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杨奎松：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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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在中国共产党军事斗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抗战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军事上经历过惨重的失败，它的武装力量只剩下4万余人，根据地也只剩下陕北一隅之地。而经过八年抗战之后，它奇迹般地创造出近百万正规军和220万武装民兵，大半个华北以及华中、华东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它的天下。十分明显，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点。
中共的成功，无疑包含着一系列重要的主客观因素。而它能以数万武器简陋之师，坚持周旋在有数十万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的敌后艰苦环境之中，并不断发展壮大，其对日军事斗争方针的成功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不论后人如何评价这一军事斗争策略，需要了解的是，其形成行之有效的军事斗争方针并不是一个未雨绸缪、一蹴而就，然后一成不变的过程。事实上，从抗战开始直到战争结束，由于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具体作战条件和敌我友三者关系的复杂变化，中共对日军事斗争方针也有一个随着对战争实践，包括对与国共关系前景，和国际战争发展前景的认识不断深入而逐渐变化的过程。
游击战还是运动战?
1937年7月初，“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局面迅速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4万多红军主力迅速实行改编，加入南京政府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组成第八路军，准备投入到对日作战之中。最初，为适应南京政府保卫平津和华北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需要，中共中央做好了派遣正在改编的红军主力前往河北或平绥防线加入正面防御的积极准备。直至毛泽东如此快地放弃集中作战和担任一线阵地防卫的要求，改提分散作战和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的主张，同他这时对此前国共两党军事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分不开的。还在一年以前，当毛泽东系统研究前十年军事斗争的基本经验时，就曾经把那种关于用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军事主张，看成为导致红军失败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他明确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城市不能领导农村的大国，敌我对比力量异常悬殊的情况短时期内又难以发生改变，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红军作战的游击性是不可避免的。“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而消极防御的阵地战则绝非红军所长。[3]因此，即使在中共中央出于保持对红军的集中领导和适应当时华北正面抵抗的作战需要，主张红军集中作战和担任固定防线的情况下，毛泽东也曾要求中共代表向蒋介石说明：“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因而红军“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4]平津战役迅速失利，更促使毛泽东注意到扬长避短的重要性。他为此特别要求在外面的领导人“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不该隐瞒红军若干不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它，致失去其长处”，以及“红军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等等。[5]
促使毛泽东决心迅速改变前此计划的也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考虑。这就是，国共两党不久前还处于敌对状态，在两党这一阶段关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合作谈判当中，国民党又坚持不承认中共和边区的合法地位，甚至必欲剥夺中共对红军的指挥权，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极大警惕。而就在7月底平津失守之际，南方又报来红军何鸣部800余人被国民党军队于
对于毛泽东的主张，会上存在着不同意见。在华北及上海两个方向国民党军队正面抵抗打得热火朝天，各界进步舆论对红军参战寄予极大期望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领导人仍然强调：“红军出去基本的是打胜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与红军的地位”。他们或多或少地相信，不应把对日作战看得过于困难，日军毕竟是外国军队，武器虽好，经验却少，打垮一些，俘虏一些是完全可能的。他们主张：红军的战略方针应该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或实行“运动游击战”，即要做打大仗的部署和准备，“不仅是游击战争”。
在敌之外侧还是在敌之后方?
与毛泽东在集中作战问题上的态度变化相比，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这时对于抗日游击战争这一概念的认识变化，也许更值得重视。
什么是抗日游击战争?按照这时中共领导人的一致解释，就是指抗日的“农民战争”，或曰“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其方法就象毛泽东多次谈到过的那样，是在农民中组织许多的游击队，在敌后到处牵制打击敌人，“以配合主力军作战”并“保证军队作战胜利”。[12]对于这样一种解释，包括对游击战争的重要地位的认识，即使是那些主张运动战的军事领导人，也并无异议。他们同样肯定游击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是“整个抗战中的重要部分”。“发动群众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小块的根据地，来分散敌人力量，消弱和疲惫敌人”，这不仅是配合主力军作战，造成各个击破敌人的必要条件，而且是达到改变敌我形势，持久消耗敌人力量的唯一途径。[13]但问题是，正规主力部队是否也应当化整为零地分散成一支支游击队，去实行农民游击战争?是否应当区别主力部队与农民游击队的军事方针与任务，保持主力部队的正规性和它所固有的集中作战的特点与形式?
纵观开战以来毛泽东一系列军事事指示，可知他也并非真的主张将八路军统统化为分散的游击队，转入到敌后去进行分散的游击战争。他所强调的分散方针，根本目的不在打仗，而在“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但是，在山西基本沦陷之前，一方面八路军主力需要配合山西友军的正面作战，一方面整个战线尚不确定，八路军还没有固定的作战区域，大部分散开来做群众工作事实上很少可能。因此，毛泽东虽然始终在强调八路军应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但他的这一主张更多地还是出于保存部队有生力量，以利持久与发展的战略考虑，而非真的要求部队化整为零地分散到敌后去进行“人民的武装自卫战”。甚至，毛泽东对他早先提出的八路军“深入敌后方，打其后”的主张，这时也颇多犹豫。当朱德等军事领导人提出八路军至少应以一师兵力伸向敌之“侧后”发展游击战争[14]时，毛泽东却因为担心大部队陷于日军战略大迂回中于己不利，再三表示目前无论如何不能将主力部队留置敌后，坚持要将部队置于敌之“外翼”或“翼侧”，而且在敌南进时还应及时南撤。直到25日，即在平型关战斗的胜利消息传来之日，毛泽东才开始改变这一态度。[15]
