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农民起义与英国在海上的侵扰（三）

　　二、英国在海疆的侵扰与鸦片的输入

　　（一）英国在海疆的侵扰

　　乾隆时期，英国已不断在海外殖民，向东方扩展势力。护送货船的英国兵船，经常在中国东南沿海侵扰，截掠他国船只。一七四二年（乾隆七年），英舰在澳门劫夺西班牙商船一只，并带入省河。清两广总督派东莞知县印光任前往质问，英舰被迫将二百九十九名俘虏释放。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又有英舰四艘在广东洋面截捕法国商船。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英舰在黄埔擅捕荷兰船只。广东巡抚李湖曾警告说：“倘仍冥顽不灵，不守天朝规矩，此后敢有一天在我天朝地方犯我法度，扰我客商，骚动一草一木，不论公班、港脚夷船，本部院总要按照大皇帝功令，连大班人等同本犯一并严拿，分别从重究治，不稍宽贷。”（《达衷集》一三三页）

　　嘉庆帝即位后，一七九九年（嘉庆四年）有英舰三艘从印度驶来，闯入中国境内，在穿鼻附近停泊。两广总督谕令，在半月之内移往潭仔洋面湾泊，并提出停止与英国贸易的严正警告。一八○二年（嘉庆七年），英国兵船开到零丁洋，准备进驻澳门。早在明嘉靖时，即有葡萄牙商人获准在澳门居住，明官府向他们征收租税，审理他们的案件。一六五一年（顺治八年），清廷派兵驻守澳门。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增设广州府海防同知（即澳门同知）驻前山寨，香山县丞移驻澳门统治。一八○二年，清朝接到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的报告，随即饬谕英舰不准登陆。一八○八年（嘉庆十三年），英国又以防备法国侵占澳门为由，由海军少将度路利（Drury）率军三百人，于七月二十一日到达澳门洋面，八月初二日径行登岸，占据澳门炮台三处。两广总督吴熊光派员晓谕撤出，并于十六日下令封舱，停止贸易。九月初一、二日，度路利带兵船三只，驶进虎门，停泊黄埔地方。二十天后，他又率领官兵五十余名，水手二百余人，到省城外十三行停留，求见总督。这时，英船陆续开到，连前共十三只；陆续登岸英人，连前共七百六十名。十月，吴熊光檄调督扰提镇各标官兵二千六百名，派令参将张绍绪等率领，札黄埔、澳门，并派员向英军宣示嘉庆帝谕旨，警告英军：“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则不但目前停止开舱，一面即当封禁进澳水路，绝尔粮食，并当调集大兵，前来围捕，尔等后悔无及。”（《仁宗实录》卷二○一）度路利见清廷调集水师，准备作战，遂于十月二十五、六日率兵退出虎门，十一月初二、三日退出澳门。英兵退后，吴熊光宣布开舱，恢复正常贸易。

　　嘉庆帝采取果断的态度，斥退英国兵船，随即查究此事，下谕斥责两广总督吴熊光说：“前此吴熊光在两广总督任内，英吉利国商船带兵入澳，占据东望洋、娘妈阁、加斯兰三处炮台，虽向系西洋商人防守所设，但究在中国地面，即与闯入内境无异。”吴熊光迟至月余始行具奏，既未亲往查办，度路利求见，又只派员晓谕，并未当面斥逐。“虽开舱在夷兵既退之后，而许其开舱，究在夷兵未退之先。是奏报既属迟延，办理又形畏葸。”（《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二、三）将吴熊光革职拿问，充军伊犁。巡抚孙玉庭革职。

　　一八一四年（嘉庆十九年）四月，英国“脱里斯”号兵船在老万山群岛附近劫夺美国商船一只，五月又追逐一只美国商船，赶到黄埔截留。清廷为此向英属东印度公司提出强烈抗议，并准备停止英国商人贸易。东印度公司请求英王遣使来中国交涉。一八一五年，英国派出以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为首的使团出使中国，商谈解决纠纷，并再次带来马戛尔尼所提出过的各项要求，向清廷交涉。

