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林贤治：《五四之魂》自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7:18:46
《五四之魂》自序
作者：林贤治
(2008-06-03)
数年前，曾经读到一位西方学者的一段近于史论的文字，说他极其怀念十九世纪，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伟大的、有创造的、有魅力的人物都出在那个已然逝去的时期。话说的很绝对，颇有“终结”的意味。人们很可能拒绝接受这样的结论，但是，其中表现出来的极端的感慨的心情，我想是可以理解的。像五四，距今将达一个世纪，便依然引起我的追怀。
认识五四，对我来说最早始于一种文学想像。中学时代，阅读了相当一批五四文学作品。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曹禺、冰心、冯至，都是我所熟悉的。在这个文学世界里，明显地存在着两种倾向、两种色彩：一是个人主义的，梦想的，叛逆的，奋斗的；二是人道主义的，爱的，同情的，救助的，二者构成为一代人的独特而迷人的精神气质，英雄主义中夹带着某种先行的孤独与无援的感伤。伍尔夫说道：“1910年左右，人类的性格改变了。”这段话，用于描述当时从传统士人中蜕变而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更为合适。是他们以松散而一致的思想行动，改变了一个老大帝国的几千年的沉闷气氛，使之有了一股蓬勃上升的朝气。
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一片精神荒漠。文学期刊停顿，书架洗劫一空，惟余一种红皮书，雄赳赳地进入每个书店、机关、工厂、学校和家庭。随后，鲁迅著作的单行本相继发行。鲁迅存在的合法性，在当时是一个颇具讽刺喜剧意味的现象。作为一代启蒙思想者的代表，五四精神的实质的体现者，正是鲁迅自由的、人性的、异议的文字，使我在那个充满嚣声的时日里得以延续梦寻的道路。
至于全面接触中国近现代史，主要是五四史料，则在计划写作《人间鲁迅》的时候。这时，五四，第一次以一个立体的历史性形象重现在我的面前，它那光芒四射的批判精神与奔涌不已的创造活力，使我深受震撼。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作为一个思想文化运动，它并不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或法国启蒙运动那样具有广延性，而是飙风一般突然兴起，旋即归于平复。五四的旗帜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说，中心价值是自由、民主、人权、科学，只要回顾一下它们在近百年来的命运轨迹，就可以知道，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何等的艰难曲折，坎坷不平。至今，那些被称为“现代性”的普世价值，仍然受到严峻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挑战就直接来自知识界。
一切历史都是精神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它的命运史。我们说俄罗斯精神、德意志精神、法国精神或美国精神，其实都可以通过精神现象的分析，破解这些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的密码。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我们往往袭用新老国粹派鼓吹的“东方文明”的论调进行定义，而弃置了五四精神的新内容。如何阐释五四？如何看待五四作为一个变异的精神实体的独特性？如何承受五四的精神遗产？其实，这并非是一个带有学究气味的历史学问题，而是直抵现实核心的问题，首先是知识分子问题。不仅仅因为五四是知识分子运动，而且，这也是由知识分子角色本身，即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头脑，是变革的先觉者，先天地具有问题意识的人，是精神的创造者，价值体系的阐释者和批判者。“一个民主的民族极其需要清晰的思维，”英国的一位逻辑学家强调指出，“除非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否则就不是在思考。”我认同这个说法，要弄清楚五四这个现代化的源头部分，正是一个亟待民主改革的民族所要求于知识分子的。
如果说八十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在纪念五四时所做的讨论，还比较切合历史的实际的话，那么，场景置换为九十年代，结论就整个地颠覆过来了。与此相关的是，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知识界所遭逢的命运也大致相同。这种前后态度的变化不是偶然的。此后的情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消弭知识分子意识，一方面制造知识分子神话。五四，包括其中的人物，比如鲁迅与胡适，在这里便都成了特别的符码，被倒转的手势，推向一个预设的秩序主义的意义场域之中。
几年前，曾写过一篇《五四之魂》，对五四精神的迁变作过一个粗略的勾描，自觉框架还算合理。某日与朋友谈及知识界，于是起了重印的心思。承蒙广西师大出版社郑纳新先生慨允，便将该文从大象版《自制的海图》中抽出，加上此前发表的《胡风集团案》，以及十余篇短文，编成这个集子。
书名取巧用了首篇的题目，副题作“知识分子精神史”，意在表明全书的一个较为一致的思路，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也确曾注意及此。所谓“史”，明显是夸大了的说法，只是借以显示精神演变的一条线索而已。