初看上去，毛泽东的这一“新的战略意见”很大程度上是以扭转整个华北战场被动局势为出发点的战役计划。但是，如果就这一“新的战略意见”的整体思路而言，更为引人注目的，却是它关于以某些地方的失守为代价取得敌后活动便利的思想。这时，全国舆论大都还沉浸在“与日寇决一死战”的抗日激情之下，毛泽东却大胆地提出：“如能实行上述计划，即使保定、代州失守，也是不怕的。没有某些地方失守的代价，不能取得敌后活动的便利。”联系到毛泽东此前此后不止一次地谈到“要待敌更深入后方，更分散”，才好实行在敌侧后展开游击战争的情况，不难断定，日军的进攻愈深入，毛泽东对八路军进入敌后参加游击战争就愈有信心。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毛泽东渐渐改变了前此坚持将部队置于敌之“外翼”的观点，开始同意八路军派主力向敌后发展，把敌后作为自己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和创造新的根据地的主要区域。据此，毛泽东提出：不论蒋介石和阎锡山愿意接受与协助上述计划与否，八路军主力都应当准备深入敌后。一旦蔚涞之敌脱离蔚涞攻至满城，灵广之敌脱离灵广攻至繁峙附近，灵涞广蔚四县敌人兵力极少之际，至少第115师应“全部向北突击，依情况再分成无数小支，或分成二三个集团，向着恒山山脉以东以西以北广大地区敌之空虚侧后，举行广泛的袭击战。[16]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八路军领导人的积极响应。朱德和彭德怀在28日打给毛泽东等人的电报更进一步提出：涞源、灵丘、广灵地区山脉大，地形好，人口多，粮食足，如能将这一地区同浑源、繁峙、五台、盂县、阜平一带连成一片，与晋西北相互呼应，建立游击区，无论从目前还是从长远看，都有重要意义。[17]八路军主力向敌后发展，在敌后建立根据地，至此开始成为中共中央重要的战略考虑之一。
10月，鉴于日军开始进攻太原，毛泽东一方面指示八路军配合阎锡山的忻口战役计划，提议八路军主力“向北突击”，必要时“向北夺取恒山北段，并袭击平绥线”，“捣乱敌人的整个后方”，一方面也开始提出：“估计敌人深入后，在后方的兵力，只能守主要的据点，企(图)保持其交通线”，敌侧后晋西北地区“极便利于我们广泛地开展游击运动”，八路军至少应抽出少数基干力量在晋西北及晋察冀交界地区组织游击支队，准备长期坚持在敌占区，争取“创造抗日根据地”。应当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游击战争”或“游击运动”仍旧是指八路军的作战方式而言，并非要求将正规军分散为游击队。事实上，他这时提议在晋西北繁殖游击队，仅仅要求第120师各抽出一排人为基干而已。他提议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也不过是要求将第115师独立团杨成武部留驻恒山地区，将八路军总部特务营全部留驻五台山地区而已，并非要求整个正规军化整为零留在敌后。当然，即便如此，这仍然是一种认识上的不小的飞跃。毛泽东这时明确提出：应“即速以涞源、灵蔚为中心建设一个省委，以五台山为中心建设一个省委，两省以雁门关、平型关、马关为分界线，以山西最强干部四分之一以上，配置于两省，并准备每省建立十个县委，每县建立一千人左右的游击队”，“华北局须给两省委以明确的坚持游击战争的训令”。同时，毛泽东还指示留宋时轮支队于晋西北大同至雁门关以西地区敌之侧翼“创造抗日根据地”，与恒山及五台山的部队相呼应。从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敌后创立根据地，包括留个别以团营为单位的正规部队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已多少有些把握了。[18] 这时，多数中共领导人对把八路军主力留置敌后坚持游击战争还颇多顾虑。及至太原失守，毛泽东一面宣布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从此开始，“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决定将上千人的正规部队留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一面仍主张把可能陷入日军战略大迂回中的八路军主力撤回到正太路以南的安全地带来。[19]与此相比较，在前方的军事领导人显得更大胆一些。朱德和彭德怀等八路军领导人这时明确主张留置主力在敌后。他们明确提议：不仅杨成武团和总部特务营应留置敌后，就是已经到达正太路以北的第115师全部、第129师一个团和总部直属队也都应留在那里，准备在敌后坚持作战和发展。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此时将部队主力撤向正太路以南，第一是转为内线作战，受友军与指挥上的极大限制；第二是与友军拥挤，部队难以扩大，与阎锡山磨擦更厉害；第三是正面阻敌不如在敌后扯脚更能坚持；第四是八路军在南面不如在现在地区影响大。[20]留置主力部队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无论对于毛泽东，还是对于整个中共领导层，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个多少带有冒险性的战略决策。因此，毛泽东虽接受了八路军领导人的意见，但仍不能不高度重视部队向西和向南的安全转移问题。他一面强调“非至有被截断归路之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一面小心部署河防，并特别告诫那些坚决反对八路军西渡退出山西的同志，要他们务必从全局着眼，做好主力部队必须转移时的思想准备。可是，战争的实践很快就证明，这种担心其实是不必要的。在聂荣臻的率领下，杨成武团和总部特务营很快就在敌后建立起第一块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不久，大半个山西几乎都落入日军手中，八路军主力大部分也按照预定方针留在了敌占区，但根据各部队在敌后几个月时间的观察和活动情况，可以看出日军后方极为空虚，有着广阔的活动空间。接着，只有少数正规武装的晋察冀边区又成功地通过游击战的办法，粉碎了日本军队的大举围攻，这就更加证明了向敌后发展战略的正确性，和八路军主力部队在敌后长期坚持的可能性。
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随着实践渐渐证明，即使在坚持相对集中作战的条件下，无论在敌之翼侧，还在敌人后方，八路军主力都有相当的回旋余地和生存空间之后，毛泽东的担心已减少了许多。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根本改变他关于八路军在作战方式上应坚持游击战的观点。即使在他同意八路军配合友军正面决战部署的情况下，也明确要求“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因此，在1937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虽然一些与会者批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提法不好，反对将运动战与游击战对立起来，而毛泽东却只同意加上“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的说明，仍旧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应当是对日作战的基本的军事战略方针。他解释说，强调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根本上是为了保存红军。因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在持久战中军队的保存与发展最为重要。与其为了保守部分领土而消耗军队，不如将军队保存下来以求持久。对于红军来说，日军毕竟比过去的敌人强大得多，没有独立自主不能发挥特长，不坚持山地游击战方针难免遭受重大损失。尽管战争的胜利最后还要靠在平原进行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但至少在现在，“山地战、游击战是我的特长，是保存我们实力的最好的战略”。[21]
