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中国命运

　　1919年1月15日，中国人迎来了两位陌生人：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来自西洋的先生成为中国启蒙运动最深入人心的形象，他们对未来中国带来的影响极其深远，几乎成了新文明理想的代名词。

　　德先生和赛先生实际上就是demoevc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按照当时的语言习惯，根据原来英语发音起了个非常中国化的名词。两个充满人性化的启蒙先生便在90多年前的中国诞生了，他们在风雨如晦的暗夜里为国人点亮了耀眼的灯塔，照亮人们前行的目标和方向。

　　最先为国人介绍这两位先生的是陈独秀，他作为《新青年》的创始人，代表杂志慷慨激昂地宣誓，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新思潮的两大理想，是现代文明的两大目标。

　　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们，确信这两位可爱的外国先生可以救中国。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深情召唤下，一些青年逐渐地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以至于突然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旧道德、旧文学的堡垒。不久寻求民族解放和富国之路的一次壮举———五四运动如浩然江河奔腾而出。

　　德先生与赛先生

　　《新青年》从创刊到1919年初时，逐渐像春雷初动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影响如日中天，以至于每期新刊一出版，在青年中就不胫而走，大家争相传阅、一睹为快。

　　为了吸引读者目光，夸张的笔法和过激的言词，这本是大众媒体惯用的伎俩，捻熟于报刊之道的陈独秀自然懂得。《新青年》一路狂飙突进，向来都是把话说得非常激烈，语不惊人死不休，以骂人之声鸣锣开道。例如陈独秀把纲常伦理骂得狗血喷头，把古文宗师一棒子打成“十八妖魔”。钱玄同则更是彻底，造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咒语。

　　《新青年》有时故意将问题推向极致，话必说到十二分来警醒麻木的大众。逐渐这颗思想巨石在死寂的现实激起了涟漪，自然遭到守旧势力强烈的反对。比如黄侃曾戏谑胡适：胡先生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大名就不应叫“胡适”，而应改为“到哪里去”才对呀!前清遗老辜鸿铭对“改良”文学二字十分不满，讥之曰：“既良何改，难道要改良从娼?”

　　面对着社会上各种保守势力的责难，在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代表《新青年》编辑部，写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坦然承认世人对于《新青年》“破坏礼教”等罪名的指责，但却把责任归到两位陌生的洋先生头上，“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co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1]这两位洋先生的大名，在这之前国人可是闻所未闻呀。

　　陈独秀器宇轩昂地声辩道，要拥护德先生，必须反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必须反旧艺术、旧宗教。他斩钉截铁地强调，只有拥护德先生、赛先生，才能救中国。而《新青年》除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没别项罪案没有呢?

　　陈独秀高悬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这无异于撕破思想和制度黑暗的一道闪电。他认定唯有民主和科学才可以救中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陈独秀代表同人宣誓：“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2]。陈氏用慷慨激扬的话语震慑和封堵那些非难者，为新文化启蒙运动荜路蓝缕。

　　当然，德先生、赛先生在西洋也不是一开始就享尽荣贵，“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的世界。”[3]

　　陈独秀所说为迎接两位先生而流血闹事的，更多是指的法国大革命。因为陈氏崇尚法兰西文明，当初创办《新青年》就特以中法双语冠名，并在创刊号上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以法国为榜样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他坦言，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我们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

　　胡适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热情不亚于陈独秀，他在两位先生的家乡美国度过了多年的留学生涯，和两位先生有过亲密接触。他对德先生的理解与陈独秀同中有异，他理想中的德先生是温和渐进的改良，而非疾风骤雨的革命。

　　在《新青年》的队伍里，德先生与赛先生并不孤单，因为除了陈独秀、胡适，还有鲁迅、李大钊、钱玄同等一时俊杰真心拥带他们，努力地为两位洋先生鼓吹。这些《新青年》同人都留过学，深受西方思想巨大影响，对民主、科学的建构依赖于自己的学理，这个学理依据有尼采主义、杜威实验主义、赫胥黎存疑论等西方理论。

　　当然，《新青年》同人的思维方式基本仍是中国式的，他们个个旧学功底深厚。要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从一出现在历史舞台那刻，就被灌输了近乎宗教信仰的理想主义色彩，《新青年》同人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又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处江湖之远，却怀庙堂之忧的精神。以传统士大夫思想之“格”民主与科学，以致于同人们把德先生、赛先生当成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工具。

　　《新青年》高举德、赛两先生的旗帜，深挖造成中国两千多年缓慢甚至停滞发展的根源，在历史的记忆中翻箱倒柜，对封建专制、宗法制度、三纲五常、文言旧学予以毫不留情地批驳与痛斥，态度激烈如陈独秀、痛切如鲁迅、中立如蔡元培、温雅如胡适……他们批判的精神一直贯彻始终，在科学与民主的坚守上一致不二。他们寄望于德先生与赛先生解决中国一切的问题，以至于这两位先生被人称之“德菩萨”与“赛菩萨”。

　　两位先生的多舛命运

　　《新青年》虽然祭起德先生、赛先生的两面大旗，可惜恰恰是这本杂志自身有些做法似乎少了两位先生的风度。

　　比如《新青年》在1918年9月发表了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质疑当时流行文化大刊。态度刚愎、议论激昂，根本容不得他人辩论的余地。

　　1918年3月《新青年》上，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模仿旧文人的口吻写信，历数白话文的种种可笑、可鄙之处。而刘半农则以记者的身份，回信登在同期杂志上，用各种俏皮话把他挖苦一通。炮轰“王敬轩”这个虚拟的箭靶子之后，给当时思想文化界极大的震动，真的引来了双方拥趸者，其中最著名当属后来林纾的反对。但《新青年》却对反对者态度近于咒骂，缺少了赛先生的风度。

