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撕心裂肺的痛——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

 父母撕心裂肺的痛——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

 

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

第一章 张晔：眼看着就要上大学却梦断车祸
血色清晨 …………………………………………2
不该雕谢的花朵 …………………………………………4
谁在往受伤者的伤口上撒盐 …………………………………………5
难以解脱的噩梦 …………………………………………7
迟到的孩子梦(1) …………………………………………9
迟到的孩子梦(2) …………………………………………11

第二章 郭宝臣：厄运撞得他的晚年如此凄凉
生命曾经如此辉煌 …………………………………………13
屋漏偏遭天不测 …………………………………………15
风烛残年，谁解孤苦滋味 …………………………………………17

第三章 马 旻：泪飞顿作流星雨
仰望星空，怀念一个灿若明星的女孩 …………………………………………20
天上流星与人间悲剧 …………………………………………21
艰难的寻访 …………………………………………23
伤心是灵魂深处绝望的痛(1) …………………………………………27
伤心是灵魂深处绝望的痛(2) …………………………………………28
伤心是灵魂深处绝望的痛(3) …………………………………………30
伤心是灵魂深处绝望的痛(4) …………………………………………32
伤心是灵魂深处绝望的痛(5) …………………………………………33

第四章 何羽飞：上学路上无归期
回家的路有多远(1) …………………………………………35
回家的路有多远(2) …………………………………………37
世界上有一种伤痛难以医治(1) …………………………………………37
世界上有一种伤痛难以医治(2) …………………………………………39

第五章 张穆然：生死之间说坚强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1) …………………………………………40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2) …………………………………………41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3) …………………………………………43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4) …………………………………………44
要是哭能解决问题大家就放声哭吧(1) …………………………………………45
要是哭能解决问题大家就放声哭吧(2) …………………………………………47
要是哭能解决问题大家就放声哭吧(3) …………………………………………48
好好活着，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怀念(1) …………………………………………49
好好活着，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怀念(2) …………………………………………50
好好活着，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怀念(3) …………………………………………52
相依为命，思念女儿到永远(1) …………………………………………53
相依为命，思念女儿到永远(2) …………………………………………54
相依为命，思念女儿到永远(3) …………………………………………56

第六章 林为忠：补生孩子的艰辛
世纪之交，16岁的儿子却突然夭折(1) …………………………………………57
世纪之交，16岁的儿子却突然夭折(2) …………………………………………58
世纪之交，16岁的儿子却突然夭折(3) …………………………………………60
痛失儿子的日子到底有多难(1) …………………………………………60
痛失儿子的日子到底有多难(2) …………………………………………62
人到中年，他们决意要重新生一个孩子(1) …………………………………………63
人到中年，他们决意要重新生一个孩子(2) …………………………………………64
新生儿带来的新问题(1) …………………………………………65
新生儿带来的新问题(2) …………………………………………66
补生孩子的代价到底有多大(1) …………………………………………67
补生孩子的代价到底有多大(2) …………………………………………69
谁能感知生命中真正的疼痛与危机(1) …………………………………………70
谁能感知生命中真正的疼痛与危机(2) …………………………………………71
谁能感知生命中真正的疼痛与危机(3) …………………………………………73

转帖作者的题后记 …………………………………………73
转帖——网文：《只有一个孩子》报告“独生子女意外伤害”引起共鸣 ………………76
转贴——北京娱乐信报对杨晓升先生的采访：最难忘记父母撕心裂肺的痛……………82



据专家推算，我国15岁以下儿童每年因意外伤害引起的死亡竟有40万—50万人之多。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我国有16000多名中小学生因食物中毒、溺水、交通事故、自杀等非正常原因死亡，平均每天有一个班的学生因意外事故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中国目前约有8000万到1亿个独生子女家庭，但因疾病、车祸等意外事故造成独生子女致残或死亡的家庭约占中国独生子女家庭总数的0.8％……报告文学作家杨晓升，通过对一系列遭受意外伤害的独生子女家庭艰难而伤心的寻访，写成新书《只有一个孩子》，将一个早已潜存、却尚未被普遍认识和重视的重大人生问题、重大社会问题展示在我们面前。今起开始连载。
　
第一章 张晔：眼看着就要上大学却梦断车祸  
17岁，豆蔻年华。正在读高中二年级、一年后准备考大学的北京女孩张晔，一如含苞待放鲜艳欲滴的美丽花朵，在冬天里的一个早晨却突然血溅街头，永远地凋谢了。父母那整日充得满满的人生希望、那寄托在女儿身上的无限梦想，随之像肥皂泡一样在最美丽的时刻异常残酷地彻底破灭……  
血色清晨
　　1999年元月19日的那个早晨，北京的冬天一如往年日短夜长。
　　已经是6点半了，但天仍灰蒙蒙的。正在上高二的女孩张晔像往日一样推起自行车走出家门，与邻居的另一位女同学一道冒着瑟瑟寒风，骑着车前去上学。今天，是学校期末考试的第一天，身为学习委员、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的张晔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她对这次考试充满了信心。
　　天空的东边，朝霞如血。街道的中央，人影幢幢，你来我往。
　　张晔与同伴一前一后，一路说笑地朝学校的方向驶去。行至离家不远的拐弯处，一辆面包车突然如脱缰的野马从侧面疾驰而来，两位如花少女还来不及躲闪，便先后被撞倒在地，血溅街头。
　　这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血色早晨。这时候，天色依然朦胧。两位少女的青春热血却染红了北京的街头，这骇人的血色透过氤氲朦胧的晨色，与天边的如血朝霞渐渐融成一体。天地间顿时红成一片，空气中刹时间弥漫着血腥的味道。各种路过的机动车不约而同，“呜呜”地发出凄然的哀鸣。
　　在两位少女的出事地点——北京南郊南苑机场附近的那条依旧昏暗的小街上，过往的路人被眼前这突如其来的事故惊呆了，人们纷纷停止赶路，有的惊呼，有的哭喊，有的观望，有的则焦急地张罗着打110报警。
　　那位肇事的司机，经过一夜的疲劳驾驶，困顿麻木的神经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故震醒了。他先是惊恐，接着是懊丧，面对众人的围困和指责，他别无选择地在好心人的督促和协助下，将两位被自己撞倒的、鲜血淋漓的少女匆匆地送到附近的七一一医院。
　　父亲张立军是在女儿被送到七一一医院抢救之后才得到消息的。
　　事实上，女儿出事的地点距离自己的家门口也就几百米远，可张立军和妻子王俊玲对此一无所知。女儿离开家门之后，张立军也上班去了。妻子刘俊玲虽然下岗在家，对此却浑然不觉。张立军大约是在八九点钟的时候才得知女儿出事的消息。当他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他才又想起早上刚上班时，有一同事说起早晨距家门口不远处发生的那桩车祸。但那时候晨色朦胧，那位同事并未看清被撞的人到底是谁。张立军于是也没太在意，那样子就如报纸和电视新闻上时常报道的车祸新闻一样，听起来虽然令人伤心，但毕竟与己无关。他总觉得，那样的不幸事件离自己毕竟很远很远。而现在，张立军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以往看似遥远的不幸已经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当他的另一位同事、好友马秀魁将女儿车祸的消息告诉他时，张立军心一沉，忽然间便有一种不祥之兆。
　　其实，马秀魁在将这一不幸消息告诉张立军的时候，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作为张立军多年来最好的同事和朋友，马秀魁知道张立军患有心脏病，经不起外来的严重刺激。所以，在将张晔出事的消息告诉她父亲张立军时，马秀魁竭力地搜索着适当的词句，尽量地轻描淡写。
　　马秀魁对张立军说：“立军，听说你女儿让车给撞了，咱们赶快去医院看看吧。”
　　张立军一听，虽不大相信，但也顾不上多想，匆匆地跟着马秀魁赶路。此时此刻，虽然他内心隐隐约约感觉到大祸临头，但同时还心存侥幸。他想：女儿被撞伤了，但不见得会那么严重吧？
　　张立军是被马秀魁架着走进医院的。一路上尽管他尽量往好处想，但仍然感觉到内心发慌，两腿发软，以至于无力爬医院的楼梯了。马秀魁好说歹说，才说通了医院里的电梯司机，架着张立军坐上了电梯，到了医院的急救室。妻子刘俊玲这时候已先他一步赶来了，是街坊告诉她的消息。
　　女儿被撞的情况比张立军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张晔出事至今虽然已经过去几年，但张立军的另一位同事和好友余小云在向我描述车祸的惨状时，仍感到毛骨悚然：“这孩子满脸是血，头发全撇了，脑浆汩汩地往外淌。我一看都傻眼了。立军的同事好友几乎都赶到医院来了，见这阵势都纷纷恳求医生，说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把孩子救下来！”
　　同事和好友都没敢让张立军夫妇进急救用的隔离室，怕他俩受不了。
　　直到医生让看拍出来的X光片子，张立军夫妇才知道女儿已经不行了，医生尽可能平静、同时也明白无误地说，“张晔的生命最多能维持3天”。但夫妇俩仍声泪俱下地恳求医生全力抢救，说哪怕是个植物人也要留下，因为张晔是他们的唯一一个孩子啊！这个已经长到17岁的“唯一”如果都没了，自己这一辈子还会有什么指望呢？
　　七一一医院的医生是善良而负责任的。这所远离闹市、位于京城南郊，平时并不为京城多数人所知道的医院，无论是普通护士、医生，还是科室主任乃至院里的领导，都对张晔这朵突遭蹂躏、行将雕谢的少女之花以及她的父母投以深深的同情。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毕竟只有一次，既然这年轻生命之火并未彻底熄灭，既然这生命的父母如此痛不欲生地渴望留住这年轻的生命，那么有什么理由不进行全力抢救呢？
　　手术与护理在这所医院紧张而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医护人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全力投入了对张晔的救护行动。
　　一天，两天，三天……张晔的生命之火在风雨飘遥中顽强地燃烧着，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满怀希望地祈祷着这羸弱的生命之火能永久地持续下去，期待着这无限宝贵的青春生命能在医护人员的精心呵护下发生奇迹重获新生，这种祈祷与期待一直进行了9天。当第九天的如血朝霞照常映现蓝天的时候，张晔这盏燃烧了17年零265天的生命之火，还是无情地、令人遗憾地彻底熄灭了。
　　与张晔一同被撞倒的那位同学却很幸运，虽然留下终生残疾，但毕竟保住了生命。

 

不该雕谢的花朵

        我是在距离张晔出车祸的数年之后才开始对她的家庭及亲友进行采访的。实际上，张晔1999年元月19日早晨出车祸之后，我便在同年3月29日的《北京青年报》上读到了张晔出车祸的简短消息。我之所以留意这则简短消息并且小心翼翼地将那则消息保存下来，是因为我早就开始对独生子女意外伤害事件的关注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思考。
　　从开始关注到进行实质性的采访，为什么有那么长的时间距离呢？
　 我想除了自身公务缠身，其他的原因也许不言而喻。与记忆中一部文艺作品的篇名《不要惊醒死者》意思截然相反，我内心深处一直是诚惶诚恐地不忍惊扰生者的。我这里所说的生者，当然是指那些受难家属。我所说的不忍惊扰，则是指不忍心早早地惊扰——当受难家属伤痛未愈的时候，有谁忍心再去触痛他们心头的创伤呢？
　　几年过去之后的2002年元月的某一天，我却不得不进行这项对任何一位报告文学作家来说都将是极其艰难的采访。
　　当我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地按照114查号台得到的号码拨通北京电器元件厂的电话，期望查阅到张晔父母张立军和刘俊玲的联系方式的时候，不想事情进行得比我预想的顺利得多，因为接电话的恰好是张立军的同事和好友余小云先生。余小云听我说明意图，其所流露出来的热情令我意外。他说您想了解张晔车祸事件的来龙去脉，那好啊，我们正在帮助她父亲张立军忙乎打官司呢！余小云立马向我介绍了他的另一位同事、同样是张立军好友的马秀魁。他们仨都是同事和好朋友，现在工厂不景气，他们仨都下岗了，自己都在外面找活路。余小云说马秀魁更了解张立军一家目前的情况，而且能说会道。余小云还自告奋勇地说我跟马秀魁打个招呼吧，让他安排个时间接受您的采访。我说我想和你们俩人都一块聊聊，余小云爽快地满口答应。
　　过了两天的一个下午，两位中年男子应约来到我的办公室。从外表上看，余小云清瘦，马秀魁魁梧。但俩人都古道热肠，说起张立军的事，俩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既痛心惋惜，又忿忿不平。
　　几年前张晔出车祸被送进医院救治的那段日子，余小云和马秀魁都极其仗义，他俩自始至终奔前忙后。时至今日，他俩还在为张立军打官司的事打抱不平并忙碌呢。
　　说起张晔的夭折，俩人都痛惜不已。
　　马秀魁说：“张晔那孩子学习可优秀啦，每学期考试成绩在她学校的同年级中都能进入前十名。那孩子一米七二的个儿，大眼睛双眼皮，要个儿有个儿要盘儿有盘儿，唉！太可惜了……”
　　不过要说张晔的学习成绩，余小云更有发言权，因为他儿子是张晔的同学。
　　余小云承认：“张晔学习成绩真的是好，比我儿子好多了。这么说吧，要是张晔考五百九十分，我儿子顶多能考五百八十分。她原本是要上清华附中的，就是差那么一分两分的没考上，最终上的十八中也非常不错。我儿子成绩都不如张晔，可我儿子现在都已是北京工业大学二年级学生了，张晔要是不出车祸，现在也该是名牌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啊！唉……”说着，他不住地叹息、摇头。
　　马秀魁接着说：“张晔这孩子真的是很灵气，很懂事，干什么都很有热情。那年放暑假，她去推销化妆品，干得蛮像回事。有一次她去我家，跟我女儿一起唱卡拉OK，嘿——我发现她唱得很不错！她的书也看了不少，一部美国小说《飘》她看得很入迷，看完了还津津乐道地向大伙讲那小说写得如何如何好。”
　　我问马秀魁：“你女儿也是张晔的同学吗？”
　　马秀魁答：“不是。我女儿比张晔大多了，现在在《电子时报》工作。”
　　听着他俩对张晔的描述，张晔的形象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张晔从小就是一个乖孩子，不但形象挺拔出众，而且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就是在出车祸前的高二那个学期，张晔既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又是学校里的升旗手。她的人缘很好，学校得知张晔被撞的事后，组织学生捐款一万多元。同时，张晔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纷纷前往医院探视，为张晔叠了一千只纸鹤，为她祈求平安……可想而知，这样一位风华正茂、前程似锦的17岁少女，做父母的在她身上寄托着多少希望和梦想啊！
　　张立军是知青出身，属于人们说的老三届初中毕业生。他父亲是搞技术的，在市政公司工作，修过天安门和北京站广场，文革时也挨斗。他母亲是家庭妇女。张立军那时兄弟姐妹一共6个，就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大。
　　1968年12月底，张立军刚满16岁，就跟着他哥哥到山西太谷县农村插队，在农村整整干了十几年，回城时已经快30岁了。刘俊玲也已28岁。刘俊玲的家境比张立军好些，她兄弟姐妹4人，父亲在建筑公司工作，母亲则在外贸公司任职，刘俊玲在家里排行最小。张立军和刘俊玲是回城后在工厂里认识并自由恋爱的，1980年结婚。1982年4月29日，张晔出生。张晔出生时脐带盘在脖子上，差点出了危险。但老辈人说，小孩出生时脐带盘上脖子，那是背着书包呢，长大了一定是一个读书人，而且是一个有出色的读书人。这虽然有点迷信之嫌，但张晔的成长历程又多多少少正印证着老辈人的这种说法。假若不发生意外，张晔是能够顺利考上大学、毕业后找份不错的工作的。两位被文革耽误，都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中年父母，平日里恩恩爱爱，不玩牌不吸烟，满心欢喜全身心地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这唯一的一个孩子身上、指望着这唯一的女儿一年多后能顺顺利利考上大学。
　　可天有不测风云，谁曾想到这样一个对未来充满憧憬、和睦幸福的三口之家，会被一场飞来的横祸无情粉碎呢？
　　如此沉重的打击，对任何一个三口之家来说都是致命的。
　　马秀魁讲：“出事那天，我在医院一直守着张立军，怕他受不了打击，因为他有心脏病。孩子就在医院的隔离室中抢救，他想见又不能见，也不敢见。临告别时才见了一眼，那时医生已给张晔整了容，不然张晔那血淋淋的惨状，直到现在我回想起来都受不了，何况她的父母？”
　　马秀魁叹了口气，又接着说：“张晔的丧葬和骨灰的安放也费了一番周折。火化时我们都没让张立军他们夫妇去，那时他俩都哭成了泪人，本身身体又都不好，再有个三长两短可受不了。我们只让他外甥去帮着料理，张晔的同学来了一百多个，也都跟着去参加告别仪式。对于骨灰的处置，他们夫妇俩开始坚决不留，既想空（航空）撒又想海（大海）撒。但那时他们精神都处于非常状态，我们怕他们将来反悔，就悄悄留了下来。后来他们也明白了，就先寄存在张晔的姥爷那儿，因为他姥爷信基督教。第二年她姥爷也去世了，她姥姥说放在一块吧，最后张晔的骨灰和她姥爷的骨灰一起安放在西北望一块基督教的基地上……”



谁在往受伤者的伤口上撒盐
　
　 张晔车祸的肇事司机叫朱银友，是安徽省来京打工的农民。出事的那天早晨，他是疲劳驾驶，在出事前的那一瞬间由于打盹将急刹车错踩到油门上酿成了惨祸。
　　在路人的督促下，朱银友还算知趣，他在众人的帮助下将两位被自己开车撞倒的少女送进了附近的七一一医院，还主动拿来了1万元医药费帮助救治。
　 交通大队的调查结论是：司机应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他们将朱银友开的那辆白色小面包车扣在了交通大队。
　　那时候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悲痛欲绝，他们在亲友和同事的帮助下全身心投入到对女儿的救治上。由于交通大队已介入处理车祸事件，车祸刚发生时司机也在配合救治，所以他们并未意识到肇事者在经济赔偿上会发生什么意外。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张晔17岁的生命之火彻底熄灭之后，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仍难以在丧女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却发现肇事司机朱银友不但再也没有露面，而且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为抢救女儿，张立军夫妇倾尽了一辈子的积蓄，将家里的三、四万元全花光了。这区区的三、四万元当然不够，张立军的哥哥给拿了2万元，山东的一位朋友送来了1万元，加上肇事司机拿来的1万元，还不够，七一一医院出于人道与同情，也减免了一些医药费。
　　实际上，张立军不是那种不明事理、得理不饶人的人。相反，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好人。尽管女儿的不幸夭折给他带来无尽的创痛，但他并不想对肇事者做过分的纠缠和苛求。他认为孩子既然死了，再不能复生，对方该怎么赔偿，都按法律认定的办。肇事司机是外地来京的打工人，生存也不容易，“咱也别扼人家”。他还将女儿学校从学生中募捐送来的1万余元的捐款送回学校，执意让老师们退还给学生。他说大伙儿活得都挺不容易的，“咱干嘛去增加人家的负担？”
　　然而，面对逃匿的肇事司机，张立军无法沉默。
　　一纸诉状送到了北京丰台区人民法院，丰台区法院也受理了此案。
　　一审判张立军胜诉，由肇事司机朱银友和车主李秀华共同赔偿车祸并致死张晔的医疗费及家属精神损失费，共计人民币11万余元。李秀华是北京大兴人，他是因做熟肉生意与朱银友成为朋友。据李秀华讲，朱银友是借他的身份证买的车，法院根据法律判11万余元由肇事司机与车主共同赔偿。
　　李秀华不服，他说我没撞人，凭啥要我赔偿？为此，他上诉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中院经调查，二审维持了原判。但也略有调整，因为肇事司机朱银友畏罪跑了，判车主李秀华先代为垫付赔偿金。但车主拒不执行。
　　张立军花了数百元手续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两三个月后，张立军和朋友马秀魁、余小云等跟着法警，驱车来到位于京郊的大兴县李秀华的居住地，但李秀华已人去房空。周围的人都说，已经好长时间没看到李秀华了，他也没回来。显然，他是负案逃匿了。
　　望着那空空如也的房屋，张立军的心如行将下雨的天一般，刹时间阴沉下来。这种郁闷的心情与丧女的悲伤夹杂在一起，一直萦绕于胸。
　　直到2000年，法院的法警才在青海抓住了肇事司机朱银友。朱银友身无分文，但他拿出了购车保险单，交给了交通大队。按保险单上的保额，保险公司最高能赔5万元。张立军心想这保险额连同那辆肇事白色面包车的价值，这回有希望拿到赔偿金了。于是，他随朱银友拿着保险单到北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索赔。但人家拿过保单一看，说这不是北京的保单，是天津宝坻县中保公司下属一家营业公司开的保单。经查询，方知1998年该公司在北京中保大厦租了一间办公室，前后也就一个多月，弄了些保费走掉了。北京的中保公司还告诉了天津宝坻县中保公司的联系电话。打电话一问，人家承认有这回事，但说办保单的那个机构解散了、那些人都不在了。但明眼人知道这不是理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反正这保单是你们中保公司的。法院负责此案的法官来到天津宝坻县中保公司，但对方说必须是当事人、车主李秀华，再说那张保单的有效期是一年，现在已经失效，即使有特殊情况需要履赔，也须由车主本人经办。可车主不在呀，连影儿都找不着！很显然，保险履赔是没希望了。一行人毫无办法，一脸的怨恨，一脸的沮丧。最令他们不解的是，外地的保险公司怎么可以易地到北京来开办保险业务呢，这样做履赔能有什么保障呢？！
　　保险履赔的路看来被堵死了。张立军心想先将那辆白色面包车卖了吧，那11万元的赔偿金能先拿回一点算一点。回到北京，他去找交通大队，说明来意。但交通大队的说法让张立军一下又傻了眼：凡交通大队扣押的车辆，按规定每天须交纳30元的存车费，那辆白色面包车已经被扣了整整两年多的时间，须交给交通大队的存车费少说也得两万多元吧？ 可那辆白色面包车买的时候车价也就是4万余元，加上折旧，扣除交通大队两万多元的扣车费，这车还能卖几个钱呢？
　　无奈之中，张立军又找到法院，要求进一步对车主李秀华强制执行。但接待他的法官说，不是去过一次了吗？他人不在，我们也没办法。你能找到他吗？找不到怎么执行呀？
　　张立军一听，如骨梗喉。他从没打过官司，从不知道打官司这么艰难。自己是打赢了官司的呀，可执行起来怎么这么难呢？判决执行不下去，这责任难道只能让当事人自己去想办法、自己去负责任了吗？张立军怎么也想不通。
　　时至今日，张立军打赢的官司仍搁在那里，能否执行遥遥无期。判决书上那白纸黑字写的11万余元的赔偿金，张立军仍一无所获。女儿车祸致死花去的那笔巨额救治费、葬丧费，至今仍分文无补。
　　人到了倒霉的时候，真的是一路不通便路路不通，干什么都不顺啊！
　　丧女的痛楚，打官司不断奔波的辛苦，索赔不成带来的无尽烦恼……这一切的一切几乎是席卷而来，一古脑儿地落到张立军和刘俊玲这对中年夫妇身上。他们感觉自己眼前的生活一如雪上加霜，异常灰暗、冷入骨髓；自身的伤口像被谁又撒了把盐，阵阵抽搐、疼痛难忍……   难以解脱的噩梦     我是在马秀魁和余小云的热心帮助下才采访到了张晔的父亲张立军的。那天我在办公室采访完他们俩，便提出请他们帮助与张立军联系一下，讲明我的意图。我若自己找张立军，怕太冒失了，希望让马、余俩人同张立军事先沟通一下，让他有个思想准备。毕竟他们仨人都是好朋友，自打张晔出事，马、余俩人为张立军奔前忙后，直到现在还在为张立军打官司索赔的事奔忙操心。
　　腊月里，北京的天异常寒冷。寒风冷嗖嗖的，不时裹夹着混浊的尘埃，在孤寂落寞的胡同里蹿荡，让人感觉到人生的几分凄凉。
　　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现在居住在宣武区距离长安街不远的一个大杂院里。这处约莫二十来平米的平房分里外两间，是刘俊玲的嫂子暂借给刘俊玲住的。
　　痛失张晔这唯一的一个孩子之后，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俩宛若惨遭严寒摧残的庄稼，原本生机勃发、挺拔昂扬的头颅一下全蔫了下来，精神的支柱几乎全垮了。
　　尤其是刘俊玲，面对女儿的突然离去，多少次她都哭得死去活来，多少个日日夜夜她都以泪洗面、噩梦重重。她怎么也不相信自己那如花似玉的女儿、那眼看着就要上大学的女儿忽然间便没了身影，永远再也回不来了。所以，只要一回到南郊自己那套原本与女儿朝夕相处的楼房里，她便精神恍惚。她一会儿觉得女儿正在水房洗脸，那洗漱的水声清晰入耳。一会儿，她又仿佛见到女儿在写字台前学习功课的身影，灯光下女儿那熟悉亲切的身影历历在目……这样的错觉日夜出现，让刘俊玲一直精神恍惚，似梦非梦，亦真亦幻。这种状况连续不断，使得刘俊玲无法自已。往日贤惠利索、精神清爽的她忽然间像变了个人似的，只要一回到屋里就时常发呆，枕食不安，神经兮兮的，精神几近崩溃。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挥、挥不去，赶、赶不走，不仅使丈夫张立军日夜担心，就连刘俊玲自己也不免害怕。亲戚朋友看她这个样子，也都伸出关爱之手，劝他们俩不如暂时离开那个环境，到外边散散心。夫妻俩一商量，觉得在理，便搬到市中心的这处简陋狭窄的平房来了。春节的时候，夫妻俩还应表姐之邀到河北保定一带散了散心。
　　虽然住到了市中心，夫妻俩却也时常要回到南郊的那套两居室的楼房去看看。为了纪念女儿，将女儿音容笑貌永远地留住，那套楼房中女儿专用的书房，所有的用物、陈设，至今都过去两三年时间了却都纹丝未动。那张床，那张桌，那盏灯，那个书包，那些书和笔，以及女儿生前喜欢听的录音机和歌曲磁带……这一切的一切，让做父母的一见，就仿佛又见到了女儿，眼前又满是女儿的音容笑貌。因此，虽然女儿早已一去不返，但张立军和刘俊玲，从未商量，却便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谁也不忍心去动女儿的那些东西，唯恐惊动女儿那渐渐安息的灵魂似的。每次打开女儿的书房，夫妻俩只是默默地看一会儿，然后各自拿一起块干净的抹布，小心翼翼地擦去女儿遗物上的那些尘埃……
　　虽然住到了市中心，但女儿生前的同学好友仍时不时前来探望张立军和刘俊玲这两位长辈。夫妻俩也很喜欢女儿生前的这些孩子，每次见到他们，就像见到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倍觉亲切。张晔的这些同学好友，有的后来到城里来上高中，上下学路途遥远，张立军和刘俊玲就让他们住到自己家里来，一直送他们上了大学……
　　在张立军现在住的那套平房里，张立军一个人接待了我。由于工厂不景气，妻子刘俊玲提前退休之后在外面找了一份零工，那天她在外面打工，都到傍晚六点多钟了，可她还未回家。张立军自己几年前下岗之后，跟着一同下岗的好友马秀魁在外面打零工，帮人家推销低压电器产品。俩人的收入加起来，勉强能够度日。
　　眼前的张立军跟我想像的差不多：宽肩大脸，典型的北京汉子。丧女的打击和岁月的磨砺，使这位年刚半百的北京汉子，容貌上罩着一层淡淡的忧郁。面对我的来访，早有准备的他仍愁云满面，心事重重。
　　问及小时候的张晔，张立军的声音缓慢而低沉——
　　“张晔这孩子刚出生时瘦长瘦长，几乎是皮贴着骨头。我还担心，这么瘦弱的孩子不知该怎么长大呢，可没想到一转眼十几年过去，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而且还很聪明，成绩一直很好。小时四年级时，老师就让她上讲台给别的同学讲数学。小时候，她还喜欢绘画，后来因为学习紧张，就没什么时间了。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孩子学习从来不用我们操心，特自觉，我们都看好她考大学。这孩子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人缘还特好。出事后同学纷纷来看望她，都以为能救活，都想看上她一眼。
　　“唉！发生这事儿，要说起来还有点迷信色彩呢。她出事的前一天，她骑的那辆自行车脚蹬莫名其妙地折了轴，我给她修好了车。头一天晚上，她去同学家帮同学复习，很晚才回来，我和她一块等她妈妈回来吃饭，饭菜我都做好了。她妈妈从姥姥家回来时，饭桌上三副碗筷都摆好了，叫她妈吃她妈不吃。她妈过来把其中的一副碗筷收了，不想刚拿过手就掉到地上，那碗碎了。当时我觉得心里哪儿好像不太对劲，可也没吭声。到了晚上，张晔进了里屋，说妈今晚我跟你一块睡吧，平时她都是自个儿在她的房间睡的，我见此状便说行，说着便到外边去睡。
　　“张晔她姥姥信基督教，平时她家里的人都爱跟着带十字架。考试前的那天晚上，张晔说妈你那个十字架给我戴着，明天我考试考好点儿——嗨，怎么说呢，这些事说起来是有点儿迷信。但回想起来，似乎又都是前兆……”
　　回想起女儿的车祸，张立军依然是满脸的懊悔。
　　据张立军讲，张晔出生于1982年4月29日，6岁时她开始上学。
　　我问：“张晔以前上学，你们做父母的接送吗？”
　　张立军说：“小学时当然要接送，那时候她还小。后来大了，就不怎么接送了。上初中她自己骑自行车。上了高中，因十八中路比较远，开始我们也不放心，接送了一段时间。我先骑车送她到南苑，然后坐我们厂里的班车去上学。再到后来，她自己就骑自行车了。”
　　“你们原来对女儿有什么期望呢？”
　　“我对孩子的要求是学习要好，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她从小特佩服周恩来总理，说将来我也要出国留学，想当教师或者律师。可真的是没想到……唉！现在说什么也没什么用了。”
　　说起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的成长历程，张立军也不住摇头，感慨良多：
　　“我与俊玲相爱的时候，她的父母并不乐意，原因是我家庭出身的成份高。她父亲出身虽然也不算好，但他们毕竟怕女儿将来吃苦。那时候家庭出身不好，在社会上就抬不起头来，哪想到社会能发展到今天这样啊。
　　“孩子出生后一直住在她姥姥家，因为她家有房，宽敞。孩子十一个月时我住在她家，因为生活上的小事我被她父母打了出来。我这人脾气不好，到现在我都不去她家。那次被他们打出来后我半年多没见到孩子，待到元旦的时候我爱人才抱着孩子到厂里看望我。后来，孩子基本上是在她家长大的。所以孩子跟她姥姥姥爷都有感情。姥爷现在不在了，可姥姥还在，三头两天的要惦记外孙女。张晔出事之后，我们好长时间都没敢让双方老人知道，怕他们都受不了。
　　“孩子出事后，带来的打击真是太大了，好长时间我俩都没缓过劲来。尤其是我媳妇，精神都快崩溃了！所以我特别紧张，生怕家里再出什么事。她受打击到了何种程度呢？她能说我到我妈那儿去，我说大冬天的咱们这里有暖气他们那里没暖气呀？她说我就得去我就得去！没办法，我只得找一位开车的朋友送她去。可到了那儿刚进屋门，她又会打电话来说你快来接我吧你快来接我吧——她真的是精神恍惚、六神无主了！在原来的那套楼房里住，我们真的是老有错觉，一进家门就总感觉到孩子就在跟前。尤其是我媳妇，老有一种幻觉，老觉得眼前有女儿洗脸的动作，要么就是发现女儿在跟前看电视。到了晚上更是老睡不着觉。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俩躺在床上老想着将来老了该怎么办呀？想得浑身发紧，因为想到老了要是病倒在床上，行动不方便了，拉一裤兜子屎啊尿的都没人给洗，那时候可就惨了……”
　　张立军哽噎起来，几乎没能再往下说。我心头一时也掠过阵阵凄凉。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可这唯一的一个孩子眼下却没了，永远不可能复生。没有孩子带来的骨肉亲情，他们的晚年能有真正的幸福吗？
　　显然不可能。



迟到的孩子梦(1)

　　张立军和刘俊玲也曾想到重新要个孩子。那年刘俊玲45岁，觉得还不大呢，再生孩子没准儿还行。孩子的名字也都想好了，还叫张晔这个名。
　　张立军说：“政策要许可当初我们就会多要一个孩子，因为张晔的姥爷姥姥都喜欢孩子，我爱人什么花呀鱼呀狗呀猫呀的，一概不喜欢，就是喜欢小孩。”
　　张立军说着摇了摇头，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液，语调充满懊丧：“唉！现在想要孩子，真的想极了，但毕竟年龄不饶人。我俩都一样，身体状况不行。前几年我心脏病时恨不得每分钟才跳十几下。孩子没了之后，我觉得心里没什么可想的了，没什么惦念。孩子在时我能辅导她到初一。我上学时数学比较好，我父亲不是也搞技术吗？所以我一直辅导她数学。”
　　说到能否再要孩子的问题，张立军似乎酸甜苦辣一下子全涌上心头，话儿又多了起来。其实，那天采访他的好友余小云和马秀魁，他俩就讲了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在女儿夭折之后，想重新要一个孩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大约是张晔夭折两三个月之后，张立军和刘俊玲在痛失爱女的极度悲痛之中日日夜夜煎熬着。忽然有一天，他们似乎醒悟过来，人死不能复生，与其沉湎于对女儿夭折痛悔之中，莫如再试试看能否再要个孩子呢。这一念头冒出来之后，他们便开始身体力行，日夜盼着能重新怀上一个孩子。遗憾的是，他俩的愿望一而再、再而三地落空，一年过去，两年过去，盼子的愿望不断折磨着这对年近五十的夫妇。夫妇俩弄不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按说，张立军身体还行，刘俊玲的身体当然是大不如前，经历了丧女的打击之后，她大伤元气，整天病怏怏的，总是提不起精神。但刘俊玲每月还是来例假的，只不过例假现在不太正常，经常提前，最多的时候能提前七天。问题会不会出在这里呢？
　　夫妇俩于是到中医医院检查，结论是子宫内膜脱落。医生的解释是，例假周期准是因为有排卵期的支撑。没有排卵期的支撑，例假周期自然不准。这种情况可以服药调理，但能否彻底调理好，各人有各人的身体状况，只能试试看。
　　虽然医生没说有把握能够治好，但刘俊玲还是满心虔诚地从医生那里买回了药，一心一意地服着，只是总不见效果。于是，刘俊玲情绪低落，天天郁闷。
　　这期间，刘俊玲从晚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海淀区某医院有一大夫，治妇女不育症很灵验，人称“送子观音”。这消息刹时点燃了刘俊玲内心的希望，她如获至宝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丈夫，并迫不及待地提出去那所医院看看。张立军看了看报纸上的那则消息，将信将疑，不太支持妻子去。但妻子死活要去。自打医生查出是她自己的问题，她内心总是充满内疚。其实，在孩子的问题上，丈夫并没有责怪她，还安慰她说不能要就不要了吧，可她比丈夫更迫切。结果她自己先跑了一趟。
　　刘俊玲回来时面带喜色地告诉丈夫：“那大夫说行！你跟我去吧，我怕有些大夫光骗钱。”
　　张立军蹙了蹙眉，还是不大相信。他将这事告诉了好友余小云，余小云很仗义地一挥手，说：“嗨，不妨去瞧瞧呗！”于是，他陪着张立军一块去探了个究竟。结果，俩人都认定那个所谓的“送子观音”是个骗子。因为那大夫开一个月的药就得1500元，还不知道管不管用。张立军一听头都大了，内心一细想，说算了吧，咱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呀？张立军认定，好医院的大夫绝不口出狂言，口出狂言的所谓医生只是想骗钱。后来有朋友告诉他，那个“送子观音”的药实际上真不管用，听说没多久就被抄了。
　　这期间，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还一同到妇产医院询问能否申请生试管婴儿的事。医生向他们解释说，试管婴儿是35岁以下还没孩子的夫妇才合适，到你们这种年龄啊，成功率低，医院也不愿意干，因为要是失败就影响了原有的成功指标。再者费用也高，假如做，得3次取精、授精，每次2万元，3次就得花6万元——哪儿来这么多钱呀？听了医生的一席话，夫妇俩基本死了心。
　　后来，夫妇俩又不死心。张立军的另一位同事对他说，护国寺中医医院有一老太太，是治疗妇女不育症的专家，像刘俊玲这样的症状她能够治疗。于是，刘俊玲又开始到那所医院看那位专家，并开始吃那大夫开的药。
　　总之，为了能再生一个孩子，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几年来东奔西颠，四处求医，心操了不少，钱花了不少，可时至今日仍不见成效，夫妇俩于是心灰意冷。刘俊玲更是大受打击，整天情绪低落，郁郁寡欢。自打女儿离去，没几年时间，原本身体壮实的她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不到五十岁的人，她的白头发却忽然间增添了不少，笑容不见了，皱纹爬满双颊。尤其是那层无尽的忧郁，像一层瘟疫，顽固地罩在她原本那精力充沛、满是笑容的身上，想挥挥不去，想赶赶不走。张立军看在眼里，疼在心中。尽管女儿的离去也给他带来了刻骨铭心的痛苦，但他毕竟是男人，男人天生要比女人坚强些。要说盼望能有个孩子，张立军心情更甚。只是相比于妻子，他更内敛些，碰了钉子也更想得开些。他总是想，要不了就不要了吧，想也没用，急更没用，还是顺其自然吧。他这样想，也这样去开导妻子。眼看丈夫如此豁达，刘俊玲虽心存感激，但也依然内疚，依然忧郁……




