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 - 颂扬毛...

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2)——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

转帖 2010-11-08 19:55:26 阅读2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政府的强烈敌视态度，使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对美国绝不能片面地强调和平共处，而必须进行斗争。恰好这时朝鲜问题和越南问题划界解决的结果，给了毛泽东向美国人显示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强硬立场的一个机会。本来，周恩来在日内瓦的任务中并没有提出台湾问题的内容，毛泽东却在会议结束之际注意到，除了南北朝鲜、南北越南以外，台海两岸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状态，也是远东重要的战争策源地之一。“现在朝鲜战争停了，印度支那战争停了，剩下来的就是美国加紧援助台湾进行骚扰性的战争”了，如果我们这时不提出台湾问题，结果难免会造成普遍的误解。人们或者会认为台湾问题已经中立化了，或者会认为中国政府也会愿意仿照朝鲜和越南的办法就台湾问题做出妥协。故毛泽东当即致电还在日内瓦的周恩来，提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迅速受命发表社论，再度强硬地宣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13]8月1日，朱德总司令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上公开告诫说：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决不容外国来干涉[13]。据此，周恩来在从日内瓦回国途中顺访莫斯科时，也不能不向并不愿意看到远东出现新的紧张局面的苏联领导人解释说；中国这样做，实在是别无选择的。因为美国是不会甘心于日内瓦会议的失败的，必将继续执行其制造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扩大军事基地，准备战争和敌视中国的政策。“最近一个时期美国与蒋介石正在商议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并且有把封锁我国的范围扩大到广东沿海及东京湾地区的可能”，因此，“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战争，即对台湾蒋介石匪帮之间的战争，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任务，即解放台湾的任务”。“提出这个任务的作用，不仅在于击破美蒋军事条约，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性，从而激发人民的热情，以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并可以利用这个斗争来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学会海上斗争的本领”。
        一方面要促进国际缓和，宣传和平共处，一方面却要在台湾海峡保持战争状态，尽管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策略的性质，但它无疑造成了某种矛盾的现象。而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不知道国民党方面这时正在积极谋求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拖美国人下水。他在批准周恩来赴日内瓦与美国代表进行外交接触之时，就已经明确了要破坏蒋介石政府这一政治图谋的基本方针（注：周恩来6月3日发给毛泽东、刘少奇的电报中特别讲到，中国代表团已经告诉英国方面，愿意经过英国介绍与美国进行直接接触。依照周恩来的行事风格，这种重大外交行动，必定是经过了中共中央同意的。转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75页。）。他讲，我们就是要用与美国谈判美国人最关心的侨民遣返问题作诱饵，促使美国不跟台湾订立共同防御条约。周恩来7月初回国汇报时，毛泽东清楚地谈到了他的这一设想。他说：“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除了在公开的宣传中骂美国搞台独，骂蒋介石卖国以外，外交上尤其要傲些工作。比如可以表示愿意在侨民问题上与美国政府进行接触，“以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否则的话，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一旦签订，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问题的解决，都可能“成为很长时期的僵局”。正是为此，直到炮击金门、马祖前夕，周恩来也仍然在强调说：解放台湾固然“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但对美国，只要它还没有直接介入到这场冲突中来；就“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即要离间美蒋关系[15](p412)。
    通过外交的办法，显示某种善意的和和解的态度，对美国政府这时未必不能发生某些效果。这是因为，美国政府这时对台湾方面要求订立共同防御条约的作法并不感兴趣。还在1953年3月19日，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就受命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正式提出了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建议，希望借此把美军拴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对此，杜勒斯当场就表示拒绝。此后，台湾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再度多次向美方提出这一要求，直到1954年8月以前，美国方面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尤其是日内瓦会议之后，中国表现出和解的姿态，美国因继续坚持强硬立场的做法备感孤立，其在台湾问题上不能不更加小心谨慎，不愿因蒋介石必欲反攻大陆而被拖上国民党的战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继续发动和平攻势，理应使美国更难接受台湾的建议，而未必不能达成破坏台湾很快与美国订立共同防御条约的目的。
