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待爱国主义(选举与治理)

另眼看待爱国主义
在意识形态逐渐淡化的今天，有关“爱国主义”的话题由于藏独抗议、奥运圣火传递和汶川地震等一系列事件又一次被国人提起。不可否认，爱国主义是一种为各国政府和多数民众肯定的价值观。只要国家存在，真正的爱国主义具有正面的意义，是凝聚本国人民抵御外敌、对抗天灾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
但与此同时，“爱国主义”永远不是一个中立的概念。因为，对于“你爱国吗？”这个问题，很难让人做出否定的回答。再加上“主义”这两个字，它更变成了原则和信条。也正因为此，我们常常把“爱国主义”当作超越理性的不言自明的真理。
“爱国主义”并非不言自明的真理
其实，“爱国”从来都不是先验或不言自明的；否则，我们又如何需要“坚持”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呢？笔者认为，不论把爱国主义“爱”的内容如何定义 ——或是爱“中国”这个抽象的概念，或是这个国家产生的事物—— “爱国”归根到底是个人的选择，虽然它可能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做出的一致选择，但是它离不开后天的、基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相似经验和相互情感，爱国的情感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培养出来。另一方面，法律可以要求公民承担“不叛国”的义务，这是可以具体界定的。然而在此之上，“热爱中国”是人们做出的选择，我们可以做道德和情感上的评价，去热情赞扬那些为国奉献的英雄们，却无法把积极的“爱国”当作任何规定。总而言之，“爱国”不是盲目的，它有理由，也需要理由。

另外，“爱国主义”这个概念不可能有准确的、一致的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法律界定的主权国家，有确定的疆界和有限的不到一个世纪的历史，但是我们说起“爱中国”，又如何能不提几千年的历史和变化的疆域外延呢？所以，“爱国”爱的是什么，恐怕太难解释清楚或列举穷尽。本来“国家”这个范畴就不仅仅指疆界圈定的具象。哪怕在一个国家时间和空间的界线内，你是否爱它所包含和产生的全部呢？如果不把国家的“全部”都用爱来接受，这难道就不算爱国了吗？那么，你又爱这个国家的什么或是哪些呢？每个人都有定义自己爱国的内涵的自由吗？光明网的评论认为，（解释爱国主义内涵的）困境的核心在于对“国”的认知定位和“爱”的方式选择。中国历经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其爱国主义的核心是“忠君”，这也代表了东方社会在某个时代的集体信仰习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发展，崛起，其爱国主义的内涵逐渐的趋向合理化和包容感，方式逐渐由强制向自愿靠拢。因此，我们无法定义人们如何去爱国，更不能因为别人的爱国定义里少了自己认定的一条就判定他人“不爱国”，甚至“卖国”。（基于这样的观点，笔者认为把“爱国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基本原则并不适当。）
“爱国”可以激情，更需要理性
当然，今天的中国人有足够的理由去爱国。国民的情感，在为对国家进步的骄傲和为国家蒙受损失伤害的悲愤中催化和酝酿。中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大大地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不了解和长期的偏见，让人们愤怒不满；四川人民经历的灾难让我们为自己的同胞和多灾多难的国家感到伤心。没有人怀疑这些情感的正当性；然而，不少学者担心和提醒的是，爱国主义的情感如果没有恰当的方式表达，或者被不适当的动机所利用，会非常危险。爱国主义应该是理性与激情的有机结合。丁学良教授用最平白的语言告诫到：第一,你爱自己的国家，是很正常的，很应该的。但你千万不要爱到你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同胞那些严重的缺陷和毛病都看不见。你看不见也就算了，你的同胞里有些人能够看得见，你还不让他们批评，不让他们检讨。第二，如果有的国家、有的民族对你这个国家和民族，确实造成过严重的损伤。你仇恨也是很自然，但是你仇恨、敌视你的对手，绝对不能敌视到对方身上的优点和长处你也看不见。
前一方面，是对自己的国家和政府理性的爱。这点我们不妨与美国的爱国主义讨论联系起来。爱国主义和有关爱国主义的宣传并非中国人独有，说起美国人的爱国仪式，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学校，学生们要面对国旗“宣誓效忠”；在国庆日去海边旅游，你会发现沙滩上到处可见国旗图案的浴巾；在总统竞选中，连奥巴马不愿意带国旗图案的徽章也成了共和党的攻击对象。但是，在这些形式的表达之外，美国舆论对爱国主义的讨论更加多元。首先，爱国不能妨碍个人政治观点的表达，所以焚烧国旗的合理合法性也被仔细地讨论。其次，爱国更不能等同于对国家现实问题放弃批判的态度。否则，它极有可能成为遮挡真正问题的“遮羞布”和“保护伞”。美国政治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过一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的最后藏身处。”（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他批评的正是这类滥用爱国主义的政党和政客。