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石：公权私用的毒瘤

木石：公权私用的毒瘤

　　2010年12月5日，当全国数百万人参加声势浩大的“国考”的时候，5名正值花样年华的孩子葬身于河南洛宁县邮政局长谷青阳的公车之下。全民“国考”的热情与层出不穷的“滥权”事件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两大景观。

　　“12.5事件”一出，便引起网上热议，愤怒、同情、无奈……各种情愫交叠一体，五名少年男女已经下葬，在期盼他们入土为安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理性的思考一下这一惨剧背后的逻辑。从“李刚门”到“12.5事件”，人们也许会无奈地得出结论：出门的时候注意点儿，不要让车撞了！公权私用，已经使交通事故变成了一场全民“公共安全保卫战”。在一系列的惨剧背后闪现着公权私用的可怕逻辑。

　　第一，公车私用。肇事者谷青阳是洛宁县邮政局的一把手，但是按照单位的规定，非司机人员一律禁止驾驶公车，该局中有2辆运钞车，3辆业务车，还有一辆大众帕萨特。据称，谷青阳并没有私家车，而帕萨特则成为其代步工具。谷青阳驾驶帕萨特在周日与老部下相聚。虽然公车私用已经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日常现象，但是为公权私用打开了缺口，俗话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公车私用绝非儿戏。法国总统萨科奇因非工作日使用车队而受到法国媒体和议会的强烈批评，由此可见，对公权的监督与制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第二，职业道德失范。在古代中国，地方官员被称为“父母官”，为官一任，造福四方是官员的官德所在。谷青阳在周日深夜还身处外地，很难想象他在第二天能够以饱满的精力投入工作，这不是官德的问题，而是一种最基本的职业素养与工作纪律。“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是对官员更高的要求，即要为民谋利。而五名少年已经惨死于车轮下的时候，谷青阳只是在安抚怀中的女下属，“没事，没事！”即便谷青阳不是肇事者，也不是人民公仆，出于最基本的人道主义与良知，他也不应该袖手旁观。谷青阳的冷漠着实难以令人释怀。

　　第三，对公权力的不信任。谷青阳在公务员系统中工作了近20年，据称是一个比较低调而有能力的领导。按常理来讲，他是公权力的执行者，应该对公权有一种敬畏之心。事实恰恰相反，当他撞死人之后，非但没有立即选择报案，而是拖延了十几分钟之后才给自己的司机、妻子、兄弟打电话。在谷青阳的潜意识中，司机、妻子、兄弟这些私人朋友或者亲属更值得自己信任，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触犯了刑律。最令人不解的是，不是谷青阳而是谷青阳的司机打电话报案并求援，谷青阳作为一个局长，最起码的法律常识都没有了吗？一个公权力的施行者却对公权本身极大不信任，由此可以理解，谷青阳在拘留所中一再忏悔的那句话：司机不要喝酒！难道他的问题仅仅在于酒后驾车吗？

　　第四，维稳的逻辑压迫民意的诉求。酒后驾车，突然逆行造成了惨剧，这是谷青阳所为，但是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车祸的善后事宜。当地公安部门达到现场之后，发现很多村民在现场，“生怕在发生其他什么事”。“其他什么事”既是一种潜意识中的恐惧，也是一种对村民的不信任。更难以理解的是，给死者家属的抚恤金是邮政局、乡政府垫付！政府的钱难道不是从纳税人那里征收的吗？政府对谷青阳如此慷慨，得到纳税人的同意了吗？当地的乡政府似乎是在“威胁”死者家属，如果不信任政府，尸体可以不安葬，如果对处理意见不满，可以抬着尸体到县政府门口去闹。不知道当地乡政府的警告是从何而来。其一，谷青阳撞死数人并不是因公，而是酒后驾车所为，与政府无涉；其二，乡政府有什么权力和资格去干预此事？中国有自己的司法系统，乡政府的指责似乎并不是为了给上级领导“擦屁股”而设立的。一个乡政府领导以“不信任政府”的罪名来要挟缺少法律知识和权利意识的村民，面对公权的压力，死者家属只能接受调解和赔偿。

　　五名少年已经按照当地的习俗安葬，而谷青阳也将面临法律的审判。这次事件却不得不让人深思，公权私用为何在当下社会如此泛滥？

　　相比于传统中国，当下中国公务员队伍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国家权力止于县的传统随着现代国家机器的膨胀而被抛弃，即便是村长也成为国家财政拨款支薪的官员。官员队伍的膨胀难免会增加滥权的几率，但这只是一个概率问题。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公权力膨胀的同时，公民权利没有得到伸张，导致权力结构的失衡。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国家赋税主要来自农业之外的经济活动，2005年更是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税，农民免于赋税压力的同时也被边缘化。在GDP主义的主导之下，官员政绩主要依靠发展经济来衡量，忽视民意，压制民权以保持经济增长的事件时有发生。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黄宗智认为，“随着公共服务道德的崩溃，地方干部变得更加功利主义和自私自利。”

　　公权力本来是一种集体权力，是一种经由同意而形成的契约，官员只是公权力的执行者而非所有者。缺少监督与制衡的公权逐渐被私有化，“我爸是李刚”的口号生动地揭示了这一权力私有化的进程。公权私用带来的最大的弊端就是官民对立，由此带来的是公民对公权力的不信任。要扭转这是局面，就必须将公权力放置于一个公共的平台之上使用或者监督。

　　已故著名学者王亚楠先生曾说：“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买办的或官僚的经济组织，最后仍是依存于封建的剥削关系）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官与民对立的社会身份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决行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换言之，只有发展民权才能建立真正的公共权力，才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