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盛：后奥运时代：中国准备好了吗？

李开盛
2008年8月8日，奥运大幕即将正式开启。对中国来说，这既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自从2001年7月13日申办成功算起，到这一天正式到来之前，中国全国上下最大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准备奥运。当奥运最终来临并像一道辉煌旋风刮过之后，中国接下来又该干什么呢？
一．西方错误应对北京奥运
对中国来说，奥运之所以被赋予强烈的政治内涵并成为一个民族的百年之梦，源自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屈辱经历。自1840年直至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可以说是始终被排斥在以西方为代表的主流世界之外。先是在虚弱的晚清、民国时代遭受外国入侵。新中国成立后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却由于冷战对抗而与西方相隔绝。事实上，直到如今，虽然中国与世界互动空前提高，但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还是在文化属性方面，中西之间仍然存在一条隐约可见的鸿沟。在这种中西区隔、西强中弱的总体背景下，中国迫切需要以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发展模式与成就，来表明自己自信面对世界的形象。当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获得举办权的那一刻，奥运会选择了中国，中国也选择了奥运会。
这一背景注定了北京奥运会不可能仅仅是一件世界体育盛事，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场不动声色的政治较量。中国希望通过奥运会表达自己，西方则希望通过奥运会改变中国。并非不正确的是，在中国看来，世界特别是对西方各国来说，他们对奥运会的态度就是衡量他们对中国态度的标尺。也正因为这一因素，奥运圣火在西方传递受阻以及一些西方国家首脑表态抵制奥运时，中国民众表达了愤怒的情绪。在这个时刻，原来往往被视为中国外交上主要对手的美国和日本因为表示支持奥运而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而对中国历来素少恶意的一些欧洲国家如法国却因在奥运问题上对中国挑刺，其国家形象在中国变得空前恶劣。
当然，这并不说明像法国这些国家就一定错误地估计了奥运会对中国的意义。事实上，他们恰恰是意识到了这一意义，才采取了对中国施压的举动。但是，他们错估了对象，错估了中国应对压力的抵抗能力。在一些西方人士的眼中，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可能是这次北京奥运会的最佳范本。韩国为了举办那次奥运会，全方位地改变国家政策，最终以奥运为契机，从一个独裁国家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对那些希望中国能够发生类似变革的人来说，北京奥运会意味着另一次良机，人权、民主因此成为敲打中国奥运的理由。当然，还有不少西方政治家利用藏独呛声，从而借机实现打压中国的政治目标。
然而，中国不是韩国，中国自身的巨大“块头”、它在西方世界中的重要地位就决定了它可能也不需要向西方的压力屈服。一些西方政府与舆论的压力，在中国看来不过是一些噪音而已。相反，抵制运动在奥运来临之前变得如此密集，反倒加重了中国人对西方的疑虑心理。特别是西藏事件也成为西方施压借口以后，中国人更加有理由怀疑西方正在借机打压中国的崛起。事实上，在奥运来临之前，中国不但没有出现如一些西方人士所寄希望的改变，相反他们在中国民众眼中的形象反倒被他们自己“改变”了。特别是在中国的网络舆论中，西方被再次与霸权、无耻、阴谋、帝国主义等负面词汇联系在一起，甚至那些西方所宣传的自由、民主、人权也被网友们加上引号或是“所谓的”形容词加以嘲笑，这应该是那些抵制者开始所绝对没有想到的。
二．中国的奥运逻辑
从根本上看，西方抵制失败、北京奥运没有起到像汉城奥运那样的作用的更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奥运逻辑。当中国把举办好奥运会当成一项最大的政治任务时，把北京奥运视为一场输不起的比赛时，稳定而不是变革就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逻辑。尽管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不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但在关键的问题上，稳定仍然是政府行事的首要指导方针。
