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看待凯恩斯

辩证看待凯恩斯
  
　　　　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凡尔赛和会，因认为《凡尔赛和约》过于苛刻而辞去了在财政部的职位回到剑桥，撰写了《和平的经济后果》这一论战性著作。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Maynard Keynes，1883—1946）是宏观经济学的创立者，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之父，一生撰写了多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货币改革论》、《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货币论》、《通向繁荣之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同时，凯恩斯兴趣极广、多才多艺，师从马歇尔不到一年便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因而像李嘉图、穆勒一样被视为经济学界的天才。　　获得数学而非经济学学位 　　凯恩斯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N.Keynes）是著名经济学家、逻辑学家，曾任剑桥大学的注册主任，他的母亲曾任剑桥市市长。普雷斯曼说，凯恩斯“可谓口含银匙出生”。凯恩斯14岁进入英国最优秀的中学——伊顿公学，19岁进入最优秀的大学——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师从摩尔（Moore）学习哲学，向怀特海（Whitehead）学习数学，和伯特兰·罗素一起被怀特海列为其最优秀的学生。凯恩斯还是剑桥知识分子高级俱乐部的成员，后来该俱乐部演变为布卢姆斯伯里集团（Bloomsbury），圈内人士包括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　　凯恩斯22岁参加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并获数学方面的学位，之后阅读了生平的第一本经济学书籍——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随后师从马歇尔8周时间。但是，因对导师的个人魅力欠缺颇为不满，感觉剑桥气氛沉闷，在没有获得经济学学位的情况下，他就打算去伦敦尝试新的生活。23岁时，他放弃参加经济学荣誉学位考试，并转而参加文职考试，结果在104位候选人中名列第二，未能进入他最想进的财政部而转入印度事务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济学和数学是他考得最差的科目，所以他感叹：“真实才学似乎完全是成功的阻碍”，甚至断定那些经济学的主考官懂得太少，而愿意做他们的老师。　　一生穿梭多个领域 　　尽管凯恩斯成为伦敦印度事务部的政府官员，却从来没有去过印度。同时，因公务极为松弛，他专心从事概率论的研究，写出与现代流行的概率论相左的思想奇异之作《概率论》，并凭借概率论方面的论文而成为皇家学会会员。25岁时他被马歇尔提供的职位吸引，又回到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成为年薪100英镑的年轻经济学家。但是，作为一名经济学讲师，他依靠的仅仅是他真正读过的为数不多的一本教材——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从而在几年内其经济理论都不敢超越马歇尔及其古典传统。随着他读的书越来越多，28岁时就开始成为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杂志》的联合主编，30岁时出版了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印度通货与财政》，该书使凯恩斯入选英国政府印度财政和货币委员会。　　凯恩斯32岁时离开剑桥到财政部任职，卓绝的才智和惊人的工作能力使他在财政部备受瞩目并迅速被委以重任。36岁时，他作为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凡尔赛和会，因认为《凡尔赛和约》过于苛刻而辞去了在财政部的职位回到剑桥，撰写了《和平的经济后果》这一论战性著作。此时的凯恩斯已不是“一战”前的讲师，而是认为自己有责任向英国政府、公众乃至全世界施加自己的影响，从而将剑桥这一学术中心与伦敦这一政治中心在他个人生活中结合起来。　　凯恩斯一生穿梭于教育、科研、公务、金融等领域且游刃有余，并且生活上也丰富多彩。在生活上，他酷爱藏书和藏画，对书画具有很高的鉴赏力，其诸多不朽的经济学著作也因文笔优美而作为经典的英语散文流传千古。在学术上，他作为剑桥大学的教师和研究员，影响和培养了一大批剑桥经济学家。在社会事务上，他曾是英国政府印度事务部、财政部的职员，并作为英国政府的高级代表出席过1919年巴黎和会和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是英国战时财政体制的建立者之一，并于1942年被册封为勋爵。在商业上，他是投资领域的高手，曾积极从事证券投机和投资，并长期担任剑桥皇家学院（King’s College）司库和几家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去世时留下了50万英镑的遗产，并使皇家学院的资产增长了11倍。　　当然，凯恩斯开始在外汇市场进行投机业并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他在家信中写道：货币真是有趣，只需具备一点专业知识和经验，它就滚滚而来。但是，随后他与一合伙人成立了一个辛迪加进行外汇投机，却亏了7000英镑，差点破产，只是《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的出版商麦克米伦公司同意预付他1500英镑稿费，以及慕于凯恩斯的大名的著名金融家欧内斯特·卡赛尔贷款5000英镑给凯恩斯偿债，他才暂时渡过了难关。　　凯恩斯经济学是应用政策经济学 　　尽管凯恩斯是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而载入史册的，但凯恩斯并非一个理论经济学家，更不是一个规范的或体系化的思想家，其经济学体系中充满了逻辑的不一致性。　　凯恩斯的主要生涯是非学术性的，也正因为凯恩斯热衷于探究现实世界中的行为方式，凯恩斯经济学是应用政策经济学。而且，尽管凯恩斯因为多才多艺而提出了解决宏观经济的系列政策主张，但他的政策主要是应对萧条经济的需要，从而是短视的，无法为社会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同时，正因为凯恩斯经济学的实用性，尽管凯恩斯重新把经济学导向了公共领域，但其对经济增长等的分析是依靠粗放式投入来实现的，而没有对财富创造之间的协同机理进行深入探究，甚至对古典经济学特别强调的分工几乎都没有涉及。　　正由于逻辑上的缺陷，凯恩斯在学院派经济学家中一直遭到冷遇。而20世纪70年代后，现实问题和微观基础问题等使得凯恩斯主义“焦头烂额”。不但凯恩斯主义内部在加速分裂，而且年轻信徒也迅速消失了。到了80年代左右，在40岁以下的美国宏观经济学家中已经难以找到一个自称是凯恩斯主义者的，罗宾逊夫人也把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这10年称之为她平生所经历的理论经济的第二次危机——凯恩斯理论危机。　　究其原因，一者，尽管凯恩斯本人是数学和哲学出身，但他属于经济学家们坚持“经济原理数学化”之前的那个时代，因此《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写得很漂亮却充满了让人困惑的疏漏；二者，凯恩斯在经济学上基本上是自学成才，他主要把自己置于马歇尔的剑桥学派学术传统的影响之下，并因热心于公共事务而只是把很少的时间用在经济学上，从不阅读法文以外的任何外文文献，因而经济学理论知识相当狭窄。如罗宾逊夫人就指责他“没有努力研究马克思”，当然也没有研究当时影响力依旧强大的历史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的著作。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朱富强 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