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及其失败（一）

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一、百日维新

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维新运动也迅速高涨。12月，康有为从上海赶到北京，慨然写就《外衅危迫，争宠洊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呈》，即《上清帝第五书》，希望光绪皇帝发愤图强，“明定国是”。康有为将这封上书呈递工部，请求转呈光绪帝。工部尚书松溎是一位顽冥不化的满洲贵族，扣压不递交，因此这封慷慨激昂的上书没有递到光绪帝那里。但因为内容痛切，在北京的一些官员和士大夫中辗转传抄，天津、上海的报纸公开刊载，因此流传颇广，影响甚大。康有为无奈，准备南归广州。在这个关键时刻，翁同龢挽留了康有为。并向光绪帝推荐他，都察院给事中高燮曾也上奏推荐康有为，称康“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在这种情况下，对康有为关注已久的光绪帝想召见他，但恭亲王奕 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由反对，光绪帝无奈，只好命总理衙门大臣传见，“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1898年1月24日下午，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侍郎张荫桓等传见了康有为。康有为详细阐述了他的变法思想，包括变法的必要性和具体的变革措施，并主张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批驳了荣禄等人对变法的责难。翁同龢对康有为非常赏识，将传见经过向光绪帝汇报后，光绪帝十分振奋，传命让康有为书面奏陈他的变法建议，并进呈他撰写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两书，同时传谕总理衙门大臣，今后康有为如有条陈递上，要即日进呈，不许阴搁。这次传见意义重大，康有为从此取得了直接上书皇帝的权利，光绪帝也从此可以直接看到康有为的变法建议，为维新变法高潮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同时，康有为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此后他不再提开国会、设议院的主张，取而代之的是“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把光绪帝看作“旷世圣主”，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光绪帝身上。

1月29日，康有为又撰写了《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呈》，即《上清帝第六书》。这是康有为深思熟虑后提出的纲领性文件。他结合日本、俄国、印度、土耳其等国历史说明了变法的必要性，建议仿效日本，变法自强。他把日本维新的经验总结为三条：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日皇以时召见，若称旨则隶入制度局。他认为这三条是变法的必由之路，第一条是舆论准备，第二条是制度保证，是变法能否成功的关键，第三条则是新法顺利推行的条件。具体到中国，他建议光绪帝选择良辰吉日，在太庙或乾清门大誓群臣，明确宣布变法，然后在内廷设立制度局，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大臣为总裁，这些通才与王大臣体制平等，以便互相商榷，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考核至当，然后颁布实行。同时，在午门上设立待诏所，派御吏为监收，许天下百姓上书，书中意见交制度局讨论，并通过上书发现人才，量才予以擢用。为便于新政推行，他还建议在中央设立法律、税计、学校、家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分管各种学会）、武备等十二个局，为新政的执行部门，并在地方各级政府机构中也设立相应的局。其中，核心的部分是改变官制，他是本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构筑官制改革方案的，制度局是立法机关，十二局则是行政机关。他抛开了军机处、总理衙门及六部，要建立的是一套全新的官制，反映了维新派急欲参政的愿望。

在向皇帝上书的同时，康有为继续作舆论准备的工作。1898年4月，他联络发起并由御史李盛铎出面组成了“保国会”，并拟定了《保国会章程》，申明其宗旨是“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和“保圣教（孔教）之不失”，同时讲求变法、研究外交、谋求经济，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光绪帝的态度，极大地鼓舞了维新派，他们联络发起的各种地区性学会，如粤学会、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相继成立。保国会的成立遭到后党和顽固派的拼命反对，纷纷上奏弹劾，但光绪帝不为所动，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耶？”但是，保国会的大部分成员却动摇了，只开了三次会便告解散。但是，保国会是戊戌变法维新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团体，预示着戊戌维新高潮即将来临。

