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培新：伯恩施坦和修正主义

谢韬：推荐的几句话
最近我读了潘培新同志写的《伯恩施坦和修正主义》，我认为是很客观公正的历史考据文章，恢复了历史真相，说清楚了很多理论与实际的问题。
伯恩施坦和修正主义是一百年来在世界共运史上被弄得最混乱不清的问题之一，也是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根本分歧之一。
从十九世纪末恩格斯逝世以后，作为恩格斯的助手和第二国际的实际领导班子成员，伯恩施坦根据对恩格斯的理解和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和新的策略，在欧洲各国的社会党中引起共鸣，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并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实践中的新发展，也的确使当时的工人运动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进展。而列宁斯大林的第三国际却将其当作不共戴天的敌人，把伯恩施坦骂作叛徒，他的理论和策略被骂作修正主义。沿袭第三国际的共产阵营内，一百年来对它的诬蔑和诽谤是不容争议的。但一百多年过去了，历史发展证明，列宁斯大林的第三国际和苏联已被历史所埋葬，而伯恩施坦和修正主义却获得很大成就，并在继续推动着历史的前进。这个在我们的思想史上长期被颠倒的事实，要求我们反思和总结。
首先要弄清伯恩施坦和修正主义是怎么一回事。
一百年来斗争的焦点在哪里？
潘培新同志此文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说明。
从理论上如何看待资本主义问题，资本主义是丧钟已经敲响了，是必然在经济危机中崩溃，还是资本主义还有发展的潜力，或还有很大自我调整的能力。到底谁才是近代以至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呢？从这个根本看法上产生根本的策略分歧：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过渡；是炸毁原有国家机器还是利用人民已取得的权力来推进社会进步和制度性保障；是用专政独裁的手段还是用民主渐进的改良或改革的方式来建设新的制度。换言之，是革命与改良问题。苏联东欧暴力社会主义的沉痛教训，世界历史条件的变化，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特点，使和平过渡或和平演进正具有现实可行性，更符合全体劳动人民与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切实可行。
马克思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或僵化，马克思在世时就针对假他的名义而把理论或策略教条化僵化的社会党人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提到马克思这句话曾有五次之多。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关于发展的科学，不能僵化，也是要根据现实社会的变化而发展的。这里面必然包括很多理论上或策略上的修正，才能紧紧盯住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和合理的分配、共同富裕等核心目标，选择最符合人民幸福与平等愿望的手段，不断完善社会制度，坚持社会进步。伯恩施坦和修正主义的命题意义在此。
潘培新的文章对澄清多年来对伯恩施坦和修正主义的不理解作了很有价值的工作，可谓，把百年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谢韬 2008-07-12
伯恩施坦和修正主义
潘培新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
修正主义问题既是一个历史公案，又与现实息息相关，反修、防修、批修在我国搞了半个世纪，家喻户晓，惊天动地，影响深远，至今仍有人在大造“反修声势”，对伯恩施坦和修正主义大张挞伐，这并不奇怪。在我国，修正主义一直被妖魔化了的。修正主义是个贬义词，它同机会主义者、叛徒、反革命、阶级敌人等是同义词。不过，在国外，却有所不同，拿作为修正主义发源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当修正主义在20世纪初开始出现时，该党大多数人是不认同的。但自1959年起该党就正面地使用这个词了。当然，爱德华?伯恩施坦早在批判他时就有他的不同看法。
（一）先从伯恩施坦谈起，他早在1908年12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再版序言中反驳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他说：“任何一种新的真理，任何一种新的认识都是修正主义。既然发展不会停顿，既然斗争的形式也要随着斗争的条件一同受变化规律的支配，在实践中和理论中也就永远会出现修正主义。”他指出：如果要谈修正主义，那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当时也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社会主义历史上所见到过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三联书店》1965年版该书第23页。以下简称《前提》）在这里，他是正面地使用这个词的。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理论家托马斯?迈尔（现任教于多特蒙德大学政治系，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曾宣称：“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使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成为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大体上也是具体表述和进一步发展修正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托马斯?迈尔等著：《论民主社会主义》译文集，东方出版社第44页）由此可见，德国社会民主党此时不仅正面地使用这个词，而且是把修正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这样一来，修正主义的重要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三）1964年9月5日在社会党国际纪念第一国际成立100周年的布鲁塞尔大会上，西德社会民主党理事会成员卡尔洛?施密特曾宣布：“爱德华?伯恩施坦已在全线取得胜利。”托马斯?迈尔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观的基本结构今天已经成了大多数西欧社会民主党（自觉或不自觉地）的纲领基础。”（殷叙彝：《民主社会主义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页）。我国著名的社会党问题专家殷叙彝先生说，就这一点来说，施密特的说法是恰当的。附带说一下，法国巴黎大学学者皮埃尔?昂热尔早在1961年他的《伯恩施坦和德国社会主义的演变》一书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伯恩施坦称为“先驱者”，他认为伯恩施坦对于“修正主义之父”（当然是正面地使用的）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仝上）