　　阿美士德使团于一八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嘉庆二十一年闰六月初六日）到达天津口外。清廷派长芦盐政广惠、工部尚书苏楞额接待，又派理藩院尚书和世泰、总管内务府大臣穆克登额前往通州迎候。进京途中双方讨论，清方要求英使觐见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并令演习跪叩如式，方能进京；英使坚持不肯。和世泰等谎报：“谕以天朝礼节，该贡使等肃恭诚敬，具见顺从”，于七月初六日（八月二十八日）带领进京。次日清晨，嘉庆帝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接见使臣，阿美士德借口国书和制服未到，拒绝晋见行礼。和世泰等诡称正使患病，不能行动。嘉庆帝召见副使，又说副使也称病不至。嘉庆帝察觉真实情况，立即命英使回国，并将和世泰等人革职议处。阿美士德一行由清朝官员伴送，从通州沿运河至瓜州，溯江西上至南昌，沿赣江至大庾，过梅岭至广州，于一八一七年初离广州回国。嘉庆帝随即传谕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各督抚，饬知沿海各地官员：“各将水师炮械，勤加训练，并留心察探。此后如有英吉利国夷船驶近海口，即行驱逐，并不许寄椗停泊，亦不准其一人上岸。倘该夷船不遵约束，竟有抢掠情事，即痛加剿杀，或用炮击，不可稍存姑息。”（《清代外交史料》六·五）嘉庆帝对于英国兵船在沿海的侵扰，坚决制止，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礼仪上的纠葛而斥退阿美士德使团，则使清王朝失去了一次与英国商谈正常贸易的时机。

　　（二）鸦片的输入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荷兰、葡萄牙商人即曾把少量鸦片作为药材贩运到中国。鸦片是从罂粟中提炼出的含有刺激性和麻醉性的毒品，清人或称为阿芙蓉。提炼的烟膏又称烟土或大烟。抽吸后即不易戒绝。清朝初年，英国在和清朝的贸易中，从中国购买大批丝、茶、瓷器等商品，造成贸易逆差，每年需要支付大量白银。雍正时，英国开始经营鸦片交易。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向中国输入鸦片二百箱（每箱重一百三十余磅），中国吸鸦片者逐渐增加。广州等地出现了供吸食鸦片的烟馆。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雍正帝曾下谕严厉禁烟，“兴贩鸦片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李圭：《鸦片事略》卷上）；失察的地方文武官员及海关人员，也都要严加议处。但此后吸鸦片者并未敛迹，英国鸦片商人通过向清朝官员行贿，鸦片作为药材纳税后，仍然不断输入中国，有加无已。乾隆时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孟加拉等鸦片产地，从而取得向中国贩卖鸦片的垄断，经由私商，大量贩运鸦片，牟取暴利。鸦片的售价，高出成本数倍。

　　嘉庆帝即位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向中国输入的鸦片，已经多达四千箱左右。各地吸食鸦片者也日渐增多，成为流毒全国的一大祸害。一八○○年（嘉庆五年），清廷再次禁止鸦片输入，停征鸦片税，并规定外国商船来广东，必须由广东行商具结担保不夹带鸦片，才准驶入黄埔。英国商船遂将鸦片由广州内河移到澳门，加以伪装，分船装运。再行贿行商具保，买通当地官员，走私运入黄埔。行商明知运入鸦片，受贿后继续具保。当地商贩代英商销烟，按箱收取佣金。官员和行商因走私鸦片而收取的贿赂，每年多达十万元左右。英人格林堡记载说：“贪污风气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以致运送鸦片的走私船常常就是那些负责缉私职务的官船。同样，每年由广州到北京装着呈献皇帝贡品的贡船，也成了运送鸦片到北方各省的一个得力工具。”（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页100—102）中国官员和行商、商贩因走私鸦片而获得巨额贿赂和佣金，不惜千方百计输入鸦片。英国商人和东印度公司因贩运鸦片而获得高额利润，英印政府每年由此取得大量税收，不遗余力地向中国输入鸦片。嘉庆帝禁烟的诏令不能不成为一纸空文。

　　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间，每年输入的鸦片始终在四千箱左右，并未因清廷的禁令而有所减少。鸦片不仅在广东、福建等地贩卖，而且逐渐行销于内地各省，直到京城。一八一○年（嘉庆十五年）三月，嘉庆帝在一个诏书中说：“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近闻购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仍著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于各门禁严密查访，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仁宗实录》卷二二七）鸦片大量输入，吸食者日众，官吏、将士以至满洲贵族因吸食鸦片而更加昏怠腐败。清王朝的对外贸易也由出超渐变为入超，白银内流变为外流。鸦片贸易也使正常的商业的发展受到重大的影响。英国政府和商人由经营鸦片而获得巨大利益。清王朝的社会经济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