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反思“五四”

                                                         信力建：反思“五四”
     “五四”一直是知识分子所心仪的一场文化运动，也是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把钥匙。因而，如何评价“五四”，也成了显示现代与传统、西化与民族化的矛盾走向和时代思想文化风尚的晴雨表。 ( http://www.tecn.cn )
    现在，对“五四“的标准评价一般是：五四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高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随后，还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http://www.tecn.cn )
    然而，时代毕竟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经过时间的沉淀和人们研究思考的深入，对五四的再思考，势所难免——毕竟，历史是进步的，而不是原地踏步。 ( http://www.tecn.cn )
    对五四的再思考再评价，我们需要找一个参照物——这个参照物的标准应该是：属于中国文化圈，而又没有或者很少受到“五四”运动影响。这样的参照物有没有？当然有，那就是台湾。台湾属于中华文化圈，这一点毋庸置疑，也不用论证。与此同时台湾却几乎没有受到五四文化的影响：五四在台湾的影响确非常微弱，只是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对一般社会层面，尤其对社会的基层，基本没产生影响。在日据时代，台湾没有发生从五四思想中而来的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国民党或共产党类型的社会改造的实践，在台湾都不存在。台湾在20—40年代都市出现的所谓“社交自由”的“新文明”，也是从日本而来的“文明开化”的产物，和五四没有关系。 ( http://www.tecn.cn )
    那么，台湾现在呈现的是什么样的社会风貌呢？学者的看法是——“虽然‘台独’思潮严重泛滥，还有其它的社会问题，但给我的感受是，那儿保存着较为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特别是台湾的普通民众，保有很多传统的美德，纯朴，善良，厚道，礼貌，不以恶意看人，乐于助人，尊重儒家传统，尊重祖先。那种奸诈、刁滑、坑蒙拐骗的人，很少看到。有位台湾的教授对我说，你要知道什么是明清时代的农民，就看一看台湾南部的农民，那儿还保存着‘古中国’的氛围。这位教授的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从我的接触看，情况也大差不离。我看到的是，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消费社会里，‘传统’和‘现代’有机交融，这里说的 ‘传统’，不仅指习俗，而是指人的一种态度和精神状态。比如台湾教授家里和台湾乡下农家里，电视机、冷气机和祖宗牌位，并行不悖，十分协调的相处在一起。再比如，城乡很多人隔三差五就去庙里上香拜菩萨，老人去，中青年也去，不能说他们都愚昧迷信，因为台湾的教育普及率非常高，老百姓都认识字，大学毕业生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东亚地区据说是最高或次高的。” ( http://www.tecn.cn )
    换言之，在台湾，因为避免了“五四”激进主义思潮的冲击，顺利完成了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对接转型。那么，五四激进主义究竟对中国大陆传统文化有什么样的冲击和损害呢？ ( http://www.tecn.cn )
    首先，“五四”所采取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犯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错误。“五四”知识分子受儒家强调心的理知与道德功能及思想力量与优先性的思想模式的影响，承续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有机式一元论思想模式，认为中国传统的思想模式是一种有机整体观，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否定旧制度要从文化入手，由此产生了全盘反传统主义。林毓生指出这种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具有非理性、唯意志、反历史和情感化的特征，它的最终结果是造成了奇里斯玛权威的失落和中国意识的危机。这种思维方式的极致就是“文革”——二者的共同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疾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 ( http://www.tecn.cn )
    其次，政治挂帅，有独断主义倾向。五四运动，肇始于反对巴黎和会日本与袁世凯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指向。在这个运动中，都是以国强民富为标准，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同时，过分张扬科学、民主，而排斥其它文化价值，有独断主义倾向。这种信念，在“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仍未消失，在中外比较的强烈反差中，“全盘西化”的深入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的否定在整个文化热中仍占主导地位，《河觞》及其影响显示了文化激进主义在本世纪达到了第三次高潮。 ( http://www.tecn.cn )
    最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其“继续革命”理论发盛行。由于救亡的时事要求和整体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就“五四”而言， “五四”启蒙运动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旧的文化，中国经过“五四”，先是否定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认为是负面的，是现状造成的主因。如果想改变现状，就先要西方化，或近代化，或全盘西化。之后是一步步激进化，激进的高峰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要之，在中国，过分微弱的保守力量几乎没有起到制衡作用，中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 http://www.tecn.cn )
    总而言之，五四运动是一场以救亡为出发点的激进思潮运动，其爆发有其合理性。然而，在由政治运动向思想文化运动的转变中，那种毕其功于一役，希望用一个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社会运动在内的“总体”革命，来完成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却陷入了思维单一、价值单一的模式，这带来的必然带后果就是：在激进和更激进的上升中，激进主义的革命政治可以进入一切领域，从而阻滞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从激进主义思潮，很容易滑入一种叫做“无限革命”的轨道，而另一种革命的模式是所谓“有限革命”，它以政治革命的完成为目标，尤其不触及精神价值领域，因为精神价值领域是一个很特别的领域，它有其坚固性，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社会变革而来的，是一种渐进的、自发生产的过程。人为的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动这个领域的“革命”，其效果可能相反，这已被二十世纪的历史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