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背景：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

新政背景：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起来。领土方面，英国霸占着香港岛、九龙，葡萄牙占据澳门，沙俄侵吞了比3个法国还要大的将近1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英、法、俄、德、日等国还分别强行租借了广州湾、胶州湾、威海卫以及旅顺、大连。通商口岸方面，1900年前，帝国主义已强迫清政府开放了45个通商口岸，此后又开放了37个，共计82个。租界方面，帝国主义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16个重要城市设立了租界，形成了“国中之国”。同时在北京还设立了使馆区，组成公使团，成了大清帝国之上的“太上皇”，直接控制和干涉中国内政。帝国主义通过战争迫使慈禧太后完全屈服，彻底投降了帝国主义，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甚至公开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暴露了不惜以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来取悦于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后，竭力与列强拉关系，经常欢宴聚会，并赠送礼物。1902年2月3日的《泰晤士报》对慈禧太后接见各国驻京公使的情况报道说：“太后进屋一把抓住康格夫人的手，好几分钟没有放开，她浑身颤抖，抽泣哽噎地说进攻使馆是极大的错误，她后悔莫及。”从此，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恭顺的奴才和统治中国的工具，成了“洋人的朝廷”。同时，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于是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由原先的公开瓜分转变为比较隐蔽的“保全主义”。赫德就曾向列强建议：今日侵华的最好办法“莫如扶植满洲政府，使其代我行令，压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则不能得义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诛之。我因得安坐以收其实利，此即无形瓜分之手段也。”就是说，保全清政府，维持其形式上的独立，作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从而在“保全中国”的幌子下，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加紧侵略中国。

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列强除继续在中国设立工厂进行资本投资外，还进一步用直接投资和高利贷两种方式夺取中国的筑路权和开矿权。路矿权利的不断丧失成为当时中国极为严重的问题。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列强已经为争夺在华的修路权而展开了争斗，至此，争夺更加激烈。英、俄、日三国在退还山海关内外铁路的交涉中明争暗斗；法国成立滇越铁路公司，加紧建设滇越铁路，并试图谋取两广路权；日、美、德等国为控制闽、浙、赣的路权而大肆活动；日本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相继取得了南满铁路、新奉铁路和吉长铁路的控制权，并以保护铁路为名，在沿线驻扎了日本军队；俄国以中东铁路为大本营，垄断了东北北部的水陆交通。1902—1903年，正太、卞洛和沪宁三条铁路的修筑权，分别落入了俄、比、英等国的手中。列强把夺取铁路权作为其扩张侵略势力的有效手段，进而控制铁路沿线的森林砍伐、矿山开采权，甚至可以派驻军队，干预行政。对此，日本的《朝日新闻》曾一语道破：“铁路所布，即权利所及。凡其他之兵权、商权、矿权、交通权，左之右之，存之亡之，操纵于铁路两轨，莫敢谁何。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生存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之权；有一切权，则凡其地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人民，皆我刀俎之肉。”攫取铁路修筑权是帝国主义对被侵略的落后国家朝廷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重要手段，也是它们伸展势力范围、扩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的重要杠杆。

列强还以多种形式攫取中国的矿山开采权。继1900年开平煤矿落入英国之手后，1900—1901年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30项不平等的条约和合同，在中国19个省区争取了煤、铁、石油、金、银、铜、铅等矿的开采权。列强不仅大量侵夺了铁路沿线的矿山开采权，而且将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的内地和边远省份。至清末，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控制了中国煤矿机器开采量的90%以上，而中国的铁矿生产则全部被帝国主义所控制。通过攫取采矿权，它们大肆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例如仅日本的满铁会社所属的煤矿，在1907—1911年的5年中，便从中国挖走了340多万吨煤，获得了1000多万日元的利润。

除铁路、矿业外，在航运业、棉纺业、造船业、烟草业、金融业等方面，帝国主义的投资也迅速增加。截至1911年，清政府仅外债累计就超过12亿两白银，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约达20亿美元。外国资本控制了中国已修成铁路里程的93.1%，机器采煤的91.9%，生铁生产的100%，棉纺生产的76.6%，内外航运的84.4%。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固然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便更重要的是掠夺了中国的资源和财富，并通过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进而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控制了中国的各个方面，使中国陷于名存实亡的绝境。为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商品输出，1902—1903年，英、美、日三国先后和清政府谈判签订了新的《通商航海条约》，扩大了外国船只在中国内河航运的特权，为外国资本家对华倾销商品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各通商口岸的外国商行由1901年的1102家增加到1912年的2328家，这些商行垄断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渗透的控制，把中国进一步推向了殖民地的深渊。时人惊呼：“经济既尽，国家随亡，于是分割土地以为殖民地，中国完结矣！”