迟到的孩子梦(2)

　　2001年夏天。有一次，张立军应朋友之邀在南苑的一家饭店吃饭。
　　刚落座，一位女服务员走了过来，张立军抬头一看，忽然眼前一亮，无意间发现眼前的这位女服务员挺像自己那已经不在人世的女儿。他心头不由一热，一股暖流涌了上来，慢慢地弥漫全身。席间，朋友们劝酒说笑，异常热闹，张立军一个人却心神不定，眼睛总是瞅准机会左右端详那位年龄、长相、身材都十分像自己女儿的女服务员。
　　回到了家，张立军将这事跟刘俊玲说了。俊玲一听，也按捺不住好奇，非要丈夫带她去瞧一瞧他所说的那位女服务员。张立军经不住妻子动员，就带她去了。
　　到了饭店，夫妻俩前寻后觅、左瞅右瞧，终于找到了那位女服务员。四只眼睛齐刷刷地盯住了她，盯得那服务员不得不开口说话：“叔叔，阿姨，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呀？”不说还好，这一说，倒让两位长辈不好意思起来。
　　张立军的头刹时摇得像拨浪鼓，一个劲地说：“没事，没事。”话一出口，又觉得心存不甘，禁不住又补了一句：“实话跟你说，我们觉得你有些像我们的孩子。”
　　女服务员纯真地笑：“是吗？”再一转眼，却发现眼前的这位阿姨已经低下头哭泣。女服务员那笑僵住了，转而蹙了蹙眉。
　　张立军见这阵势，心也酸溜溜的，只好如实将女儿已经不在人世的情况告诉给眼前的这位女孩。
　　女孩听罢，出乎意料地说：“阿姨您别哭，要不我给您俩当孩子？”显然，这孩子很善解人意，她是想安慰眼前这对失去孩子的父母。但这话说得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俩心里热乎乎的，而且不约而同地萌发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希冀：这孩子长得这么像张晔，她要是真能做咱们的孩子，那该有多好！
　　刘俊玲抹了抹眼泪，试探着问女孩：“你——你说的当真？”
　　女孩望着两位伤心的长辈，眨了眨眼，抿了抿嘴，最终笑了：“您二位要不嫌弃，我可以考虑考虑。”这话进一步勾起了两位长辈的欲望，刘俊玲也破涕为笑。夫妇俩紧紧拉着女孩的手，你一言我一语，竟然把事情给说成真的了——女孩愿意当他俩的女儿。
　　女孩叫刘红兰，家在东北农村。事情说成之后，他的父母还特意来北京与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见面，因为他们家里还有其他孩子，所以对刘红兰给张立军和刘俊玲当女儿的事也表示认同。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喜出望外，当时就让刘红兰辞掉了工作，跟着到市中心这边来住，并且专门给她腾出平房中的里屋，还买来了一台电脑，让她参加电脑班。衣食住行，夫妇俩对她也都百般呵护。很显然，他们一开始就将刘红兰当作自己的女儿、而且当作张晔来对待，对她也投入了全部的爱心。刘红兰也感受到了来北京之后从未有过的温暖，她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把张立军和刘俊玲当作自己的父母，“爹”前“妈”后的叫得很亲切。张家的日子忽然间又恢复了生机。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日子又渐渐平淡起来。才两个多月的时间，刘俊玲脸上那难得的笑容又逐渐暗淡下来。自打刘红兰走进这个家，她便将她完完全全等同于自己那已经不在人世的亲生女儿张晔，她将刘红兰看成是张晔的再生。刘红兰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刘俊玲都要拿她与张晔作对比。这样的一种心态和对比，使刘俊玲对刘红兰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越看越觉得不顺眼，越看越觉得刘红兰处处都不如自己的新生女儿张晔。
　　事实求是地讲，刘红兰许多方面的确不如张晔。她毕竟从小生长在农村，书也只读到初中、而且是乡村里的初中，无论是教育水平、生活水平还是文化环境都没法与北京相比。但身体和智力而言，刘红兰也不笨不傻，电脑学了两个多月之后，她打字的速度每分钟都已达到了七八十个字，这对一个从小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村女孩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一点，张立军看得比较清楚，可妻子刘俊玲却不然。妻子总是拿刘红兰与张晔比，越比越觉得别扭，越比越觉得不顺眼，越比越觉得刘红兰哪方面都不如张晔。渐渐地，刘俊玲开始从内心拒绝刘红兰，对她的爱和呵护渐渐冷淡下来，她也开始在丈夫张立军面前发泄对刘红兰的各种不满。而在怎样看待刘红兰的问题上，张立军却显得比较理智客观，他不同意妻子总拿刘红兰与张晔比。他希望妻子对刘红兰能多一些包容，但妻子却总听不进去。为此，俩人没少争辩，没少争吵。但妻子在这个问题上的固执是惊人的，这种固执让张立军异常苦恼。张立军的心情也渐渐烦燥起来，脸上那好不容易恢复的笑容也日渐消失。到了后来，张立军也不与妻子争论这个问题，他想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但他不希望让刘红兰走。
　　刘俊玲的态度却早已让刘红兰看在眼里，她开始苦恼起来。自打来到张家，她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作为农村来的孩子，她当然希望能在北京的这个家生活下去，希望北京的这对父母能一直对她好，自己也愿意作为他们的女儿，将来尽自己的职责和孝心。但现在，她已看出刘俊玲对自己的冷淡，也已看出张立军与刘俊玲之间的分歧，她不想勉强，不想让他们尴尬和为难。留与走的思想斗争一直困扰着这位农村来的女孩。
　　终于有一天，当张立军和刘俊玲都不在家的时候，刘红兰给张立军留下一封信，走了。严格地讲，刘红兰留下的不是封信而是一张字条，那字条简简单单地写道——
　　爸爸：
　　我走了。我花你们的钱以后会还给你们。
　　刘红兰
　　张立军回家发现刘红兰留下的这张字条时，内心“格登”一下，酸溜溜地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反正这滋味让他极其难受。毕竟当初是自己主动让人家来的，还让人家辞了工作，现在刘俊玲内心却又拒绝人家，怎么说他都觉得有些对不起这位农村女孩。这么想着他内心火了，冲妻子大声嚷嚷，夫妻俩为此又吵了一架，都在怄气。但事已至此，张立军也没有要主动再找回刘红兰的意思，他觉得妻子这个样子，留是留不住人家的。他也想刘红兰也这么大了，在北京也都有过工作，现在又学了电脑，她不至于找不到工作吧？
　　自此以后，刘红兰没再回来过，甚至连电话也没打过。刘红兰的父母倒是给张立军来过电话，说要劝刘红兰回到张家。张立军回答说，她要有意回来就回来吧，不就添一口饭吗？从内心上讲，张立军是希望刘红兰回来的。毕竟，他们渴望着能有一个孩子啊！
　　刘红兰在张家的几个月，张家在刘红兰身上花了数千元钱，这数千元钱是张家为数不多的一点积蓄。虽说刘红兰自己说以后会还，但张立军并不希望这样，因为钱毕竟是自己主动为人家花的。
　　现在，下岗和提前退休的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都在外面找活路，打打工挣点钱。这一方面是为了糊口过日子，另一方面是为了再攒点钱，过些年干不动活了，生活能有所依托。经历了如此大的打击和生活变故，他们几乎已经一无所有。
　　对于能否再生孩子，张立军的态度是能有更好，碰上就要；碰不上，急也没用，一切顺其自然。至于收养，刘俊玲是绝对不要了。对此，张立军是一脸无奈：“认命吧，还有那么多人结了婚不要孩子呢！”说完，他苦笑，摇头。
　　让张立军和刘俊玲伤心的是，张晔车祸的赔偿金，法院判决已经过去那么多年，时至今日却仍未拿到。说到如今的法院执行难，张立军愤愤不平而且不以为然：“被判赔偿的车主真的找不到吗？他不是有身份证吗？他当地不是有派出所吗？公检法在中国难道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吗？”所以，他认为不是执行难的问题，而是想不想执行的问题。如此下去，中国的法律能有什么威信呢？
　　张立军的话当然是值得沉思的。执行难在中国如果任其成为顽症，且不说这样下去法律没有权威可言，对于像张立军和刘俊玲这样失去唯一孩子、生活遭受惨重损失的年已半百的夫妇来说，其打击却更为实际也可能极其致命。因为他们晚年赖以生存的根基异常单薄和脆弱，一旦他们没有足够的积蓄，谁来支撑他们风烛残年的晚年生活呢？！

 

第二章 郭宝臣：厄运撞得他的晚年如此凄凉

 

　　
命运是什么？是永远让人捉摸不透的神灵，还是可以任由自己把握的方舟？似乎都是，也似乎都不是。有时候，人是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的。但有时候，人又是显得那么的渺小、脆弱，那么的无足轻重和无能为力。比方当厄运降临的时候，恐怕任何人都会猝不及防并最终徒叹命运的乖张……

生命曾经如此辉煌

　　在文学界，郭宝臣的名字许多人都不陌生，因为他是著名大型文学杂志《当代》的资深编辑。假如再追溯到文革刚刚结束之后新时期文学那一次次的轰动效应，你肯定会记住郭宝臣这个名字的，因为他与杨匡满合作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命运》，发表在大型文学刊物《当代》创刊后的第二期杂志上，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这部反映1976年清明节前后，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群众为纪念逝世的周恩来总理与“四人帮”的血腥镇压展开不屈不挠斗争（后来被评反并称为“四?五运动”）的全景式报告文学，一经发表就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一时间洛阳纸贵，单行本一印再印。这部报告文学一举夺得1979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掌声与鲜花，名誉与光环，一下子从四面八方聚焦到两位作者的身上。
　　事实上，郭宝臣是一个平静的男子，平静得像一滴水，波澜不惊，泰然自若。这位上世纪50年代从河北农村走出来的男子，1965年从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局工作，不但成了令人羡慕的北京人，而且成了令人羡慕的国务院直属部委机关的干部。不过从性格上讲，郭宝臣秉承了中国传统农民那种内敛、老实的基因。他身材不高，瘦削，戴一副眼镜，见人总是谦和地笑，一副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的样子。用他同事的话说：“他任何时候都不具攻击性，任何时候都不对人构成威胁。”即使他在国家机关当了“官员”、在名声显赫的《当代》当了大编辑、在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中获得了大奖之后，他仍旧没有改变他内敛、老实、谦逊的本色。当然，这些并非郭宝臣性格的全部，他的另一方面是勤奋、内秀，写作、书法、绘画他样样都会，而且大都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才的。
　　文革期间，郭宝臣跟许许多多的机关干部一样，被下放到湖北的“五?七干校”，干了几年的农活。1972年返回北京时，他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编辑小说、诗歌等书籍。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当代》创刊之后，他到了《当代》杂志当编辑。
　　从机关到农村，再从农村到当编辑，工作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使郭宝臣性格悄悄开朗起来，与外界的联系也逐渐多起来，他逐渐适应了办杂志当编辑所应有的工作节奏，看稿，编稿，接待作者或读者，与外界联系或找作家组稿。尤其是“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他与众多的国人一样衷心欢呼中国迟来的政治生活的春天、迸发出了巨大的激情与热情。他满腔热情地与同事们一同投入新的生活、新的工作中。
　　他刚到《当代》杂志的那一年，文革刚刚结束，拨乱反正成为当时全社会的主题。国人关注的目光，首当其冲地投谢到天安门广场——1976年清明节前后那场震惊中外的对已故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与反悼念、镇压与反镇压的“四?五”运动身上。那年10月，“四人帮”垮台之后，中国人民就满怀信心地等待着，迫切盼着有一天能为清明节的那场血腥事件平反。两年多后的1978年初冬，中共北京市委终于宣布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中国人民心头的闷气一下子吐出来了，无数的人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无数人的笑声、泪水、喜与怒、哀与乐，一下子也都奔涌而出，纷纷汇聚到“四?五”运动的这个热点话题上。然而，“四?五”运动真正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样？“四?五”运动那无数的英雄是如何不畏强暴、与“四人帮”的极左势力进行抗争的？全国的大多数人对此并不了解。刚刚创刊的《当代》杂志编辑部的编辑们，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题材，决定派自己的编辑将这个题材采写成报告文学，这个重担落到了杨匡满和郭宝臣这两个中年男子身上。
　　从开始采访到完稿，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郭宝臣是如何投入到这项重大任务中去的呢？现在，我们不妨读一读他们在《命运》这部报告文学的《后记》中所写的一段文字——
　　在上海一家小厂积满尘土的防空室里，在北京一位青年画家拥挤不堪的斗室里，在南京的一座破旧得连厕所都没有的院子里，在科学院某研究所敞亮的会议室里，我们同许多素昧平生的被访者，像阔别的知己那样促膝长谈。不需要介绍信，甚至都来不及通报姓名，我们就受到热忱的款待。
　　我们和被访者一起欢乐，一起流泪，一起思考，一起回首往事。就像当年一起走上广场一样。我们都是在天安门广场变得更成熟一些的……
　　从这段文字的字里行间里，我们不难感受到郭宝臣和杨匡满在采写《命运》这部报告文学过程中的激情与激动、征尘与忙碌。可以说，这个时期是郭宝臣生命旅程中的黄金时期，是他内敛的性格中，看似平静的心灵与激荡的时代碰撞之后，迸发出生命的无限激情与热情的时期。也就是在这个以《命运》为开端和标志的时期，郭宝臣这位从农村走出来的中年编辑，其激情与才华在20世纪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与施展。
　　《命运》获奖之后，郭宝臣并没有更多地投入创作，而是甘当为他人架桥铺路的编辑，全身心地投入《当代》杂志的编辑工作之中，主要负责编发报告文学作品和诗歌作品。只要你留心一下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杂志，就不难发现他留下的一长串闪光的足迹与业绩：《中国留日学生心态录》、《家庭问题纪实》、《生死青藏线》、《悲剧的诞生》、《中国山村教师》、《平型关风云》、《走出老屋》、《为了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让生命更美好》、《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等一系列报告文学，与他众多同事们的业绩相交辉映，从而铸造了《当代》杂志自新时期以来在中国文学中的辉煌。除此之外，他还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郭小川诗选》、《李瑛抒情诗选》、《田间诗选》、《适夷诗选》和《穆旦诗选》等名家诗选。
　　很少有人知道，为了组织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郭宝臣在默默无闻地做着多少甘为人梯的工作。
　　2002年5月10日晚，我是在翻阅刚刚寄来的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2002年第1期的《作家通讯》时，从《文艺报》著名女记者胡殷红写的一篇题为《我知道我是谁》的文章中，才无意间发现了郭宝臣在《当代》编辑部工作时，是如何全身心地投入去当好一个编辑的。胡殷红在这篇畅谈自己成长过程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1993年下半年第一次为写报告文学做准备状。采访，是我的强项，结构大题材我没有能力。我求教于《当代》杂志的老报告文学编辑郭宝臣。他为了让我这个门外汉弄懂一些文学写作的基本技法，说不明白的时候，竟“肢解”了几部作品，把书分线索撕开，分别剪贴，加上说明，一点点帮我分析、认识。在我写作前定好每一章节的基本内容，我写一章他看一章。1993年的中秋和国庆两个节日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度过的。整整10天，我交出了4.5万字。1994年《当代》第一期报告文学栏目头条发表。发表后，一位资深的报告文学评论家打电话对我说：“作为题记的那几句话不错。”我听出了话外音，我一点不隐讳地告诉他，那是我的恩师、我的责编郭宝臣在编辑时加的……
　　后来我查阅了1994年第一期的《当代》杂志，知道胡殷红的那篇报告文学名字叫《让生命更美好》，写的是一位治疗烧伤专科医生在专心攻克治疗烧伤技术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艰难。这篇报告文学的题记这样写道——
　　谁懂得痛苦
　　谁才能懂得人生
　　谁理解痛苦
　　谁才能理解别人
　　谁能解除痛苦
　　谁就会成为人们最忠实最真诚的朋友
　　这样的文字，对于《让生命更美好》这篇报告文学来说，当时算得上画龙点睛之笔。
　　当然，这仅仅是胡殷红对郭宝臣描述的一个小小侧面。作为一位优秀编辑，郭宝臣在组织每一篇作品、培养每一位作者的背后，有多少类似的故事呢？性格内敛的郭宝臣不愿意向我讲述。但郭宝臣所有那些已为人知的业绩，已使他在同事中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尊敬。这种认可和尊敬，使得他在1996年申请评聘编辑系列中的最高级技术职称——编审的申请中，获得了评审委员会的通过。作为编辑，这一年已经54岁的郭宝臣，眼看着就要走向本职工作的顶峰，完成此生业务工作中的一项宿愿。高级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开完会时，评审委员中有人已先行向他透露了评审的结果并向他表示祝贺。郭宝臣也焦灼地期待着，尽管他对自己已充满了信心。
　　出乎意料的是，说不清是什么原因，郭宝臣最终却没有如愿。对此他没有料到，他的许多同事也没有料到。获悉此一情况，生性内敛的他从此开始郁郁寡欢，一蹶不振……




屋漏偏遭天不测

在北京，郭宝臣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老伴芦秀珍在北京某绣花厂工作，是典型的北京人，她生性开朗泼辣，贤惠能干。也就是在郭宝臣编审职称的评聘被行政否决的那一年，女儿郭缨已26岁，早已参加了工作。
　　郭缨上的是中专，学的是机械制造。虽然没有上大学，但她的性格像她的母亲，开朗活泼，干什么都不肯服输。中专毕业后，因为不甘满足于现状、为图谋更好的发展，她先后换
了好几个单位，学过电脑，干过文秘。她最后选择的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干的是推销。尽管她干得不错，薪水不菲，却还是不满足现状，她渴望继续深造，向领导提出要报名参加外语学习班，进一步提高外语水平，不想这一要求得不到领导的认可。郭缨陷入了苦恼，一气之下，生性要强的她又辞掉了工作，在外面报了个英语培训班，专心学习起外语。
　　郭宝臣有两处房子，一处在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离人民文学出版社很近，是北京旧式的两居室，一大一小，没有厅，只有狭窄的过道，所以总面积不大，顶多只有四十来平方米。对于工龄很高、资历很深的郭宝臣来说，只居住这种面积的房子当然是委屈了他。按规定，出版社后来又在分配新一批职工住房时，为郭宝臣补了一间，格局也是两居室，但与别人合住，厨房、厕所与别人共用，地点位于朝阳区东二环路十条立交桥东北角的东中街。
　　有了这处房子，郭宝臣便将书房搬到了这里来，读书、写作、看稿、编稿、绘画和练习书法，这一切活动都在这里进行。与此同时，这里还成了与同事们聚会的好去处。闲暇时间，《当代》编辑部的许多同事总要汇聚到这里来，聊聊天，打打牌，说笑打闹的，气氛十分融洽。同事们紧张的神经在这里得到了放松，思想与情感在这里得到了更充分的交流。郭宝臣原本沉默寡言的性格，在这样的氛围中也潜移默化，稍稍地发生了变化，稍稍地活跃起来。他留恋这样的氛围，从中他充分享受到了工作之外的乐趣、感受到了同事之间人际关系的亲切与融洽。
　　可自打编审职称评聘受挫，郭宝臣的性格一如点燃的火苗突遭暴雨，刚刚活跃起来就被无情浇灭了。不是自己资历、业绩不够，不是职称评审委员会未获通过，仅仅凭某位领导的个人成见而被否决——郭宝臣对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都想不通。于是，他由愤怒而苦恼，由苦恼而陷入沉默，原本高涨的情绪一落千丈，原本已经开朗的性格又回归沉默。他郁郁寡欢，自我封闭。他不再到朝阳区东中街的这处房子来了，他再也没有心情与同事们一起说笑聊天、打牌下棋了。除了按规定必须上班，其余时间他都闭门不出，将自己禁闭在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距离单位不远处的那套旧式居民楼里，默默地品尝自参加工作以来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挫折和由此所带来的苦恼。
　　这段时间，女儿郭缨要抓紧学习外语。她见父亲心情压抑、足不出户，便提出自己要到朝阳区东中街的那处房子去住。女儿的理由很充分：其一，那里安静，有利于专心学习；其二，我已经长大了，该有自己独处的地方；其三，反正现在爸爸也不去那儿。这三条理由，父母当然没有理由否决。毕竟，女儿已经26岁了，而且已经有了男朋友，她当然不愿意总挤在家里这狭窄的空间里。
　　于是，女儿的这个要求，做母亲的同意了。做父亲的由于终日苦恼，自顾不暇，也没有反对。
　　于是，郭缨离开家庭，一个人住到朝阳区东中街的这处房子来。平时郭缨很少回家，至多是三天五天的往家里打个电话。一般情况下，她每周才回一趟家看看父母。
　　作为父亲，郭宝臣过去是很关心女儿的学习的。特别是她小时候，他教她写作文、辅导她学绘画，即使是她长大之后，他也时常与她聊天，过问她的工作与学习。女儿辞职学外语，也是事先征求了父亲人意见、并得到父亲支持的。但现在，因为职称问题受挫，郭宝臣自顾不暇，苦恼不已。 此种状态，自然而然地使他在不知不觉中疏于对女儿的管理、很少过问女儿的事了。
　　问题偏偏就出在对女儿的疏于管理上。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郭宝臣对女儿不管不顾，不闻不问。因为女儿长大了，潜意识中他对女儿也比较放心。何况女儿总是三头两天的打电话回家，询问爸爸妈妈的情况。但现在这段时间，记不清是多少天了，却总不见女儿来电话，更不见她的人影。老伴芦秀珍觉得狐疑，她有些坐不住了，不断往女儿的住处打电话，电话却总没有人接；不断打女儿的呼机，也总是得不到回应。
　　一种不祥之兆倏忽间涌上心头，老俩口开始不安起来。
　　事实上，悲剧早已发生。时间是1997年3月25日。
　　自打郭缨辞职之后，她的心情也一直不舒畅。因为她本来是希望能在职学习的，现在辞职，她是被迫无奈、万不得已。毕竟自己已经长大了，辞了工作，自然没有工资收入。郭缨原本就有轻度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这种病不应该喝酒。但那一天，心情不舒畅的郭缨偏偏独自一人喝了点酒。然后，她独自一人进安装有煤气热水器的公用厕所洗澡（那时候合住的邻居也不在屋里）。迷迷糊糊的她洗澡时没有打开排风扇，迷迷糊糊的她于是在热气、雾气和一氧化碳交织升腾的世界中，渐渐地丧失了知觉……
　　阳春三月，金黄的迎春花、洁白的玉兰花已经争先恐后地在北京的街头上稍稍绽放。可悲的是，北京女孩郭缨——这朵正芬芳四溢、灿然开放的生命之花，却在1997年这个春天到来的时节，永远地凋谢了！
　　悲剧发生之后，首先是同住一楼的居民发现的。最初是有人上下楼经过郭缨住的那套楼房时，透过虚掩的房门，发现衣冠不整的郭缨趴在房间的过道上艰难地蠕动。但由于是衣不遮体的女孩子，路过的人又不明实情，不便上前看个究竟。后来时间久了，郭缨却仍一动不动，大家都觉得不太对劲，才知道应该探个究竟。可惜一切都已晚了，当人们从发现到报警，进而将郭缨送进医院抢救时，所有的努力都已无济于事，郭缨的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
　　最初的时候，人们不敢将事情告诉郭宝臣夫妇，怕他们经受不了这种致命的打击。待到不得不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们时，这个原本幸福安宁的三口之家一如天塌地陷天旋地转，老俩口精神和身体全线崩溃、瘫痪，一下子都不省人事。芦秀珍的亲戚、郭宝臣在《当代》编辑部的那些好心的领导、同事，将老俩口送到医院。医生说，这是精神受到高度刺激之后，压抑和痛苦相互交织所产生的一种半昏迷状态。
　　没有经历过的人，当然是很难想像出人在遭受这种悲剧发生的惨痛打击之后精神上的那种惨状的。
　　汪兆骞是文学界知名的资深编辑、《当代》杂志原副主编，当时是他与《当代》的常务副主编何启治一同将郭宝臣夫妇送到医院的。说起当时的情景，比郭宝臣年长两岁、一直与郭宝臣在《当代》杂志共事的汪先生如今仍心有余悸。
　　汪兆骞说：“那情景确实太惨了，他（指郭宝臣）迷迷瞪瞪的，一下子变得谁都不认识了。而且不说话，我跟他说话他一句都不回应。虽然不回应，可我心想他不至于听不到我说话吧？于是我安慰他，跟他说你现在要紧的是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千万不能把身体搞垮了，搞垮了又会造成新的悲剧，毕竟事情已经改变不了……”这么说着，就听郭宝臣突然间“哇哇”地哭出声来，哭声异常凄凉，几乎是声嘶力竭。这么把年纪这么个哭法，汪兆骞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他有些受不了。以致后来的日子里，汪兆骞都不敢去医院看他了，他承受不了那种凄凉的哭声。
　　哀莫大于临近晚年时丧女或丧子。
　　郭缨的死对郭宝臣夫妇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其精神上的惨状难以言状。那些日子，他们俩一直住院，而且一住就是几十天。后来虽勉强出院，但精神的支柱全垮了。
　　那年，郭宝臣55岁，远未到退休年龄。可他痛不欲生，精神恍惚，已经无法上班。单位领导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同意他提前退休。原本还有5年的工作时间，原本还有5年的创造与奉献，就这样随着悲剧的发生而宣告毁灭。
　　那年，妻子芦秀珍也55岁，刚好退休。原本她开朗的性格、硬朗的身体，使她打算再找份工作做。但突如其来的打击，却无情地将她美好的一切彻底粉碎。她一病不起，身体出现半身不遂，而且终日以泪洗面，时至今日，日夜唠叨着要见女儿郭缨……




风烛残年，谁解孤苦滋味

　　就像认识《当代》编辑部的其他编辑一样，我与郭宝臣的认识，其实也很多年了。当然论年龄，我同他是两代人，该称他老师的。那时候，我还在《中国青年》杂志工作，一次到《当代》编辑部串门，偶然间还见到郭宝臣的毛笔字写得很是悦目，便请其为《中国青年》杂志的标题题过书法。当然，后来我们之间联系也不多了。
　　及至从《当代》编辑部的其他人那里听到郭宝臣女儿出事的消息，我先是感到意外和震
惊，继而是内心深处深深的同情与哀痛。无论如何，我是最听不得善良的人遭受不幸的，更何况是我原本认识的人呢？
　　可除了内心的同情与悲哀，我并未去看望郭宝臣，甚至连打电话都没有勇气。因为我除了能像别人那样说几句安慰的话，别的都无法给予。而人在悲痛欲绝的时候，任何安慰的话对他（她）来说都苍白无力。与其给予他苍白无力的安慰，勿宁让其痛痛快快地发泄痛苦吧。所以，几年的时间，我未去打扰他。只是从内心深处给予他和他的老伴以默默的祝福。
　　2002年春节到来之前，我才决意要去探望他。因为我已开始了对这部关于独生子女意外伤害问题的报告文学的艰难采访。而且我已从《当代》编辑部的朋友们那里，知道郭宝臣经过几年炼狱般的情感煎熬，其情绪已渐渐从痛苦中走出，时不时的到编辑部来了。正巧那天给《当代》编辑部打电话时，朋友告知郭宝臣也在编辑部。于是我与郭宝臣直接通了电话说明意图，并约好上他家去看望他、与他聊聊。
　　冬日的下午，我提前离开办公室，前往位于朝内大街203号大院内南楼郭宝臣的家。
　　眼前的居民楼，约有六层楼高，虽然外面粉刷一新，却难以掩盖楼道里的昏暗破旧，像是五六十年代盖起来的。很显然，郭宝臣生命中的大部分历程，就是从这栋楼里度过的吧？
　　尽管是事先约好见面的，但敲门的时候，我还是有几分忐忑。因为我听说郭宝臣的老伴芦秀珍，至今仍未能从丧女的噩梦中解脱，而且身体异常糟糕。在我的想像中，她的身体也许就像年代久远却又遭遇一次地震打击的大厦，虽未倒塌却摇摇欲倾，经不起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惊扰与撞击。幸好开门的是郭宝臣，他动作敏捷，蹑手蹑脚地将我引入他的书房，然后一转身，迅速将老伴的房门关上，返身又将自己书房的门关上。在做这一连串动作的同时，他尴尬地笑着，并不断地向我摆手，示意我们所谈的话题绝不能让老伴知道，因为她实在不能再提女儿的事，她经不起打击。 　　尽管如此，我进门时还是见到了他老伴芦秀珍的身影。那是一位面容虽不瘦削、却满脸皱折与愁容的老太太。她身材不小，却浑身乏力，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其中的一只手还随着挪步的节奏不时画着圆圈。那样子，看着都让人揪心。
　　郭宝臣歉意地对我说：“她身体太糟了，不能……”他说话的声音低沉、沙哑，令我感到他此时内心的苦楚。
　　我明白他的意思，便问：“她以前身体怎么样？”
　　“可硬朗了！”郭宝臣说，“以前家里的什么活都是她干，就连单位分东西都是她去扛回家的，哪儿用得着我呀？可现在，她的身体全垮了，右手都不能动。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什么的，全倒过来了，都得靠我。”老郭说这些的时候，蹙着眉，苦着脸，发音时不断地漏气。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几年不见，经历了一系列生活变故的他，门牙都掉没了，满脸皱纹与沧桑，比几年前显然老了不少。此时我不由地想起他的同事汪兆骞，虽然汪兆骞比眼前的郭宝臣还大两岁，但退休后的他至今仍少见皱纹，且谈笑风生活力四射，而眼前的郭宝臣却瘦小干瘪，虽只有60岁的年龄，却活脱脱已经变成一位风烛残年的小老头！
　　问及女儿出事时他们老俩口的情况，郭宝臣不断摆手，头摇得像货郎鼓。他苦着脸说：“唉，别提了，当时我们俩一下子都被击垮了！很快就什么都不知道，在医院的时候我都是糊里糊涂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不能思维，真的不能思维……”
　　从他断断续续、语无伦次的讲述中，我慢慢了解到，他们老俩口得知女儿出事之后，精神和身体刹时间全线崩溃，很快便都被送进医院。郭宝臣住了一个多月，老伴芦秀珍住了两多月。好在芦秀珍是北京人，兄弟姐妹都在北京，一共九个，六女三男，芦秀珍排行第二，郭缨的后事和照顾郭宝臣、芦秀英夫妇住院的事，大都是芦秀珍在北京的兄弟姐妹和亲戚张罗着操办的。出事的时候，郭宝臣在石家庄市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全过来了，甚至连侄子也都过来了。
　　——真是患难之际，方显骨肉亲情！从这一点上讲，遭遇不幸的郭宝臣一家还应该算是万幸的。设想一下中国将来众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吧：如果谁遭遇像郭宝臣一家这样的不幸，一人毙命全家瘫倒，那时候又何曾有什么骨肉亲情可以接济遭遇不幸的家庭呢？！
　　晚年丧女，真是苦不堪言。
　　如果郭缨不出事，她现在也该结婚生子了（据说郭缨的男朋友很不错，而且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条件很好）。而郭宝臣和芦秀珍老俩口现在也该是帮助带带外孙子或外孙女、充分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谁曾想眼前的这老俩口，如今会如此孤苦伶仃？
　　事实上，郭宝臣这种年龄的人，当时还不受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是可以生两胎的。之所以没有生第二胎，郭宝臣说是因为经济上的限制，因为夫妻双方家庭和父母都需要接济。相比之下，他的同事汪兆骞就生了一男一女，而且都已成家立业，他们一家可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现在想来，郭宝臣当然是既羡慕人家，又对自己当时未能生第二胎不免后悔。假如有两个孩子，即使走了一个，但毕竟还有另一个——有了骨肉亲情的寄托，他们的晚年又何至于如此凄凉呢？
　　郭宝臣说，他们老俩口勉强出院之后，精神和身体一如被瘟疫所缠绕，一直陷入悲痛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可以说万念俱灰，而且总是浑身乏力打不起精神，甚至连生活都快不能自理了。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不得不请来保姆，打理他们的起居饮食。
　　这样的时间一直持续了两年多。有一天，痛苦与沮丧的郭宝臣才忽然间猛省过来：“女儿没了，只有我们俩人相依为命了，我们不能倒下，我们要倒下了就全完了！”尤其是看到老伴半瘫的身体，他开始感到后怕，感到责任的重大。
　　他强迫自己，必须尽快从痛苦从解脱出来。
　　老伴仍卧病在床。他辞掉保姆，一个人打起精神去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他必须照顾身体已远不如自己的老伴。此外，他也强迫自己转移注意力，闲下来的时候，他开始写字、绘画，甚至开始看书、写作。他还走出家门，三头两天地到《当代》编辑部，看书看报，与原来那些年轻的同事们聊聊天。到了后来，他还在《作家文摘》报社找到了一份事做，帮助他们看稿编稿。主要倒不是为了多挣几个钱，而是想找一份精神寄托，让生活充实起来。他想以此种状态来延缓自己生命的衰老，更想以此种状态去影响精神和身体至今仍一蹶不振的老伴。
　　经济上，他们老俩口倒没有后顾之忧，因为双方都有退休金，虽然数额不大，但还是够养老的。毕竟作为老年人，他们生活简朴，没有更高要求。而且因为发生了不幸，双方单位对他们一直是比较照顾的，尤其是在医药费的报销上，仅芦秀珍一人，每次看病开药，少则数百，多则上千，单位能给报销百分之九十。这一点，老俩口都感到欣慰，也感到庆幸。
　　如今最让郭宝臣担忧的是老伴的精神身体。虽然女儿离开已经满5年时间了，虽然郭宝臣在强迫自己振作起来之后也不断地开导老伴，可老伴就是无法从噩梦中解脱出来。毕竟女儿是从这套房间长大成人的，半身不遂的老伴如今又无法走出这套房间。在自己这个熟悉的环境里，只要一闭上眼睛，女儿的音容笑貌，女儿的喜怒哀乐，便都会不约而来，历历在目。
　　提起女儿，郭宝臣又不禁满脸苦楚、连连摇头。他声音喑哑、语调低沉：“唉，在一块生活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感觉，突然没有了，才觉得可惜。老伴做梦都在想她。平时只要是我跟她在一块，她都免不了要唠叨，说女儿怎么怎么的……”
　　不难想像，丧女的悲痛与绝望，已深深地刻进这对老年人生命的最后岁月，驱，驱不走；抹，抹不掉。尤其是芦秀珍，精神和身体都已一蹶不振的她只好每天蜗居在屋里，在生命的风烛残年中咀嚼着命运不幸所带来的无限苦涩……
　　好在郭宝臣自己现在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尚可，俩人平时的饮食起居都由他顶着。但假若有一天他真的老了，身体和精神也都垮了，俩人都双双活动不便甚至都不能动弹的时候，谁来支撑起他们的这个家？谁来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吃喝拉撒？——亲戚？保姆？单位抑或是什么社会福利机构？
　　我不敢往下想。在与郭宝臣告别的时候，我只能在心底里默默地祝福他们——愿这老俩口能平平安安、健康长寿，好好地多活些日子……

 

第三章 马 旻：泪飞顿作流星雨

　　
也许你还记得1998年寒冬那个预测有流星雨的夜晚，也许你曾亲眼目睹一颗流星划过灿烂的夜空，然而你是否记得，还有一个曾与流星一起消逝的女孩，一个如流星般美丽的女孩，她就是马旻。马旻真的走了，却留下了无尽的叹息与无限的思念。她实在太单纯了，单纯得让人不敢想像。她的生命仿佛如一颗流星，虽然在天空的光芒只是一瞬，却又无比光辉，无比美丽。
　　有这样一个传说：地上死去一个人，天上就会多一颗星。如果我还能等到下一次流星雨，我一定会对夜空中很亮却又很小的那颗星，默默地问：马旻，你现在可好？——摘自马旻同校的同学一篇怀念马旻的作文

