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求学之路

第二章  求学之路

诗曰：

求学路上苦攀登   十六寒暑如梦中

小学中学大学路   回首征途悟人生 没有当年求学苦   哪有今日乐与荣 少壮之时不努力 老大懊悔空涕零         从1952年起，我就踏上了求学之路，直到1968年12 月，整整经历了十六个春秋，才跨出校门走向社会。这十六年，对我这个头脑并不聪慧的人来说，在求学的路上，经历了艰难跋涉，刻苦奋读，才从一个无知的乡下孩子，成为一个 大学生。这十六年，是我人生路上最苦最累最艰辛的十六年，是我人生路上奠基的十六年。有了这十六年的积淀，才有后来人生路上的开拓进取，追逐自己的人生理想。
 一、小学之路

        我是1952年上小学的。小学分为初小和高小两个阶段，初小念一至四年级，高小念五至六年级。   
      （一） 初小阶段           初小的学校是在我们屯子的东北方向，有三里多路。校舍叫大瓦房，是原来的地主庄园。1952年入小学，1956年初小毕业。在初小的四年中，让我难忘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偷瓜。刚上小学一年级时，我还没有改变乡下野孩子的习气，淘气、顽皮，不好好学习。记得是在谷子抽穗、苞米穿红缨的时候，地里种的鲜瓜也接近成熟，我和同学夏友臣吃完中午饭回来上学的路上，路过校前的一片瓜地，我们俩便躲进谷地，接近瓜地，偷摘了几个鲜瓜，结果都是生的。不幸的是我们的行为被看瓜的老头发现，把扔掉的鲜瓜兜着找到学校，对老师说：“瓜还没熟，就拧下来，这不是祸害人吗！我也不让他们包赔，把瓜洗洗，让他们吃了就行了。”我们的老师姓郝，气得脸都变了颜色。下午上课时，老师让我们俩站在板凳上向全体同学作检讨，并吃了捡来的苦瓜。这时已知“吃苦果”的滋味。晚上放学回家，家里人已从同学的嘴里知道此事，狠狠地数落我一顿。一年级的上学期，由于我不好好学习，期末考试排榜倒数第一名，坐在“红椅子”上。家里人知道后，又是一顿数落。哥哥们讽刺说：“你真有出息，考了个倒数第一！”我也自觉脸上无光。晚上父亲一边用烟袋抽烟，一边开导我。他说：“咱祖祖辈辈没有念大书的，都是顺垄沟找豆包吃的庄稼汉。写信、来信都要去求人，真受憋。你要好好学习，考到哪就供到你那，砸锅卖铁也会供到底。要记住，只有念书才有出息。”父亲的开导真的起了作用，一年级的下学期，我知道用功了，学习成绩逐渐上升。到了小学二年级，我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

           第二件事是考试名列榜首。记得小学三年级的第一学期，期末考试获得第一名，荣登榜首。教我的老师叫朱丕业，他买来一些大白纸，裁成32开，订成笔记本，然后用带沙子的火柴盒在四边打磨，订出的本子很漂亮，作为期末学习成绩优秀学生的奖品，我荣幸的也得到一本，令我难忘。家里人尤其是父亲，从他们对我那面带笑容的脸上，我心里明白是对我的考试成绩满意。晚上，父亲对我说：“别骄傲，好好念吧，念到哪里就供到哪里。咱老穆家能出一个念大书的最好，那是祖上有德。”我好像懂事多了，父亲的期盼和鼓励，成为我后来求学路上不竭的动力。

        第三件事是演话剧。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朱丕业老师领我们演话剧《小女婿》，

        我扮演的就是剧中的小女婿。一天晚上，老师让我们告诉家长都来看剧。小学校在教室里用桌子搭了台子，教室的隔板被打开，比较宽敞。那天晚上来看热闹的人很多，屋子里挤得满满的。记得我刚出场时是一邦人，其中有两个人用手把我架起来，大家问我：“你看，接亲的队伍来了没来？”我用手指向前方喊：“来啦，来啦，快到了！”引起台下一片笑声。接着娶亲队伍从侧面走上台来。与我同台演出的还有屯子东头孙小房家的女孩叫孙淑云，小名叫小兰，也是我学生时期的好友。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场戏，至今记忆犹新。

         （二）高小阶段

        初小毕业后，我考入高小。高小的校址是在我们屯子西南方向的兴合村，距我们屯子有三里多路。我是五年一班的学生，班主任仍是朱丕业老师，是初小跟过来的。高小是两年毕业，回顾这两年的学习生活，值得我追忆的事儿主要有：