不过，在12月会议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上的意见开始渐渐趋于一致了。这是因为，毛泽东事实上已注意到“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提法存在着某些缺陷与不足。第一，主力部队这时的活动范围很大程度上仍受到敌情和国民政府军令的限制，难以不受拘束地大规模化整为零到各省去开辟根据地和发动群众，其相对集中不可避免。第二，八路军几个月来以旅团为单位相对集中作战，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危险，相反，部队除了在九、十两个月略有减员外，以后几个月发展速度惊人，以致主力部队的一个旅的人数这时已相当于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平均达到万人左右。第三，过多地强调山地原则，与部队越来越多地必须深入到敌后平原地区发展的实际需要已明显地不相适应。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军队的多数领导人也开始注意到敌我力量对比之间的巨大差距。尽管部队从最初出动时的3.4万人，到12月已发展到9.2万人，但连同许多破损的枪支，全军只有2万支枪，平均每9个人只有2个人有枪。并且，除八路军总部建立了一个只有少量野炮和迫击炮的炮团以外，全军几乎没有任何重武器，可以称得上自动火器的轻机枪只有200挺，重机枪只有74挺，平均一个千人团充其量只能有两三挺轻机枪，将近三分之一的团连一挺重机枪也没有。与此相反，日本军队一个第五师团2.2万人，光步枪手就有5200人，其余都是炮兵、坦克手和自动火器射手，该师团每营三个步兵连队就有一个重机枪连队，每一个步兵连队除155枝步枪外还有6挺轻机枪和6个掷弹筒。[22]十分明显，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用正规战或打硬仗的办法是难以取胜的。以平型关战斗为例，这一仗虽然靠伏击战歼灭了日军五六百名，但第115师投入了两个多团的兵力，将近3000人，直接作战的对象主要只是日军的辎重部队，结果自己部队还付出400人左右伤亡的代价，占了全部参战人数的7分之一，其中干部伤亡的比例尤其大。照这样打下去，后果如何不难想象。因此，平型关战斗后，八路军领导人在指挥上已经相当慎重，再未打过类似平型关这样的硬仗，结果部队损失减少，而且人数和枪支成倍增加。
显然，尽管多数军事领导人仍旧对将部队大规模化整为零降为游击队持有异议，更赞成主力部队集中起来作运动游击战，但他们也都清楚地意识到，毛泽东关于谁保存实力到最后，谁就能取得战争胜利的观点是有道理的。特别是敌人兵力在后方的严重不足，给了他们在敌后灵活运用兵力以极大便利。从1937年秋天开始，八路军总部已经按照毛泽东关于“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23]，陆续将部分八路军主力已以旅或团为单位派赴敌占区，执行发动群众和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收获。所以，他们渐渐地容易了解，在总体战略上，八路军为什么应当实行游击战争。“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原则已经成为部队作战的基本准则。[24]
1938年2月底，中共中央再度召开政治局会议。由于这时八路军前后方总共已经发展到14万人，而苏联又有成批的较新式装备运来中国，与会者对进一步集中部队，以便创造具有良好装备和训练的新军队普遍抱以高度热情。毛泽东同样对大规模扩大正规部队充满信心，他断言在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至少能够创造20个师的新军队。但他更主张“自力更生”。他特别提到晋察冀聂荣臻部从一个团又一个营总共2000人，在敌后仅三个月时间发展到2万人的成功范例，指出从游击部队发展到大兵团应该是我们创造新军队的主要方向。一个小小的晋察冀边区就能取得如此的成就，要把一切敌占区变成抗日根据地或游击区将会如何不难想象。因此，毛泽东已经在设想派115师分两部全部东出河北，进而转入山东，背靠鲁南山地向徐州及海州间建立根据地，之后再转入安徽，创造鄂豫皖边根据地，最后可能时再转至鄂西及豫西交界地区创造根据地。他虽然明知此举“比较带冒险性”，却相信存在着利用大兵团来开辟敌后根据地的可能性。鉴于武汉和西安都受开始到日军进攻的严重威胁，从坚持长期抗战的角度，毛泽东甚至提议将三个主力师相对集中起来，一个位于鄂豫皖，一个位于鄂豫陕，一个位于陕甘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鄂豫皖、苏浙皖赣、湘鄂赣、鄂豫陕、陕甘宁及山西六大战略支点，并以苏鲁、冀南、热冀、大青山等根据地辅助之。[25]
毛泽东关于努力创立战略支点的设想是基于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他指出，苏区的经验已经证明，有许多独立的区域，不仅有利于对付敌人，而且有利于部队的生存与发展。当然，要完全实现上述设想，还有相当的困难。而将三个师的主力分别置于敌之外侧的鄂豫皖、鄂豫陕和陕甘宁，也反映出毛泽东这时仍然希望能够将大部主力放在比较安全的位置上。因此，当3月初，日军开始在豫北和晋南发动攻势，直接威胁到黄河北岸中国军队的退路，蒋介石又明令各部队一律不准过河，毛泽东再度对主力大部留置敌后感到担心。他指出：“如果八路全部被限制在华北敌之包围圈中，根本不能转移至陕甘豫地区，则对整个抗战及全国政治关系都是不利的”。当然，从维护统战关系的角度，他指示各部队“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更不应不顾蒋令不顾友军渡过河来”，但同时却又要求前方领导人“无论如何也不要说全部长期在华北的话”，要“注意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之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目前情况下因日军全力进攻正面，“可以而且必须留大兵团于华北，在将来则只能留若干较小的兵团即若干游击兵团于华北，各军主力须在敌未将黄河各渡口封锁以前渡过河来，否则将陷于极大困难”。[26]
但是，当1938年春季到来时，日军已经基本上占领了八路军的主要活动区域山西与河北两省区，南退必将与国民党发生磨擦，而山西及河北也并非没有大部队生存的客观条件，暂时将主力部队大部留在敌后已成必然。面对这种情况，考虑到敌占区情势复杂，战机瞬息万变，中共中央迅速决定下放指挥权，规定“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不加干涉[27]。接着，4月初，日军集中3万人分九路围攻晋东南地区的八路军主力和山西新军，八路军总部当机立断，指挥部队化整为零，跳出包围卷，分散游击，并进一步分散指挥权，在展开游击战争和发展人民武装的基本原则下，由各级指挥员灵活掌握部队的作战行动。蒋介石这时又将一二战区合并，要求在山西、河北、山东及察绥等省分别建立敌后根据地和挺进游击区，毛泽东关于集中主力沿正面防线建立三大战略基点的设想一时也无从实现。不过，将部队迅速化整为零和分散指挥权之后，主力部队留在敌后不仅没有危险，而且有利于各级指挥员主动设法保存各自部队的有生力量，根据敌情灵活掌握部队。毛泽东所重视的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创造根据地的工作因此更加开展。 在经过了半年多的实践和探索以后，毛泽东终于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对抗日战争的看法。为此，他这时接连发表了几篇重要文章来阐明自己的观点。第一，他突出强调通过有效地“保存和发展自己”来达到最终消灭敌人的军事原则。第二，基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鉴于中日两国一弱一强，相差悬殊，他确信一切军事行动必须从持久战的观点出发，准备凭藉中国自身所特有的人多地广的优势与日军周旋，长期相持，通过消耗日本有限的国力与军力，使其由盛而衰，由强而弱，“促进和等候国际形势的变动和敌人的内溃”，最后将其逐出中国。第三，基于持久战的观点，他主张积小胜为大胜，利用敌人兵力不足的弱点，在敌后组织各种游击兵团和游击队，甚至将“我军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第四，基于上述原因，并考虑到自己军队长期形成的战术特长和这一阶段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他明确提出八路军应当以“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作为自己的战略方针，并努力将大批游击队发展成为强大的正规兵团，准备从游击战发展成为正规战。第五，从坚持持久战和游击战的角度出发，他明确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观点，认为只有大力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才能陷日寇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有充分动员群众和依靠群众，才能解决一切困难；军队只有和民众打成一片，这个军队才能无敌于天下。