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身份之謎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乌龙”史———
在任何一本辞典或党史资料中，都不难找到关于李德的条目；
在任何一个有关李德的条目中，几乎都毋庸置疑地表明了他曾经的身份；“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
这位大名鼎鼎的军事顾问，曾经一度是中国工农红军最高指挥者，由于他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几遭灭顶之灾……
李德从何处来？他真是来自共产国际么？他真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
金一南教授在《苦难辉煌》一书中，详尽地揭示了李德的真实身份———一段充满巧合与戏剧性的“乌龙”史———一些小小的误会，改变了多少人的生死命运？一桩不起眼的偶然事件，掀起了时代多大的滔天巨浪？
仅仅为了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就用掉中国共产党人半个多世纪时间……

李德
（1900～1974），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奥地利人。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1974年8月15日卒于柏林。原名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
———《中共党史辞典》


01 第五次反“围剿”当天，他来到苏区
针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是蒋介石准备最充分的一次“围剿”。
他调集100万军队，几乎是倾全国之兵。其中用于中央苏区50万。各地除留守部队外，凡能机动的部队都调来了，嫡系部队更是倾巢而出。
1933年9月25日，“围剿”军事行动开始。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指挥三个师突然向黎川发动进攻。
9月28日凌晨，苏区北大门黎川被敌人占领。
为恢复黎川，红军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战斗。彭德怀率主力应急返回，进攻硝石、黎川之敌；林彪也率主力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之敌，保障彭德怀对黎川地区的进攻。
彭德怀连攻硝石数日，不克；林彪也未能挡住南城之敌东援。陈诚指挥李延年第九师、黄维第十一师、霍揆章第十四师、李树森第九十四师进抵硝石。蒋军嫡系四个主力师的到来，迫使彭德怀于当晚撤出战斗。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第一步，红军就丧失了主动权，陷入被动。
虽然都是过去的对手，但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现象和一味突击狂躁轻进现象不再出现。敌人好像换了一批人：前进果断且联系紧密；防守坚韧且增援及时。
敌人在变。
应该敌变我变。我们怎么应变呢？
就在蒋军军事行动开始那天，陈诚向黎川进攻的9月25日，一个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到达中央苏区。
他从何处来？真是来自共产国际么？他来干什么？他的到来，将给中国工农红军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仅仅为了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就用掉中国共产党人半个多世纪。
02 源头在新加坡
必须从更远的源头去追寻这一复杂线索。
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英国警察逮捕。审问结果，发现约瑟夫向马来西亚共产党人转递的经费来自上海，其携带的文件中还有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
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上海又有英租界，英国人高效率地做出了反应：立即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
租界警务处迅速查实了两处可疑地点，房主均为诺伦斯·鲁格，中文名牛兰。
6月15日，牛兰夫妇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逮捕。由于事先毫无预兆，密码和账簿都来不及转移，被租界当局如数缴获。确实是迅雷不及掩耳。此即著名的牛兰夫妇被捕案。
今天回顾这桩当年轰动整个东方的要案，应该叹服共产国际秘密工作者的素质和纪律。上海租界当局从多方入手，却无法查实牛兰夫妇的真实身份。最后他们企图从牛兰一家人所操的语言上打开缺口，以证实嫌疑犯确实来自苏联，结果发现即使牛兰夫妇当时年仅4岁的儿子吉米，也只会说德语。
几十年时间过去，不要说当年租界当局的审讯者和后来国民党政府的审讯者没有搞清楚、就是知道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秘密工作人员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不知道他们二人的真实姓名和经历。
一直到20世纪末苏联解体、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大量秘密档案被公开，牛兰夫妇的儿子、年近70岁的吉米老人，才第一次将其父母的真实情况披露给世人。
03 牛兰夫妇