对当代中国领导人来说，一个规模庞大和情况复杂的中国，任何敏感变革都可能会导致难以预料的情况，被寄予重望的奥运会应成为崛起的标志而不是变革的赌注。无论政治倾向如何，这点可能是所有中国领导人的共识。胡锦涛和温家宝是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形象清新、廉政亲民的领导人，在许多经济、社会事务上也推出了许多重大改革举措，但在敏感的政治领域，步履却始终不大。虽然他们的政治地位早已巩固，却仍然承担不起触发社会变动的风险。政治改革不同于经济与社会改革，它不但牵涉重大制度与观念的变更、核心利益的再分配，更涉及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存续，牵一发而动全身。上个世纪80年代，政治上的松动最终演变为难以控制的混乱和不幸的流血事件，这对所有亲历者（无论是民主运动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来说应该仍然记忆犹新。虽然许多人意识到政治改革不可避免，但可能没有人极力主张要在奥运前冒险举行。
尤其重要的是，这种逻辑并不只官方拥有，许多底层中国人也愿意为了奥运而暂时作出牺牲。特别是当西方抵制奥运时，中国民众普遍视之为对全体中国人的攻击，那些对现实不满的中国人也愿意压抑心中的愤懑，或是将这种愤懑对准西方的干涉和强权。笔者曾看到一则典型的网络留言：“现在的我们需要团结，才能度过这一（波）国际反华的浪潮。股市（没有信心）、城管（滥权执法）……无论是什么新闻也阻挡不了我力挺国家。”这种官民逻辑的上下呼应，或许是中国能够在各地群体性事件“群发”的今天，尚能保持社会总体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后奥运时代需要不同的政策逻辑
中国的奥运逻辑赢得了空前的成功。西方的抵制行动最终被一一化解，反倒是各国领导人纷纷奔奥运而来，美国总统布什在日本八国峰会上向胡锦涛索要中美篮球比赛的门票成为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趣闻。随着奥运的即将举办，北京开始在安保方面面临巨大压力，但以中国一向自豪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只要没有意外，把此次奥运办成历史上最庞大、最辉煌、最成功的一次奥运基本应无问题。
但是，随着奥运会的结束，奥运逻辑的效应也将逐渐消失。虽然奥运会的成功会进一步激发出中国人的自豪感，也会增加对政府的信任与信心。但奥运终究不能改变一切，当辉煌的烟火消散，广大中国民众仍然要面对现实中的各种困境与问题。学生就业的困难、失地农民的抗争、权力部门滥用权力、不断曝光的腐败丑闻仍然是中国社会中触手可及的现实，也是广大中国民众最为感同身受的现实。这些现实直接涉及体制弊端，将在社会中形成更为强大的改革压力。对中国政府来说，更重要的是，是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将触及他们在中国民众心中的执政资格与合法性。
因此，面对后奥运时代的来临，中国领导人切不可认为：既然原来政策成功，以后也可以畅通无阻、百试百灵。恰恰相反的是，奥运之前中国可以暂缓改革，因为中国民众为了奥运可忍受；奥运之后中国必须加快改革，因为原来积累的矛盾需要得到释放。北京奥运意味着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巅峰，也是一个时代的分隔，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政策。当奥运的成功成为过去、西方反华效应不再起到团结中国的作用时，后奥运时代的中国政府应该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改变姿态，才能够继续有效有集中民心、化解民怨，推动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当然，时代的转换也需要时间来消化，但中国政府迟早将会发现，民心易变，自己所处的政策环境已与过去已截然不同。与其到时被动因应，不如现在提前转变。明智而伟大的政治家，总是走在时代之前，而不是时代之后。
8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外国媒体的集体采访时，表示：“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我们将继续深化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继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国家机关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更好地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其中的“深化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被一些媒体所特意强调，但目前仍难以判定这是一个明确的政策转变信号。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全面而模糊是主要特征，同一表达完全可作多种解读。面对后奥运时代，中国真的准备好了吗？
（初稿于2008年8月1日，修改于7日）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