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见证 怀念谢韬先生

《凤凰周刊》2010年26期 王思睿

2010年8月25日，谢韬先生走完了他璀璨而又坎坷的一生，享年88岁。在这一刻，我正在撰写与顾准、李慎之等有关的一篇文章，而且恰好在写有关谢韬的一段，甚至可能正在写“谢韬”这两个字。这或许是我与谢伯伯之间的一种心灵感应吧。

顾准（1915－1974）、李慎之（1923－2003）、谢韬（1922－2010）这几个名字，是何家栋先生所说的“‘一二·九’一代”的骄傲。他们都曾受到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并在“新启蒙运动”的高潮中接受了新民主主义，先后成为新中国创建者队伍中的一员。然而，他们又陆续被自己参与创建的新中国所抛弃。

最早是顾准，落难于1952年的“三反运动”；其次是谢韬，落难于1955年的“肃反运动”；随后是李慎之，落难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由于他们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以及由此引起的深刻反思，他们最终都告别了青少年时代的乌托邦理想，并在思想上脱离了自己曾经的归属。

在上述几位长者中，谢韬先生是唯一一位与我有私谊的长辈。在谢韬先生因病丧失思维能力前，我也是有机会聆听他最后“政治遗言”的一人。我认为，谢韬先生的一生，是“‘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典型代表。

学生时代，深受新民主主义影响

谢韬先生在《风雨同舟60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一文中写道──

慎之和我都在基督教会办的学校中受过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得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天赋人权等思想的熏陶。慎之在上高中的时候，遇到一个好老师，是无锡的民主革命元老。他最早让慎之看的是《公民》课本，一开头就讲宪法，讲人民的权利和义务。还把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撕掉封皮给慎之看，还有巴金的小说。

他(慎之)还主动找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来看。

谢韬、李慎之他们读书的时代，是个思想多元化的时代。国民党统治当局虽然想要推行“党化教育”，但他们做得并不到位和有效。为什么自由主义的影响没有压倒新民主主义的影响？或者用李慎之的话说，为什么“革命压倒民主”，这是一个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谢韬、李慎之等过来人的回忆，是特别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谢韬先生说——

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是我和慎之这一代年轻人首先思考的大问题。

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着中华大地，国民政府军队虽然也曾有一部分浴血奋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绩，但由于总体上的专制独裁、腐败无能，在强敌的攻势下常常溃不成军，大片大片国土沦丧，亿万人民呻吟于日寇的残暴统治之下。不愿作亡国奴的青年学生，纷纷流亡到大后方，对当局由期望转为失望。家在大后方的青年学生，眼见亲历当局的蛮横腐败，日益苦闷彷徨。

在那个时代，现实社会十分黑暗丑恶，军、警、宪、特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我们眼见广大地区民不聊生。蒋介石集团强化一党专政，实施党管国家、党管军队、党管一切的独裁政策。国家政权腐败无能而又无法无天，人民没有人权，没有应有的一切自由。这些都是我们亲身感受到的现实。

因此，我和慎之这一代人，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专制政权，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建设一个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新中国，作为理想，作为我们毕生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李慎之和我这一代人思想发展的起点，或者说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发展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对我们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先经过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实现民主自由，经过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进入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

当时在进步青年群体中流行着一句话：“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照耀着全人类的前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知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主动宣布取消沙皇俄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这使我们相信苏联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俄国和苏联作家，如托尔斯泰、高尔基、法捷耶夫、萧洛霍夫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人性的描写，也影响了我们一代人。

在我们的心目中，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工农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是一个自由、民主、幸福的人间天堂。（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对稍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残暴镇压，在1956年以前，都被严严实实地隐瞒了，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当时决心跟共产党走的一个重要原因。[引自谢韬《风雨同舟60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谢韬当时跟共产党走新民主主义道路，与现今大学生为了报考公务员参加共产党是不一样的。谢韬参加地下学生运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跟踪，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他为了躲避特务，从成都躲到自贡，又从自贡躲到重庆，最后，不得不随着共产党机关撤退到延安，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名“革命干部”。

秦城坐监，大彻大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著名作家胡风撰写长诗，为之欢呼雀跃。李慎之在《风雨苍黄50年》中写道——

“十一”以后大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就连续几期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他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虽然我已完全记不得它的内容，但是却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这5个字的毛笔字的模样。时间开始了！我怎么就想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呢？时间开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风的思想和心理。决不止胡风和我两个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路，新民主主义的路，而后面还有更神圣的事业呢，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以后还要建设毛主席说的“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

但是，不论是胡风，还是包括谢韬在内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还是李慎之，都没有料想到，接下来的会是以饥馑、苦难为标识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先是知识分子然后是各阶层民众，历史上空前的寡廉鲜耻、丧失天良、“不说假话没法活”的日子开始了。

1949年进入北京以后，谢韬先是在华北大学然后是在由前者改名的中国人民大学教“马列”课，1952年起担任“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负责人，1954年12月被评定为教授。当时“全国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教师，大都是在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研究班培养的，我也成了这个研究班的教授”。30岁刚出头的谢韬，俨然是中国的马列主义权威教授了。

他的老朋友李慎之当时也“是个走红的干部”。李慎之的正式工作是担任新华社国际部的副主任，分工管《参考数据》和《参考消息》。《参考数据》一天要出3大本，而且一定得在08：00、13：00、19：00送到中南海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中央领导人对国际动向的了解，主要通过这个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