里寺、公塘寺、必力公帖寺、思答刺寺等陆续建成。元代，寺院建筑又有很大发展。萨迦扩建和新建的寺院最多，有四大寺十四小寺之称。其中以本勤释迦藏卜建造的大寺最有名，寺院周围，升起金碧辉煌的宝塔。萨迦的四周和奔波里的山头，筑起雄伟的城垣。一二五一年（顺帝至正十一年），伯木古鲁派建成泽当大寺。这些工程浩大的建筑物，都是调发大量无偿劳力建造的。

在各教派和各封建主的领地上，围绕着大寺院兴起一些新的城镇，形成各地方的政治中心，也是手工业和商品交换的集中点。

藏族在宋代就已在汉藏毗邻地区同汉族进行“茶马互市”，规模已很可观。元代继续维持这种传统交换关系。一二七七年，元军取得四川后，在碉门、黎州设榷场与吐蕃贸易。大批藏族僧侣和官员陆续来到内地，他们把元朝统治者的大量赏赐和自己采购的货物，经由驿道运往吐蕃。许多人借此经商营利，实际上是另一种贸易形式。

茶仍是运往藏区的主要货物。至元间，废除了设官专卖的办法，茶商纳课，自由交易，更便于茶的销售。据明初记载说：“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

（《明实录》洪武三十年三月）饮茶已成为藏族人民的普遍需要。输入藏区的商品还有布匹、各种丝织品、瓷器、铜器及各种日用品等等，由于藏族可直接往内地各处贸易，商品的来源和品种较前大为增多。藏族地区内销的货物，宋朝只重战马，禁止以茶博易珠玉、红发、毛段之物。元代，有牲畜、农畜产品、毛织品、皮货及作为颜料和药材之用的各种土特产等，品种和数量大增。

在朵甘思的老思刚地方，已出现专务贸贩的商人，以贩卖碉门乌茶、四川细布，交易藏区土产为生。

（四）文化的发展

在文学方面，著名的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中长期流传下来的群众性创作，并非某一个人所能完成，可能是元代形成的。此书几百年来，已被译成许多民族的文字。史诗卷帐之多，为世界文学中所罕见。萨迦班底达著有《苏布喜地》一书，很早就被译成蒙文，是藏、蒙人民喜爱的文学作品。

萨迦班底达也是一个语言学者。他到凉州时，曾应阔端的请求制作蒙古文字，设计了四十四个字母，据推测，可能是利用畏兀儿字母也可能是用藏文字母作出了表音的原则。忽必烈即位后，八思巴受命据藏文字母创为蒙古新字，以译写一切文字。一二六九年，元朝正式下诏以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即近人所称“八思巴字”。

史学也有很大发展。寺院很重视对珍贵文献的保管，在萨迦寺有管理文书的专门官吏叫做朋你克。十五卷的《萨迦甘本》是五个萨迦寺主的作品，其中包含重要的原始史料，曾经在德格刊行。《红册》是现存最古老的藏文史籍之一，由搽里八的公哥朵儿只于一三四六至一三六三年写成。公哥朵儿只原是搽里八的万户长，曾朝见过元帝，后来出家专理佛事，受封为司徒。《红册》除写了当时萨迦、噶当、噶举、伯木古鲁各主要教派的历史外，还根据汉文史书写了唐、宋、吐蕃和蒙古的历史。他明确说：此书曾参考了宋祁和范祖禹执笔的《唐书·吐蕃传》和《资治通鉴·唐纪》的藏文译本。蒙古王统部分可能参考过蒙文资料。书名也用蒙语称《忽兰·迭卜帖儿》。

卜思端（一二九○———三六四）的《善逝教法史》也是元代的史学名著。卜思端出身于佛学名门，曾先后请教二十八位大师，学识极为渊博，著作也很多。中年以后，常住后藏沙鲁寺。嗣法弟子发展成沙鲁派。《教法史》完成于一三三二年，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教法的概说，第二部分是印度和藏族地区的佛教史，第三部分是大藏的目录。本书以谨严著称，搜集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很少记载传说的离奇神话。此书有几种不同的刻本流传。

