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作者：沈予
文章出处：《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
卢沟桥事变后的中日“和平交涉”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近十年论者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论点。
一种论点是对蒋介石与日本秘密议和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在抗战前期，蒋介石脚踩两条船，对抗战是动摇的。他一面进行对日作战，同时又维持谈判，准备妥协。当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作战不利时，这种动摇、妥协的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蒋介石之所以最终没有接受日本诱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和日本政府愚蠢、僵硬的政策有关，也和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国民党内抗日力量的存在有关。此外，也应看到蒋介石与日方有些“和谈”显然具有策略目的。（注：杨天石：《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关于“和平交涉”的性质，认为：就侵略者日本而言，征服和灭亡中国是日本对华总战略，“和平交涉”同军事打击是日本实施其总战略交替使用的策略手段。在战略进攻阶段和战略相持阶段的前期，日本策动的“和平交涉”不是国际法上一般意义的“媾和”，其性质是政治诱降。因为日本政府的目的在于颠覆中国中央政府，全面剥夺中国的国家主权，把中国变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注：沈予：《论抗日战争期间日蒋的“和平交水”》，《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另一种论点是对蒋介石与日本“和平交涉”表示肯定。认为：交战或敌对双方在不分胜负的情况下暗中直接交涉或通过第三者斡旋的方法可以达成妥协，促使战争结束。交涉只是一种手段，既然是交涉，必然有妥协。“妥协不等于投降”。蒋介石的条件仍是默认伪满洲国的存在，但“在国力和国际环境不足以达到实现收复东北的情况下，也只能以如此有限度的要求为恰当”。（注：蔡德金：《如何评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近来， 有的文章进一步强调：“蒋介石在交涉中始终坚持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是有基本原则的”，“是恰当的”。“中日秘密接触”乃“战时因应”的“正常之举”（注：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研究评述》，《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50 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有的文章认为：“为了结束战争而进行交涉并做出一定要妥协并没有错。”（注：荣维木：《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36页。）
本文拟依据历史事实围绕上述分歧对抗战前期日蒋议和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第一个要探讨的问题是：蒋介石怎样提出所谓“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方针？他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抗战到底”的“底”和对日议和的交涉条件是不是“恰当”？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对抗战是比较努力的。作为最高统帅，他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公开表示：
（一）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的谈话。 他宣布准备抗战，但不放弃争取和平解决。蒋说：
“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份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同时，蒋介石提出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项原则：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的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注：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582-585页。）
上述“四基原则”以“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的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一项为核心，应当视为基本原则。
（二）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联席会议上正式决定“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注：《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8 月7日），参谋本部速记 1610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三）1937年9月23日， 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之谈话》。他指出：“在存亡危机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的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求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注：《中央日报》1937年9月24日。）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四）1938年10月31日，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他表示：“继续贯彻持久抗战、全面战争、争取主动的一贯方针，勇猛奋进，造成最后之胜利。”（注：《新蜀报》1938年11月1日。）
蒋介石阐述以上抗战方针，获得了全中国人民和各党派的拥护。
那么，“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方针又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起先，蒋介石在1937年8月7日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过一段话为这一方针的提出埋下了伏笔。他说：“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注：《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8月7日）。在这份记录中、蒋介石认为“日本没有信义”，他只表示“可以以长城为疆界”，但没有做出决定。）
嗣后，武汉失守前后中国大地上发生一场什么是“抗战到底”的争论。争议的焦点是：中国抗战要不要收复一切失地？
冯玉祥的回忆记录了这一场争论的缘起。1938年10月，在武昌的一次最高国防会议之后，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和白崇禧四人留下如下谈话。
“汪精卫问白崇禧：‘说抗战就可以了，还要说抗战到底，这怎么讲呀？’白崇禧说：‘把敌人打败了，赶出中国去，就是抗战到底。’汪精卫又扭过脸来看我说：‘换章先生，什么是抗战到底？’我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了，不但东北四省，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的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我问汪精卫是不是你不喜欢这样子？清精卫气的脸上的筋都爆出来，扭过脸来对蒋介石说：‘作梦，作梦，他们两位是作梦不是？’白崇禧站起来把脚一顿，走了几步又坐到那边去了。我也站起来说：‘作梦？是作梦！你知道有人作梦是当主人，有人作梦是当奴才。’这一次谈话，就是这样不欢而散。”（注：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5页。）
蒋介石在这次谈话中没有明确表态。三个月后，即1939年1月， 他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抗战到底”的“底”的界说，正式提出了“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方针。
他说：
“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
“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
“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1939年1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蒋介石就这样把“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说成是“抗战到底”的“底”。他对内：试图以“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界说来统一全国对抗战的认识；对外：“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议和的交涉条件。
这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方针产生经过的梗概。
我们回顾历史，蒋介石的“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的方针开始就受到国民党内爱国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
除冯玉祥、白崇禧等高级将领表示异议外，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主张收复一切失地。早在1937年8月， 她就撰文指出：“现在流传着许多不真实的看法：说中国太弱，抵抗不了日本。我却坚决相信，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并且能够而且必须收复失地。”“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起来了。”（注：《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17页。）1940年3月她从香港返重庆，在林森主席的欢迎茶会上，反驳了蒋介石的界说，她说：“抗战到底，必须把所有的失地收复回来，方能对得起为抗战而死的人民。”（注：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179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在纪念抗战两周年之际撰文，旗帜鲜明地向全国人民阐明了中共的立场。他说：“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而不知其它。”（注：毛泽东：《反对投降活动》（193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卷2，第526页。）
当时，人民群众，特别东北流亡人士对蒋介石“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抗战胜利的”说法，表示反对。许多人在不同场合激动地喊出：“打回老家，收复失地”的口号。有些人径直要求：“不能只打到长城，我们要找到鸭绿江！”在国民参政会会议上，许多人表示不能同意“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抗战胜利”的说法。（注：《笔者访问王家桢先生谈话纪录》（1983年5月5日）。）
历史事实证明，蒋介石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为条件对日交涉，接连为以鲸吞中国为目标，贪得无厌的日本军国主义所拒绝。例如：
（一）1937年11月5日， 蒋介石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1937年11月5日），《德国对外政策文件集1918-1945》，伦敦1983年版：广田弘毅：《关于德国方面和平交涉事的通知》（1937年12月11日），日本外务省档案。）日本政府不理睬蒋介石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攻占上海、南京；1938年1月11 日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近卫首相于1月16日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二）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 柳云龙与日本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谈判。3月17日， 柳云龙向萱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注：《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第614页。）小川、萱野对蒋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于9月13日发表声明， 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蒋谈判告吹。
今天，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历史研究者总结历史经验，对蒋介石当时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为对日议和条件以及“抗战到底”的“底”的方针应当作出客观、科学的评价。
目前，中国史学界有两种看法：
一种论点是“恰当”论。认为：蒋介石在交涉中始终坚持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在当时国力和国际环境不足以达到实现收复东北的情况下　，也只能以如此有限度的要求为“恰当”。（注：蔡德金、王建朗，前引文章。）
另一种论点是“苟安”论。认为：蒋介石所说：“恢复了工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实为“苟安性质的胜利”。（注：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 ）也就是说，蒋介石所提“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议和条件是苟安性质的求和条件。
为了深入探讨，必须先搞清楚：“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
“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中国殖民地化的危机日益加深的政治状态。其标志，一是存在着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二是日本军队不断蚕食华北，迫使南京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与“何梅协定”，亡国的危机四伏。在这种非法的状态下，东北四省变成了关东这国统治下的日本殖民地：按照塘沽等三协定，南京政府接受了以长城线作为同伪满的政治分界线；听任日本军队炮制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军队实际控制着冀东、察北广大地区。这是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显然，经过流血牺牲的抗战，再让这种非法的政治状态延续下去，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必须着重指出：七七事变以前、以后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七七事变以前，国民党、共产党处于内战对峙状态。蒋介石、国民政府实行对日“妥协外交”，签订《塘沽协定》，认可长城线是与伪满的政治分界线，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
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族抗战新局面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变化。中国的状况与战前迥然不同了。其突出标志是：在全国范围内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内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国共两党转变为合作抗日。中华民族箜前地觉醒和团结起来。民族潜在的凝聚力在这一历史时刻　来，全民振奋释发出无与伦比的抗御外敌的巨大能量。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正面战场不断扩大，遍及华北、华东、华中；敌后战场出现，随后迅猛展开。两者互相支援、互相依托。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军队也大部分进入战争的第一线。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一扫一盘散沙、长期积弱的旧面貌，使神州大地呈现一派崭新气象，中国国力增强。
正由于全民族抗战，中国军民粉碎了日本军部“三个月结束中国事变”狂妄的亡华计划。到1939年，日本陆军23个师团、20W 上混成旅团泥足深陷于中国大陆，其本土只剩下两个师团的守卫力量，再也派池同更多的兵力。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总结了全民族抗战的成果，说：“十五个月敌人出兵百万，伤亡数十万，军队锐气日减，财政经济日形竭蹶，国际舆论纷起谴责，这些都是日本的野蛮侵略与中国英勇抗战造成的后果。”他指出：“中国有很大的潜势力，发动起来足以使自己转败为胜，转弱为强，根本改变敌我形势……”（注：《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 页。）
在全民族抗战这一划时代大变化之下，曾庄严宣布将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本应严正宣告中国将收复一切失地，“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的原状”。可是，他却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实行倒退，回到战前走过的以长城为疆界，默认伪满的老路上去了。而且一再地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交涉条件同日本秘密议和。显然，这是明火执仗背离他要人所宣布的“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的主权与领土之完整”的基本原则。在敌人亡华野心昭然若揭的时刻，人民要抗战，蒋介石却要倒退。人民要收复一切失地，蒋介石却要苟安妥协。他之所以做出如此“抗战到底”的“底”之界说，旨在束缚全民族抗战的手脚，硬把方兴未艾的抗日战争烈火遏制在长城线以内。说穿了，蒋介石讲“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这一句话的实质就是决定不收复东北四省这块广袤的中国领土。这是卢沟桥事变以来，蒋介石打算继续推行其对日“妥协外交”，把全民族抗战引向倒退的一次大暴露。
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应当尊重历史事实，明辩原则是非。怎么能够把蒋介石实质上“以长城为疆界”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议和条件说成“有基本原则”，是“恰当”的呢？
“恰当论”提出的唯一论据是：中国“国力和国际环境不足以达到实现收复东北”，只能提出“如此有限度的要求”。
我们知道，在抗日战争中解决国力不足、缺乏有效外援的困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和路线。
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之根源，在于民众之中”。坚决地从政治上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打人民战争。他们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根据地，与友这国正面战场相配合，坚持持久抗战。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逐之。”同时，他也主张“需要外援的配合”。（注：《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05页。）经过一段艰苦奋斗， 共产党人取得了成效。到1940年，人民军队发展到50万人，在华北、华中、华南收复的失地上创建了16块抗日根据地，拥有1亿人口。 人民群众的潜在力量充分发挥出来，这对改变敌强我弱、国力不足的状况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国力比中国强大的日本， 战区扩大，战线延长和长期消耗， 财力、物力、兵力不足，变得捉襟见肘，进退两难。尽管他们耗资164.54亿日元的财富，却落得100万陆军陷在大陆动弹不得的困境。东京惊呼：1940年是日本开战以来“最暗淡的时期”。