[28] 在这里，毛泽东明显地把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问题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他反复强调，就抗日战争的全过程而言，中日两国间战略相持的过程将是长期的，因此作为战略相持阶段中主要战争形式的游击战争也就成为中国战胜日本最主要的战争手段之一。没有敌后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作用，不仅正面抵抗可能因受打击过大而动摇，甚至可能影响到相持阶段的形成，就是八路军也难以“由‘壮气军’地位走到实力领导地位”。1938年秋，共产国际提议以毛泽东为党的最高领袖，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式确认了这一提议。自此，经过游击战争创造强大的人民军队以夺取胜利的思想，进一步在全党全军形成共识。由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也由于他所确定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符合斗争实际，围绕着游击战争方针所发生的争论很快地解决了。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同意毛泽东所说，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应当分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相信实行游击战争对扩大根据地、扩大军队、培养干部、解决给养、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最普遍地动员民众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包括“使自己少受损失，多打胜仗”，都是有极大利益的事情；相信毛泽东提出的变正规战争为游击战争和变正规军为游击队，现阶段“积蓄力量”，“放手发展自己力量，创立扩大与巩固根据地”，准备“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的政治任务，是具有深谋远虑的战略部署，因为只有中共“将来成为战争决定因素时，才能有战争的最后胜利”。鉴于此，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宣布，“虽然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但我们已经相当顺利地完成了由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向游击军和游击战的重要战略转变，这个转变“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29]
广泛猛烈的发展方针
从1938年春季开始，八路军已基本转入敌后，“由正规军分散进行游击战，由正面的正规战转入敌后的游击战，由集中指挥到分散指挥”。八路军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创造根据地”。采取这样一种作法，当时除了形势所迫之外，主要还在于八路军的领导人敏锐地注意到，这一时期虽然日军对占领区内八路军的威胁已经有所警觉，开始用力对付，但由于徐州会战以及长江沿岸正面国民党军的抵抗颇为顽强，日军事实上还远无全面控制占领区的能力，华北许多地方仍是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不加紧争取群众，乘机发展部队，创造和巩固敌后根据地，等日军腾出手来，必然“会增加整个抗日战争的困难”。[30]这一战略方针的成功，半年左右就显露出来了。到1938年10月，较之1937年底的9万余人，八路军又增加了将近两倍，已经发展到将近25万人，根据地也已遍及山西、河北和山东及其相邻地区。中共从此在敌后站稳了脚跟。
随着1938年10月武汉陷落，日军大规模正面进攻行动暂时告一段落，大批日军回师华北，开始实行以打击八路军为主的所谓“肃正作战”，意图巩固占领区，实现“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计划。与此同时，由于八路军力量发展过快，引起国民党的严重不安，两党磨擦也逐渐加剧，敌后两党军队之间争夺控制区的磨擦和冲突规模也越来越大。再加上正规部队长期分散为游击队形式，数量上虽得到很大发展，质量上则有明显退步，有必要集中整理训练，提高部队质量。从1939年春季起，八路军总部再度将部队相对集中起来。[31]以团为单位，甚至以旅或几个团联合进行运动战的情况又日渐增多起来。从1939年5月到1940年4月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八路军在华北进行的几个团联合行动的运动战方式的反“扫荡”作战，就有四、五次之多。其中，晋察冀边区1939年冬季的反“扫荡”，连续使用五、六个团协同作战，使日军付出极大代价，其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即在此役被击毙。与此同时，利用日军加强后方“扫荡”的机会，八路军还乘机对可能威胁到自己在敌后生存的国民党部队展开了大规模的运动作战，通过这些战役在很大程度上消灭或赶跑了在河北、河南等敌后地区的国民党主要武装部队。
华北敌后的新形势和巩固根据地的总方针，使八路军领导人感到了在军事上保持部队相对集中和随时进行运动战的需要。特别是对仍旧坚守在山西、山东等敌后地区的20余万国民党军队，八路军部队的相对集中有利于保护自己的小股部队，有利于保护和扩大在华北的各个敌后根据地及其基层政权。当然，八路军重新由分散转向集中，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共中央关于“基本的是游击战”的方针。毛泽东也讲过：由于人们在战争之初乘着敌后空虚在敌后建立了许多根据地，一旦正面战场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争将主要转移到敌人后方来。这时我之作战形式虽不可避免地“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但仍应“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32]。考虑到巩固根据地的总任务，毛泽东并没有反对八路军这时实行相对的集中和必要时以运动战的方式来保卫根据地。甚至，根据地和正规部队的不断扩大还促使毛泽东对“在游击战争中生长新的力量”抱以更多的热情。尤其是当华中地区的发展机会呈现出来之后，毛泽东更加突出地强调大规模地扩大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问题了。[33]
毛泽东这时所指的华中地区，其实是包括江苏、浙江、江西和安徽等华东地区在内的。这是中国最富庶也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战略上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毛泽东一年前一再提议可能情况下应向河南、安徽、江苏方向发展，建立六大战略基点的设想，也是看到这一地区的重要。以原南方苏区根据地红军游击队为基础改编的新四军，就是按照毛泽东的计划留在长江沿岸谋求发展的。只是，最初没有人能够估计到在这样重要的地区，一两支小规模的游击队能够成功地发展起来。直到1939年4月，中共中央才得到明确的报告，得知1938年成立的只有三个连300余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半年时间已经发展到12个团约1万人；新四军李先念、陈少敏部也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从最初的几百人一下子发展到几千人。这种情况使毛泽东深受鼓舞。据此，中共中央迅速提出了坚决巩固华北，全力发展华中的斗争任务，再三主张从安徽“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五万至十万人枪。”
根据中共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指示，华北八路军在1939年春季以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成功地粉碎了日本占领军的所谓“肃正作战”，特别是沉重打击了敌后坚持“防共”、“限共”的国民党武装力量，确保了自己对华北敌后主要区域的实际控制。而新四军在华中地区也成功地占稳了脚跟，军事力量和根据地的发展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一目标的实现，使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变得极其乐观。它很快于1940年初又进一步提出了更加富有想象力的扩军计划，它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为此，中共中央要求苏北陈毅部务必扩大部队3至5万，皖东徐海东、罗炳辉部务必扩大部队至4万以上，鄂豫李先念部务必扩大部队至3万以上，豫东彭雪枫部务必扩大部队至4万人，山东八路军务必扩大军队至15万。[34]
