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猪流感，中国准备好了吗？

SARS的景象正在遥远的墨西哥重现，该国已进入非常状态，截至4月28日，邻居韩国已出现一例疑似，香港则有4例疑似。加之6年前的SARS经历，所有人都在问，中国准备好了吗？

受访对象：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育德，广东省疾控中心主任张永慧，广州医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SARS的景象正在遥远的墨西哥重现，该国已进入非常状态，中国跳水队在2009年世界跳水系列赛墨西哥站的比赛场馆里，没有一个观众，卖出去的门票全部退掉了。

病毒正逼近中国。截至4月28日，邻居韩国已出现一例疑似，香港则有4例疑似。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给全球带来的数千万人死亡的旧事，被重新提起，加之6年前的SARS经历，所有人都在问，中国准备好了吗？

中国危险吗？

南方周末：民众会比较担心，病毒会不会在我们本土的养殖场变异并传染？

钟南山：完全可能。禽流感是H5N1，这次是H1N1。病毒毒株中间的宿主是什么不太清楚。在猪身上产生，还是从猪传给人？还是说基本上就是在人身上出现这个变异？还不清楚。现在是需要高度警惕的，没有人能预测说现在会一天比一天更坏下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太多的证据，大规模的人传人的表现还没有，不能确定它是一个大规模的人传人的病株。

曾光：这种可能性概率极低，一般流感流行都是从一个地方传染，同时在地球几个地方都出现，这种变化不太可能。1918年的传播也是从美国传欧洲，欧洲传完，传亚洲，再传非洲。

陈育德：SARS也是这样，只有一个传染地源。

两道闸门和两套系统

南方周末：我国该如何防控？

曾光：我希望设立两道闸门。第一道闸门是墨西哥的。它不要把病人放出来，也不要把可能患病的放出来，即是跟流感的病人接触过但是没有发病的。世界卫生组织可以这么要求。病毒传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有责任保证不往外传。以前SARS，人家也要求我们，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要求它。第二道闸门是进来的时候要严查。

钟南山：首先最有效的是在局部围堵的办法，局部孤立一个传染的地区。在交通发达、往来频繁的今天，根本不可能实现。只能是早发现、早隔离、早处理。但把全国有发烧的都隔离起来，现在还不太需要。

因为目前这个H1N1的病毒是从外面来的，不是从中国内部出来的，首先要有对外的警惕。它的潜伏期是1至7天。从相应地区来的，如果短时间发现，马上隔离。在感染地区服用一些达菲，还有其他一些抗病毒的药，马上就可以局限化。为什么在1918年很快地就出现了第二波，因为没有完全的预防措施，很快地就能传播，就能变异。而现在采取隔离等办法，人传人的机率就减少了，不会出现1918年的情况。

南方周末：国内的多部门配合协调呢？

陈育德：我觉得比SARS有进步。这次就明确了卫生部和质检总局的分工责任。质监局主要是检疫，口岸检疫，要及时发现疑似病人，进来的话，卫生系统就对这些疑似的人采取检查、检疫等，假如他有症状便进行隔离治疗。大防控涉及的不光是卫生部门、疾控中心、质监部门，还包括交通、教育、科技和财政部门等，比如经费的使用、后备物资的生产、口罩的生产、药物的生产、科研新项目的启动等，现在我们是严密观察，已经开始有所行动了。

南方周末：除了把控两道闸门，还该做哪些准备？

曾光：需要加强监测，一是增加医疗点，有巡回流动的医生。可以的话，免费用药，让流感病人自己暴露。二是有病免费治疗，一发现就需要隔离。

南方周末：我们的流感监测能力足以应付吗？

曾光：我们国家有强大的流感监测系统，各个省都能做，年年都查年年都监测。SARS以后，我国医院都开设了发热门诊，一到38度就分诊到那里，会问询流行病史情况。

陈育德：这次传播的方式与SARS是类似的，症状主要和流感一样。这个是共性的。SARS以后，建立了一套关于传染病的监测网，一个确定的传染病的直报系统，一个针对像发热和腹泻症状的监测系统。

2004年1月就启用了网络直报系统，医生是法定的报告人，他要在规定时间（2小时）内向所在地的疾控机构报告，可以从县一直报到北京，同时省市也知道。网络直报系统的覆盖面，医疗机构98%以上，县卫生医院是80%多，边远地方用电话来报。

钟南山：很重要的是能够把这个通报信息网健全，尤其是在基层。过去禽流感就是在于基层网络不够健全。

小汤山医院可能重启

南方周末：和当年应对SARS相比，这次的应对有什么差异性？

陈育德：SARS最初特性很模糊，猪流感，不管怎么变还是流感，对一般流感有效的办法对它可能也会有用。另外，它的传播途径也清楚。把病原体分离出来，以后就知道它的特性，然后看看治疗上注意些什么，别的对症方法都是一样的。

SARS以后，我们对防控这些传染病应该说是有了基础了。SARS我们开始对它认识也不一致，现在这个认识很统一。我想这次应该有序，主动一点，不会像SARS那次慌慌张张。