他们给持不同政见者简单地贴上“卖国”、“叛国”的标签，因为他们怕对政见本身的讨论，怕花时间惹麻烦，又怕在真正的辩论中彰显他们的理由不充分。另外，“有些真正准备推动复杂的改革方案的政治家，也因为怕被贴上这样的标签而放弃了对国家的长远前途真正有益的计划。”这样的情形，在美国和不少国家的历史上并不鲜见。奥巴马在美国国庆日的演讲中充满期待地说，“今天，大多数美国人不会再为这样简单、非黑即白的世界观所左右。他们知道，持不同政见不表示他们不爱国。”奥巴马还观点鲜明地谈到，不能把国家与领袖、政府或政党划等号；“爱国主义永远不能定义为忠於任何领袖、政府或政党”。”对于任何一个领袖、政府或政党而言，人民对他们的喜爱不只是爱国情感的自然延伸，而是要靠具体的政策和作为去赢得。对于普通的民众，爱国不能只看到国家的成就，更要看到它存在的诸多问题。丁学良教授讲述了说明同样道理的一个故事，在新中国的历史上，邓小平务实的想法就被“四人帮”说成是“洋奴哲学”，是卖国。总之，国家的改革、新政的推行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理性地关注问题和提出意见，不是不爱国；对于同胞的不同意见，最好是就事论事，不要轻易上升到“爱国”的高度，或用“卖国”的标签一棒子打死。
后一方面，是说在所爱的国家“界限”之外，我们的“恨”也值得反思。“爱国主义”的定义有边界，即表示在“爱”的对象之外，还有另一个对立体。“爱”与“恨”常常相伴相生。一方面，对外界的“恨”可以激发更深的自爱。就像在过去的战争时代，因为外在的危险和对敌人的仇恨，让我们的民族更加团结，同仇敌忾。但是，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在有些时候，那个“恨”的对立物常常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或是有时候是有些政客引导人民想象出来的；或者它是夸张了的，其实本身的矛盾远不该有如此激烈。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这是布什政府“反恐”政策的思维方式，也是台湾民进党基本教义派的思维方式。看看别人的例子，也许会更容易得出结论：培育仇恨基本只会恶化问题，而无法解决问题。那么我们自己呢？“爱国”需要用多大的仇恨来表示呢？这样的爱国主义走到极端，就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暴民政治。在这一点上，我们不是没有教训的。05年的反日大游行最后几乎演变成了暴力破坏：砸毁私有日货汽车，向使领馆投掷墨水瓶；可是仅仅3年之后，网上的风评已经把中国人最“讨厌”国家的“头衔”移交给韩国了，韩国成了一无是处的国家。这一戏剧性的转变中，又有多少是因为人云亦云的影响呢？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更进一步说，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只有一线之隔。民族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形成于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原本这一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国情（参见王义桅：《应该用爱国主义超越民族主义》）。但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像许多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一样，逐渐构建出了一个近似“民族国家”的概念，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在朝代更替的中国古代，这个视角既不存在更无关紧要，因为古代“Middle Kingdom”的世界观构架，以自我为中心呈向外辐射状，并不强调对立面或“他者”。直到面对近现代西方的入侵时，“中华民族”的概念才出现在中国精英学者和政治领袖的文章中，才被孙中山固化成一个官方的多民族的认同。直到这时，民族和国家的疆界才达到一致。

然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有不同的指示意义。爱国主义是积极、美好、正当、值得歌颂的情感；而民族主义“至多是个中性的东西，甚至在许多语境中它还是个被贬义化的概念”，它常常与狭隘、自大、排他、富于攻击性等联系在一起。有意思的是，对于相同的中国民众情感表达的事件，比如抵制法国货、全球各地华人反对西方媒体偏见的大游行，中国的学者和媒体常常用慷慨激昂的词汇把它解读为正面的“爱国主义”，而西方的学者和媒体则一边倒地把它解读为具有潜在危险的中国民族主义。陈瑛等中国学者认为，今年中国人民对西藏事件和它引发的一系列后续事件的反应体现了一种“新的爱国主义”，之所以谓之“新爱国主义”，是因为“它是空前广泛、空前迅速的爱国行动，是建立在民族自信、自尊和自豪基础上的爱国主义；得益于中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得益于世界潮流的激荡；更加理性务实、更加讲求方式方法”，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行动势是值得鼓励的，是中国人民反对“西方霸权”的正义声音。而主流的西方学者则用“民族主义情绪（Nationalist Sentiment）”来归纳相同的现象，他们关注的是“中国人为什么会如此愤怒？”在他们眼里，从90年代“中国可以说不”的“愤青”情绪，到99年反北约轰炸南联盟大使馆的游行，到2001年的王海事件，到2005年的反日游行，都一脉相承。这其中有随着中国的国力崛起引发的受到相应国际尊重的要求，更多的是对中国政府利用民众情绪缓解和抵挡国际压力的怀疑（怀疑的理论基础是“国家越民主,爱国主义越成熟”）。由此得出的结论和担心是：如果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没有跟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那么爱国主义的表达带来的不是与国际社会的融合，而是更多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
