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样影响我们

文中主要内容是讲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表明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好,放弃马克思主义也好,反正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违背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但对“科学社会主义”只字未提。可是文章标题中用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两者是同义语、还是有区别,就不得而知了。

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

目前一些人往往以捍卫“科学社会主义”来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它的内容是什么,人们还是说不清楚的,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其实“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后人杜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反对为未来社会设置“预定看法”和“提出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因而就没有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设想。

当《资本论》第1卷出版时,恩格斯说:谁“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待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在1893年恩格斯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提问时同样坚持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1894年1月,有人请恩格斯为社会主义新纪元题词,他说“用不多字来表达未来新时代的思想,同时既不堕入空想社会主义,又不流于空泛辞藻,这几乎是难以完成的”。恩格斯早在1886年,应邀谈社会主义特征时指出:“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从以上引语中可以看出,恩格斯认为:在没有社会主义实践的情况下,谈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必然会堕入“空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征只能“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才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就没有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设想,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是后人强加给经典作家的。

人们往往把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误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其实恩格斯这里讲的“科学”是说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上,不是论述未来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恩格斯在指出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时说:“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解决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端,消除这些弊端是思维着理想性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他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恩格斯在讲到社会主义如何由空想走向科学时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早先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明亮的阳光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43页)这就表明,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揭示资本主义的矛盾,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最终导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而不是从人们头脑中产生的。这就使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因此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与“空想的社会主义”相对应。“科学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虽一字之差,但含义不同,一个讲的是社会主义奠基的理论基础,一个讲的是未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应将二者混同起来。为未来社会规划的蓝图,应称之“科学社会主义”,但恩格斯始终回避这一问题。为什么?我认为:一是在没有社会主义实践时,提出一些特征必然会陷入空想。二是防止把他们的意见“强加给人类”,束缚后人的手脚。三是恩格斯认为“我们是不断发展者”,不能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会“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所以,在他们那里没有一个完整的、固定的“科学社会主义”蓝图。

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现在有些人所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实际内容是斯大林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什么“科学社会主义”。

斯大林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实践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存在80多年,还扩展到十几个国家,组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鼓励和支持各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影响全世界。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斯大林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贡献是将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社会实践,为探索社会主义“特征的看法,”提供了一个可以“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由此就可以得出具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结论——失败。

第一,从苏联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来看,斯大林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最后是失败的,当苏联解体时,没有人挺身而出,为捍卫苏维埃而进行长期的英勇战斗。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发生质变,其他保留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将斯大林模式作为改革对象。目前世界上已没有一个完整的斯大林模式,表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已经尘埃落定。

第二,斯大林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是斯大林的一种探索,不能称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首先,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只限于“过渡时期”,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的消亡,无产阶级专政也就不存在,存在的是自由人联合体。而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党专政,又变为一人独裁专政。而目前一些人所说“科学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

其次,斯大林所确立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三大特征,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因它们没有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是表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你是私有我是公有,你是生产无政府状态我是有计划,你是剥削工人我是按劳分配,没有体现自由、平等、共同富裕,这一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主义本质。

再次,斯大林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斯大林将马克思的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变为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种公有制违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教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都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他的两种公有制理论是城市剥削农村,导致体制、制度、政策上的不平等。

所谓计划经济实质上是官僚统治经济,一切进行垄断、进行配给,消费品严重匮乏,形成短缺经济。

所谓按劳分配,实际上是保证人们最基本生活需要的平均分配,使贫穷普遍化。

最后,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人们没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迁徙的自由,是缺乏民主、人权得不到保证的社会。人们没有监督、罢免政府和官员的权利。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把本国人民害苦了,所以当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苏维埃联盟立即垮台,社会主义阵营立即瓦解。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人们80多年的国家,就没有人勇敢地站出来为捍卫苏维埃而进行顽强战斗,表明这一制度已失去人心,这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斯大林的伟大之处在于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探索,他的最大贡献在于提供了前车之鉴,避免后人重蹈覆辙,从中吸取教训,在斯大林的模式上,重新探索社会主义。

可见,斯大林主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因而不能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