（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维利?勃兰特（前联邦德国总理、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名誉主席、社会党国际主席，1992年逝世）曾高度评价伯恩施坦和他那句被批了上百年的“名言”。这就是1979年11月14日勃兰特在波恩发表纪念哥德斯堡纲领通过20周年的演讲。他曾明确指出：“在近年来，社会民主党的理论讨论中就伯恩施坦发表了许多意见，恰好也从哥德斯堡的角度谈到他，一再把他称作这个纲领的鼻祖。实际上，伯恩施坦所作的反对马克思——首先是反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分析有许多部分是说对了的。他那雷鸣般响彻全党的名言‘运动对我来说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使他看起来象一个‘哥德斯堡人的先驱’，这句话的意思是：社会主义、民主、改良是持久的任务。”（仝上第59页）详情暂不细说，仅就勃兰特把伯恩施坦称为“哥德斯堡人的先驱”这一点来说，就足以说明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崇高地位了。
（五）原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博戈莫洛夫1989年10月初在接受原苏联《共青团真理报》记者采访时曾大声疾呼：“我想，该是为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一句名言恢复名誉的时候了，我们曾经痛斥了他的名言‘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正是向前运动：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在提高居民的技术水平方面，在满足居民的物质、文化和其他需要方面，在获得更大自由、实现公民权利、人权方面……都在运动。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进步，这就是向社会主义运动，因为这是社会进步，按照我们的理论，一切进步应当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90年代的社会主义》一文，载苏联《共青团真理报》1989年10月3日）
这里仅就1977年在德国举行的伯恩施坦思想讨论会来说，参加关于伯恩施坦思想的现实意义这一专题讨论的人中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和理论工作者，如党理事会所属基本价值委员会成员、青年社会党人联盟主席约翰?施特拉塞尔，前联邦国会议员彼得?格罗茨，社会民主党国际关系委员会成员卡尔斯滕?伏伊克特；有大学教授，如西柏林自由大学的格申内?施万、不来梅大学的约瑟夫?施坦因柏格。他们都主张澄清有关伯恩施坦的种种误解、曲解和传说，恢复他本人和他的理论的本来面目，肯定他的历史功绩，也承认他的思想仍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殷叙彝：《民主社会主义论》第251页）。
托马斯?迈尔也在1977年他的《伯恩施坦的建设性社会主义》一书中强调恢复伯恩施坦的本来面目，而且要为修正主义一词恢复名誉，他主张所有那些把批判当作原则的人都应当把修正主义一词当作自觉的战斗口号而给以尊重。（仝上第250页）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是否值得深思呢？！
时代的变化与策略的转变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19世纪后半期，在欧洲只有1871年由于普法战争，法国失败，以工人为主体的巴黎市民组成巴黎公社为反对法国资产阶级的投降而举行的武装起义以外，再没有发生其他的工人武装起义。民主政治在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实现，民族统一的国家先后建立。虽然还有经济危机，但是危机过后是更大的繁荣。所有这些变化都是19世纪逐步实现的，从而使欧洲在19世纪后半期成为一个繁荣、安定和逐步走向和平发展的时代。
欧洲各国社会党人，利用民主立宪的普选权，胜利地打入代议机构的权力中心，逐渐形成议会中处于制衡和仲裁地位的政治势力。
90年代，德国政治局势逐渐明朗。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资产阶级开始采用自由主义的“新方针”，社会民主党因此获得了在德国开展合法活动的权利，并在国会选举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恢复合法地位后的重大策略转变。恩格斯针对当时变化了的具体情况指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