元王朝对佛教的提倡推动了佛学的研究。在搽里八的公哥朵儿只主持下，卜思端曾编纂了甘珠尔（大藏经典部）和丹珠尔（大藏注解部）两部佛经大藏，是藏文佛经的总集。

元朝统一后，印刷术也很快传到吐蕃。公哥朵儿只的祖父噶德衮布在元世祖时曾去过内地七次，回藏后在搽里八设立了印刷场。《红册》所利用的汉文史料的藏译本，就曾在一三二五年由国师亦璘真乞刺思刻印过。

元代吐蕃兴建了许多新寺院。各种建筑、绘画、雕刻、塑像等艺术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提高，并且吸收了各民族的风格。如搽里八的领主噶德衮布曾请汉族的“巧臣”修建了汉式的佛殿。萨迦寺的黄金塔，是元初由尼泊尔建筑师和雕塑家阿尼哥率领尼泊尔工匠，经两年时间而造成的。现存的拉当寺的弥勒佛、沙鲁寺的莲华生等雕刻作品，在造型方面是写实的，刀法与元代汉族雕塑有近似之处。沙鲁寺的几幅“供养天”壁画，是在尼泊尔、印度艺术影响下创造出来的，已具有成熟的“江孜派”的新风格。

在科学技术方面，医药历算有所发展。萨迦班底达去凉州，因为曾治好阔端多年无法治愈的痼疾，所以才大受尊信。卜思端本人曾写过医学著作。元时的贡品中有广木香、牛黄、胭脂红、茜草等药材，可见当时藏族对药物已有较深的认识。在中原的影响下，藏族的历法也有发展。卜思端还写过关于天文学的著作。

四、云南各族

一二五四年（蒙哥四年），忽必烈自大理北返，留大将兀良合台戍守云南，并任命刘时中为宣抚使，与大理原来的统治者段氏共同治理云南地区。随后，蒙哥根据兀良合台的建议，按蒙古军政合一的制度，将原有的三十七部并成十九个万户府，任命土人和蒙古官员为万户长和达鲁花赤，兀良合台任都元帅总镇其地。一二六○年，忽必烈即位后，在一二六三年至一二七一年间先后派遣昔撤昔、也先、宝合丁、阿鲁帖木儿担任此职。在云南设省以前，他们是云南地区的军政首领。

忽必烈北返时，还留下宗王不花驻守云南（中统二年封为建昌王），重大军政事宜都元帅必须向宗王请示。一二六七年，忽必烈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又设大理等处行六部和王傅府，以行六部的尚书、侍郎兼王傅府的王傅、府尉和司马，行政机关和王府机构合为一体。一二七一年，忽哥赤被都元帅宝合丁等毒死，元朝又以南平王秃忽鲁出镇云南。

蒙古军自一二五三年进入云南后，在大约二十年内，基本上是军事占领，镇戍云南的诸王和军事将领只是搜括财物和掳掠人口。各族人民反抗蒙古压迫的斗争相继而起。一二七三年，忽必烈鉴于委任失宜，决定建立云南行中书省，任命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行云南省事。赛典赤赡思丁是来自中亚布哈拉的回回人，在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四汗时期，担任过山西、燕京、川陕等地的地方官职，逐渐接受了汉族的传统文化和统治方法。赛典赤赡思丁于一二七四年到云南，与镇守云南的宗王秃忽鲁，确定王府和行省的职权范围：王府可以对行省进行监督，但执行政令的权力归于行省。次年，他又建议由云南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听行省节制。后来又将这两个机构和重设的官吏省去，加强了行中书省的权力。赛典赤赡思丁还把原设的万户、千户废除，改成三十七路、五府，下设州县，并重新改定各路府州县的名称，与其它行省取得一致。路府州县的官吏，要重新选派蒙古、色目、汉人和当地土著人担任，六品以上，都必须经元朝任命，六品以下，由本省选派上报，从而加强了元朝和行省对云南地区的统治。