        一是校外支援秋收，班里的同学分配到我们家的生产队削甜菜疙瘩，即把甜菜身上的泥刮掉，把顶和纓切掉。我们共劳动了一个礼拜，由于我削的甜菜质量好，速度快，被评为第一名，受到表扬。

        二是在除“四害”的运动中，我因捉到的老鼠和麻雀最多，名列第一，受到表扬。

        三是高小六年级的最后一学期，我被评为县里的“三好”学生。刘仁杰老师（音乐老师）交给我奖状时说：“穆文荣，校里在评选时有争议。我坚持要按条件衡量，用事实说话，不能凭印象，凭感情。一摆事实，你突出，当然就是你了。好悬了！”从此，我心理对刘仁杰老师一直存有感激之情，这是我人生路上遇到的第一个贵人。

        高小毕业考初中时，我确实下了不少功夫。考前，每天起早到我家一个粮仓中去复习，因为那里比较静，少干扰。考试的分数没有公布，据朱丕业老师讲，我考的分数还是比较高的。我顺利地迈过了考试门槛，走上了通往中学求知之路。

         二、中学之路

        中学分为初中、高中两个阶段，各读三年。

        （一） 初中阶段

        初中的校址先后设置在两个地方。初中一年级就读于福合中学，距家有20里路；初二、初三就读于海北中学，距家有三十里路之遥。从初中开始，便住宿于学校，开始生活自理，学习自立。

        1958年我考入初中后，第一年就读于福合中学。这是一个新开办的中学，只有一个正式班，还有一个农中班。学校条件很差，学生靠自己背粮到校吃饭。每隔一两个礼拜学生就要回家背一次粮食。每次要背20斤左右的粮食走20里的路，远道无轻载，其累可想而知。记得刚入学时，家里分文无有，因生产队不分红，屯里家家都困难，父亲只好到屯子中人称之为“李广堂”的家去借。因李家老人的儿子李连举在县里当秘书，家里能有点现钱。还是父亲的面子大，借出来10元钱。正是这10元钱，使我有条件踏上中学求知之路。这10元的支持之情，使我一直记在心中。

        读初中的第一年，正赶上五八年大跃进，学生参加校外劳动占去了相当的时间。夏天到农业生产队去锄地，秋季去参加秋收，冬季参加修水库。在秋收和修水库的劳动中，我分别获得过一等奖励。在五八年大跃进中，我参加过一种无益的劳动，成为难以抹去的记忆。那是秋收后，说是为了高产增收，要深翻地。我们也参加了“夜战”，挖地三尺，然后把黑土放在最底层，黄土回填到最上面。当时我心存疑念，觉得在黄土上种庄稼怎么能比在黑土上种庄稼高产呢？第二年证明，凡是种在这种“深翻”地上的庄稼长得又瘦又黄又小，大大减产，这是违背耕种规律的结果。还记得初中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即1959年的开春，我在校突然患了鼻子出血症，因出血不止，学校又无校医，老师只好派几个同学护送我回家。在回家的路上，路过公社卫生所，一位叫王兴的老中医给我看了病，诊断为“鼻衄”，开了三付药，花了七角钱。回到家里，鼻子还是流血不止，面色苍白，当时又没有止血的好办法，只能用棉花堵，脸盆装满凉水侵泡面部，一盆水染红了就再换一盆水。父母为之惊恐，赶忙熬药，三付药吃完，血被止住，休息一个多礼拜，身体才慢慢恢复。这是我第二次从灾难中求得生存。

        由于福合中学缺乏必要的办学条件，1959年把我们这个班划归到海北中学，成为正式公办生，初二、初三就是在这个正规中学就读的。初二时的班主任叫战百军，初三时的班主任叫于克明。当时的海北中学教师力量是比较强的，尤其是教数学的韩鹏飞老师与教几何的吴兴安老师，其教学方法深受学生欢迎。1960年开始，我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海北中学虽然是一个比较好的正规中学，在办学方面也受到了难以想象的困扰，学生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冬天，宿舍没有煤烧，我们吃完晚饭后，就到三四里地之外去割柳条子回来生火取暖，冻的湿柳条子不起火，烧得吱吱直冒烟，总算屋内有点热气。傍晚，学生拿着脸盆排着队到井沿去打水，端回来放在舖底下，第二天早晨起床洗脸时，盆中的水结了一层冰，需要凿开才能洗脸。晚上睡觉要用被蒙住头才能睡着。我用蒲草做一个床帘子，防冻又防潮；母亲给我做一个厚厚的鸭鹅毛垫子，又软又暖和。有了这种防护用品，少遭了不少罪。困难时期百姓闹粮荒，吃糠咽菜，我们还算幸运，每月有30斤的供应粮，虽然吃不饱，但可勉强度日。冬天缺少菜吃，我们常到地里去捡甜菜缨子送给食堂。回忆起当年忍饥挨冻的滋味，现在亦感到心寒。