在这种局势下，伯恩施坦1890年4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连续发表以《礁石》为标题的三篇短文，论述“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伯恩施坦言论》第6页）的主张。当时伯恩施坦正在恩格斯身边，恩格斯没有表示任何异议。1896年以后，他又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指出，在这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刻，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必须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问题。他强调马恩在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时“所依据的那些前提”现在已经“大大地改变了”，所以社会民主党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精神武器。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用不着炸毁它们。”他指出：“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前提》第7页）他强调民主的重要性，“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仝上第192页）他把民主和普选联系起来，他说普选权是能“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成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仝上第193页）他提出“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践活动都是归结于创造一些状态和先决条件，它们能够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转移为一个更高级的制度。”（仝上第195页）
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论”问题的争论
这要从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谈起。爱尔福特纲领（理论部分）根据《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的观点分析并确认了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必然性。纲领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必定导致小企业的灭亡，”“劳动者……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生产资料则为相对来说人数很少的资本家与大土地所有者垄断。”“无产者的人数越来越多，过剩的工人的大军越来越庞大，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这一阶级斗争使现代社会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它是所有工业国家的共同标志。”“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鸿沟还在扩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所造成的危机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可怕，普遍风险已经变成社会常态，并且证明，今天社会的生产力已经无法控制，生产资料私有制与有目的地运用和充分发展生产资料已经互不相容。”（《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该党主要领导人据此作出资本主义将迅速崩溃的估计。执委会副主席威廉?李卜克内西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宣称，目前的社会将按照“铁的逻辑”趋向“大灾变”，趋向它的不可避免的“世界性毁灭”。主席奥古斯特?倍倍尔说：“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再能够怀疑，这种情况不能再长久这样发展下去了，因此灾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殷叙彝：《民主社会主义论》第212页）
1898年10月3日至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斯图加特召开代表大会。伯恩施坦因被通辑未能回国，滞留伦敦。他给大会发了一个《书面声明》。在《声明》中，他着重指出：“我反对这样的见解：我们面临着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或使自己的策略以它为转移”。他直截了当地指出：“灾变论的信徒基本上是以《共产党宣言》的论述为根据的。无认从哪一个方面来看，他们都没有道理。”“《共产党宣言》对于现代社会发展所下的预断，如果只就它对于这一发展的一般趋势的描绘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它的许多具体结论，首先是它对于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则是错误的。《宣言》的作者之一，恩格斯已经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中毫无保留地承认了后一错误。”（《前提》第2页）
伯恩施坦说的是事实。恩格斯在《导言》中谈到他们自1848年对革命形势估计的错误时说：“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说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还说：“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12页）这就表明，恩格斯修正了《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的论断，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伯恩施坦认为《共产党宣言》对于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是错误的，也就是他所强调的“现存社会制度有比过去断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伸缩性，并且按照这一预计开展我们的斗争实践。”（《前提》第23页）他说，这一思想正是他那本《前提》一书的“全部精髓所在。”他抓住了这一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判断问题，确实是抓住了根本。伯恩施坦对《共产党宣言》这部伟大著作敢于提出这样重要的意见和建议，是值得肯定的，而且恩格斯“毫无保留地承认了这个错误”也就是一个明证，作为导师的学生，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忠诚的有胆有识之士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他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为什么？
