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五四之魂

　　起来！让我们把精神从这些妥协、这些可耻的联盟以及这些变相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精神不是任何人的仆从。我们才是精神的仆从。我们没有别的主人。我们生存着是为了传播它的光明，捍卫它的光明，把人类一切迷途的人们集合在它周围。

　　——罗曼·罗兰等《精神独立宣言》

　　没有暴风雨，将会是一个多么污浊的天空！

　　——齐美尔

　　重新发现历史

　　密芝勒在《人民》的开篇写道：“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

　　伟大的时代是具有历史感的。惟有平庸的时代，人们才会只顾眼前的事务，像猪狗一样，为有限的施予感到幸福，从来不曾想到把目光从食槽旁边移开，投向栅栏之外那延绵无尽的森林和原野。如果没有历史，我们在现实中将找不到判断事物的标准，以及通往未来的坐标；我们无法走动，更不会想到飞翔。如果没有历史，我们既意识不到自身的能力，也意识不到自身的局限。是历史照亮了我们，驱赶着、鼓舞着我们；如果没有历史，我们的全部生活将失去意义。历史以其固有的“相对论”原理，通过现存，从另一维度接连人类的未来。

　　然而，历史的轮廓未必是清晰的。有时候，它显得异常神秘，恍如海市蜃楼；有时候很曲折，天梯石栈，云翳重重；有时候则为大手所倾覆，全然不见形迹，有如火山灰下深埋的庞贝城。许许多多的人物、事件，关键性时刻，彼此错综的关系，都期待着我们用实证的方法逐一加以钩稽。当历史事实变得相当彰显的时候，我们竟发现：它仍然无法识辨。尤其难以置信的是，愈是明白的事物，往往愈见隐晦。历史是可分解的。它的任何局部，都存在着两大元素：现象和精神。现象是外在的，孤离的，纯粹属于过去的；精神则居于深部，具有历史的主体性，主动性，呈弥漫、流动的状态，而富于凝聚力，所以能够赋予诸多现象以整合的能力，并使之复活，带上各自的形象和意义，走出封闭的时间。

　　历史是精神的历史，是精神对于人类集体记忆的再发现。由于精神的介入，历史才是真正可理解的。精神的指向、质量、深入的程度不同，我们回顾时所目及的一切便有了不同的价值。可以肯定，那些不断地为人们提及的历史断片，都有着相当丰富的精神含量，闪耀着启示之光。即以“文革”结束以后的二十年为例。“焚书坑儒”成为利用率最高的典故，就因为事关知识和知识分子；政治文化专制主义并不局限于秦王朝，没有随同祖先之死而进入骊山墓。近世的“太平天国”，作为几千年中国农民造反的大结穴，其令人触目惊心之处在于：鼎盛的“天朝”毁于一旦，并非来自官方敌对势力的打击，而是因为内部的特权阶层的存在，大一统思想，控制欲，享受欲，以及与此相关的激烈的权力斗争。这个戏剧性事变，在七十年代末，同时成为多部长篇小说的题材。“戊戌变法”以血的事实，揭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命运，因此，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的热情决非出于偶然。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精神，贯通了如此众多的不相连属的人物故事，使之成为现存世界的组成部分。