张永慧：我们已经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发出的一些建议在做，提高警觉，高度关注。卫生部也下发了一些内部的通知。第一，我们收集有关的信息，包括国内外猪流感病区，内地和香港等等周围的病疫区；第二，与进出口检验检疫、农业部门建立了信息的沟通；第三，我们做好实验室检测应对的准备；第四，做好科普宣传的沟通。

南方周末：比如我感冒了，到医院去看，医院是否就已经有检测手段？

陈育德：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案例，要与国际合作，知道这个病原以后我们才能鉴别，研发一种试剂盒，快速地把它检测出来。这些年，我们关于不明原因传染性疾病发现的能力、快速诊断的能力提高了。

南方周末：有没有马上启动相应疫苗和药物的研究？

曾光：肯定开始了，已经破解病毒的序列。我觉得研制疫苗的时候要多采样，一次疫苗要覆盖好，别刚用完了又发现了。

钟南山：药物我已经了解到开始做了准备。与SARS和禽流感不同，它有一些有效药物，比如达菲。有效的药物已被授权，一旦有疫情，我国马上就可以在上海和深圳生产。

南方周末：医院有足够的病房和医疗条件吗？

陈育德：SARS以后，我们建立了一些专门接待传染病的机构、病房，县里都有。一旦有需要，也可马上启用。还要不断地提醒我们各地医务人员，看病人的时候要非常地敏感。这样才能及时地、及早地发现可疑的病人。SARS的教训一定要吸取，要注意分诊，跟一般的病人分开。另外医生自己也要注意保护，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

曾光：我们要去北京小汤山医院考察，考虑恢复的可能性，这是2003年用于收治SARS危重病人的地方。

南方周末：马上就是五一，公众出行旅游计划需不需调整？

曾光：我觉得没有必要中断，因为中国现在没有到这一步。出行时多注意个人卫生，远离一些病毒可能地。另外多听消息，多看报，以便可以随时调整行程。

陈育德：尽量不参加人特别多的活动。假如说没有传染源就无所谓，一旦有了传染源，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人群活动它就可以有一个传播的机会。

钟南山：大原则上来看，人群聚集的地方，禽流感和其他一些普通的流感易高发，目前南方本身就处流感高发时期。人群聚集的地方少去是对的。至于要不要出去旅行，还要看这几天的发展。但不要去疫区，像墨西哥，美国的纽约、洛杉矶、辛辛那提、圣地亚哥等。

“完全遏制不现实，当前应重缓解”

专访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韩卓升（Dr.Hans Troedsson）

世卫组织驻华代表韩卓升（Hans Troedsson）博士

南方周末：两天之内，世界卫生组织提高警戒级别，从三级到四级，如此急迫的情况以往有过吗？

韩卓升：这一流行病的警报系统只适用于大规模流行性感冒。SARS从来没分过警戒级别，因为它不是一种流感病毒。禽类流行性感冒病毒感染，也就是我们说的禽流感，仍然处于第三级别，因为它主要是人禽传播，极少在人类之间互相传播。

南方周末：从四级警戒颁布到现在，世卫对未来的走势有什么预测？

韩卓升：流行病警戒被提到更高阶段，表明它在更大范围内流行的可能性在增加，当然，这不是必然的。这项决定主要是基于病毒在人类之间的传播的已被证实，且病毒已具有在社区级别爆发传染的能力。由于病毒的广泛存在，总干事认为，眼下完全遏制疫情是不现实的，当前的工作重点应放在缓解措施上。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因为这是一种新病毒，而我们正在试图更好地了解它。

南方周末：我们注意到公众舆论已经开始将其与SARS相提并论，这样的描述客观吗？

韩卓升：这两个没有可比性。目前，A/H1N1猪流感病毒是一种新型病毒。它是一种禽流感病毒，猪流感病毒和人类流感病毒的混合物，而且之前并没有在人类或猪的身上发现过。

南方周末：1918年的那场流感盛行给全球带来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死亡，这次的暴发，就你们观察，有哪些相似或不同之处？

韩卓升：就像刚才说过的，这一株猪流感病毒是之前没有过的。它不能与以往任何瘟疫或大流行病相提并论，因为它尚未成为这样的大流行病。

南方周末：中国目前的情形如何，中国养猪是传统，有庞大的农村和产业，这是不是意味着形势会更为严峻？

韩卓升：世卫组织就这个问题正在与卫生部密切联系。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确认的病例。目前，我们仍在试图确定该病毒是如何传播的。到目前为止，多数案例是人类之间的传播，而不是从猪到人。再说一次，我们不能预测它会变得多糟糕，除非我们找到更多关于此病毒的信息。

南方周末：世界卫生组织针对中国的情况，会不会有其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建议？

韩卓升：我们已经建议所有国家，包括中国，请他们增加对病毒的监控，并且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检测。我们认为中国正在很好的应对这种情况，这就是中国尚不需要世卫组织帮助的原因。

南方周末：2003年非典后，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上的合作，有了什么新的变化吗？

韩卓升：非典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教训。经历过SARS后，中国加强了监测系统，并投资训练其工作人员。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个应急制度，而且这个制度已经启动以应付来自猪流感的威胁。在SARS期间以及SARS之后，我们与卫生部有非常密切的合作。禽流感时期已经见证了我们这种牢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今天仍在持续。我们共享信息，并支持对官员定期培训以建立他们应付任何紧急情况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