扩军任务的完成，一度十分顺利。数月之后，即1940年夏，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扩大到50万之多，整整超过1939年初的一倍以上。
形势的发展出人意料。毛泽东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时曾经估计：相持阶段中，在某些重要战略地区，例如华北与长江下游一带，势将遇到敌人残酷的进攻，平原地带将难于保存大的兵团，山地将成为主要的根据地，某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可能暂时的缩小其数量，整个游击战争将变得极为艰苦。[35]但实践的结果好像并不存在此种困难。毛泽东因此渐渐地不再满足于通过抗战发展20个师的设想，开始考虑在战争期间就努力改变敌我乃至友我之间的力量对比。他告诫说，不论是对日本，还是对国民党，今天的中心问题都是军事力量的大小优劣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有50万军队，从质量上看“已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决定因素”。现在国内人心日益离开国民党，日益仰望我党，但在数量上我们的军队还只是国民党250万军队的五分之一。只有当我们真正在军事力量上取得优势，最后的胜利才是我们的。因此，6月底，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在50万兵力基础上再迅速扩军30万，准备尽快达到100万，再努力争取造成200万大军的设想。他明确认为：“目前，正是敌我关系（敌我力量）重新改组的时候，看谁争取多数，看谁质量更好，以决胜负之谁属。”故今后的任务就是要使军队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中心之点是二百万军队，如何争取军队是我们应苦心思索的问题”。[36]
在敌人占有绝对优势，而且根据地经济及交通条件极端困难的占领区内，八路军和新四军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保持这种扩军的势头呢？在毛泽东具体提出发展80万正规军的计划之后不过两个月的时间，中共中央就开始注意到这种计划与实际条件之间的严重矛盾。
1940年春，随着在共产党在与国民党争夺华北敌后实际控制权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日军华北方面军已经注意到“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的现实危险性，因而决定将讨伐重点全面指向八路军。[38]紧接着，华北方面军所属14个师团中约10个师团开始了针对华北的八路军以及对华北地区的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所谓“肃正作战”行动。
前此日军的所谓“扫荡”，通常只是以一定数量的部队分途寻找八路军作战直至打入根据地，烧杀之后即迅速退回原驻地，以有限兵力保守点和线，集中一定的兵力留作机动。因此，八路军反“扫荡”通常也只是以少量游击部队与其周旋，根据地坚壁清野，大部队转进敌空隙处使敌到处扑空，在个别有利时则以伏击方式打击来敌，待敌退走后则又重新集结并恢复根据地。但这次的情况与过去有所不同。日军明显地在设法改变其点线的控制，力图实际占领平原地区并把点线伸入到八路军控制的山岳地区来，同时通过修路筑堡使点线连网把八路军控制区压缩到最小的程度。日本侵略军的这种措施不仅使八路军继续大规模扩军成为不可能，而且使其继续保持现有根据地和现有规模的军队也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到1940年6月底，不仅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土地开始变为游击区，就连八路军最后控制后一点产粮区和在太行山北段刚刚建立起来的军事工业基地，也因日军进占不退而难以保持。如何才能将敌人赶走呢？八路军领导人显然认为：“只有在敌占区内积极动作，才能巩固基本根据地”。鉴于此，八路军总部于7月下决心在敌人要害地区组织较大规模的破袭战，迫敌退守。[39]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的由来。
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
百团大战，规模之大，动员兵力之多，作战时间之长，取得战果之巨，确为前所未有。其作战形式，除破袭战具有较多的“扑一下就跑”的游击战成份之外，较大规模的运动战、攻坚战、阵地战的应用也相当普遍。这场战役无疑是对这一时期敌后八路军与华北日军总体军事对抗能力的一次实际的检验。检验的结果表明，这时的八路军尽管能够无比坚决和勇敢地贯彻上级的作战意图，但其军事实力此时还不适宜对敌人展开如此大规模的战役行动。
首先，双方1940年期间武器弹药的配备和供应相差甚远。八路军这时总兵力约40万，有步枪9万，另有手枪近5000支，轻机枪680挺，重机枪195挺，掷弹筒108架，迫击炮156座，其他各种炮47门，但步枪子弹平均每枪不足20粒，手枪子弹平均每枪23粒，轻机枪子弹平均每枪30粒，掷弹筒和迫击炮平均都只有3颗炮弹。而这时日本华北方面军人数比八路军少将近4万人，但步枪超过八路军2万余支，轻机枪为八路军的8.5倍，重机枪为八路军的7.4倍，掷弹筒为八路军的67倍，迫击炮为八路军的23倍，各种炮为八路军的24倍，且弹药充足，还有大批坦克、飞机等重型装备。[45]比较双方的装备，八路军的劣势是再明显也不过了。八路军此时实际有枪数相当低，徒手兵约占50％以上。且据朱德和彭德怀这时的有关报告，八路军这时拥有的轻武器“百分之八十使用过度，来复线已磨平，口径已松，射击已失效”，而“自动火器（轻重机枪）平均每连不及一挺”。相比之下，日军几乎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
除了武器装备方面的巨大差距之外，敌人此时的单兵作战能力和小分队的独立作战能力，也由于其武器的精良和训练较多而远远高于因扩编过快而战斗素质有所下降的八路军。彭德怀这时曾率7倍于敌的兵力在野战中力图围歼一部日军，结果激战一天，付出相当大的伤亡却未能达到目的。对此，彭德怀感触颇深。而类似的例子在百团大战中则屡见不鲜。加上八路军新扩编的部队甚多，干部战士都严重缺乏正规战斗的经验，这些都大大降低了八路军的战斗力，使之付出了过多的伤亡。若全部统计以战役后反“扫荡”作战告一段落的11月底为截止时间，相信八路军总共伤亡人数不应少于其12月上报国民政府的22000人。而日本军队方面的伤亡数字，从其有关的战史记录分析，则远远低于此数。[46]
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百团大战的最大问题其实还是没有能够实现原来的战役设想。这时的八路军并不害怕牺牲，如果这场战争真能够象彭德怀所强调的那样：“今天的小牺牲可以免掉将来的大困难”，损失更多也值得。问题是，战役的出发点本来是牵制并制止敌人的进攻，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同时尽可能地缩小敌占区，而战争的结果却没有能够达到上述目的。甚至，战役结束后，日军由于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又极大地加强了它在华北的兵力，能占据者全部占据之，不能占据者则反复“蚕食”或用所谓“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让八路军和共产党也难以生存，致使八路军原有的控制区迅速缩小，平原地区的根据地绝大部分成了游击区。进攻的结果我倒更加困难了。[47]
百团大战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就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大规模军事进攻可能带来的副作用。1941年1月，中共中央首先就交通破袭战的战法提出异议。它清楚地看到：敌人控制占领区的交通线实为其既定方针，对其主要交通线，我破袭愈多，敌守备愈强，结果反陷我之交通联络愈加不便。而破袭的结果，因敌之技术优越，修复甚易，担惊受累的只是路旁居民，以致夜毁昼修，不胜其劳。因此，中共中央决定：“道路不可不破亦不可太破，凡与我太有害而于敌非必争者（如插入我根据地内之大路），必须彻底破袭之；凡在敌为必争，在我无力控制者（如正太路平汉路北），不可因破袭而引起敌之守备加严”。[48]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已经意识到，在现有的条件下，八路军对日作战应当更加讲求策略和注重实际效果。
