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战争的借口

清廷的一位官员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上奏道光皇帝，指出：“国威自此损失，国脉自此伤矣，国贼自此生心矣，边疆从此多事矣。”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印证了“国贼自此生心矣”，“边疆从此多事矣”亦不幸言中，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从此以后，清朝开始进入多事之秋。1856～1860年，正当清军与太平军在长江流域激烈争夺的时候，英法乘清政府焦头烂额之际提出所谓的“修约”要求，并挑起了侵略战争，因其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因此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中有“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的条款。1854年，《南京条约》年满12年，他们援引最惠国条款，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条约》的部分内容，以扩大它们的权益，其中着重强调并要求的有：（1）公使驻京；（2）中国全境开放，准许西方商品进入中国内地；（3）免除子口税；（4）鸦片贸易合法化等等。美、法也随声附和英国。1856年《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届满12年，美、英、法再次提出全面“修约”的要求。面对清政府和两广总督叶名琛“一推、二拒、三拖延”的方针，英、法非常恼火，决定寻找借口挑起战争。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它们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挑起了侵华战争。

1856年2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违反《南京条约》、《黄埔条约》中“传教士可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传教”的规定，非法潜入中国内地传教，并胡作非为，被广西西林县逮捕并处死，这就是所谓的“马神甫事件”或称“西林事件”。其实，西林县令不该将马赖神甫斩杀，虽然他按照当时条约无权私自深入内地，而应该将他逮捕，并送交广州的法国领事加以审判。马神甫事件发生以后，当时的法国代办柯尔息子爵夫人一时没有接到这件事的报告，因此也没有向叶名琛有何要求。到了第二年，英国人把亚罗号事件闹大以后，法国公使葛罗才质问叶名琛，随即请求法国政府与英国采取一致行动，成立英法联军。

“亚罗”号船实际上是中国商人方亚威购买，这只船为走私方便，曾在香港当局注册过，但期限已过。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海盗和参与走私的船员。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歪曲事实，趁机大做文章，胡说亚罗号是英国船，它悬挂英国国旗，被中国士兵扯落，侮辱了英国，因此提出无理要求：释放被捕船员，赔偿其损失，并要求道歉，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亚罗号事件”发生后，两广总督叶名琛释放了船员，但是拒不道歉。于是巴夏礼请求英国海军以武力解决此事。10月23日，英国军舰武力占领广州南4英里左右的中流炮台，第二天占领了凤凰山炮台，第三天占领海珠岛，将大炮对准了总督衙门，并发炮轰击。29日，英军攻入广州城，由于兵力有限，当晚又撤出广州，退据虎门，等待援军。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战争从1856年开始，到1860年结束，持续四年之久，最终以中国失败签订屈辱条约而告终。

二、战争的经过

（一）占领广州，进犯天津，签订《天津条约》

1857年，英国政府扩大对华战争。10月，英国全权专使额尔金和法国全权专使葛罗分别率军舰抵达香港，组成英法联军。美国公使列威廉、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到达香港，与英法合谋侵略中国。12月24、27日，英法联军向叶名琛发出通牒，限期让出广州城。面对英法的挑衅，叶名琛采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态度，既不与敌交战，也不与之议和，而且也没有积极备战，既不自杀殉国，也不向敌人投降，更不弃城逃走。他对扶乩深信不疑，一切军国大事均取决于吕洞宾、李太白二仙。敌军攻城之际，他的部属纷纷请求调兵设防，招集团练予以迎击，他却若无其事地说：“姑待之，过十五日必无事矣。”据传“必无事”的信息是从扶乩得来的。28日，联军炮轰广州城，并攻入城内。虽然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最终仍然失守。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东巡抚柏贵竖起了白旗。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抢走布政使衙门库银52箱，共计22万余两。法军“专抢珍贵细软”，英军为抢夺妇女的耳环和手镯，竟残忍地割掉她们的耳朵和手腕。自号“海上苏武”的两广总督叶名琛逃匿在副都统衙门的八角亭，7天后被英军捉住，押送到香港，后来被押往印度的加尔各达，1859年病死于囚所。联军在广州组成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柏贵在联军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负责维持城内治安，但一切命令必须由两个英国委员和一个法国委员副署。