经过维新派几年的不懈努力，维新变法形成为滚滚洪流，用谭嗣同的话说，已经形成“人思自愤，家议维新”的局面。5月20日，恭亲王奕 病死，减少了变法的阻力，康有为抓住时机敦请变法。光绪帝也表示决心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光绪帝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6月，康有为分别代倾向维新的御史杨深秀和侍读学士徐致靖拟折，敦促光绪帝“明定国是”，厉行变法。光绪帝顺水推舟，立即将徐折送慈禧太后“恭呈慈览”，同时通过庆亲王奕劻并亲自面见慈禧太后，要求给他变法的权力，慈禧以“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答复了奕劻。6月10日，光绪帝命翁同龢草拟诏定国是上谕呈慈禧审阅。11日，光绪帝召集军机大臣会议，颁发《明定国是》诏，宣布正式变法维新，标志着百日维新的开始，维新变法运动由此进入高潮。

6月13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等人，“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自强”。光绪帝见折，即分别召见五人并委派职务。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早就想见的康有为，君臣二人就变法事宜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多的对话。在对话中，康有为对光绪帝说，过去人们所讲的“变法”都不是“变法”，只能叫“变事”，变法必须从制度法律变起，首先应该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为了推行新法，康有为建议破格提拨重有小臣，并建议废除八股，以开民智。召见过康有为后，光绪帝大为感奋，本来想破格予以重用，但受到荣禄、刚毅等顽固大臣的阻挠，只好传旨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样的官职没有资格常见皇帝，作为弥补，光绪帝准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康有为利用专折奏事的机遇，在短短三个月内，频频上书，将他的变法主张一项项具体化，还与梁启超等人鼓励倾向维新的御史们配合上书并代为捉刀，向光绪帝提出新政建议。他还日夜加紧编纂各国变政考，进呈宫中以供光绪帝采鉴，其中最重要的有三部书，即《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和《波兰分灭记》，要求光绪帝以彼得大帝勇于改革为榜样，以明治维新为模式，以波兰变法不坚决而被瓜分亡国为教训。光绪帝则根据康有为和其他臣工的建议，连续发布维新诏旨。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到9月21日政变发生，光绪帝撇开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雷厉风行，发布了100多道新政上谕，其中既有布新，也有除旧，推行新政共计103天，史称“百日维新”，这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高潮和集中表现。新政的主要内容有：

政治方面，主要是裁撤闲散机构、广开言路和招揽人才。① 裁撤没有多少事务可办或事务重叠的中央和地方机构，将其事务并入其他相应机构；② 命大小臣工各抒谠论，以备采择，并允许一般士民上书言事，有关部门不得压制阻挠；③ 诏各省督抚访查“通达时务，勤政爱民之员”，随时保送引见，并命随风倒大臣选择侨民中之著名可用者征送回国，以备任使；④ 开懋勤殿以议新政。

经济方面，主要是发布了一系列振兴农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① 保护农工商业，在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会设立农工商分局，切实开垦荒地，提倡开办实业，在京师设立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② 奖励士民创制新法，准其专利售卖，有能开辟地利、兴造枪炮厂者给予特赏，并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十二款；③ 改革财政，政府编制国家预算决算。④ 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等等。

文教方面，主要是废除八股文和兴办新式教育。① 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再以楷法取士，亦不再考试诗赋，并废除朝考，开经济特科；② 建立新式学堂，提倡西学，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改各地书院为兼学中西的学堂，命各省兴办中小学堂，命筹设铁路、矿务、农务、工、商、医、海军及茶务、蚕桑等专业学堂，并鼓励士民和华侨创办学堂；③ 设立译书局、编译学堂以译西书，允许自由设立报馆和学会，并派人出国留学和游历。

军事方面，主要是裁汰旧军、编练新军。命各省切实裁汰旧军，编练新军，军队改习洋操，采用西洋兵制；添设海军，各省举办团练，力行保甲制度。

这些新政上谕并未把康有为等维新派的主张全部包揽无遗，反映的也不尽是康有为等人的思想。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上谕反映了光绪帝变法图强的决心，也体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倾向。戊戌维新是中国人追求中国全面近代化的最初尝试，它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先导，加速了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成为中国文化教育近代化的真正开端，并推动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