对“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论”的认识过程
这是因为伯恩施坦对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溃这个论断的认识有个思想变化过程。从他“自传”中可以看出，他是直率的，坦诚的。起初，伯恩施坦是相信资本主义崩溃论的。19世纪70——80年代，德国以及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处于营业萧条时期。伯恩施坦谈到，当时当了一个月推销员的倍倍尔通过同商人的接触，发现了对经济前景的极为悲观的情绪。倍倍尔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社会在很短时期内就会完全崩溃。”而伯恩施坦1882年在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把当时发生的“彭杜破产”事件（彭杜是法国工程师和金融家，曾在巴黎创立“总联合公司”，1882年公司倒闭了，引起许多企业破产）以及同时出现的营业停滞当作巨大的总崩溃的前奏而表示欢迎时，他的朋友赫希柏格却写信对他说：“你错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能力比你所想象的要大得多。”但这句话对他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印象，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还没有觉察到经济的持久好转，偶然出现的繁荣时期总是短促的。
1890年到1892年，有两位大学教授舒尔采?格弗尼茨和尤利乌斯?沃尔夫出版了三本书（《论社会和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大企业是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他们在书中驳斥了资本主义生产使人民群众日益贫困化，并且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会因自身矛盾而走向灭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了《爱尔福特纲领》的论点。格弗尼茨还证明，英国工人的贫困并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并没有加剧，反而变得不那么尖锐了，英国面临着一个社会和平的时代。这一点同大企业的增加和发展并不矛盾，而恰恰是它的后果。因为大企业创造了改善的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
不久，伯恩施坦受《新时代》编辑部的委托，发表了两篇评论文章。他在《自传》中说：“我关心的是在主要方面驳倒两位教授对马克思的批评。我也做到了向这两个人指出他们批评中的错误，但是在当时我并没有隐瞒，他们在上述著作中提出的指责并没有因此得到全部解决。我承认，有一些指责是被他们自称是经过认真检验的，因此，起先我宁可避而不谈，而不愿求助于辩证法的技巧宣布它们没有根据。尽管我内心竭力抗拒，我仍旧对我一直认为无可反驳的一些原则发生了怀疑，而紧接的几年带来了进一步加剧这种怀疑的因素。”（伯恩施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三联书店》1962年中文版，第24页）
伯恩施坦说，在80年代，繁荣时期固然是短促的，营业停滞的时期同样也是短促的，90年代初期还是这样。危机并没有变得“日益具有毁灭性”。因此恩格斯认为有理由在由他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的第3卷中提出另一个关于危机的假说。他在这一卷第二部分第27页的一条注释中写道：“……在世界贸易的幼稚时期，自1815年至1847年，大约是五年一次危机；自1847年至1867年，循环显然是十年一次；我们现今正好是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世界恐慌的准备时期中吧？有些事情好象表示了这一点。”（《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29页注8）伯恩施坦谈到，恩格斯说的“世界性崩溃”并未出现。而恩格斯在列举了他的上述推测的事实以后，又指出：“每一个足以抵消旧式危机复演的要素，都包含着一个更激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胚芽。”可是这个大危机无论在当时或是在后来都没有发生，相反，90年中期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出现了已经长期没有见到过的经济繁荣。此时，伯恩施坦才又想起赫希柏格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能力比你想象的大得多”那句话。
有鉴于此，伯恩施坦感到“有必要向我的德国党员同志们说明他们最好在决定政策时完全抛开关于即将到来的大灾变的想法。”（《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第28页）
他还曾对倍倍尔说：“在英国，关于大革命即将来临的空谈只不过是可笑的，而在德国，局势本来已经紧张，这种空谈干脆就是犯罪。无论如何这是不明智的。……把目光越过德国的疆界，看一看这些政治上走在前面的国家：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士、挪威，对，甚至还有法国。那些地方的社会主义者或者会象王德威尔得那样公开对你们说，他们不相信崩溃……”（《伯恩施坦文选》第98页）
重新认识资本主义
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宣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世界革命的时候，全世界大多数地区还根本没有产生无产阶级。即使当时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没有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资本主义的全部生产力并没有发挥出来。所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还谈不到，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是革资产阶级的命，显然不是当时的现实问题。