随着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一举消灭了新四军7000余人，和日军针对百团大战的报复性“扫荡”在华北愈演愈烈，毛泽东不能不重新估计战争形势，并提出新的军事方针。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后，毛泽东已明确提出：“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果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里称此方针是“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实行这一方针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如果我不顾一切牺牲来作战，结果只能是孤注一掷并被敌人打垮。[49]
看来百团大战在敌我双方军事装备上暴露出来的巨大差距，给了毛泽东相当强烈的印象。毛泽东早就指出：八路军的基本缺点就是技术装备不如敌人。然而，在军队和根据地顺利发展的时期，他没有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在百团大战之后，他才真正意识到这种武器弹药方面的严重匮乏，已经成为八路军在对日战争中的致命的弱点。特别是在日军已转入进攻的情况下，八路军必须迅速转入退却，这个时候不设法保存自己，反而去大举进攻敌人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在日寇疯狂“扫荡”和进攻的情况下，八路军最有效的作战方法就是尽量将大兵团化整为零，尽可能加强地方军及各地的群众武装，最大程度地减少甚至停止集中作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这时在其指示中强调指出：我们一无飞机、大炮、坦克，再则我们的步枪、机枪质量也差，子弹也日益困难，想要靠我们自己力量办到有优良的步枪、机枪，有极充足的子弹，在目前条件下，已是完全的空谈。百团大战已经证明，大规模的集中作战，“不可能获得任何重要的结果”，反而“可能在一个或几个战斗中即基本上被消耗或有极大的削弱”，因为“抗日战争与过去国内战争不同，没有集中最大力量对敌进行消灭战的可能”，“在武器未改变前，运动战的可能日益减少甚至不可能”。
这意味着，八路军必须完全地无条件地转入到分散的游击战争中去，并依此实行全面的改变。尤其是在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因此，任何单纯的军事斗争，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一切可能引起敌人的报复和镇压，使群众恐慌和损失的行动，均应极力避免。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主要从政治上而不是从军事上着手来进行斗争，尤其应当争取民众，保护民众，甚至帮助民众应付敌人，通过广泛开展敌伪工作和争取民众的拥护，切实达到隐蔽自己，保存实力的目的。总之，今后一个时期务必要“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50]
1941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日军事战略方针再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注重军事上的斗争，到强调运用策略和突出政治斗争；从注重集中化和正规化，到强调化整为零和地方化；从积极谋求扩充与发展军队数量和根据地面积，到想方设法巩固内部，精兵简政，隐蔽自己，保存实力；从“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到主张完全无条件地转入分散的游击战争，明确肯定在现有武器装备的情况下运动战和歼灭战基本上没有可能，大力推广武工队、隐蔽根据地和革命两面派策略等全新的斗争经验。与此相适应，中共不仅完全放弃了前此的扩军计划，而且从便于隐蔽和取得居民支持的角度出发，开始大规模地实行地方化的政策并缩编正规军。根据新的规定，山地根据地内的正规军与地方部队的比例被定为二比一，平原地区为一比一，多数困难地区则全部武装地方化。而军队地方干部的提拔和培养更是被当作一项重要的政策加以推广。这种作法明显地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加深了军队和当地群众的鱼水关系，极大地便利了八路军几十万武装为贯彻“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隐蔽自己和保存实力。毛泽东这时也开始检讨前此的扩军政策，要求“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中共中央据此发布指示称：“军队在抗战期间原则上不再补兵（情况特殊者例外），作战损失后两团并为一团，两营并为一营，两连并为一连，旅的架子也可以取消一些，全军准备地明年后年缩小一半（全军五十七万准备缩至二十余万）。”[51]
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上述新的方针，避免了大规模作战和大规模消耗的可能性。随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极大地转移了日军的注意力。因此，两年多之后，中共军队在总人数上实际只缩小了10万人左右，远比最初预计的要少得多。因此，毛泽东1944－1945年公开讲，尽管中共在1940年光是大的根据地就有20个，总人口约1亿，军队已经达到57万，在百团大战以后，“我们的力量减少了，损失很大”，但由于方针政策对头，大的根据地只损失了几个，人口只减少了不足一半，军队只减少了10万人。到1943年下半年以后我们的力量就又开始呈上升趋势了。
巩固自己挤小敌人的方针
1943年下半年，整个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抗战的重要变化。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陷于劣势，其海上运输线随时可能被切断。而中美空军开始利用沿海前进基地轰炸台湾，也严重地威胁到日本本土的安全。一方面为了应付太平洋战场上的危机，一方面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以替代海上交通线，同时也是为了扫除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日本大本营不得不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大批抽调华北占领军的主力前往太平洋战场和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所谓“一号作战”。据晋察冀根据地统计，1943年最后几个月里，该根据地范围内的日伪军机动兵力大大减少，光是撤碉就达到778个。太行山根据地从1943年7月到1944年6月间，日军因收缩兵力而放弃的据点达6650个。进入到1944年上半年，晋察冀仅北岳、冀中两区，日伪撤碉就达到2000座左右。同样，据山东根据地统计，日军从1943年12月开始收缩兵力，到1944年2月，仅津浦路以东地区就被迫放弃264处据点，353个碉堡，原有的5万多日军至少调走了2万多人。各个根据地附近用伪军来代守据点的情况就更多了。[52]
日军大量收缩兵力的结果，不可避免地放松了对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围攻与压迫，使八路军和新四军重新获得了行动的便利。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事方针也因此开始相应地发生变化。从1944年初开始，晋察冀军区首先开始发出“集中适当主力，配合各种方法，广泛攻袭伪点，迫其撤退，并求得消灭其一部”的指示。但开始时，因指挥权较为分散，各个根据地所面临的形势亦不十分相同，再加上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尖锐批评1937年战争开始至1940年百团大战这一段时间里党内出现的强调集中作战的倾向，批评发动百团大战是忽视了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因此，各部队军事方针的转换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许多军区一面主张“抓住有利时机，袭占和迫走某些据点，开辟更多的新区”，一面仍要求“基本上不过分刺激敌人，让其安于收缩集中”，以免敌人反回头来进行报复。直到1944年4月中旬，毛泽东仍旧认为：“我党力量还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大的责任。”[53] 但是，自1943年底以来，各地的八路军毕竟已经乘机摧毁了大批敌人的据点和碉堡，收复了不少失地。与此相反，
