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回忆饥荒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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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时代

　　写近乎自传体小说《青春之歌》的杨沫在书中把前恋人的原型、张中行教授贬损的不善，杨沫与后来男人的儿子也出书、把自己那‘进步’的亲妈饿着儿子，老两口儿躲在屋内大嚼‘特供’食品的丑态，鞭挞得体无完肤。这就是‘一还一报’。不革命的张中行老先生虽然无奈地与一不革命、没文化的贤惠女人另组了家庭，但对伤害过他的革命女作家一辈子也不能释怀，甚至拒绝出席杨沫的追悼会。这本是革命者的家事，但这里提到一种现象，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特供。

　　董寿平是个画家，曾在荣宝斋混过事由儿。他的画好，画的竹子尤其好，有文同，柯九思的神韵。这样的能人又在荣宝斋管事儿，结交或来往的就不是凡人。比如福建人邓拓，他有文化、在北京当副市长。在拿枪杆子起家的革命干部里，他算文雅的。文革刚一开始，受冲击的三家村老大也是他，所以他就仰药自杀了，享年54岁。但邓拓又怕落个‘自绝于人民’的罪名、连累老婆孩子，遗书里称自己是‘病死’的。这在逻辑上似乎有点儿那个。而董寿平1904生，活到1997年，如果我没算错，应该是享年93岁。算个有福气的老头儿。他是山西洪洞人，京剧《苏三起解》，煤窑垮坝，都发生在洪洞。但董寿平却没经过牢狱之灾，也没挖过煤。他是清代二品官董文涣之孙，家里有势力；先世为盐商，祖上又有钱。分家时遗留给他和弟弟的房屋，比著名的乔家大院都多，有五百多间。董寿平老先生说：“我一辈子不想占便宜，不害人。我能活到九十多岁，是因为我不恋物，所以才能没有害。我这人一不惹祸，二可以避祸，主要是能避祸。什么物也没有看成是我的，只有字画书籍，我看作是我的，这是古人的东西，传世的东西，不一定是我要的。只要能在世上传就行了。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要归我呢？我的岁月是有限的，传给子孙，可能吗？佛家的话是：财物，死了以后，天一份，地一份，水火盗贼一份，不肖子孙一份，临到我个人今天有的只算五分之一，那五分之四随时在那儿放着呢”。

　　扯了半天，还得回到‘特供’的话题。三年困难时期，大锅饭使农民丧失种地的心气儿，脸面使领袖非要提前还清外债，世界革命中心的使命感让国家把救命的粮食支援了亚非拉......许多地方饿死了人，这事儿现在的左派们都不信，我经历过那个饿死穷人的年代，我虽没被饿死，但五十岁之前，一直是形销骨立，身板儿没缓过来。吃不饱的那几年，邓拓认为应该在干部和民众中提倡读书，使人们振奋精神，增强战胜困难的决心。这类似‘画饼充饥’的高招儿只对屁民们实行，当公仆的则用特供来解决。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眼见着原先挺精干的革命群众一个个‘胖’起来，肉皮儿一摁一坑儿，大夫说这叫‘浮肿病’，是饿的。实在扛不住的革命群众，找大夫开证明也能买点儿黄豆什么的，反正饿不死就算你命大，穷人能有什么法子。没饿死的，读了邓拓推荐的革命书籍，把仇恨都归罪于美帝、苏修、国民党反动派，被饿得直冒金星的大眼珠子里，有时也会迸发出解放全人类的火花......

　　党和国家为了不饿死革命群众之外的公仆，对中高级干部（军官）和社会名流实行发本优惠供应的办法。党政十三级、文艺七级以上是每月供应两条烟、二斤肉、二斤黄豆、二斤白糖（董在这个范围）；十级以上供中华烟，人称‘中华烟干部’；十一至十三级供凤凰、牡丹烟，人称‘凤凰、牡丹烟干部’；十四级以下就没好烟和肉了，人称‘糖豆干部’，是最低的。董有本子，有时能买一条凤凰烟、一条中华烟，再不济，也是革命群众抽不起的前门烟。如果买排骨，一斤肉的定额能买三斤排骨。而更高级的干部，则可以到百货大楼四楼挑选进口的奢侈品，也可以去东华门34号，或红都服装店随便挑商品，甚至可以带人到饭店用一折的特供价买饭菜。大公仆去跳舞作乐、胡吃海塞的地方，革命群众进不去，当然也不知道。这就是当年锦衣玉食的打黑英雄，如今穷粉丝甚多的原因。没互联网的年头，话匣子在谁手里，谁就是真理。

　　那时北京的市长、副市长也和现在一样，是人民公仆。品尝大饭店的美食成了它们经常的工作。即使这样，它们也交钱。比如一道菜卖老百姓就十块，跟大公仆去吃，就是一块。那时邓拓当北京的副市长，爱倒腾字画，他每星期都去荣宝斋。一般都是董寿平亲自应酬，把经他手买的书画拿出来让邓副市长看。以前，董壽平看了些邓拓的文章，认为其人有聪明而无实学。邓拓写的《燕山夜话》大多是从《古今图书集成》上抄录的，抓一条抄三句两句，再点缀几下，就是一篇文章。（注：我是用百度搜，攒出来的博文）毕竟没看过《古今图书集成》的土老帽儿多了去了，他们一看在《北京晚报》连载的通俗豆腐块文章《燕山夜话》，就以为邓拓是个大才子，佩服得五体投地，犹如今天假充斯文的主儿爱看《百家讲坛》。董壽平对大领导则不亢不卑，有古人之风。有句话怎么说？对了，是借花献佛。邓拓对荣宝斋的几个头头和随行的名画家很体贴，到中午的饭点儿，邓拓就说：“走，咱们一齐到西单鸿宾楼吃饭去！”荣宝斋离那儿很近。起初，董也跟着吃了两回。去了能吃好的，那可是一般干部都吃不上的，更甭提革命群众了。要知道：在一九六零到六三年间，一般人连不要票儿的猪肉也买不到，白菜头、带鱼刺、野菜树皮都成了美味。进饭馆尤其是鸿宾楼那样的大馆子，还不用花钱，那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

　　吃了两回以后，董寿平一想：“这不对。将来必然有变，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吃。凡遇事情，能占便宜的总要吃亏。占小便宜吃大亏。而且，邓拓这人聪明有余，而锋芒太露，恐怕将来有问题。如果一旦有了问题，该怎么办呢？”打定主意之后，在以后的一两年时间，邓拓去了，董还得应酬，照样谈笑，拿出东西让邓拓来挑。快到吃饭时间了，董就赶快出来，坐公共汽车溜回家吃他的棒子面去了。他觉得，回家里吃窝窝头，将来安定。所以文化大革命董也没吃邓拓的亏。有位画家黄胄老跟着邓拓，就吃了特供的亏。我家楼下就是黄胄艺术小学，黄胄这个人其实也算很执着的好人。就是邓拓，除了爱带人搓特权饭，也捐过不少文物。特供或特权，既害人又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