        到了海北中学，吃的是城镇供应粮，再也不用从家背粮了。但是，每顿饭都需要伙食费，这给家里增加不小的压力。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放暑假时我和同学一起到赵光农场去干活，赚来一些钱，作为读书费用的补贴。在赵光农场干活，我们自带行李，住在装粮食的大圆仓子里边。开始是在玉米地里锄大草，活儿还不算累，去了伙食费，每天能赚一元五角钱。后来割小麦，活儿就重了。每个人割10条小垅，跟上打头的即挣整工钱；跟不上打头的，能割几条小垅就挣几条垅的钱。我们去的同学，为了赚钱都干整的，拼命地干。干了几天后，累得我几乎直不起腰来。晚上睡觉，把枕头垫在腰上才能睡着。左手抓麦子，手指头被磨得都血润了。割小麦每天去了伙食费能挣两元钱。当时的这种勤工俭学对我来说确实很辛苦，但确保了我的求学之路。

        记得入初二不久，我曾做过一件不光彩的事，至今悔愧不已。海北中学旁边的俱乐部（原是有名的海北大教堂）里，县剧院的艺术团来演出，剧名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等，我太想看了，可是又没有钱买票，便和一个同学从后面的窗户跳了进去，不幸被发现，工作人员把我们交给了当时在场的校办宁主任，他把我们带出俱乐部，我们悄悄的回到了学生宿舍。我知道事情不妙，连夜写了检讨书，第二天早晨上课前，我主动把检讨书交给了班主任战百军老师，并当面作了检讨。战老师说：“你先回去上课吧”。 我回到班里上课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果不其然，宁主任把此事告诉了班主任，并说要好好教育教育。上午下课前，战老师到班上讲了此事，他没有狠狠地批评我们，只是说：想看戏的心情可以理解，没钱买票也不能跳窗户。本人已认识到错误并主动作了检讨，今后注意就行了。战老师没有让我们在全班作检讨，是给了我们很大面子，忆之此事，至今存有感激之情。

        （二） 高中阶段

        1961年初中毕业考高中，我自觉考得还算满意，顺利地跨入海伦一中校门，进入高中学习阶段。我从没到过县城，刚入学时，深深被县城的繁华景象所吸引，这里不仅是县委县政府的所在地，而且有大剧院、电影院和楼房。学生教室与宿舍都是楼房。心想，我能在县城这样的环境读书，也算今生有幸了。高中一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位女老师，叫黄艳春；高二至高三的班主任是孙景阳老师。这两位班主任对学生都非常好，我们的师生关系很融洽。初中毕业考高中的学生，大都想上大学，因此，上了高中的学生都很用功，基本用不着老师操心。高中是求学路上的爬大坡阶段，三年的学习与生活又苦又累。高中三年，也遇上了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在校还是吃不饱。记得上高一的冬天，我星期六回家，家里也缺粮，父亲和我的妹妹文霞手拎着小筐冒着风雪到黄豆地里去寻找豆茬上割漏的豆角。找了大半天，摘回半筐豆角，扒成黄豆粒炒熟给我带上回到学校，饿时便嚼两粒。每当我想起这段情，便有一种酸楚之感！我读高中时，学校虽然不收学费，但伙食费和学习用品也需要不少费用。家里省吃俭用，东借西凑，为我提供费用。我心里明白钱来之不易，只好勒紧裤腰带。读高二时，弟弟文义在桃山林业局就职了，在我困难时给予支援，真是沾了老弟光了，这正是手足情深吧！

        海伦一中是一个全省有名的重点中学，教师力量比较强。我到了高二，学习有些吃力。不知怎的，我换了慢性头痛病，县医院的大夫诊断为“三叉神经痛”，针灸、吃药虽然有所减轻，但是好得总是不彻底。头痛心焦，记忆力减退，对学习外语、数理化有很大影响，成绩慢慢下降，在班里只保持中上等水平。我自觉学习吃力，到了高三便开始向文科偏移。高中毕业考试，成绩还可以，无论文理科都是5分或4分。我挺喜欢诗歌，高三毕业前，校里征稿，我写了一首诗，被评为一等奖，奖励一本书，东西不多，是一种荣誉，心中有一种快意。