　　在本世纪，具有重大开发和利用价值的历史事件，大约当首推五四新文化运动了。

　　其实，说是事件并不十分确切。这是一个短时段，惟凭一群知识者的努力，累积了巨大的精神能源。在中国，从颟顸的官僚到中学生，从愚鲁的武人到遍身油污的工人，很少有人不知道“五四”这名词，可是对它的意义，则普遍缺乏了解的兴趣。他们也许会从因循的教科书或报刊那里得知游行示威的情节，把汹涌的人潮和赵家楼的火光，当做狂欢节的象征。实际上，这是新文化启蒙运动濒临结束的信号，甚至无妨视作一场提前举行的悲壮的葬礼。他们不知道，未曾经过充分的理性启蒙的革命，潜伏着怎样的危机；不知道现代知识分子出师未捷而中途败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他们不知道，目下匮乏的，正是当年的运动所竭力争取的；不知道八十年来，几代人的命运竟会如此交叠扭结在一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的“创世纪”。可是，他们全面背叛民族文化传统的英雄主义行为，并没有得到赓续；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未及形成，就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种悲剧性的结局，甚至整个的过程结构，包括它的意义所在，长期蒙受障蔽。比如，作为运动的主体是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自组织，自生长；在政治家的眼中，则明确地被置于党派的领导之下。生机勃勃的思想革命，完全成了政治--经济的被动的反映，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实，无论是国民党人或是前共产主义者，当时都不可能左右运动，相反只能服从运动自身的独立指向。而这，正是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起源于中国民族文化深部的危机，新文化运动就其性质而言，是一次启蒙运动，反对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叛逆性行动，而不是单纯的反帝爱国运动。把它看作爱国主义运动，仅只符合后期政治性转向的表征，但它无视运动的全过程，完全抽掉了其中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内容，抹杀了世界主义也即“现代性”这一根本特性，而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权威主义推到神圣的地位。启蒙运动的对象是广大国民，主要是劳工大众，结果启蒙主义者，知识分子成了革命改造的对象。当年的知识者高叫“到民间去”的口号，满怀热忱，到处播撒盗来的火种；到了后来，却带着洗刷不清的“原罪”，“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的生产方式和职业特点的独立的阶级，被人为地削减为“阶层”，作为“毛”而依附在被指定的“皮”上面。由于启蒙的先驱者们立足于社会的改造，不曾为权力者准备种种治国平天下的方案，因此表面看起来，好像他们都是一群梦想家，并不存在确定的斗争目标。其实，他们把所有一切都写到旗帜上去了，那就是：民主，科学，自由，人权。他们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没有压迫和奴役的国度，真正的人的国度，并且为此奔走呼号；然而不出几年，竟意想不到地陷身于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黑暗王国里了。

　　关于五四，长期以来存在着两个阐释系统：一个是政治的，或者称作政治家的；一个是文化的，也可称作知识分子的自我阐释。在前一个系统里，五四知识分子的作用，明显地被缩小为“先锋”作用，而不是主体的作用；由此出发，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变革进程中所应担负，而实际上也完全有能力担负的启蒙--批判--文化建设的角色，就给否定掉了。至于后一个系统，知识分子往往过于自轻自贱；及至九十年代，有少数以权威自居的学者，相率发起对五四的启蒙性和战斗性的攻击。至此，两个系统便合而为一了。

　　五四表面上轰轰烈烈，纪念起来好像也颇热热闹闹，事实上运动早已经完结。说它完结，并非因为时过境迁，也并非因为政治势力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入侵，而在于知识分子或者被逼，或者主动地放弃了自身的权利和责任。

　　历史的复活，有待精神的觉醒。这精神，不属于“历史客体”，它植根于当代人的每一个个体中间，且为他们的生存状态所决定。不同时代的人们，如果都为同一种精神所唤醒，所激发，给历史划界将会变得多余，当代舞台会因此而获得大幅度的扩展，人类谋求自由民主与科学的斗争，前前后后也就有了热烈而深长的呼应。

　　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

　　二十世纪是一个伟大的起始。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就已经艰难地挪动它的脚步了。改革是被迫进行的。清政府官员在“内乱”面前，犹能做“中华大帝国”的酣梦，直到洋炮的轰鸣从南方海岸传来，震撼了宫廷的座椅，这才决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先是做军火买卖，接着开矿山，修铁路，废科举，兴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以及官员出洋考察，等等。马克思描述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解体太缓慢了。这种速度，不但不能满足少数先觉者的期待，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使中国免受挨打的耻辱与覆亡的危险，这样，政治体制的改革便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然而，最高统治者对于死亡异常敏感。在大独裁者，长期垂帘听政的慈禧看来，政改如同玩火，其结局只能加速以其个人为中心的权势集团的崩溃，于是及时地把光绪帝及其政改计划给扼杀了。“百日维新”的悲剧，堵死了和平改革的道路。所有曾经为改革的浪潮所感召的人们，开始强烈地意识到：依靠目前的政府，是不可能把改革有效地进行下去的。正是这个专制腐败的政府，成了外国强权利益的保护者，民族独立、自由和进步的死敌这时，法国大革命的电火，穿过时空的密云迅速来到东方，在日本东京的留学生群中开始酝酿暴风雨。

