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国理论学术界的45个新见要览_

马克思主义哲学

１、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三个进展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学者大致从三个方面继续深入：

第一，有学者依据历史资料考证了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演变和定型的过程，还有学者考察了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时的背景和特点，指出李达等人曾经阅读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原著，并非只是依傍或照抄苏联哲学的观点，还有学者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以唯物史观重新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整个地占据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过程。

第二，一些学者就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表述”的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极大地抽象和简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内容，是后来教条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应该立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尤其是《资本论》，还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的丰富思想。

第三，还有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科学还是哲学，应该如何重释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展开了争论，其中又涉及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消灭哲学”、马克思的新哲学“不再是哲学”等一系列问题。这些讨论对于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２、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及当代意义

学者们的方法论自觉明显加强，对研究方法的讲究使得对许多问题的讨论有可能在更为深刻和普遍的层面上展开。具体来说：

围绕着如何全面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及当代意义，有学者提出应该特别注重当年马克思哲学“出场”时的学术史、“思想史”背景，重视其原始文本及原始语言，借鉴国际同行的成果，力求能够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具有国际水准并积极进行国际对话。

有学者则认为，过去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对之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和宣传，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从现实实践的发展要求看，这种思路的缺陷已经明显表现了出来，必须予以改变，只有从三者内在关联的整体性角度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也只有从这种整体性角度才能有效防止屡反屡犯久治不愈的教条主义弊病，实现其洞见历史把握现实的指导功能。

还有学者强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是科学和价值内在统一的原则，是建基于历史性的实践批判和批判实践的双向批判精神和超越性建构意识，“返本”是为了“开新”，必须以当下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精神下广征资源，综合利用，积极展开多学科的对话，提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观点新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要特别重视“中国经验”的研究，克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关心不重视、只讨论所谓“哲学问题”的缺陷。

３、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自己的公正观

公平正义问题是近年来多学科共同关注和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哲学界一方面着意挖掘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文本资源，梳理经典作家的有关思想，厘清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另一方面，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和方法，结合哲学史的资源和其他学科讨论的情况，试图给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主要的争论是，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自己的公正观？有学者主张，公平正义都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看法不仅不同而且截然相反，马克思对当时奢谈这些观念的学者予以了辛辣的讽刺，称之为“陈腐观念”、“陈词滥调”，对科学地认识现实没有任何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不需要也反对从公平正义角度谈论问题。另一些学者则反对这种看法，认为马克思虽然对当时那些奢谈公平正义的学者多有讥讽，但这是受当时的具体语境规定的特殊现象，不能作为马克思一般地反对讨论公正问题的根据，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对它的历史非正义性或不公正性的批判，他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扬弃资本主义不公正的基础上。公平正义与社会主义内在联系在一起，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即使马克思那里没有完整的公正理论，我们也应该根据他的一贯思想和方法，创立社会主义的公正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公正观。

４、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争论

中国改革三十多年的成就举世瞩目，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引起了国内外热议。在哲学领域，大致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中国模式是区别于前苏联模式、拉美模式的新型模式，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党和政府强力主导下发展经济、处理各种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快速实现现代化，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成功实践，证明了这条道路的现实合理性和有效性。也有论者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的角度，认为这不仅是快速发展经济的道路，也是一种重塑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的道路。

第二种意见，认为三十多年经济发展是一个奇迹，但现在讲中国道路还为时过早，这不仅因为我们还正在路上，现代化尚未成功，还因为我们这种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发展方式有诸多弊端，效率低下浪费严重，难以持续，而由于改革不协调，积累了许多严重社会问题，经济改革也难以深入进行。忽视这些问题和风险，把现有经验和做法固化为一种模式，是很危险的。

第三种意见，应该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高度审视中国道路，不能仅仅把眼光盯着这三十多年，仅仅锁定于经济成就，要用世界历史的大尺度、大视野观照和总结中国一百多年来进行现代化转型的经验和教训，既要看到中国道路的实存性和独特性，又要从当代国际形势演化的复杂多变性，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综合地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谋划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方略，并探索重塑现代性的可能性途径。要尽量防止小有成就就骄傲自大自我膨胀的心态，这种心态很可能引致盲目性，临危而不知机、图虚名而招实祸。（作者马俊峰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社会心理学