历史始终使我心存敬畏。
作者：林贤治
(2008-06-03)
数年前，曾经读到一位西方学者的一段近于史论的文字，说他极其怀念十九世纪，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伟大的、有创造的、有魅力的人物都出在那个已然逝去的时期。话说的很绝对，颇有“终结”的意味。人们很可能拒绝接受这样的结论，但是，其中表现出来的极端的感慨的心情，我想是可以理解的。像五四，距今将达一个世纪，便依然引起我的追怀。
认识五四，对我来说最早始于一种文学想像。中学时代，阅读了相当一批五四文学作品。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曹禺、冰心、冯至，都是我所熟悉的。在这个文学世界里，明显地存在着两种倾向、两种色彩：一是个人主义的，梦想的，叛逆的，奋斗的；二是人道主义的，爱的，同情的，救助的，二者构成为一代人的独特而迷人的精神气质，英雄主义中夹带着某种先行的孤独与无援的感伤。伍尔夫说道：“1910年左右，人类的性格改变了。”这段话，用于描述当时从传统士人中蜕变而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更为合适。是他们以松散而一致的思想行动，改变了一个老大帝国的几千年的沉闷气氛，使之有了一股蓬勃上升的朝气。
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一片精神荒漠。文学期刊停顿，书架洗劫一空，惟余一种红皮书，雄赳赳地进入每个书店、机关、工厂、学校和家庭。随后，鲁迅著作的单行本相继发行。鲁迅存在的合法性，在当时是一个颇具讽刺喜剧意味的现象。作为一代启蒙思想者的代表，五四精神的实质的体现者，正是鲁迅自由的、人性的、异议的文字，使我在那个充满嚣声的时日里得以延续梦寻的道路。
至于全面接触中国近现代史，主要是五四史料，则在计划写作《人间鲁迅》的时候。这时，五四，第一次以一个立体的历史性形象重现在我的面前，它那光芒四射的批判精神与奔涌不已的创造活力，使我深受震撼。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作为一个思想文化运动，它并不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或法国启蒙运动那样具有广延性，而是飙风一般突然兴起，旋即归于平复。五四的旗帜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说，中心价值是自由、民主、人权、科学，只要回顾一下它们在近百年来的命运轨迹，就可以知道，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何等的艰难曲折，坎坷不平。至今，那些被称为“现代性”的普世价值，仍然受到严峻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挑战就直接来自知识界。
一切历史都是精神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它的命运史。我们说俄罗斯精神、德意志精神、法国精神或美国精神，其实都可以通过精神现象的分析，破解这些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的密码。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我们往往袭用新老国粹派鼓吹的“东方文明”的论调进行定义，而弃置了五四精神的新内容。如何阐释五四？如何看待五四作为一个变异的精神实体的独特性？如何承受五四的精神遗产？其实，这并非是一个带有学究气味的历史学问题，而是直抵现实核心的问题，首先是知识分子问题。不仅仅因为五四是知识分子运动，而且，这也是由知识分子角色本身，即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头脑，是变革的先觉者，先天地具有问题意识的人，是精神的创造者，价值体系的阐释者和批判者。“一个民主的民族极其需要清晰的思维，”英国的一位逻辑学家强调指出，“除非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否则就不是在思考。”我认同这个说法，要弄清楚五四这个现代化的源头部分，正是一个亟待民主改革的民族所要求于知识分子的。
如果说八十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在纪念五四时所做的讨论，还比较切合历史的实际的话，那么，场景置换为九十年代，结论就整个地颠覆过来了。与此相关的是，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知识界所遭逢的命运也大致相同。这种前后态度的变化不是偶然的。此后的情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消弭知识分子意识，一方面制造知识分子神话。五四，包括其中的人物，比如鲁迅与胡适，在这里便都成了特别的符码，被倒转的手势，推向一个预设的秩序主义的意义场域之中。
几年前，曾写过一篇《五四之魂》，对五四精神的迁变作过一个粗略的勾描，自觉框架还算合理。某日与朋友谈及知识界，于是起了重印的心思。承蒙广西师大出版社郑纳新先生慨允，便将该文从大象版《自制的海图》中抽出，加上此前发表的《胡风集团案》，以及十余篇短文，编成这个集子。
书名取巧用了首篇的题目，副题作“知识分子精神史”，意在表明全书的一个较为一致的思路，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也确曾注意及此。所谓“史”，明显是夸大了的说法，只是借以显示精神演变的一条线索而已。
历史始终使我心存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