　　《新青年》这种没有点赛先生的风度行为，引起了以维护固有文化为宗旨的《学衡》诸君不满，梅光迪指责“彼等不容纳他人，故上下古今，唯我独尊之概。其论学也，未尝平心静气，使反对者毕其词，又不问反对者所持之理由，即肆行谩骂，令人难堪。”[4]这就是批评《新青年》不民主、科学的做派。

　　五四后期，陈独秀的思想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先驱和民主旗手，终于与他曾经无限崇尚的德先生说拜拜了。他不仅仅告别了德先生，而且开始猛烈批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

　　在1920年《新青年》第8卷1号上，陈独秀态度来了一个大转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阐述自由民主问题，并且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德先生此时在他眼里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专有物，是资产阶级把持政权以压制广大劳动阶级的利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让他不再相信德先生的普世价值性。

　　很难想像这篇抨击德先生之文，竟出自先前那位最先讴歌之人。陈独秀思想的激变和转向，也预示着曾经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两面大旗的《新青年》走向了分裂。

　　自陈独秀之后，赛先生命运更加不济了。其在中国的地位仍是个疑问：“现在执政者不肯欢迎真正的‘德先生’，一般人民正在用怀疑的目光去注视‘德先生’，有许多人正大声疾呼的反对‘德先生’。”这是北伐后《新月》派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府关于人权论争之下的坦言，当时胡适、罗隆基正是完全站在西方视角来讨论人权，介绍和宣传德先生。那次人权运动，与其说胡适他们是反国民党，不如说是介绍德先生。

　　“九一八”事变后，连《独立评论》这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都对赛先生产生怀疑，丁文江、蒋廷黻与胡适关于“民主与独裁”产生了分歧，反对派说国难当头的当下不适合搞民主。当民主又遭遇国情论，还是独裁来的适用。

　　因为，从历史渊源上来看，当民主论遭遇国情论，它的命运定会发生变异性偏移。譬如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专制王朝，但并没有建立民主共和体制。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不断鼓吹中国国情特殊论，直至自己当上皇帝。紧接着张勋复辟，法统被废，南北对峙，省宪自治，曹鲲贿选，更是丑态迭出，对于所谓的民主，民众只能以闹剧对视，而革命者解释则多以“国情特殊”论之。

　　相对而言，赛先生的命要好的多，当然赛先生也出现过危机，那是在1923年，爆发了著名的“科学与玄学论战”。这场论战爆发在一战后对欧洲物质文明乃至其发达源头科学的怀疑和绝望，引发了“科学破产”的悲观情绪。“科玄论战”是东西方文化论战的继续：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是文化保守派;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是西方文化派。

　　最终站在赛先生一边的科学派赢得了胜利，国人大体接受和认同了赛先生，并给予了极高的尊崇。赛先生从此深深的走入国人脑海中。

　　两位先生的现代遭遇

　　正如胡适所说，德先生与赛先生来到中国，德先生的命运不是那么顺利，更不是飞黄腾达，但是赛先生一到了中国就不得了了，变成万能博士，到处横冲直撞，每个人都崇拜它。德先生在中国处处不及赛先生。

　　早在胡适时代赛先生开始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了，如今赛先生更是所向披靡，几乎等同于正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观念是妇孺皆知。赛先生与国人是越来越不能分了，什么都以它为尺度，一定要是属于科学的东西才算知识，对科学的崇拜导致了“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不仅认为科学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而且把知识与科学等同起来，科学即知识，知识即科学。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任何一种知识都必须挂上科学的面貌或尽量使其科学化，才能享有知识的地位。

　　所以，常听人说“科学这东西害人”。真是这样吗?试看赛先生也给国人带来的无穷麻烦，赛先生的技术带来了过度的开发，自然环境遭到空前破坏。如果没有赛先生，可能我们的天是蓝的、水是清的，一切都是绿的。无论是苏丹红还是三聚氢胺，都是赛先生的副产品。但是没人反对赛先生，因为我们政府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当然这是正确的。

　　当我们赛先生坐着神舟七号开始在太空漫步，而德先生却仍在地面上艰难爬行。德先生的处境一直不顺利，不仅学界争议频繁，在政界更是疑虑重重。争议焦点和疑虑根源仍大多归于国情特殊，如中西文化差异、民众知识水低、辨别能力差、政治不成熟、若民主必乱国等等，近年东南亚动乱这笔账更被算到德先生头上。德先生是洋人血统，不适合中国，这样理论大行其道。

　　德先生境况如此不妙，可以说是被严加看管，甚至在一些时期连名字都不能提。国人从来不谈民主发展观，很少探讨民主问题，有时在一年一度的洋洋万言的报告中，找不到赛先生这个词!

　　有人也许反对这种说法，因为生活中经常会说某领导具有民主作风云云，这里的民主是混杂开明的义项。此外，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是善纳众意的意思，而与多数原则关系不大。看来德先生在当下已经变味了。那么赛先生呢，如前所论被误读为正确与知识的代名词，说某东西不科学，往往就是不正确的同义词。

　　一转眼已经是整整90多年过去了，当年两位西洋先生一起平等地来到中国，如今彼此境遇却是天壤之别。追昔抚今，仰望星空，令人感叹无限。五四这个被人宣扬成爱国主义的运动，剥去喧嚣与浮尘，其真正意义还是在于德先生、赛先生的启蒙。反思中国近现代所走过的每一个脚印，时至今日这两位先生仍是我们前行的方向，误读者需要正本清源，落后者需要迎头赶上。

　　[1]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6卷第1号，1919年1月。

　　[2] 同上

　　[3] 同上

　　[4] 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2期，192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