牛兰的真实姓名是雅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工人家庭。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统治的斗争中开始革命生涯，十月革命时率队攻打冬宫。
1918年，他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契卡”。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牛兰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开始全面负责中国联络站的工作。
牛兰夫人的真实姓名是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就读于贵族学校，对语言的悟性极高，精通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十月革命中加入布尔什维克，1925年在维也纳与牛兰相识相恋，1930年初带着儿子来到上海，协助丈夫工作。
这是一对经验丰富的革命者。
穷人家庭出身的鲁德尼克和富人家庭出身的玛依仙柯的结合，使他们对各种社会环境具有更大的适应性。
他们在上海要完成的任务集中归结为三项：一是利用在租界内的各种合法身份，完成共产国际及远东局与中共和亚洲各国党的邮件的接收与中转；二是为赴苏联的各国共产党人办理各种手续；三是利用公开渠道接收共产国际从柏林银行转来的款项，分发资助中国及东亚各国的革命运动。即使外行人也能从以上任务得知：牛兰夫妇负责的这个联络站，实际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信息流、人员流和资金流的转换枢纽。
正因关系重大，所以负责此事的人经验必须十分丰富，行为必须分外谨慎。
04 案子很棘手
牛兰夫妇完全符合这一条件。
他们二人都在多个国家工作过，在上海他们持有多国护照，使用数个化名，登记了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店铺，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同时尽量避免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触。
牛兰到上海最初一年多时间，不是到中国其他城市旅行，就是往来于上海和欧洲疏通贸易渠道。后来夫妇二人搞了三家贸易公司，其中最大的“大都会贸易公司”资金雄厚，信誉也好，在上海商圈里口碑颇佳。
如果不是远在天边的那个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如果不是约瑟夫违反规定在文件中存下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牛兰夫妇在上海不会暴露。
牛兰夫妇被捕和机构被破坏，使共产国际支援东方革命的信息、人员、资金转运通道被切断。
而且还祸不单行。本来由于牛兰夫妇坚守秘密工作制度，纵然通信密码和资金账簿被缴获，但由于身份无法查实，工作性质也无法查实，租界当局几乎无可奈何。
上海本身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全世界各种投机者在此地使用各种合法、非法、地上、地下手段淘金的人比比皆是，遍及租界内外，早已见怪不怪了。谁知道这对夫妇在为谁工作？是哪路人？
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官员私下说：这个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也只好放人。
05 顾顺章被捕叛变
不料，此时中国共产党方面却出了大问题：中共中央特委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
顾顺章化名张华、黎明，江苏宝山县人，原为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大革命时期任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
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领导全国隐蔽战线工作。特委三名领导人，一是中共“六大”选出的总书记向忠发，二是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第三便是顾顺章。此人所处地位之重要与关键，也可见一斑。
顾顺章对中共中央的所有秘密，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叛变使中共中央面临严重危险。幸亏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在顾叛变的第二天便获此情报，立即从南京奔赴上海向特委负责人周恩来报告。

钱壮飞
周恩来当机立断，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连夜布置中央机关和人员的转移撤离。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面前，完成了任务。”
当国民党军警按照顾的口供冲进那些秘密据点和居所时，都已是人去楼空。
据说国民党“中统”负责人陈立夫当时仰天长叹：活捉周恩来只差了5分钟。
周恩来则在以后多次对人说过：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反动派的手里。
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中共中央大转移，直接促使周恩来于1931年12月上旬前往中央苏区。
在周恩来领导下，虽然努力将顾顺章叛变的影响减到最低，但损失还是难以避免。外面的人容易走脱，已被关在国民党监狱的，危险就接踵而至了。最典型的就是恽代英。

恽代英（资料照片）
恽代英1930年4月在公共租界被捕。他当时机智地抓破脸皮，化名王某，在监狱中未暴露身份。