５、经济大国背后的理性心理

中国2010年第二季度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但是中国民众和学者总体上表现出超过以往的冷静。

有学者指出，经济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要理性看待“世界第二”。一方面，GDP数据的确直观地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另一方面，经济总量并不能说明全部，中国人均GDP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还有学者认为，我国面临着如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贫富分化、“三农问题”等一系列问题，谈论超过日美为时尚早。还有学者强调，吹捧声后有文章，要冷静对待别上当，所谓的“第二大经济实体论”只不过是“中国威胁论”、“中国饿虎论”换汤不换药的又一个翻版。在此基础上，不少学者认为，理性不能为大国崛起和兴盛提供绝对担保，但除却理性地筹划和运行，一个国家试图成为经济大国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明了大国理性何以出现并怎样维持，就是一个试图建构经济大国的国家必须清楚的核心问题。

６、研究“国考热”背后复杂的社会心态

近年来，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连创新高。有学者将“国考热”归咎于“过度求稳”心态，认为考生看重的是公务员收入和职位的相对稳定，但这种求稳心态会导致创新能力的丧失，扼杀社会的活力，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有学者强调，官本位的思想仍根深蒂固地扎根于国民心中，也与我国政府权力独大、垄断各种社会资源有关，学而优则仕的历史文化传统一旦与现实的土壤相结合，则公务员终于从一个一般的职业变成万众瞩目的职业。也有学者认为，所有参加“国考”的人并不都仅仅是为了工作，为了饭碗，许多有志青年恰恰是想通过“国考”这样高规格、高难度的严格考试来实现人生理想和人生目标。不少学者也提出了使“国考”降温的措施，如在政策引导上，各地政府可通过招录大学生村官、支持“三支一扶”计划等，并加大一线基层招考比例，引导大学生深入基层。同时，要加快国家机关公务员改革的进程，打破“铁饭碗”，引导大学生进行多元化、全方位的职业规划。

７、富士康事件与校园血案引发学者对“社会安全阀”的关注

富士康“连跳”事件和校园血案使“社会安全阀”这一概念重新进入大众视野。有学者认为，各个社会都存在着这样一类制度或习俗，它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蓄积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在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中，发挥“安全阀”一样的功能，故称社会安全阀制度。

有学者认为，导致富士康事件和校园血案的原因是因社会结构失衡,导致下层社会成员的紧张情绪,利益诉求受阻，他们希望通过一定的途径或借助于一定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气愤或不满,希望向社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采取了极端行为。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指出，预防诸如此类案件的发生不是通过个体的道德修养和心理保健所能完成的，而是有赖于整个社会的重视与参与。作为政府，必须提供弱势群体主张权利的正常渠道并保障其畅通有效；社会机构，应该在民间调解方面有所作为，同时有必要为民众提供心理宣泄的合理途径；而媒体和舆论必须有客观和辩证的态度，理性地对待有关问题。

８、“跟风”心理受到研究者重视

经济学

９、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一些学者指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以下制约：需求结构上，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需求不足；产业结构上，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要素结构上，长期依赖物质资源的高消耗、高投入，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一些学者认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双重困境，从外部环境看，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外需放缓不利于中国出口，而我国对外依赖型经济增长为发达国家转嫁经济压力创造了条件。从内部因素看，刺激性政策措施，有效地实现了“保增长”，但也带来了贷款规模发展过快、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加大等新问题，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难度较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强资产泡沫与通胀预期管理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增强消费拉动力，重点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确保经济发展走上健康的轨道。