　　革命势在必行。武昌城头枪声乍起，全国随之易帜。一个为转战数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军所无法推翻的政府，顷刻之间，居然结束在一场纸扎般的战斗里了。胜利的欢乐十分短暂。革命党人开始蜕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依然为旧势力所把持，然而一律打着“革命”的招牌。袁世凯称帝是其间的一个带有代表性的事件，虽然不成功，却使温和的共和主义实验严重受挫。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不得不再度组党，而专制军人，则利用袁世凯死后的权力真空，极力发展私人势力，以致争城夺地，战乱频仍。人们在绝望中发现：革命前，他们是奴隶，革命后一样是奴隶；所谓革命，不过是一个幻象而已。

　　几千年的封建帝国，犹如一头巨兽，头被砍断了，庞大的躯体不但不见腐烂，而且依旧完好无损地活着。这是极其可怕的。事实证明，肤浅的政治改革无济于事，必须有一个普遍深入的思想文化运动，启发国民的“最后的觉悟”，以促进社会的根本性改造。这个启蒙教育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

　　“知识分子”一词，于二十年代末才开始在五四的继承者中使用。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启蒙的先驱者都不曾找到合适的名词为自己命名。五四是一张“明确的出生证”。就像这新式名词一样，这批人物，获得了为中国传统士人所没有具备的新型品格。他们大抵出身于绅士阶级家庭，有着相当一致的经历：进私塾，也入学堂，然后出洋留学；既熟读经书，也通晓西学，这样完整的知识结构，在国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也是罕有的。所以，他们会变得那般的胸怀博大，视野开阔，气质不凡。与此同时，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又带给他们以内在的分裂性质：随着斗争环境的展开，而易于趋向对传统的偏离和决裂。作为西方观念的传输者，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清末民初的一代，确也显得非常大胆开放，但正如美国学者许华茨所说，他们“就其个人文化而言，都是颇为惬意地深居于传统文化之中”。

　　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知识者与权力社会的联系，甚至使他们失去了身份的依据。他们成了名符其实的自由职业者。这种不再需要官方认同和缺乏物质保障的生存状态，加强了他们与社会的亲和力。这时，众多教育机构--其中主要是大学--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生活空间，新的同一性；报纸杂志蜂起，据胡适保守的说法，一九一九年就涌现了四百种报刊；出版业随之有了很大的发展。教授、学者、编辑、记者、文艺家、翻译家，在短短几年内，知识分子的人数剧增；青年学生作为一种后援力量，环绕在他们周围。他们可以独立地说话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都非常清醒地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因此不但与权力者对立，而且自觉疏离和力图摆脱以军事组织为基础的革命势力，坚持批判的精神和与政府相反的立场，以慷慨赴难般的热情，致力于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传播自由、民主、科学、新人类解放的知识，观念和种种信息。

　　五四一代的最大的幸运，在于没有一个独裁而强硬的政府。民元以后，北京政权先后换过好几批人物，然而都因为立足未稳，而无暇或者无力顾及知识分子的存在。这样，他们仿佛生来就拥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人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自由权利。这些权利有没有写到宪法上并不重要--在一个专制国度里，“法治”往往更糟，因为其立法的精神永远是敌视而不是确保自由的生存--重要的是实践的可能性；由于权力松弛，也就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造就了千载难逢的有利机会。从一九一九年起，新文化运动通过一本期刊和一所大学--陈独秀的《新青年》和蔡元培的北京大学--在全国迅速形成一个山鸣谷应、风起云涌的局面。这是一个探索的时代，争鸣的时代。哪里有知识分子，哪里就有他们的社团，有他们的报刊，有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讨论。这些知识分子团体既是职业性的团体，更是精神性的团体；虽然散布很广，却为共同担负的变革的使命和崇仰的西方现代观念连结到一起。这种状况，颇有些类似法国历史学家科尚在论述雅各宾主义时使用的概念：“思想协会”。什么叫“思想协会”呢？这是一种社会化的形式，并非组织严密的存在实体，因此它不牵涉每个成员的具体利益，这些成员只是与观念有关。在这里，“思想协会”不包含科尚说的有关民主政体方面的内容，它所呈现的是成员的松散的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显示了五四知识分子集体作战的“团队精神”(ESPRITDUCORPS)。