三、历史唯物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上世纪70年代末,王震以中国副总理的身份访问英国。“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辛子陵文)王震是党中央领导人中反对自由化最积极的人之一,这次访问英国回来他也犯了自由化——赞美了资本主义。这表明目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与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具有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种物质条件的出现并不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人为的产物,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发挥作用的结果。

任何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会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客观规律,它的作用不以社会制度的区别和执政党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所以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照样发挥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讲到,资本主义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大机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三个阶段,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股份制,引起了生产关系重大变化,马克思称之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私人资本的扬弃,即为社会资本,使生产关系出现局部质变。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在发生变化,因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策略也应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也会与时俱进。恩格斯在1895年,即逝世前5个月,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页)在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恩格斯指出当时的观念是“幻想”,斗争方法“陈旧了”,我们“错了”,历史消除了“迷误”,这绝不只限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应涉及重大理论问题和战略的转变。

首先,在取得政权上的变化,由单一的武装斗争转变为议会斗争。恩格斯讲:“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见同上第607页)“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现在大都陈旧了。”(见同上第603页)“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见同上第607页)现在应转到议会选举上来。他指出:“‘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见同上第602页),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利用俾斯麦实施的普选权进入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取得了巨大利益。恩格斯赞扬德国党,指出“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见同上第601页),“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见同上第602页),使普选在欧洲大陆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见同上第603页)对于在战略上这一重大转变,恩格斯很感慨地说:“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见同上第610页)

其次,在消灭私有制上也有转变。从股份制出现以后,他们对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又提出了另一条途径。马克思说:股份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5～496页)私人资本扬弃以后,“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见同上,第493页)马克思指出私有资本是“自行扬弃”,表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规律发挥作用。马克思又说:股份公司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须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资本论》第3卷,第49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恩格斯在1891年说:“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

从以上这些引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有了新的看法。一是,不用剥夺、股份制可以使私人资本“自行扬弃”转变为社会资本;二是,把股份企业看做是“合作工厂一样”,“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三是,“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的必需过渡点”;四是,股份制可以使“无计划性也没有了”;五是,“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9页)实践证明:股份制的本质特征是资本社会化,以适应生产力高度社会化的要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推行非国有,不是“私有化”,而是股份化,股民从300万猛增到1000万,增加了几倍,如一户一人持股,近80%的家庭持有股票,表明资本公众化。

总之,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指出了一条通过普选权掌握政权的路线图。他们又通过股份制指出了一条由私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路线图。这二者是晚期马克思主义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区别,第二国际执行的是晚期马克思主义路线,也是考茨基、伯恩斯坦所执行的路线,也是目前民主社会主义党所遵循的路线。

晚期的马克思主义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决定的。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2页)。早期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蒸汽机生产力基础上,社会化水平很低,残酷剥削,贫困绝对化,阶级矛盾尖锐,在这一基础上所产生的理论和策略只能是举行起义和武装斗争。现在看来“错了”是“幻想”,因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见同上第597页)。所以,建立在蒸汽机基础上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产生这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如同恩格斯所说空想社会主义一样,“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9页)。在当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源泉更是不可思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2页)。

而电气化引起资本主义又一次经济革命,“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真正确立了大工业……正是这个工业革命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遍布全欧洲。”这“是一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它所向披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增”(见同上597～第598页)。电气化使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社会化已冲破一个工厂,已普及到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使工人运动达到更高的水平。建立在电气化生产力水平上的马克思主义是晚期的马克思主义,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就提出政权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和所有制通过股份制使私有制“自行扬弃”,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斯大林创建社会主义所依据的理论,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将其空想的社会主义,“从外部强加于社会”,因而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脱离了本国实际,最后导致失败。而民主社会主义者执行的是晚期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和谐,和平过渡,因而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们物质丰富,才出现王震副总理所说的“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的结论。

现在信息化使社会化已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全球一体化、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技术一体化、信息一体化,为世界大同提供了物质基础。联合国和WTO等国际组织,对维持国际秩序,缓解矛盾,起到了一定作用。目前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已成为世界潮流,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步让位于如何对待人类共同生存的问题。这样的国际形势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欧洲联盟是一个典型,它打破国界、取消关税、统一货币、建立统一议会和政府,形成几十个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联盟,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曾记否,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人提出欧洲建立联邦或邦联的主张,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进行批判,指出由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必然引起战争,不可能出现联邦,实践证明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但现在不同了,共同利益的追求,化解了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有人计算过,在欧元出现之前,持100元马克在15个欧盟国家走一圈,什么都不买,就只剩下50元,其余50元都花在货币兑换上,耗费的时间还不计算在内。实行同一欧元就可避免这些损失,利益的驱动促使一体化、社会化,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发挥作用。