相反，蒋介石虽然主张抵抗日本侵略者，军事战略上也主持久战，但是他们只强调政府抗战，不敢和不愿发动人民抗战。军事上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政治上采取“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对方针。每当军事上严重失利，日本施弄政治诱降的伎俩时，蒋介石就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与敌秘密议和。但日本坚持灭亡中国，时而要求“蒋介石下野”，时而要求“汪蒋合流”。到1940年夏，我国国土失陷敌手的面积已达到160万平方公里。
两种抗战方针、路线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严酷的事实教训了蒋介石，让他认识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退让条件换不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停战”与“和平”；只有继续抗战，等待国际环境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才是中国抗战的出路。
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在1940年6月澳门谈判搁浅之后的8月28日日记记录了蒋介石左右为其谋划调整方针、摆脱困境之对策的一幕。他写道：“我对雨农（戴笠）说，抗战到最近，是一个紧急的阶段。我看中日战争有三个可能：一是不能战而与日本和；二是求得苏联的援助，而与日本继续战；三是既不能荣誉的和，又不能有利的继续战，而迫不得已苦撑下去。三者都有可能，都应有所准备。”
“陈（布雷）主任约我去谈话，我亦以上三点告之，陈主任认为一、二点都不可能，惟有对第三点做准备。”（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以下简称《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页。唐纵基人。 时任蒋介石侍从室负责情报工作的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他长期为蒋介石谋划、综揽情报、特务工作，并在党务、军政、外交等方面出谋划策，深受蒋的器重。《唐纵日记》不步及蒋介石、国民党一些高层人物的活动情况和内幕，翔实可信。这部日记在1949年唐纵逃往台湾时为我人民政府缴获。）
结果，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的蒋介石决定采纳“苦撑”方针。1940年秋他中止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的对日言和，搁置他原来已经同意亲自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举行的“长沙会谈”。
60年前，蒋介石初步领悟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对日言和为非计，为什么今天的历史研究者还要为蒋坚持“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的方针正名，称其“有基本原则”，是“恰当的”呢？
应当说，蒋介石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作为“抗战到底”的“底”和对日议和的条件是抗日战争时期苟安性质的方针，对这一不当的决策是不能予以肯定的。
二
第二个要探讨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抗战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蒋在交涉中谋求的妥协“并没有错”吗？
众所周知，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的日本侵华战争不同于一般战争和冲突，这场战争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存亡。在政治诱降中，敌以亡国条件强加于我，诱导蒋介石就范。
抗战初期，蒋介石讲过一条原则：1937年7月17日， 他在“庐山谈话”中说：如临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之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注：《庐山谈话——最后关头》（1937年7月17日），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583页。）
蒋介石的这条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在实践中违背了自己提出的严正原则。
历史事实证明，蒋介石为摆脱军事上严重失利的困境，在某些交涉中以民族独立所不容的退让谋求妥协，严重违背了“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的主权与领土之完整”的基本原则。
这里，列举三次日蒋交涉的历史事实：
第一桩：1938年的“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谈判”。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主动要求同日本进行的“和平交涉”。
1938年夏，宇垣一成大将出任改组后的近卫内阁外相。蒋介石获悉，深感兴趣。因为蒋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宇垣一成曾对他给以照拂而结下友谊。蒋执政后，曾多次派张群去东京、汉城（朝鲜京城）同宇垣一成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鉴于沪宁、徐州失守，日军猛扑武汉，形势严峻，蒋介石命行政院副院长、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于1938年5月电贺宇垣一成就职， 张群说：阁下就任外相“实为极其重要的大事”。“过去多次就东亚问题交换意见。余确信此次阁下定能将一向抱负付诸实施。”宇垣回电说：“余昔日谈及想法意见，今后定当尽最大努力予以实现。”张群再次致电，说：“能让我们进行和平交涉吗？如有此意，可由汪兆铭或者我本人出面接洽。”（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 东京1970年版，第1245页。）宇垣答复：“我们期望和平谈判。”“由先生与汪兆铭出面处于第一线，则需慎重考虑。在贵国人士心目中，一听说张群或汪兆铭，会当即认为是亲日派巨头。日本人同您和汪兆铭在交涉前列对话，很容易谈拢。但贵国国民却会谴责这是亲日派干的，他们卖国求荣，反而使交涉陷于不利。”（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6页。 ）宇垣指名要“与日本关系不深”的新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出面交涉。
6月26日，“宇垣一成、 孔祥熙秘密谈判”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与行政院秘书乔辅三之间在香港举行“预备会议”的形式进行。
这次交涉有两个特点：一是日本宇垣外相要求中国：（一）承认满洲独立；（二）华北、内蒙划为‘特殊地区’；（三）对日赔偿；（四）经济合作，共同开发（中国）资源；（五）在某些地区驻兵；（六）中国接受日本顾问或其他指导者。（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7页。 ）而孔祥熙院长在“满洲独立”问题上对日本做出从无先例的大让步；二是日本试图将7月8日五相会议新决定——“蒋介石下野”作为中国中央政府“屈服的条件”之一（注：五相会议决定：《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1938年7月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493。），强加给中国方面。
《宇垣一成日记》是一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交涉当事人宇垣外相在其日记详细而具体地记述了这次交涉的经过。该日记揭示，孔祥熙“希望和平在汉口失陷前迅速实现”，急切谋求妥协。7月18日， 他回答日本外相如下：
“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间解决。如遇众多政治问题，领事解决不了，接下来再派公使或大使”。
“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
“关于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7页。）
孔祥熙说：在华北设置特殊地区不适宜，中国无力支付对日赔款。
日本要求“蒋介石下野”是这次交涉的焦点问题，也是难于达成妥协的症结。孔祥熙说：“蒋先生果真下野，将由谁人同日本签订条约呢？”他提出一个退让方案：“目前，我本人为行政院院长，居蒋之次席”，“可否由本人以行政院院长负全责而辞职”。至少在履行条约完毕之前，蒋先生依然居于其原有的地位。（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7页。）可是，日本方面断然拒绝。
为了达成妥协，孔祥熙答应乘日本军舰亲自赴长崎与宇垣外相直接会晤。最后，日本陆军强硬派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并以成立“兴亚院”为手段迫使宇垣外相辞职，使这次交涉告吹。
《宇垣一成日记》这份第一手资料确凿地记录孔祥熙答应日本外相：国民政府将悄悄逐步地承认“满洲独立”，“派公使或大使”同伪满建立邦交；国民政府认可日本“共同开发”中国资源和向中国政府派遣顾问；内蒙“特殊化”，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及其代理人对日交涉作出放弃领土、主权的重大退让，难道这是“正常之举”“并没有错”？
有的“战时正常因应”论者也使用《宇垣一成日记》这份原始资料，但只引日方提出“承认满洲独立”等六项无理要求，却不提《日记》所载孔祥熙在对案作出“派公使或大使”的承诺。（注：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四章《日本诱降与中日秘密接触》，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196页。使用《宇垣一成日记》原始资料又掩盖国民政府面目者不仅这一处。第四章作者引用《宇垣一成日记》资料，却避开张群提名汪兆铭“出面交涉”和宇垣称汪兆铭、张群在中国人看来是“亲日派巨头”，他们出面交涉会被“贵国国民谴责亲日派卖国求荣”两段重要情节。其表述是：“后来宇垣又顾虑张群的亲日名声可能会把事情弄糟，遂又建议改请行政院长孔祥熙出面”。（见该书第194 页）类此改变第一手资料原意而“为国民政府讳”的做法是严谨学风所不宜采取的。）这岂不是“为国民政府讳”吗？
第二桩：1939年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复兴社杜石山与日本萱野长知、小川平吉之间的香港谈判。
1939年1月，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3月4日，他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注：《蒋介石致杜石山》（1939年3月4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1—612页。）3月16日，宋美龄莅港指导。17日，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 柳云龙提出如下条件：（一）平等互让；（二）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三）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四）（日本）撤兵；（五）签订防共协定；（六）中国赞成经济合作；（七）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八）对满洲另行协定。（注：《萱野长知电报》（1939年3月18日），同上书，卷2，第614页。）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日本方面对柳云龙的条件不予置理。4月初， 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容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注：《小川平吉致东京诸公阁下》（1939年4月8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8—619页。 ）这个“先决问题”是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将“讨共”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杜石山将小川所提首先讨共的“先决问题”报告宋美龄，宋称可以密约办理。随后，杜致电蒋介石请示，蒋复电“用密约办理”。（注：《杜（石山）氏笔谈》（1939年3月末），《小川平吉关系文书》， 卷2，第615页。）
诡谲的小川试探蒋介石的诚意，指出：“方案内容极为微妙而且秘密，非面晤蒋委员长心腹要人不能详细议谈。”蒋介石听到小川要求派孔祥熙或居正赴港，表现逡巡不前。杜石山搪塞小川：此次交涉乃蒋之“嫡系人物”所秘密进行。柳云龙是蒋委员长姨母之子，直接与蒋以密电联络。且陈诚已派参谋长来港说明对付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山西、陕西两省有70万大军对共军取包围态势，各军校共系学员已悉行驱逐。 5月11日，小川平吉直接致函蒋介石：“当此艰局，毅然不惑， 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请蒋派要员来港，或允小川偕萱野赴渝聆教。（注：《小川平吉致蒋介石函》（1939年5月11 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24—625页。）
小川密函转到重庆，蒋介石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但事为中国共产党和桂系得悉。中共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注：《杜（石山）氏笔谈》（1939年6月6日及9日），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34、635页。）
当日蒋围绕派遣要员问题纠缠不休之际，汪精卫降日活动已有进展。东京确定实行“倒蒋立汪”政策。9月13日， 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于是，萱野长知10月13日离港，日蒋交涉停顿。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是日本谈判者收集蒋介石在秘密议和中所发大量“密电”及其代理人杜石山与日本人“笔谈”手迹编纂而成的历史文献。它揭示出蒋介石指挥香港谈判诸多秘密活动，内容翔实，具有说服力。这一文献反映出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蒋介石确曾允诺日本谈判对手可以“首先讨伐共产党”，双方“用密约办理”。这是国民党统帅背离他本人向国人庄严宣布国共合作，“共保国家的生命与生存”诺言的铁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揭示蒋介石与敌密谋签订“讨共”密约的历史事实，很值得肯定蒋介石对日议和的研究者深思：所谓“为了结束战争而进行交涉并做出一定妥协并没有错”的论断是否符合实际？显然，“并没有错”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桩：1940年“桐工作”（又称“宋子良工作”）香港、澳门谈判。
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次日蒋“和平交涉”。这里仅简略地列举一些历史事实，来论证蒋介石在敌人提出更为苛刻的亡华计划的情况下，他为谋求妥协是怎样作出重大退让的。
1939年底，日本军部为了摆脱陆军泥足深陷和汪精卫集团难成气候的窘境，重新确立同蒋介石直接交涉的策略。
蒋介石侍从室亲信幕僚唐纵在其日记这样记载：雨农（戴笠）说：日本人“天天在香港寻求中央路线讲和。据敌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谈判，汪逆可以弃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征四郎）可以来重庆”。（注：《唐纵日记》，1940年3月2日条，第115页。）
于是，军统局派曾广冒充“宋子良”在香港同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挂上了钩。日蒋双方持官方证书的代表于1940年3月、6月在香港、澳门进行两轮交涉。
日本代表提出经参谋总长载仁批准的“停战先决条件”：重庆政府应当保证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保证与汪精卫派合作，重新建立中央政府或与中央政府合并；正式调整邦交，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中国承认“满洲国”；日军驻扎于华北、蒙疆要地；华北、长江下游实现日中“经济合作”；在治安恢复后日本始能撤退防共协定以外的兵力。（注：参谋总长载仁：《对实施桐工作的指示》（1940 年2月21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中译本， 第335—337页。）随后，日本方面又增加一条要求：日本在海南岛设置海军基地。
显然，这是比先前两次“和平交涉”更为苛刻的亡华条件。它有两个特点：一是要求“汪蒋合流”；二是将对华军事占领扩大到全国范围，而且长期化、合法化。其实质是：要求蒋介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让日军占领从东北四省、华北、内蒙乃至海南岛的中国国土；听任日本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沦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 《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的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此外，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 “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 ）“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此外，重庆代表指出：汪精卫问题“纯为中国内政问题”，无庸列为和平条件之一；绝不承认日军驻兵华北。
日本军部实行以战迫降的故技。日军占领入川门户宜昌；猛烈轰炸重庆；迫使英国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在这种高压之下，蒋介石于6 月22日同意与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举行三人“长沙会谈”，解决中日之间“所有问题”。
此刻，美国“制日援华”动向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反对中途妥协的势头强劲。举棋不定的蒋介石在最后关头决定“暂时搁置”他已同意举行的“长沙会谈”。
蒋介石在“桐工作”交涉中对日退让范围之广泛，性质之严重是空前未有的。同前两次议和中让步相比较：在满洲问题上，由应允“派公使或大使”进一步退让到缔结协定，认可“满洲国”是日本的“保护国”；由同意签订“讨共”密约升格为承诺“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吐口日本“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把“经济合作”地域具体化，同意日本在“华北、长江下游”开发资源；明白表示招聘日本军事、经济顾问；听任“日本臣民”自由地在内地居住和经营……这些重大退让牵涉到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上的大是大非，实为民族大义所不容，极端有害于抗战事业。这表明蒋介石把自己一贯标榜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个字快要丢光了。
三
研究蒋介石在抗战前期对日议和问题应当遵循的一条原则，那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要确认蒋对日议和是发生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总目标是征服和灭亡中国。在战略相持阶段的前几年，日本军部施行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亡华策略手段，蒋介石、国民政府处于军事上严重失利或面临“最危险而且最困难的一个时期”。（注：指1940年6月12日宜昌失守后。 见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的开幕词（1941年3月24日），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下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64页。）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蒋介石对日议和具有两重性，既有运用策略以外交方式与敌周旋的一面，又有为摆脱军事失利的困境而谋求妥协的一面，两种因素并存而相互渗透。
蒋介石没有象汪精卫那样放下抗战的旗帜。作为中国政府事实上的首脑，他开展外交交涉以阻滞日军的军事进攻；试探日本对华政策的意图和走向；牵制日本炮制和承认汪伪政权的步伐；通过对日、对美双向交涉，谋求影响美国调整其远东政策，进行这样的外交活动是必要的。可是，这些活动除个别谋略（如1940年末“钱永铭工作”）收到一定效果外，在阻滞日军进攻、牵制日本炮制和承认汪伪政权方面，有的未曾奏效，有的收效甚微。
蒋介石在交涉中拒绝“汪蒋合流”、日本在华北驻军的立场，应当予以肯定。
另一方面，蒋介石在军事上严重失利，特别是1940年那样的“最危险而且最困难的一个时期”，确有政治上的摇摆，不断寻求机会同日本议和，以重大退让谋求妥协，也是不争的事实。
1938—1940年秋三次议和显示，蒋介石、国民政府一方，都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崩溃。1938年7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 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第389—390页。），就是明证。
在双方“底线”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蒋介石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都是好事情”等等。
