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情报机构与学术界的勾结

美情报机构与学术界的勾结

大卫•卡普兰 　

    

    2006年7月，在波士顿郊外的一个不显眼的办公室里，来自美国情报局的几个资深官员正在悄悄地展开一次秘密行动。在4个星期中，中央情报局的20名顶级分析家、8位其他情报机构的专家和20名外界专家一起探讨着，争论着。他们的任务是弄清楚为什么人们会加入恐怖组织和其他类似的组织进行反社会的活动。这些问题也是华盛顿情报官僚机构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什么驱动极端主义在全球蔓延？怎样遏制它的蔓延？
    被称为SHARP（SummerHard Problem workshop）的组织，自从非常成功地完成一项任务之后，它的活动组织模式被国家安全局模仿用来进行解码。以前国家安全局召集了一群顶尖的数学家来处理尖端的加密术。而SHARP则是集合了一群社会科学家来解决问题，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有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叛乱的专家和研究伊斯兰教的专家等等。他们一起讨论有关讨伐异教徒、团体活动、社会网络组织等深奥问题，SHARP成员的第二项任务就是改变美国情报局的工作方法，
    SHARP是美国国家情报局主任办公室（DNI）的产物，美国国家情报局主任办公室才成立18个月，专门负责监督和改革占用国家440亿美元资金的情报机构。美国情报局的内部集体审议的方法遭到了指责，因为这种方法让美国情报局在很多事件上陷入了困境，比如关于萨达姆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DNI和其他机构的改革家们希望能及早给社会评论家一个满意的答复，社会评论家们称国家情报局已经成为一个纯粹的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个官僚机构对外界如此保密，以至于不能解决互联网时代的问题。菲尔•威廉斯认为，在信息时代保密文化完全是个时代的错误。菲尔•威廉斯是匹兹堡大学的国际安全专家，他经常和情报局的人员一起商讨问题。

                                  Wiki 特工？

    为了改变国家情报局的运作方式，DNI的高级官员们开始推行改革，这是一个自40年前越战高峰期以来全新的方法。SHARP只是刚起步的整个庞大改革项目中的一个，SHARP从政府那获得了数百万美的活动经费，用于签订合同、建立团体关系、举行会议，甚至运用Wikis（一种全新的网络媒体发布模式）和博客召集学者、外界专家。DNI官员们至今仍不会忘记，越战期间的国债发行遭到了民众强烈的抗议，他们指责美国国家情报局在亚洲问题的研究上过于倾斜，并且在研究过程中还暗中支助像学生联合会（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学生团体）这样的组织。这次的改革同样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对于活动的参与者来说，回报也是相当可观的，包括合同定金、津贴，还有机会去影响国家情报局和其他15家情报机构的分析方法。这次改革的范围也是相当广泛，DNI在2006年开展了240个项目，信息含量涵盖了美国所有的情报机构。研讨会、工作室、研究、定期休假、奖金，这些对于参加者来说是全新的。参加者不仅包括理论家，还包括来自智囊团、国际组织、基金会、商界的专家，甚至还有医生和科学家。“情报机构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庞大，已经拥有足够的分析员的。”DNI的一名分析员托马斯•芬加说，“我们绝对需要与外界多加联系。”
    芬加所在的办公室充当了先头部队。DNI的新计划——“研究的开放性”策略，已经被美国新闻评论过，这个计划强调与外界专家建立团队关系，并且修改了安全法的一些规则以便于增加与外界的联系。芬加希望他担任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INR）期间的一些成功经验可以被仿效。INR受到过好评，因为在其他情报机构都出错的时候它却做对了，INR曾就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给政府提交过一些怀疑性报告。芬加认为INR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它具有其他情报机构无法比拟的开放性。2005年INR举行了280场会议和研讨会，几乎每天一场。芬加认为Rolodexes（一种通讯录）也是INR成功的部分原因之一，因为情报局的人员通常不能聚集在一起工作。

                                    去好莱坞

    国家情报局从中得到启发，也开始增加开放性。根据情报局的一个主管约翰•克林根所说，2005年国家情报局的分析员每个月都和理论家、外界学者们一起参加数百场会议。其中还包括了其他的一些组织，比如国家情报局的秘密组织，“9•11”事件后成立的红细胞组织（Red Cell unit）也开始考虑引进外脑，另外还有鲜为人知的全球期货委员会（GFP），以前GFP在全球范围内只开展一些关注长期趋势和战略问题的会议。现在GFP吸收了来自不同领域的30位外界专家来展开研究，这些领域包括人工智能、外交史、心理学等。国家情报局的跨国事务办公室也变得活跃起来，它已经开始关注传染病、非常规的安全威胁和美国在全球的信息技术竞争力。国家情报局还开展了一系列关于计算机影响力的会议，好莱坞竟然也是会议地点之一，好莱坞的那次会议讨论了如何战略性地运用互联网、电脑游戏、电影和其他娱乐节日来对付美国的敌人。
    虽然国家情报局在努力进行改革来增加开放性，但是这场改革还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不信任外界专家这种情况在国家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中普遍存在，他们担心一些机密文件的保密性会大打折扣。还有些人担心在情报工作已经变成政治球赛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公开讨论。举个例子，《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报道了由国家情报局情报研究中心和得克萨斯科技大学联合举办的一次关于越南问题的会议，会上，受邀出席的分析员们被警告不得与伊拉克问题做比较。
    同样很多外界专家也十分警惕与情报机构的关系，他们担心这种关系会使他们蒙羞，影响他们的工作和奖金。其中国家情报局资助社会科学家的海外工作活动就很有争议性。有评论家认为这项活动影响了学者的资源和信息，影响了全球美国研究者的实地考察工作。
    国家情报局特别关注全美的15000名人类学家，因为他们的海外实地考察和语言能力对美国的情报机构来说非常重要。美国人类学协会已经把国家情报局的招聘广告摘下来了，并且最近还展开了一个调查，查清人类学领域究竟和国家情报机构有多少联系。圣马丁学院的大卫•普莱斯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保密性。大卫反对人类学领域与国家情报局联系的加强，他还是即将出版的《战争人类学——二战期间的实地研究》的作者。大卫说：“我的担心是当我们的工作和情报工作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如何保持我们领域的自律性。