    毛泽东当然知道在这个时候制造解放台湾的战争空气，会对拖延中的美蒋关于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产生相当的刺激。但是，第一，国民党军占据的浙江沿海大陈岛等岛屿对进出上海的商船威胁甚大，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候了。既然迟早都要动武，为何不乘此时机显示一下中国政府必欲解放台湾的决心呢？第二，他这时显然相信对美国刺激一下未必是坏事，它未必会促使美蒋靠得更紧。他甚至认为，既然美国一直拖着不想被蒋扯下水，中国政府表明自己对台湾问题的强硬态度，反而可能如周恩来所说，起到“击破美蒋军事条约”的作用。第三，朝鲜和越南相继停战，整个世界走向缓和，中国力倡和平共处，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对国内民众起到麻痹的作用，最终甚至可能还会因此而束缚住自己解放台湾的手脚，使世人对台湾问题的解决产生错觉。打一下，不仅可以告诫世人不要把台湾问题与朝鲜、越南问题相提并论，而且也“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性，从而激发人民的热情，以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
    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支配下，日内瓦和平协定墨迹未干，毛泽东就掀起了解放台湾的政治宣传运动。随后，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便受命炮击金门和马祖。此举使犹豫不决中的美国政府做出了批准就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与国民党人进行谈判的决定，紧接着，美国与台湾方面于12月2日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的草案。次年1月24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正式通过了这一条约。虽然，这是毛泽东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最为担心的局面，即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成为很长时期的僵局”，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马，且首次对盘踞在浙扛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队成功地实施了陆海空配合的立体进攻，以及中国政府于11月23日不顾美国政府的高度关切，坚持判处13名被俘美国军事情报人员4-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的强硬态度，也或多或少地对美国政府发生了震慑作用，迫使美国官方不得不开始考虑对过去僵化的对华政策稍加调整。
    　　三　追赶美国：以经济促外交的大胆尝试
    1954-1955年的台海危机，使毛泽东更进一步强烈地意识到，跟美国这样的国家打交道，除非自己拥有足够的实力，否则就只能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受人白眼，甚至被人所摆布，毛泽东这时的对美策略更多地源自于其过去国内对国民党政治军事“打打谈谈”的斗争经验。在过去国共两党实力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他曾不止一次地通过“以打促谈”的办法，争取到暂时的和平。以确保自身的利益，而如今在中美两个国家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一度显然也相信“打打谈谈”、“以打促谈”是一个有效的法宝。炮击金马，并不等于就要中止争取中美接触的外交尝试。即使在美蒋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之后，因为美国压迫蒋介石主动撤退了在浙江沿海大陈岛的守军，中国各报刊相继开始减弱了前一段如火如荼的反美宣传。周恩来也多次受命宣布，解决目前僵局的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中美之间直接谈判。注意到加剧台海紧张关系的做法影响了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刚刚树立起来的和平形象，周恩来还在4月出席万隆亚非会议之际，进一步受命向亚非各国政府，同时也是向美国人再度表示和平的诚意。他公开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具体到台湾问题的解决上，中共中央还第一次批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透露说：中国政府并非一定要诉诸武力，它愿意也准备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以便能够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为了促使美国真正调整它的对华政策，促使美国政府下决心派代表和中国政府的代表一同坐到谈判桌前来，中国政府甚至还主动宣布要释放若干已经被判刑的被俘美国空军人员。毛泽东也在几乎同一时间主动透过外国来访者向美国转达自己的和平意愿说：台湾问题可以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尤其希望和美国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就是“不知道美国干不干”？所有这些外交努力终于发生了某种效力。1955年8月1日，中美双方大使级的外交代表终于坐在了日内瓦的谈判桌前。