1944年夏季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更加迅速。一方面是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进攻下继续失败，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却坚持不作退让；一方面是八路军进一步在敌后取得进展，美国政府也开始看重中共在军事上的作用，表示赞同在中国组织联合政府，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来，并或多或少地许诺要在军事上给予中共以援助。因此，中央军委开始强调“大举攻袭敌伪”，“多捉俘虏，多缴敌件(武装、被服、文件、日记本等)、扩大地盘、振奋人心”，要求大城市周围的武装力量，努力把游击战争发展到城市周围去，“以便加紧进行这些城市工作，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在
基于以往的教训，毛泽东和各地的军事领导人这时没有因为军事上的顺利进展而过分乐观。在整个1944年，八路军和新四军虽已进入过近百座城市，最终却只收复了16座县城，加上1945年头4个月所收复的12座，也只收复了不足30座县城。[56]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象彭德怀这时向美军观察组所介绍的那样，是因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军事上处于劣势，技术和装备远不如敌人，也不及友军，且无后方接济，武器弹药都要靠从敌人手中去夺取”，因此在攻城夺寨时，只能“用几千年几百年的办法来，几个木梯暂接到一起，多少个勇士扛着一个梯子，拥到碉堡根底，很快竖起来，他们穿枪林、冒弹雨地跑上去，死的伤的掉下来，后面的又接着爬上去”。[57]
要想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八路军和新四军这时必须迅速从游击队变回到正规军，从游击战变回到运动战，从分散指挥重新变回到集中指挥，必须使自己成为一支能够大规模歼灭敌人，收复失地的名符其实的“解放军”。[58]这时，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已经明显地进入到反攻阶段了。在敌后，这样的形势也已经开始出现。可是，敌后广大的乡村实际上已经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控制之下了，所谓反攻，就是攻取仍然在日军手里的各个大中小城市。但这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装备仍旧十分落后，几乎没有重武器，枪支的拥有量虽然大幅度上升，平均每千人却只有两门迫击炮，各根据地仍极少大炮，更缺少炮弹，攻坚作战十分困难。毛泽东早就曾断言：“须知没有现代新式技术装备的足够数量的军队，要实行反攻，收复失地是不可能的。”考虑到部队既缺装备，又缺训练，他这时在军事方针上仍特别强调一个“挤”字，主张“对敌斗争的办法，主要还是挤”，要求“多打胜仗，巩固自己，挤小敌人”，称“挤的本身，就是准备反攻。”具体到“挤”的方法，就是“在可能条件下，应乘虚尽量消减伸入根据地内之伪军、顽军及敌军小据点，扩大根据地，但一般的暂时不打交通要道及较大城市”。[59] 这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作战能力和士气方面，无疑比许多国民党军队都强。彭德怀不无遗憾地告诉美国人说：“如果在我军这样英勇的士气上，再加以适当装备，则我们的战斗力必增强百倍。如果我们获得一定数量的轻炮、弹药和其他轻武器的装备，则我们即可扫除深入我根据地的敌据点和交通线，把根据地融成更大块的。如果我们获得重炮、反坦克炮等装备，则华北会有更多的类似百团大战的战役进攻，敌人的任何交通线将无法控制，敌人将会更多地被我们钳制在华北战场上，以至将敌人赶出去。”也就是说，“如果我军得到比较充分的现代化的装备，是完全可以担负起反攻的任务，收复一切战略重地，有利地配合盟军在大陆上击败日寇的”。因此，毛泽东明确讲，一旦得到武器援助，拥有了上百万具有新式装备的正规军，我们就可以马上改变游击战的方式，改变现在的分散指挥方式，担负起配合盟军实施反攻的重任。[60] 中共中央一度希望“在美国的帮助下，我八路军、新四军相当大的一部正规军与游击队，会抽出来接受新装备和训练”。[61]在美国特使赫尔利来华之后，同情中共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和相当一批力主与中共合作的美国外交官相继被调离，这样一种可能性也很快不复存在了。 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年时间里，八路军和新四军进一步加强了攻势作战，力争“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这些作战在华北和华中取得极大的成功，根据地和军队都迅速扩大。但是，军事技术对比的巨大差异，特别是随着战争进入尾声，国民党明显地在加强针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的情况，使中共中央对迅速展开大规模反攻作战的问题，仍旧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他们一再询问各根据地领导人：现在人力、物力、财力的状况是否有可能改变？敌人是否仍旧可能从正面战场或从满洲抽调兵力来“扫荡”？直到1944年12月，当事实上几个月时间里其军队已经迅速发展到65万之后，中共中央才最终明确肯定了从防御转入进攻，从游击战转入正规战的必要。至此，部队大规模集中化和正规化的任务重新提了出来，对正规战（包括运动战、攻坚战等）的应用和训练也开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但即便如此，中共中央一面提出：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使我党成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必须努力扩大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并在此基础上，迅速扩军100万至150万；一面仍强调：“对日战争时间将延长”，“须知敌人还是强的，……我们还是比敌人弱的”，至少还要花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反攻准备，在此期间仍“应避免硬拼”。只有在我们能达到100万至150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又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供养这个军队，有大批小城市与若干中等城市在我们手中，而不感到勉强与竭蹶，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的命运才可由我们来掌握。[62] 直到
整个抗战期间，中共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争初起至1940年百团大战结束。在这个阶段里，中共军事战略方针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从毛泽东提出分散的游击战争方针之日起，到百团大战结束，八路军彻底停止大兵团集中作战的战法为止，中共从战略到实战都经历了一连串的反复，其间既有挫折，也有发展。第二个阶段是从1941年初到1943年底，中共彻底否定了集中作战的方针，开始全面和自觉地贯彻更加分散的，以小规模的武工队为主要作战单位的游击战方针，使中共成功地渡过了敌后根据地最感困难的一段时间。第三个阶段是从1943年底到1945年8月开始反攻作战。这是中共军事战略方针的又一个逐步转换时期。为从游击战重新过渡到战略进攻的反攻作战，中共一步步尝试着从局部的和分散的攻势作战，分阶段分步骤地将部队逐渐集中起来，重新开始引入正规化，一方面小心谨慎地继续根据自己的实战能力采取“挤”小敌人的战略，一方面也积极地为最后的反攻和对付可能到来的大规模内战做准备。在整个战略方针转变的过程中，可以清楚看到的是，毛泽东关于保持与发展中共自身力量，以自己为中心争取抗战胜利的思想，是中共抗战期间军事战略方针一系列变化的最现实、也是最核心的依据。