        在昼夜的复习中，高考终于来临了。劳累、紧张、体弱，考试时精疲力竭。头几门考得还可以，但并不理想，考到外语身体支撑不住，只答了一半。我自觉与大学无缘，心中十分沮丧地离开考场。回到宿舍，便卧床不起，好几天才慢慢缓过来。因还没有举行毕业典礼，我们暂时逗留于学校。考得好的同学喜形于色，考得不好的同学愁云满面。我们班的马树清同学很聪明，脑瓜好使。高考中数理化与外语都考得很好，但语文作文答跑题了。作文的题目是读一篇规定文章的读后感，他离开了规定的文章写了“读后感”，属于“跑题”。考后，他也很沮丧。一天的傍晚，我在宿舍里吹箫，吹的是苏武牧羊曲，悲凉的曲调，使马树清同学落下泪来。毕业后，我怀着失望的心情回到家里。在家便感失魂落魄，满腹惆怅，心灰意懒，人已面黄肌瘦。心想：大学考不上太得不偿失了，不如初中毕业时考中专现在已出来工作了。今后的出路是什么？感到渺茫无助。父亲知我考得不好，悲观失望，就劝我要想得开。他说：“大学考不上，不要灰心，在农村有高中文化的人不多，不至于下庄稼地，以后找点事干，从基层干起，干好了一样有前途”。正在我心灰意冷之时，公社的有关负责人得知我高考可能落第的信息，请我到公社中心校去教初中班。家里的人知道后，都很高兴，我也略有安慰。我去学校报到后，分配我教数学，还没等我去上课，公社里接到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我考入了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可谓喜从天降，心里顿开两扇门，精神一下振奋起来。屯子里的人都为我考入大学而高兴，山沟里可下飞出个金凤凰。我的同学马树清虽然作文答跑题了，由于其它学科考得好，也被一家大学所录取；我们公社我的同班同学邓宝福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财贸系，成为家乡之荣。

         三、大学之路

        1964年的9月，我背着行装从海北车站乘火车奔向了哈尔滨。我到达哈站后，校方用大卡车把我们接到了学校。在卡车上我看到了哈尔滨市的高楼大厦和黑亮的板油路，感到步入了一个新世界。到了学校，我被安置在校外的第六宿舍，同一寝室的学友共六名，有闫德喜、张文君、战继洪、李葆德、吴金起和我。安置好行装后，我和同学便去熟悉将要就读的校园。我跨进校园大门，首先被两侧的美丽园林所吸引。穿过主楼，步入绿树成荫红瓷砖的甬道，抬望眼，前面是造型新颖的校礼堂；向右看，是一座在绿树掩映中造型典雅的图书馆；向左看，透过郁郁的丛林可见错落有致的教学楼，尤其是淡黄色的文史楼，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十分耀眼。我心中不由自主地发出：“哇！多么美丽的校园啊！到此求学也算不枉人生走一回。”对于我来自穷乡僻壤没见过大世面的穷孩子来说，校园的美丽风光，就是心中的殿堂。当天晚上，我走出校门，顺着和兴路走到有轨电车站，花了三分钱，乘到博物馆站下车，在喇嘛台（圣.尼古拉教堂）和北方大厦附近转悠了一会儿，心想：这大城市真好啊，将来如能留在这里工作，今生之愿足矣。因怕走失方向，便从原路回到学校。第二天上午到班里报到，站在班级门口的是一个小巧玲珑、鼓鼻子鼓眼儿的俊俏姑娘，手里拿着报到簿，问我：“你是646班的？”我说：“是。”她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叫穆文荣。”她侧转身躯，嫣然一笑。我心知肚明，这是笑我的名字好像个女生。她叫孙青梅，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入学后，系里对新生进行入学动员，系副主任姜健同志作报告，讲了校情校规和对新生的要求，让大家难忘的后来又当做笑谈的是他讲了大学生读书期间不许谈恋爱，男同学不许向女同学写申请、塞纸条。女生接到求爱的申请书，要交给系组织。其实这种严要求虽缺少人性化，但从学生应集中精力学习这一角度来看，还是有好处的。入学动员后，便开始了四年的大学学习生活，这期间发生的事情多多，不能一一述说，只能选择部分花絮加以描述。

        大学的学习与生活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正规学习阶段（1964年9月至1966年6月）；二是“文革”阶段（1966年6月6日至1968年12月）。