英法联军为了直接与北京谈判，获取更大利益，决定北上。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国公使抵达大沽口外，向清政府进行外交讹诈，提出侵略条款，要求派出全权大臣与他们谈判。俄、美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实际上是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从中渔利。清廷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到大沽谈判，却不给他以全权大臣或钦差大臣的名义，结果只有列威廉肯与谭廷襄见面交谈。英法限令谭廷襄2日内交出炮台，否则将诉诸武力。5月20日，侵略军闯入白河，进攻大沽炮台。爱国官兵英勇抵抗，但是谭廷襄等无心战斗，联军迅速攻占大沽炮台。然后溯白河而入天津，并扬言要进攻北京。咸丰帝急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与额尔金、葛罗、列威廉、普提雅廷谈判。所谓的“谈判”，只是中国的钦差大臣聆听训斥，而施训的人不是额尔金、葛罗、列威廉、普提雅廷，而是额尔金的两个精通汉语的翻译官威妥玛和李泰国。在谈判期间，清廷异想天开，起用《南京条约》的签署人，此时已经年逾七旬的耆英，授其侍郎衔，试行一次侧面外交。耆英来到天津，自称新任钦差大臣，拜访额尔金、葛罗，却拿不出钦差大臣的凭证。他见到李泰国，大谈其与英国人如何友好，托李劝额尔金等先把兵船撤出白河，再来谈判。李泰国奚落了他一顿，他羞愧难当，于是返回北京。咸丰帝见他“私自回京”，于是下诏赐死。

6月，清廷分别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主要内容包括：各国公使进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到中国内地自由游历、通商、传教；外国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往来通行；修改税则；中国向英国赔款白银400万两，向法国赔款白银200万两。并规定一年后交换条约批准书。

根据条约中修改税则一条，11月，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美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款》，进一步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海关由英人“帮办税务”，减轻商船的吨税，进出口货物的税率为5%，外货进入内地只征2.5%的子口税，鸦片进口每斤缴纳白银30两。

（二）攻占北京，签订《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虽然签订了，但是须报请各自政府批准，然后交换条约文本。各方对条约内容均不满意，清政府认为条约中关于公使驻京、内河航行、内地传教等条款损害了天朝的尊严，指示桂良向英、法表示，宁愿免除所有关税以换取上述三项条款，并避免英、法在北京换约。英、法不同意清廷的提议，坚持在北京换约。它们不满足于从条约中攫取的特权，蓄意在换约时挑起战争，向中国勒索更多的权益。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换约只是一种例行的手续，英、法两国在订立《天津条约》时，坚持列入“一年后在北京换约”的条款，无非是为了报复清廷过去不让英、法使节入京，同时也是为了取得与中国中央政府直接打交道的权利，而不是与低头与两广总督交涉。

1859年6月，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到达上海，但是拒绝同清廷派去与之谈判的桂良见面，而加紧准备北上。6月20日，英、法、美公使各自率领一支舰队抵达大沽口外，宣称要率军赴北京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政府以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让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到北京换约。但是，英法联军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和劝阻，强行驶进白河口，坚持溯白河而去北京。6月24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在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指挥下顽强抵抗，击沉击伤多艘舰艇，英军伤亡近500人，侵略军狼狈而归。僧格林沁于是开始盲目乐观起来，甚至夸口：可将大沽一带水陆布防告诉英法联军，如其敢来，清军“必控胜算”。美国公使华若翰见势由北塘入京，互换了中美《天津条约》。而在此之前，俄国已经在北京换约完毕。

中国军队保卫大沽，痛击侵略者完全是正义的行动，可是英、法资产阶级要求对中国实施大规模的报复。1860年2月，英、法两国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18000多人，法军约7000人，船舰200多艘扩大侵略战争。并先后占领舟山，进驻大连和烟台，封锁渤海湾。7月，联军闯入大沽口，在俄国公使伊格纳耶夫提供清军北塘未设防的情报帮助下，顺利登陆。但是遇到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与之大战于新河。蒙古马队不懂得什么叫做“掩护”，骑在马上吃联军的枪弹、炮弹，结果全军覆没，3000人被杀得只剩下7人。新河南面的塘沽陷落。8月21日，大沽口南北的炮台也相继陷入敌手。联军进入大沽口，直航天津并予以占领。清廷派大学士桂良、直隶总督恒福与额尔金、葛罗二人在天津谈判，主要内容为：加天天津为商埠；把对英赔款由400万两增加到800万两，对法赔款由200万两增加到800万两；英、法二使可以带兵进京换约。这些内容咸丰帝不肯接受。9月8日，签订条约的时候，桂良与恒福不敢签字，却又不肯向英、法二使说明，只是借口“全权诏书”未曾带来加以搪塞。额尔金、葛罗非常生气，下令向通州进发。清廷于是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到达通州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破裂，英法联军继续逼近北京。咸丰帝指示扣留了英国使团的中文秘书巴夏礼及英法人员共38人为人质，以为可以达到联军退兵的目的。但是联军却加大攻势，清军不是联军的对手，经过张家湾、八里桥之战，联军一路前进。清军溃败的消息传到京城，咸丰帝连夜召集亲信大臣商议对策，一方面命其弟恭亲王奕 为钦差大臣与联军交涉，一方面决定金蝉脱壳。第二天清晨，以“北狩”为名仓皇从圆明园逃往热河。