这些重大退让一旦实现，其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如果重庆代表承诺的首先“讨共”，用密约办理，并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那么蓬勃兴起的全民族抗战事业及其成果将被葬送，中国势必回复到抗战前的内战频仍的悲惨状态中去。如果国民政府向伪满“派公使或大使”而建立邦交，“满洲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东北四省必将永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如果华北、长江下游听任日本开发自然资源，日本军事、经济顾问高踞于国民政府，内蒙“特殊化”，中国将沦为主权任人宰割的附庸国。这样的退让不是“战时正常因应”论者论断的“并没有错”的“一定妥协”，而是为民族独立大义所不容的屈服。
孔祥熙、杜石山和曾广等人所进行的对日交涉，就是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所讲的“再不容许”的“中途妥协”。他们谋求妥协对日本军国主义所作的重大退让，已经退到了蒋介石本人在庐山明确反对的“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的边缘。
在对日议和中作出这样重大的退让正反映蒋介石在军事上严重失利后政治上的动摇。
蒋介石在抗战前期对日本议和之所以悬崖勒马而中止，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日本军国主义的亡华政策过于苛刻、蛮横和僵硬。日本要蒋介石下台，要颠覆中国中央政府，超出蒋可能接受的限度。蒋介石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根本利益出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二）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正确方针的中国共产党对其错误方针和行动有力的制约。蒋介石深知他接受日本亡华条件的后果，正如1937年末他对德国大使陶德曼所讲过的那一番话：假如我同意日本的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假如由于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倾覆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1937年11月5日）， 《德国对外政策文件集1918—1945》。）
（三）欧战业已爆发，美日矛盾日趋激化，蒋看到他期盼已久的国际情势变化正在临近。正是基于这些原因，蒋介石对其谋求妥协的对日交涉实行了急刹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只有尊重历史事实，如实地论证蒋介石在抗战前期对日议和的一切实践，既指出其坚持正确立场的一面，又批判其违背原则以重大退让谋求妥协苟安的一面，才能对蒋介石对日议和作出确切而公允的评价。反之，如果不顾历史事实，不作具体分析，笼统地说“蒋介石在交涉中始终坚持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是有基本原则的”，并将其理应受到谴责的违背民族大义，以重大退让谋求妥协的所做所为肯定为“战时正常因应”，这样的论断不仅有悖于治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这条不容偏离的原则，而且无益于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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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15日，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8000人左右）进攻滕县，拉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随着日军的猛攻，当天就把驻守在城外的川军124师打散了。16日，日军开始攻城，川军122师王铭章部坚守孤城，而奉李宗仁命前来增援的蒋介石的精锐嫡系汤恩伯部却在进至距滕县只有15公里的官桥后，36小时按兵不动，坐待122师全军覆没。至17日黄昏，腾县城破。18日，日军转攻汤部，汤的第81军时驻官桥，忙东撤至峄县。日军继续南下，在沙沟击败汤的第52军后直扑韩庄，轻而易举地*近大运河。此刻，日军前进方向的台儿庄尚无国民党的一兵一卒，濑谷为解除后顾之忧，又于19日北攻峄县。汤部的两个军5万余人又急退至抱犊崮山区避战。
迄3月15日濑谷进攻滕县，国民党第5战区在淮河以北有9个军17个师（不含汤部），但是却既没有作战线，也没有阵地，如散沙般分置在津浦路滕县──蚌埠、陇海路海州──开封两侧的鲁南、豫东、苏北和皖东北的广大地区。而蒋介石自1938年1月初率汤恩伯在商丘设置行辕。到台儿庄战役70多天中，对鲁南前线未置可否，疏于备战，险陷台儿庄于一枪不发即失落的境地。
所幸的是，濑谷北攻汤部折回来，用20─22日3天的时间在韩庄集结兵力，做南渡运河的准备。蒋介石才在李宗仁的恳求下，急调在信阳休整的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辖两个军，约2.5万人），于19日乘火车连夜赶到台儿庄，利用濑谷渡运河准备的三天时间完成了布防。
23日，濑谷进攻台儿庄，台儿庄战役正式打响。
台儿庄和抱犊崮的距离只有45公里！濑谷的指挥位置距台儿庄15公里，距抱犊崮30公里，其进攻正面，是孙部的2万余人；其背后，是汤部的5万精锐；实为腹背受敌！然而，濑谷看透了汤恩伯的内心世界，仅以1个步兵大队（相当于营）监视汤军，而倾其全力攻打台儿庄。至4月1日，由于孙部的顽强抵抗，濑谷伤亡惨重，索性把监视汤军的1个大队也转用于攻打台儿庄。汤恩伯畏敌如虎，噤若寒蝉，始终未敢一动。4月6日，濑谷在死伤3000余人后终于退却，汤军才加入战斗，截击濑谷，但还是被跑掉了3000多名敌人。”
孙连仲心里清楚这一仗是怎么打的。当他艰苦战斗时曾请求李宗仁：给第2集团军留几颗种籽，命令汤部恩伯出击，李回答：我向汤恩伯多次下命令，他只听老蒋的！……这一仗，孙部伤亡惨万人，蒋介石不补一兵一卒，反而借机撤销了他的42军的番号，给他只保留了一个30军。
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告诉他的儿子： “蒋介石想使我们相信中国的共产党并无抗击日本军队的行动，但是我们所了解的却与他所 说的完全不同。注释：Elliot Roosevelt, op.cit., p.163.>
开罗会议上，罗斯福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劝说蒋介石维持国内统 一。与蒋介石会谈后，罗斯福告诉他的儿子：蒋介石“不能解释他为什么把大批最精锐的军 队屯在西北部——红色中国的边境上。”<注释：Elliot Roosevelt, op.cit., p.142.>
这才是真正的蒋介石。一个醉心于内战的蒋介石。
蒋介石两次拒收琉球始末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进入反攻阶段。随着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纳粹德国的覆灭已成为时间问题，对日作战开始成为同盟国的作战重心。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召开由美、英、中、苏四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以加强反法西斯联盟，协同对日作战。
由于斯大林反对将中国列为四大强国，加上又瞧不起蒋介石，不愿与蒋会面，故对罗斯福的倡议迟迟未予答复。斯大林的态度和想法使罗斯福颇感意外。
考虑到斯大林与蒋介石的矛盾，罗斯福决定将四巨头会议分两次开，即先在埃及开罗开中、美、英首脑会议，然后再在伊朗德黑兰开美、英、苏首脑会议。这一想法得到中、英两国的赞同。
1943年11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请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与他在开罗会晤，希望蒋介石11月22日抵达开罗。11月18日上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美国在华军事将领史迪威和陈纳德等20余人，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分乘两架飞机飞往埃及。
建议共管 一拒琉球
开罗会议于1943年11月22至26日召开，其间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了4次。11月23日晚，蒋介石带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在谈到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岛。他对蒋介石说：“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罗斯福突然提出将琉球群岛交给中国，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不知该如何回答。过了老半天，他才对罗斯福说：“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蒋介石这么一说，罗斯福觉得蒋介石不想要琉球群岛，故未再往下说。
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包括先岛诸岛、冲绳诸岛、奄美诸岛、土噶喇列岛、大隅诸岛等岛屿，面积约4600平方公里。12世纪，琉球群岛上出现了中山、山南、山北3个小王国，公元1372年开始向中国明朝进贡，国王分别受明朝册封，官民与明朝往来十分频繁。此后，该群岛又形成了统一的琉球王国，但仍向中国封建统治者朝贡。1609年，日本萨摩藩诸侯岛津氏用武力征服琉球。此后，琉球王国虽向明朝与萨摩藩同时进贡，但国王仍受中国册封，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朝。琉球国王一直受中国册封，在交往中又偏重中国，日本统治者对此极其不满。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未与中国商量，强行废琉球王国为琉球藩。1879年，日本又强行吞并琉球藩，设置冲绳县。
日本对琉球的强行侵占，曾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种方式进行过反抗，但都失败了。琉球群岛系中国的东大门，历史上又与中国关系密切。罗斯福想把日本用武力侵占的琉球群岛交给中国，自然有他的考虑，但由于蒋介石的犹豫态度，罗斯福第十次提出的这一建议没有成功。
惧怕日本 二拒琉球
11月25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再次会谈时，又谈到了琉球群岛。罗斯福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得到了台湾，如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蒋介石见罗斯福又提到这个问题，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领了多年，在国内草拟的谈判方案又不含琉球问题，就变得十分犹豫。罗斯福见蒋介石半天不作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补了一句：“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答复道：“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罗斯福心里明白了：蒋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岛。蒋介石对琉球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不可思议。
自此以后，罗斯福及美方的其他人员在蒋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蒋介石当时为何不要琉球群岛呢?后来据随蒋介石到开罗的国民党官吏们分析，他去开罗，主要是争取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没有争取琉球的方案。蒋介石认为能将东北、台湾及澎湖争回来就足够了。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是亚洲强国，蒋介石怕中国得到琉球后，日本日后找中国扯皮，中日两国再结新怨。
由于蒋介石坚持不要琉球群岛，故《开罗宣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
美国日本获得利益
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才回味过来，开始后悔没有接收琉球群岛。蒋介石觉得这件事说出去有损他的形象，于是叮嘱王宠惠说：“罗斯福要把琉球交给我们的问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再不要往外说了。如果有人问此事，就说我们没有条约、根据，提不出理由。”尽管蒋介石对王宠惠千叮咛万嘱咐，但王宠惠回到重庆后，还是向极少数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要员透露了罗斯福要将琉球群岛划人中国的事。此事在国民党高层传开后，许多人跑去找王宠惠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王宠惠怕事情搞大了难以收场，再也不敢讲出实情。此后，国民党的文件、档案、杂志、图书一提到琉球问题时，都说因无根据，故中国在开罗会议上未提琉球群岛的问题。
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并在3个月后占领了琉球群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改变了对中日两国的态度，开始扶植日本为其亚洲战略服务，进而在琉球群岛归属上的立场也发生了重大改变。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完全主权。1972年，美国将琉球诸岛交给日本。随后，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岛。
1962年3月19日，台湾《联合报》记者司马桑敦得知美国政府马上要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时，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国民党政府在开罗会议上太马虎，不提琉球问题，以致本该归中国的琉球落入日本之手，使中国的东部海防被撕开一道大裂口。
司马桑敦的文章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为了使此事不至扩大，蒋介石亲自出面辩解。他在一次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上说：“实际上，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上地位不同。我们当时(开罗会议)认为琉球是我东海的屏障，军事重要性较大。我们同意，应由中美两国经过联合国之委托程序，实行共管，又以为此非当时紧急之事，故曾表示将来再说。”罗斯福两送琉球群岛被他拒绝的事，他却一字未提。
蒋介石不要琉球群岛，日本深受其益，美国也获得了大利。今天这一地区复杂的政治军事态势，以及各种资源的纠纷，都是在这次安排的大框架下产生的。
来源: （《环球视野》摘自《海事大观》）
蒋党出卖外蒙古经过
李敖有话说.7月12日.第九十一集.蒋介石出卖外蒙内幕
【凤凰卫视】
二次大战快结束以前，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英国的丘吉尔首相，跟苏联的斯大林元帅，他们开了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里面，他们希望苏联能够出军队到东方来跟美国人，英国人一起打日本。苏联就要条件，斯大林就要条件，就说我们要外蒙古的这个独立，可是呢宗主权我们还是尊重中国。罗斯福丘吉尔就同意了，就签了这么一个秘密条约。二次大战胜利的前夜，美国的杜鲁门总统就告诉了中国，通知了蒋介石，蒋介石就要跟苏联就开一个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订一个所谓中苏友好条约。订条约时候呢，苏联就提出来要外蒙古独立。现在呢我们根据蒋介石当时的密件里面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当时蒋介石亲笔给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一个密件，这蒋介石亲笔写的。他说外蒙古独立或可考虑，看到吗？以这个辅助各民族真正独立乃为我国立国主义之精神。让各民族独立是我国立国主义之精神，放屁！这个就是汉奸之精神，而不是一个独立国家之精神。
现在就我们看一段蒋介石怎么样的秘密写通电，写信给当时的行政院长，给他的大舅子宋子文。然后我们又可以看到蒋介石用铅笔所写的，写给宋子文行政院院长的。他说他有条件的，就说完全出於中国自动宣告外蒙独立，而不必呢有用承认独立字样，不要用这种方法，换句话说呢，蒋介石啊尽量用咬文嚼字的方法，来想摆脱他在历史上的这个罪名。
不错，在雅尔塔会议里面，罗斯福总统同意了斯大林元帅的条件，可是那个条件不是百分之百的，是有但是的。所以在整个的中国跟苏联的谈判过程里面，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其中一段话是说，阁下致斯大林委员长电文，我收到了，我请阁下执行雅尔塔协定，但我未曾请阁下做超过该协定之让步。看到没有这杜鲁门的这信？杜鲁门的信，美国人没有错，我们答应苏联处理外蒙古的问题，可是没有说要五毛给一块，要五毛就给五毛，你蒋介石怎么给苏联一块呀？怎么多给了呢？
现在我查出来到底什么原因，蒋介石为了要苏联一句话，就是你承认我蒋介石的政府是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你不能够援助或者支持这个政府以外的任何的势力，意思是说你不可以支持中国共产党，我要打共产党，所以呢我答应你苏联所有的条件，要五毛给一块的条件，就换了苏联的一句话。苏联答应了，可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被打到台湾来以后，他知道苏联摆了他一道，说苏联不守国际的信义，不守条约的承诺。
请大家看我李敖列的表，这个表什么表？就是苏联从立国以后，它跟外国订了这些条约，订了二十三个条约，看看结果没有一项遵守的。看到没有？签约以后就毁约，在跟你蒋介石签这个中苏友好条约以前的有二十三个条约都被它毁约了，你还相信苏联？你是白痴啊，你跟你们这的外交部长，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你们是白痴啊？怎么可以相信苏联？
蒋介石谈承认外蒙独立之“苦衷”！
---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1952年10月13日
……战后情势的发展，竟不出我们预想之外。我们中央处于这样的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而国内社会、经济、在长期抗战之后，更是百孔千疮，随时可以发生危险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之下，自然要求一时之安定，以从事复员建设。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外蒙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订和约和附件。无如墨迹未干，竟被俄帝一手毁弃，这是万万所不料的。我亦永不相信，这样一个中国，就会被俄帝囫囵的永远吞下去。
而且我深信，只要我们中华民国今后能够自立自强，统一独立的时候，那我们固有的领土外蒙古，必会归还到其祖国怀抱里来。这是我对外蒙古问题最后解决的信心，是始终一贯，而没有动摇过的。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久必会归到其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更加不安，则国家更无各平建设之望了。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惟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
蒋介石的蒙古症——从断送到保送
李敖
国民党的牛屄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不要脸的牛屄学。例如它吹牛说抗战胜利收回了台湾，但它却不说它丢了外蒙古。台湾在中国东南，面积一万三千平方英里；外蒙古在中国正北，面积五十八万平方英里，比台湾大四十四倍。吹牛只吹东南不吹正北、只吹一万三千不吹五十八万，这算什么英雄？
断送外蒙古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国民党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中大卖其国，同意外蒙古独立，为的换取苏联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可是签约后，事实上换得的却是苏联全盘的违约背信，换得的却是苏联军队在在东北强奸、轮奸中国女人，换得的却是八十亿美金的劫掠与失！……
国民党这一上当事件，第一负责人当然是蒋介石自己。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蒋介石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有过这样的秘密谈话：
……战后情势的发展，竟不出我们预想之外。我们中央处于这样的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而国内社会、经济、在长期抗战之后，更是百孔千疮，随时可以发生危险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之下，自然要求一时之安定，以从事复员建设。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外蒙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订和约和附件。无如墨迹未干，竟被俄帝一手毁弃，这是万万所不料的。我亦永不相信，这样一个中国，就会被俄帝囫囵的永远吞下去；而且我深信，只要我们中华民国今后能够自立自强，统一独立的时候，那我们固有的领土外蒙古，必会归还到其祖国怀抱里来。这是我对外蒙古问题最后解决的信心，是始终一贯，而没有动摇过的。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久必会归到其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更加不安，则国家更无各平建设之望了。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惟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