二、列强的武装侵略

1、日俄战争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在中国的权益，也展开了激烈的武装侵略。当时东北是列强争夺的一个焦点。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俄国乘机侵占了东北，妄图将东北变成“黄俄罗斯”。《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军队陆续撤出了华北。1902年4月，中俄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在一年半内分三批撤出。但是，十几万俄军仍驻扎在东北，拒不撤军。并且还向清廷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为其长期霸占东北制造借口。俄国的“黄俄罗斯”计划与日本夺取中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在得到英、美的支持后，日本于1904年2月6日向驻扎旅顺的俄军舰队发动了突然袭击，日俄战争爆发。从此，日俄双方海陆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历时一年多的帝国主义战争。日军步步紧逼，俄军接连败北。1905年，俄国国内爆发革命，沙皇政府为了镇压国内的革命运动，急于早日结束战争。日本虽然在海、陆两个战场都获得了胜利，但也已经筋疲力尽，也愿意早日结束战争。1905年9月5日，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双方在美国的朴茨茅斯签订停战条约，规定：俄国将旅顺大连租借地、长春至大连铁路及其它有关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

这场发生于中国土地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盛京地区“陷于枪林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肉飞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号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然而，腐败的清政府宣称两国与中国“彼此均系友邦”，竟然宣布“中立”，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这无异于两个强盗为争夺财产而大打出手时，主人却无动于衷、坐视不管。战后清廷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承认日俄所签订的条约，除承认日本继承沙俄从中国所攫取的长春以南的全部权益外，还同意增开凤凰城、辽阳、铁岭、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瑷珲、满洲里等16处为商埠，在营口、丹东、沈阳等地划定日本租界，并给予改建和经营安奉铁路及采伐鸭绿江右岸森林等权利。这样，俄国势力退到东北北部，日本势力侵入东北南部。

2、英国入侵西藏

长期以来，英国、俄国一直对西藏地区垂涎三尺。1903—1904年，英国趁日俄战争无法分散注意力的时机，发动了入侵西藏的战争。英国以麦克唐纳率军“护送”使节荣赫鹏入藏“谈判”为借口，侵入西藏。西藏地方军民进行坚决地抵抗，他们在江孜保卫战中表现得英勇壮烈，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1904年8月，英军攻占拉萨，大肆烧杀抢掠，劫走大量珍贵文物。9月，强迫西藏地方官员签订《拉萨条约》。由于西藏军民坚决抵制，使得清政府没敢在条约上签字。1906年，英国迫使清廷在北京重新签订条约，即《续订藏印条约》，规定：开放江孜、噶大克为商埠；清廷保证非经英国政府允许，外国人不准租买西藏土地，不准干涉西藏一切事宜，不准派员入藏，不准享受铁路、电线、矿产等各项权益。但同时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国割占西藏的阴谋没有得逞。

三、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

《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远远超出了清政府的偿付能力，但是仍表示“和约既成，赔款已定，无论何窘急，必需竭力支持”。从1905年起又下令兴办新政，无疑又急需大量经费，而所有这些无疑都要从广大人民头上出。为了筹集所需之款，各种苛捐杂税纷纷出笼，以致出现“业之至秽至贱者灰粪有捐，物之至纤至微者柴炭酱醋有捐，下至一鸡一鸭一鱼一虾，凡肩挑背负、日用寻常饮食之物，莫不有捐。”而各级地方官吏又往往假借“新政”之名，任意勒索、贪污中饱。广大人民凋困已极，生计日蹙，因此民怨沸腾，怨声载道，极端无奈之下只好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1902年，直隶广宗爆发了景廷宾领导的武装起义，起义军称“忠义军”，举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起义军联合巨鹿、南宫、威县一带农民，抗拒“洋差”，反对摊派赔款，打败前来镇压的官兵，影响及于河南、山东，北京震动。

反抗斗争形式还有遍及各省的抗捐抗税和抢米抗漕，规模最大的是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和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

长沙抢米风潮。1909—1910年，湖南主要产粮区滨湖地区发生大水灾，灾民不得不靠吃树皮、草根等过活。而地主绅商及外国洋行乘机囤积粮食，牟取暴利，致使米价飞涨，饥饿遍地。1910年4月，长沙城乡饥民忍无可忍，要求官府打开官仓，降低米价。巡抚岑春煊则派兵进行镇压，死伤数十人。饥民奋起跟清军搏斗，参加的群众发展到几万人。他们捣毁米店、钱庄，烧毁巡抚衙门、税局，还捣毁外国领事住宅、洋行和教堂，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侵略者。这次风潮是群众极度愤怒下自发集合起来而进行的斗争，并没有什么计划和组织。清政府出去水陆军，帝国主义出去兵舰配合，很快把群众斗争镇压下去，清廷也被迫将米价降了下来。

莱阳抗捐斗争。1910年，莱阳知县朱槐之与劣绅狼狈为奸，借“新政”筹办地方自治之名，横征暴敛。又值春季旱灾严重，缺粮者十有八九，强烈要求打开社仓赈灾和以仓谷抵充捐税。莱阳社仓是各乡社员共同创办，常年积谷以备荒歉。但由于经办劣绅蚕食鲸吞，假公济私，谷仓早已化为乌有。乡民忍无可忍，纷纷前来索要积谷。乡村教师曲诗文筹划成立联庄会，并率代表赴城请愿，四周饥民也蜂拥而至。朱槐之被迫答应退还积谷，免收部分捐税。但是，不久新任知县奎保到任，接受劣绅贿金，继续照旧征收各项捐税，并下令严拿曲诗文等抗捐首领。官兵下乡缉拿曲诗文时，乡民自发进行抵抗，于是在曲诗文的号召下，数万乡民将县城包围起来，发布檄文，谴责莱阳官绅的劣迹，发动起义。在山东巡抚孙宝琦的镇压下，起义失败。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和组织程度有所加强，突出表现是商会组织的创办。据《东方杂志》所载，各地成立的商务总会、分会已达到46所，许多重要集镇设有商务分所、商务集议所等。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日益壮大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发动了几次反帝爱国运动。

