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车开支有增无减

公务车开支有增无减
　　位列三公消费之一的“公车私用”，一直是公共行政治理的一大顽疾。
　　11月初，央视披露北京公务用车已达70万辆，占该市机动车总量的近15%。

　　近日又有消息称，国家发改委已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调研工作，厅局级以下官员专车或全部取消。然而，国家发改委对此回应称，近日媒体的报道是引用了今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关于公车改革的提案。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正在起草一份关于公务车改革的声明，近日将对外公布，但还并没有新的关于公车改革的文件出台。
　　如果从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我国的公车改革已近16个年头。然而现实是，这项改革仍没有一个像样的头绪。据有关统计数字，早在“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约为GDP增长速度的3.5倍。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为3000亿元。在社会强烈呼吁下，公车改革在2003年前后正式启动，各地纷纷采取了“卖公车、发补贴”的办法。然而，汽车在政府采购物品中始终占据前三位，2005年全国政府采购公车花了600多亿元，2006年则一举突破700亿元，占财政部预计实现的3000亿元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近1/4。
　　近十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约20%，约是GDP增速的两倍。这大大增强了公车的消费能力。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

　　据统计，社会上私家轿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是0.82万元，而党政机关单位公务轿车则高达3万元以上。

　　是福利还是特权？
　　无论是从购买、使用还是事后的维修，公车都在吞噬着公众的利益，因此，民众期待改革公车的声音一浪高于一浪。
　　评论人士称，倒不是民众对公车改革格外挑剔，从“辽阳市弓长岭区书记区长一年享受8万车补待遇”这类公车改革之怪现状就可看出：一些地方的车改不是为了公共财政节约行政支出，而是将公车福利直接变现，车改变成了“赎买”。通过改革，本来备受质疑的公车使用，反倒利用货币补贴这一政策合法化了，公共资源不仅成了“唐僧肉”，甚至还成了某些地方公车改革的一大成果。
　　据了解，在绝大多数国家，对公车的配备及使用都有非常严格的范围。一般只有内阁部长可以配备专车，但也仅限于执行公务。近一两年德国、法国都曾出现政府部长因公车私用，迫于社会舆论压力而辞职的事情。
　　在我国这样一个人民生活还远不富裕、人均GDP排在世界百名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官员的公车消费水平却居世界前列，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发达国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特权泛滥。

　体制不改，难有突破

　　近年来公车采购的反弹，无疑宣布了历次公车改革的失败。为什么每一次改革反而激起更大的反弹呢？这实际上涉及政府深层改革问题。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曾总结，在近些年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倾向，即凡是涉及减福利的，改革都非常神速如国有企业改制带来的失业下岗和高收入者的收入申报制度，而凡是涉及削特权的，都进展得非常缓慢如公车改革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从已有的公车制度改革模式屡屡招怨来看，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触碰特权。许多“车改”模式，不仅没有着力去“改”掉公车使用中的特权，相反，是在“车改”中用制度和政策的形式将公车使用中的特权合法化，其弊端集中体现在“车贴”的发放上。

　　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对于公车私用问题，“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他讲到这一点时曾强调：“我们能够做到，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

　　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对公车制度改革的呼唤日趋强烈，一些地方也先后启动了这项改革。从总体上来看，由于现在乘用车社会化服务不断完善、家用轿车日益普及，全面推进这项改革的条件已大体具备。

　　国家发改委就此次事件的回应也表明公车改革已经逐渐从各地单打独斗的细枝末节的变革，进入到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变局，这种回应理所当然符合当下社会公众的期待。可人们在期待的同时，却又不乏疑问：多年行而未果的公车改革，会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变局发生根本改变吗？

　　在安邦分析人员的分析报告中，研究人员却认为，公务车使用人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天然反对公车改革。在财政资金的使用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公车使用改革的“雷”会不断地打下去，局部也会下些“阵雨”，但如果体制不改，公车改革不可能奢望有实质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