伯恩施坦在《前提》一书中分析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无产阶级的成熟程度，认定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并不具备。他“把一定水平的资本主义发展当作普遍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把工人政党即社会民主党进行政治统治作为第二个先决条件。”（《前提》第145页）他认为当时实际上愿意“为社会主义解放的积极工作的工人只占全体工人很小的百分比。”（同上第154页）他指出，《共产党宣言》在1847年宣称，德国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这一革命由于无产阶级已经达到的发展和欧洲文明的已经进步的条件，“只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仝上第70页）伯恩施坦紧接着指出：“马克思当时已经认真地研究了经济学，却犯了这一随便哪一个第一流的政治梦想家很少会超过的历史的自我欺骗……”
因此他在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错误地估计了当年德国形势时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犯错误，“不仅是对一个政治行动的前途的过高估计（这是热情充沛的领袖可能犯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帮助他们取得出人意外的成就），而是对于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的成熟程度所作的纯粹思辨的预测（这一发展几乎还没有露出最初的萌芽）。一件需要几个世代才能实现的事，竟根据关于对立面的发展和关于通过对立面发展的哲学而被看成一次政治革命的直接后果，而这一革命是首先必须为资产阶级创造发展的自由余地的。”（仝上第70页）伯恩施坦的这一批评是对的（其中谈到的关于对立面发展的哲学问题这里暂不讨论）。《共产党宣言》曾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最积极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另一方面，《宣言》提出的政治主张却是：为解放穷苦工人，就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这个“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正如辛子陵先生指出的，这是《宣言》的根本性错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思想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分。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便成为一种打着解放工人阶级的旗帜摧毁先进生产力的暴力社会主义运动。
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光照千秋
这是一桩惊心动魄的真理与权力抗争的公案。一切可以用来斗争的手段，都在领袖们的手里，谁敢与主流意识挑战，谁就是机会主义者、叛徒，不仅可以批判、斗争，而且视为可耻，遭社会唾弃，什么“臭名昭著”、“遗臭万年”之类的咒语统统扣在伯恩施坦的头上！而他却在坚持真理、为党工作的动力的推动下，第一个勇敢地提出了对马克思理论的修正。这种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气壮山河，光照千秋！
伯恩施坦认为，社会民主党必须长期从事的，不是痴心妄想大崩溃，而是“在政治上把工人组织起来，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和按民主精神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前提》第4页）
他认为社会民主党期待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严重经济和政治危机时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的设想是不切实际的。社会民主党“决不热衷于一场反对整个非无产者的暴力革命”。他一再指出：“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从实际上已经过时的一套惯用语中解放出来，并且愿意表现为它今天实际上的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它的影响将比今天更加大得多。”（《前提》第239页）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掀起轩然大波。该党主要领导人纷纷表态谴责，对伯恩施坦发动了猛烈抨击。李卜克内西说：“如果伯恩施坦的论述是正确的，那末，我们就可以埋葬我们的纲领，埋葬我们整个的过去和整个社会民主党了，那末，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了。”（《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51页）当年，俄国著名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批判得最厉害，称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恶毒的敌人。”（仝上第7页）他认为“今天的问题就是谁埋葬谁的问题。”（仝上第98页）倍倍尔则写信对伯恩施坦说：“制定策略必须始终考虑到党的基本原则和目的。而在这一点上，你和党内有99％以上的人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仝上第62页）。
面对党内领袖们和理论权威的批判、指责，伯恩施坦没有低下他的头。该党从1898年到1903年延续六年，召开过五次党代表大会，有三次大会先后还通过了针对他的反对修正主义的决议。伯恩施坦说：“接二连三的最凶狠的攻击落在我身上，他们既然不能让人怀疑我的行为牵涉个人利益，因此就更加粗暴地对待我的科学名声。把我从来没有发表过的主张算在我的名下，用最专横的方式对待我的统计数字和经济论断。尽管这很不正派并且在那时深深地伤害了我，但我仍旧要为这些攻击辩护，说它们到底并不是完全没有来由的。”（《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第32页）
当时，有家报纸披露：“梅林、卢森堡和考茨基在那里对所有那些敢于独立思考和不是把重复陈词滥调当作任务的人执行了刽子手的职能。”（仝上第449页）
针对倍倍尔的上封信上的指责，伯恩施坦则在回信中指出：“你信上说党内有99％的人都反对我，是骗不了我的。反对我的人中大多数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是因为他们受到错误的指引，从我的文章里读出了和原来意义大为出入的东西；是因为响亮的空话和迷网般的诡辩使他们晕头转向了。但是这是不会持久的，也是不可能持久的。”（《伯恩施坦文选》第98页）