仰望星空，怀念一个灿若明星的女孩

　　马旻的名字据说是她的姑姑给她起的。
　　马旻的“旻”字，《现代汉语词典》上的注解是“秋天”、“天空”的意思。我猜想，在给她侄女取以“旻”字为名字的时候，马旻的姑姑最初一定是想取“旻”字的“秋天”和“天空”中所包含的辽阔、高远的意思，期望马旻这个活泼可爱的小侄女将来能有无可限量的前程，能有多彩美丽的人生，能有秋天里那样硕果累累的收获，为她的父母、家庭乃至整
个家族争光。
　　从人口的严格意义上讲，马旻不属于独生子女之列，但从她家庭的实际情况看，她又是按照独生子女的有关政策生下来的，属于不是独生子女的独生子女。
　　在马旻之前，马旻的父母也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说事实上马旻有一个姐姐，叫马丽，生于1980年。但马丽生下来后没多久，父亲惊恐地发生这孩子的发育并不正常，个儿是随着岁月的增长而长大了，可言谈举止不但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熟，相反是愚钝古怪，智力发育几乎是零，被医院鉴定为“弱智”。弱智的孩子不但没有给父母带来快乐和希望，反而成了一块无形的石头重重地压在长辈的心头和生活中，让人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作为家长，原本的希望宣告破灭，新的希望又是那样迫切地渴望点燃。
　　按照独生子女的有关规定，马丽的父母费尽周折才获得允许，重新怀上另一个孩子——马旻。
　　1984年的一个冬日，随着马旻的呱呱坠地来到世上，马旻的父母乃至他们的整个家族那高高悬着的心，才纷纷稳稳落地。因为他们惊喜地发现，马家的这第二个孩子，不但聪明伶俐，而且还长得美丽可爱，她那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不但清澈明亮，而且透露出对眼前这个世界无限的憧憬和向往。
　　也许是孩子的这双明眸和这种天使般的眼神，当然还有她那张天使般美丽可爱的笑脸，才启发了她姑妈的灵感并为她起了“马旻”这个寄托着马家无限希望的名字。
　　马旻的父母极其普通。父亲马太石和母亲苏秀珍都是知青出身，文革时到京郊的双桥农场插队并一直留在那里，后来分别成为双桥饮料厂和双桥农药厂的普通工人。但由于双方工厂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加上弱智女儿马丽带来的生活负担，马氏一家对马旻的降生可以说是喜出望外。马旻的到来也一如马家点燃的一盏熠熠生辉的烛光，让原本黯淡浑沌的马家一下子豁然开朗、欣喜若狂般地重新看到了人生的无限希望。
　　事实上，马旻没有辜负马氏一家的期望。自打她一上学，她的学习成绩便一直居高不下，她在学校的优异表现让出身贫寒的马家喜出望外。在他们这个世代都没有出过大学生的家庭，马旻的表现让马家所有的大人把出一个大学生的希望自然而然地纷纷寄托到了她的身上。为了让马旻有更好的学习环境，读完小学之后，马家想方设法让马旻离开教育基础相对薄弱的郊区，结果马旻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城内朝阳区距爷爷奶奶居住不远的慈云寺中学上初中，同时也离开父母住到爷爷奶奶这边来。此前，由于父母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弱智的大女儿马丽，马丽便一直住在爷爷奶奶这里。现在姐妹俩都住到一起了，都需要爷爷奶奶的照顾，无形中加大了爷爷奶奶的负担。
　　但马旻很懂事，学习特自觉。她对奶奶说：“奶奶您等着我，等我考上大学，将来找份好工作给您挣钱！”
　　马旻的这番话，奶奶信，爷爷信，爸爸妈妈信，马家所有的人都信。因为上初中之后，马旻的成绩一直出类拔萃，不但在学校名列前茅，而且还被评为朝阳区的“三好学生”。她的成绩和表现，博得了同学和老师的一致赞扬。
　　马旻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呢？
　　在马旻不幸遇难之后，与马旻同校的一位同学在一篇题为《消逝的那颗星——记好女孩马旻》中这样深情地回忆马旻——
　　马旻是一个样子极为文静的姑娘，纤瘦而腼腆，一对秀美的眸子是那么的温婉柔和。第一次见她，我惊叹于她清秀的外表，她让我联想到了池塘中清秀可人的朵朵荷花。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柔柔弱弱的女孩，不但身兼班长与学生会主席二职，而且还常常拿年级第一，这让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带着佩服与羡慕的眼光去看她。
　　我认识她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那是一个昏暗的雨天，一切都带着淡淡的灰色，忘记带伞的我一个人默默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冷冷的雨点就那么肆无忌惮地落在我的身上，也落在我的心里。这时，她清丽的身影出现在小路上，手里打着一把黑雨伞。突然她向我走来，并且轻轻地问：“你是哪个班的？”还不大认识她的我吓了一跳，盯着那双清澈而明朗的眼睛，疑惑地答：“三（5）的。”她听后，目光里顿时充满了信任，轻声地说：“我家就在前面，要不我的伞先借你用吧！”借我用？她不会在逗我吧！我暗暗地想，那她怎么办？“我没事的！”她边说边俏皮地一笑，“不，不用。”我连忙说，但见她样子很认真，所以微笑地撒了个小谎：“其实我家也在前面，也用不着伞。”于是她不再坚持，善意地对我笑笑，然后，与那把黑雨伞一同走了。看着她渐渐消失在雨中的背影，我愉快地想：善良的女孩呵，我又怎么能打着你的雨伞，眼睁睁地看着你淋着雨回家呢？
　　至今，这件小小的事仍然感动着我。它让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方心灵的净土，那里居住着善良的人们。然而我没想到的是，马旻的那份稍稍过分的单纯，竟会最终葬送了她的生命。
　　在那个“流星雨”夜，她失踪了，我们全班更是每人得到了一份由马旻的父母复印的报道。然而没有人特别地在意，大家总觉得，这个邻班的女孩，早晚有一天会平安地回来的。
　　那几天，天很冷很冷，甚至还下了场大雪。就在雪停的那天，我们知道，马旻她，走了，永远地走了。记得老师告诉全班这条消息时，教室里的空气凝固住了，每个人都在沉重地呼吸。而我则呆呆地愣在那里，不敢相信死神竟会带走年仅14岁的马旻。顿时，她的离去使我的大脑变得开始混乱起来：什么叫死？是消失了？不，马旻怎么可能消失？前几天我还跟她说过话，她还要把伞借给我……
　　在马旻不幸遇难之后，北京的媒体舆论更是或怒不可遏，或扼腕长叹，像《“流星雨”为谁而下》、《少女“雨”夜失踪》、《谁来制止悲剧》等等，一时间让马旻的名字与那场流星雨带来的骚动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人们在愤怒谴责凶手的同时，更多地探讨着青少年学生该如何防范行将降临的意外伤害。
　　而马旻的突然夭折，却让马家原本赖以依托的精神支柱瞬间轰然坍塌了……


天上流星与人间悲剧

　　记得小时候，老人们就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说法：流星即灾星，天上有流星陨落，地下必有人死亡。
　　事实果真如此吗？自从盘古开天地，时至今日，似乎还没有人进行过科学的考证。然而这一次，流星带来的人间惨剧，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1998年，北京的冬天冷得出奇，冷得人们牙根打颤脸颊通红，冷得人们只要一开口，那浓浓的雾气便脱口而出，那样子就如一个个“呜呜——”待开的火车头。
　　11月18日，即将到来的狮子星座流星雨被各种媒体渲染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就连学校的老师们也都按捺不住，好奇地躁动不安起来，他们在课堂上一再鼓动学生不要错失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要在流星到来的那一天创造条件，到黑夜中去、到大自然中去领略流星飞雨的壮观景象。老师们还不厌其烦地向学生们介绍有关流星雨的各种知识，告诉学生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观赏流星雨会更清楚更有利。老师们所有的这些知识，当然也是现买现卖，大都是从各种媒体那里搬来的。当然，老师们也不会忘记告诫学生，深夜外出观看流星雨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有家长或大人陪伴。
　　11月17日晚，马旻刚放学回到爷爷奶奶家，流星雨的诱惑便搅得她旌心荡漾无法平静。这位年仅14岁的北京少女，正值青春勃发的年龄，对知识对生活对未来……对一切的一切，她都充满了好奇，充满了兴趣，充满了渴望，充满了向往。何况在学校，她既是“三好学生”，又是班长兼学生会主席，许许多多的活动她都必须以身作则，她必须带个好头。像狮子星座流星雨这即将到来并且被渲染得沸沸扬扬炙手可热的事件，她能放过吗？当然不能。可夜深人静的，怎么才能如愿以偿地观赏到这千载难逢的流星雨呢？
　　马旻一回到家，稚嫩的内心便躁动不安地打起了小九九：自己孤身一人，当然是不可能去的。让家长陪吗？爷爷奶奶年岁已大，身体又不好，再说整天操劳照顾两个孙女，半夜三更的打搅他们，万万不能。爸爸妈妈又远在郊区，专程请他们来陪伴吗？他们白天工作劳累，晚上需要好好休息，第二天还得上班呢，再说让他们到爷爷奶奶这儿来，也没有地方睡觉呀！
　　很显然，指望家长半夜三更的陪伴自己外出去看流星雨，此路不通。可这千载难逢的流星雨，自己又不能不看呀？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聪明而又单纯的马旻急中生智，她找到办法了，她要找自己的堂弟一同去看流星雨。
　　马旻的堂弟是叔叔的孩子，比马旻小一点，与马旻同在慈云寺中学上初中。而且，堂弟与马旻住在同一幢楼上，堂弟他们家住三楼的一套一居室，马旻和姐姐马丽与爷爷奶奶一起住在九层的一套两居室上。
　　吃过晚饭，马旻将堂弟招呼到九层来了，姐弟俩关在一间屋里有说有笑，他们对奶奶说是要商量做作业。平时他俩虽然同住一幢楼，可也是很少在一起做作业的。堂弟的到来虽然让爷爷奶奶多少有些纳闷，但听马旻那么一说，老人也就没再在意。再说又劳累了一天，爷爷奶奶都困了，晚上九点没过，他们便都关灯上床，呼噜噜睡着了。弱智的姐姐马丽更是不谙世事，浑浑沌沌早早就进入了梦乡。
　　夜深里，一女一男的两个青春少年也困了。堂弟没有回到三层的家去，是马旻让他留下的，他们各自在床上或沙发上和衣趴了下来，争分夺秒地驱赶着身上的倦意。
　　大约是凌晨3点，马旻被事先设置好的闹钟吵醒了，她也迅即叫醒了堂弟。俩人抹了抹脸，伸了伸懒腰，强迫自己打起精神，穿好外衣，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家门。他们走的时候，爷爷奶奶一无所知，爷爷奶奶仍然沉浸在梦乡之中。马旻也不忍心搅醒他们。
　　一男一女的这两个青春少年就这样下楼走出楼道，走进了万籁俱寂的苍茫夜色之中。
　　与白天相比，黑夜总是蕴藏着恐怖和罪恶的，何况是万籁俱寂的下半夜呢？然而，对于天真无邪心存憧憬的这对少男少女来说，此刻他们内心只有好奇与激动，他们满心欢喜地穿行在灯光摇曳的夜色之中。
　　冬天的寒风刀刻一般，“嗖嗖”地砸在脸上，疼得两个少年“嘶嘶”地呲牙咧嘴。然而从他们那“兹兹”呵出的白色呵气，不难看出他们怀中却都揣着一团青春的火焰，这火焰激励着他们一步步远离家门。
　　辽阔的夜空此刻被楼群、电线和树木切割得七零八落，一男一女的两个少年只好一边走路一边抬头，激动而又好奇地寻找着辽阔的、便于观看流星出现的夜空。从位于朝阳区红庙自家的居民楼走出来，沿着朝阳路向东，马旻和堂弟一路说笑，一路抬头看天，渐行渐远。此刻他们内心只有激动，只有好奇，只有憧憬，他们全然忘记了夜的黑暗与恐惧，更不知道人世间还有随时都可能出现的危险与罪恶。而恰恰就在这一男一女的两个少年心无旁骛忘情行走的同时，一桩令人发指的罪恶正逐渐降临到他们头上——
　　“站住！”一个声音不知从哪里冒出来。
　　堂弟吓了一跳，要往回跑。马旻却镇定自若，她拉住堂弟说：“咱们没干坏事，为什么要跑？”
　　说话间，两个少年发现一个身着棉大衣、手持黑色警棍的陌生中年男人已经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你们出来干什么？是什么关系？”
　　马旻定了定神，似乎没有丝毫的害怕，她一一作了回答。
　　陌生男人左右打量着眼前这一男一女的两个少年，问：“你们有学生证吗？”
　　“学生证——？”
　　两个少年面面相觑，稚嫩的脑壳摇得像货郎鼓：“没……没带。”与此同时，陌生男人的这句话让他们放松了警惕，心想这人可能是夜巡的民警或治安联防队员，没什么可怕的。
　　马旻掏了掏衣兜，将学生证递给了对方。
　　陌生男人看了看马旻的学生证，不怀好意地盯着眼前这位秀气纯真的少女，又瞅了瞅她身边那位看上去比少女还小的少男，问：“你的呢？”
　　“我……我的没带。”堂弟怯怯地说。
　　陌生男人问：“你家在哪儿？”
　　“就在那儿。”男孩指了指身后不远远处临街的那座板楼。
　　陌生男人朝男孩手指的方向瞧了瞧，拿着马旻的学生证往前走。走到了距离男孩家住的居民楼大约有300米的地方，陌生男人停住脚步。他不怀好意地盯着眼前那张异常秀气可又一脸稚气的少女，忽然又将目光落在男孩身上，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道：“ 这样吧，你先回家去取学生证，我和你姐姐在这里等！”
　　一男一女的两个少年面面相觑，不甚情愿。但迫于陌生男人的淫威，马旻还是一脸天真地对堂弟说：“要不，你就回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听马旻这么一说，堂弟也就顾不得多想了，一撒腿便往回跑。平时跟堂姐在一块，他总是听她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她是自己的堂姐，更因为她学习好，在学校又是班干部，在同学中间有很高的威信。堂姐都说话了，此刻他只想到要听姐姐的。他真的顾不得多想，此刻他只想快点往回跑，也好快一些跑回到堂姐身边。
　　马旻的堂弟一阵风似地跑回家的时候，把熟睡中的妈妈惊醒了。因为爸爸出差到外地去了，这时候家里只有妈妈。
　　醒来的妈妈看着风风火火的儿子，诧异地问：“你干嘛呢？”
　　儿子一边翻着东西，一边回答：“我找学生证。”
　　“咦——半夜三更的你找学生证干嘛呀？”
　　儿子尽管气喘嘘嘘地翻着东西，却还是一五一十地将刚才碰到的事情说了。
　　做母亲的一听觉得蹊跷，立即警觉起来。她迅即翻身下床，穿好衣服跟着儿子飞奔下楼。当母子俩风风火火地跑到刚才的那个地方时，马旻和那个陌生男人早已无踪无影。此刻呈现在母子俩人眼前的，只有冷清空寂的街道和凄厉刺骨的瑟瑟寒风……




艰难的寻访

　　时值1998年11月21日。
　　这一天，《北京青年报》第11版一则转摘自《北京晨报》、题为《少女“雨”夜失踪》的消息引起我的注意。
　　那则新闻这样写道：“据《北京晨报》报道，本应于18日凌晨出现的流星雨吸引了14岁的少女马旻和她的堂弟。18日凌晨，当马旻看完流星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这则新闻配发了马旻的一张特写照片，照片上马旻的那张鹅蛋脸清秀白净，她扎着马尾巴的发型，身着深色外衣，洁白衬衣的将棱角分明的衣领翻在外面，显得活泼帅气。照片上的她此刻正笑容可掬，而且像手持话筒，旁边有一只手搭在她的左肩上。此刻的她不知是在主持班会还是正在和家人或同学说笑呢，可谁能想到，这张笑脸竟成了这位14岁少女留给人世的最后印象！
　　照片的右则，报纸编辑用醒目的字体设计了这则新闻的篇前提示：“一场星雨过后，一个不像坏人的男人，就把14岁的女孩和她的堂弟骗了。悲痛的父亲说：孩子太没有警惕性了，太缺乏自防自救的意识。”
　　这则新闻和照片在报纸刊登的时候，少女马旻到底身在何处、她的命运到底如何？新闻中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相反，这则新闻的最后，报纸编辑还将马旻及那个陌生男人的外部特征附带登出——
　　马旻，女，14岁，身高1.69米，运动发。上穿棕色短呢大衣，下穿草绿色宽条绒裤，脚穿黑白相间的旅游鞋。陌生男人，40—50岁左右，身高1.64米左右，体态壮，圆脸，背头（有白发），下穿深色裤子。手提带护手的橡胶警棍。
　　很显然，报纸刊登的这则新闻带有寻人启事的性质。不难想像，眼下少女的父母和她家里所有的亲属，正承受着怎样的一种煎熬、怎样的一种内心创痛！尽管“失踪”和“寻找”本身让人仍心存希望、心存侥幸，然而一种不祥之兆早已随着《少女“雨”夜失踪》这则新闻的刊发而阴阴地笼罩到我的心上。试想，一个尚未涉世的少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被一个陌生男人莫名其妙地带走，还能指望有什么好的结局呢？
　　果不其然，事情不幸地朝着我担心的方向发展，而且其结果也让我无比震惊与愤怒！
　　一个月之后的1998年12月22日，《北京青年报》上刊登与上述事件相关的一则题为《“流星雨夜”杀害少女，庞德禄一审被判死刑》的新闻，又一次让我的神经感到被外来的什么东西重重一击——
　　本报讯 昨天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庞德禄故意杀人案，当日下午作出判决并公开审判，以故意杀人罪对在“流星雨”夜杀害少女马旻的庞德禄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8年11月凌晨3时许，庞德禄在本市朝阳区朝阳路京棉三厂附近冒充联防队员，将外出观看“流星雨”的14岁少女马旻杀害。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庞德禄冒充联防队员，将少女骗至偏僻处欲和强奸，因遭到反抗，即使用暴力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其犯罪性质极为恶劣，手段凶残，情节、后果特别严重，民愤极大，必须依法严惩。
　　马旻命运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地方，是她竟然被杀害了——强奸不成便杀害少女，罪犯手段之残忍、品性之恶劣，简直令人发指！一朵含苞待放、即将为自己和人世间抒写美丽的花蕾，就这样被罪恶摧残了。世间所有一切善良的人，谁听了能不为之流泪和愤怒？！
　　然而人海茫茫，众生芸芸，即便你心存同情与怜悯，你也只能在死者及其亲属所不知道的地方，默默地献上自己的一份祈祷和祝福。因为在人家撕心裂肺、悲痛欲绝的时候，任何人的同情和安慰，对死者亲属来说都是苍白无力、无济于事的。所以对于马旻一家，我一直寄予同情和关注，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不敢惊扰他们，我只是将所能搜集到的有关马旻遇害的几则新闻，小心翼翼地保留下来。
　　直到数年之后的2002年春天，阳光渐渐回暖，花草次第开放，虫儿鸟儿你歌我唱的时候，我开始挤时间、想方设法要采访马旻的家庭。
　　按照报纸新闻中提供的有关信息，我先拨通114查号台，给马旻生前所在的北京朝阳区慈云寺中学打电话。
　　第一次，接电话的像是一个中年妇女，说话翁声翁气的。我说要找他们校长，她说你找他干嘛？不得已，我只好如实秉告意图，她不耐烦地说：“都猴年马月的事了，我们上哪儿查她（指马旻）家住址啊！再说人家出了这么一档事都怪糟心的了，你找人家干嘛！”我耐着性子，问马旻的班主任是谁，能不能帮助我找一下他（她）？她说我不知道，说完“啪”地一声，就把电话挂了。显然，这位翁声翁气的中年妇女，是理解不了我的意图、也不会帮助我的。而我，当然也不肯就此罢休。
　　第二次，我打电话找到了慈云寺中学一位姓陈的校长，竭尽恳切之辞向他说明找马旻家庭的意图，希望他能够帮助我查到马旻的家庭电话或住址，陈校长不冷不热地说：“都那么多年了，不好查。”我说“那能不能告诉我马旻生前的班主任是谁，我想了解马旻生前在你们学校的情况。”陈校长说：“那位班主任已经不在我们学校了。”我问：“他（她）调到哪里去了？”陈校长说：“不知道，他（她）辞职了。”查找马旻的线索嘎然断裂。
　　沉默。显然，这位校长同样是不会帮助我的——是因为他们学校在马旻这件事上有什么愧疚、生怕媒体弄出不利他们名声的报道吗？我无从知道。反正，这所马旻生前读书的学校是不会帮助我了，我不能再指望他们。
　　我只能想办法查找别的途径。然而，北京之大，我该从哪儿入手呢？
　　无奈之中，我又从114查号台查到了红庙社区居委会的电话，我想没准居委会能知道马旻家庭的情况，毕竟马旻事件曾经震动了整个北京，事件发生地的居委会不至于不知道马旻家庭的情况吧？
　　结果如我所料，这一回我的查找柳暗花明。当我把电话打到朝阳区红庙社区居委会时，接电话的一位女士听我讲明意图，话语充满了热情。她说前两天我还见到马旻的奶奶呢，那老人太不容易了，他们家属困难户，是我们居委会的重点帮困对象。我问女士姓名，她说她叫李凤汝。对于她的热情，我一再道谢，并希望她能帮助我联系一下，看能否让我采访到马旻的奶奶。李凤汝满口答应，并约定过几天再与我通电话。
　　过了两天，李凤汝主动给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又到马旻奶奶家里去了，跟老人提到我要采访的事。老人一提起马旻便伤心，死活也不肯答应。说完，李凤汝也为我感到遗憾，同时也为没能帮助我联系成采访的事而表示歉意。我灵机一动，忽然对她提出：“我能不能先到您那里去，请您聊聊有关他们家的情况？”她满口答应，并约好了接待我的时间。
　　4月24日，是个大晴天，太阳很灿烂地高悬在天上，将北京的大街小巷照得异常清爽。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我如约见到了李凤汝女士。
　　这是一位瘦削温和的中年女子，慈眉善目的，长脸，一见面便笑盈盈地等待着我的询问。我见她如此热情，没寒喧几句，就直奔主题。
　　李凤汝便凭着自己对马旻家庭的了解，一五一十地跟我讲了起来：
　　“那孩子（指马旻）的父母好像是双桥农场的，我见过。她父亲好像挺精明的，但两人都有病，她母亲像是心脏病，父亲似乎是脑溢血，我不清楚他们的名字。听他们说那个好孩子（指马旻）走后，那个弱智的孩子反而好些了。那个弱智孩子是马旻的姐姐，叫马丽。马丽今年都24岁了，一直呆在她奶奶家里，由她奶奶带着。那孩子出家门都认不了回家的路，挺愁人的。孩子的爷爷是去年去世的，父母在双桥农场那边。据说他们的生活挺困难的。按市里规定，家庭平均收入不到二百八十五元的，都视为困难户给予不同程度的补助。原来街道上每月给马丽补助二百八十元，去年重新审核，因为按规定马丽没结婚不算独立户，家庭平均收入情况须与父母一块合算，这一算超过了市里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原来的补助就给免了。老人家很伤心，她带着孩子来找居委会，还要申请困难补助。申请是可以的，但要将父母双方的工资卡寄来并盖上公章，可至今他们都没拿来。他们自己说都下岗了，单位连原来的牛和地都卖了。”
　　我问：“您一直在这儿工作吗？”
　　“我原来不在这儿，在棉纺织厂，一年多前到这儿来才知道他们家的一些情况的。我去他们家时，一提马旻的事老人就哭，说你们别提还好，都这么多年了，一提我就伤心。要不是出事马旻都该上大学了，成绩挺好的。前两天我在她家聊了半小时，那傻孩子没出来。孩子的奶奶快七十了吧，身体也不好，腿做过手术，生活靠退休金，现在住一居室。以前老头子还在的时候他们住两居室，老头没了以后便与同楼的二儿子对调，奶奶带马丽住一居室。老太太平时也不出来遛弯儿。
　　“我也见过马旻的父母，蔫蔫的，一看就知道他们经过了挫折和打击，是强打精神出来的。我也问过马丽知不知道妹妹的事，她说知道，有时生气了也会对奶奶和父母说‘明儿我也死了，你们也就省心了。’我们昨天去的时候老人正头痛，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是拿热毛巾敷着头的，过一会儿那傻孩子才从里屋出来。老人伤心地说这么多年了，我们那么困难也没人帮助过我们，现在又提这事儿我才不愿说呢！说出事时我们东跑西颠求爷爷告奶奶的找马旻，那些报纸也不理我们，登个寻人启事的要我们那么多钱？现在又提出要采访，老人从心理就拒绝。好孩子一走，老人一看傻孩子可能觉得都更别扭……”
　　李凤汝女士说完这一番话，歉意地摊开双手，说：“很抱歉，我所能知道的就这些，都告诉你了，马旻的奶奶又不愿意多说。”说完，她站起来，准备开会去了，她事先也告诉我她只能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接待我。
　　我对她说：“你能不能想办法帮助我打听马旻奶奶或她父母家的电话，我自己给他们打电话做做工作，让他们接受我的采访？”李凤汝表示尽力而为。
　　与李凤汝女士告别，走出红庙社区居会办公室。我有些失望，同时又心有不甘。步履缓慢地穿行于小区楼群之中，我抬起头，竭力寻找着14岁少女马旻生前的住所。此刻在我的前后左右，既有6层砖楼也有高层塔楼，可马旻生前到底住的是哪栋楼呢？我眼下这小路，楼与楼之间这绿树点缀的小径，这绿草氤氲姹紫嫣红的花坛旁边，哪一处是那位14岁少女生前的欢乐所在？哪一处留下过那位14岁少女温馨的足迹呢？
　　在快要走出小区走上大街的时候，我还是一无所获——难道我对马旻事件的寻访就要至此结束吗？我有些失落，同时又心存不甘，于是频频回头。恋恋不舍之际，我一眼瞥见两位正坐在花坛边晒太阳、一边聊天一边打着毛衣的老太太。遂下决心将推着的自行车掉转回头，来到了她们的身边。
　　“请问一下，数年前曾有一位叫马旻的14岁女孩因为深夜出来看流星雨被害，她住的是哪栋楼？”
　　两位老太太都抬起头，上下左右地打量着我。其中的一个问：“你打听这个干嘛？”
　　我笑着自报家门，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我说我想采访马旻的家人。
　　两位老太太一听，皱巴的脸马上温馨地开出花来，她们热情地朝东北角指了指，说你出了院东头挨着路边的那栋板楼就是。
　　我又问：“你们都知道她家的情况吗？”
　　两位老太太都摇了摇头，其中的一个说：“你应该去找慈云寺居委会。”
　我有些纳闷，朝我去过的地方指了指：“刚才我去的也是居委会呀？”
　　“嗨，那是红庙社区居委会，他们下边还有慈云寺居委会呢！”
　　我眉头一展，真有些柳暗花明的感觉。于是连连道谢。

 

伤心是灵魂深处绝望的痛(1)

　　告别上述那两位热情的老太太，走出小院向东一拐，我一眼就瞥见了临街的那栋板楼。这栋如巨形石板一样的居民楼雄踞于北京朝阳区东西走向的朝阳路南边，再往东数百米，东四环路上的慈云寺立交桥近在咫尺。此刻，板楼正木然地俯视着大街上沸沸扬扬川流不息的芸芸众生——它是在为数年前那位不幸凋谢的14少女沉痛默哀呢，还是透过眼下这沸沸扬扬川流不息的芸芸众生、仍痴心地期待着那位14岁迷失少女的归来？
　　沿着板楼的东头再向南拐，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大片杂乱肮脏、巷道狭窄的平房。在这片空气污浊、人烟拥挤的贫民区中，我时不时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穿行其间，一路打听，终于在一条异常狭窄的巷道中找到了一处平房——慈云寺居委会。在这个居委会，一位叫范俊兰的中年女子听我介绍完来意，热情地接待了我。
　　进了居委会办公室，我禁不住问：“你们这一带有不少困难户吧？”
　　“可不是嘛！”范俊兰原来在某城区的一个文化馆工作，因为家住在慈云寺附近，退休后便应聘到这个居委会当了一名干部。据她介绍，这一片困难户多，特困户都有好几个。
　　说到马旻家里的情况，范俊兰说：“自马旻出事之后，她的父母都有病，住双桥那边，他们现在是双桥饲料厂的工人。马丽住在她奶奶这边，街道上现在每月给她20元残疾补助，由我们代领后送到老太太家。老人跟我们关系还可以，她们有什么困难都让我们帮忙，马丽的父母也都还挺通情达理的。但马旻事件给他们精神的打击特别大，隔了年她爷爷也因受打击太大而患病去世了，而且与马旻出事是同一天，都是11月18日，这事也挺怪的。”
　　是挺怪的。难道冥冥之中，马旻的爷爷活着的时候与马旻的在天之灵真有一种天然的感应么？我在想。
　　范俊兰继续说：“作父母的受打击之后，身体实在是太糟糕了，他们照顾不了马丽，而是继续由奶奶照顾马丽。目前经济上她们当然是困难的，但精神上的打击最大。马旻的奶奶每次来居委会，都是愁眉不展的。我们平时都特别忙，能力有限，除了按照政策规定每月给她们送20元补助，别的方面能帮则帮，不能帮的确实是因为无能为力。这一片的困难户确实是太多了，还有比马旻他们家困难的呢，住他们同一栋楼上的还有母子盲人，更困难。所以我们真的是能力有限，照顾不了那么多。”
　　说到马旻事件，范俊兰说：“马旻被害后，法院判对方死刑，同时判对方赔偿三万元。可对方也有一男孩，也在读书，比马旻大一岁，他父亲死后他由母亲一个人带着，家里穷得更是叮铛响，根本就拿不出赔偿这边的那三万块钱，这事到现在都还拖着呢。”
　　“听说马丽现在身体有好转？”
　　“好像是。她爷爷死后，马丽已经会说再见什么的了。说起来也怪，不知是迷信还是什么，反正马丽突然间就明白了些，原来可是糊里糊涂，这事我们也觉得挺不理解的。”
　　说话间，热心的范俊兰用一次性纸杯给我泡来了一杯热茶，并几次打电话替我找马旻的奶奶李芳鱼，接电话的是马丽。
　　范俊兰问：“马丽呀，你奶奶在吗？”
　　那边传来女性的声音：“她不在。”
　　“她去哪儿啦？”
　　“不知道。”
　　“我是居委会的范阿姨，待一会儿你奶奶回来，让她给我来个电话可以吗？”
　　“行。”
　　因为居委会很安静，通电话的时候对方的声音我也能听到。范俊兰放下电话，我问：“听声音，似乎也觉不出马丽有什么不正常。”
　　范俊兰说：“是。可要见到她的人，你马上就会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说话间，范俊兰主动提及她的儿子，说现在只有一个孩子，教育起来真是太难了。她说她儿子学习不好，可智力不差，就是不喜欢功课，而喜欢文艺方面的东西。我说那你就因势利导，让她往文艺方面发展。范俊兰说，这道理我也明白，可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范俊兰怕我久等，又去给马旻的奶奶打电话，又打了两次，时间间隔约一刻钟，终于找了到马旻的奶奶李芳鱼。老人一听说是要采访马旻的事，满口的不乐意，说前两天红庙社区居委会不是有人跟我说过吗，我都拒绝了，我不愿意再提这事儿。范俊兰抓着话筒耐心地做老人的工作，说你不是老说你家困难吗？人家也是想好心帮助你，究竟有什么困难你先向人家说说，人家再帮助你呼吁呼吁。也可能是这话让老人心有所动，也可能是碍于居委会经常帮助她们的面子，李芳鱼最终还是不太情愿地答应到居委会来一趟。
　　放下电话，范俊兰如释重负，温和地跟我说：“你再等一等，她一会儿就到。”显然，她能为我说动老人而感到欣慰，而且看样子她也想帮帮这位老人，想让我帮助她们呼吁呼吁。这时她忙了一会儿手头的工作，没多久她就说要出去接马旻的奶奶。
　　不一会儿，范俊兰领着马旻的奶奶李芳鱼来了。我连忙起身，将步履蹒跚的老人迎进了屋。
　　老人不老，看上去也就六十开外，但驼背，干瘦，头发花白，无边的愁云重重地笼罩着满是皱纹的脸，使得她整个儿看上去，一如被严霜摧残过一样。很显然，马旻夭折带来的苦难一直折磨着她，使她看上去没精打彩，满脸沮丧。
　　我不无同情地请老人坐下，范俊兰也给她端来了一杯茶。在我的引导下，老人声音缓慢地开始说话：“要不是居委会，我真不愿意说了，一说就伤心。她爸爸（指马旻）脑血栓，都是这事儿给急的。马旻这孩子是好孩子，学习特别好，不出事现在都上大学了，提起来都伤心。”没说几句，老人的胸腔就像抽拉的风箱一样，一起一伏地喘着气。




伤心是灵魂深处绝望的痛(2)
　　
我皱眉愁心地说：“我知道你伤心，也非常同情你现在的处境，我就是想关注类似你们这样的家庭，写文章呼吁社会各方面对你们进行帮助。”
　　“谁也没人管！”老人嗓门大了起来，似乎要竭尽全力喊出内心积抑已久的委屈。“孩子丢了找了多少家报社，又是出钱又是出人，最终登报寻人了，找了那么多天都没找到。最后在一片小树林里找到了，孩子被抱出来的时候都已经不成人样了。
　　“您把这些情况都详细说说，我帮助你呼吁。”
　　“呼吁？你说我家孩子没人管呀！她（指马旻）姐姐是残疾人，去年八月补助都取消了，靠我五百多元退休金……”
　　我打断她：“她父母不是还支持吗？”
　　“他们挣的钱都不够看病的！”
　　“他们单位状况不好吗？”
　　“可不是吗？他们农场牛也卖了，场地也卖了，人也下岗了，每月几个钱不够干嘛的。他们俩又都一直病着，法院判对方陪的钱也一个拿不着。出事前她爸她妈身体都挺好的。你说晃晃荡荡出去，学校老师说看流星雨长知识，马旻这孩子又是学校的班长，全校的三好学生、全朝阳区的三好学生，学习特别好。她说自己要起带头作用，半夜三更的跟她堂弟偷偷就出来了……”老人说着伤心地哭起来，“我不愿意提这回事！你看我这气管炎。喘都喘不过气来，腿也痛，膝关节也老痛。她爸脑血栓身体都哆哆嗦嗦的成个这样。你说她妈妈心脏病，动一回喘一下，闹一回抢救一回、闹一回又抢救一回的，生活特别困难。后来给居委会申请困难补助，给个二百多元的，结果到去年八月却取消了，一分也不给。不给也没办法，我现在不愿意提这回事，提这回事就生气。孩子丢了你说花了多少时间动了多少人白天黑夜地找人，你说得花多少钱？”
　　“共花了多少钱？”
　　“好家伙花了好几万呢！都是她姑姑找人家借的，到现在账都没还上呢。都报案登报的，五天什么都没找着，最后在小树林……”老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又哭了起来。
　　稍微平静下来时，她又接着讲：“法院判陪，但那一家穷得叮铛响，家里的东西不值一百块钱的，有什么办法，那男的不是枪毙了吗？我们又没犯法，我们还得吃饭呢！”
　　我问：“法院没强制执行吗？”
　　“没有。”
　　“对方的确太穷？”
　　“穷？谁知道穷不穷。”
　　“去看过对方家吗？”
　　“我哪能去，他们一生气也都病了怎么去？当时她妈都疯了，又胡说又唱又跳的，她爸爸气得一下子脑血栓到医院输液，病了很长时间，直到现在都还痴呆呆的，一看到这残疾孩子就想起那个（指马旻）来。”
　　老人喘了一会儿，继续讲：“看流星雨的那天晚上，她爷爷躺倒动不了，也是脑血栓。她爸她妈不在身边，她叔叔住在楼上跟我们不在一个屋，不是——”，老人纠正说，“那会儿他在三层我在九层住，两年后老头也死了。去看流星时孩子也没说，那天他们俩偷偷嘀咕好了，二小子（指老人的二儿子）那孩子也上九层住了。我说你怎么不在下边住？他不走，俩人在那儿学习、看电视聊天什么的。我们侍候他们一天，老头也动不了了，我也累得睡着了，他俩悄悄溜出去看去了。第二天一早起来，我说嘿，这俩孩子哪儿去了？五点多钟就找不着孩子，就报警。派出所就到正在施工的东四环慈云寺立交桥转了一圈。因为听说到亚运村看流星雨清楚，到亚运村也找了，还是没找着，说明天天亮了再找吧。求爷爷告奶奶的找了五天，后来人家说孩子被打死了，那坏人要强奸她，她不服、反抗，宁死也不让强奸。这孩子平时哪儿都不去，买个她需要的卫生纸还得我给她买。你到学校去调查调查，她是有名的好学生，这孩子就是爱学习……”
　　老人抹了一把泪，声音又哽咽起来：“我真是不愿再提这孩子，提一次病一场的。现在看病钱都不够看，看了病饭也不用吃了，钱不够。这残疾孩子老得看病，看病又不报销……”
　　我问：“经济上你那几个孩子不帮忙吗？”
　　“唉……”老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她爸她妈身体都不好，她姑身体也不好，都挺困难的。住同楼的二儿子是开车的，经济好一点，但最近房子刚装修，也没钱了……”老人喘着气，说话时不时间断起来。“去年七月份以前，这残疾孩子都有困难补助，现在一分也不给……二十元的残疾补助，够干嘛的？水钱电钱煤气钱哪样儿不费？这傻孩子又不懂，老浪费煤气和水的……”
　　“您自己看病能报销一部分吗？”
　　“今年不是改革了吗？自己得花一千五，花够一千五才能报销百分之六十。”
　　“马丽她爸她妈的医药费呢？”
　　“不能报，全是自己。她妈是下岗又办了退休。她爸病了干不了活，想买断工龄听说国家不让，农场里牛也卖了地也卖了，他俩都是插队知青。”
　　“他们在外头做点什么吗？”
　　“没有。他们身体都不好，干不了活，都是孩子出事后落下的。他们就这么个聪明孩子，盼着这孩子上大学，结果……”老人艰难地哽咽，“孩子是上中学才来这里住的。我这孩子出事我有责任，可老头病了我又累了一天，半夜都睡着了，后半夜他们偷偷开门悄悄走了，我都不知道。出事后老头老说少一口人、少一口人，嚎呀哭呀，一下子就病倒了……”老人用手背抹了一把泪，“这孩子就是爱学习，回来就学习。她知道家里困难，孩子学习很自觉，说奶奶你等着我，等我上大学帮您还钱……”老人哭，“她不跳舞，但在学校练体操。只要老师布置的事，她都很积极，考试老考数一数二……”哭，“我不愿意提这回事！”
　　我说：“我想跟您儿子或儿媳妇聊聊。”
　　“他们一聊就伤心。”
　　“或者跟您女儿聊聊？”
　　老人沉默了一下，说：“那我问问她，她们也不愿意提这回事。原本盼着这孩子上大学，好不容易有个聪明孩子，谁想到半路遇上个坏人把我们孩子害死……”哭。
　　老人的每一次哭，都让我的心往冰窟窿里沉一次，我觉得锥心钻骨，脊梁像“嗖嗖”地冒着凉气。这时候我不得不开始安慰她：“您自己要多保重。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伤心已经无济于事，保重身体才是第一位的。”
　　“唉……呀……，我整天闹病，喘不上气，肚胀，气管炎。马丽什么都帮不上，还跟你费水费电费煤气。她叔叔老在外地，她姑姑也气得血压高。我退休金每月才500来元，最要命的是马丽没人照顾，自从孩子丢了、出了事，他们都神神经经的，照顾不了。我也有病，住那边（指马丽父母那边）去又不方便看病。我前年住院、去年住院共花了几万块钱，钱能报一点，她姑借一点，自己掏两千五。今年掏不起了，我没钱看病。我主要是肺炎、气管炎，嗓子发堵，老吐白痰。”
　　“马丽她爸妈也来看您吗？”
　　“也来，礼拜六或礼拜天来。他爸没活，胳膊不行，干不了活；他患脑血栓，还有螨虫病，老喘不上气，每年夏天都打针，药费又不报销……孩子死了不知花了她姑姑多少钱呢！孩子后事操办反正要花好多好多钱。马旻她爸是老大，老实巴交的到双桥农场插队，孩子一出事气得瘫痪了。几乎全社会的人都说那坏蛋应该千刀万剜的，开始还没判枪毙，后来我们上诉到高法，才枪毙了……唉，不愿意提这回事！这么个事竟然发生在首都？孩子不是三四岁，而是十四岁，长得高高大大。那坏蛋原来坐过牢，咱们国家对这些坏蛋改造改造就放出来，法律太松了。要我说，逮着一个坏人就枪毙，逮着一个小偷就剁手，社会上保证就没有这些坏人……”老人喘了一会儿气，继续讲：“出事时，我二儿子出差不在，马旻堂弟的妈妈在但知道孩子住在这儿。唉……要说也是命，那么多人去操场看流星雨咋就马旻遭了倒霉呀？……找到孩子时，孩子的头和脸都没有了，瘆得慌……”老人呜咽起来，伤心与痛苦的撞击让她那衰老干瘦的身子不停颤栗。