         （一）正规学习阶段

        从1964年9月入学到1966年6月6日停课“闹革命”，这段时间属于正规学习阶段。在这一阶段，班里的风气很正，同学之间相处和谐，人人都很用功，各个竞相进步。646班曾是全院的两个红旗班级之一。我们的班主任是张锦池老师，他与班里同学的关系相处很融洽。他为中文系646班1996年编辑的《校园内外的回忆——庆祝哈师大建校四十五周年》一书写的《序》中写道：“作为班主任，我与他们一起开班会，一起过团的组织生活，还一起跳集体舞，我爱他们的天真，他们原谅我的任性”。“这种师生相得，亲密无间，至今常令我神往不已”。张老师称赞我们班是“以勤奋好学著称的64级6班”。我们班还是一个多人才的班级，各种业余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班里的篮球队全校有名，主力队员主要有闫德喜、陈剑声，邓慧、宋玉安、陈刚等。闫德喜的摆球、勾球、上篮，颇具黑人球星之风，势不可挡；陈剑声的标准投篮姿势，令人赏心悦目；邓慧的稳健球风，使队友运转平衡；宋玉安的大裤衩，在跑动中虎虎生风；陈刚的白皙面庞，跑得白里泛红，更具吸引性。这里对其他的队员就不一一描述了。班里的文艺活动也开展得丰富多彩，令人难忘。李茂喜同学会拉京胡，喜唱京剧；张振河同学会识乐谱，教歌得法。班里组织的大合唱声震全系。每当有重要节日，班里都要开展纪念性的文艺活动；平时的节假日，一些同学也愿意凑在一起搞不同形式的文艺活动。记得班级有一次开联欢会，有的说天津快板，有的唱京剧，有的唱歌，有的讲笑话，我编了个二人说唱剧叫《我领着瞎亲家去观灯》，和战继洪同学一起演出。战继洪装瞎子，我用一根棍子牵着他，边走边唱。演出后，成为同学说笑的素材。646班与656班是对口联谊班，有一次两班在656班教室开联欢会，两班都选人出了节目，我唱了一段皮影戏，因为调怪，引来了笑声和掌声。会后，656班的两个女生看见我就用手指指点点：“他会唱皮影戏。”说完一笑，弄得我不太好意思。1965年的“八一”建军节又逢星期日，班里的女生郑丽华与曲秀章同学发起了“柿子晚会”，几个女同学凑了七角五分钱，买来一些西红柿，请男生赴会。时任班主任的张锦池老师到场，我也参加了。这个“柿子晚会”以吃柿子为由开成了联句作诗会。郑丽华同学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柿子晚会》，刊登在由646班编辑的《校园内外的回忆》一书，对这次活动描述得十分精彩。谢谢她对当时的这次活动作了详细笔记，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回忆！我们班办的小报叫《接班人》，编委会的成员有王文盛、郑丽华、战继洪、王玉瑚、李葆德等。小报虽然是手抄报，但在编委会的努力下，办得丰富多彩。记得1964年为了庆祝十一国庆节，班里出了小报专刊，我写了一首词，题目是《醉花蔭》，可惜没有保留下来。中文系的各个班级所办的小报竞吐芳菲。王文盛在《魂牵梦绕师院情》一文回忆到：“各班小报的出版日一到，中文系从走廊到楼梯，墙上贴满了小报，竞相媲美，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之感”。  班里还常举行朗诵会，同学们朗诵的内容有名人的名作，有自己的习作。班里有“民间诗人”之称的刘兆民同学当然会大显身手。我也写了一首长诗，描述了自己从农村到大学的艰难历程。我朗诵后，张锦池老师说：“写得挺好！”我心里很高兴。我们班里的郭凤琴同学不仅歌唱得好，朗读的声音也好听，她在校广播室当播音员，我常写稿给她，因此，在校里的有关广播节目中，能听到我的文章，这对我无疑是一种鼓舞。大学一、二年级的学习与生活，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下面再选几件小事加以介绍。

        1、致歉

        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向班里的郑丽华女同学开了个不适当的玩笑，后来表示歉意。1996年我在班级编辑的《校园内外的回忆》一书中写了一篇短文《“陶岚”与“秃老婆画眉”》，文中已表示致歉。该文是这样描述的：“大学时，班里有个女同学个性强，洁身自好，有的同学背地里给她送了个美称——‘陶岚’（电影《早春二月》中的角色）。她知道后并不介意，一笑了之。记得那是大学一年级，一天下午，我来到教室，同学正搞卫生。只见‘陶岚’直着腰拖地板，地面一道子湿，一道子干，花花搭搭的。我顺嘴说了句玩笑话：‘你拖的什么玩艺儿，像秃老婆画眉似的。’他顿时红了脸，绷着脸说：‘穆文荣，你说话要注意，小心我翻脸。什么话呢！’我顿时灭了火。后来我深悔引喻失义，有失大学生风度。不过这一特写镜头，经常在我眼前放大……” 侥幸的是后来她没有告我的状。现在思之，在当时那种清纯文明的环境，我用一句农村的土嗑来嘲讽一位女同学，实属不该，这里再次表示致歉。