伯恩施坦认为对他的批判是类似于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作的粗暴的判决。对于针对他作出的决议，他引用布鲁诺的一句名言来回答：“你们作出了判决，你们对这个判决也许比我这个受到判决的人更加害怕。”（《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448页）布鲁诺宁死不屈，宁愿烧死在火刑上，也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伯恩施坦，使他表现出一种具有独立人格的殉道精神！殉真理之道！伯恩施坦说：“我深信，将来会有一天，社会民主党将为拥有这样一本书（指《前提》一书）而感到骄傲。是的，这决不是自吹自擂。这是我的坚定信念。当争论过去后，你们将会看到，我的书包含着大量的认识要素，它们将给运动带来成果，而不会造成损失。我有权说出这一点，这不是狂妄自大，这是我的信念，我坚持这一信念。”（《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454页）他在这个发言的结尾说：“我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党工作，我将继续这样做，我自己认为这是我的功绩。”（仝上第455-456页）伯恩施坦在党的领袖们声称“是他埋葬党，还是党埋葬他”的声讨声中仍然坚贞不屈地喊出他在为党工作是他的功绩。可见他有多么坚强的信念。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是忠诚的，但又不把它当作终极真理，不迷信权威，坚持真理，独立思考，敢讲真话，决不向权势低头，批评马克思主义，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修正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伯恩施坦所树立的修正主义形象。在第一次批伯恩施坦的斯图加特的党代表大会闭幕时，一位叫格雷利希的代表说：“我深信，我们的事业只能从批评中得到益处，德国社会民主党从自己的伟大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接受了伟大的遗产。但是即是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最后的真理，而只有永久需要重新向事实看齐的科学。”（《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90页）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对伯恩施坦的极大的支持和表扬。伯恩施坦从实际出发，从历史发展条件出发，提出了符合于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和有利于推动历史社会进步的理论见解和政策，因而深受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戴。连他的对手也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当年批判他的德国理论界头面人物考茨基，即使在当时也认为，“伯恩施坦没有叛变，他没有成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后来，考茨基在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的专文中，把伯恩施坦与马克思相提并论，把伯恩施坦称之为“人数不多的‘原始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辈当中的一个，”说他“孜孜不倦和奋不顾身地从事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活动，而且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战士的身份，进行了50年的工作。”（萨谢理雅：《修正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第39页）1932年伯恩施坦逝世时，柏林的拥护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把他的丧礼变成了一次巨大的示威游行。（〔英〕利?拉贝兹编：《修正主义》，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文版，第42页）正是在1932年，考茨基在伯恩施坦的墓前落泪，沉痛回忆他俩之间的意见分歧，认为是不堪回首的“伤心事”，令他欣慰的是，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自己品质中最优秀的部分。”（萨谢理雅：《修正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第33页）
普列汉诺夫当年对伯恩施坦批判得最厉害，称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恶毒的敌人”。但是，在十月革命这个历史的大关节眼上，普列汉诺夫和伯恩施坦站在了一起，表现出普氏的大智大勇，也证明了伯恩施坦不愧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20世纪历史的进展也给了他们以伟大的“修正主义的殊荣”，虽然迟来了近百年。历史却不可逆转地抛弃了列宁主义。
感人至深的坦诚态度
（一）有人说，伯恩施坦的《前提》一书是一部“冒牌科学的著作”。倍倍尔说：“他（伯恩施坦）的思想，他的批评，他所建议的道路，全都是几十年来资产阶级方面和社会主义方面屡次说过的，因此他的著作不过是这一切思想的混合物而已”，列宁则称之为“最平凡的作品”，甚至有人说是“一堆垃圾”，也有人利用伯恩施坦自己的坦诚极尽其丑化之能事。