伤心是灵魂深处绝望的痛(3)

　　我的心不由自主地一阵阵揪痛，同时也琢磨着如何将采访深入下去。待老人稍许平静，我说：“我想找你二儿子，有他的电话吗？”
　　老人想了想，答道：“我问问，看他愿意不愿意。反正孩子也没了，人财两空，你说，说这个有啥意思？”
　　“但您不说没人知道您的困难，说了我可写文章呼吁人们帮助您，这个社会上还是有好心人的。”
　　老人若有所思，但又嗫嚅道：“那……你看国家又不帮助解决我们的困难。”
　　我说：“我看居委会他们也很同情您，没再发补助不是他们的责任，而是按政策办事。但他们也还在为您争取、做工作。”
　　“谁家要没事谁愿意吃这补助？马丽这孩子又这样，想给她找个活吧，她连字都不认识，找人家帮忙人家说好人都找不到活呢，您还想找活！本来想找份帮着搞卫生的工作……”
　　我打断她：“马丽现在在家能帮助您干点活吗？”
　　老人答：“有时她脑子转过来了，高兴了，也能帮你扫个地什么的。她要不高兴，打死也不干。早上不起睡到十来点，晚上不睡。总之脑子智力差，什么也不懂，费气费电费水……老伴也得脑血栓，以前也患，但孩子出事后加重了，动都动不了。他老说少一个人少一个人，说着说着就哭。他病得天天换药，他死的时候也是11月18日，只隔一年……”
　　“听说马丽比原来好一点？”
　　“好也是那样，干不了活。下楼你要不带她，她都找不回来，她不认识家呀！……”老人喘着气，忽然想起什么，又讲起了马旻。“找马旻找了五天五夜，最后是一位老太太，在一处荒山的小树林里发现来电话，我闺女才报案从电瓶厂抓到那坏蛋。那坏蛋杀了人像没事似的，又上班去了。他老婆还包庇说那天黑夜他在家里呢——你说可恨不可恨？他家有一男孩子十五岁，却把俺十四岁的孩子掐死了。俺全家就盼着这个孩子呀！她学习特好，又懂事，知道父母生活困难。二儿子这孩子学习没马旻好，俩人在同一学校同一年级，但不同班……”
　　老人这时重重地咳了一口浓痰，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挤得皱巴的卫生纸，打开，将痰吐进去，包上，愁容满面地继续讲：“孩子丢了之后全家亲人都没法上班，连春节吃顿饭都难以坐到一块。有一年春节一家人想聚，吃饭时马旻她妈一想起孩子就哭，她姑也哭，一家人都哭。结果饭没吃就散开了，这么多年都再也没在一起吃过一顿团圆饭……”哭，“二儿子老不在家，女儿老有病，我不愿意提这事儿，一提血糖又高了。孩子丢了带来了这么多烦恼，他们都说还不如不要孩子，原来都是挺好的身体，我真的不愿意再提这事儿。大儿子情绪虽然好了一点，但发呆。我闺女更难受，她可疼我这个孙女哩！我闺女没孩子，就喜欢这个侄女，唉！一提这事儿饭都吃不了……”
　　老人又一次唠叨说：“去年，我住院时花了三万多元，自己一下子花了三四千，手里都没钱看病了……几个月来，我又患气管炎、肺炎、肺气肿，都是闺女从外面买点甘草片、化痰片凑合着吃……”
　　老人再也说不下去，她不停咳嗽，不停抽泣，不停地用那块皱巴的包着浓痰的卫生纸一遍又一遍地擦着眼泪和鼻滴。这是眼前这位历尽磨难、饱尝痛苦的老人别无选择的情感表达。我想，她只有让老泪流得更痛快些，让驼背的干枯的身体抽噎得更猛烈些，她内心深处积压得太多太久的苦楚才能尽快排遣。与此同时，我的心被老人满腔的苦楚刺痛着，感染着，融化着。我清楚地感觉到我的内心深处忽然间盛满太多太多的泪水，以至于这太多的泪水一次次往上涌，不停地挤压着我的鼻腔。我分明感觉到自己的鼻子此时酸得难受，眼眶也热了——我知道，我的眼眶此时已经噙满泪水，我对眼前这位不断经受着痛苦折磨的老人以及她的家人不可避免地充满了同情。右手也不由自主地去身上摸钱包，将钱包里仅有的两百元钱掏出来，递给了老人。
　　我说：“老人家，这点钱您拿着吧，虽然帮不了您什么大忙，但它代表了我的一点心意。”
　　老人先是一愣，但终于还是伸出那只干瘦皱巴、血管纵横的手，接过钱，连连道谢。另一只形状相同的手依旧不停地擦着泪。
　　我说：“您不用谢，我个人的能力非常有限，但如果我能写文章将你们家目前困难的情况真实地反映出来，让更多的好心人来帮助你们，那不是更好吗？所以，我真心实意地想见到马旻爸爸、妈妈，或者马旻的叔叔或者姑姑，好好地同他们聊聊。”
　　老人想了想，说：“马旻她爸爸妈妈聊不了，他们俩身体本来就不好。夏天一到，她爸爸的螨虫病又要患了，又该打针了，根本就不能提这回事，一提就伤心，一提又病了，病了又没钱看病……”
　　“要不就找她叔叔或者姑姑？”
　　“她叔叔老不在家，不好找。”
　　“那她姑姑？”
　　老人想了想，咂了咂嘴，说：“我……跟她商量商量看吧，马旻出事之后都是她姑姑在那跑前跑后，她文化高，事情又是她一手处理的……不过她身体也不好，也一样不愿意提这回事。”
　　“您能把她的电话告诉我吗，我想亲自打电话说明我的意图，跟她商量商量采访的事。回头您也跟她商量一下。”
　　老人想了想，随口念出了女儿的电话号码，并表示回头同女儿说一下。
　　我飞快记下那个电话号码，一边道谢，一边又说些安慰的话，之后便将老人送走，接着又与居委会的范俊兰女士道谢告别。

 

伤心是灵魂深处绝望的痛(4)

　　2002年4月30日晚上，也就是距离上次采访马旻奶奶的时间大约是一个星期之后，我忐忑不安、小心翼翼地给马旻的姑姑——马XX女士（出于对当事人本身必要的尊重，这里不便于披露其真实姓名，以下简称马女士）打电话，唯恐自己因为言语表达不当而伤害心灵已经遭受严重创伤的对方。之所以相隔一个星期，是想腾出足够的时间让对方有思想准备，好接受我的访问。
　　我首先向马女士自报家门，耐心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份，说明意图，并说已经跟她的母亲聊过，希望进一步了解事件的详情以及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马女士在耐心听完我的介绍之后，却断然拒绝，她言语激烈，语速极快，以致我如同冷不丁遭受到雷雨的袭击，噼哩啪啦，风雨交加，来势凶猛。我几乎来不及招架，来不及回味，转瞬间便一头雨水，浑身湿透，阵阵寒意溢满胸间、侵入心房。自始至终，我几乎没有任何回应和解释的余地，对方就不由分说地将电话挂了，以至于我手握话筒愣了好一阵。待我回过神来，细细回味，才隐隐约约理清刚才她电话中主要的关键词和大致意思——
　　我不愿意提，马旻这事对我们全家带来的打击和伤害到底有多大，外人是无法想像的。在单位我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头头是道安慰我的哥哥和嫂子（指马旻的爸爸妈妈），可现在跟你通电话我都浑身冰凉！马旻出事之后，我们全家人都跟疯了似的，不吃不睡找她整整找了五天五夜。最后那天，我与丈夫将马旻从土堆中扒出来的时候，她血肉模糊面目全非，真的是惨不忍睹，我浑身冰凉，这种感觉后来一直缠绕着我。不瞒你说，这事都快过去四年了，我们都未过夫妻生活，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心情！你想想，我丈夫为此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啊？他当过四年警察，可马旻当时那惨状现在一提起来他都受不了！我哥我嫂就更甭提了，要么疯疯癫癫，要么萎靡不振，我不愿意再提此事了。生活上我会全力以赴支持他们，我每月四五千元的收入，哪怕我和丈夫少花点，也要全力支持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实在是太惨了！我不愿提此事了，谢谢你这样的好人，可我实在不愿意谈，因为没什么用。法院判对方三万元赔偿款，至今分文未得，有什么办法呢？唉……以后再说吧。我真后悔给她起的名字，与文曲星联系上了，唉，要说这也是命啊！
　　马女士这番发自肺腑、伤心至极的话，现在细细回味，依然让我感觉毛骨悚然、浑身发冷。我深信，没有经历过痛入骨髓的心灵创痛的人，是万万说不出这番话的。据了解，马女士所在的公司，是一家效益不错的公司，搞产品开发和推销，她是公司里的一位负责人。她与当过警察的丈夫，恩恩爱爱，感情笃深，但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马女士又是极注重亲情的，所以作为姑姑，她对侄女马旻喜爱至极、关怀备至。因为马旻的聪颖好学，让她这位已经出嫁的姑姑看到了娘家家族走向兴盛的希望火种，她盼望马旻能顺顺利利健康成长，如愿以偿考上大学，给一直生活在底层的娘家人带来福音。所以，马女士真的是对马旻寄予了厚望，这种厚望从马旻刚一出生便已经开始，因为马旻的名字的的确确也是马女士给起的。马女士是娘家文化和社会地位最高的人了，起名字的事落到她的身上，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马旻的“旻”字什么意思呢？天空、秋天之意呀。马家的又一匹小马驹降生了，呈现在她面前的是辽阔高远、碧蓝如洗的秋空，意为前程远大、不可限量、马到成功呀！马旻的姑姑最初一定是想取“旻”字的“秋天”和“天空”中所包含的辽阔、高远的意思，期望马旻这个活泼可爱的小侄女将来能有无可限量的前程，能有多彩美丽的人生，能有秋天里那样硕果累累的收获，为她的父母、家庭乃至整个家族争光——马旻是一个多么好的名字呀，怎么能跟传说晦气、不幸的文曲星联系在一起呢？难道非要从“文曲星”三个字中拆取偏旁部首机械地组成一个“旻”字吗？如此的生搬硬套，该是多么的毫无根据、该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看来，中国人真的没有摆脱“信命”的宿命，许多人在经历倒霉和磨难的时候，总是要往坏处寻求因由、或从似是而非的民俗文化传统中寻找对自己厄运的诠释的。似乎只有这样，将一切的不幸归结到“命”上，他们才可能找到解脱，才可能渐渐舔干伤疤、慢慢地消除痛苦。他们从不承认天灾人祸的出现往往只是一种偶然，而且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机率往往是均等的。只要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说不清什么时候，也说不清在什么地方，病魔、车祸、台风、火灾、地震、战争……等等，等等，所有一切不可预测的意外伤害、以及由此而可能带来的死神，都可能不期然地落到你的头上，让你无法防范，让你无处逃遁。当然从主观上，这当中有些意外的伤害我们可以尽可能去防范，比如火灾，比如溺水等等，我们可以主观上尽量小心谨慎地去降低其发生的概率，却不可能绝对地回避。因为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你一个人生活着，这个世界上许多事情的发生也并非只取决于你一个人的意志，这个世界上人的意志更不可能无所不能地去主宰客观世界中那些无所不在、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老辈们过去所说的那样，喝水都有硌牙的呢，世事茫茫，前路漫漫，谁能保证自己活在世界上就绝对不会有个三长两短？

　　没有，也不可能保证。
　　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方面要开朗达观、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去投入生活拥抱人生；另一方面，对于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病魔与灾难，你只能以坦然的心态去勇敢面对。即使灾难降落在你的身上，给你或你的家人造成不可弥补的创伤，你也只能坦然面对。因为人生苦短，灾难的发生也非你自己的错，死者已逝，不可能复生；而活着的，前路漫漫，理应该积极乐观地去活得更好，这既是对自己和依然活着的亲人的生命、生活负责，也是对逝者最好的怀念和慰藉。试想：如果家族里一人之死带来的只能是全体成员永无休止的悲伤与哭泣，甚至身体和精神都全部崩溃，那么死者九泉之下的灵魂能够安生吗？她九泉之下要是真的有知，那不更加痛苦不堪吗？



伤心是灵魂深处绝望的痛(5)

　我非常同情马旻一家的遭遇，也非常理解马旻的姑姑马女士电话中那一番话所包含的痛苦心情。与此同时，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马女士痛苦之中对待家人以及对待人生所包含的一些误区。更重要的是，她的那番话，更促使我希望接近她、走进她的精神世界，我希望亲身感受她心灵深处所负载的痛苦，并希望与她探讨如何面对这样的痛苦、如何更好地救治她和她的亲人身上目前所面对的心灵创伤。我迫切地希望以一个陌生朋友的方式与她促膝谈心，与她一块分担心灵上所承载的艰难与痛苦。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的职业角色所应有的责任，更是我个人良心上的一种责任。 　　大约是一周之后的一个晚上，我又一次忐忑不安、小心翼翼地给马旻的姑姑马女士打电话，我希望表达我此刻充满怜爱与社会责任的真挚之心。
　　然而，马女士一听是我，心灵的两片蚌壳紧紧关闭了，她冷冷地说了声：“我说过了，我不愿提此事。”然后“啪”地一声，把电话挂了。
　　握着话筒，我又一次发愣。这似乎是我每一次遭受冷遇、吃了“闭门羹”时的下意识动作。因为当你满腔热情、真心实意却忽然遭受当头的一盆冷水，那种突然间的反差需要慢慢调和，那种反差的原因需要你冷静分析、细细探究。渐渐地，我开始理出了头绪，我认为马女士一定是深陷于痛苦中无法自拔，当然外人可能也难以想像。而在双方之间都不能完全理解的时候，沟通便成为当务之急。
　　我还是希望走近马女士并求得她的理解与支持的，我希望她心灵的蚌壳能向我打开。我当然不是要窥探人家的痛苦，而是要透过类似的个体痛苦来分析、探究中华民族当今所面临的生态现状及困境。于是2002年“五?一”节放假期间，我给马女士写了一封信——
　　马XX女士：
　　您好！
　　我是看望过您的母亲、并与您通过两次电话的杨晓升。作为一个有良知、不乏人道主义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工作者，我非常痛惜马旻所遭受的意外伤害，非常同情并理解您和您的亲人为此所承受的痛苦。但我以为，再大的痛苦，也不能永无休止地任其疼痛甚至摧毁我们继续生活的信心。您对马旻的感情和对娘家在经历劫难之后全力以赴甚至不惜代价的帮助，我非常钦佩。与此同时，我觉得您不应该由此而影响自身的正常生活，否则不但对您和您的亲人不利，对您的丈夫来说，我更是觉得很不公平。马旻九泉之下要是有知，灵魂恐怕也会不得安宁。怀念马旻、医治心灵创伤、救助娘家尤其是你的母亲和马旻父母最好的方法，绝不是永无休止地让自己和亲人陷入痛苦的泥淖中永不自拔，而是要千方百计地鼓起自己和亲人继续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千方百计将马旻遭受意外伤害所带来的损失降到最少，这也是对马旻最好的告慰和纪念。
　　从内心上讲，我真的不忍心掠扰您和您的亲人的情感与生活，但从我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上讲，我又渴望通过对类似马旻遭受的意外伤害事件的了解与分析，研究中国当今独生子女遭受意外伤害之后，相关家庭所遭受的伤害程度以及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并以此审视独生子女家庭的生态现状。我知道您是娘家文化和社会地位最高的人，您对马旻一直倾注了无限的爱心和情感，马旻出事之后的一切事情也几乎都是由您一手处理的，所以我渴望与您交谈。我也迫切希望通过与您的交谈，能消解或分担您和您的亲人心灵所承受的痛苦，不知您能否理解我此刻的心情并接受我对您的请求？
　　愿您和您的家人永远平安！
　　杨晓升
　　2002年5月3日
　　我选择在5月3日给马女士写信，是有意要错开节日开始的浓厚气氛，我不想在节日刚刚开始的时候提这个令她扫兴的话题。但我又极希望能利用“五?一”长假的时间，与她见面交谈。因为平时我的时间基本都扑在我主编的一本文学杂志上了，我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采访与写作时间，只能在我的双休日或假期中一点一滴地挤出。
　　写好信，我又一次忐忑不安、小心翼翼地给马女士家里打电话。我只想跟她说“我写了一封信，希望您看一看，然后再聊”。
　　电话打通了，接电话的不是马女士，而是年轻女子的声音。我说找马XX，对方说她不在，我是她的表妹，您有什么事？我说我有一封信要传真给她。发完，又给对方打了一次电话，询问传真内容是否清楚。接电话的仍然是马女士的表妹，她说很清楚。我说麻烦您交给您表姐行吗？她说我一定交给她。听声音，马女士的表妹声音甜润，性情开朗，与眼下节日的气氛还很协调，丝毫感觉不出有什么伤感。所以我寄予了希望，我相信她会将信交给她的表姐的。我渴望这封情真意切的信能对她有所触动，能温暖她并渐渐融化她情感的冰川，能慢慢张开她紧闭的心灵之窗接受一个渴望走近她的陌生朋友的交流。
　　我耐心地等待了两天，又给马女士家打了电话。
　　这回接电话的正好是马女士。我小心翼翼地问：“您好，您是马XX女士吧？”她说“是。”我说“我是杨晓升，我给您的传真信您看到了吗？”她说：“我跟你说过，我不想再提这个话题。”“啪”地一声，她把电话挂了。
　　我很扫兴，无言以对，但心无怨言。我首先是反思自己：是不是因为节日期间提这个话题惹她生气了？我开始这么认定并调整计划，心想干脆冷处理，多过些日子再说吧。
　　大约是半个多月之后，我心存希冀地给马女士打电话。这回我是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将电话打到她的单位。她一听是我，还是那句话：“我说过了，我不想再提这件事，就这样吧……”说完就要挂机，我急忙说“您等等，我的信您究竟看了没有？你真的一点都不想谈吗？”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第一次与她通电话的时候她噼里啪啦说的那番话，并且曾流露“以后再说吧”之类的话语，所以我对她仍然心存希冀。而现在，面对她再一次的拒绝，这种希冀一如遭受风吹雨打，基本上渐渐息灭了。
　　一个人生命的伤痛和心灵的痛苦是那样地难以消除！
　　一个人的心灵和情感是那样地难以向外界哪怕是充满善意的沟通！
　　此中原因，我猜想：马女士和她娘家人那痛苦的心灵，仿佛遭受暴发的山洪冲击、承受力正超越极限的大坝一样，你只能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呵护它，却不能有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惊扰，否则它将可能一触即发、转瞬间土崩瓦解……
　　既然如此，我只能就此止步。我只能默默地隔着世俗的时空和心灵的藩篱，对不幸夭折的马旻以及她活在世上所有的亲人，默默地献上我最真挚的祝福。
　　祝他们从此一生平安！

 

第四章 何羽飞：上学路上无归期

 

　　生命是那样的神奇。当一个人的生命从母体中分娩出来，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一天天长成活蹦乱跳、聪明伶俐的少年时，父母脸上那种怜爱之情和得意之情，会让人对生命、亲情和生活产生多少无限的眷恋！
　　生命又是那样的弥足珍贵。当一个活蹦乱跳、聪明伶俐的生命突然间被飞来的横祸残酷毁灭时，做父母的——有谁能承受如此惨不忍睹、撕心裂肺的打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痛苦呢？

 

回家的路有多远(1)

　　1999年4月5日，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这一天，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无数的中国人会走向原野走向山川走向先人或逝者的墓地，烧香跪拜，凭吊祖先、祭拜亡灵。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就是在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灾难和死神会不期而至，而且偏偏降临到一个年仅11岁的小男孩头上！
　　他叫何羽飞，父亲是北京某化工研究所的工程师，母亲是某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在读博士。聪明伶俐的何羽飞的出生，不仅给这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快乐，也让知识分子出身的父母的事业和生活有了继往开来的火种。
　　何羽飞所在的北京某实验小学，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宣武门一带，是全市闻名的、令人向往的重点小学。何羽飞是这所小学五年级（3）班学习优秀，令老师和同学喜爱的好学生。
　　这一天，是星期一。下午的最后一节课上的是自然课，而且是向前来参观的德国客人开放的公开课。在这节气氛活跃的自然课上，面对任课的邹老师的提问，聪明好学的何羽飞对答如流的表现令在场的德国客人都感到惊讶。以至于下课时，兴高采烈的德国客人给孩子们留下了一大堆糖果。
　　放学了，何羽飞和同学们欢呼雀跃地围住了邹老师。何羽飞调皮地探着头问：“邹老师，什么时候分糖果呀？”小羽飞想，要是能将糖带回家就好了，他要回家让爸爸妈妈与他一同分享从学校带回的欢乐。
　　当时已经将近下午5点钟，不少孩子的家离学校很远，为了不让孩子们的家长焦急，邹老师笑着拍了拍何羽飞的头说：“就属你馋！快回家吧，糖果明天再分。”在学校，何羽飞从来就是一个听话的学生，听邹老师这么一说，他立即停止喧闹，背起书包准备回家。但走出校门时，小羽飞内心多少还是有一丝遗憾……
　　从位于宣武门闹市区的学校回到远在京城北郊西三旗的家，何羽飞需要不停地挤车、转车。大约是一个小时之后，小羽飞背着书包，气喘嘘嘘地来到清河转车，他还得再坐两站地才能回到西三旗的家。
　　这时候已经是傍晚6点。春风和煦，夕阳将西天涂沫得一片橘红。何羽飞站在人群中间，一边等车，一边抬头眺望西天那美丽如画的夕阳，稚嫩的脸笑随颜开，内心情不自禁地对天边的美景流露出了无限的眷恋。
　　清河站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共汽车中转站，一共有十几辆大公共汽车在这里停靠。加上不时冒出来的小公共汽车，使得这里人车拥挤，噪声不绝。11岁的何羽飞并不喜欢这里，爸爸妈妈更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走进这人烟吵杂、并不安全的地方。可这里又偏偏是小羽飞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本来，小羽飞是可以不在这里换车的，因为爷爷曾告诉他：可以先坐331路到新街口豁口，再从起点站坐上去西三旗的398路公共汽车，那样人少了就可能坐上座位了。小羽飞也觉得爷爷说得对，只是那样要多绕些路。所以他跟妈妈说过：“那样太费时间，我回家还有那么多的作业要做呢！”妈妈听了也不再强求，因为小羽飞说的是实在话。所以，每天早晨和傍晚，小羽飞都要在这里转车。小羽飞每天都必须早上起床，匆匆忙忙地洗漱，匆匆忙忙地吃完早餐，然后又匆匆忙忙地背上书包跑出家门。他必须在早晨6点半前坐上398路车，才能按时赶到学校。下午放学，经过漫长的等车、挤车和转车，往往是傍晚7点左右才能回到家里。吃完晚饭，他又得开始做作业，洗漱完了，至少也是晚上11点钟才能睡觉，所以他每天只能睡6个钟头。他只能在周末的时候才能补上一觉……
　　这时候，398路公共汽车开过来了，等车急着回家的人群一片骚动，争先恐后地往前拥。398路的这趟公共汽车还未停稳，一声惨叫却从飞转的车轮下响起，这声来自孩童的惨叫让北京春天的黄昏异常惨烈，在场的人无论男女、无论老少，刹时间都感觉到毛骨悚然。挤在最前排的人一下子被惊得目瞪口呆：在他们的面前，一位身穿蓝色校服的小男孩此刻已经被巨大的车轮撞倒得血肉模糊，男孩绝望地张着嘴、无限痛苦地扭曲着脸，一双小手却仍然紧紧地攥着书包带儿……
　　少顷，一位手牵孩子的母亲才张大嘴，呜咽着惊叫起来——这是谁家的孩子呀？孩子的妈妈还等着回家呢！
　　这位年轻母亲的哭喊声如同一柄利剑，将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房都狠狠地剌痛了，刺醒了。于是，人们开始大呼小叫地张罗着抢救，有人开始报警、求救，拨打110和120电话，有人开始想方设法寻找孩子的家长。
　　有人从孩子的书包中，发现了一个电话号码本，并从书包里的课本和作业本上得知了孩子的名字和所在学校的名称，于是打电话通知了何羽飞所在的学校。120急救车来了之后，有的人则迅即协助120急救车，将孩子送进附近的医院。
　　第一个赶到医院的是何羽飞所在学校的杨老师。医生心情沉重地告诉杨老师：何羽飞被撞中了头部，送进医院的时候，他的心跳、血压已经消失，抢救到现在，一直没有苏醒的迹象，身体也已经渐渐冰凉了，生还的希望极其渺茫……杨老师一听，惊得一下说不出话来。
　　还没有放学回家的邹老师获悉何羽飞被撞的惨剧，禁不住放声大哭。她攥着来不及分给孩子们的糖果说：我为什么那么蠢，为什么不先把糖果分给何羽飞，好让他不留下遗憾啊！……




回家的路有多远(2)

　　紧接着赶到医院的是孩子的母亲。当噩耗费尽周折好不容易传到她的耳朵时，这位某师范大学的历史学博士正准备回家买菜做饭，期待孩子和丈夫的归来、享受又一个傍晚的亲情快乐。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在4月5日清明节这一天的这个傍晚，厄运竟然残酷地降临到她的头上，将她宁静的生活捣毁得面目全非。当她心急火燎、惶惶不安地赶到急救站时，眼看着失去知觉、面目全非的儿子，她失声痛哭并一下子瘫倒在地上。面对医生“抢救无效”的结论，她无法相信，她不甘心，她满脸哀求然而仍歇斯底里地一遍遍问大夫：还有更先
进的抢救办法吗？还有更先进的抢救办法吗？
　　绝望之际，儿子聪明活泼、生龙活虎的形象不断闪现在她的眼前：就在前几天，儿子趁星期天，悄悄地给爸爸妈妈做了一顿早饭，笨手笨脚地煎了三个鸡蛋。接着又顶着小雨，跑了三个早点摊儿买回了油饼。末了，儿子还用稚气的笔，把当时帮妈妈做事的得意，都写在了日记本上……
　　孩子的父亲这时也赶来了。这位某化工研究所的工程师，是多么喜欢自己这位既聪明伶俐、又善解人意的儿子啊！平时，妻子跟儿子住在小屋，今春停暖气之后，他住的大屋很冷，妻子就让他到小屋来支个小床，说一家三人挤在小屋会比较暖和。儿子见状，却非要让爸爸挤到自己与妈妈睡的双人床上。爸爸和妈妈见儿子如此懂事，都同意了儿子的请求。当儿子躺到爸爸和妈妈中间时，就别提有多高兴了！尽管何羽飞也是独生子，却从小没有同龄独生子的那种娇气。平时儿子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吃、穿、玩从不挑三拣四。妈妈忙，做不好饭，可做什么儿子都说真好吃！儿子最大的满足，就是晚上能与爸爸妈妈守在一起……现在，儿子却出事了，这消息就如同晴天霹雳，让做父亲的他一下子感觉脑袋急速膨胀、仿佛随时都将要炸裂！当他心急火燎地来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在医生抢救时脱下的衣服已经被交通大队当作物证拿走了。做父亲的他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横祸冲撞得魂不守舍，他呆呆地反复念叨，孩子没衣服穿，太冷了吧太冷了吧……眼看着早上欢蹦乱跳出了家门的儿子，此刻却一去不复返、僵硬地躺进了冰冷的箱子里，他悲痛得呼天抢地——我和他妈妈可是一辈子没做过什么错事呀……

 

世界上有一种伤痛难以医治(1)

我是在京城的报纸得知11岁的何羽飞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不幸被撞的消息的。从那时起直至现在，每每提到京城的小学生长途跋涉上学放学的事，我的内心深处就不由自主地会生出一种难以言状的压抑和难受——不仅仅是为一个已经死去的何羽飞，更为了千千万万个每天跋涉在上下学的路上、车祸的危险却随时存在的无辜孩子。这当中的深层次原因，当然是中国当今分数至上、升学至上的教育现状。
　　不难想像，如果不是为了让孩子考出高分数、以便逐级升上重点初中、重点高中直至重点大学，如果中国的学校不是人为地分出重点和非重点，有谁愿意将孩子舍近求远送到远离家门的学校上学、让自己（因为接送）和孩子每天早出晚归长途跋涉一同遭罪？何况由于被迫择校和平时的交通，他们还要花费高额赞助费和大量的交通费用！所以，不客气地说，中国教育的现行弊端是导致何羽飞们在上下学路上不幸夭折的间接凶手！
　　同样是为了避免在不幸家属最痛苦的时候去触痛他们、打扰他们，我没有马上去采访何羽飞的车祸事件。直到两年多之后的2001年秋天，我开始想方设法寻找何羽飞父母的联系电话，经过无数的周折也找到了他们家的电话。然后，我选择了一个休息日，小心翼翼地将电话打到了他们的家。
　　接电话的是何羽飞的母亲、北京某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生王XX女士。我竭力镇定自己，温和而耐心地向王女士讲明了我的意图。开始她还算热情，但情绪很快由热情转向激动。提起要见面采访儿子车祸事件以及儿子生前的情况，王女士连连谢绝，说不行不行，这事太让我伤心了，我不愿意再提这件事。说着说着，她激动起来，对当今中国的城市交通状况和市民的素质大加痛斥，她极不满意甚至仇恨当今京城拥挤混乱的交通，她说政府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而不应该让那么多的公车和私车纷纷开到大街上来，造成了公共汽车的拥挤和道路的严重堵塞。她说现在市民的素质太差了，挤车时争先恐后从不考虑别人、从不考虑谦让孩子和老人，真是太可恨了，否则我儿子也不至于被他们挤到车轮底下。她说，总之现在的城市交通状况真是让人难以忍受，到处都存在车祸隐患，到处都存在生命杀手，我们的城市交通管理水平太差了！末了，王女士建议我去看一看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最近发表在报上有关抨击城市交通方面的文章，她忿忿地说，我与何祚庥先生一样，很有同感！
　　我赶紧随声随和，也抨击了几句当前城市交通管理方面的问题，对她说何祚庥院士的文章您能不能帮助我找一找，让我也看一看，还补充说1998年我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采写长篇报告文学《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时，也曾采访过他。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想尽量找到合适的话题与她交流，以拉近我同她之间的距离，以取得同她见面采访的机会。但我的这种意图没能得到她的配合，当我将话题又拉回到同她聊她儿子的这件事上时，她又果断地拒绝了——她匆匆结束话题并当即挂断了电话。
　　两周之后，我再次拨通了她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她。她倒是耐心地听着我的表述，我竭力强调我有关独生子女意外伤害问题采访的重要性，恳切希望她接受我的采访。她一直听着。但到了最后，她还是不同意，她说无论如何我忍受不了这个话题，只要一说到儿子我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我真的受不了，实在是对不起！说完，她又不由分说地将电话挂了，让你没有再说话的余地。面对话筒里传出的“嘟——嘟——”的忙音，我一脸的无奈，并再一次体会到这部长篇报告文学采访之艰难。当然，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事，我从来就不会丧失信心、更不会轻易放弃。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便开始对何羽飞的车祸事件进行外围采访，我的最主要目的已经不在于了解当时车祸的详细过程，更主要的是希望了解车祸发生、儿子夭折之后给家庭带来的损失与伤害。
　　我首先将电话打到何羽飞的母亲王女士所在的北京某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办公室，办公室一位接电话的女同志听说我要采访何羽飞的母亲王女士，一方面说恐怕太难、她不会愿意，另一方面又禁不住为两年前王女士的那次不幸而扼腕叹息、唏嘘感慨。这位女同志说，王女士以前学术上很活跃的，经常发表论文，可自从她儿子意外出事之后，她一直很痛苦、几乎谁都不接触，学术上也默默无闻了，真是可惜，我们都很同情她。可她老是这个样子恐怕也不是个事儿，最终会毁了自己！我向这位女同志提出要采访他们的系主任，她立即建议我采访王女士的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瞿东林教授，因为瞿教授对王女士的情况更加了解，我连忙道谢。
　　那天晚上，我给瞿教授打电话，说明了我的意图并提出对他进行采访的要求。瞿教授很热情，说起她的学生王女士，他像一下子打开话匣子一般。但他同时向我表示歉意，说自己太忙了，一直在做课题，哪怕是一个小时的时间也很难挤出、近一个时期都难以接受我的采访。但电话中，瞿教授已陆续介绍了有关他的学生王女士的一些情况。
　　瞿教授说：王女士是1984年毕生的本科生，毕业留在系里工作，后来一边工作一边读在职硕士生、博士生。她学习、做学问都比较认真，肯刻苦钻研，也发表过一些论文。但她性格内向，不活跃，不爱与别人交往，甚至有些孤僻。儿子出事前，她还在读在职博士，按学制本应该是在1999年7月份毕业，但那年4月她儿子却出了事，她的精神遭受了严重打击，而且一直难以解脱，难以完成学业，现已推迟了两年。这期间，可能是思子心切，她又怀了孕，但没能保住，这一来对她打击更大了。我劝她先稳定稳定情绪，调整好自己的身心，先读完博士学位再考虑别的。原本她打算最迟在今年冬天进行论文答辩，可最近听说她又怀孕了。反正因为孩子的事，她学业上反反复复的，受的影响当然很大，受的打击不仅仅在精神上，而且在工作上。读博士前她已经是副教授了，按规定她可以招收硕士生，但她没有招，可与她同期的副教授带硕士生都带两届了。对此，我很为她惋惜……




世界上有一种伤痛难以医治(2)

