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 修正的原意是改正、修改使正确。中文中修正主义特指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反对修正主义的人认为：修正主义的反动性在于，它不是对错误的修正，而是对真理的修正。“修正主义”中的修正是贬义，涵讽刺的意味。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思潮。19世纪90年代首先出现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E.伯恩斯坦。当时，马克思主义已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伯恩斯坦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系统进行修正，故名修正主义或伯恩斯坦主义。

修正主义-简介

  伯恩施坦 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比较完整的、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排挤出去以后，这些学说所表现的倾向就开始给自己另找出路。斗争的形式和起因改变了，但是斗争还在继续。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50年，从189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这个派别因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斯坦而得名，因为伯恩施坦言词最激烈，最完整地表达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修正主义是以爱德华·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一股机会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的追随者认为自己坚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反对那些顽固保守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它“否定马克思主义中的劳动价值论、经济决定论，否定阶级斗争，认为资本主义并未濒临崩溃的边缘，资本并没有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里，中产阶级并未灰心失望，工人阶级并未遭受日益沉重的苦难”。他们认为修正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在哲学上修正主义背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的进化论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

1950年代，中共、苏共批南斯拉夫的铁托走修正主义路线；1960年代中苏论战期间，中共称苏共是“现代修正主义”，苏联被称为“苏修”，而苏共则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的样板。在这期间，通常被指为修正主义的一方在某些方面反对极“左”、具有探索性，而指责者则认为自己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6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各类政治和思想斗争均是围绕着“反修防修”展开的，最终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扩大化。

在中国，后来邓小平对此作了总结，认为各方都应检讨自己的错误，并对“九评苏共”中存在的问题做了反思。之后，中共比较少用“修正主义”这一概念。与此同时，国际上的一些左翼政党，包括一些如尼泊尔共产党（毛派）的毛主义政党则认为中国自从邓小平执政以来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修正主义-词源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时，都是在这种思潮前面加上代表者的名子。例如：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没有修正主义之说。修正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新词。

 

谁是提出“修正主义”这一词的第一人？专家考证，不是列宁，而是著名的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女社会活动家、理论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罗沙·卢森堡。

1899年1月，伯恩施坦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声称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一次修正、审视和析疑的尝试”。但多次声明自己不是修正主义者。4月，卢森堡在她出版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中，对伯恩施坦的一些观点进行批判。指出：伯恩施坦抽掉了做为社会主义科学基础的依据，即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必然崩溃的后果。她的结论是：“修正主义理论，整个说来，可以用这样一句话表现出它的特征：这是以庸俗经济学的精神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论。”这样就有了“修正主义”这个词。但是，卢森堡对伯恩施坦的批判还不够深刻，影响也不大。

修正主义-第二国际

  恩格斯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第二国际后期出现并盛行的为迎合资产阶级需要而系统修改、歪曲、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种思潮。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初并未在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在近半个世纪时间内，工人运动内部许多流派是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到9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战胜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引起资产阶级更加猛烈的攻击。1895年F.恩格斯逝世后，曾经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E.伯恩施坦于1896～1897年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5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立即获得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者的支持。在《社会主义月刊》上，很快出现“修正主义”一词，以表明这些人自诩要公开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899年，伯恩施坦出版他的修正主义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得到各国机会主义者的拥护，随即形成一个国际性的修正主义派别。190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使用“修正主义”一词作为贬义词批判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派。

修正主义者在哲学方面以庸俗的进化论代替辩证法，以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主张“回到康德那里去”，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内在的经济必然性。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否认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提出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卡特尔、托拉斯等已提供根本消除危机的可能，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抹煞阶级斗争，主张阶级合作，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社会改良，认为社会民主党的本来面目应该是改良党，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正统继承者。

修正主义是工人运动和平发展时期和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它的社会支柱主要是帝国主义豢养的工人贵族阶层，资产阶级在策略上从暴力镇压转向侧重和平收买，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泛滥起来。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内的左派曾经不同程度地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以В.И.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坚决批判俄国党内的孟什维克并在组织上与之决裂，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来反对修正主义，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转折关头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政党由于批判不力,使修正主义在党内逐步占上风，大战爆发后党的领导集团背叛无产阶级，转向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战争政策，鼓吹社会沙文主义，导致第二国际瓦解。