１０、通货膨胀的应对措施引起极大关注

近年来，在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下，我国实现了稳定经济增长这一目标，同时也加大了通货膨胀压力。有学者认为，抑制通货膨胀应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形成产业链，保持或加快原有经济发展速度，使资金保值增值需求得到满足。与此同时，应适当放缓经济发展速度，控制人民币升值幅度。也有学者认为，对付通货膨胀应继续推进人民币缓慢升值，形成合理的汇率波动空间，加大加快对外投资。还有学者认为，人为地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可能反而加剧通货膨胀，而通过提高利率等措施抑制投资过度，会使境外热钱涌入中国，助推物价上涨，不仅会对冲货币政策回调的效果，更可能导致经济泡沫的蔓延，加大通胀治理难度。提高居民收入是应对通胀的良方。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是非常必要的。

１１、关注收入分配与贫富差距问题

收入分配不合理及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是我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有学者认为，工资增幅不宜过高，因为增加工资就会进一步推动通胀、影响就业、影响企业生存发展。有学者认为，通胀一般都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造成的，或是某些方面商品供求短缺和囤积居奇垄断市场所造成的。要实现以居民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就得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居民不是没有意愿消费,而是一些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没有能力消费。有学者认为，目前初次分配存在很大问题，一方面劳动收入被长期压低，劳动力体制转型不到位，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另一个方面，在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的分配中，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在下降。而要努力提高上述两大比重，需要加快改革步伐，比如破除垄断，合理调整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在一次分配中政府要发挥作用，理顺各群体间收入分配的关系，妥善协调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关系。因通货膨胀已使部分工薪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平下降，要加大补贴力度，强制推高工薪阶层工资的增速，使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高于通胀水平。（作者孙咏梅系中国人民大学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历史学

１２、如何看待“历史热”与历史知识社会化

近年来，先是热播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然后是电视讲史与网络写史的风靡一时，还有对历史的各种点评与解释。2010年，“历史热”不仅已经悄然形成，而且成为公众话题。“历史热”固然反映了公众对获得历史知识的渴望和对历史的兴趣与爱好，然而“历史热”中所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对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历史学的严肃性与科学性提出了挑战。通俗史学与专业研究之间沟通，史学大众化过程中的趣味与真实、普及与提高，对历史应当充满敬意还是任意曲解媚俗以满足商业利益的需求，诸如此类的有关历史研究与历史知识社会化的各种问题显得十分突出。历史知识被用于各种形式的介绍、宣传和传播中，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及其产品受到社会公众的较多关注，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然而，目前在历史知识社会化的过程中掺杂的各种各样的错误观点和做法，存在着许多问题，引起了专业史学工作者的注意。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社会化是一件非常严肃和有意义的工作，如何看待“历史热”、怎样处理好历史研究与历史知识社会化之间的关系，成为今年史学界的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

１３、理性辨析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

“激进与保守”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备受学术界关注，并引起过几次大的争论。大多数学者认为，很难用激进与保守来概括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一部中国近代史，并非像有的海外学者所说的那样，仅是一部激进与保守交锋的历史，激进与保守只是用来分析中国近代思想发展过程的一种方法，而非唯一方法；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有人在政治上保守，文化上激进；或在政治上激进，文化上保守；前一时期激进，后一时期或许又成了保守者；等等。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存在着“中间地带”，是需要认真清理和研究的。学者指出，与西方近现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不同，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都从属或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具有反现代化的思想特征。在诸如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激进与保守”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中国近代史上哪些人可以称为激进主义者，哪些人又可以称为保守主义者等许多问题上，学者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分歧。

１４、科举和科举制度研究再次成为热点

伦理学

１５、关注30年来道德发展轨迹

今年是中国伦理学会成立30周年。有学者选取了8个有影响的道德事件来展开我国近30年来的社会道德发展轨迹。这8个事件分别是：“蛇口风波”与义利之困：理想与现实的博弈；从张华、赖宁到“大兵”：美德的前提；个人与集体：道德主体的纠结；王海打假：市场上的道德较量；“滑坡”还是“爬坡”：道德视角的反思；德治还是法治：国家政治的抉择；“跑跑”与“跳跳”：被弱化的角色意识；“全球伦理”与“普世价值”：道德话语权之争。从这一系列公众熟悉的事件和话题中，我们体会到伦理学的研究与社会的联系是如此的密不可分。