双方之间的误解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不同语境中几乎进入了恶性循环。西方越误解，中国人民越不得不更大声地自我伸张，去让西方媒体“看到我们的力量”；这种强化了的情绪虽然可能在表面上取得中国人需要的效果，比如，它会让外国政府不得不软化外交姿态，它能使西方企业为了在华经济利益不得不去讨好中国民众；但是在西方人眼里它又更印证了之前对中国社会只注重“经济牌”和中国民族主义“狂热”、“不理性”的印象，对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的角色更加怀疑；然后西方社会表达出的怀疑又激发了中国人民更大程度的愤怒和不满。人们建立在善良的本意之上的委屈和“为国家正名”的意愿又引发出新一轮的抗议的浪潮。于是，“我们”与“他们”的对立越发严重，永无终结。
爱国主义与全球化
爱国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也值得讨论。理论上来说，全球化的加深应该使国家的界限变得模糊，使对某个特定的国家的认同变得弱化——就像欧洲国家在它们的大陆上实践的超越国家主权的共同体“欧盟”那样。一个国家越开放、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分工，它的社会的思维角度就更国际化，对爱国主义的概念就越模糊。但事实看来，尽管爱国主义的表达越受到限制，爱国主义的情感却没有减弱，反而它很达程度上成了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还保留的普世信念。
成为全球经济共同体中的一员之后，中国社会对爱国主义的表达不是随心所欲的。全球化对表达国家认同的影响之一是实际的，它来源于经济利益的相互关联性。鲁宁提醒，开始融入世界的中国人，要逐步学会在全球化背景下作如何爱国的思考。爱国诉求之提出，首先须考虑是否利于我们与合作伙伴之间达致双赢或多赢？“抵制法货”以牙还牙的爱国诉求并不是个好主义，至少是不够成熟的诉求。
全球化对爱国主义的影响之二是矛盾的，对国家的认同和来自生存体验的爱国感情并没有随着全球化和自由主义而被消灭；相反，人们自己往往没有意识到，因为和外国的接触和交流越来越多、个人意识越来越强烈，大家反而更强烈的要求找到一个自己在社会中的坐标位置和归属感。今年时局的多种诱因使得不少80年代后的中国年轻人第一次成为了“爱国主义”行动的主力。“80后”是中国第一代电视迷、网游迷、进口快餐连锁店主顾及好莱坞电影的忠实观众。这代人被归纳为“自我一代”，一个并不讨人喜欢的标签。他们是喝着中国改革与开放政策的经济乳汁长大的，成长在迅速致富的家庭里，他们的思想与父辈迥然不同。“80后”群体爆发出的爱国主义热情反映了对国家的意识和情感的巨大潜在力量。
继往开来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于历史和未来的问题。《时代》周刊作者彼得? 伯纳特认为，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爱国主义问题上最大的分歧，是“尊崇历史还是开启未来”。共和党的爱国方式，是一种虔诚的、尊重历史的方式，它对美国的过往历史和开国理念的描述和想象是近乎完美的，因此这个国家是一个值得热爱的理想世界。后来的人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小心谨慎地踏寻先人之遗迹，努力实践和保持昔日之辉煌。所以，尊重传统受到赞美，继承父辈的事业走上战场为国贡献光荣得不需要理由。相反，民主党人的爱国方式更面向未来，它承认美国过去的成就，但他们认为，这个国家最大的荣耀不在于过去的辉煌的记忆，而在于未知的将来，一切爱国的行动即是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更美好的国家。所以，看待今天的美国，他们总是不满意，更具批判性。比如在上战场的同样问题上，他们觉得最“爱国”的处理方式是先问，国家发动战争这件事对吗？
中国的爱国主义是过去和未来同时交杂的情感的综合，因此，国民对来之不易多灾多难的国家也表现地更加感性和包容。在时间的轴线上，辉煌和骄傲的想象占据过去的过去和未来的未来，但是它们已经远到近乎难以想象。更近一些的历史是落差巨大的落后和屈辱，可预见的未来是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挑战，所以，中国人的爱国情感更像是毫不计较的保护和怜惜。我们常常说，爱国主义是中华儿女面对困难险阻团结一心的动力；但是，当下的中国人尚没有太多机会仔细思考到了真正中国壮大了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去爱它？也许有一天，当我们不会再自然不自然地联想起过去的屈辱历史时，中国人才能够更加自信地去挑剔和完善自己的国家，那时中国的“爱国主义”才算是真正成熟和坚强了。
相关链接：
*我们到底要爱哪个“国”
*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奥巴马谈爱国主义
*一个中国愤青的肖像
*从奥巴马的演说看爱国主义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