10月5日，联军绕过北京城，向海甸和圆明园进攻，因为它们的重点是在海甸的僧格林沁部和在圆明园的咸丰皇帝。次日，英军占领海甸，法军占领圆明园。圆明园占地5000亩，从康熙朝开始修建，历经5朝皇帝，将近150年，耗费近2亿两白银修建而成。它集我国园林建筑之大成，同时吸收了西洋建筑的精华，可以说是中西合璧的杰出建筑。里面收藏着我国古代珍贵文物和文献，是规模宏大的博物馆，与法国的凡尔赛宫一起被认为是世界园林史上的两大奇观，而圆明园被称为“万园之园”。法军进入圆明园后，把园内的文物和珍宝等大肆抢掠，英军来迟了一步，但是也抢了不少。联军进入北京城，在城楼上架起大炮，整个北京都处于炮口之下。与此同时，联军要求释放被扣押的巴夏礼等人。僧格林沁分三次释放了巴夏礼等19人，另有20人死于狱中。10月18日，额尔金为了给中国皇帝“永久性的教训”，命令英军烧毁圆明园，大火烧了六七天，这座富丽堂皇的宏伟建筑化为了废墟，内务府大臣、主管圆明园事务大臣文丰投池而死。奕 稽首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使，但凭着忠于朝廷的责任心和希望能够东山再起，奕 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与英法联军周旋。10月24日，中、英、法三方在礼部衙门举行换约典礼，把《天津条约》的批准书互相交换。接着又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四天后，新约送达热河行宫，咸丰帝立即批准。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条约不仅承认《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而且规定：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割让九龙司给英国；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的财产，法方还擅自在条约的中文本上加上“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条款，而这一内容在法文本上是没有的。赔偿英、法军费各800万两，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

三、沙俄趁火打劫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以“中立”为名，暗中支持英、法侵华，趁机吞并中国领土。中俄东段的疆界在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的《布连斯奇条约》中已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沙俄一起伺机侵占黑龙江流域。1854年1月，沙皇尼古拉一世批准了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提出的“武装航行黑龙江计划”。此后，穆拉维约夫先后三次侵入黑龙江下游地区，并建立俄国居民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认为霸占黑龙江地区的时机已到，1858年5月，沙俄向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领土要求，武力胁迫签订了《瑷珲条约》。条约规定：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仅在瑷珲河对岸精奇里江以南后来被称为江东六十四屯的一小块地区仍由中国人“永久居住”；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土地作为两国“共管之地”；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只航行，不准别国通行。清政府没有批准《瑷珲条约》，并且处罚了奕山。

1858年，正当英、法与清政府在天津谈判时，俄国公使以“调停人”的角色，强迫清政府首先与之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取得了开放7处通商口岸、内地传教、领事裁判、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

1860年11月，沙俄自称调停“有功”，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条约除确认《瑷珲条约》有效外，还规定：乌苏里江以东地区40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沙俄，把中国西部疆界说成“未经划定”；取得了在库伦、张家口、喀什噶尔等地免税贸易、设立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等特权。以后，沙俄以此条约为根据，于1864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

沙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大获利者，它除得到英、法所得到的全部特权外，还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及以后的“勘界”条约，侵吞中国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俄国不要花费一个钱，不用出动一兵一卒，到头来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都得到更多的好处。”

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两次签订城下之盟，蒙受了巨大的耻辱。这对于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王朝来说，如同虎落平阳，成了西方国家手中任意摆布的玩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主权进一步丧失，半殖民地程度加深。英国割占了九龙司，俄国侵占144万平方公里土地，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到空前的破坏；各国公使驻京，中国海关行政权由外国掌管，便于列强控制清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外交；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内河航行、内地通商和降低关税，使侵略者开辟中国市场的愿望得以实现，对华贸易额不断增加，中国由出超变为入超；各国大肆掠夺中国的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和各种矿产原料，使中国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外国人自由游历和传教，方便了间谍活动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