１６、道德调查得到重视

伦理学的研究从来就不是闭门造车，但闭门造车的趋向不是没有。今年，伦理学界加强了对社会道德现象的实地调研，如《当前我国诸社会群体伦理道德的价值共识与文化冲突——中国伦理和谐状况报告》、《中国城市流动人口道德状况及其引导对策》等，都是实地调研的结果。基于此，有学者发表了题为《道德调查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文章，从多角度强调了道德调查的重要意义。

１７、多元与共识、民族与普世的研究热闹异常

在全球化浪潮不断高涨的今天，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日益深入，任何民族的当代和未来发展都将无法摆脱世界历史的语境，这就使得如何处理多元文化与普遍共识、民族精神和普世伦理的关系成为伦理学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当今世界,愈是承认和尊重差异,也就愈是需要寻求共识。差异是事实,而共识也有某种客观的根据。因而，在多元社会中，承认差异的存在而寻求共识的努力在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或许，“求同存异”“和谐共处”不仅仅是理想，更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

１８、环境伦理、环境正义研究升温

“和谐共处”的理念必然也要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大会和2010年年底的坎昆国际气候大会，促使学者对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的相关问题进行深一步的思考。毋庸置疑，环境保护绿色消费成为世界各国公众普遍接受的理念。学者们从中西传统不同的资源中寻找生态伦理的历史资源，尤为可贵的是，一些学者发掘了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思想，将民族的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结合起来进行思考。

环境保护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人们普遍关注环境保护问题时，与不同国家发展水平相联系的温室气体排放限定目标的制订却遇到了重重困难。于是，学者们纷纷探究环境正义问题，主张各国应该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之下，考虑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和受环境变动影响的情况，勇于承担起各自的责任。（作者郭清香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法学

１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成为法学界探讨的热点

2010年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收官之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成为法学界探讨的热点。有学者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当把各种基本社会关系合理纳入法律调整范畴。如，国家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社会关系、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及国家与公民、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社会组织、各个党派之间、各个民族之间、各种组织之间、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使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主要方面，都实现有法可依。目前，我国还有许多社会关系没有能够纳入法律调整规范的范围，仍存在一些立法空白。

学者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应当使之配套，既无重要立法缺项等“立法空白”，也无“摆设立法”、“过时立法”等重大立法瑕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标志，但不能对此抱一劳永逸、盲目乐观的态度。学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只是基本解决了无法可依的问题，用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时“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的标准来衡量，用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来要求，形成更加民主科学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２０、法院的社会管理职能受到司法理论界关注

有学者指出，能动司法是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方式。在现代国家，能动司法要求法院拓展案件受理范围，创造性地审判案件，注意案件判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法院不仅要履行传统的解决纠纷职能，而且要延伸社会管理职能——调控社会秩序、实施权力制约、推进社会政策完善。当然，在强调能动司法、司法为民的同时，也不能够不切实际地赋予司法过高的、不现实的社会管理功能。人民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必须立足于“第一要务”，公正高效能动地审执好每一起案件，通过审理案件解决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的请求，有效化解矛盾，在办案中全面落实社会管理创新。

２１、行政法治理论围绕“建设服务型政府”进行对策研究

党建篇

２２、干部制度应破除“以官选官的模式”

近年来，中央连出新规对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作出具体规定，引发理论界强烈关注。学者围绕中央反腐倡廉惩防格局，从反腐败的起点、根基、环境、参与主体等方面进行探讨。有学者坚持认为，治本之策在强化权力监督与相互制约；更多学者坚持从加强教育、群众参与、组织介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制度构建等多个角度，为执政党反腐倡廉，建言献策。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研究呈现出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特色反腐败道路、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新方法的特点，最为突出的是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实现权力相对制衡方面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

结合民主发展和反腐倡廉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很多。有学者从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的乱象出发，分析其中原因，并提出，制度建设的根本路径，应破除“以官选官的模式”和“以人为中心的逻辑”的弊端，优化选拔机制，应从制度上形成制约机制。有学者从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文化底蕴，深化对用人导向和用人标准的研究。也有学者强调，借鉴国外公务员管理中公务与事务分离、资历与绩效结合、工资平等经验和原则，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干部制度改革。