    然而，和过去对付国民党时的情况不同，毛泽东这时的“以打促谈”，却不是想要求得在中美之间保持暂时的和平局面。中美两国之间这时并不存在当年国共两党之间那种危险的情形，因为事实上中美之间并没有发生美国直接侵略新中国或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生存的情况。中美之间这时的问题根本上是美国敌视中国，坚持支持台湾海峡对面的国民党政权，而毛泽东则坚持要美国做出妥协，改变其敌视态度，放弃对台湾国民党的支持和取消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打”的策略固然可以使美国多少改变轻视新中国的态度，放弃拒不与新中国接触的强硬政策，但由于中国没有直接向美国挑战的实力，也不具备夺取台湾的能力，因此双方即使能够派代表坐下来，却不可能达到迫使美国改变政策的目的。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没有能够为解决台湾问题起到任何作用。美国政府坚持中国必须首先声明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否则坚持要协防台湾。随后，美国谈判代表更很快就拒绝在会谈中与中方代表讨论台湾问题了。这种情况不能不再度激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一年以后，毛泽东在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谈话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愤懑的情绪。苏加诺主张中国应当早日加入联合国，毛泽东却表示“慢一点好”。苏加诺不解地问毛：“为什么中国不急于参加联合国？”毛坦言：“问题是台湾。“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一万年也不进去”。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以及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西德等等，他们都不承认中国，或者还在投蒋介石的票。美、英、法，再加上一个蒋介石，又都是安理会的成员，安理会成员有否决权，即使有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了邀请中国参加联合国的提案，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因此，毛泽东已经不再对这些外交努力抱多少希望了。打仗出身的他显然相信，根本的问题还是一个实力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要让人家承认你，接受你，就只好挨人家的白眼。我们宁肯不加入联合国，也不要这些国家的外交承认。毛泽东相信，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只有两种，一是“尽快收回台湾”，一是“把自己建设强大”。在美国坚持干涉政策的情况下，前一种办法实际上做不到，因此毛泽东这时急于想要实现的其实只是后一种办法，即先把自己建设强大，然后再来与美国人谈收回台湾的问题。
    中国明明是一个大国，却因为贫弱落后而被资本主义强国看不起，不仅得不到承认，而且连所有国家都可以进去的联合国，中国却不能进，这种屈辱的外交体验给了毛泽东相当强烈的刺激。1955年秋天，注意到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代表想尽办法不和中国代表讨论台湾问题，毛泽东就已经憋着一口气，暗下决心要靠迅速提升自己国家的实力来迫使美国改变态度了。他明确告诉那些曾经尝试着推进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企业家们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哪一天赶上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
    争一口气的想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出人意料地顺利完成，被迅速地激发起来了。1956年夏天，毛泽东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提出了赶超美国的问题。他极具鼓动性地告诫大会的代表们说：“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尽管毛泽东经常在讲，希望和美、英，法帝国主义国家迟一些建交，说对进入联合国没有多大兴趣，甚至准备一万年也不进联合国，但这些话其实恰恰反映出他内心对自己国家的外交境遇忿忿不平且极度焦虑的心态。以中国经济之落后，毛泽东深知要想靠自己的力量赶上和超过美国是何等的不容易。1955年秋他第一次提出要赶上和超过美国的想法时，他不能不提出要准备一百年，力争五十年。计划七十五年的设想。1956年夏他再次提出这一设想时。虽然相信中国落后于美国不过六十年，也还是不能不表示要用五六十年来赶超美国。然而，以毛泽东的性格，他真的会等五六十年再来解决台湾问题、联合国问题，以及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吗？当然不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直到1956年年底，即使他对苏联已有颇多批评之后，依旧会理直气壮地告诉国人说，“一边倒”政策没有错。为什么？他解释说：“因为一边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中国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间，看起来很好，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了美洲国家都是压迫的，压迫了几十年、几百年，从来不给它们吃饱过。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曾烧了我们的圆明园，夺走了我们的香港、台湾。”有谁会真心帮助我们建设强国的工业基础呢？只有苏联。“大工厂我们还不会设计，现在谁替我们设计的呢？例如化学、钢铁、炼油、坦克、汽车、飞机等工厂，谁给我们设计的呢？”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