元朝云南行省的范围，东至普安路的横山（今贵州普安县，一度曾到贵阳），西接印度的阿萨密，西南至缅甸的江头城（八莫附近），南边曾连接八百媳妇（泰国北部）和老挝境，北至罗罗斯的大渡河（包括今四川西昌地区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等地），所辖区域比后代的云南省要大得多。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见于元代记载的有白人、罗罗、金齿白夷、末些（纳西）、斡泥（哈尼）、蒲蛮（布朗）、卢蛮（傈僳）、阿昌、吐蕃（藏）、怒人、撬人（独龙）、野蛮（景颇）、依人（僮族）、土僚蛮（仡佬）等族。

（一）白人（白族）和罗罗（彝族）等族

元代的云南行省大体是建立在大理国的旧境内，除了周边一些依附于大理的少数民族外，主要民族是白人和罗罗。白人原称■人，史书又称“白蛮”，是白族的祖先。白人原来聚居在洱海及其邻近地区，曾经建立过南沼和大理国。据元人李京的《云南志略》记载，元代白人主要聚居在中庆（昆明地区）、威楚（今楚雄彝族自治州）、大理、永昌（今保山地区）等路府。统治者王室和贵族，控制了从中庆、威楚、经大理至永昌等重要地区的交通线，并于沿线要地建立起若干城镇，分封在各地区的白人贵族以这些城镇为中心，不断扩张统治势力。白族人民也进而散布到姚安、丽江、鹤庆、北胜、腾冲、顺宁、元江、临安、澂江、曲靖、武定等地。大理国段氏强盛时，白族曾经发展到黔西的普安，川南的大渡河以南地区。白人段氏世代为大理国主，是云南各民族的统治者。忽必烈征云南，国主段兴智降。一二五五年，段兴智同他叔父段隔去朝见蒙哥，奉献地图，提出平定诸部和治民立赋的办法，受到蒙哥的赞赏。蒙哥命段兴智继续统治白、爨等部，令段福统领军队。次年，段兴智等回大理，率领白、爨军二万为前锋，导大将兀良合台讨平未附各部，侵掠交趾。段兴智死，弟段实继位。一二六一年，段实入朝忽必烈，受命领大理、善阐（今昆明地区）、威楚、统矢（元改姚州）、会川、建昌、腾越等城，节制当地的万户、千户。

忽必烈派遣赛典赤来治理云南，一二七六年，立行省，置郡县，改善阐为中庆路，作为省治所在地。段实被改任为大理路总管，辖地缩小到大理、蒙化、威楚等地。

罗罗，史书上或译落兰、卢鹿，又称“乌蛮”。别部或自称撒摩都（或作些莫徒）、罗婺、摩察、■刺，都是彝族的先民部落。在唐宋的记载中，他们被称为爨人，元代也称为爨，或简称寸。《云南志略》指出：“罗罗，即乌蛮也，……自顺元、曲靖、乌蒙、乌撒、越雟皆此类也。”这是指罗罗的集中地区。

顺元是八番顺元宣慰司所辖的顺元等处宣抚司，辖今贵州鸭池河左右的水东和水西地区，尤以水西（彝语称“亦奚不薛”，“亦奚”意为水，“不薛”意为西）彝族最为集中。曲靖宣慰司现在只有西境属云南，是彝族聚居区；东境普定（安顺一带）、普安（普安、盘县等地）路在今贵州西南，此处与顺元的彝族在汉籍中都被称为“罗鬼”、“罗氏鬼”，或称“鬼蛮”。他们在唐末已形成较大的独立政权，被称为“大鬼主罗殿王”。宋末，北部有罗氏鬼国，依附于宋；南部有罗殿国，依附于大理，与宋广南西道常有贸易来往。但实际上部落甚多，称谓也不固定。

蒙哥时，兀良合台攻押赤城（昆明），“鬼蛮”出援兵助守。蒙古军队攻陷押赤等城后，乘胜进入鬼蛮境（蒙语称赤秃哥儿、赤秃哥或赤科，“魔鬼”之意），招降罗鬼诸部。云南设郡县后，以于矢部设普安路，普里部设普定府，后升为路，隶曲靖宣慰司。其余地区，湖广、四川、云南三省曾多次前往招降和征讨，先后设置了八番罗甸、顺元，亦奚不薛三宣慰司及若干安抚司、宣抚司等机构。一二九一年，顺元宣慰司撤消。次年，并八番罗甸和亦奚不薛宣慰司合为八番顺元宣慰司，属云南行省管辖。