２３、科学化：党建的新要求、主旋律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党的建设提出科学化的新要求，成为党建理论研究的指向标。此后，理论界进一步梳理了党执政以来在党的建设上积累的基本经验，并从探索党的建设基本规律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学者认为：科学化应成为当前党的建设的主旋律；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而要真正深入到核心，最关键的就是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提升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工作，这是科学化的首要任务和方向性的要求；应从科学理念、科学方法和科学制度方面思考党的建设，并以科学化的思路进行总体推进，逐渐发展为宣传思想工作、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要求。概括地讲，科学化在党的建设中不是简单就事论事、满足于工作部署，而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取本质性和规律性的认识，并在实际工作中遵循规律、运用规律。

如果说科学化是党的建设的方向性的要求，那么学习型组织建设则是其载体、实际步骤和重要举措。学者围绕谁是学习的主体、学什么、怎么学以及学习的动力和机制等问题，建言献策。有学者呼吁：不能把学习当做目的，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不是包罗万象，其主旨在于提升个人、团队、组织整体的素养和能力；学习型组织建设要坚持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以实际行动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学习能力、理论素养和执政本领，更好地担负起引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使命。

２４、基层党组织：发现问题、验证理论、萃取经验的“试验田”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建设的承载者和落脚点，由此也长期成为理论界发现问题、验证理论、萃取经验的试验田。学者的视野集中在基层党组织功能转变、作用途径创新、自身建设等方面，重点又放在基层民主的经验和方法、基层负责人的选用、党员和组织活动的开展等问题上。尤其在十七届四中全会后，机关事业、农村社区、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新社会组织的相关工作条例逐步修订，学者围绕新话语、新思路、新方式进行理论探讨。同时，围绕基层党组织在优化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等方面的典型经验的调研报告，也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不断取得新认识。基层党建理论与实践创新呈现出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即从基层实践中寻找创新办法，把创新成果再用到基层去。(李俊伟/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教授)

党史篇

２５、“波澜壮阔、艰难曲折”：蕴涵着如何全面地看待党的历史

2010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的要求，这大大推动了党史研究。有的学者指出：党的历史可以用“波澜壮阔、艰难曲折”八个字来概括，这八个字着重讲如何全面地看待党的历史。首先，要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而进行的不懈奋斗。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就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就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成果；就是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而发展壮大的基本经验。其次，要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在中国这个有着异常特殊国情的国家，无论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必须独立自主地进行艰难探索，胜利付出了代价，一个时期甚至是“惨烈的代价”。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文革”之路不行，是歧途，不能再走了，拐个弯，拨乱反正，就是历史转折，就有了改革开放，这就是辩证思维。学者还指出，坚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注意防止三种倾向：一是党史的虚无主义倾向，即对党的历史和毛泽东只讲错误一方面，将一个个错误串糖葫芦似的连贯起来，从而使党丑陋化、妖魔化。二是党史研究的客观主义或自然主义倾向。比如，对党的曲折和挫折要实事求是地讲，对领导人的错误也要如实反映，但并不等于要绘声绘色地去描写和渲染某些细节。三是写党史的纪实虚构主义倾向。在党史纪实性著作中，这种倾向特别明显，个别著作胡编乱侃的戏说，将党史完全演义化了。

２６、张闻天历史性贡献的史实得到新发掘

人物研究一直是党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今年出版的《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是一部人物研究方面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既发掘了一些关于张闻天历史性贡献的史实，又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观点。一是在张闻天是否作过名副其实的“总书记”的问题上，作者运用历史事实和人证物证，证明了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历史事实。二是对党史学界普遍所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或说成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的观点予以证伪。三是详细地分析了张闻天作为党的总书记在中国现代史上几次转折性事件（如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四是关于外交和国际问题研究方面，作者认为，张闻天是国际问题研究的楷模、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的开拓者。