王震副总理访英后发表的观感值得我们深思。他一方面承认这些国家已具备了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强调共产党执政。可是《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十项基本政策,在一些不是共产党执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实现了,而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反而没有完全实现,这就表明: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所描述的规律的作用,不论共产党是否执政,都要走向共产主义。如果把共产党执政看作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条件,那么共产主义就成为共产党人的专利,共产党人就成为共产主义的商标,这显然不是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是一位学者而不是神,他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6页)。马克思主义也要适应历史唯物主义规律的要求,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才能永葆青春。

四、摆脱“死人抓住活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说,当德国人看到《资本论》揭露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采取讥笑态度时,他指出,这时德国人还受旧观念的影响,是“死人抓住活人”。我们国家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宰的国家,观念决定着行动。没有观念的转变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但政治改革远远滞后,因而使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止步不前,甚至还有些倒退,其原因是斯大林的阴魂不散,作为一种潜在的主旋律笼罩在我们的上空,还没有完全摆脱“死人抓住活人”。我国《宪法》第七条已将斯大林的全民所有制界定为“国有经济”。而《宪法》第六条却将斯大林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是说: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以后,又要回到斯大林所设计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体制,用计划经济体制代替市场经济体制,回归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在经过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对斯大林应重新评价,过去的“三七开”,只表明功过之间的数量之比,而不能表明功过内容质的规定性。应从过程看功过,应从结果看成败,对斯大林重新评价。

第一,斯大林是一位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伟大探索者。列宁虽然领导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就逝世了。斯大林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创建一个完整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人。这一制度在苏联存在了80多年,还扩大到十几个国家,并形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不论他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一探索的功绩是伟大的。

第二,斯大林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误导者。斯大林所杜撰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有许多是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的(如全民所有制、商品和价值规律等),但却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被后人误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谁要是违背他的理论和制度,就被扣上修正主义或叛徒的帽子,有的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如南斯拉夫),有的被肉体消灭或驱逐到国外(如布哈林、托洛斯基等)。

第三,斯大林在历史上也曾辉煌一时。他在很短时间内使苏联实现工业化,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强国。进行了伟大的卫国战争,打败希特勒。在军工、航天等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

第四,斯大林最后是一个失败者。他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不得人心,顷刻之间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瞬息之间瓦解,到目前世界上已没有一个完整的斯大林模式,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已变质,现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将其做为改革对象,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可盖棺论定。

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但没有追究制度的责任。斯大林犯错误固然由他个人负责,但不应回避这一制度的纵容,不能制约斯大林犯错误,这一制度的弊端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带有普遍性,表明制度之使然。可惜赫鲁晓夫没有从制度上找原因,反而继承了斯大林的衣钵,继续坚持这一制度,对待不同意见者——莫洛托夫等人,将之打成反党集团,进行清洗。不对斯大林式的体制进行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因此应该用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代替单一公有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代替单一的平均分配。我国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引起世人瞩目。但由于受斯大林的理论影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到位,甚至还倒退,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表明目前还没有摆脱“死人抓住活人”。

国企改革经过近20年的摸索才找准改革对象——政府,取消几个中央工业部,政企分开,这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里程碑。但在工业部改为专业公司后,这些公司继承了原来部的垄断权,依据改革的进程应对这些垄断企业进行改革。但可惜的是,不仅不对这些垄断企业进行改革,还要“做大做强”,提出“国企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我党执政的支柱”,将“以公有制为主体”改为以国企为主体,表明国企的重要性。这种扬国企贬民企的思维和做法都是受斯大林理论的影响。可是民营经济在我国的作用不应低估,当清一色的国企走到“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时,是民营经济拯救了中国,免蹈苏联覆辙。目前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平分秋色,各占半壁江山,这时贬低民营经济是很不明智的。