        2、吃花生

        记得大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初，同学们过完春节后返校，各个满面春风，彼此寒暄问候。正当大家处于兴头上，班里组织开学见面座谈会。见面会是在男生宿舍召开的，大家都很随便，谈笑风生。春节时，学校分配给学生每人一斤瓜子和半斤花生，我们花钱领来，正好用于见面座谈会。同学弄来电炉子和炒盆，炒瓜子和花生的任务落在了我的身上，我边炒，同学们边吃边说笑唠嗑。我炒完后，也凑过去和同学们一起吃。我吃的目标主要是花生，因为花生的粒大又好吃。我吃的速度很快，一会儿就吃了一大堆。坐在我旁边的刘秀云同学微笑着看我说：“穆文荣吃得真快，像小松鼠似的。”说得我挺不好意思的。这一玩笑话却让我难以忘怀，每当我看见丛林中穿梭的美丽的小松鼠或春节吃花生时，便想起小师妹那灿烂的笑容。

         3、我入团了

到了大学后，在学业上进取，在政治上进步，是我奋进的目标。积极靠近组织，要求入团，是我政治想往的第一步。那时要求进步，是真心实意的，要听党的话，党让干啥就干啥，是我的座右铭。我的积极要求进步，得到了班级团组织的认可，1965年我们参加校办农场的劳动后，因我经住了考验，在李茂喜同学的介绍下，于10月19日批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感到很荣幸。团徽在我胸前闪闪发光，已成为推动我前进的动力。我想往新的进步目标——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文革”阶段

        1966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学校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为了紧跟党中央和毛主席当时的“伟大战略部署”，同学们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运动一开始，是开展“革命大批判”，矛头对的是“反动的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 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校内的一些名师、尤其是“历史有问题”的老师，遭到了批判。师生之间失去和谐，不是学生尊敬老师，而是老师惧怕学生。一些老师见到学生胆战心惊；一些学生在老师面前傲慢无礼。随着运动的深入，在“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指引下，运动的矛头由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转向揪斗党内的“走资派”。这时，干群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颠倒了。干部在群众面前，诚惶诚恐，唯唯诺诺；群众在干部面前耀武扬威，说一不二。随着一批批“走资派”被揪斗，在“夺权”的号令下，各单位的大权纷纷被造反派夺取，各种“革委会”纷纷成立，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特殊形式的政权组织。后来，又出现了对这个“新政权”是维护还是反对之争，在上方的支持下，以维护者的胜利而告终。“文革”搞了十年，我们在校经历了两年多。如今，同学们见面都不愿述说或回忆这段被扭曲了的历史，因为那个疯狂年代，造成了人性的扭曲，许多人受过无辜的伤害，怕引起伤痛。但这毕竟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一段难以忘却的史实，在我写人生回忆录时，又不能丢掉这段影响中外乃至触及我心灵深处的历史。不过，述说我在这段历史进程中的经历，为尽量避免引起别人的伤痛，我只能有选择地写。

        1、卧病在床

正当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之际，我的肺部出了毛病，治疗方法除打针吃药外，医生告诉要多注意休息，心情要愉快。校方承担治病的全部费用，没有给家庭造成负担。自得病后，我的精神负担比较重，一是畏惧这种疾病，二是担心不能参加运动，影响进步。我病后，班里的同学都很关心我，有的做我的思想工作，有的出主意想办法，帮我治疗。记得有的同学告诉我：菠菜中含铁质多，多吃菠菜有利于肺健康。我和同学们弄来一些菠菜用热开水烫着吃。在我的诗集《情结》中回忆这段同学情时，写了《念同窗》：身体有恙卧在床，学友关照念同窗。真情感天化春雨，菠菜芹菜永馨香。我这一病有三个多月身体才慢慢恢复。这期间，我基本没有参加运动。到了10月份，我才一边继续恢复体质，一边参加运动。

        2、我见到了毛主席

        10月中旬，我校接到了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通知，可谓喜从天降，同学们奔走相告。上北京去看看，这只是我的一个梦想，至于见到毛主席，那是连想也不敢想。现在就要梦想成真，不敢想的要变成现实，我心中对毛主席产生了无比的热爱和崇拜之情。我们有秩序地乘坐由哈尔滨开往北京的列车，到站后，有专车接我们到科技大学住宿，等待接见。1966年10月18日，我们被专用客车拉到了指定地点。下午1点15分，这一令人终生难忘的时刻到来了。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刘少奇等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所乘的敞篷轿车，在红色海洋中和排山倒海的欢呼声中，风驰电掣而过。毛主席身穿绿军装，挥着手微笑着向路两边欢呼的群众致意。我激动地掉下泪来，毛主席那红润笑脸，成为我心中永不落的太阳。