２７、中国共产党的兴起与共产国际政策有着怎样的关系

政治学篇

２８、政治体制改革：状况、路径、内容、突破口成为争论的热点

随着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提出，学者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状况、改革的路径、改革的内容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尘埃落定，剩下的主要体制性障碍就在政治体制领域，抓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非常紧迫。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既有悖于客观规律，也不符合客观事实，根本站不住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国社会安定团结，战胜了诸多罕见的艰难险阻，不仅说明我国的政治体制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足以表明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和勃勃生机。

关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关键，有论者提出是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内容主要包括围绕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让公民有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规范党政关系，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关于改革的路径，有学者提出,主要是通过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以完善基层民主选举为改革的突破口。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观点，反映了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人们的政治诉求在不断增强的同时，差异化也在加强。

２９、管理、引导网民和网络舆论：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我国网民的快速增加，网络群体大量涌现，网络事件层出不穷，各种网络名词广泛流行，网络公民社会开始崛起。如何管理、引导网民和网络舆论，成为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有学者指出，网络民意是现实民意在网络上的延伸，对于推动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完善政府公共管理、促进民主政治进步具有积极意义；网络民意作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府决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政府如果无视网络民意存在，那么就会闭目塞听，如果过于相信网络民意，则可能会偏听偏信。政府利用网络民意完善决策，应从提高对网络民意的整合和引导能力、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加强网络民意的引导和监督等几方面努力解决。

３０、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主要原因和解决的关键是什么

我国处在人民内部矛盾高发期、易发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全国上下都关心的话题。有学者提出，权益问题是引发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原因，维护群众权益是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要把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作为工作前提，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标准界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界限，防范以公共部门利益损害个体利益，构建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形成合理规范的人民群众权益协调保障机制，达到社会和谐稳定。（田改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社会学篇

３１、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着力点是什么

在对民生的理解上，一些学者强调要区分广义的民生和狭义的民生，前者包括同民众生存发展相关的所有领域和方面，后者特指民众的基本生存问题。一些学者强调当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是狭义的民生。一些学者对当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着力点或范围进行了研究，比较广泛的共识就是要着力解决“五有”方面的突出问题。但也有学者认为，在“五有”的基础上还应该增加“业有所就”的目标。因为“劳有所得”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就业问题，但实际上就业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就业是民生之本。

３２、基本公共服务究竟包括哪些内容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前，学界关于基本公共服务的看法还存在差异。有学者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应该包括三个基本点：一是保障人类的基本生存权，二是满足基本尊严和基本能力的需要，三是满足基本健康的需要。有学者强调，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是广大城乡居民最关心、最迫切的公共服务，是建立社会安全网、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是现阶段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因此，有学者提出应该把基本公共服务的分配纳入收入分配的视野，构建“四次分配”理论：一次分配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分配；二次分配按均衡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原则分配，旨在缩小第一次分配产生的过大差距；第三次分配即基本公共服务的分配按均等的原则分配；第四次分配即慈善和捐赠，按能力原则分配。

３３、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社会结构始终是社会学者关注的重点。现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推动下，中国经济结构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的水平，但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社会的初期阶段，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差，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不协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畸形尴尬状况。这是当今中国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久解不决的结构性原因。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经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现代工业社会的双重转型。有的学者对急剧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结构提出了新的理论解释，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倒丁字形社会结构造成了持续的结构紧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出现了种种断裂的迹象和利益博弈的局面，这种断裂必须依靠大力加强和谐社会建设来改变。

随着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不断增加，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中产阶层问题，并通过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中产阶层进行比较，提出要客观认识中国社会中产阶层的产生、来源、构成，以及阶层认知、利益分配、政治参与等问题，要重视中国中产阶层的功能。同时，社会阶层的代际传递、社会流动与精英再生产等问题也引起了众多关注。