　　瞿教授就此打住，没有再说下去。我说等您有时间，我再去拜访您吧。他表示同意，但又遗憾地表示目前确实没有时间。
　　与瞿东林教授通完电话之后不久，我开始上网查阅她的博士学生、何羽飞的妈妈王XX女士的资料。
　　网上的资料清楚地显示——
　　王XX——副教授。出生于1961年11月。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学史，目前正从事元明清北方农田水利、生态环境变迁、自然灾害、北京的粮食供应、江南学者思想等问题的研究。
　　代表性论文：
　　? 《王夫之史论的历史价值》，《 史学史研究》1990年1期。1994年12月获第一届全国青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之专家提名奖
　　? 《〈通鉴直解〉与张居正改革》，《史学论衡》第一辑，1990年12月获北师大青年教师优秀论文奖。
　　? 《郑若曾行年著作考兼谈〈筹海图编〉的作者问题》， 《历史文献研究》，1997年8月出版。
　　? 《元明清时期的“西北水利议”》 ，《北师大学报》1996年12期。
　　? 《明中后期至清初江南学者的民生经济思想和实践》， 《史学论衡》，1998年6月出版。
　　? 《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的“是非”之论》，《苏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代表性著作：
　　? 《东宫文华——历代宫廷教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历史教育问题，是一个长期被人忽视的问题。本书主要探讨历代宫廷中帝王、皇子教育问题，其中包含历史教育内容，及实际效果。
　　? 《大江东去兴亡盛衰启示录》，199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获华东地区第九届优秀政治理论图书奖一等奖(集体)；1995年12月获北师大历史系首届白寿彝史学论著奖二等奖。
　　这里要特别请读者原谅，为了尊重王女士本人的意见、避免外界的打搅，本章的写作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披露过王女士的真实姓名，她那不幸夭折的儿子何羽飞其实也不是真实的名字，原因也是为了不刺痛她脆弱的神经。
　　从上述资料不难看出，王女士在史学上的成果还是颇为卓著的。很显然，如果不是因为她那唯一的一个儿子出事，她不但可以按计划顺利拿到博士学位，而且还会出更多的学术成果。
　　王女士网上的资料，还有一张她的个人照片，是头相特写。从外表看，这是一位端正慈祥的知识女性，宽脸，微胖，但肤色白净，眼睛温和有神，一种不经意的微笑春风般掠过她的脸颊，祥和而又充满自信。面对这样的一张照片，你很难想像，厄运和灾难会那样无情地降落到这样的一个知识女性的身上，而且丧子之后她的精神几近崩溃、几年来一直一蹶不振。面对如此的人生悲剧，只要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无法不顿生同情，你也无法不为她惋惜。 只是所有的这些同情和惋惜，当事人如何能感受到，她能接受吗？
　　我很想再一次给王女士打电话。但好几次拿起话筒，没拨完号码，就放弃了。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伤痛触摸不得、也难以医治？
　　那我还是赶紧打住吧。何况瞿东林教授说，王XX女士又怀孕了，那我就更没有理由去打搅她。让她安心宁静地孕育新的孩子、新的希望吧，也让我们为她和她的家庭以及未来的孩子，献上最美好最诚挚的祝福！

 

第五章 张穆然：生死之间说坚强


16岁，花季少女的她爱说爱笑，一双美丽聪慧的大眼睛凝聚着对生活与生命的无限憧憬与渴望。然而有一天，可恶的病魔却偏偏让她在劫难逃，她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到医院做手术。
　　“第二次手术后父亲用三轮车接我回家，我坐在三轮车后面，心里一阵阵难受。父亲停下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就想问问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父亲还想瞒我，用一些话搪塞我。我说，我知道我得了癌症，病历我早就看见了。当时看病历的时候，前面的字都没看见，就看见一个癌字。听我说我知道了，父亲一下子就哭了。我父亲从来没在我面前哭过，很多人围着看我们父女当街抱头痛哭……”
　　上述这段话，是这位16岁少女生前面对记者采访时的讲述。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1)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在经历了太多的悲伤与凄凉的采访之后，我不得不把采访的目标对准另一种类型的家庭。与上述的家庭一样，他们原本也是一个温馨幸福的三口之家，他们也同样遭受不幸。但他们面对死神降临、以及面对丧女之后的冷静、坚强与达观，让我们对生与死、对幸与不幸，都有了另一种认识。
　　提起张穆然这个名字，相信许多人并不陌生。
　　1999年新年伊始，这位北京女孩在与病魔和死神的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强与达观，经《北京青年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披露之后，曾经感动了无数的读者与观众。尤其是那期由崔永元主持、以《感受坚强》的题目命名的“实话实说”节目播出之后，人们更是将张穆然的名字与“坚强”二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尽管死神最终仍无情地夺走了这位美丽女孩的美丽生命，但相信这位美丽女孩美丽生命的流逝，如一道划过心灵上空的美丽彩虹，会给许许多多的人留下美好的记忆。
　　张穆然离开人世已经过去了几年，如今她的父母生活状况如何，膝下无儿无女的他们，又如何面对丧女之后的痛苦与孤寂呢？
　　2002年春节前夕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来到位于北京三元立交桥东北角曙光电机厂的工人宿舍区，采访到了张穆然的父母。
　　这是一栋砖墙破旧的筒子楼。走进去，楼道里又黑又乱，到处摆放着零乱杂物，到处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我小心翼翼地躲着一家家住户堆放在楼道里的杂物，在第二层楼道的最西面找到了张穆然的家。确切地说，是楼道里几声瘆人的狗吠将事先约好的张穆然的父母引出门来，再由他们俩将我迎进他们的家。像这栋楼里的其他住户一样，他们的家也就是唯一的一间房子，没有厨房，也没有厕所，厨房和厕所在楼道的东头，都是大伙儿公用的。这间房子大约十六平方米左右，面积虽然不大，但因为没有多少家具，里面并不显得拥挤，而且主人将整个房间收拾得窗明几净。我走进去的时候，朝南的窗户也正将灿烂的阳光慷慨地迎了进来，屋里篷荜生辉，无限温暖。与主人寒喧之后，我开始仔细打量房间里的陈设。窗户下面，摆着一张简陋的写字台。写字台的两侧，一左一右各摆着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靠门这边，是一个长衣柜，一台电视，一张当茶几用的方凳和几张矮凳。
　　见我久久地凝视着那张洁净的单人床，张穆然的父亲平静地说：“那是然然生前睡的床。”我明显地感觉到此时的内心格登地一动，颇有些触景生情的伤感——这就是伴随着美丽女孩走完16年短暂人生的那张床么？16岁，虽然不算大，但也不算小了，她还来不及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就这样匆匆走了。她走得那样匆忙，以至于她的父母在她离开他们的几年之后，都不忍心在剩余的两人世界里撤去女儿的这张床。很显然，眼前的这张单人床，已成了他们这对年过半百的孤男寡女对女儿最近距离、最亲切的永久怀念……
　　以张穆然的单人床为开端，我们很自然地把话题引向他们的家庭。
　　张穆然的父亲叫张文良，生于1950年，北京人。1968年，初中毕业的他随“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大潮，到陕北延安插队。那地方苦啊，不但土地贫脊，而且长年干旱，庄稼生长都困难，人所遭受的贫苦更不必说。尽管年轻的张文良跟许许多多的知青一样也能吃苦，也没少出力，但依然食不果腹。那时，他挨过饿，要过饭，连轴转上过夜班，拉过车子，也救过人，几乎什么苦力都干过。干了4年农活之后，他又被安排到村小学教了4年书，先后带过百十来个孩子。因为表现不错，1975年12月23日，他被招工到了汉中地区的华县木业公司当了学徒工。在那里，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莫学云。
　　莫学云生于1952年，小张文良2岁，东北人。15岁的时候，她跟随父母从东北来到汉中，支援大西北的建设。1970年，同样是初中毕业的她作为职工子弟，被幸运地招工到木业公司当了工人。所以在工龄上讲，莫学云的工龄比张文良长，工资也一直比张文良高。
　　木业公司是一个国营的大型企业，有上万个职工，光厂区就长达14公里，设有采矿、机修、报社、学校、医院、机关等等机构。1980年，张文良与莫学云经人介绍认识的时候，张文良在机关，莫学云在机修厂。那年，张文良31岁，莫学云也已经29岁。
　　相恋一年之后，他们结了婚。那时候，张文良的工资是41.65元，莫学云虽然高些，但俩人的工资加到一起也不足90元。没钱办婚礼，就再自然不过了。就连房子也没有，木条糊上黄泥搭就的库房便成了他们的洞房。
　　结婚一年之后的1982年5月27日，他们心爱的女儿张穆然呱呱降生来到了人世，两人世界变成了三人世界——中国同时代最普遍也最稳定的三口之家，就这样在他们当中形成了。三人之中的一个人，是另外两个人生命的延续，而且是唯一的延续。在这个唯一的下一代身上，寄托着两个男女结合之后无限的情感与期待。从此以后，他们这三个人之中，将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相依为命，携手同走人生路，完成生命中承上启下的接力与轮回……
　　夫妻俩在女儿的身上，的确寄予了深情和厚望。只不过他们对女儿的要求，不像其他许许多多的家长那样，仅仅一味地强迫她无休止地学习、考学，而更多地将教育的重点放在了如何做人。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2)

　　“从小我们就教育她，做人首先一定要善良。尤其看到要饭的，一定不要歧视他，更不能欺负他，因为他本身就很痛苦很可怜。就是到现在，看到残疾人，不管多还是少，我们都要给一点钱。如果有人眼睛坏了、看不见了，我们也绝不让孩子管人家叫瞎子。就说前两天吧，我在长椿街坐44路车，下车时看到有一个小孩一手拎着旅行包，另一个手提着塑料袋，上车时东张西望犹犹豫豫，我问他你上哪儿去呀？他说想上东便门。我说东便门不在这儿上车。他说我想过马路可过不去。我说我带你过去吧。我就搀着他帮助他走过马路并送他上车
。类似这样的事，我们能看到的，就会尽量去帮。孩子很小时，我们就这样潜移默化地言教身传，一点一点地去影响孩子，做这类事情比多挣几个钱还高兴。
　　“我们的家庭跟人不一样，经济上从来就比较苦。我们不像人家总是嘻嘻哈哈到处串门，我们不是那种性格的人，我们做事情都比较谨慎。但在家里，我们的性格都比较开朗，喜欢交流，思想上能跟上现实。然然在的时候她的思想是比较超前的。在外面接触到好多好的信息，她都会带回家来，吃晚饭的时候她就开始说。有时候晚上说到一两点钟她都不觉得困。她真的是没有一天不说话的，有什么事我们互相都得说。对于孩子考大学，我们也希望，但我们要求的方式不一样，我跟她说只要你尽心尽力了，就对了。人和人不一样，不能不顾实际地比都想上大学。一是招生数量有限，你是不是那块料，你自己得把自己看准了，只要用心就行。如果你已费了很大的力仍然做不到，那强迫也没有用。像然然这孩子，事情要做不好，她就会急，尿出的尿都是黄的。不过她的学习比较自觉，学习虽然说不上特别好，但她爱好多，看的书多，比较懂事、早熟。”
　　说这番话的，是张穆然的母亲莫学云。这位工人出身的中年女性，外表并不起眼，相貌、穿着都很朴实平常，看上去不苟言笑，婉如百花园里那不起眼的米兰，但说起话来不但一板一眼，还蛮有思想，像米兰开花时吐露出来的那种淡淡清香……
　　与妻子相比，张穆然的父亲张文良性格显得更加开朗健谈。他结实的身材和黝黑方正的国字脸，使他说话时透着一种刚毅和炽烈：
　　“然然爱看书这一点，可能是从小就受我影响吧。爱看书，确实也是我的习惯。可过去并没有那么多书可看，我呀，逮到什么就看什么，连黄历都看。实在看不到黄历，我看字典，看毛主席语录。我自我总结，最好的书还是字典。为什么？因为它实用。一个字的意思，用法，都有了。这个吧，然然从小的时候我就想培养她自觉学习的习惯。而对于她的未来，我们的计划是顺其自然。”
　　“但做人方面，我对她的要求比较严。”莫学云说，“我要求她社会在变，但做人的原则不能变，应该堂堂正正清清白白，我一直这么要求她。她确实很不错，很诚实，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她长得虽不特别漂亮，但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眼睛大大的很漂亮，在学校很打眼的。也有不少人追她，但她说我现在不是谈对象的时候，她的确比较成熟，那时候她上初中。她是十五岁得的病，她的书基本都是在十五岁以前看的。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跟她聊天时都对她说，你看那么多书我都不如你看得多。所以她看的书比较多，她说她看后吸收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就舍弃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我这孩子成熟比较早，看问题也就比较尖锐，她认定的事情不会受别人左右。她平时跟我们交流，社会的学校的……什么都有。”
　　张文良接茬说：“我跟她聊天吧，她无所不谈，爱谈什么看法就谈什么看法。谈完我们要说话了，她马上能明白我的意思，马上会替你说了，不光用嘴说，还用眼睛说。所以谁跟她聊都是一种享受，她给你的感觉是聊的时候她总是带着一股激情。15岁以前她就爱看书，你看啊，《飘》、《安娜?卡列妮娜》、《牛虻》、《荆棘鸟》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这些名著，她基本都看过。她到北京时8岁，上小学二年级。她做作业时我们基本就不看电视，那时我们家有一台黑白电视。她做作业时我就拿一本书，哪怕看不进去，我也要装模作样地看。她看我看书呢，她自己也能学得进去。教育孩子吧，家长就得以身作则。”
　　莫学云接着说：“然然长这么大没擦过雪花膏。她只买过一小袋天津产的儿童护肤霜，一块多钱。后来就不擦，冬天都不擦。她主张天然去雕饰，人长得什么样就什么样。这孩子呀…… 唉！最让我痛苦的是当初我忽略了她的身体，这一点我自己都后悔过。”她说得动了感情，怜爱之情溢于言表。
　　张穆然是1990年跟着父亲张文良，按照知青返城的政策来到北京的。那一年，张穆然8岁，张文良整40岁。从18岁到陕北插队至返京这一年，张文良离开京城整整22年。返京后，他被安排到曙光电机厂工作。因为京城找工作难的原因，妻子莫学云暂时没能一块来京，她继续留在汉中的木业公司工作。
　　张穆然来到北京上小学二年级，饮食起居和上下学的接送，这一切都落在父亲张文良的身上。从此，父女俩朝夕相处，有说有笑，相依为命，感情笃深。
　　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张穆然在一天天长大，也一天比一天懂事。转眼间7年过去，她长到了15岁，已经在北京市第164中学读完初中三年级，眼看就要升高中了。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3)

这一年，是公元1997年。
　　暑假到来的时候，张穆然已经参加完全市升高中的统一考试，也已经被北京市第169中学正式录取。但谁也不会料到，正当这位花季少女沉醉于对未来的憧憬时，厄运却悄悄地降临到她的头上。
　　8月10号，张文良不小心扭了腰，动窝不了。张穆然的学校已经放假，她在家做饭照料爸爸。吃饭的时候，张文良发现这孩子不爱吃，问她怎么啦？她说我胃难受。
　　张文良一摸女儿，说：“哎呀——你的胃怎么这么胀呀？咱们上医院吧。”
　　女儿嘟囔道：“你看你，腰又动不了。”
　　从8月10日到8月16日共6天，张文良的腰是动不了。但到了16号这一天，他的腰好些了，就想无论如何得带女儿上医院检查。
　　父女俩于是来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因为是想看胃，便挂了个内科。进了内科门诊，大夫一看，对张穆然说“你来一下”，把她招到别的屋里去做进一步检查，要求她做B超。张穆然便跟着上妇科照腹腔。
　　张文良一看女儿上的是妇科，刹时间满腹狐疑。女儿刚出了妇科的门，父亲就拉住了她，严肃地说：“然然，你跟爸说实话，你有男朋友吗？”
　　张穆然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没有！”
　　女儿说没有，张文良信，因为女儿一向是诚实的。但女儿说没有，做父亲的心情更糟，心想：坏了，这种事情还不如有男朋友呢。即使跟男朋友有什么事怀孕了，拿掉了就什么事都没有。既然没有的话为什么肚子大——凡是肚子长东西得癌症什么的肚子都会大呀！癌症这东西，然然以前已经充分接触到了，她脑子里已经有这个概念了。因为她爷爷得的是肺癌，她姑父得的是直肠癌。当时然然就问“癌”是怎么回事？张文良也跟她说了，就连良性和恶性之区分、区分在哪儿，张文良都给她说了。这回癌症要真是落到女儿身上，想瞒都瞒不住呀！
　　最不愿意出现的结果偏偏出现了！B超照完之后，大夫找到张文良，说家长你来一下，说你的孩子得马上住院，已经腹水了。张文良拿着化验单，脑子“嗡”地一声，像要炸开一般，心却郁郁地往下沉。腹水意味着什么，他太明白了：破水出来肚子才大、才胀啊，腹水意味着女儿的癌症已到了晚期！
　　张文良蹙了蹙眉，脑子在高速运转，竭力细数着女儿以往的生活和日子，寻找着以前可能出现的相关症状。他想起来了，就是在前些日子，然然复习功课准备考试前的时候，她老说腰疼。她妈妈说查查吧，可然然说“没事，我的身体挺好的”。她老说她的身材挺好、挺美的。她有时到姥姥那儿去，姥姥摸着她说你这肚子怎么这么硬呀？那时候，张文良并没怎么在意，然然毕竟还是个孩子，做父亲的压根就不可能往坏处想。其实细想起来，然然小时候身体就一直不太好，可要说有什么毛病又查不出来，只是体质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然还曾经在学校晕过几回，当时她妈妈就带她到医院检查过，大夫还以为是孩子低血糖或没吃早餐……那时候怎么就没想到要到更大的医院检查呢？现在回想起来，张文良痛悔不已。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然然必须住院，必须做手术，这是大夫的结论。
　　“做手术会有什么结果呢？”张文良镇定地问。经过瞬间的惊恐，此时的他已经镇定下来。他觉得事到临头，自己作为父亲绝不能惊慌，更不能让女儿知道病情真相。自己必须处乱不惊，必须平静地应对突如其来的这一切。
　　大夫回答：“手术完了再看看吧。肿瘤是长在卵巢上，这是最难治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分泌腺。”
　　很显然，大夫没有确切的答复，也不可能给出确切的答复。但为了救治女儿，张文良别无选择，他只能听从大夫的安排了。无论如何，他首先得让女儿住院，做手术。
　　但住院做手术得预先交1万元，这个数目对他来说太大了！张文良知道，满打满算，自己的家里只有8000块钱。这8000块钱，还是他和妻子几十年来省吃俭用、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全部存款。这点儿存款，是准备供给女儿上学的费用。眼下，他只能将这8000块钱拿出来了给女儿住院了。可这8000块钱，住院都不够，还差2000块。这2000块钱，他必须想办法到处去借。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单位、自己的工厂，可今天偏偏是礼拜六，休息日——他上哪儿去借呢？找亲戚朋友吧，时间都来不及了，妻子莫学云远在陕西，他自己一个人哪儿跑得过来？不行，事不宜迟，必须先斩后奏。
　　这么想着，张文良就对大夫说：“我回去拿钱，孩子先住下了，您把孩子给我看住了，该办什么手续先给我办了，我把钱给您带来。”
　　几乎是不由分说，他又扭转身急匆匆去安抚女儿：“大夫说你肚子里长了个瘤，拿掉就好了。咱们今天必须住院，我回去拿钱。”他见女儿并未惊慌，还比较镇静地点了点头，心想她并不知道内情，便放心走了。
　　等张文良从家里回到医院时，他对大夫说：“大夫啊不行，我就八千块钱，还差两千块。可我还就得让孩子住院！”大夫看他急得满头大汗，同情并宽容地看着他。张文良继续说，“这么着吧，八千块钱您看行不行？行我们就住下，不行我找你们领导。”不料大夫说“那就先住下吧。”张文良一听千恩万谢，接着就办了住院手续。然后，他又赶紧回家拿衣服呀洗漱用品什么的。忙完这一切，夜幕便完完全全地降临了。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4)

　　晚上，张文良安顿好女儿，一个人走出医院，去邮局给远在陕西的妻子拍电报，叫她赶紧回来。
　　走出邮局大门，望着眼前美丽迷人的夜色，张文良却怅然若失。自打见到女儿的体检报告之后，他人在不停奔波，内心却异常压抑。尽管女儿已经住院，但他深知医学目前对癌症还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尽管如此，他还是渴望医学能出现奇迹，
渴望着能将女儿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为了女儿，他将不惜代价——他舍不下心爱的女儿啊！
　　他开始忙着通知亲戚，忙着四处借钱筹钱。岳父岳母来了，小舅子小姨子也都来了，而且都送来了钱。可妻子仍迟迟不见踪影。他急了，又到邮局拍了两次电报，叫她赶紧回来。待到妻子莫学云匆匆赶回北京时，女儿就要开始手术了。
　　女儿住院做手术的那些日子，张文良跑前忙后，一直在医院里守护着女儿。每逢女儿输液的时候，他更是几乎一刻也不敢离开女儿。连续几天，他都几乎没有认真睡觉。手术后的第二天夜里，女儿输完液，张文良也快支撑不住了，他感到自己疲惫不堪，想回家睡上一觉。他将女儿安顿好，跟女儿说了声想回家睡觉，便一个人走出医院回到了家。
　　时值盛夏酷暑，小屋里热得像蒸笼一样，到处弥漫着热气。进了屋，张文良洗了个澡，支起折叠床，便一头栽倒在床上。他眼皮困得直打架，却又放心不下女儿，七上八下的总觉得哪儿不对劲，便又一骨碌地翻身起床，匆匆地往医院赶。他急于见到女儿，因为冥冥之中，他仿佛听到女儿的一声声呼唤。
　　夜已深了，张文良一看表，已经是午夜12点钟。医院的电梯都没人开了，他蹬蹬地爬上楼，发现病房已经上锁。心一急，便双手使劲，门一下被他晃荡开了。推开女儿病房，同屋的病友惊诧不已，女儿却在得意地笑。原来，张穆然在父亲到来之前就对病友说“我老爸来了！”不想说曹操曹操到，张穆然的父亲真的说来就来了——知父莫如女，张穆然深知父亲到底是放心不下她的。眼前这位父亲对女儿的挚爱之情，让病友们感动不已。
　　张文良却没有为女儿和病友们活跃的情绪所感染，此刻他的内心深处，只有对女儿无尽的疼爱与牵挂。
　　在病房里，张穆然常坐在父亲的腿上，父亲走的时候，俩人拥抱着拍拍对方的背。当然，张穆然与母亲也是一样的。张穆然的姥姥说他们一家三口总是粘乎在一起，总有话说。张穆然说这是她最大的幸福。
　　在医院的楼道里，张文良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他很满意他的女儿，她毕竟才16岁。她说不是我们不理解她的痛苦，其实是我们不说，怕说出来会增加她的痛苦。说到张穆然的病情，张文良说化疗是很痛苦的，但这种痛苦能多换得一些孩子和他们在一起的时日，不过做父亲的为此也自我困惑：父亲想让孩子多受点苦，多换一些和他们在一起的时日，而不知道女儿是怎么想的。
　　张文良还说，我女儿做的许多事我都做不到。  

要是哭能解决问题大家就放声哭吧(1)

 

　　癌症是死亡的代名词，所以当一个人被医学判定患癌症的时候，那种万念俱灰的绝望便不可避免。
　　但凡事总有人会与众不同。面对癌症，有人会从绝望中逐渐冷静下来，坦然地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他要全力珍惜为时不多的生活与生命，他要让自己的生命在为时不多的日子里发出光彩，他拒绝过多的无济于事的悲伤与怯弱，他要将微笑与坚强留给人间。
　　这个人不是五大三粗的男子汉，而偏偏是身体纤弱的16岁女孩张穆然。
　　张穆然当然也有绝望伤心的时候，但那种伤心不是在得知自己的病情时出现，而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
　　“第二次手术后父亲用三轮车接我回家，我坐在三轮车后面，心里一阵阵难受。父亲停下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就想问问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父亲还想瞒我，用一些话搪塞我。我说，我知道我得了癌症，病历我早就看见了。当时看病历的时候，前面的字都没看见，就看见一个癌字。听我说我知道了，父亲一下子就哭了。我父亲从来没在我面前哭过，很多人围着看我们父女当街抱头痛哭……”
　　上述这段话，是这位16岁少女生前面对媒体记者采访时的讲述。很显然，张穆然这一次的哭，是因为父亲的感染，她是被父亲的爱女之情悲伤之情深深感动了。除此以外，医生、病友甚至是与张穆然朝夕相处的父母，不但难以见到她面对癌症时的悲伤与绝望，相反见得最多的，倒是癌症病患者脸上那难以见到的欢声与笑语。
　　“癌症患者的死亡，头一个是被吓死的，第二个是被治疗死的，第三个才是病死的。”这富于哲理又不乏科学道理的话出自张穆然这位16岁女孩之口，既让人禁不住惊讶，又禁不住佩服。
　　但张文良解释说：“这些话也恐怕不是她总结出来的，而是听别人说的。在得知自己病情之后，她的心理放松到什么程度呢？她说老爸，不要紧，以前得癌症的，吃夏不吃秋，吃秋不吃夏，也就能维持半年时间、六个月。现在呢？能活好几年，所以我会好好配合大夫治疗。我现在就是不行，将来科学发达了，我就去当那个垫路的，行了吧？去肿瘤医院，那里所有的药她都吃过了，可都没用。肿瘤几个教授一商量，用了一个以前没有用过的新方法，自己拼了一个方，要给然然治疗，便跟然然商量。然然说行，就算是给做试验吧。她是宁可用自己为大夫做试验，说试好了，赚了；试不好，也算给别人蹚路子！”
　　说起女儿面对癌症时的坚强，张文良与莫学云夫妇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感动、欣慰与自豪。
　　莫学云说：“然然病了之后，真的几乎看不到她害怕的心理，她总是跟病友谈笑，有时候说到晚上一两点钟，高兴得不行。病友得的都是妇科病。有一位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来的病友，年龄挺大的，一住进病房就开始哭，而且老哭。然然跟她说嗨，你哭什么呀，你的检查结果都还没出来呢！结果看到检查结果，那个人很高兴，因为她身上长的肿瘤根本就是良性的。”
　　那次丈夫给她拍电报，莫学云并未收到，最终是她弟弟给她打电话将张穆然得病的消息告诉她的。弟弟给她说“然然肚子长了东西，你得快去北京”。她记得那天是礼拜天，在单位她要不到车，从山里的单位到山外的县城那总共70公里的距离，她是求爷爷告奶奶搭人家的汽车，费尽周折才到了县城去赶火车的。
　　张文良说：“在病房里，别人哭呀闹的，她不，她说哭什么哭？病要能哭好咱就放开哭，说得那些大人病友都不好意思。她也难过过，但会很快过去，会马上笑。她的笑又特别好看，语言又与众不同，总能感染别人，表达能力强，废话少。她跟前来采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聊天，一聊就是三个小时。她的同学来看她，来的4人都是团干部，那是然然快要走的前几天，她的话特别多。她越说越好、越说越流泪，可那是说话高兴的泪，那几个同学大受感染，都异口同声说比我们的老师说得还好。”
　　我禁不住问张文良：“张穆然那种坚强乐观的态度，是你带给她的吗？”
　　张文良说：
　　“我想有一部分是。人和人是不一样，有一部分性格是天生的。但天生的要看你怎么去发现，怎么去引导。社会教育和学校的正规的文字教育都是一样的，就看你接受的能力了。而家庭方面的教育就大不相同了，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教育，家长的素质和言行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的孩子。如果你不与孩子通气就硬逼着孩子去做什么，要我说这是家长的错误，不能怪孩子。孩子毕竟小，你是大人，她不懂你得叫她懂，她不明白你得叫她明白——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怎么做人、怎么处事。我现在说做事。一个事情发生了，不要考虑为什么发生、我怎么这样？主要应考虑怎么解决，要达到什么结果。如果考虑这考虑那，却偏偏将解决问题的方法给忽略了，你还是解决不了。我跟孩子聊天就传递这个，正像她所说的要是哭能解决问题咱们都哭。但哭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么说大家都不哭了。相反如不这么说，你越劝她她越哭。病人嘛，她得了病心里就委屈、觉得冤，跟伤风感冒一样，老想我都得病了别人怎么不得病呀？要我说吃五谷杂粮的都得病，而且这生与死从来就不分富贵贫贱，不分男女老少——要明白这一点，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我们的然然明白！”



要是哭能解决问题大家就放声哭吧(2)

　　说到这里，他的一只手随着话音用力一挥，仿佛想进一步证明女儿的坚强。然后他吸了一口烟，悠悠吐着，接着继续说：
　　“然然被诊断出癌症的时候，大夫当时断定她还能活3个月。可从做第一次手术到最后去世，她前后共活了17个月，为什么？那是因为她的坚强乐观，那是因为我们不断给她活下去的信心。那时候，她虽然已经拿到了升入高中的入学通知书，但因为得了这个病，学是没法上了。可我还是去169中学给她办了休学手续，而且前后办过两次。第一学年是我去给她办，第二学年是然然自己去办。我去办是想给孩子一种信念。她去办是自己给自己一种信念。实际上她自己也知道不可能再上学了，但哪怕生命只剩下几天也要给自己希望。好在学校得知然然的情况，还是挺通情达理的，本来要收学费却没收，入学费一千六百块钱呢！学校却给予免交，说交三十块钱保险费就行了。我知道交30块钱也没用，但还是交了。”
　　莫学云接着丈夫的话讲：“这17个月间，然然身体较好时也能出去活动，但一般得跟着人，或者她爸或者我。但那次去续办入学手续，她坚持要自己去。她病情的恶化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现在想来我特别后悔，我们不应该让她去。可那时她老觉得自己年轻，自己行。因为她爸先前去了一回说要交一千六百块钱，然然就说爸你别去我自己去吧，就一个人去了。她去了以后见到了校长，很开朗地与校长聊。校长对她很满意，就说你报上名吧，学费也给你免了。她很高兴，那时候大约是一九九八年十月份。那时我的户口还没回北京，她又自告奋勇要给我跑户口，一去把户口的单子就要回来了。但她回来后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跟一滩泥似的浑身乏力，坐都坐不起来。可她情绪依然很高兴，说妈妈我又找到了生活的感觉，我张穆然又回来了！她说我特别喜欢自己的这种状态。她比较爱说，爱与人交流，不然那种病怏怏的感觉就特别不好。所以她高兴，累得躺在床上，她也高兴。但没几天，她又得马上上肿瘤医院看病去了。”
　　我问：“她平时在家的时候需要有人陪吗？”
　　张文良摇头说：“不用。她明白到什么程度呀，冬天里家里还没有暖气的时候，我请假在家里陪着她。她说老爸，不用陪，我还能从窗户上跳下去呀？所以我就不陪，心里比较踏实。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二号那天，是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来人采访，那天我正好加班，也没法陪她，她也很坦然。那时她很明白自己已经没有生的希望了，活不了几天了，但她说我活一天就要高兴一天。”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她的情况如何呢？”
　　张文良指了指屋里的那张单人床，回过头来对我说：“大约是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号晚上，她就躺在她的这床上，忽然坐起来，说我要死了。我们俩躺在另一张床上，就起来，过去看她，什么也没说。她说得很平静，我要死了。我们是什么都没说，因为心里都明白。由于病情继续恶化，十二号我们就送她进肿瘤医院，十五号又转到了原来就诊的北京军区总医院，十六号下午五点四十五分，然然就走了……”他有些说不下去，我发现他此时眼眶已经红了，情绪有些激动。
　　沉默。屋子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只有时钟的秒针嘀嘀嗒嗒的声音。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灿烂地射进屋来，阳光所至，空气中的尘埃纤毫毕现。透过远逝的时空，我竭力追寻着那位早已远逝的可爱女孩的灿烂岁月、追寻着她在生命最后一刻所能留下的点点滴滴。
　　莫学云接着讲：“十四号那天，她老糊涂、高烧，老睡觉。自己还强打起精神，对大夫说能用安乐死吗？大夫听后，说中国没立法，就没再搭理她。然然说我无所谓。当时听后我就觉得特不舒服，心酸得不行……”
　　她没有讲下去，但已趋于冷静的张文良接着说：“孩子当时肯定明白，她的病是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只能维持。还需要大量的钱，最后化疗打一针就是一万二呀！她肯定是不想让我们再为她花钱。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大夫给她测心率的时候，她要看着那个表，看自己的心脏如何停止跳动。医生不让她看，将表给拧走了。她说既然不让看那就不看了。完了之后呢？我把表给拧回来了，我想看，也想让她看。因为看完这个，她能知道生命的延续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她老说我要了解我自己，我想都这时候了，你干嘛瞒着她呢？那时她的手全都冰凉了，可她还想看着表调节她自己。”
　　莫学云补充道：“这时候她还说老爸，给我翻翻身什么的，那时候她已经很难受了，满身都是针管。这孩子太明白了。做B超的时候，她可以说已经动不了了，很难受的。可她就墩在那儿忍着，我就想办法让她坐，照的时候她一看便明白了。完了站起来反安慰说，妈，多严重你都不要怕，我没事的。她说的时候我的心就跟刀割一样，而且我们在她面前谁都没哭，都只是默默地望着对方，谁也不吱声。表面上看，我们平静得就像这事情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样，实际上内心比任何人都痛苦。”
　　张文良：“然然去世前说要回家，我说不行，看这种危重情况，肯定到家就不行。为什么说不行？首先一个，这孩子要走的话必须通过医院，不通过医院的话我到公安局备案都来不及，这我都明白。她老想回家，医院的环境她觉得不好，我给她讲不能回家，她也认可了。肿瘤医院已经不能留人了，不回家又怎么办呢？十五号那天北京军区总医院忽然来了个车，随车来了个护士长和一个博士，把然然接到军区医院，这可能是中央电视台崔永元他们起的作用吧（自从他们给然然做了一期题为《感受坚强》的《实话实说》之后，他们一直关注着然然的病情）。到然然危急的时候，小崔问军区医院接收不接收，他们说接，这一点我们挺感动。军队医院比地方医院强，比较讲人道。地方医院可能顾忌死亡率，所以不愿接收下去。像然然这种危急的病人，地方医院一般是不接的。军队医院就不一样，甭管怎么回事，到了军区医院之后一人一个房间，将从来没有用过的软垫铺上，医院各科最好的医生都调来。到了然然走的那一瞬间，我们俩谁都没有哭，既然哭让人感到不舒服，那我们就不要让人感到不舒服。所以我们俩都没哭。这一点让医院的大夫、护士对我们都挺敬重。其实我心想，要哭，也要到没人的地方去。”




要是哭能解决问题大家就放声哭吧(3)

　　我问：“她走的时候，留下什么话了吗？”
　　“没有。”莫学云说，“因为平时我们都聊得很开，但我们都不说病，不聊那些东西。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说什么事也不背着她，比如看病花了多少钱，她自己也算。对生与死，我们都已经能够坦然面对。我们觉得生与死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说不清什么时候，每一个家庭也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自身的或者外界的，死亡的因素
也许都时时刻刻威胁着任何一个人。好的时候你啥事都没有，但不好的时候你也要好好过，要珍惜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刻。所以孩子病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哭过；孩子走的瞬间，我们也没有哭过。就像今天她爸爸接受你采访时眼睛红红的要流泪，这也是很少见的。然然十六岁的生命，活得挺坎坷，没少遭罪。小时候，她的眼睛不小心被玻璃边划伤了，当天晚上睁不开眼睛，没来得及上医院，痛得不行，她特别能忍。那时她才三四岁，她就能忍。直到她得这病，几次手术、无数次的化疗，她都忍，从来没有哭过，你说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说到这里，这位失去爱女的母亲有些激动，这激动不是伤心，而是为女儿的坚强而自豪。

 

好好活着，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怀念(1)