        3、北京观感

        北京啊——北京，我心中的天堂，今天我终于看见了你的真实模样。人民大会堂的壮观肃穆，使我对新一代建筑师的宏伟气魄产生由衷的敬慕；世界屈指可数的过去只在画上看到的天安门广场，我转之又转，看之又看，流连忘返；走进紫金城，灿烂辉煌的故宫，使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心想：这是皇帝和娘娘住的地方，过去只看到书本上的描写，现在看到了真的皇宫，得好好瞧瞧。我先看文字说明，后看实物，从楼台殿宇到金殿寝宫，从文物陈设到林园小径，都进行了仔细地观瞧，感慨颇多。最使我惊叹的是，当我走进颐和园，通过回廊，绕过曲径，眼前一亮，几乎惊呆。哇！太美了，太壮观了，太迷人了；好大的昆明湖，好靓的白玉桥，好高的万寿山。楼台殿阁绿树掩映，长长画廊弥漫馨香。我似乎走出凡尘，踏进天堂。当我登上万寿山，眺望昆明湖，顿感胸襟开阔、神清气爽。我似乎开了天目，看到了仙人居住的地方。我心在想：是毛主席给了我开阔眼界的机会，这一点我终生难忘。我在思忖：慈禧太后是奢侈腐败，人也霸道很坏，可留下的这个美丽园子，只要来观光，就会说到她，这也叫人难忘。在北京时，和我在一起观光学习的男同学有姚绵峰、陈刚，女同学有邓颖、孙青梅、刘秀云。我们参观了大学，游览了名胜古迹，各有收获。后来，按照要求回到学校。

        4、我加入了“八八团”

        “文革”运动的深入，校内的学生在校外的影响下，自发地成立了两个群众组织：一个叫“红色造反团”（简称造反团）；一个叫“八八红旗战斗团”（简称八八团，以中共中央1966年8月8日文件的日期而命名）。实际上是因观点不同而形成两派：“造反团”被称为造反派；“八八团”被称为保守派。我选择了“八八团”并坚持到最后。当时的心态是：一是担心像五七年反右那样，先放后抓。二是对“造反有理”的口号接受不了。心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条件下造谁的反。三是相信党内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有“走资派”也是“一小撮”，不能说我们的党已变质变修，否则就是自己否定自己。四是在方法上，应摆事实，以事实定性，不能有没有问题斗着看。当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明显支持“造反团”，批发了一个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瓦解“八八团”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我对这种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很不理解，眼前一片茫然，不知今去何方？有一天，我在“八八团”总部见到了政治系的王传邃老师，他说：哈师院的经验是解放军日报一个记者写的，很多内容不符合事实。他想去北京上访，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我也想去北京了解一下形势，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就同意和他一起去。王传邃老师自费买了两张火车票，我们到北京后，找到了“八八团”总部驻京联络站住了下来。第二天，我们到了解放军日报社去找“经验”的起草者，他不肯出来见我们。王传邃老师起草了大字报，第二天贴到了解放军日报社，逼使他出来见了我们，答应向上反映反映，后来再无音信。在京期间，我们听到了造反派夺权的消息，报到了“东北的新曙光”，我们感到“落花流水春去也，” “八八团”已无法挽回消亡的命运，心情十分沮丧，自知在北京继续呆下去已无实际意义，决定回到哈尔滨。回校后，“八八团” 已不存在，学校已被造反派接管。当天晚上，在校礼堂召开了揪斗王传邃大会，我也被叫上去陪斗。当场，王传邃老师以“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反革命”罪，被公安部门抓走（后来听说他蹲了半年多的拘留所后，被发配到农村。在农村他入了党，落实政策后，分配到省委《学习》杂志社工作）。幸运的是我没被抓走，避过了一场无妄之灾。回到宿舍，被班级的造反派“触了灵魂”。事后，有的同学到宿舍安慰我，怕我想不开。我在重压下，寻找自己的出路。我在思忖：国家不会总动乱下去，大乱之后必有大治，还是稳当些好。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造反派内部围绕着对这个新政权组织是捍卫还是炮轰，分化成两派组织：“捍联总”和“炮轰派”。两派斗争激烈，已达到枪林弹雨的程度。从中央的态度来看，明显地要保持稳定，不支持炮轰。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种由干部、军队和造反派三方代表组成的“革委会”，对稳定局势，落实“抓革命，促生产”和“复课闹革命”是有作用的。我参加了“捍联总”的活动，成了“捍派”之一员。后来解放军进校，做“炮派”的瓦解工作，不久，“炮轰派”解体了，学校和社会出现了较稳定的时局。