    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基本上是靠苏联的帮助建立起来的。苏联政府总共承接了156个中国建设现代化工业急需的援建项目，涉及冶金、机械，汽车、煤炭、石油、电力、电讯和化工等各个部门，包括7个钢铁联合企业、24个电站、27个煤井和洗煤厂、10个冶金企业、7个化学工厂和十几个机械制造工业，以及其他工业部门的工厂。毛泽东清楚地了解，这些工业企业构成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建设的核心，并将成为今后中国工业发展的决定性基础。但是，毛泽东对这一工业发展的速度并不那样满意。三年实现经济恢复，三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6年就走完了苏联用19年才走完的道路（注：俄国革命后用了将近12年的时间，即从1917-1929年才过渡到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然后又用了7年时间，即从1929-1936年才最终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这种速度使他很自然地不满意在工业化问题上总要被动地跟着苏联走。他从1955年底到，1956年春，连续几个月时间根据政府各个经济工作部门的汇报，提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十大关系问题，说到底就是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为把中国加速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不满足于苏联人的经验，想要进一步加速经济建设，迅速提升国力，促使毛泽东在1955年直至1956年上半年，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保持着十分谨慎的态度，这也是他积极倡导和宣传和平共处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然而，1956年年初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否定斯大林，主张“和平过渡”，对毛泽东的对外关系思想明显地产生了某种冲击。从他自这一年春天起对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越来越强烈的批评中，可以逐渐地发现，他对和平共处政策的态度，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注：关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这些批评，可参见毛泽东：《接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10月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4、344-345页。）。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最高统帅斯大林被共产党人自己描绘成凶残的暴君，共产党的形象空前受损。大批深感理想破灭的共产党员退出了共产党，西欧国家一些共产党不能不更进一步公开否定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波兰、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性骚乱，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使毛泽东对能否把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截然分开，一方面坚持革命的目标与理念，一方面大力推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作法，开始抱以怀疑的态度。
    毛泽东非常注重意识形态，他深信美国对新中国的歧视与刁难，根本上与美国对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有关。因此，他不能不相信中国对美国的外交斗争，其实也是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息息相关的。站在这样一种角度看问题，他当然不能赞同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问题上自揭疮疤，或在其他事关共产主义运动未来命运的问题上，只讲缓和与和平，不讲革命与战争，向资本主义世界示弱。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情，毛泽东不可避免地逐渐认为，赫鲁晓夫他们已经丢掉了革命的精神，中国党应当在推动世界革命的问题上发挥某种主导的作用了。
    1957年夏秋之际，一个喜讯传来，在美国多次试验失败的情况下，苏联卫星首先上了天。这种情况，给了深信社会主义必优于资本主义的毛泽东以极大的鼓舞。随后，莫斯科同意向中国提供导弹运载及原子弹制造技术，双方很快于10月15日就此签订了相关的协定，这更使毛泽东备感兴奋。苏联先于美国成功试射卫星上天，这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面；而苏联同意向中国转让导弹和核弹这种尖端的制造技术，这不仅显示了中国的地位大大提升。而且极大地满足了毛泽东急于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以抗衡美国的强烈渴望。他曾再三强调，无论怎样困难，勒紧裤腰带也要造出原子弹来。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只有掌握了原子弹，才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最终迫使美国真正坐到谈判桌前来。
    为了推动社会主义阵营中众多畏惧美国的共产党人不要害怕革命与战争，毛泽东于这一年的11月亲赴莫斯科，乘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机会，来为各国共产党人打气。但是，他此行最大的收获，多半并不是说服了那些更乐于看到世界和平共处的共产党领导人，因为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早巳放弃了暴力革命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支持毛泽东对美国采取斗争的态度；毛泽东意外收获的，是经济大跃进的雄心。当时，他从赫鲁晓夫那里得知，苏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做出决议，准备公开提出15年在经济上赶上美国的计划。赶超美国，这原本就是毛泽东朝思暮想的一个目标。如今苏联人公开立下了“军令状”，毛泽东自然备受刺激，他马上就提出了一个要在15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计划。不过，他内心里瞄的，其实还是美国。他希望能够乘此东风，用最短的时间把经济搞上去，迅速提升中国的国力，以便根本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