修正主义-特征

 

苏联标志 （一）：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旗子，走的是资本主义的路子。他们一般都依然打着马克思主义或种种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却依实用主义的方法阉割其革命的灵魂。他们口头上挂着人民群众，实际上却代表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以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他们的共同手法是欺骗。因为他们懂得在社会主义国家内以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是不得人心的，是无法得逞的。因此他们往往以改革社会主义社会的弊端为名，干的却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之实。他们有时是只做不说，或者做成再说。他们是从来不说出自己真实的动机和目的的，仅仅以实用主义的口号和眼前的利益来吸引群众，实际上却天天都在改变着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破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一步一步把人民引向资本主义的深渊。当人民觉察时大势已去为时已晚。戈尔巴乔夫其人直到前苏联社会主义大厦倾覆时才最后说出：“我一生的主要事业已经完成了。”原来他的本意就是要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他在回忆录中坦率承认，他时从大学时代开始对社会主义开始怀疑的，并认为：“只有从这个制度的顶端，才能有效地改革这个制度。”他一生的事业确实完成了。

 

（二）在国际问题上，对帝国主义妥协退让，实行无原则的和平共处，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特征。因此他们必然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和反帝的旗帜。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戈尔巴乔夫鼓吹的“全人类的利益超出一切阶级、集团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口号。列宁说，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现在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其实并没有过时，但却被他们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斯大林 （三）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现代修正主义的显著特征是推行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主张，或借口所有制改造的初步完成，不在提或漠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相当激烈的斗争。他们这样做，实质上不过是放任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的进攻。前苏联几乎没有一国不是造成极端混乱的思想而垮台的。前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在其《苏联政变亲历记》中曾说：“只要苏共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指阶级斗争的学说），那么他们是否继续声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接受的。”这句话确实说到了要害处。放弃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致命因素。

 

（四）在建设路线上，他们共有的特征是对市场经济论和私有制驱动力的迷信，为了扫除改革制度的强大阻力，他们声嘶力竭地把计划经济贬斥为“斯大林模式”，把它说的一无是处，而实际上却难以解释苏联为何在短短的时期内发展为如此强大的国家。其目的无非是以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来代替已经实现的公有制而已。

（五）在依靠谁的问题上，他们天天都说依靠人民，依靠工人阶级，实际上却天天在改变其主人翁的地位，收回其已到手的福利，并是其沦为资本的雇佣奴隶。而其真正依靠的却是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修正主义-苏联修正主义

1956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苏修是苏联修正主义的简称。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过去“亲密无间”的中苏两党突然翻脸相向，中共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苏共则指中共为“教条主义”，双方起初密函对责，继而公开论战，由意识形态之争发展到指著对方领袖点名道姓地互骂，两党、两国关系遂急剧恶化，终致爆发1969年的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中国从此把苏联视为主要敌人，为了钳制苏联而于1972年与美国复好。“中苏大论战”的遗恨延续了30年，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党的关系才算回归到正常化。事虽不远，如今竟无几人能说得清两党当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初专用于指责苏联和苏共的“修正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等词汇已基本上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消失，这段本来就深藏种种隐情的历史被掩埋得不露痕迹，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甚至可能一无所知。

定义：苏修,是指苏共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是大国沙文主义的体现。

当时，中国与苏联的争论,相互指责频频见于报端.以下就是于1975年2月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

苏修是当代最大的一个国际剥削者：近几年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头目特别起劲地鼓吹所谓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互利”贸易和“经济合作”。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编造苏修是第三世界“天然盟友”的神话，俨然以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救世主自居。

但是，谎言终究掩盖不了现实。大量的事实表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苏修更是野心勃勃，一心想取代美国，称霸世界。它不仅奴役和掠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而且欺负和剥削一些第二世界国家。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当代最大的一个国际剥削者。

一、马克思曾经指出：“殖民者把殖民地变成原料产地，并通过不等价交换和投资进行残酷剥削”。在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苏联国内已经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规律同样支配着苏修统治集团的行动。今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广大的第三世界，正疯狂地推行新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采取种种卑劣手法，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进行野蛮的掠夺和剥削。