３４、如何化解我国进入“高风险社会”后面临的难题

人口学篇

３５、哪些因素可能影响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质量

2010年可以被称为世界人口普查年。世界一些主要国家——比如中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等都进行了人口普查。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成为了最为炙手可热的人口话题。有学者指出，以下三个问题的存在可能会影响普查数据的质量：一是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达到了2.1亿到2.2亿。要在一个具体的时点，对数量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进行精确登记，极其不易。二是很多超生户仍然对社会抚养费心存顾虑。虽然很多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规定超生户可以最低标准缴纳社会抚养费，但超生户害怕“秋后算账”，故瞒报现象仍然突出。三是有些地方政府害怕常住人口增速快于经济增速，害怕普查后人均GDP降低，故也存在瞒报流动人口的心理。因此，流动人口与低年龄段人口的漏报问题不可避免。

３６、户籍制度改革：探索以身份证管理代替户籍管理的趋势

2010年各地在城乡一体化的原则下进一步改革了现行户籍制度。除中小城市在逐渐放开户籍外，在大城市之中，重庆市、成都市的改革引发了全国性的热议。重庆市规定，如能够具有以下三个条件之一，则可落户主城区：第一，购买了商品住房；第二，务工经商五年以上，具有合法稳定住所；第三，投资兴办实业，三年累积纳税10万元或一年纳税5万元以上，具有合法稳定住所。应该说，其中的第二个条件——务工经商五年，可以让绝大多数农民工如期转户。在重庆市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成都市颁发了《关于全域成都统一城乡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第一次提出落户城区的农民可以保留相应的土地权益。按照成都市的规划，其在2012年年底前，将建立起以身份证号码为标识的，集居住、婚育、就业、纳税、信用、社保等信息于一体的公民信息管理系统。应该说，成都市的改革在学理上更加代表将来中国的户籍改革之路。毕竟，“户口”的本质就在于为户籍登记者提供人口信息标识。所以，以身份证管理代替户籍管理的趋势，应该为各大城市所效仿。

３７、“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谁是城市化的目标群体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民工。与1980年以前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以下几个非常显著的人口学特征：第一，他们大多取得了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学历；第二，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与女性的占比相差无几——也就是说，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都各占大约50%左右的比重，甚至于在某些特大城市中，女性所占的比重要超过男性——这是世界移民史业已证明的迁移趋势；第三，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于制造业之中。也有学者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概括为“三高一低”——高学历、高消费、高工作要求、低吃苦耐劳精神。在这里需要明确说明的是：除学历高这点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其他项描述，在大样本调查中难以得到验证。另外，截止到目前，在所有进城工作的流动农民工当中，新生代大约只占不到50%的比重。因此，国家在制定大政方针的时候，要将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同等视之，切不可有所偏颇。城市化的目标群体，恰恰应该是老一代农民工。因为那些在城市生活与就业中难以适应的老一代农民工，基本已经回到了农村——这是一个市场与社会的选择过程，而能够继续留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往往是那些人力资本较多的农民工。（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行政管理学篇

３８、关于下一步“大部门制”改革的主要议题

关于近年推行的“大部门制”改革，大部分学者认为：从2008年开始的第六次行政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正确举措。但从已有的实践看，尚有待于正确认识“大部门制”本质。应在过去两年经验基础上，侧重进行机制创新，认真研究和借鉴部分国家“大部门制”和独立机构的经验；引入合约式管理方法，建立决策与执行相对分离又相互协调的工作模式；按照小决策、大执行的要求，加大一线与窗口服务人员比例，真正解决官僚机构多、执行机构少，决策人员多、执行人员少的弊端。这是下一步“大部门制”改革的主要议题。

３９、应高度关注NGO和NPO等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关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问题，学界进一步强调的是：要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公共政策的公平与正义；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探索公共服务的多元参与机制等。尤其是政府要按照公共管理的本质，高度关注NGO和NPO等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通过构建合作平台和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措施，与这些社会组织建立伙伴关系，逐步形成购买服务的新机制，推动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中发挥作用。

４０、事业单位改革应引入“合约式”管理模式

事业单位改革是目前的一大难题。多数学者认为，事业单位的三类区分法是合理的，但是操作性有待于加强。一些学者提出，可以将事业单位改革与“大部门制”改革结合起来，将其中一些继续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机构，通过引入“合约式”管理模式，将它们改制为独立执行机构；在内部管理上，借鉴现代企业制度，在事业单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并完善相应的劳动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配套制度，将它们转换为公共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针对不同的事业单位给出明确的改革政策导向和实施办法。