这段话里行间，蒋介石明确的归属了责任所在。他说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负其全责"。他在签约七年后，自己承认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在这《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开始，蒋介石就表示他"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可见这段秘密谈话，开宗明义，就在承认国民党"谋国之道"的错误。这一承认，因为出自蒋介石本人之口，最值得我们的重视。
"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
国民党上当四年后，自己流亡到台湾。到了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国会正式否认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存在，国民党文学待从之臣邵毓麟，当天上午即请见蒋介石。他对蒋介石说："我国在联合国大会所提‘‘控苏案‘‘，大会仅决议苏俄并未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未予惩处。实则苏俄利用雅尔塔美俄英秘密协定，既逼我签订中苏条约，又凭此约，占领东北，协助中Gong，使我大陆沦陷，过去我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如今美国总统既经公开否认雅尔塔密约，我实应立刻废除《中苏友好同盟协定》，昭告国内外人士。"蒋介石听了，连声说："很对，很对，就请你立刻去告王秘书长办理。"于是邵毓麟立刻到了王世杰的办公室，说明"奉谕"经过，王世杰一面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一面电邀外交部长叶公超立刻前来会谈。就这样，在当天下午，由国民党外交部发表声明，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奇怪的是，既然苏联早就违约背信了，国民党为什么不早点废约呢？为什么拖到八年后才废约呢？这一颟顸行径，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国民党外交部在《宣布与苏联断绝邦交声明》里，透露了答案：
中国政府于一九四五年不惜重大牺牲而缔结中苏条约，原冀远东和平及安全得藉此奠一基础，因之虽苏联屡次违反该约，但中国政府仍一向恪守其由此约产生之一切义务。……
这种作风，岂不是太贱了吗？事实上，明明是苏联签约起就违约背信，国民党外交部却从来不昭告世界，直到被苏联耍得七荤八素之后，才在一九四九年在联合国提出控苏案。其实控苏的理由，早在四年前--一九四五年--早已成立；废约的理由，也早在四年前--一九四五年--就已成立，但是为什么要那么晚、那么迟才表态呢？这种颟顸，古往今来的执政党中，又有谁干得出来呢？
保送外蒙古
国民党一九五三年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对外蒙古独立等既成事实，不能移动分毫，但是，国民党敢在上当后八年，顺着美国人眼色废除此约，也算稍舒窘局，趁此大宣传特宣传，在手淫台湾时意淫大陆，兼及外蒙古，自然也是一件快事。
不料，好景不长，又过了八年，外蒙古独立之未足，竟要加入联合国了。国民党大吃一惊！因为这时国民党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否决权在手，外蒙古入会而不否决，即无异承认是常任理事国，有一票否决权在手，如果见外蒙入会而不否决，即无异于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本没废；若予否决，则苏联必然也否决非洲许多小国入会，国民党是禁不住非洲小国和美国的迁怒的。于是，国民党放水了！对外蒙古入会问题，它不敢使用否决权了！蒋介石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二、十四、十六日主持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评议委员第六次会议，发表《贯彻本党的时代使命和革命任务--动员、革新、战斗》，秘密的说：
蒙古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而伪蒙在目前则只是俄帝的附庸；其加入联合国，当然是我们所要坚决反对的。为着这个问题，我们对美国和其它有关友邦，曾多方接触，严正表示我们的立场。最后由于美国肯尼迪总统向我们诚挚表示："中华民国必要是准备退出联合国。但美国却无法准备退出联合国。"如其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自然直接是是联合国的解体（真的吗？--笔者存疑），间接是美国对自由世界领导声的坠落；我们为阻止俄共最近挟匪入会，为着防止俄共对自由阵线的渗透分化，特别是为着尊重中美共同反共的长远利益，乃不得不勉循盟邦之请，在坚持反对外蒙入会的立场之下，忍痛避免使用否决权。就整个世界战役来说，在防阻匪伪入会的间接目的上，我们可以算是换取了一次迂回战的胜利；但在防阻伪蒙入会的直接目的上，无可讳言，乃是我们的一次严重的失败和耻辱！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所发生的影响并不太大，但是对国内民心士气的影响，则是相当沉重的，不过我要告诉大家，徒然愤激痛恨，那又有什么用处呢？只要我们一旦收复了大陆失土，我们就不怕没有拯救外蒙人民的机会，不怕不能贯彻自由正义的主张。现在我们一切忍辱负重，就者是在光复大陆这一总目标上"坚忍图成"的作为，"将飞者翼伏，将奋者足局"，今日之伏翼局局，乃就是为明日奋飞致远，作一地步。我们在收复大陆以后，自当积极的进一步使蒙古周胞，确实获得自由的权利，实现其真正的意愿。这乃是今天我们在这一挫败之余，一个沉痛庄严的检讨和信誓。
这段话字里行间，蒋介石又明确的归属了责任所在。他说他"避免使用了否决权"，是"不得不勉循盟邦之请"，因而不得不又来一次"严重的失败和耻辱"。他说他"避免使用否决权"、"对国内民心士气的影响，则是相当沉重的。"--国民党查禁我们的书，理由都是说影响民心士气的是我们，这回总算夫子自道了！
国民党几十年来，一路把持政权，我们小百姓自然不懂"谋国之道"。但是，看到懂"谋国之道"的国民党"忍辱谈判"，断送外蒙古于先；又看到"不得不遵循盟邦之请"，保送外蒙古于后，我们真的领教了，也服了。--国民党"谋国"谋了四十年后，最后竟然是一挫再败，要靠"一旦收复了大陆失土"的远期支票来解决蒙古问题，这一"谋国之道"，可真是"蒙古症"（Mongolism）的"谋国之道"呢！
外蒙“独立”真相——再论《谁是卖国者？》
李敖
我在《千秋评论》第十期发表《谁是卖国者？》揭发国民党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事。当时签这卖国条约的是外交部长王世杰，在签约之前，先经宋子文、傅秉常、蒋经国、胡世泽等在苏联洽谈细节。据国民党御用史家、并且看过国民党秘密档案的梁敬錞在一九四五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与其内幕真相》所述，宋子文告诉斯大林：
任何中国政府均不能割弃领土而存在，尤以国民政府自孙总理起，即向全国人民灌输领土完整之观念，更不能割弃外蒙古。且外蒙古如可割让，西藏问题，必立继起，英国如控西藏，对苏亦有不利。斯大林对此虽似同情，但谓不妨先立密约，俟日本投降后再行公表。又谓外蒙乃苏联西伯利亚之防卫线，如外蒙是中国领土，苏联势必不能在彼驻兵。宋子文以事逾训令范围，必须先向蒋委员长请示。
为什么要“请示”呢？
为什么要请示呢？因为宋子文他们抵苏之前，还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外蒙古，梁敬錞说：
对苏交涉方针，在子文离渝以前，中国政府本已议有宿案，当时众意所集，多谓谈判难关，将在租界Laees与优越利益Eminent interest之两点，外蒙问题拟不置议，此与苏联“维持外蒙现状”之要求沿非正面枘凿，或易就绪，遂未深筹对策，今僵局发生，乃在外蒙，故子文散会后，即将外蒙交涉提出三种意见电渝请示：(一)准苏联在同盟期内，驻兵外蒙。(二)予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不得脱离宗主国。
但是，外蒙古问题出现后：
宋子文久候训令不至，乃请蒋经国先生径谒斯大林，作会外接洽，在斯（大林）、蒋（经国）谈话中，斯大林虽承认中国实有不能割弃外蒙之理由，但仍持其保卫西伯利亚之观点，不肯让步。又谓：中国无力驱逐日本，既要苏联帮忙，自应接受苏联之要求。凡此强横之论，固皆不足重述，但下列数语，则美国今日，似应加警惕，斯大林说：
老实告诉你，（指经国先生）我要外蒙古，是基于军略上的观点……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断，俄国就完了，……你说日本和中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第三个力量是谁？经国先生追问，是不是美国？斯大林朗然回答“当然”。
梁敬錞写道：
斯大林之真意，虽已探明，而重庆之新训令迟至四日仍未到达，宋子文似因无法再缓，乃即以其上述“高度自治”之办法，提出第三次会谈。
第三次会谈，为七月七日，时间自下午十一时至十一时四十五分，宋子文指出原协定只有“维持外蒙古现状”之文，并不承认独立之说，斯大林谓曰：外蒙今日，已日“人民共和国”，故其现状，即是独立。宋子文提出中国愿畀处蒙以高度自治之地位，使其军事外交方面，可以自主订约。则苏联尽可与外蒙订立驻兵之约，以达其防卫西伯利亚之目的。斯大林仍不可，且出示中苏同盟条约草案四种，一为友好同盟条约，一为中东路南满路协定，一为旅顺大连协定，一为外蒙独立宣言，宋子文以外蒙独立宣言，如不解决，中苏盟约，无从讨论。双方辩难，至为炽烈，如左：
宋：外蒙问题，吾人已有现实之建议。
斯：此建议并不现实。
宋：自我政府视之，则属现实。
斯：然则吾人未能同意。
宋此为予所接到之训令。
斯：容吾人与此结束。
宋：阁下不能了解吾人之立场，至为遗憾……
斯：阁下不能了解吾人之立场，亦至遗憾，容吾人到此为止。
显然的，斯大林态度强硬，明着告诉老K，你不卖国：一切都免谈！
并没有要你卖这么多！
在这种情况下，老K终于示弱了：
蒋委员长于七月四日接获宋子文三日第二次谈话报告后，五日返渝，六日召集高级幕僚，盱衡全局，通筹审议，当晚发出训令，其电文要旨如次：
(一)　　外蒙独立问题，须待我国国内真正统一，领土主权真正无缺，行政真正完善，始能考虑。
(二)　　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共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
(三)　　中国政府愿意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但此宜俟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
(四)　　大连应为自由港，旅顺应作中苏共用军港，铁路干线，应有中苏共营，但管理权仍在中国。
电中谓“此系中国最低之期望，如无切实保障，则牺牲无益，即可相机中止交涉，先行回国，俟报告后，再复苏联”辞意坚决，嗣后又于七日续发两电，均同此旨，并有此是一劳永逸之指示。
照老K的自圆其说说法，外蒙古独立是因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私下答应了苏联，以致不得不屈从，但是，照梁敬錞所说：
外蒙独立所以成为问题，系由于“维持现伏”一语之解释。此解释罗斯福与斯大林便已不同。罗斯福面请魏道明大使转告蒋介石，谓在维持外蒙现状之下，中国仍有宗主权。
可见美国并没有要你卖国卖这么多！据王世杰、胡庆育《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有这样一段：
雅尔塔协定规定：“外蒙（“蒙古人民共各国”）的现状应予保持”。我方认为这只是早明当时的情势：即蒙古自称独立，中国中央政府没有承认，中国对蒙古的宗主权仍然存在。可是斯大林却坚说“现状应予保持”几个字放在括弧里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名词之后，其意义乃系外蒙的“现状”即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保持“现状”即是保持外蒙的“独立”地位。谈判开始时，我方坚拒承认外蒙独立，斯大林则以外蒙问题如无法获获致解决，则条约不能订立相要挟。嗣我方以外蒙问题既为中苏关系症结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害与永久和平计，我在原则上承认外蒙独立，但须：(一)由外蒙人民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其愿否独立；(二)俄国声明尊重外蒙独立；(三)应明白划分外蒙与中国之边界，以杜纷扰。关于疆界问题，我方最初主张以丁文江等所绘外蒙地图及一九二六年苏联旧图之边界为界线，斯大林表示不能接受，亦不愿于换文中作任何关于疆界之声明，我方坚持，苏方让步，并决定“以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可见老K当时明明也“认为”中国至少有宗主权。由此反证，老K卖国连宗主权都给卖了，显然是杠上开花式的卖法，如今怪老美，但老美并没要你卖那么多啊！
官样文章出笼
老K既然“愿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剩下的问题，就是官样文章了。官样文章可分两类，一类是国民党政府对苏联的，一类是国民党政府对中国人民（包括外蒙古人民）的。
在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方面，首先有所谓《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王世杰（签字）
官样文章去后，苏联有所谓《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接准阁下照会内开：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独立，即以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上项照会，业经奉悉，表示满意，兹并声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世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莫洛托夫（签字）
老K明明出卖了外蒙古，却说“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其谎言无耻，真是中外罕见。
如此参观
在国民党政府对中国人民（包括外蒙古人民）方面，另一类官样文章是如何完成“公民投票”假戏的，以便使国民党得以御卖国之责。演出这幕假戏的国民党代表是雷法章。据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名人传之四》，雷法章“湖北汉川人，生于民国纪元前九年，民国十二年，毕业于华中大学文学院教育系，旋即应聘入天津南开学校服务；廿一年，转赴青岛教育局局长，在职六年，建树良多。廿六年，抗战军兴，先生开始随军转移，从事敌后工作，初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继又调兼民政厅厅长。卅一年，改任农林部政务次长。卅三年，调任内务部常务次长。抗战胜利后，转任渐江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卅七年，又调任考试院秘书长。四十一年六月，复膺待命，出铨叙部部长，以迄于今。”雷法章当年被派到外蒙古去“参观”时，他的身份，正是内政部常务次长。
一九八一年三月，雷法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经过》，有回忆如下：
抗战胜利以后，中苏签订条约。政府同意外蒙古完成法津手续之后，允许其独立。而所谓法律手续，即是举行外蒙公民投票。至于投票之筹备与执行，均由外蒙当局，自行主持，政府不予过问。仅在举行投票之际，遣派代表前往参观。法章为政府派往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代表。而非“监督”投票之代表。监督者，有指挥纠正投票工作之权，并有判定其是否合法之责。而参观者，仅有观察其实际情况，详实报告政府之使命。对于投票工作之进行，并不能主动干涉。法章之任务，属于后者，且奉派之后，迭次晋见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民政府主席。奉谕，代表政府参观投票情形，兼可考察外蒙政治社会情况，而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则应促请外蒙当局，派遣代表团至渝，与我外交当局商定之，在居留外蒙期间，一切言语行动，务须特别审慎，避免发生任何枝节。法章外蒙之行，即在奉行此项使命。归国后所提出之报告，亦在上述使命范围之内，并无逾越。参观与监督不同，任务范围亦大有差异也。
政府遣派参观外蒙公民投票之代表，虽为法章一人，而奉派与法章同行赴蒙者，尚有十一人。居留库仑六日，实地参观投票情形，并考察外蒙各种事业情况。归国之后，编制报告，齎呈中央。该报告共分四节，都六千言。一为在外蒙古工作概述，二为外蒙古公民投票情形，三为在外蒙古各种参观情形，四为参观后之感想。内中对外蒙当局甘受苏俄诱编，而不自觉，以致背叛祖国，附庸苏俄，以及苏俄对于外蒙施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控制外蒙政权各节，叙述颇多。因苏俄侵蒙，人所共知，法章赴蒙参观，所得实际认识尤为深切，据实报告政府，乃责所应当，焉能有所忽漏。
关于公民投票情形，除详细报道其办理之程序、方法、与手续而外，并特别指陈“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严密，乃显然之事实也。”及“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故此项过程纯系掩耳盗铃之举”等语，报告中央。至于当年政府公允许外蒙独立，系根据中苏条约之规定，事关政府适应当时国际情势之最高决策，初非依据法章之报告，而所作之决定，事理甚明。因原报告系属秘密文件，政府始终未予公布。是以除外交当局外，鲜有知悉其内容者。
苏俄侵略外蒙，而又欺骗世界，迫使我国承认其独立，本为一复杂万端之国际大事。政府当年抱定忍辱负重之宗旨，从权应变，实具有重大苦心，不容否认，法章奉命之后，深感责任艰巨，不敢稍有错误。在蒙时慎重将事，归国则忠实报道。唯除书面报告政府，并口头备供咨询外，对外未发表任何谈话，或书面声明，藉保机密，即如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大学，曾数次邀请，作公开讲演，均经婉谢。而奉最高当局面谕，预定在中央纪念周之报告，亦未果行。……
雷法章又说：
回忆法章从政，逾二十年。忠党爱国，笃实谨慎，为生平素志，从未曾取巧亏职，自背良心。先是，主持青岛市教育，当九一八前后，推行爱国教育，不遗余力，差幸卓着成效。当地日本官民，竟目为排日巨头，攻击甚力，必欲去之而甘心，此为青市同胞所周知之事实。抗战发生随沈主席鸿烈，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兼民政厅长，继并代理主席职务。号召青年，争取民众，从事游击战争，树立敌后政权，破坏敌人统治，日军竟悬赏伪币百万元，求购法章首级。其衔恨之深，可以想见。凡此种种，当足以证明法章忠于国家之事实。抗战胜利之后，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深入塞外不毛之地，代表政府办理此一忍辱负重之历史任务，体念国家付托之事，安肯违心论事，丧权辱国，自毁历史哉？
苏俄强暴，举世愤恨。政府今日从事反共抗俄，胜利在望。光复大陆之后，拯救名存实亡之外蒙古，当为急要之图，惟是已往史实，本有其时代背景，非可一笔抹杀。法章确信当年政府当局，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之自尊心，与保存民族光荣历史之自信心，远在任何爱国志士之上。然所以必采断然处置，允许外蒙独立者，当有其万不得已之理由与苦衷，非局外人所可了解者，吾人信仰领袖，拥护政府似已勿庸于再议。法章才识谫陋，谬膺政府派遣，曾为参与此重大国事有关事务之一员，鉴于当时情况，难以得人了解，易生误会，用为说明实际情况于上。
奉命谕，不吭气
雷法章这一回忆，令我们长了不少见识：
第一、在“公民投票”结公布之前，外蒙古是中国领土，外蒙古人民是中国人民，在“完成法律手续”之前，自然当受中国政府管辖。中国政府派中央大员去，理该是“监票”，怎么可以是“参观”？“投票之筹备与执行，均由外蒙当局，自行主持，政府不予过问。仅在举行投票之际，遣派代表前往参观。”这叫什么话？
第二、雷法章说“奉派之后，迭次晋谒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府主席。奉谕，代表政府参观投票情形，兼可考察外蒙政治社会情况，而不与处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这又是奉命放水了。
第三、雷法章报告中已指出“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帮此项过程，纯属掩耳盗铃之举”等语，则所谓“公民投票”之说，在老K大员的眼里，也是不足采信的假戏，这一点自为老K所深知。深知而要瞒天过海，就只好封锁真相。于是：“因原报告系属秘密文件，政府始终未予公布。是以除外交当局外，鲜有知悉其内容者。”而雷法章“在蒙时谨慎将事，归国则忠实报道。唯除书面报告政府，并口头备供咨询外，对外未发表任何谈话，或书面声明，借何机密。即如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大学，曾数次邀请，作公开讲演，均经婉谢。而奉最高当局面谕，预定在中央纪念之报告，亦未果行。”为什么如此？原因无他，老K要卸责，要骗中国人民，说外蒙古不是我要它独立的，乃是“公民投票”结果独立的。如今“公民投票”既是假的，则外蒙古独立失其依据。外蒙古不独立，老K就不能完成卖国的壮举了，所以只好一切遮盖。雷法章当然不也不敢吭气了。
“公民投票 ”大特写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中说外蒙古“公民投票”，四十九万合格投票人，参加者有百分之九十八，一致赞成独立，这一真相，雷法章在《中外杂志》发表《故国河山话外蒙——民国三十四年库仑视察记》，有大特写如下：