本文原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8页。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0页。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08—711，749—752页。
[4] 《毛、朱、彭关于拥蒋抗日问题致剑英同志电》，
[5]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6]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卷，第25—26页。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2，33页。
[8] 《毛泽东致朱德弼时同志电》，
[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4，47，53—54，57页。
[10] 《八路军参谋处致南京军委会军政部中央日报社捷报》，
[1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0—61，66，76，82—83，126页。
[12]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页；《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竖排版，第342页；《毛泽东为中宣部拟定宣传鼓动提纲》，
[14] 《朱任致毛彭电》，
[1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0，42，44，50，55页。
[16] 《毛泽东致朱彭电》，
[1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页。
[1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87，89—90，96，104页；《洛甫泽东致周胡杨并告彭任电》，
[20] 《朱彭任致洛毛并转北方局电》，
[2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87，105，126页；并参见《毛泽东年谱》，第40—41页。
[22] 《朱彭任致洛毛周电》，1937年12月。
[2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17页。
[24] 《朱德彭德怀关于运动游击战指挥基本原则致徐海东黄克诚电》，
[25] 《毛泽东致朱彭电》，
[2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77，第192—193，第197页。
[2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90页。
[2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34—236，258—260，291—292，308—309，328页。
[2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24—428页。
[30] 《彭德怀军事文选》，第82—84页。
[3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2－85页。
[32]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54页。
[33]毛泽东：《后方军事工作的政治方针》，
[3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第283－287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09—510页。
[35]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43－144，152－153页。
[36]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
[3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第469-470页。
[38] 《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文版，第235－245页。
[39]参见《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
[40]此一命令签发时，朱德实际上不在集团军总部，而在延安。根据前此所定具体作战计划由总部决定，中央军委不加干涉的规定，此一命令照例在下达的同时上报军委备案。命令上报备案后未见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反对。
[41]见《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6，27页。
[42]参见《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28页。
[43]《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29，32－33，42页。
[4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第488页。
[45] 根据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第一处1940－42年所编《敌军战力便览》及增订本，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日本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史》，和朱德、彭德怀1940年3月及6月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报告。[46]根据分析估算，日军整个战役期间死伤人数不足10000人。参见《华北治安战》（上），第295－319页。
[47] 《彭德怀军事文选》，第161页。
[4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35－36页。
[49]参见拙作（与杨云若合作）：《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6页。
[5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124－125，182，212－213，369－370页；参见《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257页。
[5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第424－425，466－467页；《精兵简政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社论），《解放日报》，[52]参见《晋察冀关于敌伪撤碉与我之发展的部署》，
[53] 《朱德选集》，第133页；《彭德怀军事文选》，第188页；《山东军区关于敌人收缩兵力和我军事斗争方针给各军区的指示》，并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711，715页。
[5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262页。
[55] 《军委关于向敌伪大举进击给林枫、吕正操同志的指示》，
[56]参见朱德：《论解放区战场》，
[57]彭德怀：《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1944年8月6—9日。
[58]还在1944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在考虑变八路军和新四军为“解放军”了。
[59] 《毛泽东关于多打胜仗巩固自己挤小敌人的指示》，
[60]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468—469，542—543页；《解放日报》(社论)，
[61] 《中央、军委关于民兵工作的指示》，
[6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432—434页。
[6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33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801，805，8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