拒俄运动。1903年爆发的拒俄运动揭开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由于武装占据东北的俄国拒不如约按期撤兵，反而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企图长期占领东北，因此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纷纷集会，抗议沙俄的侵略行径，致电清廷外务部，表示对俄国的要求“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并通电各国外交当局“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倘从此民心激变，遍国之中，无论何地，再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北京、武汉等地的沉重也相继集会抗议，罢课示威。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情绪高昂，召开有500多人参加的拒俄大会，提出宁死“不为亡国人”的口号，并决定组成拒俄义勇队，每日操练，发誓要与侵略军血战到底。留学生还派代表回国，请求清廷出兵抗俄，并表示学生军愿作先锋。但是，清廷指责学生军“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命令驻日公使蔡钧勾结日本政府强制解散了学生军，压制了运动。

抵制美货运动。自鸦片战争以来，美国资产阶级从中国诱骗走了大批的华工。这些华工在美国垦荒、修路、开矿，担负着极为繁重的劳动，促进了美国的繁荣。同治、光绪年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美国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困境，开始煽动排华。1894年，美国迫使清廷订立了《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对赴美华工作了种种苛刻的限制。美国各州也发布了各种排华法令，迫害华工、华侨的罪行愈演愈烈。1904年条约期满，清廷在广大华侨和国内人民的压力下，向美国提出了修约的要求，但遭到拒绝。于是爆发了反对美国排华、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1905年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曾铸倡议以两个月为期，如美国强我续约，则联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作为抵制，获得全体一致通过。随即电告清政府拒签续约，同时通电汉口、天津、广州、香港等21处商务局，传知各商相戒不用美货。波澜壮阔的抵制美货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运动以上海为中心，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小城市，并得到了海外侨胞的大力声援。工商业者、学校师生和各界群众组成了各种爱国团体，举行集会学说，商家不进、不卖美货，人们不买、不用美货，码头工人不装、不卸美货。抵制美货运动的迅速高涨，使美国政府大为震惊。于是，对清廷不断施加压力，要求清廷出面压制。在美国的压力下，清廷下令停止对美货的抵制，并电令严办运动的领导者、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曾铸等人。压力之下，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出现分化，上层人物开始动摇。曾铸发表了《留别天下同胞书》后，从此就称病不出。但广大群众坚持斗争，终于迫使清廷和美国未敢再续签限制华工的条约，斗争直到1906年才逐渐平息。

收回利权运动。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铁路、矿山侵略活动的加剧，从1903年起，各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铁路、矿山的收回利权运动，逐渐在全国的许多省区开展起来，目的是废除帝国主义列强与清政府的有关条约和合同，将铁路和矿山收回由民意自办。经过斗争，先后收回了黑龙江、山西、奉天、山东、安徽、四川、云南、湖北等省被帝国主义侵占的部分矿区，收回铁路利权的斗争尤为激烈。粤汉、川汉和苏杭甬铁路是斗争的焦点。1905年，粤汉铁路收回自办。受此鼓舞，许多省都提出了收回路权，改归“商办”的要求。广东、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等省还相继成立商办铁路公司，以确保利权为宗旨，要求清廷收回路矿，废除向外国借债修路的合同。收回路权的斗争激烈且经久不衰，最后由湖广铁路风潮在1911年10月演变成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都遭到了清廷的破坏和镇压，这使人们认清了清朝的反动本质，懂得只有推翻清廷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如拒俄运动失败后，黄兴、陈天华等一部分留日学生就立即组成了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抛弃以往“乞怜于满洲政府”的做法，从此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义和团的爆发以及慈禧太后等逞一己私人妄图借助团民的力量，与列强宣战，结果造成八国联军再次攻陷北京，太后、皇帝再次仓皇西逃如同丧家之犬的奇耻大辱。庚子西狩期间，清朝皇室的尊严一扫而光，逃亡途中是如此，议和事成之后返程时仍是如此。据随行目击者吴永记载：“一路车辆，彼此争先，因致壅塞不行，欲速反滞，真太不成体统。”慈禧太后也深知这场灾难的严重后果，严酷的现实不能不使她有所警醒。为了笼络、安定人心，缓和矛盾，维护清朝的统治，1901年1月29日，亡命西安的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明确宣布清廷变革意向的诏书。要求官员们“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提出改革意见。1月29日上谕的发布标志着晚清最后十年改革时期的开始，史称这个时期为“清末新政”或“光宣新政”、“庚辛新政”、“辛丑新政”、“新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