外蒙古的公民投票，是一件法律的滑稽剧，不仅外蒙政府自己知道，我们知道，甚至于世界各国又哪有不知道的呢？我们的论断，决不是主观的偏见，是有具体的事实与理由为根据的。第一、投票是公开的记名签字方式，投票者要当着办理公民投票的事务人员的面签字，谁敢签名在反对栏之中？即令鼓起勇气这样做了，难道不怕事后遭受严重的清算？在这种只有一条路可走的情况之下，人民便失去了自由意志，这是“控制”了人民的真正愿望。假如改用了秘密的无记名方式，其结果一定要改观。第二、外蒙人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文盲，即以投票的四十八万多人估计，就有将近廿九万人是不识字的，已是投票人数中的多数。他们之中纵有坚定的意志要在反对栏中捺指印，但是不认识哪里是反对栏，只有听从事务人员的指示，在指定的一栏中捺指印。这些事务人员绝对不会尊重他们的意见，也绝对不会指示他们捺印在反对栏之中，结果他们是被欺骗着捺了一个违心指印而不能自觉。这是“强奸”了人民的真正愿望。假如改用别种易于辩识的方式，如赞成者用红票，反对者用蓝票，随人民的志愿去领用，则结果的差别一定很大。第三、人民如果反对独立，不敢公然表示，他却可以采取消极抵抗办法，拒绝前往投票。如果实际投票的人数不及应投票人数的半数，这个投票的结果当然无效。但是投票人的姓名，早已书写居投票簿上，并且编定了号数，全部投票人数早已有统计。来投票的人只给你一条“赞同”的路走，如果不来投票的则由事务人员在代你有赞同栏签上一个名字，轻而易举，毫无稽考，等于来一个缺席裁判，又有何不可？观乎投票人数的比例之高，这样情形的可能性，是不容漠视的。这是“伪造”了人民的真正愿望。假如不采取这种空白的公开记名签字方式，则投票人数比例很可能减少，所谓“伟大的行动”也者，可能就不够有“光荣的成就”了。外蒙政府偏偏非常聪明，实在也是非常惧怕，有些做贼心虚，惟恐投票结果发生意外的情势，妨碍了他们做苏俄附庸的机会，所以采用也上公开的记名签字方式。这种方式既有“控制”的作用作为基础，又有“强奸”机会可补损失，更有“伪造”的便利作为保障，最后才能完成自我陶醉的得意之作，揆其用心，也就实在可怜而可笑了。
“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
回想有关外蒙古独立谈判之初，据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曾有这样的回忆：
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上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斯大林）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是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问我：
“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我说：“你应当理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复，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败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这段话是很能道出国民党的立场的，国民党清楚知道中国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中国的“国民”一定会说国民党“出卖了国土”，正因为有这一清楚知道，所以国民党要一切遮盖，想用“先立密约”、“公民投票”种种的方式，来达到他们既卖国又脱罪的目的。但是，正如苏联独裁者所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国民党辛苦多年来的舟张为幻，最后还是落了个欲盖弥彰。连雷法章自己，在蒋介石死后，在信基督教走火入魔以后，都要小心翼翼地把内幕抖落出来，使我们恍然当时的一些真相。这真是“主耶苏”的“奇迹重现”了！（雷法章曾写《奇迹重现》一文，发表在《基督教论坛》。特此借喻一下。）
代结论
所有的文章都该有结论，这篇文章的结论，不必我来写了，我抄一段《蒋总统秘录》做为“代结论”：
尽管这个条约的缔结，并非出于中华民国之所以乐意，但是中国政府对它还是寄托了一线希望，就是说如果斯大林还能够在“道义”上尊重这个条约的话，则至少在亚洲地区能有二十年左右的和平保障。
谁知道，斯大林就在签署条约的同时，却已表现出毫不顾惜地毁弃这个条约的背信行为。
在八月九日拂晓展开攻击行动的苏军，迅速将日军压制；仅仅在两个星期之内，差不多已经占领了整个的东北地区。苏联凭借了他的实力，造成了正中下怀的“既成事实”。
在苏军出动进入东北地区作战的那一天，中华民国以蒋主席名义对斯大林发出佩慰的电报，电文如下：
贵国对日本宣战，使全体中国人民奋起……贵国的英勇部队在阁下的领导之下，清除暴虐纳粹势力，攻下柏林，带给欧洲和平。这一次贵国趁战胜余威，基于促进世界全面和平的观点，对世界的侵略者宣战……本人相信由于贵国压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会迅速崩溃。
当然，电文的内容，只不过是“外交辞令”；而在内心，则由于从《雅尔塔密约》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交涉原委，未来的不安，是难以拂拭掉的。
中国的存亡，外蒙同胞的祸福，乃至东方民族的盛衰强弱，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不得不满怀戒惧！
这是蒋主席在九日夜晚的日记中，预感到将来的危机，而留下的一段文字。
一如预感，“世界全面和平”并没有来临！
一九八五年三月六日
蒋介石私人代表蒋经国与斯大林密谈记录 （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的俄国解密文件（上）
斯大林与蒋介石私人代表蒋经国的谈话记录 （1945年12月30日）
1945年12月30日21时
莫洛托夫、巴甫洛夫（外交人民委员部）、中国大使傅秉常在场
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递交了蒋介石的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军队是否已进驻沈阳，如果尚未进入，那么是谁妨碍他们进驻?也许，是共产党人?
蒋经国回答，中国军队尚未进入沈阳，但很快就会进入。共产党人对此并无妨碍。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想谈什么。
蒋经国回答，蒋介石请他对苏军进入满洲粉碎日本军阀从而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以及对苏军在恢复满洲行政机关的工作中所给予的援助，向斯大林大元帅表示谢意。
蒋经国说，蒋介石向斯大林大元帅派出自己的私人代表是出于以下的考虑：
一、他认为战后苏中关系正在密切起来，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这种关系应该日益加强。如果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得到满足，即在斯大林大元帅和蒋介石之间实现全面的相互了解，苏中关系就能够并一定会得到加强。蒋介石认为，任何误会都只能使问题复杂化，同时，分清是非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二、蒋介石认为有一些问题不应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因此蒋介石派他（蒋经国）前来会见自己的私人朋友斯大林大元帅，讨论苏中关系的各项问题。
三、蒋介石让他（蒋经国）向自己的私人朋友斯大林大元帅表达他的敬意和信任，并向斯大林大元帅征询他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他所抱有的任何疑虑。同时请他谈谈，他对蒋介石现阶段所奉行的哪些政策有不同意见。
他（蒋经国）本人则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讨论以下问题：
第一，他想就中国的统一问题进行商谈。在同日本人做了20年的斗争之后，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防止日本施展阴谋并实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20年来，日本总是处心积虑要消灭中国人民。因此国民党和蒋介石着意解决民族问题。正如斯大林大元帅所知，中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蒋介石一方面力求集中国之力于抗日战争，另一方面也力求统一中国。现在日本已被击溃，因此可以着手国家的民主化、国家的统一并解决社会秩序问题。一旦中国统一了，所有这些问题均能顺利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取决于同中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调整。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可以共存，后者无意取消中国共产党。国共两党政治路线之间并无矛盾。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共产党与国民党并存于世，这将使国民党免于腐败并促使它更快地进步。但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共存，必须让中国共产党放弃消灭国民党的图谋。
蒋经国说，在国民大会于5月份召开之前，决定在不改变国民政府的结构和法律地位的条件下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政府。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中国政府对三国外长会议通过的有关中国的决议持何种态度。
蒋经国说，他尚未看过这些决议。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三国外长一致同意，中国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统一和民主化，广泛吸收民主人士进入国民政府所有机关，停止内战。
蒋经国回答说，正如他所认为的，这与蒋介石的意见一致，因为决议中提到在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民主化。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可以参加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防委员会。
另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军队。中国共产党建议政府允许共产党军队保留16至20个师。这个建议是毛泽东在同蒋介石谈判时提出的。蒋介石同意保留16至20个师的共军并保证其安全。但是，既然谈到中国的统一，军队就应该统一，即统一指挥。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将自己的武力用于分裂国家。另一个条件就是国家行政的统一，要求共区隶属于中央。蒋经国记得，斯大林大元帅在接见宋子文时谈到，中国的统一要在保持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但有广大民主力量参与的情况下实现。[9]
蒋经国表示，在蒋介石看来，苏联关心中国的稳定和统一，因此他请斯大林大元帅就此发表意见，并说出他可能会有的疑虑。另一方面，蒋介石请斯大林大元帅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与国民党合作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曾有3名代表驻共产党人所在地延安，[10] 而在美国曾有30—32名代表。苏联政府已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苏联政府不明白，重庆谈判为何中断了。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从属于俄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已不复存在。俄国共产党人很难进行调停，因为他们不想提出最终会被拒绝的建议。况且中国共产党人并未请求提供建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将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遵从他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如何。他们目前并未请求提供任何建议。以前，苏军刚刚进入满洲并且苏联政府尚有3名代表驻延安时，中国共产党人曾经通过这些代表请求向他们提出建议，于是他们得到了答复：俄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该去重庆谈判。[11]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提出这一建议，于是在共产党人中引起大乱。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带着何种计划赴重庆的，只知道谈判已遭到失败。
斯大林同志说，当共产党人想转移到满洲时，苏军司令部并未放行，因为苏联政府并不想干涉中国的内政。[12] 一般说来，外国军队干涉中国事务于蒋介石不利，因为这将导致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
斯大林同志说，谈判失败的原因并不清楚。也许，中国共产党人去重庆是为了证明不可能同蒋介石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想要什么，是中国的苏维埃化还是两个政府并存。
斯大林同志说，他并未料到，中国中央政府同共产党人会有麻烦，共产党人会阻止中国军队调动。
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政府的观点已在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中以及在同中国的条约中阐明了。苏联政府在这两份文件中声明，它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如果中国国民政府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这对于政府有好处。然而，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观点。苏联政府在这方面能做什么呢?他们认为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但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
蒋经国说，蒋介石认为，倘若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在旁人看来，这个问题有损于苏中两国之间的关系。
斯大林同志答道，他明白这一点，因为许多人都说，苏联政府劝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同蒋介石达成协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能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影响。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中条约业已公布，但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并不重视这一文件。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也已公布，今后事态将会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赞同。看来是不会的。
蒋经国问，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也许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的代表应该再次会面。
蒋经国答复说，周恩来一行30人已经抵达重庆。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到重庆是为了谈判。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回答，并说需要解决问题，目前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内蒙古，中国军队[13]与中央政府军之间确实发生了战斗，中国共产党人还宣传这样一种观点：既然宣布了外蒙古独立，他们将力争使内蒙古独立。
斯大林同志答道，这很愚蠢，并说，苏联政府不能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负责。
蒋经国说，不妨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是否想得到建议。如果他们征求建议——对此还无从知道，那么，会给他们提出建议。曾有一次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并去了重庆，但未达成协议，从那时起再未征求过建议。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他对蒋介石关于中国师的数量的建议持何种想法。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拥有多少师及什么样的师。苏联政府得到过各种各样的消息，有时是截获无线电通讯，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所有这些报道是否可信。他并不知道这些师的数量。
至于国民党，在他（斯大林同志）看来，蒋介石是正确的。在一个国家内不能有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如果蒋介石有意让共产党人管理几个省份，在他（斯大林同志）看来，这是可行的，当然，这是蒋介石的事。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并未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建议，苏联政府对他们的行为不满意。中国共产党人未征求过建议。
蒋经国问，倘若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苏联政府将如何对待。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将按照他（斯大林同志）对蒋经国所述精神向他们提供建议。
蒋经国问，在斯大林同志看来，为中国的统一需要做些什么。
斯大林同志答道，需要同共产党人谈判并问清他们的要求。斯大林同志问，为何重庆谈判遭到失败，为何共产党军队和中国国民政府的军队之间发了战斗?
蒋经国答称，他对此并不知情。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对此更不知情。
蒋经国答复说，在重庆谈判中共产党人要求将位于黄河以北所有省份，即热河、绥远、河北以及承德划归他们领导。蒋介石认为，这等于把国家一分为二。这是谈判中的主要分歧。至于共军同国军之间发生的战斗，则有种种原因。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划分成两部分当然不妥。
蒋经国请斯大林同志考虑一下他阐述的内容。
斯大林同志答道，倘若中国共产党人不向苏联政府征求建议，他们是不会提出建议的。苏联政府不想陷入其建议被拒绝的尴尬境地。
蒋经国说，需要同中国共产党人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双方互相做出让步，才能达成协议。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苏联政府坚持与他们不同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清楚，苏联政府不同意他们的主张。
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时，提供了意见。他们去了重庆，但没有谈成。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是谁的错。他（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再也不会来征求建议了。他们知道苏联政府不同意他们的做法。
蒋经国说，由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很快便会召开了。
斯大林同志说，也许，共产党人前往重庆正是为了参加这个会议。
蒋经国回答道，当然，谈判主要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进行。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倘若中国共产党人正式向俄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要求，是会向他们提出建议的，但中央委员会自己则不愿将其建议强加于中国共产党人。
蒋经国答道，正如他所认为的，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人抱有某种秘而不宣的想法。他（斯大林同志）认为，共产党人赴重庆是为了证明不可能同蒋介石达成协议，此外，看来毛泽东并不相信蒋介石，而后者也不相信毛泽东。
蒋经国说，蒋介石和毛泽东进行了十分友好的交谈。
斯大林同志说，是这样，但同时双方军队之间却发生了战斗。看来，中国人的习气就是这样。苏联政府对此难以理解。
蒋经国说，他想同斯大林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苏中关系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正在进行反对中国国民政府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背后有一个苏联。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们的想法不对。
蒋经国表示，苏中关系史开始于十月革命，苏中之间的关系在1923-1924年最好。当然，现在的情况与1923-1924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很难采用原有的方式，但蒋介石认为，恢复1923-1924年间存在过的苏中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
斯大林同志指出，那时并没有条约。
蒋经国说，这是发生在孙中山还在世的时候，这是在北伐前夕，当时建立了黄埔军校。蒋介石认为，虽然现在时代变了，仍应该恢复那时苏中关系的精神。形式会不一样，但蒋介石着眼于长远的未来。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同意这一点。现在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比较好，可以建立密切的联系。与1923-1924年情况不一样，当时锋芒针对英国，部分是针对日本的。现在苏联与英、美已经结成同盟，其实与英、美结盟的还有中国，因为中国曾与英、美一起对日本作战。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中国政府要苏联反对英国?
