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可以借鉴

（一） ­

昨儿晚上，看了三个电视节目，感觉相当不错。 ­

一个是李咏的《咏乐汇》. ­

第二个节目是上海台袁岳主持的《头脑风暴》，请了很多企业界的老大，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大学能否制造出商业神话？ ­

我最喜欢第三个节目，是央视的《面对面》，采访的对象是石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几年前，我看过第一本，很是喜欢他那种叙述的风格。我一直认为作者大概在35-40岁左右。 ­

看到石悦不到30岁，那种对历史、人生的洞察，少年老成，让人觉得敬佩，后生可畏。 ­

（二） ­

袁岳的《头脑风暴》这期请了三拨人： ­

一拨人是1977年参加高考上了大学，后来自己创业当了老板的，这里面有慧聪网的郭凡生，疯狂英语的李阳； ­

第二拨人是没上过大学，这里面有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非常小器的梁伯强； ­

第三拨是点评的嘉宾。 ­

这场讨论，一开始几乎成为了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场集体“群殴”： ­

周成建没读过大学，他认为自己如果读了大学后，可能比现在做的更好。而李阳告诉他：幸亏没读大学，如果读了大学，他肯定被废了。 ­

郭凡生说自己读大学，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逃课。该学的自己在下面学，不想听的就逃课。当然，还是要对付让考试通过。 ­

梁伯强也说：大学培养的是知道分子，而社会需要的是知识分子——不仅知道知识，而且知道如何应用知识。 ­

现场有位退学后自己创业的学生直言：他觉得和在座的企业家喝茶，参加《头脑风暴》，都比读大学强。现场是一片掌声。 ­

或许，大家认为有点过了。在避免了“知识无用论”结论的同时，大家都几乎都认同下面的观点： ­

【1】知识肯定是有用的，但是，这跟知识在哪里学习，没太大关系； ­

在《咏乐汇》的现场，李开复说：人生需要的知识只有5%是在大学里学习的，95%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学习的。 ­

所以说，对在校大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多参加社会实践。不仅要学书本，更要在社会中学习，融入。 ­

【2】现在的大学和商业之间相互翻白眼，谁也看不起谁； ­

老大们觉得大学可以培养律师和教师之类的人才，但是，企业家，大学培养不了。 ­

现在的大学教育，跟社会需要的人才要求，有很大的脱节。大学里面，连人的基础素养都没有培养，比如人的基本情商教育都没有。 ­

中国的大学教育的定位是有问题的。对学生缺少服务意识，也缺少社会责任意识。几乎是自娱自乐。还不思进取。 ­

这样的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根本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毕业即失业，教育的失职是原因之一。 ­

【3】大学教育和商业教育有交叉的地方，但是，目前是交集很少。所以，人的自我发展取决于人的学习能力，知识结构和其他综合因素； ­

疯狂英语的李阳，表示自己完全唾弃现在的高等教育。他认为，还不是高等教育有问题，现在的中小学教育，也是问题多多。他说，教育的改革不仅要改学校，家庭教育也非常重要。要重视孩子的个性发展，尊重他们的自我选择权。 ­

他认为：现在的孩子，从小到大，都是家长和学校一手包办。长大后，什么事情都只能等，只能成为废人一个。 ­

我觉得，这些大佬所代表的是商业社会中企业人才的需求方，他们对教育的批评，对人才培养的看法，代表了一个商业社会的价值取向。这是必须要尊重和重视的。 ­

学校给社会输送人才，而人才的需求方说，大多数人是不合格的。那么，首先应该反思的就应该是教育本身。 ­

今年，闹金融危机。很多大学生毕业就失业。教育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

对教育的反思，也更加突出：我们的教育到底要输出什么样的人？ ­

我们的教育到底要为自己满足社会需求，满足人本身的长远发展，制定那些目标和策略？ ­

我相信，过去直到现在，抱残守缺的教育，孤芳自赏的教育，没有目标导向，没有绩效检验的教育，会引来越来越多的质疑，也会不得不面对更多的改革的呼声。 ­

（三） ­

当然，教育的问题是外因，更重要的还有内因：每个人自己本身。 ­

这让我想到石悦，这个白天当公务员，晚上重写明史的年轻人。 ­

关于石悦，有这样一些数据： ­

5岁看历史； ­

7岁-11岁，读《上下五千年》，7遍； ­

11岁后开始看《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然后是《明实录》、《清实录》、《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明汇典》和《纲目三编》。 ­