        1968年6月30日，校革委会派我参加了“哈尔滨市郊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参加“宣传队”的还有我们班的冯文洁、王玉瑚、张文君同学。“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落实“抓革命，促生产”。我被派到榆树公社民主大队，担任“宣传队”的队长。我们这个“宣传队”共6人，其中3人是从其他公社抽来的农村干部，另外两人是我校数学系的女学友，一个叫郭凤云，一个叫王淑珍。由于我们政策把握的比较好，我又熟悉农村生活，与农民同甘共苦，受到当地干群好评，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9月30日，经过验收，我们队顺利完成任务。后来，我被派到民利大队去支援，10月28日“宣传队”全部撤离，我们胜利返校。在“宣传队”期间，由于我的工作比较出色，10月10日，我参加了院里召开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首届讲用会”，并获得奖励，奖品是一本《毛主席手书选集》，现在仍珍藏着，因为这是一个历史见证。

        回到学校，回到班级，一面复课，一面做毕业前的准备。当我们听到六四届与六三届同时毕业的好消息，都十分高兴。可下子要有工作了，可下子自己经济能独立了，这是梦寐以求的。从“宣传队”回来，我成为班级负责人之一，还有孙青梅、吴金起同学。孙青梅是头，我们一起组织班级同学进行毕业总结和鉴定。总的说来，毕业前班级同学之间还算平和。毕业分配，我报的志愿是东宁和海伦县，但组织分配给我的单位叫黑龙江省公安局军管会，说是最好的，我是被选中者之一，还有班里的那瑞琴同学。正式通知下来后，我才知道，分配的单位是军管下的劳改农场。就这样，那瑞琴同学去了凤凰山农场，我到了引龙河农场。

        5、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

        我们在校的后两年，是“文革”运动登峰造极阶段。如今，十年“文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回过头来看，应该怎样认识这场“运动”，应该怎样总结评价这段历史？对于亲身参加过这场“运动”的人来说，其内心之思，不见得一致。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有如下之见：

        第一，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的初衷是好的，是想通过由下至上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监督，让群众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力，以此来“防修防变”，解决党内滋生的腐败问题。党内的腐败问题不解决，严重发展下去就可能导致亡党亡国。毛泽东同志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来发动群众，并想以此来制止党内可能出现权力腐败问题。毛泽东同志始料不及的是，群众全面发动起来后，如决堤之水，难以控制，以致泛滥成灾。尤其是“文革”运动在林彪和“四人帮”的控制和左右下，运动早已偏离轨道，达到了无法无天、无收无管的程度，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人际关系和社会风气等诸方面，都遭到了严重破坏,造成严重后果。就“运动”的实际效果来判断，“文革”是失败的，应受到历史的否定。

        第二，“文革”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把党内的问题看得过重，造成了打击面过宽，许多干部、知识分子乃至群众无辜遭到揪斗甚至迫害。“大民主”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大泛滥；各级领导班子的被冲垮，使“运动”中的各派组织在“自己领导自己”的口号下，我行我素，有的无所不为，这是造成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文革”是在错误思想指导和错误判断下，发动的一场错误“运动”。

        第三，产生“文革”及其灾难的根源在于个人在党内的权力过大以至于产生专权和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又助长了个人专权。“文革”期间，在林彪别有用心的鼓吹下，把毛泽东同志推向神坛，让人们顶礼膜拜，使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照办，不理解的也要照办”。 毛主席的话都是“最高指示”，谁敢怀疑，谁敢不听， 就是“反革命”，就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这种情况下，“文革”运动只能任凭林彪和“四人帮”推波助澜，不可能得到制止。林彪和“四人帮”利用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运动群众，来为他们要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

        第四，“文革”中的各派组织，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是“文革”运动的产物，无论那一派都没有认识到“文革”运动是错误的，都想跟毛主席干革命，因此，没有那一派是正确的。在“四人帮”的挑动下，导致了群众斗群众。“文革”后，在干群之间、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都曾留下了不同程度的恩怨，一些人一直耿耿于怀。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大家都是“文革”运动的受害者，个人应该自己去反思自己，大家一起向前看，敞开胸怀面对未来。哈师大中文系646班的同学对这方面的问题处理得比较好，在校庆50周年时，曾得到中文系领导的表扬。

        第五，“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在这场大动乱中，各种人物都在表演，许多人把过去隐藏于内心的真实东西充分展示出来，见了阳光，让人们看到他们真实的面目。“文革”运动对于个人说来，无疑是一种损失。就我个人说来，“文革”造成了两年内基本没有上专业课，致使我的专业底子薄，以至于影响到后来的业务工作。同时，由于受到“文革”中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也阻碍了我后来的进步。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我个人确实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受到了锻炼和考验，知道社会上的事情多了，从反面中吸取了教训。

        以上的观点只是个人之见，未必准确，有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官方评价不一致的地方，以官方评价为准。           返回  第  一  章 情系故乡                                 继续阅读  第 三 章 农场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