蒋经国笑着说，当然，这根本谈不到，但中国政府想恢复1923-1924年的苏中关系。中国政府力求使这种相互关系变得比现在更亲近。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政府愿意建立最亲密的关系，建立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中苏同盟条约。
蒋经国说，1923年中国在其政策中遵循三项基本原则：（1）联合苏联，（2）联合工农，（3）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融合。现在第一项和第二项原则仍然有效，但第三项原则已失去意义。它已被吸收共产党人参加管理的原则所取代。
蒋经国说，要是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就好了，并问，在斯大林同志看来，是什么事妨碍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也许是领袖彼此不信任妨碍了吧。也许，朱德或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在欺骗他们。领袖之间谈判时缺乏信任。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如何重新建立这种信任。
斯大林同志提出，美国人不一定就信任俄国人，同样，俄国人也不一定就信任美国人。但当俄国人同美国人彼此达成协议时，双方之中每一方都相信，对方会履行这一协议。谈判时需要的就是这种信任。他（斯大林同志）不相信，如果签订了协议，还会撕毁它。
蒋经国说，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政府之间的分歧已经厌倦了。
斯大林同志表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所有分歧的激化都得由中国人民承担后果。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苏联政府是否同意与中国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同意这样做。
蒋经国说，蒋介石要他向斯大林大元帅转达一项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参与旨在反对苏联的活动。蒋介石表示，只要他掌权，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
对此，斯大林同志请向蒋介石转达谢意，并表示只要苏联政府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他们对中国将同样行事。美、英情报机关散布消息说，以苏联为一方，以英、美为另一方，很快就会发生战争，这是制造假情报。美国人和英国人不会将其军队投入新的战争，因为没有目标。日本被打败了，战争使人民厌烦了。英、美任何一届试图动用其军队的政府必然要垮台。出于同样的原因，苏联政府也不能将军队投入战争。也许，美、英两国情报机关散布假情报是为了吓唬苏联和中国。但他（斯大林同志）仍感谢蒋介石作此表示。他（斯大林同志）过去任何时候和现在都相信中国不会反对苏联。同样，他（斯大林同志）也可以向蒋介石保证，苏联不会反对中国。过去苏联不止一次地说应这样做，而且苏联将坚决地继续与中国一道前进。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所说的不是现在，而是长远的未来。
斯大林同志说，那就更好了，因为经过20年、30年或40年，当然就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了。
蒋经国表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教育中国人民。蒋介石拟定了一个教育国民党党员和青年学生与苏联亲善的庞大而广泛的计划。蒋介石希望中国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应该说明，目前中国人的情绪并非都对苏联友好。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要他转告，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中国将事先与苏联商量，并与苏联达成协议，以便提出一致的主张。
斯大林同志说，至今中国代表总是反对苏联人。例如，在旧金山和伦敦就是如此。在旧金山关于谁主持会议的问题有很大争议，美国人决定应当由美国代表主持会议。苏联代表团提议由四大国代表轮流主持。在讨论该建议时，中国代表反对苏联代表团。
蒋经国答道，今后中国人将保持与苏联主张一致。当时蒋介石要竭力摆脱伦敦会议的困境。[14]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久前才得知此事，看来，还未对蒋介石的建议做出答复。
莫洛托夫同志说，当时情况不明，苏联政府在等待结果。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虽然如此，最好还是给予答复。的确，当时情况不明。苏联政府不知道事情将如何了结。美国人和英国人为一方，苏联政府为一方，都坚持各自的立场。在莫斯科他们才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
蒋经国说，下一个问题涉及满洲。蒋介石十分感激苏军司令部在恢复满洲政权机构中提供的帮助。马林诺夫斯基元帅[15]在同一位中国代表的一次谈话中说过，满洲曾经是进攻苏联的基地，并强调满洲今后不应再成为这种基地了。因此，蒋介石委托他（蒋经国）向斯大林大元帅保证，满洲永远不会成为反对苏联的基地。中国军队开往满洲只是为了维持当地的秩序。中国政府不准备在中苏边界驻军。
蒋介石在与彼得罗夫的一次谈话中说过，他准备在苏满边界建立美国与加拿大边界那样的制度。至于满洲的政治举措，蒋介石说，满洲十分邻近苏联，那里的一切都需要重建，在那里开始实行民主化比较容易。
关于满洲经济，蒋介石提出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但依然保持苏联在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
斯大林同志说，满洲的主人、满洲主权的所有者应该是中国。苏联在满洲不谋求优势地位。
蒋经国答复说，中国政府愿意向苏联提供这种地位。
斯大林同志对此表示感谢。
蒋经国说，满洲有苏联想要得到的产品，另一方面，满洲需要苏联的经济援助。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将从满洲购买自己必需的产品，并给满洲以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再谈谈苏中合股公司。苏军司令部认为，满洲所有的企业都是战利品。
斯大林同志表示，只有为日本关东军服务的企业才算战利品。按照战争的法则，这样的企业是战利品，因此，苏联政府并不是希望得到所有的企业。
蒋经国说，为避免向苏联移交作为战利品的企业而在居民中可能产生的不良印象，蒋介石建议变换一个方式解释这些企业的移交。蒋介石建议说，考虑到苏军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并为此遭受了损失，为重视中苏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将把全部企业的一半移交给苏联。
莫洛托夫同志说，看来蒋介石不想将这些企业作为战利品移交给苏联。蒋经国对此表示肯定。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在波兰就是这样做的，波兰同中国一样都是盟国。苏联政府在波兰并未触动波兰企业，但那里有德国人组建的企业。当德国的西部遭到轰炸时，德国人认为，他们的企业在波兰将是安全的，红军离波兰尚远。苏联政府宣布这些德国企业为战利品，但是他们并未从工厂将所有设备运走，而是将这些设备的大约一半留给了波兰人。战争的法则就是如此，一些国家不利用战争法则，另一些国家则利用战争法则。
斯大林同志答应考虑蒋介石的建议，并将做得使中国丝毫不会感到屈辱。
蒋经国说，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向中国代表提交了应由苏中合股公司管理的140家企业的清单。蒋经国说，斯大林大元帅知道，中国没有重工业，因此蒋介石希望这些企业的若干部分留归中国掌握。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并说他不熟悉该问题。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不想只建立一个苏中公司，最好建立分属某些工业部门，例如机器制造业、冶金业等部门的若干苏中公司。当时日本人只有一个开发东北资源和经营东北企业的公司，蒋介石建议的目的在于竭力避免给人留下仿效日本体制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答道，这可以做到。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同意组建几个苏中合股公司，但希望合同在苏军撤出以后再签订。同时蒋介石同意留下目前正在那些企业工作的苏联人员。
斯大林同志说，谈判现在可以继续进行，协定可以晚些签订，不过越快越好，因为财产可能会不断遭到盗窃。
斯大林同志说，苏军司令部接收了某些设备，但没收这些设备并不妨碍工厂恢复生产。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政府是否还要请求苏联政府延期撤军?
蒋经国回答道，延迟到2月1日撤出苏军，是中国政府的最后一次请求。
蒋经国说，还有一个问题，即关于赎回纸币的问题。[16]
莫洛托夫说，关于此事的协定业已签署。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谈谈新疆。中国政府从苏联大使那里得到消息，叛乱者代表请苏联驻伊宁领事在解决冲突问题上进行调停。叛乱者代表已经去过乌鲁木齐。中国政府极其关心尽快解决新疆问题，因为一旦停止同苏联的贸易，中国北方将在经济上处于困难境地。叛乱者提出11项条件，政府基本上已经认可。业已达成协议。新的新疆政府将由25名成员组成，其中15名成员由新疆居民选举产生，10名成员通过任命。但现在叛乱者代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央政府军在一个月内撤离新疆。当然，中央政府要从新疆撤出军队，但中央政府不想在条约中指明，军队将在一个月内撤出，因为这有损于中央政府的威望。
莫洛托夫问，叛乱者代表要求撤走哪些军队?
蒋经国回答道，他们要求撤出那些派到新疆来镇压叛乱的军队。
斯大林同志问，蒋介石是否希望让苏联政府出面调停。
蒋经国答复说，蒋介石愿意让苏联政府充当调停人。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将尽力而为。叛乱者不会拒绝苏联政府的调停。斯大林同志允诺在得到苏联领事的报告后给予最后的答复。
蒋经国说，现在他要谈中国对美国的态度问题。蒋介石委托他向斯大林大元帅坦率表示，中国对中、苏、美之间的合作感兴趣，因为三国结盟不仅对远东，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凡到过中国并同蒋介石谈过话的美国代表中，没有任何一位对苏联有过不友好的评论，尤其是马歇尔将军[17]。马歇尔将军说过，他完全信任斯大林大元帅。发表种种评论的不过是那些竭力为自己捞取资本的人。蒋介石表示，他希望苏、中、美三国结成同盟。
斯大林同志表示，蒋介石是对的。
蒋经国说，但是，由于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原因，中国与苏联较为亲近。中国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期待着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在政策上将坚持自主权。
斯大林同志说，这是正确的。
蒋经国表示，中国不会相信进行挑拨离间的人。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就驻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说几句话，美军在华北存在是由早在日本投降前签订的协议规定的。计划预定登陆的美军有7个师。被日军逼到南方的中国中央政府军在日本投降后尚未来到华北，为了解除日军武装，才让美军登陆的。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日军还未被解除武装?斯大林同志说，在长春25名苏联军人解除了日军两个军的武装。斯大林同志说，日本人不会抵抗。满洲全部日军在10天内就被苏军解除了武装。应该更大胆地行动。解除日军武装很容易。
蒋经国表示，美军一旦完成自己的任务就会撤出。
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看来，美国人也并未打算去那里。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满洲。
蒋经国答复说，美军不会进入满洲，并再次重申，他们一旦完成自己的任务将全部撤离中国。
斯大林同志表示，外国军队出现在中国将损害蒋介石的威望，反之，如果中国没有外国军队，蒋介石的威望会更高。
蒋经国表示，美国政府声明，他们将帮助中国建立武装力量。但他（蒋经国）应该声明，这仅仅是宣传而已。
斯大林同志指出，美国人已在中国南方帮助中国人组建了几个师，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蒋经国说，关于如何更好地对付日本人，蒋介石想知道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现在要在东京设立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美国人不愿意这样做，各国都反对苏联政府坚持设立该委员会的建议。
莫洛托夫指出，王世杰在伦敦对这项建议表示同情，但希望不要在伦敦讨论这个建议。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将在东京设立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蒋介石提出的问题将在委员会上解决。至于苏联政府，则主张不仅要解除日本武装，而且要销毁在日本生产军舰和武器的工业部门。这就是苏联政府的观点。苏联政府与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不俘虏日军。苏联政府则俘虏了日军。他（斯大林同志）曾对美国人说过，麦克阿瑟[18]至少应该下令逮捕8000至10000或12000名将级军官和陆海空军将领。现在美国人正在逐一审讯他们。
美国人的考虑与苏联政府不同。美国人现在对待日本就如上次世界大战后对待德国，当时德国保留了军官团和将级军官，他（斯大林同志）多次对美国人说过，要他们俘虏日军，但美国人答称，他们没有地方关押俘虏。无论如何，苏联政府坚持不给日本人留下将级军官。苏联政府的政策就是如此。
蒋经国表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人。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人民是好样的，但领导人也应该是好样的。
蒋经国说，他记得斯大林大元帅说过，日本人可能东山再起。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当然，这是可能的，日本这个国家人口众多，而且充满复仇心理。日本希望东山再起。为了防止此事发生，应该俘虏50-60万军官以及大约12000名日本将级军官。斯大林同志说，美国人没有经历过日本的占领，因此他们不完全明白。中国经受过日本的占领，苏联则经受过德国的占领，同时还经受过日本的占领。因此中国和苏联明白，必须把敌人置于不能再打仗的境地。美国人则不明白这一点。他（斯大林同志）希望他们将来会明白这一点。
蒋经国问，目前日本的警察情况如何?
莫洛托夫同志答，在日本，有日本警察。
蒋经国说，日本人有可能把警察变成军队。
斯大林同志表示，日本人当然要竭力在警察中安排军官骨干，不过，一旦苏联代表抵达东京，他们将努力制止这种状况。
蒋经国表示，他的全部问题已经解决。在会谈结束时，他（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转达宋子文的问候。
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表示感谢。
莫洛托夫同志问，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决定将在一月初中国政府迁往南京后公布。
会谈持续了1小时40分钟。
В．巴甫洛夫记录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的俄国解密文件（下）
斯大林与蒋介石私人代表蒋经国的谈话记录
（1946年1月3日）
23时
莫洛托夫、巴甫洛夫（外交人民委员部）、傅秉常（中国大使）在场
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祝贺新年，并祝愿他们在新的一年取得新的胜利。
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
莫洛托夫同志表示感谢并向蒋经国祝贺新年。
斯大林同志说，他与苏联军人进行了电话交谈，他们不同意不把服务于关东军的日本企业宣布为战利品。如果这些财产不被视为红军的战利品，苏联军人会感到屈辱。他们希望像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被红军解放的欧洲国家处理德国财产一样地处理这些财产。这样做，中国方面毫无损失。作为战利品的企业将在平等的基础上由中苏双方联合经营，并且为了经营这些企业，可以按照不同的工业部门设立几个公司。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正是这样，不过只是方式有所不同。
斯大林同志表示，中国方面提出的方式使苏联军人感到受屈。他们说，他们流了血，因此，应该把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企业视为红军的战利品。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就地具体确定，哪些企业是日本人为了替关东军服务而设立和经营的。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如何考虑为中国拨出某些重工业企业。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说过，这个问题应由专家研究。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当然专家们可以就地解决这个问题。
蒋经国表示，他的莫斯科之行的任务在于力求使斯大林大元帅和蒋介石之间取得完全谅解，蒋介石希望斯大林大元帅坦诚而友好地阐述自己对中国国民政府最近实行的政策和措施的意见。蒋介石希望斯大林大元帅谈谈自己有哪些疑虑和不赞同的地方。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对于蒋介石所领导的政府制定政策将十分有益。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熟悉中国的基本国情，他（斯大林同志）并不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苏联政府不明白，为什么迟迟不解除日军武装，为什么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不能达成协议。毛泽东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而且是个与众不同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到处活动，避开城市，对城市不感兴趣，他（斯大林同志）对此不理解。他（斯大林同志）不理解，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为什么不能达成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能对任何人表示不满，因为他不知道这是谁的过错。他（斯大林同志）不掌握实情，因此，他只是有些疑问。既然他（斯大林同志）缺少事实根据，他能提出什么建议呢?