光绪帝在颁布新政谕旨时，为了减少阻力、防止掣肘，也替被裁人员留有出路，如命农工商总局酌用詹事府等被裁人员，并任用后党试行新政，如令奕劻等负责大学堂工程，王文韶管理铁路，端方、徐建寅、吴懋鼎经办农工商总局等。然而，新政措施还是遭到顽固派的百般阻挠，绝大部分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未能付诸实施。

二、戊戌政变

维新运动是在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的，而且作为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层面的改革运动，它必然遭到恪守祖制的守旧分子和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另外，更重要的是，在最高统治者内部在如何救亡图存、维持封建统治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随着维新运动的进展，这种分歧不断扩大和加剧，新旧两派、帝后两党的斗争愈益激烈。在这场斗争中，帝党和维新派合流，而守旧分子和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则聚集在了后党的旗帜下，就旧斗争和帝后党争交织在一起，两派斗争的焦点是权力，实质上京师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否。

光绪帝是在请示慈禧太后之后才“诏定国是”的，而变法势必会牵动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力的利益，因此遭到顽固势力的竭力反对。他们首先从人事方面剪除光绪帝的羽翼。“明定国是”诏颁布后四天，即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的前一天，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颁布上谕，采取了三项措施：免去翁同龢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等职务，驱逐回籍；新任二品以上大员要具折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从而控制了用人权；任命心腹亲信荣禄暂署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不久，任命后党官僚王文韶为户部尚书、军机大臣行走和总理衙门行走；荣禄也实授直隶总督，加文渊阁非常坏衔，“身兼将相，权倾举朝”。这样，慈禧就掌握了军权、人事权和财权，这对光绪帝和康有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

光绪帝为了推行新政，对顽固守旧的官僚也进行了打击。“许天下人上书”是维新派的一项重要建议，这可以使他们参与新政，但是它打乱了森严的封建秩序和少数人的特权，遭到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两派围绕着礼部主事王照上书一事发生了严重的冲突。8月21日，王照响应号召上书请光绪帝奉太后游历日本及各国，并请遵孔教为国教，设立教部，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沣、右侍郎溥颋、署右侍郎曾广汉等六堂官不同意其建议，不为代递，王照坚请代呈，再遭拒绝。于是，王照上书弹劾他们公然违旨阻挠上书，并扬言要到都察院呈递上书。怀塔布等不得已答应代奏，但同时又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并说日本多刺客，王照请皇上游历是“置皇上于险地”，居心叵测，请加惩治。光绪帝对守旧官僚压制上书大为恼火，下令将怀塔布等人交吏部议处。9月4日，吏部大臣徐桐等复奏，有意保六堂官过关，光绪帝怒不可遏，当即亲写朱谕，下令将礼部六堂官尽行革职，并表彰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以示鼓励。接着，任命支持维新变法的李端棻、徐致靖、阔普通武、王锡藩等分别任礼部尚书和侍郎，同时还下令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时人称之为“军机四卿”或“四小军机”。军机四卿虽职位不高，但地位重要，所有新政奏折都可阅看，谕旨也都由他们撰拟。

开制度局是康有为百日维新期间最重要的政治改革主张，其目的也是夺取权力。光绪帝深知此事关系重大，料定慈禧必不会同意，他又不敢“断然行之”，于是下令总理衙门大臣妥议具奏，希望总理衙门能够同意，但奕劻在慈禧支持下，对康有为请开制度局折逐条驳斥，光绪帝见状大怒，下令再议，意在必行，奕劻等却耍了个花招，请派王大臣会同议奏，光绪帝只得同意。开制度局的结果必将是削弱以至取代军机处，军机大臣当然也不同意，于是暗中对抗，拖延半个月后复奏，提出“变通办法”，建议选用翰詹科道等官，临时召对，进行考察，以备任使，康有为选天下英才讨论决定新政的制度局就此化为泡影。