在周恩来指挥下，中央特委的营救工作颇为有效：老闸巡捕房的探长被塞上一笔厚礼“打招呼”，使恽获得从轻发落转押苏州陆军监狱；江苏高等法院的法官也被疏通了关节，准备将恽提前释放。周恩来已经派人到苏州去给将出狱的恽代英送路费了，恰在此关节顾顺章叛变，直接指认即将释放的苏州陆军监狱“王某”是中共重要领导人物恽代英，导致恽代英最终遇害。
顾顺章指认的另一对人物，即牛兰夫妇。
06 “洋人俱乐部”暴露
顾顺章与牛兰夫妇打过交道。1931年初，共产国际派遣两名军事人员到上海，准备去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牛兰夫妇将此两人装扮成传教士，由顾顺章安排潜入瑞金。但行动未能成功，两人返回上海后牛兰夫妇迅速将二人送上外轮离境。
顾顺章叛变后，立即指认了此事。但由于牛兰夫妇行事谨慎，不直接与中共地下工作者接触，也包括顾顺章本人。顾顺章倾其脑袋瓜的所有，也只能供出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负责人是个绰号叫“牛轧糖”的德国人———牛兰（Noulens）的发音与德文牛轧糖（Nougat）相近。
当时国民党方面正苦恼跑掉了周恩来这条大鱼，一听有共产国际的“洋人俱乐部”，马上高度兴奋起来，迅速认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语、国籍得不到确认的牛兰夫妇，就是顾顺章所说的“牛轧糖”———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洋人俱乐部”负责人。
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引渡”，在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下从上海解往南京。国民党方面力图以此为突破口，一举切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联络渠道，瘫痪共产国际的远东联络体系。
在此严重情况下，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被迫做出反应，开始组织营救牛兰夫妇。营救工作的具体组织，交给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
07 神秘间谍佐尔格
上海工作站负责人，就是当时默默无闻、后来大名鼎鼎的理查德·佐尔格。
佐尔格与牛兰虽然都在上海，但牛兰负责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站，佐尔格负责苏军总参谋部在上海的工作站。牛兰已成国民党的阶下囚，佐尔格依然是租界的座上客。

佐尔格
佐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法兰克福新闻》驻上海记者，佐尔格来中国，主要针对日本。
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野心，对苏联东部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开展对日情报工作变得迫在眉睫，但日本又是世界上公认最难开展情报工作的地方。精明的佐尔格把他打入日本的跳板选在了上海。
他一面在上海滩为《法兰克福新闻》撰写枯燥乏味的农业评论，一面精心构筑上海工作站。该工作站后来被人们广泛称为“佐尔格小组”。很快还发展了两个日本人，这两人成为佐尔格后来去东京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帮手。
收到苏军总参谋部的指示，佐尔格便全力投入对牛兰夫妇的营救工作。
中共中央也派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协助佐尔格从公开和秘密两个渠道展开营救工作。
公开渠道由宋庆龄、史沫特莱、斯诺、伊罗生等人出面活动，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秘密渠道则是从租界和国民党内部打开缺口。
潘汉年告诉佐尔格，国民党办案人员有收受贿赂的习惯，1929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任弼时在上海被捕，中央特科用现洋买通公共租界探长，再高价请律师辩护，任弼时安然获释；恽代英被捕也是同样，如果不是最后顾顺章叛变指认，恽代英已经出狱。
佐尔格得知此讯后，急电莫斯科，要求立即派专人送两万美元到上海，用于打通关节，完成营救。
08 两个信使
苏军总参谋部马上采取行动。送款路线要穿过中国东北。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考虑到德国与日本关系不错，于是苏军总参谋部决定选派德共党员执行这项使命。为保险起见选用两人，每人各携带两万美元，分别走不同的路线。两人都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人在完成与自己完全相同的使命。
最后，两位送钱的德共党员都完成了这项颇具风险的任务，将钱送到了佐尔格手里。
两人都是具有十年以上党龄的德共党员。一个叫赫尔曼·西伯勒尔，晚年撰写文章时还激动地回忆安全到达上海后，和佐尔格拥抱的兴奋情景。
另一个叫奥托·布劳恩。晚年写文章却板起面孔，一个字也不提当年的秘密使命，也一个字不提佐尔格。只是含糊地说“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不但说错了被捕时间和人数，而且对自己与此事件的关系守口如瓶。
奥托·布劳恩就是李德。
09 送款员奥托·布劳恩
奥托·布劳恩比佐尔格小4岁，却比佐尔格早一年加入德国共产党。
他出生在德国慕尼黑，是工人起义中的积极分子，曾经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英勇战斗。此期间他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后越狱成功，逃往苏联。1929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