说到苏联政府的对日政策，斯大林同志说，他已经说过，需要设法使日本不能作战。需要俘虏日本军事骨干并销毁军事工业以及有可能开工满足军需的工业。
至于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则是友好和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政策。这在发表的公报中已经公开表明了。
他（斯大林同志）认为，蒋介石打算奉行的中美友好的政策是正确的。苏联不能给中国以大量经济援助。蒋介石可以期待美援，因此他奉行对美友好的政策是正确的。
他（斯大林同志）坦率地说出他知道的事，并询问他不知道的事，即有关解除日军武装和蒋介石、毛泽东之间的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为何拖延解除日军武装。苏军司令部迅速解除了日军武装，因此，只要愿意可以迅速解除他们的武装。
蒋经国答道，起初中国政府没有掌握解除日军武装的足够兵力。
斯大林同志指出，解除日军武装几乎不需要任何兵力。
蒋经国表示，现在中国政府有了兵力，并将消灭日本人。苏中条约是针对日本的，因此斯大林大元帅可以放心，中国在其对日政策中将以防止日本东山再起为出发点。至于解除在华日军武装，这一任务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以及中国军队过去曾被日军挤到南方地区这一情况而难以完成。
斯大林同志问，美国人为何不解除日军的武装，日本人并不会反抗，因为日军已经宣布投降了。
蒋经国说，在他看来，中共与政府之间的协定未能签订是由于双方领导人互不信任。
斯大林同志表示，有些让步是必要的，但究竟是哪些，这应由双方自己决定。
蒋经国说，他从广播中听到了国民政府向中共所作的建议。
莫洛托夫同志叙述了报刊上关于国民政府建议和中国共产党人建议的报道。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对这些建议还不完全清楚，但是根据国民政府的建议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政府之间签订协议应当依照的程序制定出来之前，中国政府不同意停止对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
蒋经国说，中国人民对达成协议十分关切，因为内战是可怕的事。
斯大林同志表示，在苏联，人们都知道内战是怎么回事。
莫洛托夫同志说，美国魏德迈将军[19]声明：美军司令部打算增加美军4000人，以保障中国军队向满洲调动，并维持沿途秩序。
蒋经国说，魏德迈这个声明是早在杜鲁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之前，即在马歇尔将军来华之前发表的。
蒋经国说，目前的主要困难在于北平与南京之间铁路不通，因为铁路已被共产党的部队切断，甚至在北平与天津之间100公里的路段，火车也要走一两天。需要尽快达成协议，才能恢复铁路交通。
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协定将改善中国人民的处境并将促进贸易的发展。
蒋经国同意这一点，并说，中国人已经打了许多年仗，因而饱受战争之苦。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对战争已经厌倦了。
蒋经国说，中国尤其饱受贫穷之苦，他（蒋经国）认为，在这次战争中苏联和中国遭到的苦难比其他所有国家都多。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可以向他说出自己对蒋介石的政策的疑虑。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了解实情，他很难说出什么。他（斯大林同志）没有疑虑。他有过一些问题，已告诉蒋经国了。
蒋经国说，在中国所有人都持必须使中国民主化的立场。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这样很好。
蒋经国说，关于中国民主形式的意见尚未形成，因此他（蒋经国）想知道，斯大林大元帅对中国民主的形式有何想法。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现在是不是共和国，中国有没有帝制派。
蒋经国回答，中国是一个共和国，目前中国没有帝制派。
斯大林同志说，共和国比较接近于民主。
在苏联没有敌对的阶级，因此苏联可以存在一党制。在中国，除国民党和共产党外，其他政党亦应存在。中国有这样的政党吗?
蒋经国回答，其他政党很少。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将选举原则引进中国。政府应该对国会和总统负责。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哪种议会制度适用于中国：一院制还是两院制。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是否还保留各省的政府。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答复。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中国存在哪些派别，是赞成一院制还是赞成两院制。但应将法国、波兰、南斯拉夫、英国和美国那样的选举方式引进中国。议会应当由选举产生，而政府应该由议会任命并经总统批准。在美国，总统同时也是总理。在法国则是另一种情形。法国由下院和上院选举总统，虽然总统也能参加政府会议，担任主席，但他不是总理。但法国和美国的制度符合民主原则。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南斯拉夫和波兰现有的方式中国是可以接受的。
斯大林同志说，南斯拉夫和波兰像法国一样实行两院制。苏联同样有两院，两院享有平等权力。例如，联盟院可以推翻民族院通过的决议，反之亦然。在英国则有不同，英国有下院和上院，但贵族院拥有比众议院更大的权力。在美国有参议院和众议院，其中参议院有更大的权力。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中国有什么样的制度。
斯大林同志问，院是怎么回事?
蒋经国答，院类似于议院。
斯大林同志说，议院的名称可以根据民族特征随便定，但议院应该是由选举产生的机关。
蒋经国问，如果两院出现分岐，在苏联是怎样通过决议的?
莫洛托夫同志答，在这种情况下便召集两院联席会议，决议由多数票通过。
蒋经国问，在斯大林看来，在未来的中国政府中，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应成什么样的比例?
斯大林同志答，在欧洲，一个政党拥有的部长职位取决于它在议会席位的数目。在美国和英国，政府由获得多数票的政党党员组成。例如在英国最近的选举中，工党获得多数，于是他们组成了只有工党党员参加的政府。但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求在其他国家，例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的政府中要有反对党代表。当他（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为什么不允许反对党代表进入自己的政府时，他们耸耸肩膀。
在法国又是另一回事，法国现行的政府组织法比较接近民主制，因为获得少数票的政党代表同样参加政府。倘若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反对党就会转向非法斗争，倘若允许他们参加政府，反对党就会遵守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有好处。
斯大林同志还举了匈牙利的例子。该国小农党得票超过半数，但该党让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及自由党代表进入政府，但为自己保留多数部长职位。
蒋经国答复说，他认为中国自己不应该采用英国现行的民主方式。他（蒋经国）认为，在现阶段，所有民主党派的代表均应参加中国政府。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目前如何估量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丘吉尔和艾登[20]曾认为，保守党将莸得多数。艾德礼[21]说他对多数并不抱希望。他（斯大林同志）自己认为，保守党在选举中将得到多数，但胜利者却是工党。中国没有选举，因此难以弄清人民在想什么。想必国民党应得到多数，但是什么样的多数，他（斯大林同志）很难说。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能够共处，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共处。
斯大林同志答，若有自由选举，共产党会存在下去，国民党也会。例如，苏联在和美英资本家和睦相处，未同他们打仗。国民党同共产党尤其应该和睦相处。当然，两党之间会有竞争，但国共两党将存在下去。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对国民党有何意见。许多人不满意国民党。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也不满意国民党。在满洲还散发有国民党署名的传单。这些传单中有号召杀死俄国人的内容。当然，这会引起苏联政府的不满。
蒋经国说，这可能是日本在满洲的挑拨。
斯大林同志答道，在逮捕散发这些传单的中国人时，他们表示，他们是加入国民党的军人。国民党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合法的，另一副是非法的。在满洲从事非法活动的国民党人在长春、沈阳、大连散发的传单中号召居民将苏军从满洲赶出去。国民党的这些行动引起了苏联政府的不满。苏联政府在自己的国家内不允许有反对蒋介石的表示，因为苏联政府同他签订了条约，因此政策方针应该只有一个。也许，国民党内存在不同派别。
蒋经国答复说，国民党内确实存在各种派别。国民党内既有资本家的代表，也有地主的代表。然而，说到满洲的国民党组织，他（蒋经国）清楚记得，蒋介石已下令给国民党在满洲的组织，解散从事反苏宣传的国民党组织，甚至逮捕这些组织的成员。
蒋经国说，应当注意到，满洲的情况十分复杂。
斯大林同志说，这一点他知道。也许，满洲还有自称国民党员的冒名者在活动。但是国民党未正式同散发反苏传单的组织及其活动划清界限。
蒋经国答道，满洲的许多国民党组织已经被解散了，并再次重申，满洲的情况十分复杂。
蒋经国问，对国民党，斯大林同志还有什么话要说。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需要建立使其他政党能够与国民党共存的宽容制度。
蒋经国答道，中国情况十分特殊，蒋介石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所以奉行的是曲线政策。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的政策很难长期执行。
蒋经国答道，蒋介石还没有足够的力量。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共产党人比蒋介石更强大。毛泽东叫嚷他有150万军队，而美国人认为他有60万。
蒋经国说，当然，这些数字被夸大了。
蒋经国说，许多人认为蒋介石亲日。实际上他做了与日本作战的准备。他（蒋经国）想让斯大林大元帅明白，蒋介石竭力追求新事物。
斯大林同志说，他知道蒋介石有困难，并问，战争期间是否提拔了年轻干部。
蒋经国答道，中国新的军令部长出自年轻干部。
蒋经国提出，他认为，斯大林同志应该关心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当时是在列宁协助下建立的。
斯大林同志答道，国民党将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自由政党而存在下去，认为共产党会吃掉国民党的人将是错误的。国民党当然是比共产党更为广泛和更有影响力的政党。
蒋经国说，他认为如果共产党存下去，对国民党是有益的，因为共产党的存在将防止国民党腐败。
蒋经国说，需要改组国民党。
斯大林同志说，选举将使国民党趋于完善，因为在选举过程中将进行人员淘汰：优者留下，劣者走开。
蒋经国说，战争期间提拔了许多新人。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是这样就好，因为中国仍然是老人在露面。
蒋经国说，最后他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讨论八年战争期间受到严重破坏的中国经济问题。中国期望摆脱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答道，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有本国的工业，不能只热衷于贸易。假如苏联没有工业，那德国人就把苏联打垮了。由于苏联拥有工业，战争期间才能够每月生产3000架飞机、3000辆坦克、5000门大炮、40万支步枪、20万支冲锋枪。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工业，中国既有原料又有勤劳的人民。
蒋经国说，目前中国正在争论应该更加注重农业还是工业。他（蒋经国）认为，苏联在对德战争中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私有制。
斯大林同志说，虽然美国存在私有制，美国工业是十分强大的。
斯大林同志说，为了发展农业，必须建立工业，修筑铁路，建立化肥厂、汽车制造厂等等。中国尚未开采石油，但在新疆有石油，在南方也应该会有。需要组织石油勘探和开采。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中国有可能借助外国资本发展自己的工业。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可以借助外国资本较快地建立工业。在苏联，由于一切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建立工业并不难。中国实现工业化比较困难，因此中国需要从海外各大国获得贷款，否则工业化将延长许多年。
蒋经国说，中国人担心再次处于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奋斗。中国是个大市场，因此外国将竭力把自己的商品打入中国。进口商品是需要解决的，但同时不应允许外国将任何条件强加于中国。例如美国人不久前曾向波兰提供两亿美元贷款，但提出这些钱要按照美国人的意愿使用的条件。波兰人认为这项条件侵犯了波兰的主权，未接受贷款，并坚持美国贷款要由他们自己酌情使用，而不是按美国人的愿望使用。当然外国会要求中国不要发展自己的重工业。为了不受奴役，需要斗争，中国有条件进行这种斗争。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如何看待门户开放政策。
斯大林同志答道，外国想要苏联打开门户，但苏联政府让他们见鬼去。但中国是一个弱国，形式上只能同意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是外国对半殖民地国家的一贯要求。
斯大林同志说，美国人曾向苏联政府提出将门户开放政策运用于满洲。苏联政府答复美国人说，苏联政府不是满洲的主人，并说，关于此事应该去找中国。美国人对这种答复感到十分震惊，但还是容忍了。
蒋经国问，在雅尔塔会议上是否讨论过门户开放政策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做了肯定的答复，并补充说，苏联代表在雅尔塔会议上表示，这是中国的事。
蒋经国说，杜鲁门通知中国政府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斯大林同志说，倘若中国同意门户开放政策，苏联政府不表示异议。但苏联自己在中国不要求任何门户开放。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可向中国建议的? 在现阶段中国难以拒绝门户开放政策，因为中国在战争期间遭受了沉重的苦难和破坏。但稍后中国需要关闭门户以便建立自己本国的工业。
蒋经国说，目前中国在经济上处境确实十分艰难。他（蒋经国）认为，除苏联以外，谁也不愿意中国复兴。
斯大林同志说，他理解这一点。日本人使中国一贫如洗。苏联政府知道，德国人是什么样的强盗。
蒋经国问，苏联和中国如何才能互相帮助。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将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工业并且同它进行贸易。如果中国的大豆、稻米很多，便向它购买；还有棉花、某些原料，少量钨及其他。作为交换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某些机床、机器并派专家给予援助。
满洲是拥有铁路网的十分发达的工业地区，日本人曾想把满洲变成自己在大陆上的工业基地。
蒋经国说，在满洲的中国居民中没有专业干部。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人是有能力的人民，因此他们一定能学会。
蒋经国说，许多中国青年被派到美国学习。
斯大林同志说，这并不坏，同时表示，中国需要自己的工程师、技术员、机械师、金融家、经济学家及农业专家。
蒋经国说，长春铁路的运营需要许多中国的专业人员，因此他（蒋经国）想问斯大林大元帅，他对派中国青年到苏联学校，尤其是运输学校学习有何看法。
斯大林同志说，虽然有困难，但这能做到。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苏联是否适宜。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经济代表团可以来苏联参观工厂。
蒋经国说，他想请斯大林大元帅关注新疆的局势。过去那里曾有许多苏联专家。他（蒋经国）认为，需要恢复原来的状况。
斯大林同志答道，盛世才开始逮捕苏联专家后，苏联政府将他们从新疆召回。[22] 如果好好对待苏联专家，那么可以再派他们回到那里，他（斯大林同志）最近将查明此事。
蒋经国说，现在盛世才已不在新疆。[23]
蒋经国说，中国经济是否能在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样的经济基础上得到发展，因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封建残余，存在资本主义关系，与此同时还有集体农庄。
斯大林同志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集体农庄。
蒋经国说，有人告诉他，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发达的工业，那里的人民生活得很好。
斯大林同志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皮革制造厂，修筑了铁路，还采取一些措施开采矿藏。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其他工业。当然现在蒙古人不再是从前那样的野蛮人了。但是，中国不能与蒙古那样的落后国家相比。中国可以成为头等大国。至于经济形态，中国不同于蒙古，不是畜牧国家。在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十分发达。中国珍惜每一块土地。中国拥有建立自己的工业所需要的一切。在蒙古不珍惜土地。蒙古人从事畜牧业，而且他们是缺少文化的牧民。那里冬天牲畜没有饲料保障。蒙古是一个游牧国家，因此，是一个落后国家。因此，无论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都不能把中国和蒙古相提并论。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础是畜牧业，而在中国则是农业。
蒋经国问，对于中国政府在满洲的政策，斯大林同志有何意见。
斯大林同志说，希望中国政府有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满洲政策，这种政策不是针对任何人的，也不受其他国家操纵。蒋介石知道这一点。
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是否无意将香港归还中国人?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回答。
斯大林同志说，罗斯福曾强烈主张将香港归还中国，并且当时曾就该问题与丘吉尔激烈争论。
蒋经国答道，英国人目前并不打算将香港交还中国人。
蒋经国说，后天他将飞返中国，并问斯大林同志是否愿意通过他向蒋介石转达什么话。
斯大林同志答道，他将转交一封信给蒋介石。
会谈持续了1小时30分钟。
（В．巴甫洛夫记录）
SD04012
斯大林给蒋介石的感谢信
（1946年1月4日）
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一远东司司长г．и．顿金
于1946年1月5日交与蒋经国先生
大元帅先生：
感谢阁下的盛情来信，此信已于1945年12月30日由贵公子蒋经国先生面交。
我在同他的谈话中提到了苏中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以及一些中苏两国感兴趣的问题。我希望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依照苏中条约的精神发展，今后我将经常关注此事。
不久前在莫斯科结束的三国外长会议已经取得了有益的结果，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会议有助于对中苏两国有如此重大意义的战后远东问题的解决。
大元帅先生，请接受我的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良好的祝愿。
约·斯大林
致重庆
蒋中正大元帅先生
莫斯科，1946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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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彼得罗夫，阿波隆·亚历山德罗维奇（1907-1949），曾任苏联驻华（重庆）大使馆一等秘书、大使馆顾问（1943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出版局副局长（1943-1945年），1945-1948年任苏联驻华大使。
[2] 1944年11月，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国新疆北部地区爆发了少数民族起义，起义者消灭了当地的政府驻军，先后占领了伊宁、塔城、阿尔泰三个地区，组成了一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史称“伊宁事件”或“三区革命”。中国政府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作出让步的同时，请求苏联政府出面在新疆问题上进行调停，以期与起义者谈判，和平解决冲突。在苏联政府的调停下，1946年1月2日，中央政府代表张治中与起义者签订了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的条款，并于7月1日正式公布。