　　一九一九年三月，法国发表了以罗曼·罗兰为首的世界多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共同签名的《精神独立宣言》。他们对知识分子放弃独立思想的权利和能力，屈服于武力，为了政治、党派、民族和阶级的利益而参加罪恶的战争，作出严正的批判。这个宣言被译成中文，于年底和《新青年杂志宣言》一同发表，表明了五四知识分子强烈的集团意识和独立自治的精神。他们高扬现代理性批判的旗帜，努力通过由他们自己发动和领导的思想文化革命，促使“党派运动”向“社会运动”转化。在运动中，他们表现出了高度的团体认同感。早在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被囚的时候，他的学生，一群出色的知识者多次探访他。为此，北大文科学长朱希祖辞职以示抗议，黄侃拒绝接受袁世凯的金钱收买；为了抗议袁世凯坚持帝制，马叙伦辞去教职，胡仁源也递交了辞呈。在蔡元培愤于北洋军阀的政治压力而辞职赴津时，北京学校的许多校长教授也都纷纷辞职，以此要胁政府，明显支持蔡元培。当陈独秀被释出狱，胡适、李大钊、刘半农等人以此为专题，在《新青年》杂志集中刊发了一组白话诗，包括陈独秀的答诗，以示庆祝之意，并抗议权威。这种一致抗议的精神，就是知识分子精神。

　　但是，作为“思想协会”，中国的五四成员并没有因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幻觉而放弃个人的自由意志。德国学者迈纳克在论述历史时，有一段话，用来概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个方面应当是恰当的。他说：“震撼世界的划时代事件，总的倾向或思想，以及活跃的人物都前后呼应，呵成一气，形成一个单一的和强大的过程。这种过程由于构成它的个人动机的充实内容，也就排除了一切概念化的抽象形式，然而却使我们都懂得，它是一个仍然具有个性联合体的、无穷无尽的丰富的生命潮流。”

　　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比较，被胡适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曾像它那样恢复往昔的光辉，从晚清以来累积的情感和理性的危机中，运动的先驱者发现，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值得继承和营救的东西。他们也不像欧洲大陆的启蒙思想家，没有那种由基督教培养的坚定的信仰，和活在希腊传统中的健全的理性；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康德，都是本质上的西方人。而他们，只是一批西方化的人，只能从遥远的异邦习得和植入所有一切，以代替传统陈腐的宇宙观，和诸多大而无当或者繁琐无用的教条。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思想传统在西方是自然演进的；而在中国，各种思想观念的引进和确立，都是一种人为的“社会工程”。正因为他们对于现代化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所以会那般无情地抛弃旧传统，虽然挽救中国的民族情结是那般牢固。这种矛盾而又决绝的二元态度，同时反映在同西方的关系上面。他们从民族的创痛中，埋下被殖民的耻辱和仇恨，但是他们并不像高倡“反帝防修”的后来者那样，拒绝西方文明，而是以十分令人钦佩的“拿来主义”的眼光和气魄，从西方列强那里获取有用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五四时期，已经不复是器物和技术之类；它们扩大到了文化领域，其中包括从文学、哲学、伦理到社会制度，以及风俗习惯各个方面。现代性需要整体的革命。“全面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现代化”一词直到四十年代才开始进入中国，所谓“西化”，其实就是现代化--是革命的两面。在改革者看来，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科学和民主，于是在《新青年》那里也就有了拥护“赛先生”和“德先生”的说法。在这里，科学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至于对民主的阐释，则往往同人权问题有关。所谓人权，在《新青年》刊发的大量文字中，其意义蕴涵了人格独立、权利平等、思想自由，即对于个体价值的张扬。被哈贝马斯当作现代化方案的标志的“主体的自由”的实现，贯穿在五四一代所理解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上面。这就是“人的发现”。由于政权的衰败，在“共和”旗帜下的国民不成其国民，惟是新的奴隶而已。这样，五四时期所要求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开始就落在“人类”上面，而没有局限在“公民”那里。这是带根本性的，具有更普遍更长远的意义。五四的功绩，要而言之，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价值观念的更新；它唤起人的自由意识，并使之建立在为人类历史实践所确立的普遍价值的公理之上。

　　我们为什么称五四的思想启蒙运动为“新文化运动”呢？雅斯贝斯说：“所谓‘新’，就是说在我们的时代，历史第一次正在变成世界范围的，以现代交流赋予地球的统一性来衡量先前的全部历史都只是局部历史的一种单纯的集合体。”大独裁者袁世凯试图以“特殊国情”为隘口，阻挡中国西方化-现代化进程，而自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结果如何呢？事实证明，五四之后，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个集团，可以拒不接受西方的观念、思想、主义、文化制度、生活方式而能长久固守，只是所接受者分属于西方不同的部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