　　1999年1月16日，对于张文良和莫学云这对普通夫妇来说，绝对是一个令他们刻骨铭心的日子。
　　这一天下午5时45分，他们唯一的一个孩子、心爱的女儿张穆然那年轻的心脏彻底地停止了跳动。这时候，张穆然还只有16岁。16岁，对一个人漫长的人生旅途来说，的确是太短暂了太短暂了！那斑斓的生活、多彩的人生、美好的前程，那血浓于水的父母亲情……这一切的一切她都来不及更多地享受和品味，可恶的病魔就如此残酷地剥夺了她年轻的生命，如花的女孩也就如此无奈地匆匆走完了她过于短暂的人生旅程。
　　面对死亡的来临，这位花样年华的女孩却偏偏用微笑和坚强的姿态坦然地接受了，而且是那样地无怨无悔、那样地缺少悲伤，让许许多多的人的心灵都不禁为之震颤。或许正是这个令人揪心的原因，张穆然的离去不由得搅起了人世间的阵阵涟漪——她的心脏停止跳动时，黑夜也同时降临，天地间突然黯然失色。北京城冬夜里那凄厉刺骨的寒风，似乎也因为这样一个如花女孩的不幸离世而呜咽哭泣……
　　这样一位坚强女孩如花生命的不幸凋谢，更是让敏感的新闻界为之动容。
　　《北京青年报》先后以《我不信这是生命最后一关》《张穆然留给了我们什么》等等长篇报道予以最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栏目则以《感受坚强》为题做了一期专题节目，并在张穆然生命的最后日子给予了全程关注。那段日子，张穆然成了善良的人们最为牵挂的公众人物……
　　张穆然确实是优秀的，她虽然只活了16年，却有着连许许多多的长辈都无与伦比的坚强意志和优秀品质。当她还活着的时候，无论是在家里还是逛街或者住院，不管到哪儿，只要看见水管子没拧紧而漏水，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去拧紧。上公共厕所，有人便后不冲，臭气熏天，一般人都是骂几句换个坑，张穆然从来都是不声不响地冲了再用。邻居有个腿脚不便的老奶奶，张穆然每次只要看见她上厕所，都会跑过去帮助她拿凳子。张穆然患卵巢胚胎癌之后，每次都自己拿着换洗的衣服去洗。做化疗最常见的是埋针管，两寸多长的针竖着扎进去，再往里推。北京军区总医院经常给她埋针的汝大夫说，给你打点麻药吧。她说“我不用麻药，我要记住我每一分钟的痛。”做B超发现她的瘤又长了时，医生不让她看单子，张穆然说：“我的事情我一定要清楚，我才能以一个正常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病。不管是天塌了还是地裂了，我得知道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得病以前，她说她看两朵花在一起像是在打架一样，是竞争的关系；可得病以后她的看法不一样了，觉得两朵花在一起很协调。“以前想着世界太不公平了，让我得病。现在看不过是生活拐了个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平和心态，她才能够回到她初中的母校北京164中做题为《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报告，让母校许多的师生泪流满面，并被母校聘为“校外辅导员”。住院期间她还为医院出墙报。病榻上，她折叠了1000只纸鹤和999颗星星……
　　张穆然说：“生命的长短不是一个量词，活得有价值就长，没有价值就短。我现在躺在病床上，你说有什么价值？我觉得我战胜疾病就是价值。”
　　有一个传说，说的是有那么一只鸟，它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世界上所有生灵的歌声都更加优美、动听。从离开巢穴的那一刻起，它就在寻找着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才歇息下来。然后，它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荆棘上，便在那荒芜的枝条之间放开歌喉。在奄奄一息的时刻，它超脱了自身的痛苦，而歌声竟然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生前，张穆然把世界名著《荆棘鸟》一书中的这段话抄写了一百多遍。《荆棘鸟》一书的译者说：“它像是不折不扣地写给张穆然的。”
　　一位名叫陈方宝的北京读者于是感叹：“是的，张穆然就是一只荆棘鸟。她用自己花骨朵一样的生命将死亡揉进了人类生存的链条，从而打破了现实社会芸芸众生面对死亡的恐惧；她用自己花骨朵一样的生命呼唤着人的尊严，体现着人的精神深度，这正是我们的民族大踏步走进新时代、迈向新世纪所最需要的啊！”
　　另一位叫蓝石的读者却以《感受坚强》为题，动情地这样为张穆然写诗：
　　一次次生与死的往返中
　　有个女孩正用每一分钟的痛
　　丈量十六岁花季的坚强
　　在这个寒冷的冬季里
　　有一种叫生命的力量正在悄然生长
　　一次次生与死的较量中
　　有个女孩正用每一个灿烂的微笑
　　传递她美好生活的渴望
　　在这个平常的日子里
　　有一种叫做灵魂的花儿正在默默绽放
　　感受生命的光芒
　　从此不会因短暂黯然神伤
　　每一个生者的心房都都被敞开照亮
　　感受坚强的力量
　　从此不会因死神惧怕忧伤
　　每一个生者的思想都被荡涤震荡
　　过好每一个今天 珍惜每一寸光阴
　　这就是一个女孩走后的生命启示
　　记住每一次感动 期待每一种希望
　　这个世界才会更加美丽
　　张穆然的坚强离世，的的确确感动了许许多多的媒体，更感动了许许多多的读者和观众。但感动与热闹之后，依然要回归寂静。



好好活着，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怀念(2)

　　张文良和莫学云夫妇，是如何面对痛失爱女之后那可怕的孤寂的呢？
　　张文良说：“说实话，然然走的那一刻，我也有一种走到头的感觉。但这种感觉，没多久也就过去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我跟你这么说吧，走了的人走了，活着的人还要活着。如果走的人走了，活人还要跟着去，那是一种悲哀。一个人生下来不容易。一个人生下来，多难他都会生活下去，这个人就很伟大。如果一个人要是自杀死，要下很大决心，自己
将自己消灭了，那就很不值得。人要活着，就要好好活。而且按大道理来说就是大家帮助我们了，我们更应该想办法帮助大家伙儿。所以我们很快就上班了。”
　　由于媒体的报道和渲染，更由于面对死亡张穆然令人感动的坚强，在张穆然病重和去世以后，的确有许多善良的人帮助着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
　　张穆然得病之后，共花了差不多15万元——对于张文良和莫学云这对平均工资还不到600元的普通夫妇来说，这简直是一笔相当于天文数字的巨款——他们从哪儿去筹这笔巨款呢？
　　亲戚、朋友和单位的支援和借贷都是有限的。费用最紧缺的时候，是张穆然在肿瘤医院打着吊针医院却不给药，为啥？因为没能力付医药费呀！后来是张穆然的舅舅拿来5000块钱救急，才顶了下来的。直到有了媒体对张穆然与癌症作顽强抗争的报道之后，才让张家在得到善良的人们的部分捐赠或援助的同时，基本上筹够了张穆然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所需的费用。为了全力救治并照顾女儿，母亲莫学云不得不提前从陕西汉中那边的单位退休回到北京，面临下岗的父亲张文良也不得已献了3次血。即便如此，那时候张家为此还背上了5万元左右的欠款。
　　张穆然去世之后，张家更是囊空如洗、连火化后保存骨灰的钱都没有了。又是媒体的记者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北京青年报》的一位记者给联系了位于房山区的万佛华侨陵园，获得了一块价值近10万元的墓地的捐赠；北京电台的记者给火葬场联系了免费火化。在万佛华侨陵园举行的张穆然追悼会所需要的一切费用，人家也给免了……
　　所有的这一切，让失去爱女的张文良和莫学云夫妇在悲伤的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来自人世间的诸多温暖。所以，他们要好好活着，不仅仅为了让九泉之下的女儿放心，还要尽自己的所能回报社会和善良的人们。
　　张穆然去世之后，出于关心或被她病中表现出来的坚强所感动，有人前来看望她的父母，有媒体也继续前来采访。但前来看望或采访的人也都有相同的担心：悲伤未散的这对父母，肯接受外来的这种打搅么？
　　待见到张文良和莫学云，人们的这种担心不约而散：这对夫妇表现出了意外的坚强与坦然，一一接待了来访者，一一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的坚强与坦然呢？
　　面对我的采访，莫学云沉思片刻，说：“因为然然在的时候，她躺在屋里的这张床上，病得已经不成人样。我多少次在心里问，这是然然吗？这已经不是我们原来的然然。到了这个份上，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了。我想她这样活着也受罪，走就走吧。所以她走时我没有眼泪，只有痛苦。怎么办？来人了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就像你现在来一样。”
　　张文良也说：“然然走了以后的确有人上我们这儿来，可也担心这个时候到我们这儿来不太恰当，我们说没关系。别人理解我们这种心情，怕勾起我们这种伤心来了。但我想该伤的心，我们已经伤了。到现在为止，想吗？想。但想归想，我们还得活着、活下去。”
　　为了救治得了癌症的女儿，这对夫妇所背的5万元债务至今仍未还清。想想吧，张文良每月工资才600来块，莫学云在女儿去世后已提前退休，现在每月的退休金也就600多块，俩人的月收入加起来1200来块钱。掐指算一算，除去日常生活的必要开支，他们还能抠出多少余款还债呢？
　　但是，即使经济如此拮据，他们夫妇俩仍节衣缩食、精打细算，坚定着还款的信心。
　　为了早日还清借款，莫学云决意到外面打工，而且同时打了俩份工：在一家美国公司驻北京的代理机构搞卫生，同时还在一位澳籍香港人的家中当钟点工。
　　对于负债的莫学云来说，她太需要钱了，可莫学云却不因此而见钱眼开。在那位澳籍香港人家中干钟点工，干一小时主人给她10块钱，这标准在北京虽然高了些，但也是主人主动定的，把钱接过来装进兜里，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面对每小时10元钱的工资，莫学云就是不愿意接，嫌对方给得太高了。她说她哪里见过这么多的钱啊？那天，她给主人干了4个小时，人家给了她40块钱，她受宠若惊地连连摆手，连连说“太高了太高了，我不能要我不能要”。她说的时候几乎是语无伦次。她说我在您这儿干您要是过意不去，每个月给我200块钱就行了。后来经再三推让，主人每月给她250块。
　　最初的时候，莫学云还经人介绍在位于东长安街的长安俱乐部找到了一份活，当清洁工。那里的工作环境、薪水都非常不错。可莫学云干活太仔细、太认真了，那么多的楼层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她一打上班那一刻起，就十分麻利地扫、擦、拖、洗、搓、抹等等，像绣花那样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如呵护自家的屋子那般分毫不漏地将其拾掇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可这么干一天下来，她腰酸骨痛浑身乏力。天天如此，工作量太大了！没几天她的身体就受不了。她去找老板辞职，满脸歉意地向对方说明原因。老板哑然失笑，末了大度地说：“你完全没必要那么认真，我们也没要求你每天都那么认真啊！”莫学云没有笑，她笑不起来。她说“要我干我就得认真。”老板鼓励她说：“你的活干得很好，我不希望你走。”莫学云听罢，不再言语。老板见状，以为她留下了。不想莫学云却不辞而别，连那几天累死累活应该领的工资，她都拱手让出，一分都不要了。





好好活着，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怀念(3)

　　后来莫学云又找到了那家美国公司驻北京的代理机构，依然是当清洁工。为了全身心干好这份工作，她又将那位澳籍香港人的家政钟点工辞掉了。现在她就一心一意地认真干着这份工作。每天干4小时，每月五六百块钱的工资，加上自己陕西汉中的单位还有她的退休金，她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已经很满足了。
　　相比于妻子莫学云，丈夫张文良的工作却异常严峻。由于工厂经营状况的不景气，每天
他早出晚归上满8个小时的班，每月下来却只有600块钱的工资。堂堂男子汉，而且已干了大半辈子，都五十出头的人了，如今却只有这么点收入，这让他多多少少都觉得有些愧对妻子。作为男人，他渴望肩负起养家还债的更多责任啊！他想到外面再打一份工，可白天的上班时间将他拴得紧紧的，他难以脱身。更严峻的是，眼下他还面临下岗的威胁。下岗与退休可不一样，退休了单位再困难还得按国家规定发给你退休金，下岗可就意味着单位从此不再管你了，从此你没有一点儿保障，什么都得靠自己。所以跟厂里的其他工友一样，张文良也渴望工厂能安排他提前退休，可他自己对此都不抱指望。他说等退休恐怕排不上队，最大的可能是买断工龄，叫违约补偿金。买断工龄的话是给你一点儿补偿金，从此与单位没有任何关系了，你愿意干什么去就干什么去，再没人管你了。到那个时候，张文良就得到外面找活干，否则连饭都吃不上了。可像他这样已经年过半百的人，到外边又能找到什么活路呢？
　　说起这辈子的经历和遭遇，张文良连连叹气，感慨良多：
　　“我们兄弟姐妹仨都曾经到农村插队，后来都陆续回来了。我是按政策回来的。说句良心话，这批知青命运不好。虽然都回来了，但年龄、知识都处于劣势，偏偏又赶上改革大潮。你看现在失业下岗的，都是知青，而且这批人也都出去闯荡过，受过苦，也没少受累、没少出力，但到头来许多人都一事无成。老三届的学生现在都五十出头了，还能干什么呢？就说我现在这个厂，挂牌是北京曙光电机厂。我刚来厂时干计量，靠自学的。我现在干检验，把质量关。可眼下我们所在的这块地方已经进入开发了，四千多人的厂经过分流，现在还有一千六百人，到明年四月可能剩不了五六百人了。工厂按规定要搬出四环路，笨的重的落伍的设备，自然要淘汰。现在进的设备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电脑控制，自动化程度相当高，我们这些人都落伍了，都干不了，所以厂里每年都要进大学生。我们现在工资只发百分之九十五，对我来说意味着只能领到六百来块钱。可上班却不能迟到早退，早上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到五点，人都不能离开。如不下岗，再干几年，等退了休，工资还能比现在多，不就什么事都安稳了？如果下岗，问题可就来了，因为我会的东西恐怕现在的社会已经淘汰不用。我本身是工人出身，看大门都打不过人家，所以挺难的。我本身学的是钳工，会电工、喷漆，能修点小毛病的汽车，会计量、检验。但我现在唯一干得动的是检验，你得识图，图纸得看得懂了、量对了。如果让我动手干体力活，我干不动了，岁数不饶人呀！其实即使干检验，我的眼睛也都跟不上了，视力下降，得戴眼镜，哪一天眼睛要不行了吧就什么都不行。
　　“有时我也想，老了怎么办？如果我们现在是三点支撑的家庭，那我用不着考虑我老了怎么办。但现在我不得不考虑。我考虑我老了动作不方便的时候，如果社会福利好，我凭我挣的工资，我上哪级的社会福利托老所。可事实上我没有这个权利进去，因为我挣的钱不够。我现在还在岗，如果按下岗的这批老三届来说，他们怎么办？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哪个家庭的问题。有些事情吧，当时也考虑一下，过后就不想了。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想这个问题，但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等到问题真的来了，那时候我再想。现在如果我储备点时间，比如说哪儿有老人行动不便了，我去照顾照顾，等我老了别人照顾我，也行。可是我现在没这个时间。我不能把这个工作扔了，因为我既然还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就应该力争把这项工作干好。但等我把这项工作干好了，退下去了，不是我去照顾别人，而是该别人照顾我了，这就是问题。”

 

相依为命，思念女儿到永远(1)

　　在京城的东南方向，京郊房山区一处青山环绕、绿树掩映的地方，有一座安葬逝者的陵园，叫万佛华侨陵园。这里葱松挺立，翠柏阿娜，空气清新，山静谷幽，鸟语花香，风光旖丽。仰望苍穹，辽阔的蓝天和悠悠的白云不由得让人心旷神怡。来自京城以及附近乡镇或村落的许许多多逝者的灵魂，便在这里找到了满意的栖息地。
　　走进这座万佛华侨陵园，梯田式的山坡由下而上，一排一排，一座一座，整整齐齐地矗
立着数不清的亡灵的墓地。
　　少女张穆然的灵魂也在这里安息着。
　　她的墓地，背靠山体，面向原野。墓地正面，浮现出张穆然的遗像、书包和一本书籍，都是用汉白玉雕塑而成的。底座则用花岗岩构筑，显得庄严、寂寞而又稳固厚重。墓地的两则，左右两边各矗立着一棵枝叶繁茂的松柏，日日夜夜陪伴着少女穆然的灵魂——这两棵松树，是少女穆然那痛失爱女的双亲的化身么？
　　我没有追问少女穆然的父母。
　　我只知道，自从女儿张穆然撒手人寰永别人间、离家出走来到这里之后，张文良和莫学云那不绝如缕的思念，从此便永久地被系挂在这块青春的墓地上。
　　女儿走后，张文良和莫学云这对经受劫难的中年夫妇，到底经受了怎样的一种情感磨难呢？除了“坚强”二字，他们内心深处对已经永别人世的爱女寄托着怎样的一种思念呢？
　　采访时，我想极力探究。我的探究由表及里，终于逐渐捉摸到这对夫妇的心灵深处。
　　面对我的询问，张文良刚毅的脸上出现了痛苦的抽搐。他低着头，使劲地吸了一口烟，狠狠吐着。当他抬起头来回答我的提问时，我发现这位中年男子刚毅的脸上，肤色和眼眶都憋得通红通红。
　　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眨了眨眼，叹了口气，声音低沉、有力。
　　“实话跟你说吧，我现在是什么感受都有。比如说啊，想她（指女儿），贼想！你要说我承受得住，我也能。但承受得住不等于不想。我想她，想得相当厉害！比如说，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做梦，梦见她，梦中的她总是与生活琐事有关的情景。比如说梦见起手来了——手有何关系呀？我想起来了，那天然然说，老爸你的手血管多清楚呀，我要有这么清楚的血管，何必扎那么多次针呀？反正，我特别容易想起她来。我这种感觉是什么呢？这么说吧，然然她不在家里头，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但心灵与我是相通的。只不过我没看见她，但我能感觉到她。当然白天工作时，我可以不想，我可以把想这块东西放在我的肚子里边。我不是说压制它，而是说先放在这儿，想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想到可以了又将它放回去，永远可以这样。我要是整天东想西想的话，那就乱套了。一件事情发生了，首先不要考虑它为什么发生，而要考虑它怎么解决……”
　　一直沉默的莫学云又将话题拉回到对女儿的思念上：“我每天几乎都得提起她，说一件事都会不由自主地说要是然然在会怎么怎么样。”
　　张文良说：“现在我们提到然然的话，就和当初她在时的感觉是一样的，没因为谁提起她而伤心，没有。就像回忆，美好的回忆，挺好。”
　　我注意到张文良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心情已渐趋平静。那样子，就像女儿还在世上，只是因为她出了远门，久久不能回家，因而勾起了他这位柔情似水、爱女心切的父亲的无限思念……
　　刚开始的时候是每周，现在是每隔两周，张文良和莫学云夫妇都会一成不变地选择一个礼拜天，双双去看望他们那永远不能归家、长眠在万佛华侨陵园的女儿。每一次，他们都是天未亮就起了床，麻利地洗漱，简单地吃些早点，然后带上事先扎好的各色纸花早早出门。来到附近的早市，他们又花二三十元买上一束色彩斑斓、美丽香艳的鲜花，用事先准备好的塑料布小心翼翼地包扎起来，小心翼翼地护着捧着，然后匆匆赶路。
　　从位于京城东北角三元桥附近的家，到位于京城西南方向的京郊房山区的万佛华侨陵园，总共有数十公里的路程。走出家门，张文良和莫学云夫妇俩必须先坐一段公共汽车去赶地铁，在地铁的苹果园站再换乘913路通往房山的公共汽车，单程耗时就得两个钟头。尽管如此，夫妇俩还是坚持每隔两周去看望女儿一次，风雨无阻，雷打不动。不去，心里便闹得慌。去了，他俩内心又会舒坦个十天半月。看望长眠于另一个世界上的女儿，如今不仅成为他们俩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而且还成了他们俩如今唯一的一种精神寄托。
　　每次来到女儿的墓地，夫妻俩总是要先上上下下地到处拾辍拾辍，擦一擦，扫一扫，然后在女儿的墓前默默地坐上一段时间，默默地用心灵感受女儿的心灵，默默地用心灵与近在咫尺却远在另一个世界的女儿交流、对话。这种无声的对话与交流，一般要持续一个来小时。在思念爱女之情得到充分的释放与满足之后，夫妻俩才恋恋不舍、一步一回头地慢慢往回走……
　　自女儿离开人世至今已三年多的时间里，张文良和莫学云夫妇这每两周一次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永不间断的对女儿的探视与心灵的交流，虽然每次都要耗费大量的精力、时间与财力，但却成为他们俩生活和生命旅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此生此世，他们只有唯一的这么一个孩子。而且他们的生命旅程在行将走完中年时代并将向老年时代迈进时，他们这唯一的一个孩子却被病魔如此残酷地夺走了，他们生命的延续和希望也就此戛然而止——工作之余，除了对女儿的强烈思念，生活中有谁能给他们带来另一种选择呢？



相依为命，思念女儿到永远(2)

　　张文良说：“我不玩牌，以前爱喝酒，现在基本不喝了。喝也是在家喝，不到外边。基本上是上班回家、上班回家这种轨迹。串门的时候很少，兄弟姐妹一般不来，来的时候肯定是因为有事。倒是她（指莫学云）那边的亲戚来往多些，现在每个礼拜我们都去她妹妹那儿，去的时候我骑车，她坐车。她的父母都从陕西那边过来了，现在都在北京这边她妹妹那里，都是快八十岁的人了，我们俩得多挤点时间去陪陪老人。”
　　问及女儿去世之后，是否曾有过重新要孩子的念头。夫妻俩都坚决否认。
　　莫学云说：“然然在病重期间，就曾经对我说老妈你还行不行，行你就再要一个。我当时就说，妈就要你一个。”
　　我问：“你心里真的这么想吗？”
　　莫学云答：“也这么想。”
　　“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张文良抢着回答：“比较复杂，首先是觉得对不起孩子。”
　　莫学云接着丈夫的话茬：“另外一个是精神上、生活上。我不是说过那句话吗？一个生命来到世上是伟大的，但她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幸福吧，她什么都得遭遇——我们能给她什么呢？我们什么也给不了。就我来讲，我只能教她怎样做人、清清白白地做人。做父母的只能给她做一半的事，她自己要努力还好，要不努力，将在世上一事无成，像我们这样碌碌无为的就将度过一生。甚至，如果孩子不争气、长大了成为社会的负担，那还不如不出生呢！”
　　我安慰她：“你说自己一事无成是过分了，孩子的培养也是你们作为父母的人生的一部分，你们人生中的一部分努力与希望也会在下一代身上得到延续和体现。”
　　“这个呀，”张文良急着插了进来，对此进行了阐释。“本身我有这个孩子，虽然她不在了，但我不承认我失败，相反我觉得我成功了。当然，成功了不等于我一辈子成功，如果我再有一个孩子也可能失败，我不找这个别扭，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再生一个孩子，按我目前的生活状态，我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有利的成长条件。为什么？因为前面的然然太优秀了！我再培养一个像然然那么优秀的，我要为此付出同样的努力，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再从心理状态来讲，我孩子走的那年我五十岁，假设我能活七十岁，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再要个孩子，到时候孩子二十岁，是我照顾他还是他照顾我？他照顾不了我，我给社会增加了负担；我照顾不了孩子，我能放心地走吗？我这人现在就是个成功者，我干吗去找那份别扭呢？”
　　张文良的这番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相比于那些同样遭遇不幸痛失爱子或爱女的父母，眼前这位饱经沧桑与磨难的中年男子，其情感是如此的炽热、真挚，其意志是如此的坚定和刚毅，其人生态度是如此豁达与开朗。我不禁对眼前的他肃然起敬。我默默地注视着他，少顷，又将目光转向他的妻子，我想知道妻子是否同意丈夫的这些看法。
　　莫学云看出我的心思。没等我开口，她就表示赞同：“我们俩的看法是一致的。”
　　张文良接着表述自己的观点：“现在社会竞争那么激烈，如果孩子保住了，将来的路在我们这儿，当然会由她接着走。但现在这一切已经不能。对于生育，我们现在的观念也转变。以前是人越多越好，养儿防老，他长大得侍候我，我有盼头。现在不是了，养孩子是一种需求、一种投资，用钱来培养孩子，但孩子长大成人是自己过自己的，能照顾我就照顾我，照顾不了还有社会呢。以前没这么高的认识水平，这是后来思考的结果。”
　　莫学云说：“一九八四年单位给了我一个生育指标，我都没要，还受到了表扬。当时然然的眼睛受伤，我心想如果然然的眼睛没了更不能要。给指标的理由是孩子的眼睛坏了，挺严重的。那次是她爸爸干工匠活用刀拉玻璃时，在一边玩的孩子不小心撞到玻璃板的边上，眼睛被拉伤了，一直张不开。后来不得不送到西安治疗，才慢慢调理好的。”
　　“你为什么说如果然然的眼睛没了更不能再要个孩子呢？”
　　“因为我不能分散我的精力，我必须更全身心地爱护她。再说养两个孩子，经济上也不许可。”
　　“在然然没有生的希望之后，你们一点重新要个孩子的想法都没有吗？”
　　夫妻俩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俩人接着你一言我一语地阐述起理由。
　　张文良首先解释：“确实没有，老了怎么办我想好了。争取不下岗、有退休金吧，政府要能管养起来，也就罢了。”
　　莫学云则说：“自己先照顾自己吧，谁先走了由另一个照顾，没走的就自己慢慢想办法吧。说实在我这一辈子也挺坎坷的，也挺苦的，所以对苦日子也不害怕，我们都能承受。”
　　张文良又说：“到时候再说吧，别想那么多，最好我们都多活几年。我把她照顾好，在照顾自己的前提下。我觉得我的生存能力比她强。如果剩下她在这个世界上的话，我觉得我的心理都不太踏实。不过，她要一个人撂这个世界上的话，可能会比我少受罪，因为她还有其他兄弟姐妹，都比较亲近。再一个她在家是老二，下边还有弟弟妹妹，都比她自己小，所以现在考虑老了怎么办这个问题，还太早点。”



相依为命，思念女儿到永远(3)

“按你们当时的身体状况，再要个孩子没问题吧？”
　　张文良说：“没问题。可现在不行了，就没想那么多，而且我这个人吧，不后悔，什么事情都不后悔。不过也不能说没什么后悔。我后悔两件事，一是我没有和我媳妇说清楚孩子的病是没治了，我没有把工作做到根里头，她老是抱着孩子能活的希望。其实孩子是没希望活了，这一点我心里很明白，所以我的观点是能让孩子活一天算一天，能活一天就让她高兴
一天。她将快乐传递给大家伙儿，大家伙儿也应该给她更多的快乐。我把大家的工作都做通了，唯独我媳妇这儿，她还老抱着希望，她不相信女儿没治了。有了这种想法，她对女儿的要求就高了。比如说吃饭，有些东西医生不让吃，她就绝对不让孩子吃。孩子想吃的东西，我媳妇不想满足她，我媳妇只想按医生说的办。要我说呀，吃这个和不吃那个，如果根本不影响生与死，那就应该让她吃，应该尽量让孩子在生命有限的日子里多吃些她自己想吃的东西。可我媳妇不，坚决按医生说的办。我们俩在这一点上确实意见不一致，没少争执。再一个让我后悔的是，对怎么治疗我们俩观点也不一致，比如说她太相信治疗，完全依赖治疗，明知道这种治疗对治病是没有任何好处，还损伤身体。尤其是化疗，要我说不要那么频繁，可以间断治疗。间断治疗，只要是不要打那些化学药物在身体里头，它就有个恢复期，跟连续治疗是不一样的。然然不是说吗，这得癌症者，头一个是治死的，第二个是被吓死的，第三个才是病死的，我就要当那第三个——我后悔的是我们没有完完全全让她当第三个，太依赖治疗了！”
　　说完这番话，张文良狠狠地吸了口烟，那浓浓的烟雾，随着他的一声长叹被缓缓吐了出来。我注意到，此时他刚毅的脸却痛苦地扭曲着，在烟雾的笼罩下显得更加沧桑。显然，历尽磨难的这位年过半百的男子此时正陷入于对爱女的炽烈追忆和思念之中，同时也正在为自己身为父亲却没能在女儿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更多地呵护她并延长她的生命而深深自责。
　　屋子里于是安静下来。我将目光转向张文良的妻子，发现她此时也耷下眼帘，一脸静谧。乍看刚毅，却不乏无奈。
　　问及为女儿治病所背下的债务偿还情况，张文良的回答倒是一脸的坦然：“差一万多元，不多。”
　　莫学云补充说：“都是姊妹之间的，他们都说不要，但我们要还。这个月吧就还了四千，今年就够呛了。他每月才六百块，又面临下岗。我这边还得给我妈一些生活费。不过对目前的生活，我并没有怨言，我很知足的。”
　　我赞赏道：“你们虽然不富有，但你们有乐观坚强的生活态度，这很重要。”
　　莫学云用自信的眼光注视我：“然然说过那些富裕家庭的孩子——妈你别看他们父母老给孩子钱，除了钱，他们别的什么都没给。然然病的时候很坦然，一点儿都不认为自己的病人，没看低自己。化疗后她的头发全秃了，她光着头去上厕所，人家问她你是不是电影演员啊？她笑呵呵说是呀，演的是配角。人家又说配角还得剃头呀？然然说是呀！……”一不留神，这位年过半百的母亲又不由自主地沉浸于对女儿的深情回忆之中。
　　是的，除了回忆，除了思念，除了想方设法让自己好好活着，这对孤寂的老夫老妻此生此世还能有别的什么快乐和奢望呢？
　　此时此刻，我默默无言地注视着他们。我当然也无能为力帮助他们，我只能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为他们送上我最真诚的祝福……

 

第六章 林为忠：补生孩子的艰辛

　　
聪明懂事的儿子长到16岁时，却在上学的路上被一场意外的车祸无情地夺走了年轻的生命——像当今中国都市里许许多多的夫妇那样，儿子可是这对普通夫妇唯一的生命延续啊！如今，抚养了16年的儿子却突然夭折了，16年总共5840个日日夜夜所有的艰辛、所有的希望通通都付诸东流，痛定思痛，思儿心切的这对中年夫妇决意要重新生一个孩子。
　　费尽周折，他们如愿意以偿地重新生下了一个儿子，然而却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儿子。身为人父、身为人母，所有的艰辛、所有的付出又无可奈何地重新开始、又进入一个新的重复与轮回——个中滋味，此间艰辛，又有谁能够真正体味到呢？ 

世纪之交，16岁的儿子却突然夭折(1)

　　没有人不憧憬希望，没有人不祈盼新生。
　　当时间的车轮缓缓地碾过了二十世纪的漫漫征程、眼看就要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旅途时，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满怀喜悦的心情期待着新世纪和又一个千禧年的翩翩来临。然而，偏偏就是在世纪之交的前一天——1999年12月30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一个风华正茂的高中一年级学生、一个16岁的年轻生命，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却被一场意外的车祸无情地毁于一旦，中国又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宣告支离破碎、陷入生离死别的痛苦之中……
　　儿子的母亲刘春华女士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天气异常地冷。一大早，儿子林为华像往常一样紧紧随母亲起床、洗漱，吃完母亲为他准备的早餐之后便准备前去上学。离家前，儿子习惯性地向母亲打了个招呼，也习惯性地走进父亲的房间，对已经醒来躺在床上看电视的父亲说了声“爸，我走了”，然后匆匆地离开家门。儿子长得白白净净，人高马大，聪明懂事，每次离家上学前，总会礼貌地向爸爸妈妈打招呼，而爸爸妈妈也会一如既往地吩咐儿子：“路上小心”。
　　然而，做父母的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那天那次很平常的招呼，竟然会成为此生此世他们两代人之间的最后抉别！
　　大约在儿子离家二十几分钟之后，母亲刘春华也走出家门，推起自行车前去上班。刘春华上班骑车的路线与儿子上学的路线大致相同：他们的家住在北京城西南位置的广安门地区，而她上班的单位和儿子所在的学校，则位于北京市中心偏西一点西单至官园一带。刘春华冒着嗖嗖寒风，骑车朝着东北的西便门方向，急急前行。过了天宁寺立交桥，刘春华发现前方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大楼下面的拐弯处堵车了，过往的行人沸沸扬扬，将本来就不宽敞的单行道堵了个水泄不通。刘春华这时只听到有人在惊呼：“前边出交通事故、撞死人了！”刘春华下意识地停下来，推着车穿过人丛，想上前看个究竟。这一看不要紧，她那张原本还算平和的脸瞬间扭曲了——这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呀！随着这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只见她一把将自己的自行车推倒在路旁，连叫带哭疯狂地扑了过去、疯狂地扒拉着人群、疯狂地搂住了早已倒在血泊中的儿子……
　　这时候，闻讯赶来处理事故的交通警察已经护住了现场，急救中心前来抢救的医生也正忙前忙后，紧张地察看着刘春华儿子的伤情。然而，儿子那毫无表情的脸庞，那冷若冰霜的肌肤，那已经停止跳动的心脏，那已经悄无声息的各项生理指标……这一切的一切，都已明白无误地告诉着在场所有的人，这个16岁的年轻生命，已经毫无挽回的余地。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刘春华一时间感觉到心痛欲裂、天旋地转……
　　那时候，儿子的父亲林为忠还未去单位上班、他还在家里看新闻。当家里的电话铃声猛然响起的时候，他丝毫也没有意识到灾难已经降临到他的头上、他心爱的儿子早已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甚至当他明白电话是来自交通大队、告诉他儿子发生了车祸时，他也没有意识到事情远比他所想像的要严重得多。当然，为了避免一下子给他太突然的刺激，打电话的交通警察并没有马上告诉他事情的真相，而是尽可能轻描淡写地对他说：“你是林为忠吗？我是交通大队的。 ”
　　林为忠皱一皱眉，答：“我是，你有什么事？”
　　“你儿子出了交通事故，让人撞了一下。”
　　林为忠只是有些惊诧地问：“严重吗？”
　　交警说：“你赶快到交通大队来一下吧，来了你就知道了。”
　　林为忠听罢，迅速出门。他骑着车，忐忑不安、将信将疑地匆匆赶到了交通大队，发现妻子已经在这里。只是这时候的妻子与早晨出门的那个妻子已经是判若两人，当他出现在妻子的面前时，原本精神焕发的妻子像忽然间被抽走了全部精气神。见到丈夫，她泪痕满面、有气无力地说：“志华，你……怎么才来啊，咱……咱小宝都没了呜……呜……”妻子有气无力，哭得都快没有声了。
　　林为忠一下子就蒙了。内心却刹那间翻江倒海，但腾起的不是浪花而是串串疑团——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与此同时，他的脑子浮现起那条熟悉的路、那条儿子上学的路。儿子刚刚考上那所学校——北京西城区二龙路中学那阵，林为忠还陪儿子走过一段时间里，每天早出晚归、风雨无阻，那条路不算窄呀！噢，对了，就国家经贸委办公楼前那处拐弯的立交桥下路窄，儿子偏偏就是在那里出的事！
　　据负责处理这次交通事故的警察讲，儿子林为华是在骑车到那个拐弯处，被国家航天部属下的某研究所从后面开来的班车拐弯时、由车体的后半部撞倒的。由于拐弯处路窄，车体很长，班车拐弯时车体后部向右一甩，强大的离心力挤住并击倒了路右边并行且同样准备拐弯的林为华、让林为华猝不及防，他连车带人重重地摔倒在地上，要命的是他是脑袋着地，造成严重的脑内伤。开车的司机是一个小伙子，冬天起床可能早了点，迷迷糊糊的，撞人后都没有什么感觉，开着车仍继续前行，直至听到后面有人追上来“咚咚”地捶打着车门、一声接一声地高喊“你的车撞人啦、你的车撞人啦”，他才懵懵懂懂地将车停了下来。警察在出事后问司机：“你看见人了吗？”他竟然说：“没有。”……


世纪之交，16岁的儿子却突然夭折(2)

　　林为忠在确认儿子真的去往另一个世界的那一刻，痛苦地沉默了好半天。他紧紧地咬紧牙关，脸颊上的肌肉一上一下、不断蠕动。末了他强忍悲伤，对站在他跟前的交通大队的一位科长说：“谢谢你……”又转过身使劲搂住自己的妻子，用低沉的、略带哽咽的声音说：“建华，咱们小宝真的没了……咱俩，就互相保重！我不希望再有其他什么事情……”
　　妻子也知道丈夫的身体不好，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经不起更大的打击，所以她强忍
着巨大的悲痛，冲丈夫点了点头。
　　这是一对恩恩爱爱、能够同甘共苦的夫妻。丈夫出生于1958年，妻子出生于1956年、比丈夫还大两岁。那时候他俩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刘春华是厂里的团支部书记，活跃开朗，能说会道；林为忠一心一意搞技术，勤奋好学。可能是由于俩人在一块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的缘故，他俩在工作中慢慢地相识、相知并相爱了。
　　林为忠从小患有心脏病，心房间隔缺损。母亲带他前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某医院的医生跟她说：“你这孩子恐怕活不过40岁。”母亲见医生一点都不像是开玩笑，原本沉郁的脸上不由自主地又多了一抹愁云。她知道自己的这个儿子心律并不正常、时常感觉憋气，不像同龄的孩子那样可以活蹦乱跳进行激烈的运动，面对医生的判断，她只能从内心一遍又一遍地祈求上苍保佑、能让自己的儿子多活上一些年月。由于自觉身体不好，林为忠也知道自己寿命不长，所以倍加珍惜自己有限的生活和生命。1982年，25岁的他提出与相爱多年的刘春华结婚，双方周围的人都极力反对，一方是因为男方身体不好，另一方是因为女方比男方大了几岁。到单位开结婚介绍信的时候，他们也遭到了单位的阻拦，理由是林为忠还不到当时北京许多单位提倡晚婚的规定年龄：28岁。林为忠一下火了，当即与人家吵了一架。他的理由当然也很充分：“我有心脏病，医生说我短命，我必须尽快结婚享受生活；我已经到了国家法定的结婚年龄，何况女友都快二十八岁了，比我还大，为什么就不能结婚？”
　　或许是林为忠的据理力争，或许是考虑到林为忠与刘春华这对恋人的实际情况，他们所在的单位最终还是给他俩开出了结婚证明，使得这对恋人在1982年8月结成了秦晋之好。
　　一年之后的1983年夏天，他们的爱情之花结出了硕果——儿子出生了，爷爷从孩子的父母双方的姓名中各取一字，给起名叫林为华。
　　林为华的降生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那几年，林为忠工作之余一直忙于上电大，妻子刘春华便自然而然承担起了照顾孩子和家庭的重担，全身心投入到儿子的抚养与培育之中。由于长时间围着孩子和家庭转，曾经是团支部书记的刘春华原来开朗活泼的性格也慢慢地改变了，变得矜持沉稳、文静贤惠，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以至于丈夫林为忠一直都倍感幸福，同时又感觉心存内疚。
　　好在他们俩对孩子的教育持相同态度：因势利导，顺其自然；未强迫他一定要去学什么，但一定要注重对孩子健康人格的培养。
　　对待孩子，林为忠主张该管的管，该松的松，要给孩子一定的空间。相比之下，妻子刘春华对儿子要求严些，但与此同时，她与儿子的沟通却要比丈夫多，以至于儿子许多方面显得更像母亲。他也比较听母亲的话，母亲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甚至要告诉儿子什么，哪怕只是简简单单的几句，儿子很快就会明白。有时候父亲冲儿子发火，母亲会劝儿子：“小宝，你爸工作压力大，再说你确实也有不对的地方，你去跟他认个错吧。”第二天上学前，儿子会来到父亲床前，对着已经醒来但未起床的父亲说：“爸爸，昨天晚上确实是我做得不对，错了，您别生气。”寥寥数语，立刻会使父亲内心烟消云散、风和日丽。
　　所以在父母眼里，儿子一向很懂事。尽管学习紧张，但儿子时不时帮助干些家务，比如洗碗、拖地什么的。不过每次父母都要给他一点劳务费，为的是想从小培养他靠劳动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品格，不让他坐享其成。以前给儿子钱，儿子总是拿过手就卖零食，后来给劳务费，儿子就用于买书或新的电脑软件。
　　儿子还喜欢助人为乐。还记得儿子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后在楼下踢球，儿子检到了一个钱包，里面有一千多元现金。回到家他问父亲：“爸爸，您看这钱该怎么处理？”父亲却故意测试儿子的道德水准，反问他：“你看呢？”儿子不暇思索地说：“交出去。”父亲又问：“交给谁？”儿子的回答令父亲都感到意外：“您带我去找希望工程办公室，我想这钱最好用于贫困地区的孩子助学。”考虑到钱包里没有任何证件，难以找到失主，父亲立即说：“行。”星期天，父亲领着孩子一路骑车，找到位于东城区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将钱如数交了出去。完了之后，父亲问儿子：“为什么不拿那些钱去为自己买点东西？”儿子立刻睁圆眼睛：“那钱又不是我的呀！”父亲又问：“为什么不交给学校？”儿子回答：“要那样，学校肯定会轰轰轰烈烈表扬一通，我可不想出风头。”父亲听罢，放心了，心情立时舒坦开来。他觉得对于儿子的道德培养，自己和妻子是成功的。