 

赫鲁晓夫 苏修以“无私援助”和“互利的经济合作”为名，大搞资本输出，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命脉，倾销陈旧的机器设备，掠夺原料，攫取超额利润。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苏修向第三世界输出的资本总额达一百三十多亿美元，打进了大约一千个工业企业和其它项目。通过资本输出，苏修控制了亚非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关键工业部门。印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资本输出的带动下，苏修大肆向第三世界国家推销滞销产品，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间，向第三世界高价出售的工业制成品达一百六十多亿美元，搜刮了几十亿美元的超额利润。通过资本输出，苏修从第三世界掠取了一百九十多亿美元的初级产品，其中原糖近三十六亿美元，棉花二十六亿美元，天然橡胶二十四亿美元，咖啡、可可、茶叶十六亿美元，矿石及精选矿石七亿五千万美元。

 

苏修进行新殖民主义掠夺的另一种形式，就是仿效美国的“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大力兴办所谓“合股企业”和“联合公司”，进行直截了当的投资，直接榨取当地人民的血汗。目前，苏修同发展中国家合办的这类企业，已经遍及开采工业、加工工业、贸易、运输等重要经济部门。在有的国家里，虽说是“合股企业”，但对方的股份是苏修的贷款，实际上是苏修出资本，别国出劳力而已。苏修通过这类企业，不仅搜刮了大量的利润，而且掠夺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推销苏制工业品。

苏修剥削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另一个主要手段，是不等价交换。尽管苏修口里说什么“互利”贸易，实际上，干起剥削勾当来，并不逊于那些贪婪的资本家。它不仅利用已经存在不等价交换的国际市场价格，牟取暴利，而且通过“援助”、“合作”、逼债等手段，以垄断高价销售工业品和低价收购食品和农矿原料，无耻地剥削第三世界人民。据不完全的材料估算，从一九五五年以来的十七年中，苏修对第三世界不等价交换的剥削额达一百十三亿美元，给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害。

苏修利欲熏心，但又底子虚弱，资本不足，因此挖空心思，大搞投机倒把，成为一个无耻的国际投机商。近几年来，苏修这种倒卖别国商品、赚取暴利的行径更是变本加厉。不久前，它借西方石油短缺之际，从阿拉伯国家低价购买石油，然后高价出售。为了攫取利润，它甚至可以不顾信义。苏修曾根据协议供给一个非洲国家一批水泥，但水泥运抵后，它竟擅自废弃协议，以高价售给私商。当地报纸怒斥苏修的行为是“不守信誉”的“海盗行径”。

此外，苏修还利用军火交易，敲诈勒索，牟取高利。仅以中东地区为例。到一九七四年为止，苏修对这一地区的武器销售额就达一百三十五亿多美元，每年从这些国家取得了神话般的利润。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之一。

二、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第二世界的欧洲地区是苏修同美国争夺的战略重点，是苏修力图进行控制和侵略的重要对象。

苏修控制的“经互会”，是苏修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在这个所谓“大家庭”中，苏修利用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强制推行“国际分工”和“经济一体化”，大搞什么“协调”计划、“生产协作”，建立“跨国公司”式的“经济合作组织”和大型的国际垄断组织——“国际经济综合体”，把一些东欧国家的经济命脉，直接控制在自己手中，进行露骨的殖民剥削。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通过“援助”、贷款和直接投资，向“经互会”国家输出了大量的资本。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四年初，苏修输往“经互会”国家的资本，仅经济“援助”一项就达一百多亿美元，它自吹总共参与了一千三百多个的大型企业和其它项目。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那样：“资本输出的利益也同样地促进对殖民地的掠夺，因为在殖民地市场上，更容易（有时甚至只有在殖民地市场上才可能）用垄断的手段排除竞争者，保证由自己来供应，巩固相当的‘联系’等等。”由于苏修垄断了参与“经互会”的一些国家重工业生产和重要工业原料的供应，因而排除了竞争者，保证了它的工业品市场。据统计，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苏修向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五国销售的工业制成品价值达三百五十多亿美元（其中机器设备占一百五十多亿美元），掠取了近八十四亿美元的高额利润。在对外贸易中，苏修通过所谓“长期贸易协定”，操纵价格，控制进出口的贸易，大搞贵卖贱买，对这些国家进行严酷剥削。据估算，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间，由于苏修不等价交换，使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五国蒙受的损失竟达一百九十亿美元。苏修的头号贸易伙伴东德受到的剥削最为严重，损失额达六十四亿美元。