今日央企已非昔日国企,在所有制、人事制度、经营决策上具有完全的自主权。利润不上交、自行分配,实行高工资、高福利、高补贴,已发生变异,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凭借优势的垄断,以各种借口——如用保GDP的增长、保就业、保社会安定、应对金融危机等等,来挟持政府。在斯大林理论影响下,我国目前呈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双轨制,这些央企发挥他们的双栖功能,从市场经济获得经济利益,不承担风险;从计划经济获得特权,不承担责任;以向国际惯例看齐向国家讨价还价,以中国特色来获取特殊利益;以企业高管身份获取高收入,以政府级别获取省部级待遇;他们可以回避计划经济的纪律约束,又不受市场经济带来的惩罚,他们已经成为既得利益的权贵。

这些垄断央企虽然获得优势资源垄断特权、获得政府大量投资特权、获得银行巨额贷款特权、获得股票优先上市特权,获得红帽子等等特权,但经济效益低下,贡献率低。国企占有60%以上的社会资源,对GDP增长贡献不足3%,就业贡献不足20%。今年全国政协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披露,“2009年私营企业工业同比增长18.7%,国有企业同比增长6.9%;……私营企业从业人数同比增长5.3%,国有企业同比增长0.8%;私营企业主业收入同比增长18.7%,国有企业同比降低0.2%;从最重要的利润指标来说,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同比增加17.4%,而国有企业同比降低4.5%。”货币供应量每增加1%,国有工业实际增加值平均为0.83%,民营工业则为2.87%,是国企的3倍多。2009年国企利润中80%是由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联通、中移动、中电信等不到10家垄断企业提供的,其余绝大多数国企要么产能过剩、要么亏损。如果与国外同业来比差距更大。2009年,中石油人均盈利为1万美元,已经认为效益不错,而埃克森美孚人均利润为50万美元,相差几十倍。

虽然新中国的历史和目前中国的现实,已经证明国企经营效果差,但政府有关部门还是要把国企“做大做强”。

一是扩大国有经济控制的范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国有经济有一个战略调整,指出:“国有经济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为社会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一《决定》,将国有经济锁定在“三个行业两类重要骨干企业”之内,这是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调整战略。由此国资委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一要集中精力和财力把“三个行业两类重要骨干企业”搞好;二要促使一些国企从非国有经济控制的行业和领域退出。但国资委不仅不这样做,反而要扩大,将《决定》中的“自然的垄断行业”,改为“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扩大国有经济控制空间。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一方面将许多已允许民营经济进入的行业驱逐出去,收归国有;另一方面扩大占有领域,央企仅在房地产业就占到60%的份额,许多“地王”出自央企。国资委提出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是掩人耳目,因为其剩余的16家在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净利润等方面均占85%以上,但它们仍然保留在房地产业(见《中国流通经济》杂志2010年第5期,第29页)。目前出现“国进民退”,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是又提出国有经济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这一提法大大超出十五届四中全会的“三个行业两类重要骨干企业”的《决定》,为垄断企业改革设置障碍。央企均属于国民经济命脉,这样如同为央企修建了一个堡垒,一方面把这些垄断企业保护起来,不要改革,还要“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关闭了民营企业进入这些垄断行业的大门。现在已经不是“玻璃门”、“弹簧门”,而是堡垒的铁大门。维持国家安全是否都需要国家垄断?

三是改变国有经济任务。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国有经济的任务,是为社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国资委改为“保值增值”,迫使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国企为了实现“保值增值”,就放弃社会责任,追求利润最大化,背上奸商之名。

以上所谈这些问题,表明中国目前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维持现状?继续改革开放是化解矛盾,是前进;维持现状是积累矛盾,是停止甚至倒退。目前正逢振兴中华的有利时机,千万不要辜负人民的重托,背离历史所赋予的使命,贻误中华民族崛起的良好机遇,再一次造成历史遗憾。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要有观念上的转变,应当重新认识斯大林,重新认识“科学社会主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其次,整个改革应有总体规划,逐项提出目标要求、限定时间,有部门承诺、专人负责,一项一项落实;最后,改革方案要公布,由人民公议、监督和验收。这就为探索社会主义实践扫除障碍,推进改革开放大踏步前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