刚刚毕业就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刚刚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就被派遣来华。
奥托·布劳恩与理查德·佐尔格同一系统。区别仅为后者已是苏军总参谋部内担负重大使命的情报工作者了，前者还是个刚刚报到的送款员，到上海后便自然受佐尔格领导。
给佐尔格送款，是奥托·布劳恩在苏军总参谋部领受的第一个任务，也是最后一个。没有人想到这位交通员一去不归，在中国做起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
其之来华，并非自己所述，受共产国际指派。
问题是在哪儿弄糟的？
还是糟在中国人自己身上。
帮助奥托·布劳恩完成身份转换的，不是共产国际，也不是苏军总参谋部，而是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
10 博古找到水手长
当时顾顺章的被捕叛变使中共中央面临严重的困难。
牛兰夫妇被捕后不到一周，又有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特委三位领导人竟然有两人被捕叛变。剩下的一位特委领导者周恩来也只有被迫隐蔽，于年底奔赴江西苏区。
当时没有明显危险的王明则找出种种借口去了莫斯科，驻上海的中共中央改为临时中央。
博古年轻气盛，热情奔放，又极富口才，善于作充满激情的演讲，六届四中全会后出任团中央书记。在决定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选的会议上，王明提议博古负总责。他一句：好，我来就我来!

博古
毫无顾虑。这一年他24岁。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布劳恩没有同另一名送款员赫尔曼·西伯勒尔那样完成任务便迅速回国，因为他在这里遇见了两个熟人：从苏联中山大学毕业的博古，上海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
三个老相识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相遇，既十分兴奋，又分外亲热。
博古刚刚出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职务。当时中共的主要任务不再是组织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也不再是发动城市武装暴动，苏区军事斗争正在成为革命首要的、迫切的和关键的问题。
结论异常简单。不懂军事，无法把舵。
作为一个出家门进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门、出中山大学校门即进中共中央机关门的领导者，他搞过学运，搞过工运，却没有搞过农运，更没有搞过兵运，没有接触过武装斗争。自感最为欠缺的，就是军事这一课。
恰恰这时来了个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奥托·布劳恩。
博古把他的这个熟人留了下来，权充作自己那条并不稳固的船上的水手长。
这一年奥托·布劳恩31岁，长博古7岁。
11 共产国际含混的答复
从1932年初到1933年初，博古与奥托·布劳恩在上海整整相处一年。
一年之中，两人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些什么看法？怎样评估苏区的武装斗争？如何使这一斗争再进一步发展？现在已经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了。此后的事实说明，这段时间使博古对奥托·布劳恩建立了绝对的信任。
很快临时中央在上海也待不住了。
1933年春，博古去中央苏区。动身前提出要奥托·布劳恩一同去。
布劳恩作为一个曾多次从危险中脱身的国际革命者，他并不害怕前方可能出现的艰险。不能去的理由只有一个：
他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人，不是共产国际的人。所以当尤尔特代表远东局征求他意见时，他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他要凭借这个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
直到博古临离开上海前，才收到共产国际正式且含混的答复：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共产国际似乎是要通过这个指示让远东局、中共临时中央和奥托·布劳恩明白两点:
其一，作为顾问奥托·布劳恩“没有指示权力”，仅仅具有建议权；
其二，作为顾问奥托·布劳恩并不受托于共产国际，只受托于中共中央。
12 李德进入革命史册
显然，共产国际没有帮助李德完成身份转换。只是要求中共临时中央对自己选定的顾问负责。
共产国际从来没有直接对他发出任何指示电报，他与共产国际也从来没有建立直接联系。
一直到进入苏区，布劳恩也知道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微妙。
在苏区的军事会议上起初他一再说明，他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但博古不容他这样讲下去。
在介绍他的第一个欢迎会上，热情洋溢的博古便展开了他的演说才能: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特别会议，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
博古给予了他“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这把尚方宝剑。还给他戴上一连串“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等光彩照人的帽子，还亲自给他起了个中国名：李德。