苏修还通过“生产协作”和“生产专业化”，大量地掠夺东欧国家的农产品、工业原料和日用消费品。

自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苏修从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等国家掠走了九十亿美元以上的初级产品。他们不仅几乎全部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德和保加利亚的铀矿开采，而且疯狂地掠夺这些国家的稀有金属和重要战略原料。捷克斯洛伐克铀矿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保加利亚重晶石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和铅矿的百分之四十九、波兰锌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均被苏修拿走。由于推行“生产专业化”，保加利亚被迫沦为苏修的果菜园。多年来，保加利亚新鲜蔬菜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罐头蔬菜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水果的百分之三十以上，烟草几乎百分之百，都是供应苏修的。

不仅如此，各种形式的经济、科技“合作”也成了苏修进行掠夺和剥削的一种手段。苏修通过这种“合作”，驱使“经互会”中一些国家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为它服务，迫使这些国家耗用巨额资金来发展苏联的经济和技术，并且从中窃取科技资料，捞取实惠。

对西欧，苏修也一直虎视眈眈，力图进行渗透和控制。它向西欧国家拍卖苏联的资源，乞求贷款和技术，利用拉拢、利诱来分化西欧和美国以及“共同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以求各个击破。它打着“全欧经济合作”的招牌，扩大同西欧的贸易，以实现向西欧的扩张。近年来，苏修趁西欧国家对石油和其他原料的渴求，高价转卖石油，勒索西欧国家。如西德、芬兰等都是苏修石油的老主顾。但近年来，苏修卖给它们的石油价格提高了好几倍，使这些国家每年遭受巨大的损失。同时，苏修也以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为诱饵，使缺少能源的西欧加深对苏修的依赖，以便伺机进行渗透。此外，苏修还利用同西欧一些公司合股创办“联合公司”和建立银行网等方式，扩大它在西欧的市场和地盘。

苏修到处进行经济掠夺和剥削，彻底撕掉了它宣扬的所谓“互利”贸易和“合作”的遮羞布，露出了社会帝国主义的真相，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到苏修这个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的凶恶面目。

修正主义-中国修正主义

 

毛泽东 中国的“修正主义”就大不相同了，谁也说不清楚它的确切内涵是什么？客观标准是什么？今天你是马克思主义者，明天就可能变为修正主义者。中国的修正主义不是列宁所说的修正主义。中国的修正主义打上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印记。

 

1956年2月，苏共召开“20大”。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就事论是地揭开斯大林的盖子。由此，围绕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展开论战。斯大林实行个人专断，滥杀无辜，破坏民主法制，大搞个人崇拜。这一点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最有发言权。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把列宁、斯大林比做“两把刀子”，说赫鲁晓夫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3页。）他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应该捍卫斯大林的旗帜。在苏共决定不再挂斯大林的像，并将这一决定通知中国后，中国坚持在天安门挂斯大林像，并至死不渝地捍卫斯大林这面旗帜。“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与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7页。）否定斯大林就是修正主义。

由苏共“20大”所引发的批评斯大林的风浪，特别是“波匈事件”，改变了中国领导人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

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2页。）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8页。）5月，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真正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并断定：“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页。）

中国领导人对穷与富的问题有独特的看法。1958年4月15日，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77-178页。）10天后，在《论十大关系》中重申这一观点说：“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外国评论认为“穷是中国的动力”。中国领导人很欣赏这句话，说：“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革命，就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注：龚育之《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73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当时许多党的领导人主张趁穷向共产主义过渡。于是，中国吹响了共产主义的畅想曲。“穷革命，富变修”是上述思想的逻辑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穷光荣”、“穷革命”、“富落后”、“富变修”的乌托邦思潮。只有一人头脑比较冷静，那就是王稼祥。他对急于过渡持有异议，并郑重地请刘少奇向常委们和毛主席转达他的意见，但未被采纳。（注：徐则浩《王稼祥传》第539页，当代出版社1996年版。）