康有为等人十分清楚，变法之所以不能顺利进行，关键是慈禧掌握着最高权力，而后党中手握军权的荣禄威胁最大。为了防止后党顽固派发动政变，康有为等人一方面提议光绪帝聘请日本明治维新名臣伊藤博文为“客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任顾问，以借重日本、英国的势力；另一方面，想把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拉过来对付荣禄。袁世凯拥有兵权，又曾为强学会联系募捐，有“维新”言行。9月11日，康有为代徐致靖拟折保荐袁世凯。又请谭嗣同递密折，建议光绪帝安抚袁世凯以备应付时局之用。此时，后党则加紧调动军队，荣禄先后调聂士成武毅军驻天津，调董福祥甘军移驻北京外围长辛店，以防袁世凯有变。内务府总管大臣立山率亲贵旗人、御史杨崇伊、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等相继赴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训政。

而光绪帝决心开懋勤殿的举动，加快了政变的发生。懋勤殿是位于紫禁城内乾清宫西侧的一座殿宇，前朝皇帝曾在此如用小臣，康有为等想援引这个先例参政，光绪帝十分赞同，并于9月14日赴颐和园向慈禧提出此事，但是慈禧听后“不答，神色异常”，光绪帝知道大事不好，第二天召见杨锐，命他带出密诏，而密诏竟被惊慌失措的杨锐搁置起来。9月16日，光绪帝根据维新派的建议召见袁世凯，破格提拨他为候补侍郎，命他专办练兵事务，又当面告诉他“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明示他可以不受荣禄的节制，直接向皇帝负责。袁世凯权衡新旧双方力量对比，一面感谢光绪帝的“特恩”，一面到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以及刚毅、裕禄、王文韶、李鸿章等处周旋，探听口风。

9月17日，光绪帝又命杨锐带出第二道密诏，指示康有为赶紧离开北京，去上海督办官报，以保存维新力量。直到18日，康有为等才见到密诏，相对大哭，束手无策。此时，后党要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去天津阅兵之机发动政变、废掉光绪帝的传闻更促使他们下定决心将武力夺权的打算付诸实施。最后决定由谭嗣同去说服袁世凯举兵勤王，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谭嗣同当夜去法华寺访袁，要求袁“率死士杀荣禄、除旧党，策划兵围颐和园”，袁世凯大言不惭地说：“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同时又借口事机紧迫，必须立即回天津部署。维新派无可奈何，一筹莫展。康有为便决定赴上海督办官报，权作避祸，以图再起。20日，他终于悄然离京南下。

光绪帝召见袁世凯，以及预定在9月20日再次召见他并召见伊藤博文的消息，引起慈禧太后的极度恐惧。为了防止光绪帝等人掌握武装，取得列强的直接支持，慈禧太后于19日挟持前来请安的光绪帝，随后将他移居瀛台。次日，在慈禧太后的严密监视下按原计划召见袁世凯及伊藤博文。袁世凯于20日请训后当晚返回天津，经过反复思量，决定投靠慈禧太后，即向荣禄报告了谭嗣同等人“杀禄围园”的机密。9月21日，慈禧太后正式宣布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清军在查抄南海会馆时，没有找到康有为，只抓住了他的弟弟康广仁。康有为已先一日到达天津，由天津乘坐英国商轮前往上海，上海的官吏接到慈禧太后关于抓住康有为“就地正法”的电令，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的帮助下，康有为安全到达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人的排斥下化装出京，由天津乘坐日本舰只去日本。24日，慈禧太后下密旨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拿问。谭嗣同在政变后还多方设法救援光绪帝，且拒绝人们要他出走日本的劝告，慷慨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5日，谭嗣同被捕入狱，他在狱中犹题诗于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28日，未经审讯就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和刘光第等六人杀害于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时人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在刑场上，谭嗣同不顾监斩官刚毅的拦阻，在就义前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接着，参加维新的官员张荫桓等被放逐新疆，徐致靖、张元济、宋伯鲁等被革职。严复因为未参加“百日维新”活动，免遭查究。在政变后的一二个月内，后党废除农工商总局，禁止士民上书，查禁报馆，禁立会社，复置冗官闲衙，恢复八股，除了京师大学堂外，新政被扫除无遗。这样，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就以失败而告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