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广州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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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广州沦陷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咸丰七年十一月(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联军攻占广州。
  咸丰六年十二月下旬(1857年1月下旬),英军撤出虎门后,两广总督叶名琛却以“两获胜仗,夷匪伤亡四百余名”奏报,并吹嘘说:“防剿英夷水陆获胜,现在夷情方蹙。”咸丰帝当时处于内外交困境地,需要集中兵力镇压几乎遍及全国的农民起义;国库空虚,军饷难筹;认为英军攻打广州无非是提出更多的利益要求,而不至于推翻其封建统治,于是批示:“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谕令叶名琛与侵略者议和,“以息兵端”。七年五月二十三日(1857年6月14日),咸丰帝在叶名琛《密陈近日夷情》奏折的批示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息兵为要”的方针。清政府这一全力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妥协求和的方针贯穿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助长了外国侵略者进一步武装挑衅的野心。
  七年二月,英国为了扩大侵华战争,巴麦尊内阁强行通过了一项增加军费和增援远东英军的提案。二月二十五日,英国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1811―1863)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陆海军前来中国;同时照会法、美、俄,提议联合出兵,迫使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法国当时在远东的力量微弱,主要侵略目标是越南,为了换取英国支持它在越南“自由行动”,并取得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不受干涉的保证,从中获得侵略权益,以所谓“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任命葛罗(1793―1870)为全权代表,率军参加对中国的战争。美国在“修约”问题上与英、法步调一致,但因国内处于南北战争前夕,政局不稳,没有参加英法联军,派出列卫廉(1806―1876)为驻华公使,同英、法密切配合,趁火打劫。沙俄为了实现侵占中国北方大片领土的野心,派海军上将普提雅廷(1803―1883)为驻华公使,积极支持英、法发动新的侵华战争。
  十月下旬,英法联军5600多人编军完备,集结于港、澳地区,做好大举进犯的准备。二十七日,额尔金、葛罗分别向叶名琛发出通牒,要求入城、“修约”、“赔偿损失”和英军把守河南地区各炮台,并限10日内答复。对于英、法等国相互勾结以及迫在眉睫的战争形势,叶名琛仍然茫无所知,仍以为“该夷不过虚张声势”,相反却迷信神仙的“乩语”:“(十一月)十五日后便无事。”因此,不做任何应战准备。部将僚属请求调兵设防,广州商民请求团练自卫,均不允准。相反下令:“不准擅杀夷人。”结果造成水路陆路毫无准备,广州事实上成了不设防的城市。十一月初九,额尔金和葛罗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交出广州城。十三日晨6时起,32艘联军舰艇(英25艘、法7艘)的100余门大口径火炮同时炮轰广州,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虽英勇抵御,但城大兵单,广州于十四日失守。干五日,广州将军穆克德纳与广东巡抚柏贵(?―1859)投降,在侵略军的威逼下强令撤出城内兵勇。二十二日(1858年1月6日)叶名琛被俘,数日后被解往印度加尔各答,次年病死于囚所。英、法侵略者占领广州后,组成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实行“军事管制”。卖国贼柏贵在“联军委员会”的严密控制下,照旧担任原职,充当傀儡政权头目,为敌效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