 

世纪之交，16岁的儿子却突然夭折(3)

　　相比而言，在智育方面，林为忠和刘春华夫妇并未对儿子施加更大压力，对他没有明确的设计。因为父亲是搞音响工程的，长期在音乐中熏陶，所以按照家庭环境和家庭条件，父亲希望儿子学音乐。但这种希望仅仅是停留在希望上，父亲并未付诸行动，他没有发现儿子有这方面的爱好，所以没有强迫他。大概是因为意识到自己身体先天不足的缘故，做父亲的林为忠觉得无论如何，身体好更为重要，身体好将来不管怎么样都能够挣口吃。相反，身体不好干什么都难。所以对于儿子学什么、将来干什么，林为忠和刘春华夫妇俩一致认为应当 顺其自然，家长不要过分给他加大压力，而打算根据儿子的兴趣让其自由发展。
　　所以，儿子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学习成绩虽然不是特别拔尖，却有其特殊的爱好和专长，比如说他喜欢理科，而且数学成绩比较突出；又比如他喜欢电脑，爱玩游戏机，林为忠见状便因势利导，很快给儿子买来中华学习机，尽管当时儿子还小，尽管当时他这位父亲的月收入才仅仅四十七块五角，但为了顺应儿子兴趣的发展和培养，夫妻俩真可谓“在所不惜”。到后来，夫妻俩又“在所不惜” 地为儿子买来了计算机。也正是这种“不惜代价”式的付出，儿子的动手能力从小得到了很好的培养。虽然开始儿子仅仅是利用计算机玩游戏，但玩游戏的儿子遇到问题自己就翻书看书，以至于后来他的电脑学得很好。到了高中一年级时他还成为计算机的科代表，自己已经能够制作电脑主页了。更重要的是，孩子在这种因势利导的教育中培养了自主学习的能力。小学三年级之前，儿子还需要父母的督促、辅导，后来就用不着父母操心了。三年级以后的儿子学习一直比较自觉，父亲只告诉他老师要求的必须学，尤其是上课的时候要集中注意力，别走神，这样学的东西容易记住。父亲还告诉儿子，有时间自己也要多学，多动脑子。所有这些儿子是否都听进去了，做父亲的也不敢断定。父亲能够断定的是，儿子的学习已经不用他操心了。
　　相比而言，儿子跟母亲交流更多些。有话也更愿意跟他妈妈说，而且跟妈妈说起话来无拘无束。究其原因，林为忠觉得可能是自己的性格急，有时候说话爱急，缺乏足够的耐心。所以妻子刘春华嗔怪丈夫，说儿子开朗的性格让你给压抑住了。对于这一点，林为忠也不得不承认，因为他发现儿子回到家里都跟他妈妈亲。他妈妈有时用电脑打资料，儿子见状说妈我给你打，“哒哒哒……”，不一会工夫，儿子便替妈妈打完了。儿子的电脑确实学得好，在班里也是拔尖的。他能自己设计电脑桌面和屏幕保护，能把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制作在屏幕上，甚至能设计电脑密码，以至于父亲用电脑时都进不去。 在学校，儿子更是用电脑给班里设计课表和其它的公用表格。上电脑课，老师一般都提问他，因为老师知道他计算机学得比别人好。所以进入高中之后，儿子已经明显地表示考大学要考计算机专业，并且表示大学毕业后再去日本留学，将来要干计算机。总之，对于自己的未来，儿子自己都设计好了，而且显得雄心勃勃。
　　可谁能料到，这场意外的车祸不但将这位风华少年的勃勃雄心毁于一旦，更是将他父母人生的蓝图彻底撕碎、将他们赖以延续的血脉拦腰斩断！



痛失儿子的日子到底有多难(1)

　　原本，他们就只有一个孩子。而现在，他们连这唯一的一个孩子也没有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滋味呢？一个生龙活虎的青春少年从此便在他的亲生父母跟前永远地消逝了，这样的一个家庭，生活中还有什么能够支撑他们去完成生命的旅程呢？
　　林为忠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陕西人，母亲是山西人。他们一共有3个孩子，林为忠在家里排行老二，上有哥哥、下有妹妹。小时候，因为哥哥妹妹都跟着姥姥，父母身边只有林为忠，所以军人出身的妈妈在身边这唯一的一个孩子身上倾注了无限的爱怜，母亲最疼爱他。令林为忠心痛的是，由于患严重的糖尿病，1990年，年仅50岁的母亲不幸早逝了。林为忠的父亲虽然儿孙绕膝，但过早失去老伴，郁郁寡欢、情绪低落，似乎一下子老了许多。
　　林为忠的儿子林为华出事之后，承受不了打击的首先是林为忠的父亲。孙子的意外夭折，让这位军人出身的老人病倒了，被送进了医院。但不管怎样，老人还有其他的孙子和外孙，他打击再大也还有其他的精神依托，满堂的儿孙、儿媳、女儿女婿也都纷纷围拢过来，忙前忙后地前来看望他、照顾他。
　　相比之下，失去外孙的姥姥姥爷所受到的打击要严重得多。因为原本他们就没有自己的亲生骨肉，唯一的女儿刘春华还是从弟弟那里抱养来的。虽然是抱养的，他们对刘春华的爱却甚于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而且他们也同样对林为华这个唯一的外孙投入了无限的爱。虽然刘春华结婚之后没有与老人生活在一起，但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刘春华总要带着丈夫和孩子到姥姥姥爷那里团聚。儿子出事之前，原本他们就说好元旦那天到姥姥姥爷那里团聚的，眼看差一天就能见到女儿、女婿和外孙，谁能想到临近元旦，厄运却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两位老人永远也见不到心爱的外孙了——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姥姥姥爷一下子被击垮了，俩人双双病倒在床上，晚上闭不了眼睛、怎么都睡不了觉，眼前尽是外孙生前的身影，耳边全是出车祸时外孙绝望的惨叫。姥爷虽然八十多岁了，但原本身体还很硬朗，天天与老伴一同到外面遛弯，到自由市场买菜，可外孙的突然夭折给了他重重一击，从此一病不起，不到半年时间就不幸去世了。
　　那一阵子，林为忠只感觉到后背总是发凉，心脏每天都像被压上了一块大石，他感觉到呼吸困难、几乎要透不过气来，他感觉到人生的无助和生活的沉重。现在回想起来，他都说不清那阵子妻子是怎么撑过来的，反正他自己都自顾不暇。不过，他能想像妻子内心所经历的痛苦。事实上，为了减轻这种痛苦，当警察让他看儿子车祸现场的照片时，林为忠谢绝了，而且也不让妻子看。他不让自己和妻子去目睹儿子出事时那种血淋淋的场面，他要让儿子的美好形象永远留在夫妻俩的记忆之中。
　　失去儿子的日子，他们的生活没有一丝阳光，他们所有的亲人，心头弥漫着的是一种久久不能驱散的绝望和悲痛。
　　事故的处理也让林为忠身心疲惫。
　　根据警方对事故现场的调查，认定车祸的责任由司机负全责，尽管是后轱辘撞倒林为华的，但按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并排行驶时，机动车应留给非机动车一米二的距离，可林为华出事时车脚蹬在地上划出的痕在一米二以内。
　　班车所在的航天部属下的某研究院是一个事业单位，但班车的管理方式是承包性质的。如果按单位出重大交通事故处理，单位受罚款的数额很高。开始的时候他们强调是后轱辘撞的人，千方百计想推卸事故责任。到后来交通大队认定了事故责任，他们的领导很快来找林为忠，提出“私了”。
　　那时候林为忠还没有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不过他是个理智的人，他对来人说：“出这么大的事，主要还不是赔钱的问题，人都没了，钱有何用？关键是要认真吸取教训。同时，我也不希望司机承受他难以承受的惩罚，毕竟他不是故意伤人。如果你们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他不但经济上承担不起，甚至还得坐牢。我的家庭已经受到这么大的伤害，主观上我不希望再去伤害另一个家庭。”
　　林为忠已经了解到，肇事司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也是个老实人，开车时间不长，还未成家，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他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对于他的肇事，林为忠一方面恨其鲁莽无知，另一方面又同情他的家庭背景。他想如果小伙子因此而坐牢，被罚款罚得老母亲都无法生存，自己确实又于心不忍。毕竟他不是故意的，更无恶意，所以警察征询林为忠对司机的处理意见时，林为忠痛苦而又心生恻隐之心。他强忍着无限的痛苦和怨恨对警察说：“这样吧，定性时，可以尽量减轻对司机的处罚，尽量不去追究刑事责任。”一句话，让眼前的交警蹙起眉，疑惑的眼睛睁圆了大半天，因为碰上如此通情达理的受害家属，他还是头一回。
　　感动之余，交警对肇事司机猛一阵奚落：“你就是给人家跪下个一百遍赔罪都不够，你小子好好吸取教训吧！”并对司机所在单位的领导说，“你们上哪儿去找那么通情达理的受害家属？你们一定要实事求是，深刻反思、吸取教训，千万不要再推卸责任了。哪怕多赔人家些钱，事情也好办。”

 

痛失儿子的日子到底有多难(2)

　司机要上门向林为忠赔罪，林为忠回绝了，因为那时候他住在父亲那里，怕司机来了老人受不了。他对司机的态度是：责任是你的，但单位处理你时我会跟你们领导说不要将你置之死地，毕竟你和你母亲还得生活。
　　后来在赔偿的事情上，林为忠依然通情达理。他跟对方领导说：“赔偿只要按照法律规定，照章办事，你们负全责赔偿，我不会多要你们一分钱。定这个鉴定处理书时你们可以辩
解，但鉴定书下达后就得按照规定办，赔偿的钱我也不会多要一分。”如此通情达理，让对方一下子无话可说，而交通大队对这起车祸的善后处理也比较顺利。
　　表面上看，林为忠在车祸的善后处理上显得比较理智，也比较通情达理。然而，没有人知道他与他的妻子内心深处却一直经受着难以言状的痛苦。以至于儿子出事之后，夫妻俩一直没能回到自己的家。因为那天清晨，儿子上学前最后一次与他们告别，儿子那最后的一次音容笑貌，对他们夫妻俩是那样的难以忘怀、那样的刻骨铭心！尤其是妻子刘春华，只要一进家门，家里的任何一样物品，都可能勾起她对儿子的强烈思念和清晰的回忆，这样子弄得她终日心神不定，寝食不安，愁容满面，根本就无法过正常的生活。
　　出于对身体的考虑，林为忠决定离开自己的家门，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先是在林为忠的父亲那边住。但后来发现还是不行，因为一到周末，林为忠的哥哥、妹妹都把孩子带来见爷爷了，热闹倒是热闹了，但无意间却刺激了林为忠的妻子刘春华，让刘春华见到别的孩子便触景生情。尤其是儿子出事后过的第一个春节，除夕之夜大伙儿都聚集到老人这儿来吃团圆饭，待到大伙儿都端起碗筷时，忽然间发现与去年相比，这个除夕夜缺少了林为华这个孩子。一股凄凉的、强烈的思子之情瞬间攫住了林为忠夫妇，并很快影响到全家，团圆饭没有团圆下去，本该欢乐的除夕夜成了悲戚凄凉之夜。
　　林为忠的叔叔后来知道他们的这种状况，说这样下去可不行，遂提议搬到他那里去住，因为他有两套房子，两套房子还紧挨在一起的，家里又只有老俩口和一个尚未成家的儿子，可以让出一套供林为忠夫妇俩暂时居住。林为忠的叔叔是中央某艺术团团长，性格开朗，而且是搞文艺的，考虑到这样的环境有利于身体的恢复，林为忠于是听从了叔叔的安排。
　　再到后来，单位为照顾他们，重新给他们调换了一套两居室，地址位于西城区、距离官园不远。为了不使妻子触景生情，搬家的时候林为忠有意把原来的家俱统统都处理掉了，只留下一个电视机，其他家俱全换了新的。
　　尽管如此，经受致命打击之后的刘春华，身体还是元气大伤。虽然她身体向来单薄、比较瘦弱，但儿子出事前也没有什么病，精神状态一直很好。儿子出事后她的精神一下子垮了，整天萎靡不振，一直上不了班。同事或朋友出于关心，纷纷前来看望她，她强打精神跟人家说话，却总是有气无力。本来她睡眠就不是很好，儿子出事后她简直就是睡不着觉，甚至吃了安眠药都不管用。饮食也不好，吃不下东西，一小碗米粥她都吃不了几口。眼看着她一天天消瘦下去，林为忠痛在心里，疼在心头。尽管儿子的意外夭折给他带来了同样的痛苦，可他毕竟是男人，是一家之主，他觉得再难也要挺过这道关，否则连夫妇俩身体都垮了，生活就更没有什么指望了。所以他一点点，一天天开导、护理着妻子，过完2000年春节，他还特意带妻子到西安的亲戚那里去散了散心。
　　功夫不负苦心人，林为忠的这种努力，使妻子渐渐地又恢复了气色。那样子一如经历严冬之后的枯树，在春风春雨的抚慰下渐渐地恢复了生机……



人到中年，他们决意要重新生一个孩子(1)

　　2000年，刘春华的思子之情伴随着夏天的来临而日渐强烈。半年多的思子之情没有让她追索回那一去不返的儿子，当她明白过来并逐渐回归理智时，她又心有不甘——难道这辈子就注定再也没有孩子吗？难道自己注定要像养父养母那样，只能去抱养别人的孩子吗？这种疑问反复无常地缠绕在她的心头，时常让她彻夜难眠。与此同时，一个强烈的愿望如同春天播撒的种子，落在她那经过半年多的调整之后日渐滋润的心田里，逐渐地发芽、生根——她想重新生一个孩子！
　　有一天，刘春华带着几分激动、几分喜悦和几分羞涩，将自己的这个愿望悄悄地告诉了丈夫林为忠。林为忠听罢，久久地凝视着眼前与自己相濡以沫已经二十几年的爱妻，仿佛从来就不认识似的。只见他的眉头悄悄一扬，紧紧地搂住自己的爱妻，眼睛里不停地跳动着的闪亮的光斑。很快，那跳动的光斑又平静下来，但他内心深处却翻腾开了。
　　林为忠何曾不希望有自己的孩子？正是因为喜欢孩子，他才那样迫切地在选择早婚早育。但养育一个孩子，却要经历千辛万苦，要有那么多心血和时间的付出，要有那么多的经济投入，眼看着自己和妻子十几年的艰辛付出随着儿子的意外夭折而付诸东流，如今若重新生一个孩子，这就意味着所有的付出、所有的投入就要重新来一个轮回，而自己和妻子的生命资源又要在这种轮回中再消耗一次……这一切的一切，想起来是多么地沉重、多么地漫长啊！何况，自己与妻子都已步入中年，妻子已经44岁。何况，她刚刚经历了痛失儿子的劫难，身体、精力和财力，这一切都许可吗？林为忠不能不有所考虑，也不能不有所顾虑。
　　然而生命对谁来说都只有一次，不赶在自己的生育年龄期间补生一个孩子，过了这个年龄，一切都无从谈起，再生一个孩子的愿望更不可能实现——有什么理由不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夺回自己的损失？有什么理由不满足自己拥有亲生孩子的愿望，从而不给自己的生命留下遗憾？身为女人的刘春华一直被这种愿望纠缠着，而且越纠缠就越发强烈。她将这种强烈的愿望和决心向丈夫坦露了，为了说服丈夫，她还将这种愿望跟住在对门的林为忠的叔叔他们说过。而面对妻子的这种迫切心情，丈夫也不得不认真考虑起妻子的这种要求了。
　　林为忠温和地对妻子说：“这样吧，你得先恢复身体，等精神状态好了，咱们再考虑这件事。实在不行，咱们可以抱养一个孩子。”
　　妻子执著地说：“我还是希望要自己的孩子。”
　　丈夫说：“我考虑考虑吧。”
　　丈夫这么说，并不是缓兵之计，也不是不同意妻子重新生一个孩子的要求。作为男人，他是理性的。作为丈夫，生孩子不是件小事，而是夫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不能草率行事。一旦确定，他必须肩负起对妻子和孩子的责任。所以，他首先考虑到的，是必须去找大夫、找专家咨询。毕竟，妻子这么大年龄了。毕竟，她刚刚经历痛失儿子的情感劫难。她的这种年龄，她的这种身体状况，到底能不能生孩子、适不适合生孩子、影响不影响孩子将来的智力和发育？这一切他都必须慎重考虑。
　　实际上，对于他们这对夫妻来说，许许多多的实际问题已经摆在他们的面前。从身体的角度讲，林为忠的寿命已经超越当初某医生“至多只能活到40岁”的预言。虽然他眼下已经42岁，但并不意味他的心脏病已经不了了之，不是。相反，他的心脏依然不好，而且毕竟已经人到中年，工作等方面都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他是学无线电、搞弱电电器工程的，虽然没有上过正式的大学、不是科班出身，但靠着勤奋的自学，他掌握了一技之长。1990年，他从某兵工厂调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局）机要处工作，负责国家大型活动的音响调控和录音工作。这个工作保密性强，服务的对象都是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政协副主席以上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的活动、讲话录音。开始，林为忠主要是从事音响设备的操作控制，后来又掌握了音响设备的设计和维修，成了单位里技术上出类拔萃的调音师。他曾主持了人民大会堂许多大型活动的转播。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军乐团都点名要林为忠主持音响调控。就在他儿子尚未出事的三个月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上大型的阅兵仪式，多达两千多人的大型军乐队的音响效果，阅兵指挥部都指名要林为忠负责调音。所以尽管林为忠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但靠着顽强的毅力战胜了自己，又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使得自己在所从事的工作领域如鱼得水。人到中年的时候，他更渴望建功立业，渴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多做些事情。可谁能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儿子却遭受如此致命的意外伤害，这伤害不但无情地夺走了他儿子的宝贵生命、给他的精神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而且给他正如日中天的工作和事业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仅仅就建国50周年大庆而言，他所负责的大型录音活动过后，原本打算抽时间写出总结论文的，但由于工作忙而一拖再拖，及至儿子出事之后，他的精神遭受严重创伤、且又忙于处理后事，写论文的事也就不了了之。眼下，随着身体和精神状况的逐渐恢复，他希望能够弥补痛失儿子之后工作上造成的损失，更渴望在有生之年抓紧时间，多干些工作，使自己的事业再上一个台阶。然而，假如妻子重新生一个孩子，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允许么？

 

人到中年，他们决意要重新生一个孩子(2)

　　然而，婚姻便意味着责任。为了精心抚养儿子，十几年来妻子为此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把她原本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家庭，她付出得太多、也牺牲得太多了。作为精神支柱，当妻子赖以寄托的儿子不幸离她而去、而她又强烈地渴望重树精神支柱时，作为丈夫，他能够断然拒绝么？显然不能。更何况在儿子痛失之后，林为忠自己也不是不渴望能重新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既然妻子那么喜欢孩子，渴望重新生一个孩子，自己也喜欢孩子，那么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妻子的选择呢？
　 思虑再三，林为忠终于同意了妻子的要求。
　　他独自一个人来到协和医院，挂了个妇科的专家号，就自己担心的有关问题一一请教了专家。专家说没事，你妻子的这种年龄可以重新生一个孩子。林为忠听罢专家的回答，内心一如夏日里掠过的一缕清风，心头忽然间舒坦开来。他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当天便揣着那一丝外人不易察觉的喜悦匆匆回家。
　　他把去协和医院咨询专家的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妻子，并郑重其事地对妻子说：“既然专家都说可以再要个孩子，那就这样——我支持你、下决心要。但什么时候要，要看咱们俩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我的意见是要顺其自然，有，咱们好好养育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没有，咱们再说。但有一点，你想要孩子，就必须从现在起恢复体质和精神状态。”
　　丈夫的一翻话，让刘春华喜不禁，一股久违的兴奋在她本已憔悴的脸上荡漾开来……
　　有了丈夫的支持，刘春华既像吃下了一颗期盼已久的定心丸、又像服下了一粒久违了的兴奋剂，她仿佛是一夜之间变了个人似地来了精神头，从原本病怏怏的萎靡状态一下子变得精神焕发神采飞扬。尽管她的脸上仍滞留着明显的、刚刚经历情感劫难的憔悴痕迹，但心生希望的她更是明显地掩饰不住脸上对孩子、对新的生活、对未来的强烈向往，那样子就如刚刚经历严寒拷打却傲然挺立的梅花一样，以自己特有的信心和顽强的生命力呼唤春天的来临，向世界证明自己活着的价值。
　　心中有了目标，生活中便有了热情和魅力。刘春华开始一点一滴地调养自己的身体，原本她不想吃东西、吃不下东西，现在她强迫自己多吃一点、吃好一点；原本她病怏怏地打不起精神，整天蜗居在家里足不出户，现在她每天在丈夫的陪同下走出户外，呼吸清新的空气，活动活动腰肢、舒展舒展筋骨。
　　林为忠还时不时带她去检查身体，去各大医院看知名的妇科医生，先看西医再看中医。看西医是因为生第一个儿子后一直执行着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戴着节育环而且一戴就是15年，现在决定重新要孩子，就得先把节育环摘了，让她慢慢恢复正常。一段时间之后，丈夫又陪着她到医院全面检查，看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是否正常。在得到正常的结果之后，他又带着他到广安门医院挂了个著名的妇科专家号，每次仅专家的挂号费就得花100块钱，但为了未来的孩子，他必须舍得花这些钱，请专家给开中药慢慢调理。
　　如此这般，持之以恒，经过这所有的一系列努力，刘春华的元气逐渐得到了恢复，她的脸色逐渐红润，她的眼光、她的笑容，也逐渐恢复了早年间那股动人的神韵。丈夫从她的这股神韵中，看到重新生孩子的希望，看到了开始新的生活的信心……
　　转眼间到了2001年4月，刘春华在丈夫的陪同下到医院做妊娠检查，尿检结果呈现阳性，也就是说：刘春华怀孕了。经过进一步检查，医生说她的身体状况一切正常。这个消息对这对经历坎坷的中年夫妻来说，一如久旱之后迎来的一场甘霖，让他们兴奋不已。尤其是盼子心切的刘春华，内心的喜悦更是情不自禁溢于言表。


新生儿带来的新问题(1)

　　怀孕给刘春华带来的也不仅仅是喜悦，同时也给她——不，包括她和丈夫——带来了一场严峻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由于已经是45岁的高龄，也由于怀第一胎的时间与怀现在这个第二胎的时间间隔长达十七八年，刘春华的子宫已经出现老化甚至退化。所以在她怀孕半年之后，便出现了严重的宫缩——这是早产或自然流产的先兆——而且宫缩的频率还很高。情况不妙，医生告诉她，必须全力保胎，医生给她开了大量的保胎药。但光吃药还不行，医生说她还必须长时间躺着，轻易不能行走。夫妻俩一听头都大了，原本兴致盎然的刘春华更是感觉到毛骨悚然。原因显而易见：因为距离预产期时间还长达4个月啊，这4个月长达120多天的时间，难道就能天天躺在家里吗？医生说是的，这是最安全的办法了，别无他途。刘春华听罢，不再言语。为了保住未来的孩子，没说的，她什么都可以付出，她愿意迎接挑战。
　　回想起来，那可真是一场异常艰苦卓绝的抗争啊！那长达120多个日日夜夜，原本应该增加户外活动的孕妇刘春华，却不得不足不出户，日日夜夜都龟缩在屋里，日日夜夜都躺在那张宽不过两米、长不只有三尺的床上。吃饭、喝水她都只能端到床前，半躺在床上请别人侍候。就连上厕所，她也只能瞅准宫缩的间隙，钻空让别人扶着，亦步亦趋、小心翼翼地前去方便。这种情形，使得他们不得不去家政服务公司请来保姆，日夜陪伴、专职侍候。即便如此，狭窄的空间，单调的生活，仍然让刘春华感觉寂寞难奈、异常难受。
　　好在她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信念支撑着她，有一种憧憬让她时常感觉到激情的涌动，有一种向往让她时常感觉到心潮澎湃，有一种冲动让她感觉到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那就是为了即将出生的孩子。
　　正是内心的这种感觉、这种激情，使得刘春华眼前的生活境界豁然开朗，她的眼前再也不是狭窄的空间、单调的鲜花，而是蓝天白云、绿水青山、鸟语花香，是草原，是大海，是蓝天，是美好的生活，是阳光明媚的春天……
　　正是这种良好的内心感觉，刘春华的精神状态一直保持得不错，她战胜了寂寞，战胜了自我。以惊人的毅力支撑自己，安全地度过了那艰苦卓绝的120多个日日夜夜。
　　2001年12月27日，在差两天就是第一个儿子不幸夭折整两周年的这个日子，林为忠和刘春华这对中年夫妇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重新生下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而且依然是个儿子。预产期本来是12月25日，结果比预产期推迟了两天。
　　新生儿虽然出生了，但降生的过程也历尽艰难。
　　为防止出意外，生孩子时他们选择在离家不远的人民医院。那时候，经历过4个月保胎期的刘春华体质已经十分虚弱，她已经无力自然生产，只能剖腹产。在医生的全力护理下，孩子总算生下来了，体重六斤半，身体各方面的情况还算正常。
　　第二天，儿科大夫却发现孩子吃母乳时很费劲，裹不了奶，老哭。后来儿科专家来了，发现婴儿嘴上的软颚是裂的。正常情况，软颚与鼻腔之间应该是隔着的，可这孩子不是，裹奶的时候漏风、力量不够，效率低下。正常的婴儿，嗫奶可能一口是5毫升，而这孩子嗫一口可能只有1毫升。孩子饿了却吃不了奶，所以老哭。
　　再进一步检查，又发现这孩子眼肌无力，有一只眼睛睁开时总是很费劲，而且心脏也不好，有心房间隔缺损。
　　那天检查时，林为忠并没有在场，大夫也没敢直接告诉孩子的母亲刘春华。大夫打电话让林为忠赶紧到医院来，将检查结果告诉了他。大夫进一步帮助他分析说，你爱人可能是怀孕8—10周时受到不良的影响。什么原因？尚待研究。但据说，哪怕是从睡梦中惊醒，或者不经意间遭受到一点点的恐吓，都有可能对孩子造成不良的影响。当然，也不排除有遗传的影响。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长时间不生孩子的高龄怀孕所致。与年轻孕妇相比，高龄孕妇由于体质和身体机能等各方面的差距，尤其是长时间不生孩子的高龄孕妇，往往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婴儿的正常发育。从肌体上来说，以前的母亲一直生，时间间隔不长，因为有连续性，一般都不会有问题，一直到五十几岁都可以顺利生子。但像刘春华这种情况，已经间隔十七八年，已经过了生育的旺盛期，胎盘都已经老化……
　　对于孩子出现的这些情况，儿科主任告诫林为忠：不要跟你爱人说，月子里的女人最忌讳受刺激。而事实上，儿科主任的这种告诫对林为忠来说纯属多余，因为他是一个理智的、成熟的男人了，除了妻子目力所及的外，他当然不会将孩子全部的健康情况告诉产后仍体弱的妻子。
　　对于儿科大夫说的这些情况，林为忠对此似乎已经有思想准备，他显得比较冷静。由于自己的身体原因，他对这一切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和判断。一般来说，软颚不好的孩子多半心脏也不好。他对儿科主任说：“孩子既然生下来了，怎么着我都得养，你说什么我都能够接受。我跟我爱人确定生这个孩子的时候就已认定，只要是我们俩的孩子，哪怕是残疾、失聪，我们都得承受、都得想办法全力把他养大。”
　　出月子之后，林为忠带着妻子和新生儿回到了家里。妻子对新生的孩子充满怜爱，她叫他小名乖乖，给他起名林冬冉，其间有二层含意：冬天里出生的，冬冉即冬天过去、希望升起；再一层意思是孩子属蛇，冬冉的“冉”取于蟒蚺的“蚺”，“冉”字左边加个“虫”就是蚺，林冬冉就是冬天里降生的蛇，而且是一条充满灵性、像巨龙一般期待图腾的蛇……

 

新生儿带来的新问题(2)

　　新生儿同样给林为忠带来了久违的快乐，林为忠也像妻子那样喜欢自己的这个新生孩子。只要一回到家里，他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孩子跟前，逗他哄他，亲他抱他，其乐融融。
　　面对嗷嗷待哺的儿子，他也再一次感觉到作为父亲肩上的重任。他在考虑何将孩子的健康情况告诉妻子。也许是为了给妻子打“预防针”、让她对眼前的这个新生儿的健康状况有些思想准备。所以他不断地鼓励妻子：既然已经生下来了，他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全力抚养、精心护理，不能给乖乖带来任何不利的影响。
　　林为忠对孩子的爱不仅停留在口头，很快还付诸于行动。价格高昂、月薪高达两千元的月嫂（妇产医院经过专门培训、具备相当的婴儿护理知识和护理经验的护士），一般人都请不起或不敢请，请了一般也只请一个月，林为忠却一请两个月。绝不是因为林为忠比别人有钱——他在单位的月薪只有两千多块钱，妻子的月薪则仅有一千多元——而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新生儿健康情况并不正常，而妻子体质又过于虚弱、恢复得慢，护理孩子力不从心的缘故。仅就喂养孩子而言，由于孩子软颚裂的原因，吃不了母乳，必须冲进口奶粉。即使如此，正常的孩子可能十五分钟能够喂完，可这孩子却需要喂上一个小时。这一来累还不说，冲好了的奶粉喂着喂着一会儿就凉了，又得重新热一下再接着喂，反复几次。而妻子刘春华由于体质虚弱、手臂无力，孩子抱一会儿手就酸得不行，抱不住……如此的种种情况，不请月嫂显然是不行的。
　　不但请了月嫂，第二个月的时候林为忠还请来了保姆。因为月嫂只管孩子的护理，不管做家务。而买菜做饭搞卫生，尤其是给婴儿洗尿布屎布等等脏活累活，仅靠林为忠一个人显然也是不行的。即便如此，忙于上班的林为忠每天人虽然在单位，心却时常牵挂着家里的妻儿，一旦下班就急匆匆赶到市场采购，回到家里又忙里忙外地干活。以至于他对同事自嘲说：“我家里请了一个半保姆。”那半个保姆，指的就是他自己。



补生孩子的代价到底有多大(1)

　　我大概是在2002年4月份、夏天到来之前采访到林为忠的。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向我引荐、帮助我联系到与林为忠见面机会的全国政协提案处的处长李蓉女士。由于工作关系，李蓉与林为忠认识并且还比较熟悉，而我与李蓉多年前住在北京三里屯的时候又曾经是邻居。
　　那一天，吃过午饭，我骑着车从自己单位所在的和平门来到位于西城区太平桥街的全国政协大楼，在李蓉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见到为了孩子而历尽坎坷和艰辛的林为忠。
　　时值中午的休息时间，灿烂的阳光透过窗户，将明媚的春光带到了屋里，让那间本已明亮的办公室蓬荜生辉，温暖舒适，春光融融。
　　这是一个皮肤白净的中年男子，宽厚的脸已不乏皱纹，却依然饱满且充满光泽，一看便知道是从事非体力劳动的、善于自我保养的都市一族。只是他茂密的头发上黑白相间的发丝，看上去很不协调，那已经不容易数清的白发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他人生路上那刚刚经历过的沧桑。
　　因为事先我已经将见面的意图传真，由李蓉女士转交给了他。所以没寒喧几句，我们就进入正题。他坐在沙发上，面对透窗而进的和暖阳光，眯眼蹙眉，用一种缓慢、低沉的音调，将我和在场的李蓉带回他刚刚走过的那些沧桑岁月。
　　他讲他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讲他如何在工作中与刘春华相识、相爱并顶着各方面的压力结为夫妻。他讲他的大儿子，讲他大儿子生前的学习、兴趣和爱好，描述大儿子生前的言谈举止和音容笑貌。接着，他按照我的询问，讲了他大儿子出车祸时的详情以及善后处理的详细过程。再接着，他又讲了他与妻子如何商定要生第二个孩子、这第二个孩子怀孕过程和生育过程以及生育之后所经历的种种艰辛……他讲这些的时候，情绪低落，表情凝重，而声音一直很低沉。他那白净宽厚的脸庞上，没有和风丽日，只有黑云压城般的那种沉郁，让人感觉人生的艰难与沉重。讲到伤心处，他停下来，竭力控制自己那已经哽噎的声音，待自己的情绪缓缓平静下来，再接着讲。
　　对于他重新得到的第二个儿子，我向他表示祝贺，并用我已经采访过的那些不幸家庭与其相比，告诉他：“相比之下，你和你妻子很幸运，因为虽然也历尽艰辛，但毕竟又有了自己的孩子。”
　　面对我的吉言，他说了声“谢谢”，却没有半点的喜形于色，相反是一声长长的叹息，那样子如同刚刚完成了马拉松式的一次长跑。
　　林为忠向我细数起他第二个孩子的成本：
　　“你看，从一开始怀他时一次次咨询、检查、调理，光到佑安门医院看专家，每次光挂号费就得一百元；吃中药，一礼拜开一次，再有别人介绍的名医、专家，也都去看过，去的这些医院都不是单位的合同医院，所有医药费都得自理，到底花了多少我都数不清了。而且与生第一个孩子比，现在的各种费用都比以前高得多，就说配方奶粉吧，我现在的这个孩子嗫不了母乳，只能给买配方奶粉。可配方奶粉价格又高，我还没敢买桶装进口的，只买国产袋装的，一袋也得二十八元，吃三天，每个月就得花个三百来块，还不算别的。
　　“我们俩的收入都不高。她现在所在单位是我们部机关直属的幼儿园，经济上属于独立核算单位，她又不上班，一个月也就能拿一千来块钱。我呢，在机关里搞技术，不当官，满打满算每月也就是两千多块钱。那天我算了一下：一代奶粉吃三天，每月就得三百来块；请一个保姆，管吃管住还得给她五百块，这些加起来就已经小一千元了。水电费也高，因为有孩子，我们用得比别人都多，物业对我们都有意见了，尤其是电用得多。我说是啊，我电热水器老得开着，因为孩子随时都得洗呀涮的；空调也老得开着，尤其是冬天没来暖气或暖气不足的时候。
　　“经济上的就不说了，重要的是我们俩都这么大年龄，养这么一个孩子，身体和精力远不如从前。现在的这种付出，这种代价，都是年轻时所不能比的。”
　　要不是第一个儿子出事，他们当然不会再有这种艰辛的付出——这一点，林为忠自己没说出来，我却立即意识到了。我知道他们现在的这种付出完全是出于一种无奈，而无奈的付出，其代价自然更高。
　　林为忠说：“好在我爱人现在的心情不错。但为了孩子，她确实又付出、牺牲得太多。她半年的产假眼看就要到了，我已经跟他们幼儿园的领导提出申请，要求让她提前退休，因为有了这个孩子，上班比在家里累，她是个工作很认真的人，可人在单位心在家里也干不了什么活。对于提前退休，她也能够接受，因为一切都为了孩子。我跟她说咱们的乖乖交给保姆不放心，因为孩子软颚裂，喂东西怕呛，要是呛到肺里容易得肺炎、发烧，所以得当心、精心点儿，我又比较忙，所以为了孩子得有一个人牺牲自己的事业。这些我爱人都明白，也能够接受。”
　　林为忠说他有一个同事因为孩子的腿要做手术，情绪低落，他就劝那位同事：“我的打击比你大得多，且不说我那个已经失去的大儿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小儿子乖乖身体也不好，五月份还得去阜外医院检查他的心脏到底什么时候做手术；另一个手术是软颚裂的修补，一两岁会说话前得把修补手术做了，否则将来影响发音；再一个手术就是眼睛的肌无力。所以，我起码得面临孩子的三次手术，三次签字。谁都知道手术不都是万无一失的，尤其是婴儿，麻醉有可能醒不过来，输血有可能感染。这些你都没办法，可你也只能相信医学，你将孩子交给医生，要是赶上有什么不测，手术失败了，也只能算你倒霉，这东西就是这样。可你不做手术，也不行。毕竟现在绝大多数夫妇只有一个孩子，你必须全力抚养他，因为你输不起、你别无选择。”