乌撒乌蒙等处是一个宣慰司，这里原有乌撤（贵州咸宁）、乌蒙（云南昭通一带）、閟畔（东川市、会泽、巧家县地）、芒布（镇雄、威信等县）、易娘（彝良县）等部。乌蒙部驻窦地甸，部主阿杓受宋封为乌蒙王。芒布居屈流大雄甸，宋封为西南番都大巡检使。

一二五六年，蒙哥令兀良合台从云南率军与四川蒙军会师，途中先后招降了閟畔、乌蒙、易娘、芒布等部。乌撒部屡招不降，一二七三年才向元朝降服。元朝陆续设立了乌撒、乌蒙、芒布（辖益良州，即易娘部；强州）东川（原閟畔部）四路。一二九三年，乌撒宣抚司改为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统辖以上四路，大致与今昭通地区相当。东邻亦奚不薛，南接曲靖，是彝族的聚居区。

越雟是唐郡名，南诏设建昌府，元朝设为罗罗斯宣慰司。越雟等地原属大理国，只有邛部每年向宋朝贡名马、土物，宋封其首领为邛都王。大理国逐渐衰败，落兰部崛起于沪沽、称雄于各部。蒙哥时，落兰部主派遣侄子建蔕降附蒙古。后来建蒂又杀蒲德，自为部长。建蒂以女沙智嫁阿宗，命阿宗守建昌。建蔕连续并吞邛部川、阿都、屈部、■綖、蒙歪（元会理州）、麻龙（元麻龙州）、绛（元姜州）等部。一二六八年，忽必烈令招讨使怯绵攻建蔕，大败，怯绵被处死。一二七二年初，忽必烈又派皇子西平王奥鲁赤同南平王秃忽鲁、四川行省都元帅也速带儿等联军进讨。经过一年多的激战，建蔕力尽投降，沙智等四人也被俘。

此后，元朝在这里先后设置了五个总管府：建昌（西昌）、里州（原阿都部，后并入建昌路）、定昌（原屈部）、德平（原■綖部，后定昌、德乎并为德昌路）、会川五路，二十三州，上设罗罗斯宣慰司都元帅府总管。按元朝的制度，由朝廷直接派遣蒙古、色目和汉人官员为正副宣慰使都元帅，直接进行统治。

此外，当时属于四川叙南等处蛮夷宣抚司管辖的马湖路也是彝族集中的地区。元朝曾在这里设泥溪（今屏山县）、平夷（屏山东境）、蛮夷（屏山县西境）、夷都（治今秉彝场）、沐川（今沐川、马边县）、雷坡（今雷波县境）六长官司。罗罗斯宣慰司和马湖路已包括了今四川省西昌地区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在内。

综上所述，元代的彝族主要聚居在今云南的东北部及其与四川、贵州毗邻的地区，此外，中庆、澂江、临安、元江、广南、威楚开南、广西、大理等路都有彝族与其他民族杂居，特别是云南的中心地区，彝族和白族区是互相交错的。

大理以北，毗邻吐蕃的金沙江畔，元时属于丽江路的通安州、宝山州、巨津州等地，沿山寨中住有末些人，又称摩些或磨些，即今纳西族。丽江路及大理、永昌等地还有卢（又称卢鹿、栗些，即傈僳族）、峨昌（又称俄昌、阿昌）、撬（又称“俅人”，即独龙族）、吐蕃（藏族）、西番（普米族）、弩人（即怒族）。

史书上所称的“野蛮”，即景颇族，住在丽水（伊洛瓦底江）两岸，即今江心坡到孟养一带。

和泥（又称斡泥、窝泥、禾泥）即哈尼族，主要居住在临安西南的红河地区，元代曾在这里设和泥路。元江路等地也有部分哈尼族。

蒲蛮（又称朴或扑子蛮）即布朗族，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以西，即永昌，腾冲二府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