４１、如何让问责制走向合法化、合理化和法规化

在推行问责制方面，专家们的建议是如何使其走向合法化、合理化和法规化。首先要按照责权利的边界明确责任主体，进而根据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以及法律责任的不同，来明确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并将问责制与绩效评估结合，将问责制与行政监察和审计结合，将问责制与政务公开和依法行政结合；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要严格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予以明细公开和接受监督，建设“阳光政府”；从担任领导职务公务员的收入透明做起，创造条件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对于谎报、瞒报行为的惩治等环节进行制度设计。

４２、突破行政改革的“瓶颈”需要切实处理好四个关系

关于行政发展与改革的理念，学界一致的看法是，理念是改革的先导，要突破当前改革的瓶颈，需要切实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一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根本；二是处理好增长与公平的关系，这涉及到改革的目的和政府的功能价值问题；三是处理好民生与民主的关系，这涉及到民生的本质内涵和制度保障；四是处理好个别经验和普遍经验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到我国改革能否继续深入和社会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前途命运。（马庆钰/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传媒学篇

４３、“三善”：执政党与媒体关系的新表述

如何实现政府对信息开放与媒体的互动是近年社会关注的热点。2010年伊始，李长春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切实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充分发挥媒体凝聚力量，推动工作的积极作用。这里的“三善”可以说是执政党与媒体关系的最新表述，意味着政府从自上而下的管理者调整为平等相待的服务者。从对媒体“控制者”的角色调整为“使用者”的角色，也意味着要从微观管理到宏观管理的职能转变，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政府开放式的媒体管理思路还体现在从去年开始的、正在进入深水区的新闻出版单位体制改革上。到2010年年底，全国有528家出版社要完成转企改制。新闻出版单位经体制改革后成为文化企业，将逐步提升宣传工作理念，需遵从商业理性及传媒市场规律，新闻出版的社会化或将成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头力量。

４４、微博：传媒模式的重大变化

电子信息技术的成熟与广泛应用正在推动我国传媒模式发生重大变化，微博的爆发和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电子手持终端的迅速普及，使得传统的传媒样态发生变更，主要体现在：一是传统媒体工作模式发生改变。以微博、BBS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媒介与受众之间的需求在共同完成媒介产品的向度上趋于一致，受众个体对媒介的依赖也转化为媒介对受众的相互依赖。二是“自媒体”的勃兴促使公众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并形成权力话语。在以往发生的新闻事件中，民众的意见表达往往是经由传统媒体传达的，而今年被网民热力追捧的微博——代表了一种新的草根信息传递方式，改变了这一现实。对于一些突发事件和社会公共事件，身在现场的目击者发出及时、准确、连贯的报道，是互联网立体、多点、民主精神的最好诠释。每一个携带智能手持电子终端的个体，都可以成为自主的独立媒体，成为海量信息的移动新载体与信息传播源，这大大模糊了传统媒体的分类与界限，也打破了我国媒体属地层级管理的格局，网络的发展冲击着我国传统管理媒体的方法。

４５、“网络水军”：新媒体话语权的失范

近年来，社会分化严重，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并向传媒领域挺进，媒体面临着资本和权力的双重挤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网络水军”浮出水面。一些公关公司借助利益集团的资金优势，通过大量的虚假言论，以数量造势，遮蔽信息的真实性，从而误导民众，掌握新媒体话语权。有学者认为，这已经远远不是一个言论自由问题，而是对受众接触信息权力的强行剥夺，将威胁到新媒体领域内国家的文化安全。二是新闻媒体屡遭刑事司法打击。与前些年的新闻民事侵权诉讼官司不同，今年以来，有的地方频频出现“网上追逃”事件，利用刑事司法手段限制、阻吓记者采访和报道。目前，网络新媒体的规制、传媒格局的重大调整，出现一些新闻报道的边界模糊不清状况，以至产生各种媒体乱象以及针对媒体的权力滥用情况，因此,我国亟待大众传播法的出台。（孟伟/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