从此，奥托·布劳恩以“李德”这个名字，进入中国革命史册。
13 顾问成了“太上皇”
布劳恩开始还不适应这种“太上皇”的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人似乎都认为他这个顾问具有极大的权力。他在日记中写道：“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
他说对了。年轻的博古需要旁边有个钟馗，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权威———尤其是对他一窍不通的军事工作的权威。李德就扮演了这样的钟馗。
当时的工作程序是，前方来的电报，都要先送到李德住处，查明电报所述地点的确切方位并完成翻译后，绘成简图由李德批阅。批阅完毕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再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根据来电的重要程度，一般问题自己处理，重大问题则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
布劳恩逐渐熟悉了李德这个名字，也逐渐习惯了自己的地位和角色，真的做起太上皇来了。

周恩来
他提出了自己的新原则：用鲜血保卫苏维埃，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不被敌人的气势汹汹吓倒，消灭敌人于阵地之前。
这都是李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来的一套老战法。
红军开始了一场与敌人硬碰硬的决战。
14 几乎将红军主力拼光
从此也开始了一连串失利。
如果说这些仗都是李德在那里指挥，也不完全是事实。但此时李德已经拥有了决定性发言权。
历次反“围剿”中机动灵活能征善战的红一军团，由于陷入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在黎川、云盖山、大雄关、丁毛山、凤翔峰、三岬幛、乾昌桥和广昌战斗中，除凤翔峰、三岬幛战斗苦守阵地取得小胜外，其余都打了败仗，损失严重。
历次反“围剿”猛打猛冲能啃硬骨头的红三军团，浒湾、德胜关、驻马寨战斗伤亡重大。
最后，便是李德亲自出马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几乎将红军主力拼光、导致中央红军不得不突围长征的广昌战斗。
4月10日，国民党北路军陈诚指挥十一个师进攻广昌。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共九个师坚守广昌。博古、李德赴前线直接指挥。司令员在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博古担任政治委员。周恩来被放在远离前线的瑞金留守。
4月中旬，保卫广昌的政治命令下达：“我们的战斗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
“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
从这些令很多指挥员费解的西化语言中，人们活脱脱看见的是李德。
敌人似换了一个人。红军也似换了一个人。
4月27日，陈诚指挥河西河东两岸敌军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
当晚，红军被迫撤出广昌。
广昌保卫战是李德战略战术发展的顶点，红军损失巨大。战斗持续18天，红军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中央苏区不得不被放弃，中央红军不得不突围长征，第五次反“围剿”的结局，在广昌已经奠定。
李德的身影中，人们总看见博古；博古的错误里，最大的又是李德。
李德的另一个翻译伍修权回忆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
15 历史链条上的怪圈
国际只允许他有建议权。但他最后有了指示权、决定权。那是中共中央的决定。
有人说，博古当时抓住李德，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话说得刻薄了一些。不懂军事向别人请教，无可非议，哪怕被请教者是个外国人。如果仅仅如此，也许中国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个人历史，会有另外一种写法。
起初的确局限于请教。但后来则想把自己的某些东西塞到里面。借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招牌、借共产国际的身份帮助自己压台、压人。于是李德变成了钟馗，用他来“打鬼”———威吓那些在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坚持红军独特战法的人。

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委员
首当其冲者自然是毛泽东。
当时的左倾中央，无一人想起要向苏区中自己的同志请教。
1929年，李德刚刚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名学员，彭德怀、林彪等人已经完成了他们那段最艰难困苦的战争实践；
1932年春天，李德从军事学院毕业，江西革命根据地已经完成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军事路线已经完全形成。
为什么不信任自己的将领、自己的理论，偏要请来一个李德呢？
历史链条的某些环节，总由一些既五光十色又啼笑皆非的怪圈组成。没有那个倒霉的共产国际信使在新加坡被捕，本已曲折艰难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何用再添上一位李德？要说命运的话，这是李德的命运，也是中共的命运。　  　　金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