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文坛可怖运动：作家冤死弃尸乱葬岗

去年，电视剧《金婚》热播，创造了空前的收视率。这让人不禁联想起新中国成立一年多就公映的电影《我们夫妇之间》。影片根据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妻之间》改编而成，因小说在1951年遭到了错误批判，致使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爱情题材从此成了文艺创作的禁区。《我们夫妻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篇小说，萧也牧又为什么会遭到错误批判呢？本文作者为作家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经过采访整理，他详细讲述了这一运动发展的过程。
《文艺报》编委陈涌 开了批判的头一炮
萧也牧原名吴承淦，1918年出生于浙江吴兴，参加革命后改名吴小武。经革命老人徐特立介绍，辗转到了五台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队伍。1939年开始以萧也牧为笔名在《边区文化》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1945年8月入党，担任张家口铁路分局工人纠察队副政委。1949年平津解放后，到团中央宣传部工作，担任《中国青年》杂志副主编。正值而立之年，他接连创作了短篇小说《我们夫妻之间》、《海河边上》和长篇小说《锻炼》。
《我们夫妻之间》是新中国第一篇城市小说，主人公是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干部李克，他希望生活能有一些个人趣味，并努力培育劳动人民出身的妻子也能像自己一样去体验城市生活。于是他们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既是家庭的也是社会性的。男女主人公通过相互沟通理解、取长补短而达到了共识，增进了感情，重归于好。
《我们夫妻之间》发表是得《人民文学》主编茅盾和小说组长秦兆阳的慧眼识珠。一刊出，几十家地方报纸争相转载，并很快被改编成话剧、电影、连环画……1999年，著名作家李国文曾在《不竭的河——五十年短篇小说巡礼》一文中描述:“如果将文学比做一棵树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短篇小说算是很快展开枝叶的品种。我还能记起1950年第一次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我们夫妻之间》（萧也牧）的快感，这大概是建国后第一篇产生热烈反响的短篇小说，很快在年轻人中间不胫而走，口碑载道……谁知，没过多少日子，地面上也就出现了最早的霜冻。这种最初的‘文学即人学’的开拓尝试，很快被革命家们一篇篇声严色厉的判决，吓得噤口结舌。”
最先发表文章批评《我们夫妻之间》的“革命家”是陈涌。他在1951年6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批评萧也牧入城以后写的《我们夫妻之间》、《海河边上》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前者夸张、集中地描写了女主角的日常生活作风，把一个工人出身的革命女干部写成一个粗恶丑陋的形象。他认为这是作者进入城市后，旧观点、旧趣味的故我复萌。它反映了根据地文艺工作者，进城以后在文艺思想或文艺创作方面产生的一种不健康倾向的苗头。
虽然陈涌的批评并没有否定萧也牧的全部创作，但其文发表背景却不能不令人望而生畏:二十天前，即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执笔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严厉的措词和尖锐的批评，震惊了整个思想文化界。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身为《文艺报》编委的陈涌错误地对当代作家开了批判的头一炮。
一封无限上纲的“读者来信”
进入 6月后，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运动高潮。在这样紧张的形势下，《文艺报》作为中国文联委托中国文协主办的机关报，觉得陈涌批判“萧也牧创作倾向”的文章软弱无力，没有击中要害。于是，在6月25日出版的报纸上发表了“读者李定中”的来信:《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并在《编者按》中称赞:“读者李定中的这篇来信，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的这种创作倾向的危险性，并对陈涌的文章作了必要而有力的补充，我们认为很好。”
李定中认为，萧也牧“对我们的人民是没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对女主人公张同志，“从头到尾都是玩弄”！“因此，我觉得如果照作者的这种态度来评定作者的阶级，那么，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的阶级了，这种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
他还认为，《我们夫妻之间》艺术上那些所谓“平凡生活”的描写，简直在“独创和提倡一种新的低级趣味”。他不同意陈涌所说这种不良倾向是由于作者脱离生活，而是由于作者脱离政治！显然，李定中文完全超出了文艺批评的范畴。
李定中究竟何许人也？三十年后他终于浮出水面，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冯雪峰。这是丁玲1982年5月21日在天津文艺界座谈会上讲话时予以披露的:“《人民文学》把这个作品（《我们夫妻之间》）当做好作品发表，当时我虽认为不太好，但没有吭声，没有写文章。后来我离开北京到南方，陈企霞找冯雪峰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立场是好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过分了一点，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人民日报》编辑部开会，一位文艺领导人就在那里说:《文艺报》的路线错了。”
这里的“陈企霞找冯雪峰写了篇文章”即《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其中说《文艺报》路线错了的“文艺领导人”，应是周扬。因丁玲与周扬的关系一向很紧张，她感到周扬对干部和同志有亲疏之分，对于那些对他有过意见的同志，始终保持着距离，冷淡，甚至对有些同志有戒备（比如冯雪峰、柯仲平、萧三）。冯雪峰化名李定中写评萧也牧《我们夫妻之间》的文章，本来并不想保密，就因听到周扬四处讲《文艺报》有了偏向，她才告诉陈企霞不要说出来是冯雪峰写的。这密一保就是几十年，连萧也牧至死也不知李定中为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