[3] 1945年8月14日关于旅顺、大连的中苏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规定，大连港为国际自由港口，但向苏联提供“优先权”。苏联方面凭借这一点，对大连港及其设施实行了全面控制，实际上未让中方以任何方式参与管理和使用。外国船只，尤其是中国船只顺道进入大连港必须经过苏联当局的特别批准。这就如同出租给苏联政府的旅顺海军基地一样，该港口对中国和外国船只是完全关闭的。对此，中国及其他国家政府多次提出抗议，但均未奏效。
[4]王世杰，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
[5]卜道明，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西司司长，主管中苏关系。
[6]列昂尼德·米哈伊洛维奇·米克拉舍夫斯基，时任苏联驻华大使馆顾问。
[7]指1945年12月16日至2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与美英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停止内战”。
[8]洛索夫斯基，原名索罗门·阿布拉莫维奇·德里佐（1878-1952），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曾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21年）、国家文学出版社社长（1937年），1939-1946年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9]宋子文，时任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院长。这里指1945年7月中苏条约谈判时斯大林与宋子文的谈话。
[10]斯大林所说的这三名驻延安代表是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化名孙平）、阿洛夫（化名捷列宾）和米尔尼柯夫。弗拉基米洛夫1942年5月作为共产国际联络员和塔斯社随军记者来到延安，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夫作为医生和联络员于1946年1月飞抵延安。他们于1945年11月奉命回国。
[11]根据中国的有关材料，斯大林这里指的是俄共中央1945年8月20日和22日两次致电中共中央，催促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但目前尚未发现有关这些电报的俄国档案文件。
[12]事实上，1945年8-10月苏联在东北的驻军曾一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共将领导干部转移到东北，并将一部分缴获的日军武器转交给中共军队。
[13]原文如此，似应为中国共产党军队。
[14]指1945年9月11日-10月2日在伦敦举行的苏、美、英、法、中五国外长会议的一次例会。外长会议是1945年根据波茨坦会议“就和约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的决议建立的机构。会上，在苏联代表团同其余与会者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引起分歧的问题之一是有关中国是否应参加对德和约并参与拟定对曾与德国结盟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和约问题。中国坚持参加这些活动，美、英、法支持中国，苏联反对，理由是中国并未参加对德作战。苏联政府担心在解决战后欧洲和约问题时中国与西方列强主张一致，从而使苏联处于更为孤立的境地。
[15]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林诺夫斯基（1898-1967），时任苏联远东部队及驻满洲苏军总司令。
[16]指苏联军队驻东北期间苏军司令部在当地发行的一种专用纸币，根据中苏条约，中国政府有责任向居民赎回这些纸币。
[17]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1880-1959），美国五星上将，1945年12月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来华，负责调处国共两党关系。1946年8月宣告调处失败，1947年1月奉召回国，出任国务卿。
[18]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1964），美国五星上将，1945-1951年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
[19]艾伯特·科迪·魏德迈（1896-？），1944年10月来华，继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兼蒋介石的总参谋长。
[20]罗伯特·安东尼·艾登（1897-1977），1940-1945年出任英国陆军大臣和外交大臣，1945-1951年艾德礼工党执政时期仍留在下议院。1942年以后长期为英国保守党领袖。
[21]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1883-1967），1940-1945年先后任英国掌玺大臣、枢密院院长、副首相兼殖民事务大臣。1945-1951年出任首相，组织工党政府。
[22]盛世才（1896-1970），1933年任新疆省督办时，曾一度采取联苏联共政策，并申请加入联共（布），经斯大林亲自批准后被接纳为联共（布）党员。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对日采取中立政策，中苏两国关系紧张，在新疆地区的矛盾也趋向尖锐化。盛世才预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于是转而投靠蒋介石，采取了反苏反共的政策。为此，苏联政府单方面关闭了自己在新疆的工商企业，运走设备，召回专家，终止了同新疆的经济贸易联系和文化联系。
[23] 1944年9月，为了调整与苏联的关系，蒋介石将盛世才调离新疆，让他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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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政府和好人的底线
2005-7-14 1:58:38
什么样的政府是好政府，什么样的人是好人？或许这是个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但是在民族的整体利益面前，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选择面前，好政府和好人是有一个底线的。突破这个底线的政府和人就不是好人和好政府，而且一定是坏政府和坏人。
从首要战犯冈村宁次逃脱制裁看蒋介石领导的政府1945年8月，延安公布日本战犯名单中，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上将）冈村宁次被列为首要战犯。
可是蒋介石十分欣赏冈村宁次的反共才干，所以聘请他担任自己的军事顾问。1945年10月26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东京下令：停止冈村宁次的一切外交活动。自此，冈村开始作为一名“高级日俘”过起被软禁的生活。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庇护日本首要战犯冈村宁次的行为，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对。迫于压力，1948年3月20日，在上海商会礼堂，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公开审判。冈村此时态度蛮横，把战争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当辩论进行激烈时，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奉蒋介石之命，给法庭庭长石美瑜打来电话，指示他“冈村一案，暂停审理”。次日，国防部批准冈村“保外就医”。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对冈村进行第二次公审，竟当庭宣布无罪释放。
1月28日，中共发言人就此事发表声明，勒令国民政府必须立即重新逮捕、监禁冈村宁次。全国人民也纷纷遣责国民党袒护日本战犯的罪行。但国民政府竟于1949年1月29日清晨，放走冈村及259名日本战犯，让他们偷偷乘坐美国“约翰.W.维克斯”号船舰返回日本。
1950年，冈村宁次又被蒋介石聘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1955年，冈村宁次又任日本旧军人组织“战友联”的副会长，后任会长。1966年9月死于日本东京，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冈村宁次是何许人也，前面已有叙述，这里不用再多说，而作为掌管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导人的蒋介石却几次三番的挽救这个本该受到历史正义审判的恶人，而这样的底线一旦突破，这样的人领导的政府的性质岂不不言而喻吗？
中共发言人关于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谈话
毛泽东（1949-1-28）
据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中央通讯社一月二十六日电称：“政府发言人称：政府为提早结束战争，以减轻人民痛苦，一月以来已作种种措施与步骤。本月二十二日更正式派定和谈代表⑴。日来只待中共方面指派代表，约定地点，以便进行商谈。惟据新华社陕北二十五日广播中共发言人谈话⑵，一面虽声明愿与政府商谈和平解决，一面则肆意侮谩，语多乖戾。且谓谈判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试问中共方面如不即时指派代表，约定地点，又不停止军事行动，而竟诿诸所谓北平完全解放以后，岂非拖延时间，延长战祸？须知全国人民希望消弭战祸，已属迫不及待。政府为表示绝大之诚意，仍盼中共认清：今日之事，应以拯救人民为前提，从速指派代表进行商谈，使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又据南京中央社一月二十六日上海电称：“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二十六日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复审后，于十六时由石美瑜庭长宣判无罪。当时庭上空气紧张。冈村肃立聆判后，微露笑容”等情。据此，中共发言人表示下列诸点：
（一）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⑶，今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这是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全国人民、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必须立即起来反对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此种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我们现在向南京反动政府的先生们提出严重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我们决不许可你们这样做。我们有权命令你们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依照我们将要通知你们的时间地点，由你们负责押送人民解放军。其他日本战争罪犯，暂由你们管押，听候处理，一概不得擅自释放或纵令逃逸，违者严惩不贷。
（二）------------
（三）以上二项，要求南京反动政府给予答复。
日本侵华匪首、大战犯岗村宁次晚年的幸福生活
请大家看看这份判决书：
1949年1月26日，对冈村宁次宣判，判决书如下：
主文
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构成战争犯罪的条件是：在作战期间，犯有恣意屠杀、强奸、抢劫，或阴谋策划违反国际公法，以及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此为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条所明确规定者。
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涉（酒井隆、谷寿夫业经本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在案）。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国即行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8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团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近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这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分系敌军总司令官，遂以战罪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然此由行为人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在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1条第1项、刑事诉讼法第293条第1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38年1月26日
这就是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匪首岗村宁次所得到的判决！
刚村宁次：1927年任日本陆军步兵第 6团团长，是出兵中国山东，制造“五·三” 济南惨案的主凶之一。 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制造“一．二八”事变， 率部侵犯上海。同年，调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兼任驻伪满洲国 武官。1933年春，关东军侵犯热河、长城，威逼平津，他代表日方迫 使国民党当局与之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1934年起，历任日本 陆军参谋本部第 2部部长、第 2师师长、第 11集团军司令、军事参 议官等职。1941年晋升为上将，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1944年， 先后任侵华日军第 6方面军司令和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 他在侵华期间，疯狂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 中国抗日根据地实行“烬灭扫荡”，罪恶滔天。1945年率领侵华日军 向中国政府投降。1945年 8月，中国八路军延安总部公布了日本侵华 战犯的名单，冈村宁次被列为首要战犯。
可是这样一个双手沾满了千千万万中国人鲜血的战争罪犯，竟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真是骇人听闻！远东国防军事法庭自将他列入首要战犯后，于1946年8月、10月两次发出传票，要中国政府将冈村宁次押送到东京审判，中国许多民间团体都要暗杀他！可冈村宁次在哪里呢？他在南京鼓楼以西金银街4号一座幽静的别墅里写书呢！他先后写出了《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剿共指南》等书，在给谁写呢？当然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蒋介石了！
对这个侵华日军的总头目长期逍遥法外且久无音讯，各界舆论纷纷向政府提出质问。起初，国民党政府一直以“此人目前仍任联络部长官，遣返侨、俘工作尚未结束，何时对其拘留审理，当局正在研究中”，“目前在华仍有部分日本军民和征用的技术人员尚未遣返完毕，冈村现仍以联络员身分协助处理未了事宜”等语予以搪塞。但到了1948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人来到南京政府国防部，声称要把冈村带走，因为整个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即将结束，冈村必须在4月份远东军事法庭解散前到庭受审。
48年6月，虽然这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仍未按原预定时间解散，但国民党当局以“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不须送往东京处理”为由，仍决定在国内审判冈村宁次。
8月23日上午9时30分，公审开始。冈村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何应钦、陈诚、汤恩伯等军方领导人，一致的意见是赶紧让冈村获得“自由”，反倒是外交等部的文官们顾虑各方面的影响，认为不能那么便宜了冈村宁次，至少先搁置下来再说。有“福州才子”之誉的石美瑜，也认为不判冈村与舆论上说不过去，自己还会为后人唾骂，他想辞去庭长一职，但未获批准。
对冈村一案的审判，就这样又拖延了下去。刚村自己的回忆录如下：
11月30日，汤恩伯军参谋龙佐良少将来访透露：日前，汤将军面谒蒋总统，力陈冈村、松井太久郎在停战时有功，应令松井立即归国，对冈村应判无罪，蒋大致同意。
后来，汤恩伯自己的回忆录如下：民国37年（即1948年）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这样，这个日本侵华日军的最高头目除了象征性的在监狱医院里呆了几天，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更没有被送上断头台！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因冈村被宣判无罪释放一事陡起风波。1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向南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谴责对冈村宁次的判决，要求重新逮捕他，并以此作为与南京方面进行和平谈判的一项先决条件：
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今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这是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在8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全国人民、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必须立即起来反对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此种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我们现在向南京反动政府的先生们提出严重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风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我们决不许可你们这样做。我们有权命令你们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依照我们将要通知你们的时间地点，由你们负责押送人民解放军。其他日本战争罪犯暂由你们管押，听候处理，一概不得擅自释放或纵令逃逸，违者严惩不贷。
中共中央的声明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国内舆论的广泛赞同。由于此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和谈，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却将命令扣压不发。
就在新华社广播这项声明的同一天，汤恩伯当晚即派副官来到冈村在上海临时借住的寓所内，通知他于次日晨6时30分之前到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其他在押的日本人同乘美国轮船回国。
美轮“维克斯”号本来预定30日开船，但汤恩伯安排冈村等人提前一天住到船上，因为“彼时在上海市到处都贴出了‘不许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再说汤也不敢把李宗仁的命令扣压的时间过长。为防意外，只好让他们提前住到美国人的船上。
30日上午10时，“维克斯”号美轮驶离了上海黄浦港。
冈村等战犯回到日本之后，日本当时经济困难，这帮人手里没什么钱，生活十分窘迫！但此时，战犯冈村又找到了发挥余热的舞台！大批的日寇举家搬到了台湾，蒋介石成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冈村等战犯被聘为高级教官，冈村还是该院的顾问！
冈村多次去台湾讲学、访问，每次都受到国民党当局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热情接待。后来，有一次何应钦以私人名义赴日活动，受到日本政府的冷淡，冈村闻知后即召集老部下举行欢迎会。冈村致欢迎同时，因为过于激动，竟失声痛哭，何应钦也老泪盈眶。冈村称何是“对日本人了解最深的友人”，称赞何“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并历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来证实何应钦如何“爱护和友好日本”。对日本政府忘恩负义简慢何应钦，他指责道：“何将军对于日本及日本人深具理解与同情，尤于战争结束时曾经竭力为日本人谋求福利，何将军此次来访，我国政府及国民却未能公开表示谢忱，以酬厚意！尽管我们是一个战败国，仍属遗憾之至！”
1966年9月，冈村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可惜他是寿终正寝，没有上他该上的断头台！
岗村宁次被宣判后当时国民党的报道：
南京中央社一月二十六日上海电称：“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二十六日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复审后，于十六时由石美瑜庭长宣判无罪。当时庭上空气紧张。冈村肃立聆判后，微露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