然而，只要不带偏见，看看他的书，便不难发现伯恩施坦的坦诚是感人的。他说：“我不是把我的想法当作本质上新的东西提出来的。另一方面，想否认任何功绩将是过份的谦虚。我认为我的功劳在于我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我也认为我在这个或那个理论问题上说出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很清楚，我的话大部分不过是重复别人说过的东西。我倒是愿意把在所遵循的方向上走在我前面的作者列举出来，但是我放弃了这种打算。因为名单太长。在这个名单上可以找到所有国家、所有学派的社会主义者、当代的社会主义者和前几代的社会主义者。如果把我的大部分言论当作老生常谈，我只会感到高兴。”（《前提》第39页）伯恩施坦并不否认他从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并且引用过他们的论据，从资产阶级学者的批评中汲取新的材料或见解应该是无可指责的。伯恩施坦说：“一个错误不会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度赞成它，就值得保持不变，一个真理不会因为第一个发现它或表述过它的是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就减少力量。”他说：“我乐于承认，我通过格弗尼茨……才注意到许多我在以前不重视或重视得很不够的事实。我甚至不羞于承认我也从尤?沃尔夫的书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举出的例子生动、深刻，限于篇幅，我无法详述，我只说一点。我认为伯恩施坦对资产阶级学者批评或攻击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资产阶级学者的批评或攻击的正是我们的缺陷，不能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学者就一概拒斥之，伯恩施坦既批评了他们书中的错误，又对他们所指出的问题产生了怀疑，从而批评自己的缺陷或问题，这不能说是抄袭对手的论据来批评马克思主义，难道这不正是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吗？
（二）伯恩施坦直率、忠诚、坦诚表现在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态度上更是感人至深，但同时也容易授人以炳，被人“抓辫子”，似乎有口难辨。例如，伯恩施坦坦陈：“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并且说，“如果我要捍卫我的见解，我就必须对他们指出，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前提》第7、8页）还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向前发展和改进必须对它的批判开始”（仝上第65页）他还说，对马恩学说的“清算”、“修正”等等。于是，有人便以为这一下可抓住你伯恩施坦“反马克思主义”的证据了。其实，这算是什么证据？！就拿以上他对《共产党宣言》所提的批评和建议来说，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判断问题，他是抓住了根本，这种判断的正确已为历史的发展所证实，恩格斯毫无保留地承认了这个错误，也就说明伯恩施坦批评得对，这是功不是过，怎么能说是“反马克思主义”？只能证明他说的“在许多要点上违背马克思理论”以及指出“马恩学说在哪些点上是错误的或自相矛盾的”，是他的坦诚的态度，这是令人感动的。他认为，“一种理论的错误被理论的捍卫者承认为错误的时候才算是已被克服。这样承认并不意味着理论的没落。不如说，在摒弃了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以后才会清楚——请允许我利用拉萨尔的一句比喻——有理由反对马克思的人，归根到底还是马克思。”（仝上第66页）
自1848年以来160年的世界历史发展表明，伯恩施坦是对的。现在全世界有169个成员国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所组成的社会党国际（拥有4000多万党员）基本上遵奉的是伯恩施坦所奠基的修正主义理论（当然后来已有许多修正），走向和平、民主、改良、共同富裕、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人民抛弃了列宁主义的暴力、专政、反民主、反人道的专制道路，这就是历史的现实。
作者简介：潘培新，男，1923年10月出生于安徽安庆市。中共党员，研究员。1941年9月在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2月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1946年10月至1949年2月在华北联合大学（后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外语学院俄文系学习，于1949年2月毕业；1949年2月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58年11月至今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5年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工作，曾任研究室主任，也曾担任过一届文献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在院外社会活动方面，曾任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理事及该学会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会副会长、顾问；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理事；中国苏联东欧研究会理事；北京广播学院国际政治系兼职系教授（1985年至1990年末）；中国当代社会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1988年10月起）；2002年10月被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评定为资深翻译家；1992年10月1日起领取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著作：《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上》（合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瑞典模式”初探》（合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论社会保障》（合著）（农村读物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政治体制改革探索》（合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信息社会论和新技术革命》（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中外政党研究》（合著）（河北省委党校教学参考书，198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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