据说，他读过几千万字的史书。 ­

大学毕业后，石悦当了公务员。因为感叹历史不好看，一个偶然的因素，他决定自己重写明史。 ­

石悦白天在单位上班，下班后，每天边查史料，边写作，每天坚持写3-4个小时。 ­

他说：“我写这个，就像你看一座山很久很久，就会想去爬一爬。我就是为了把它从头到尾写完，没什么雄心壮志。” ­

他说：“人只要不干那些乌七八糟的事，他会有很多时间的。你下班之后吃完饭，洗把脸，开始写东西，很简单的，就看你愿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 ­

他说：“我其实是个特别平凡的人，我只想做一个有勇气的人。” ­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一件事情给自己看，证明自己是优秀的，是可以坚持到底的！ ­

他注册了一个网络ID：当年明月，开始了写作。 ­

后来，当《明朝那些事儿》出版到50万册的时候，他问出版商：50万册，是个什么概念？人家回答是：5年内，你的书在前5名以内。 ­

后来书卖到了400万册，他又问人家，人家告诉他：改革开放三十年，前20名。 ­

石悦给读书人带来了一本里程碑式的图书，他的人生故事也同样熠熠生辉。 ­

他的故事，能让我们每个人都能自然联想到很多丰富的词汇： ­

热爱，坚持、勤奋、滴水穿石…… ­

这个在历史钩沉中见识了大风大浪的年轻人，成名之后，说的是： ­

“人要有一点理想，但不能太多。” ­

这个少年老成的年轻人，向我们所有的人展示了一种平凡的力量： ­

无论一个人读过什么样的大学，无论从哪里起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内心是否有真正喜欢的东西。你是否真正为之付出过。你可以问一下自己：愿意为之付出多少年，也在所不惜。 ­

你是抱怨你周遭的环境，还是不顾一切沉浸在自己的努力中，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

你爱喧嚣的世界，还是热爱简单的生活？ ­

你觉得是成堆的钞票砸在你头上的可能性大些，还是不管这些，先让汗水润一润自己的身体？ ­

你要求过自己吗，投入过时间吗，你约束过自己吗？你的目标呢？ ­

你不能总是陶醉在成功的想象中：夜晚道路千万条，白天还是走老路。 ­

扪心自问：你是天才吗？你有多勤奋？ ­

你能不能象石悦那样去爬一爬自己的山峰，对自己说：我只想做一个有勇气的人.­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

这段广为引用的话本身当然很正确，我也早就读过。不过这一次，它勾起了我心中一个以前就想过的问题：鲁迅是乐观主义者吗？他真的相信有“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吗？ ­

在我印象中，鲁迅似乎从没有说过一句对中国前途表示乐观的话，哪怕是鼓励年轻人去战斗，也寥寥无几。就算《<呐喊>自序》中的这几句，如果你仔细看，其实也不是鲁迅说的，而是钱玄同说的。在鲁迅的作品中，只有悲观、黑暗和孤独，才是随处可见的。 ­

在引用具体的文章前，我必须声明，这个话题纯粹只是对鲁迅本人的探讨，而不涉及任何对现实的影射。 ­

1918年5月，周树人第一次使用“鲁迅”这个笔名，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那时起，鲁迅似乎就已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了。1920年，鲁迅在回忆10年前出版《域外小说集》的往事时，这样写道： ­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

……至于上海，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

大约在那时，鲁迅就已经看清楚了，幻想用文艺“改造中国”，不过只是“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终究会“完全消灭了”。 ­

1923年，鲁迅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可能由于对五四运动的成果感到振奋，鲁迅使用了“呐喊”这个积极的词作为小说集的题目。他是这样解释的： ­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

可见，即便是那时，鲁迅也不相信光明即将来临。 ­

1926年，鲁迅出版第二本小说集，题目已经变成了《彷徨》。小说《在酒楼上》是这样结尾的： ­

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

无法逃脱，这才是鲁迅真正的看法。 ­

1927年后，革命陷入低潮，鲁迅更悲观了。同年，他在编辑完《唐宋传奇集》后，加了一句题记，颇能反映当时的心境。 ­

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 ­

满天的黑暗，明亮的月亮遥不可及，只能听任被蚊子咬，还有比这更强烈的无奈感和无力感吗？ ­

进入三十年代后，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屠杀革命青年，局势愈发黑暗。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这样写道： ­

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

这与其说是对未来的信心，还不如说是自我安慰。面对残酷的现实，能做的也只有“忘却”和“不说”了。那时的鲁迅如果说还有什么希望的话，不如说他已经绝望了。 ­

综上所述，我认为，鲁迅从来没有对中国的前途感到乐观过，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虽然感到悲观，但是他不消极，是一个积极的行动主义者。正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在《思想录》中所说： ­

我要同等地既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 ­

在绝望中追求，这就是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