起初，反修者也说过，修正主义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注：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这之前也提过“反和平演变”。那是针对杜勒斯的反华言论说的。可是，反修斗争愈来愈脱离正确的轨道。

 

彭德怀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写了一封建议总结建设经验的信，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张闻天那篇有理有据的充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气息的发言，被戏谑为从东海龙王敖王那里取来的“黑材料”，“好宝贝”，是“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注：《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8册，第399,446,426,413页。）那次会议，后来领导者做了这样的概括：“我国也有修正主义者，以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去年夏季向党进攻。我们批评了他，他失败了。跟他走的有七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连他自己八个。我们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92人，八个当然是少数。”（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4页。）

 

历史已经证明，在那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而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者。

1962年春天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实际上是一次揭盖子的大会。大会期间和会后，中央一些高层领导人，对当时的困难形势，做了一些实事求是的正确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战胜困难的办法；邓子恢提出“三自一包”；彭德怀要求重新审查给予自己的结论。在十中会上，这些都被说是刮“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李维汉关于巩固和发展国内统一战线的一些好主意，也被说成是投降主义。中国最高领导人说，我们除在国际上同“帝、修、反”的矛盾外，在国内也还有人民群众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做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以改一个名子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99-1100页。）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实际上是对“七千人大会”的回应。

60年代前后，时任中联部长的王稼祥，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提出了一些比较符合实际的意见。他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决自己的政策”。“在支援别国人民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革命运动时，……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处在非常时期（三年困难）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要适当收缩”。在对待战争的态度方面，他主张“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在对待和平共处方面，他说，那种认为，“‘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和平共处’的说法，是错误的。”在处理兄弟党关系方面，他主张“要更多地自我批评，少批评别人。”（注：《王稼祥选集》第445、455、454、435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最高领导人对王稼祥的上述观点进行了严厉地批评。1963年5月，他在接见外宾时说，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尼赫鲁）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是“修正主义路线”。

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25日，刘少奇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说：“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注：《刘少奇传》下，第949页。）报告最后提出如何在国内防止产生修正主义的问题。刘少奇认为，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农村中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在人民中间进行阶级教育等，是防修反修的主要措施。从1963年起，在城乡开展的“五反”运动、“四清”运动，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大批判，其目的都是为了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颜色。196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基层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的通知》（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宣传提纲》）。决定在全党全民中进行一次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运动，但刘少奇万万没有想到，他竟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司令、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1964年2月，最高领导人在一次谈话中，又把他认为的国内外修正主义路线作了这样的概括，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包产到户）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省委书记、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1962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个会议，把这些东西都抖落出来。”（注：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25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这一年开展“四清”运动。为“四清”运动制定的文件，即“二十三条”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含有“内乱”因素的概念。认定“走资派”是修正主义者，最大的“走资派”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在意识形态领域，断定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学校培养出来的是“修正主义的苗子”，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了舞台，文艺界的大多数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91页。）照此下去，中国的一切优秀古籍，包括《资治通鉴》、《红楼梦》等，都应烧掉。难怪人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

薄老（一波）对前十年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做了这样的概述：“……在一定程度上，照搬了国际共运和我党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那一套。除第一次争论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成阶级斗争（但说过反冒进的同志离右派只50米了）以外，其余的三次争论都被看成阶级斗争。与毛主席意见不同的一些同志，被看成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被打倒的地主、官僚买办阶级在党内的代表，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64页。）一只脚已经沓进了“文化大革命”的门坎。

“文革”中，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浪升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一方面在修正主义前面加上“反革命”的定语；另一方面又在群众中开展“斗私批修”运动。中国成为使用“修正主义”一词频率最高的国家，一切不符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思想，皆冠以“修正主义”。在人们的生活方式方面，女人的高髻长发，男人的尖头皮鞋，青年的牛仔服……都被说成是修正主义。在美术界，齐白石的花鸟鱼虫，李苦禅的残荷，黄胄的毛驴，华君武、丰子恺的漫画……都被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