                                  往事不堪回首

    另一个争论的焦点是情报机构提供的奖学金。国家情报局至少启动了3个奖学金计划，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给未来的分析家和间谍们，其中包括每年给每个学生提供25000美元奖学金支助他们学习关键性语言，学习研究诸如中国、中亚和中东等地区的问题。其中最有争议的一项奖学金是“帕特•罗伯茨情报学校计划”，这项奖学金大概支助了 100名学生。很多学者公开指责这项计划，因为那些获得奖学全的学生要与情报机构保持联系，但同时他们的身份要对教授和其他同学保密。这让人想起了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不堪回首的往事，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情报局密切关注教授们的政治观点。同普莱斯一样，很多评论家认为这些奖学金不会使情报机构广开思路，反而会起到反作用，那些年轻学者的发展被禁锢，他们被集体灌输了一些思想，而这些思想正是改革家所反对的。
    除了资助情报训练和学习外，国家情报局还给学校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学习国家安全和反恐。成立子2003年的国家安全学术研究院已经有超过350个大学院校会员。国家安全部门已经给12个大学投入了8200万美金，用于资助“精英中心”关注安全问题和推行反恐战略。DNI也在考虑如何在美国的情报机构推广他们的理念，并联合其他机构对这些“中心”提供资助。
    长期以来，学术界和美国情报机构的关系是忽冷忽热，反复无常的。有一半的美国人类学家曾经参与过20世纪40年代的战事，他们为军事情报局、当时的中央情报局还有特殊服务局效力。与常青藤联盟和其他学术机构的联系让特殊服务局和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受益不浅。但是在越战期间，人类学家被牵连进了镇压泰国暴乱的机密工作中。这个事件让人民开始呼吁在学术界和情报机密研究之间建立规范的制度。

                                 “街头工艺”

    芬加对学者们关注这些问题颇有同感。但是他认为这次开放性改革是绝对百分百的透明，不会欺骗任何一个人。但是透明性和情报工作通常不能很好地协调。这个问题已经在SHARP中产生了，SHARP建议情报局资助学者们搞调研的计划已经遭到了很多学者的反对。DNI允许《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SHARP进行几天跟踪采访，让他们了解在组织内部参与者的姓名都是不公开的。一位人类学家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大多数学者不愿意承认与国家情报机构有任何交易，因为这种关系会遭来许多骂名并影响他们的事业生涯。
    通过SHARP，人们可以对这次改革遇到的其他障碍略窥一二。外界专家被要求在连续4周里从事机密工作3周。在另外的1周里，这些情报分析家们不允许参加演讲，并且通常还不允许出国。曾经有一次，《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采访国家情报机构的一位分析员，当问及她在哪里工作时，那个分析员一下子呆住了，接着非常紧张地说是在美国政府工作。还有一些人甚至不愿意说自己从事哪个行业。有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根本不可能坦率地公开讲话。但是其他学者还是比较热情的，尤其是当记者和外国客人离开的时候。这一个月的努力产生了47篇非机密论文和10份机密文件，并且大多数参与者表示下次还想参加。SHARP正在打算关注“医学情报”以便更好地侦察疾病的爆发和生物恐怖袭击，他们还计划把一些有用的“街头工艺”技术应用于侦探、FBI机构和其他情报机构。
    虽说在学术界遇到厂很多困难，国家情报机构还是受到了商业界的热烈欢迎。许多项目都是机密性的，包括一些公司给中央情报局海外办事机构和安全局的间谍们提供服务以窃取目标公司之间的通讯。观察下In—Q—Tel公司就可以对这类公司的运作情况略知一二。In—Q—Tel公司是由中央情报局资助成立的风险投资公司，自1999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尖端技术。“9•11” 事件后，In—Q—Tel公司获得了飞速发展，公司的预算迅速膨胀，目前公司的支助者包括了全美大部分情报机构。公司高级执行官斯科特•燕西表示，目前他们有强大的推动力去研究新科技，因为需求实在是大大了。
    在“9•11” 事件以前的几年中，In—Q—Tel公司只接下来自私人公司的600单生意。但是在“9•11”事件后，这个数字上升到1600宗，并且一直保持这种增长速度。In—Q—Tel公司已经实施了将近6000个商业计划，对超过90家公司进行了投资，这些大多发生在“9•11” 事件后，此前大多数公司都没有和政府打过交道。在这个过程中，In—Q—Tel公司聚集了大量的高科技企业、风险投资家、大学研究员和美国情报人员。燕西并没有看到类似存在于学术界的阻力。他说：“为国家服务这个机会大大地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甚至对于那些犹豫中的学者们来说，他们也很难拒绝为需要帮助的情报机构提供专家意见的机会。布朗大学的人类学家威廉•布曼自卡特执政以来一直参与不同政府部门的研讨会，他认为现在他的参与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鉴于目前政府情报机构存在如此大的弊端，他补充说道：“我非常愿意给那些人提供一些启发性的建议。”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3月《国外社会科学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