补生孩子的代价到底有多大(2)

　　林为忠说，他大儿子6岁的时候，他爱人曾跟他开玩笑：“咱们再要一个孩子吧？”他也笑着响应：“那是不是要个女孩呀？”爱人只是会心一笑，不再言语。虽然这只是夫妻间一次不经意的玩笑，却反映了夫妻俩当时的真实心态：儿子已经6岁，相隔6年，时间很合适，要能让生第二个孩子，那该有多好！现在想来，如果那时候生第二胎，他们现在也不至于碰上这么多问题、受这么多的累啊！但这只能是一种假设。虽然他们心里都想要，但毕竟政策不容许呀！
　　围绕只有一个孩子的问题，林为忠的话题很快落到当今都市人的生活压力上。
　　林为忠扳着手指，又列举起独生子女带来的诸多问题：
　　“因为只有一个孩子，你只能把所有希望、尤其是考上大学的希望全都寄托在自己这唯一的一个孩子身上。为什么大家打破头都想奔大学去呢？社会竞争逼的呀！平常我们都说农民最苦，没什么保障。其实城市里也一样，你说有什么保障？过去供应口粮，有各种定额的供应票，现在有啥？过去没考上大学也有出路，国家给安排工作，现在有吗？现在考不上大学几乎没有出路，因为招聘的工作多数都要求大学本科以上的文凭，逼得家长只能逼自己唯一的一个孩子上大学。所以从小学到中学，大学都不抢着上好学校，赞助费少则一两万元，多则八万十万。我儿子中考差两分可以上市重点，但儿子对我说‘爸，咱不花钱，咱上二类学校也行。我不会花这个钱的，考上什么上什么。’我儿子在小学一直是科代表，到初中时入团、当班干部。到高中也是班干部，是团支部书记，老师都很喜欢他。高一时他还交了入党申请书，参加过市里的团支部书记培训班。他属于比较懂事、心态比较正常的孩子。但有些孩子可不是这样，因为父母给他们的压力太大，可小孩压力越大，逆反心理就越强；他的成长没有宽松环境，就可能出现畸形，出现承受不了的心理变态、自杀或杀父母等等。过去有这种情况吗？没有。每对父母都有两三个孩子，将来孩子干什么、有没有出息，父母一般不急，豢养就行，他可以把尺子放宽，不会把所有精力、要求全放到一个孩子身上。东方不亮西方亮，反正几个孩子总会有一个两个能成气候。这种宽松的家庭教育环境，孩子反而学习更自觉。这让我受到启发，虽然只有一个孩子，我也不逼他，顺其自然。所以孩子的老师有时说我，说你这个家长真怪，你没有鼓励孩子做什么事都要拔尖！我说没有，我比较放任，他反而也比较自觉。以前我们俩天天督促他，后来老师叫家长签字，可他做没做完作业我都签。我对老师说我的孩子很诚实，做完没做完作业都给我说了。但做完没做完是他自己的事，我签字是因为他的诚实。老师说那你不检查他做得对不对？我说他抄我都不管，我就是这样惯着他。你没看现在的孩子报这个班那个班，大都是他们的家长逼的。开始时我也一样，我给他报了个英语班，可孩子喜欢的是数学，我就顺着他的兴趣，给他报了个奥林匹克数学班。孩子后来的学习很自觉，我们都用不着怎么操心。
　　“现在的孩子为什么早恋，许多人都说是因为现在的孩子早熟、从电视剧和电影里学的，可我不完全这么看。依我看，有一个原因一直被忽视，那就是现在的独生子女在家里压力大，与家长没有沟通甚至内心有对立，家里又没有其他兄弟姐妹，怎么办？他们只有到外面找同学，找朋友。因为年龄、心理相近，又有共同语言，孩子与孩子之间能得到最好的沟通，甚至能从异性朋友那里找到一点儿母爱或父爱，找到爱抚。你说他们懂什么恋爱？教育其实是个大工厂，它跟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都有关系。学历至上，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所以家长一味逼着孩子考大学，省吃俭用也要挤出钱来上高价学校。孩子在学校一切都是为了考试，为了升学，而家长也围着孩子的这一切转，千方百计地侍候他（她），长此以往，孩子将来到社会上的实际工作能力又如何呢？依我说，这也是只有一个孩子才会这样。
　　“独生子女还促进了高消费。举个例子，两个孩子时的消费、浪费程度反而不会那么大，如衣服，老大穿完可以老二穿；吃饭至多是添双筷添个碗，饭菜增加不了多少，孩子还不至于挑食。只有一个孩子，穿衣吃饭你可能都得惯着他，他的健康上你不敢有任何闪失，视若宝贝。我那孩子出事之后，影响可大了。我们住的那栋楼，所有孩子还有上学的家庭，家长都如临大敌，原本单独骑车上学的，家长再也不让了，再忙也要亲自接送孩子上学放学。这是没办法的事，谁还敢拿孩子的生命当儿戏啊？”
　　对于国家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林为忠表示支持和理解。但他又说：“应该适当放宽高素质的人的生育权。即使放宽，撑死了他也只生两个，多了养育不起，因为投资太多。可现在是倒着来，城市的控制死了，农村的许多地方却还是控制不住。我老家那边的农村，生得多的三四胎都有，超生怎么办呢？变通，民政部门办个手续，算你们抱养了一个孩子，给他们交点钱，其它关节都交点钱，最终都能办到户口。当地计划生育部门也愿意这么处理，因为这样做计划生育率并未超高，还能收到钱。所以我说，这样下去不行，应该严格限制农村非法生育，同时建议国家为了提高人口的总体素质，生一胎还是生二胎也来个优胜劣汰。”

 

谁能感知生命中真正的疼痛与危机(1)

　　林为忠与妻子痛失儿子，历尽艰辛又抢在妻子的生育年龄结束之前重新生下了自己的儿子，相比于我以前采访的不幸家庭，他们确实是幸运的。
　　但经历了太多艰难与磨难的林为忠，却并未在我的面前显露出丝毫的轻松，相反，此刻他在我面前显露出来的沉静与冷峻、伤感与无奈，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的沧桑与无助、生命的苍凉与悲壮……
　　林为忠向我讲述了痛失儿子之后，生活中和心灵深处那难以抚平的创伤。
　　他和妻子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他们在这个社会中都有各种同事、朋友、同学，更有带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和各种近亲远亲，每每与人家见面，对方出于关心和同情，都要询问几句安慰几句，每每却都会勾起他们的伤感、对那已经一去不返的好儿子的无限思念。
　　即使是夫妻俩单独相处的时候，那已经永远失去的儿子其实也仍然永久地装在他们的心上。逢年过节，他们忘不了他。他的生日，他们也无法忘记。随着时间的渐渐推移，同事也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一般都不会提林为忠那失去的儿子了，他们怕勾起林为忠的伤心……
　　林为忠接着向我讲起儿子后事的处理情况，声音仍然低沉、缓慢。
　　“孩子去世后，骨灰搁八宝山了。但有年限问题，只放三年，三年以后按要求必须找地方安放。我跟爱人商量以后怎么处理。我说现在咱们有乖乖，你要合力精心抚养他，不要再老去想大儿子。不是说咱们不在乎大儿子，绝不是，小宝是咱们永远美好的记忆，但现在先不要去想得太多，抚养乖乖要紧。每年清明节或节假日，咱们有时间去扫扫墓、看看他。我说我想他了，自己会抽时间去，跟他说……说点儿心理话……”说到这儿，林为忠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禁不住哽咽起来，泪水也夺眶而出。我的心也像被冷不丁撞了一下，只感觉内心酸溜溜的，有一股温热的东西在胸间涌动，我感觉自己的眼眶刹那间也温热了、潮湿了……
　　沉默。我将脸转向在一旁一直旁听的李蓉，发现这位全国政协提案处处长也正哽咽着，不时地用手抹着眼泪。
　　林为忠此时掏出手绢，擦着泪。自打我对他的采访开始，他一直竭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而现在，他内心深处情感的波涛显然已经难以抑制。
　　时间大约是过了几分钟——不，也许已经过去了几年——林为忠的情感恢复了平静。他清了清嗓子，眨了眨眼睛，说了声“对不起”，用喑哑低沉的声音，断断续续地继续讲：
　　“……男同志啊，有时有话，压在心底里太长了，也不行。有时礼拜六，我一个人外出，对我爱人撒个谎，说是单位加班，出了家门却独自坐车去八宝山看小宝……”他又哽咽起来，讲不下去。待强制自己平静下来，才继续说，“所以呢，我说我们现在身体还行，每年都还能抽出时间去看他，想看就去看，一般是他的生日、清明啊或是天气好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去得比较多，第二年少些。她去的时候我也去，我一个人去的时候她不知道，到现在也不知道。我不让她知道，是希望她身体好，不分心，全力抚养乖乖。……我也知道她爱我，喜欢我。我的目的是倾心照顾她，让她精神愉快，其他的事，我自己承受。开始处理车祸时，我也是这样。包括法医鉴定完了，给孩子整整容，我都没沾边，全权委托我哥和我妹妹。我陪着我爱人，没让她去，坚决不让她去——为什么？我说咱们把宝宝美好的印象留在脑海……所以，儿子至今在我的脑子里就是他那天早上离家前同我打招呼的那个形象，留在我爱人脑海中的则是那天早上离家上学的形象……”
　　对于儿子骨灰的安放，林为忠也经历了艰难的选择和情感的折磨。
　　夫妻俩每次去八宝山看望儿子，都得尽可能不让双方的老人知道，否则老人会触景伤情，毕竟是白发人记挂早逝的黑发人，想起来都会令人伤心、唏嘘感慨啊！不仅如此，每次看望儿子之前，夫妻俩都一无例外地要到专门卖祭品的商店去买些祭品，每一次，卖主都要一无例外地热情推荐：“去看老人，买些寿桃吧！”这种招徕，虽是无意，却字字如针，针针扎在林为忠和刘春华夫妻的心上，令他们阵阵颤痛，令他们伤心难抑。每次如是，让他们疼痛不已，伤心不已。他们被迫无奈，开始考虑儿子骨灰到底该怎么安放，毕竟按照惯例，八宝山只能给存放三年。
　　夫妻俩考虑再三，觉得最佳的方式还是撒海。至于撒海怎么办理，林为忠都打听好了：目前北京市每年春、秋各有一次，费用是每去1人380元。
　　为什么要选择撒海的方式呢？
　　林为忠说：“这样以后我们在家里悼念他就可以了，这跟到具体的某一个地方去悼念不一样。比如我母亲，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去一次，但那是老人，心情不一样；虽然儿子也是亲人，但那种悲痛不一样，那种悲痛让你有些受不了，因为毕竟是非正常死亡。而且，随着我岁数的逐年增加，加上我本身的心脏病，我也越来越有些受不了。每去一次回来，我的心脏，我的心情，我的体力，都得缓和好几天才能恢复。每次去，我想得都很多，包括我自身的生命……”他的伤心又一次阻止他说下去。但看得出，他在考虑自己一旦不在人世、包括他的妻子百年之后，到那时候，如果儿子还是安放在固定的某一个地方，还会有谁再去看望他呢？儿子毕竟没有后续的生命啊……想到这里，我的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凄风苦雨、孤冢枯树的惨景，一种生命的无助和悲怆感瞬间攫住我的心头。



谁能感知生命中真正的疼痛与危机(2)

　　是的，生活是那么的美好。而在追求美好的过程中，每一个生命又是那样一无例外地充满了艰辛与磨难。尤其是面对疾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之时，生命是那样地渺小、那样地孤立无助。
　　但经历了诸多磨难的林为忠，此刻在我的面前似乎已经少了一些悲伤，多了几分沧桑与从容。面对生活和磨难，他感慨道：“我之所以同意接受你的采访，是希望这事对你写作有
用，能为你提供一点素材。我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心理历程，我经历过磨难，我希望我的处理方式能给别人带来一些启发、警示或者帮助。说实在的，人都是高级动物，许多东西都是后天学的，包括遇到打击之后，你应对打击的方法。不同的人采取的方法不同，各有利弊。还有，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也不一样，如何对待打击，采取的方式当然也不一样。旧的困难克服了，新的问题可能又来了。只有生命终结了，你闭上眼睛了，你才会有安稳的时候。只要你活一天，几乎任何一天都会有新的事来打扰你……”
　　我发现林为忠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心情已经趋于平静，脸上真的是饱经沧桑之后的那种从容。他甚至还告诉我：“我不希望将我的经历写得那么悲伤，相反，我希望人们通过我的经过，能从容地面对生活和生命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磨难，要多几分信心，多几分坚强。”
　　这当然是林为忠对世人的美好愿望和善良之言。
　　但世间的许多事情，毕竟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尤其是面对灾难，生命中的危机、脆弱和疼痛，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坚强、从容地应对与承受呢？
　　我再一次审视眼前这位从磨难中走过来的、如今已满头白发的中年男子。
　　林为忠说，自己现在的满头白发，大都是孩子出事之后出现的。这些白发，似乎是在刻意记载刚刚经历过的那些磨难。他自我总结、同时又感慨道：“唉，人这一生啊，坎坷真是太多了！有时你真的是感觉自己快过不去（这道坎）了。生活往往是那样地无助，别人只能从侧面帮一点儿，但主要的你只能靠自己解决。”
　　我又一次安慰他：“你是不幸中的幸运者，我采访过的家庭中有的与你们夫妻俩的年龄相当，痛失孩子之后，他们也渴望能重新生一个孩子，遗憾的是已经生不了孩子。”
　　林为忠说：“这事只能顺其自然。我跟爱人说过，实在咱们要生不了，就想办法搞个试管婴儿，费用当然很高，得两万八千元。不管是试管婴儿还是用药物调理之后正常的生育，都应该有各种思想准备，就像我现在的这个孩子，出现这些问题以前完全没有想到。所以，孩子刚怀上时，我就考虑出生时要留脐带血，以备将来孩子万一身体不好时所需，孩子将来要没有什么事，脐带血也可以贡献。比如患白血病，治疗的最好办法是干细胞移植，而非血缘关系干细胞的合适配型机率只有十万分之一。脐带血中含有大量的干细胞，我的理解是留脐带血等于留了另一把生命的钥匙。这样生命就有了两把钥匙，万一其中的一把丢了，另一把还可以用上，生命还可以继续。留脐带血时，我找的是人民医院，他们在亦庄有一个内部血库。因为我爱人身体弱，只留了七十毫升，正常应该是留一百至一百二十毫升，检查合格才能留，每年需要给医院缴纳五百元的脐带血保存费。在我留脐带血之前，有人劝我说给孩子买保险，我说保险除了经济上的补偿外，其他无济于事。”
　　林为忠能留住孩子的脐带血，这让我感到很惊讶，觉得他很敏感、思想很超前。因为那一阵子，我刚刚组织了一篇关于这方面的报告文学，题为《中国呼唤建立大规模的生命银行——一个为挽救千百万鲜活性命的艰难传奇》，讲的是中国目前千百万白血病患者由于国内干细胞严重匮缺所面临的治疗危机，呼唤中国建立大规模的干细胞血库。这篇报告文学，我正打算在我主编的《北京文学》杂志2002年第6期上发表。由于组织这篇报告文学，我对干细胞和脐带血的重要性刚刚有了了解，而孩子出生时在医院的帮助下贮存脐带血，这种意识在全国来说还是很超前的，有这种意识的人在全国也还很少很少。林为忠有这种超前的意识，非常之好，但很显然，他的这种意识是在他痛失孩子之后才有的，他已经深刻体会到生命的脆弱和随时深藏着的巨大危机。而为了应对这种危机，他先于常人捕捉到了应对危机的方法，在了解了这方面的知识之后，果断留下了新生儿的脐带血——尽管保存脐带血每年要付出500元的费用，但我认为非常值得，我为他的这明智决策感到欣慰……
　　然而，对于中国目前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在他们的生命和生活没有遭受病魔和天灾人祸的侵袭的时候，在他们仍然尽情地、毫无危机感地享受着健康和平安带来的快乐时，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真正地居安思危？又有多少人会懂得在自己的孩子出生之时千方百计地留下生命的另一把钥匙？
　　没有。生活的绝大多数人在平安和健康的时候，是很难有这种超前的防患意识的。而只有在经历病魔或灾难之后，他们才可能忽然醒悟，并竭尽全力地亡羊补牢。
　　然而，世间的许多事情，偏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亡羊”之后也并非都可以“补牢”，比如生命的毁灭。

 

谁能感知生命中真正的疼痛与危机(3)

　　而像我等已身为人父或身为人母之辈，在按政策规定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没有经历生命的磨难但已经从别人那里知道保存孩子的脐带血、留下生命的另一把钥匙的重要性时，却已经失去机会了——这对于我们来说真是异常残酷！然而，我们除了徒叹无奈，除了感叹生不逢时，我们还能做何选择呢？唯一的选择，恐怕只能祈求上苍的保佑，让我们这些无辜的生命多一些平安、再多一些平安吧！除此之外，我们几乎孤立无助，我们真的别无选择！
　 对于我面前不幸之中又比较幸运的林为忠，我依然要发自内心地为他、他的妻子、他的新生儿李冬冉致以深深的祝福。我对他说：“你能够走到今天，真的很不容易，我发自内心地保佑你和你的家人，从此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林为忠打断我的话说：“谢谢你，这都只是吉利话。其实，生命中的状态与祸福，绝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对于命运，我迷信，但也不迷信。怎么说呢？我十几年前出差去无锡，对方单位是搞半导体的，他们的一个总工程师负责接待我。这位总工认得一个算命先生，闲谈中，他让那位算命先生给我算了一卦。那位算命先生说我这一生有几个坎，现在回过头来看，他说得有些对。他说我生命中有三个孩子，没有女孩，寿命活不过七十八岁，这当然还难以完全证实。但另一些地方他说对了：比如他说我三十二岁时要失去一个亲人，而我的确失去了母亲；再后面是我孩子，但我绝没有想到失去的是他——我那都已经十六岁的儿子；再后来我又失去了岳父……”
　　人在遭受失意和挫折的时候，往往会或多或少地追溯到命、相信命甚至认命，看得出，经历过磨难的林为忠此时也有些相信命了。只不过，他是用经历和已经发生的事实来印证那位算命先生的推断。
　　痛失外孙的打击，夺走了姥爷的生命，剩下姥姥孤身一人，今年已经83岁的高龄了，现在不得已与一位远房外甥一块生活、让他帮助照应，以保证老人正常的饮食起居。林为忠说：“我们也常常去看他，有时老人也过来。自从有了乖乖，双方老人心情也都好多了，毕竟生命中又有了新的希望。但现在我们活得累啊，自从新的孩子降生，我们在孩子身上的劳累又得开始一个新的轮回。所以，现在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看得非常重要，不为别的，主要是为抚养孩子。要是小宝（指已经失去有大儿子）在，我即使倒下了也有人接班。所以我有时候跟我爱人说，咱们要都走了，那天可都就塌下了！为什么？我说，如果我走了，你孤儿寡母；如果是你走了，我一个人带孩子也承受不了。所以，为了乖乖，我们俩要相依为命……”看得出来，林为忠现在生命的危机感很强，而且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心灵深处。尽管重新获得了孩子，却时刻关心着孩子和家庭的安危和未来。
　　我关切地问：“你的心脏现在怎么样？”
　　林为忠抿了抿嘴，摇了摇头：“嗨，维持。心脏手术，我小的时候，成功率是十分之三，中国外国都一样。现在的成功率比以前高，但我也没有做，主要是考虑做完手术，自己的日常生活能不能适应？这一关你也得过。但没做手术，将来可能心衰，现在只能是自己多注意一些。”
　　“好在你现在的心态调整得不错。”
　　“我必须这样。我跟我爱人说，事情发生了，你自己难受，亲人更替你难受，而周围的人是麻木的——开始发生的时候，人家可能有同情心，可你自己老是悲悲戚戚的提不起精神来，人家也就麻木了。”
　　说到那些痛失独生子女的父母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有着相同遭遇和切肤之痛的林为忠提出了令人值得注意的设想。他说：“对于此类家庭，我个人觉得应该由政府出面，成立一个基金会，以救济、扶助、抚慰痛失唯一一个孩子之后，其父母所面临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困境。因为这些父母响应国家‘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做出了牺牲，国家应该对其造成的损失负责任，毕竟只生一个孩子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愿。”
　　我问：“你的大儿子出事之后，责任方赔偿了多少？处理后事又花了多少？”
　　林为忠说：“交通大队最后判赔八万块钱，这笔钱是按高险种判赔的受害者的赔偿金。出交通事故后事处理费用，受害方按规定国家也给八百块钱。但这点钱怎么够啊？我买个骨灰盒就得一千二百块钱，还牵涉了那么多精力，光处理后事前后就花了二十多天。法医鉴定时，停尸每天费用就得八九十块钱；孩子整容是五千多块……等等，花费不少。当然，这些费用都是对方单位支付的，共花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他们用支票结的账。但我也原谅了对方，没让交通队给对方单位挂交通严重违规的牌。”
　　林为忠说的这些，当然只是经济方面的。实际上，类似他这样痛失爱子的父母，精神上造成的损失与创伤到底有多大？当然是难以估量的。何况对于痛失唯一的一个孩子之后，从此断子绝孙，风烛残年之时却无子女赡养、甚至没有子女看望的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所有困境，与独生子女政策不无关系。所以，林为忠关于国家和政府需要救济、扶助、抚慰这一类家庭的父母的建议，显然也不是过分的要求，而有其合理的成分。



原转帖作者的题后记

独生子女政策——我拿什么爱你？——

声援水寒先生《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对话》和杨晓升先生《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
现在的各种事故是越来越多了，就在去年12月29日早晨，我内弟的爱人出了车祸，2005年1月6日，在脑死亡8天之后，医生宣告她彻底死亡。我只是一个普通百姓，仔细回想过去，发现各种事故甚至死亡事故离自己是如此之近，让我颤栗，让我为我的亲人、朋友担忧，更让我对独生子女的安全感到担忧。
下面是本人身边出现的的一些意外伤害及死亡事故：
1、2004年年初，本单位某科长出车祸被撞身亡
2、2004年11月底，本人熟悉的一位女老板之女婿出车祸被撞身亡（此人新婚不到一年）
3、某年某月某日（具体时间忘了），我爱人的同事的老伴，都办了退休手续了，该安度晚年了，一天中午去钓鱼途中被大卡车当场轧死；
4、2003年，我爱人的一个年轻同事周末回家途中乘座的小公共翻车，两小腿粉碎性骨折，她很“幸运”，因为同车上有3人死亡。
5、2003年，我爱人老姑的婆婆出车祸，伤情不太清楚（好像是骨折）
6、前两年左右，我的一个赵姓同事的爱人出车祸受轻伤（好像也是骨折了）
7、大概三、四年前，我的一个堂兄开摩托被一辆农用车撞死，撇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8、大概六、七年前，我的一个堂姐的儿子被汽车轧死；
9、前四、五年前吧，和我岳父同住一个楼门的某邻居的爱人病故，他再婚。女方的丈夫是出车祸而亡的；
10、前五、六年，本单位一司务长开摩托被撞身亡
11、我和我爱人谈恋爱时，（大概十年前）她曾被一辆摩托车撞过，受轻伤（皮肉伤外带骨盆有轻微裂痕）
12、我妈在娘家有一比较近的女亲戚，我管她叫姨姥姥(她辈大)，后来我妈给她说媒到了京郊某村，我这位姨姥姥丈夫的哥哥一次干完农活后，到机井边喝水，因机井跑电被当场电死。这事得有十多年了。
13、我单位某领导50多岁（相当于局级），他本有一对双胞胎，一男一女，男孩十多岁时溺水身亡，后这位领导极信风水。
14、九几年（具体哪年忘了），某士官家属带着孩子到我部探亲，喝杯茶的功夫，孩子在百十米外的一鱼塘掉下淹死了。
15、我岳母所住的楼的前边一栋楼上有家住户，男的钓鱼时鱼线甩到高压线上被当场电死，死时40多岁。
16、还是我岳母家，出门就是马路，往东走十几米就是一公共厕所。每天下午四点多钟有几个环卫工人打扫这片卫生，干完活之后把工具放在厕所边上一库房内。一天，两个环卫工人正在路边打扫卫生，突然一辆车竞直朝她俩撞去，一死一伤。后来听说司机是酒后驾车失控。
17、本人在现在住的房子之前还在另外一栋楼住过一年，一天晚上下班回来才知道那天早上，楼下看自行车棚的一对年轻夫妇双双煤气中毒死了，撇下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时间大概是2002年11、12月的样子。
18、我家往西一百米有一十字路口，此路口往东一百米和往北两百米这两段路每段路平均每月发生大小车辆事故两、三起。去年（具体时间忘了）一天凌晨，此路口往北二十米发生重大车祸，死了五六个人。现在地面还有油污和深沟。此消息网上可查，发生在北京顺义。
………

 

我不知道是不是碰巧这些天灾人祸都让我赶上了，还是各种意外事故发生的太多了。我是一个对生活乐观的人，但我同时事事也特别谨慎。我写这篇文章就是想表达对独生子女安全的担忧，还有更多的事故、更多的统计数字我没有提到，因为怕爱人看见说我有毛病，我是偷偷写这篇文章的。
一直以来，决策者们总是强调计划生育好，在实践中这个政策变成了“只生一个好”，看看我这样一个普通百姓身边发生的惨痛事故吧，也请你好好想想你身边有没有亲人、朋友被意外事故剥夺生命？
可喜的是，一些有良知、有责任感的学者站出来了，反对计划生育政策，像中山水寒先生，何亚福先生。杨晓升先生写了《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一书（现在该书市面上你买不到）。希望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大。
上面我列举的事例中，有的家庭并不是独生子女，但摊在独生子女家庭上怎么办？谁能抚平他们永远的心痛？计划生育政策的种种好处在独生子女的意外伤害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又有谁能告诉你它的坏处？上天并不会因为你只有一棵独苗而特别照顾你！因为太不吉利，通常人们对自己子女的意外伤害、死亡这样的事不愿想，不敢想；通常，人们认为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可能性大，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小；即使身边发生过这样的事，随着时间久远，人们也会随着记忆的淡忘而觉得再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人们总希望好事伴着自己，比如买彩票中奖，死人这样的坏事离自己远远的。你买彩票、商场抓奖券、刮发票中过奖吗？我有足够的数字告诉你死神逼近你的可能性比你中奖的机会高得多！
更可怕的是，各种各样的伤害和死亡事件发生的能性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来自于公安部交通交通管理中心预防事故宣传海报上数字说：2004上半年，全国共发生交通事故25.46万起，死亡4.95万人，伤21.16万人，损失13.14亿元，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交通事故34起，死488人，伤590人；2003年全国共发生车辆事故66.75万起，死亡10.4万人，伤49.4万人，损失33.69亿元 。
刚刚得到2004年全年的各类事故数字：全年共发生交通事故51.8万起，死亡10.7万，死亡人数较上一年增加1875人，全国发生民航事故4起，死亡61人；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80.3万起，死亡13.7万人。

 

转贴：北京娱乐信报对杨晓升先生的采访：最难忘记父母撕心裂肺的痛
([url]http://www.zmw.cn/bbs/dispbbs.asp?boardid=4&id=10903[/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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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伊人
-- 发布时间：2004-8-2 10:17:11

-- 杨晓升：最难忘记父母撕心裂肺的痛

??“每天，有一个班的孩子因为意外伤害而死亡。１００多万个家庭失去了自己惟一的孩子。中国孩子的意外伤害比西方高出３～１１倍。”《北京文学》执行主编杨晓升历时数年采写的这部《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上月面市，引起了人们对独生子女及意外伤害两个概念的再度关注与思考。

 

??写作动因

??看到接二连三的独生子女夭折

??记者：您是报告文学作家，《只有一个孩子》写的是当今我国独生子女意外死亡的案例，怎么想到要写这本书的？

??杨晓升：这应该是我的职业习惯、工作经历和社会责任感使然。以前我在《中国青年》杂志做记者、编辑，一直关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写了相当数量的报告文学。写这本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热爱促使我对独生子女意外伤害问题的关注。我尤其喜欢孩子，每每见到那些憨态可掬或天真无邪的孩子，总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频频注目，胸中无限温柔地涌动着喜爱之情。

??现在大家都处于一种和平环境中安居乐业的状态，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电视屏幕上，我们天天可以看到幸福的三口之家，那种温馨让人如沐春风。但是，搞文学的人习惯联想、甚至是胡思乱想，我常常想，这种幸福生活一旦被打破，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从力学原理上讲，三线三点所构成的几何结构由于三点的互相支撑成为一种最稳固、最稳定的结构。但这也是最脆弱、最不牢固的结构，因为一旦失去其中一点，这个结构的稳定性便不复存在。

??事实上，我这种联想绝非空穴来风。当我接二连三地从报纸、电视等媒体上看到某某城市某某三口之家的独生子女不幸夭折的消息时，便不寒而栗，内心深处随之感觉到难以名状的痛楚与同情。这又进一步促使我下决心一定要关注这个群体。

??尤其是当我一次次看到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一系列与此问题有关的数字之后，我甚至觉得，我根本就不是在关注一种现象，而是置身其中在关注包含自己在内的生命的痛。

??每天有一个班的孩子因为意外伤害而死亡。１００多万个家庭失去了自己惟一的孩子。中国孩子的意外伤害比西方高出３～１１倍。

??这些数字我看到之后，就像是拿烙铁烙在了我的脑子里面，挥之不去，抠也抠不出来，我被这几个数字折磨得彻夜难眠，我觉得，独生子女意外伤害这样一个普遍存在但远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社会重大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全国近一亿个独生子女家庭的生活。

??记者：写作与采访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杨晓升：首先是非常艰难，情感的艰难。写完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我自己仿佛步履艰难地进行完了一次空前绝后的长跑。之所以说异常艰难，是因为题材本身的特殊性，我面对的采访对象是众多遭受到不幸的独生子女家庭。这本书中所采写的６个独生子女家庭，其中有３个孩子遭遇车祸，１个孩子遭遇疾病，１个孩子是煤气中毒致死的，还有１个女孩惨遭凶手杀害。这些原本健康活泼、充满生命活力和人生希望的“独苗”的意外夭折，已经异常残酷地在其父母心灵深处造成了永远无法医治的创伤，那伤口每天都在隐隐作痛、汩汩淌血，如今你却还不得不去揭它、碰它，这简直近乎残忍——我到底忍不忍心、该不该去揭它、碰它？

??就在我左右为难并时常为此苦恼的同时，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不断地在召唤、催促着我，日渐强烈，后来，我不得不屈服于这股力量。因为我已经渐渐意识到，就这次我揭开的是少数几个不幸的独生子女家庭的伤疤，即将被关注和疗救的却是更多经历不幸或尚未遭遇不幸、但随时可能遭遇不幸的独生子女家庭。面对业已发生并随时可能威胁更多家庭乃至中华民族的潜在灾难，逃避或视而不见只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酿成更普遍、更严重的后果。我甚至于觉得，我如果不去触及这个题材，我将会遗恨终生。如那永远失去独生的爱子或爱女、自身却已经丧失再育能力的夫妇那样，那种损失和创痛只会刻骨铭心，却永远无法弥补。

??之所以说这次长跑异常艰难，还在于我身负公务，工作异常忙碌。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采写，我基本上只能利用周末或节假日的时间。因而，这部作品完成的时间一拖再拖，比原计划至少多拖了一年时间。如今，这部作品在长时间断断续续的写作中总算完成，但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并未完全放下来。

 

? 采访过程

??面对被采访者声嘶力竭的哭喊常常手足无措

??记者：印象最深的采访是哪次？为什么？

??杨晓升：可以说每次都刻骨铭心。时常是，我的采访刚刚开了个头就没有了下文，面对的是被采访者声嘶力竭的哭喊，我常常手足无措。相比而言，印象最深的是采访马旻的家庭，她奶奶面对我的采访悲痛难抑，那种撕心裂肺、痛不欲生、一问三泣的情景，让我终生难忘。也难怪，作为他们马家的惟一希望，马旻这个相貌俊秀学习优异的少女的夭折，其损失对于他们来说是毁灭性的，马旻奶奶那种孤苦无助的绝望的眼神，至今仍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相信每位有良知的、真正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面对这样的情景都不会无动于衷。

??记者：我国儿童意外伤害死亡率为发达国家的３－１１倍，如此之高您认为是为什么？

??杨晓升：管理水平、文明程度、对意外伤害的防患意识等等，应该说是一个综合因素。就说车祸吧，现在中国城市交通秩序的混乱是众所周知的，进入新世纪，我国每年因车祸死亡的人数已经连续３年突破１０万人大关，１０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一年消失一个小城镇，一月被吃掉一个近万人的军团，一天从天上掉下来一架载有３００人的大型客机。如果以每一位死者直系亲属３人计，一年中有３０万个家庭遭到家破人亡的灭顶之灾，一年经济损失高达３３亿之多！原因是什么？就是管理水平、文明程度和对外伤害防患意识等方面的综合结果。

??记者：每天有一个班的未成年学生意外死亡，这个数字是怎么得来的？

??杨晓升：２０００年有关专家在媒体谈及儿童意外伤害时公开的数字。去年底和今年初众多媒体在儿童意外伤害的新闻报道中也提到全国每天有４０－５０名学生因意外伤害而死亡。

??记者：中国独生子女在许多家庭备受宠爱，曾被人称为“小皇帝”，这种宠爱与如此之高的意外死亡率为何不相符？

??杨晓升：这是一对矛盾。越是宠爱，孩子的生存能力就越低。比如孩子上学吧，家长不放心，所以送孩子、甚至开车送孩子，但这样一来孩子连怎么坐公共汽车都不会，依赖感越来越强；家长放手让孩子自己上学吧，安全隐患又多，万一出事怎么办？想从小接受生存锻炼，风险太大；不从小接受生存锻炼，长大了生存能力偏低又容易出事。

 

??写作目的

??希望遭受意外的独生子女家庭受到更多重视

??记者：这一悲情报告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质疑吗？

??杨晓升：这绝对是误解。我在全书中一直强调计划生育作为国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果没有二十多年的计划生育，中国人口膨胀所带来的后果难以想像。在这本书中，我只是对独生子女家庭的现状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做客观、阶段性的描述与揭示，尤其是希望遭受意外伤害的独生子女家庭能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希望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今后更加科学更加完善。

??记者：“只有一个孩子”除了经不起意外死亡外，最大的弊端是什么？

??杨晓升：独生子女家庭由于大都在城市，与农村比经济相对宽裕，这样的家庭有可能为孩子提供较好的生活、学习条件，即使经济相对较差，家长也会竭尽全力。但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独一无二，若教育不得法，容易出现心理偏差，这些心理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只有一个孩子容易使父母和祖辈对其溺爱娇宠，使孩子变得自私，凡事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从不知为别人着想。

??其二，只有一个孩子，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对孩子这根“独苗”百般袒护，从而使孩子在家庭这个最早加入的社会结构中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只习惯于别人对其服务和侍候，孩子难以养成尊重长辈、遵守纪律的自觉性，而是任性骄横，家庭成员关系颠倒，走向外部社会也不懂得尊重别人。

??其三，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孩子在家庭里很孤独，因为没有兄弟姐妹为伴，既缺少与小伙伴一起游戏的集体活动，童趣受到天生的扼杀、个性中不易养成与人协同合作精神，又缺少竞争性，所以社会适应能力差，容易形成孤僻、缺少热情的个性倾向。

??其四，只有一个孩子，使得孩子在家里许多本应自理的工作往往由其父母代劳，久而久之容易形成依赖性，自主精神和自主能力都差，也缺少劳动自觉性。

??其五，只有一个孩子，使得家长更急切望子成龙盼女成凤。他们竭尽全力为孩子请家庭教师，买钢琴，成天逼孩子认字、作文、弹琴、习画、学外语，没完没了。孩子缺乏应有的玩耍和游戏时间，天性严重压抑，会产生厌学情绪甚至在心理上仇视父母对抗父母，难与父母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