在国际斗争中，南斯拉夫之所以被说成修正主义，那是因为那里实行的“工人自治委员会”和自由化经济。说全世一百多党都不信马列主义了，都变成修正主义或半修正主义了，那是因他们不搞武装革命，不搬中国革命的道路，主张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有人说，十年“左”倾，反修正主义反得轰轰烈烈，十年动乱，反修正主义反得天昏地暗，此话颇有些道理。

经验主义也升格为修正主义。1959年，毛泽东曾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书写过这样的批语：“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种批评在当时就未必是正确的。在中国的古籍和词书中没有“经验主义”之说。西方所说的“经验”是哲学范畴，经验主义是一种系统的政治哲学，中国没有这种哲学。中国人所说的“经验”主要是指个人、集团、政党的“经历”，非哲学范畴。1959年批“经验主义”主要是指，以周恩来彭德怀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跟不上“大跃进”的形势。“文革”后期，“四人帮”又借故反“经验主义”来整老干部。1975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由姚文元主持起草的题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社论说：“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江青也在各种场合多次叫嚷：“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意图有所察觉。4月23日，他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这样，经验主义就包括在修正主义之内了。对教条主义的提法，也与延安时期和建国时期大不相同了。

按劳分配被说成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74年12月，最高领导人发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这里，误解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旧译“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按劳分配中所体现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资产阶级权利”与反映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是有根本区别的。马克思是在一种抽象意义上（一般商品交换原则）使用资产阶级权利这一概念的，并不是说按劳分配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按劳分配是在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基础上实行的一种分配制度，是分配制度史上一次深刻的革命，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按劳分配本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权利，与旧社会的工资制度差不多，这是一种误解。当然，我们强调按劳分配并不是把它当作革命的最终目的。按劳分配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到达共产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限制按劳分配，限制商品交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按照传统的说法，有了马克思主义才出现了修正主义，但是，中国的“修正主义”不是产生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而是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谈了他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的看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57页。）

如果投降也叫修正主义，岂不在原始部落战争之间就产生了修正主义？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修正主义相差甚远。

如何看待“文革”中的“反修”？有些人至今还持“文革反修论”的观点。如果这一观点出于不知“文革”为何物的青年人，那是可以原谅的。如果出自理论家或经过“文革”的人，那就不可思议了。说“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其主观愿望是“反修防修”，也无可厚非，但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人们所看到或经历过的是：“修正主义”成了打击不同意见，推行个人专断、并被坏人利用的工具。“文革反修”论者的根据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及《九大报告》，在那里，“反修”口号确实喊得震天响，也风风火火地在各界揪出了一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分子”。时过20多年，人们的认识应该统一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基础上。

《决议》把“文化大革命”定性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关于“文革反修”的说法，《决议》进行了驳斥。《决议》说：“‘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那些被歌颂被宣扬的恰恰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些甚至是封建主义。

《决议》还写道，在国际反修斗争的影响下，“我们在我国进行了反修正主义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扩大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那些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大部分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是群众创造出来的新事物，是真正的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与修正主义毫不相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采纳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同志的意见，一般地不再使用“路线斗争”、“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这一类概念。这是完全正确的，是从历史的灾难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要不然，“左派”理论家还会抡起“修正主义”这根大棒，无数次地打向改革者，打向与时俱进者，给社会主义现代事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修正主义-批判

 

列宁 列宁是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第一人。

 

1908年，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写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该文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对修正主义进行了较全面的批判，并给修正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并认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随后，列宁又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等多篇论著中，对修正主义做了深刻的批判。

同时，列宁也指出，修正主义有来自右的方面的，也有来自“左”的方面的。

列宁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思想争论的本身。列宁的言论成了第三国际的一种思维定式，符合者便是马克思主义，不符合者便是修正主义。进一步便是前者是革命者，后者是反革命者。这种非“马”即“修”的思维定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既无继承关系，也无统战关系，而是革命与叛徒的关系，是彻底决裂的敌对关系。即使那些左派，例如罗·卢森堡、卡·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也是冷眼相对。

这里无意去评论列宁批判修正主义的是非曲直。但值得肯定的是：列宁和卢森堡确给修正主义规定了一个明白的定义、确切的内涵和确定的时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