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奇庄批评于丹愚民说教 A+

田奇庄：我为什么批评于丹
转自灵鸟网 栏目：[文化批评]   发表日期：2007-1-24
因为当今中国大陆最缺少的是公民，最需要的是公民，而于丹所宣扬的理论却是鼓励大家当顺民、草民、愚民。
有人说，于丹讲得是如何做人，你说的是政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其实不然，人都是社会动物，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人只要与社会有关系都脱离不了政治。孔子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的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社会，公民与政治息息相关，怎么可能割裂呢？
长期以来，中国之所以远远落后于其它文明国度，除了皇权肆虐，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国人深受儒家的“缩头龟”文化影响。抛开社会责任讲个人修身养性，“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教育即使“修齐治平”，也是施展个人抱负，图的是光宗耀祖，与肩担道义维护社会公正有天壤之别。
纵观中国历史，专制制度为何经过一次次改朝换代依然保持不变？其根源就在于国人血液中流淌着太多儒家文化。专制者用科举制度选拔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而依附于专制者的知识分子则用儒家文化给大众洗脑，使他们成为各顾各的羔羊。在不公平、不公正专制统治面前，从文人到百姓，大都明哲保身，装聋作哑。于是当权者有恃无恐，为所欲为。
当权势祸患将被统治者逼到忍无可忍时，便有了大量揭竿而起，横扫一切的暴民。风起云涌的权力争斗造成文明断裂，生灵涂炭，矫枉过正、载舟覆舟、改朝换代便成为颇具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
文明国度的发展史证明，国家要想实现健康和谐发展，根本出路就是建设公民社会，培养自觉行使宪法权利的公民。公民作为国家主人登上政治舞台，才能把统治者关进笼子，使公共权力造福于社会。
为什么中国大陆腐败现象如此猖獗？为什么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房改、医改、教改屡屡失败？为什么近万亿公款吃喝、购车、出国屡禁不止？为什么买官卖官呈燎原之势？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还是老百姓，就是因为老百姓还没有争取和行使宪法权利的自觉。
公民最重要的权利就是选举权，由于国人不懂得正确使用这一权利，面对五年一次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许多选民竟把象征自己政治权利的神圣的选票投给了“不和选民见面，不征求选民意见，不向选民做出承诺”的“三不”候选人。这足以证明，今天的中国大陆最缺少合格公民。
于丹借央视窗口传播所谓挨千刀理论、压南瓜理论、以苦为乐理论，其核心价值观就是让大家都当各顾各的草民，听天由命愚民，逆来顺受的顺民。
正是由于中国大陆有太多“老败兴”，那些掌权者才有恃无恐地兴风作浪，因而有了前几年群体暴力事件剧增。现在虽然控制了上访，但终是治标不治本。这种状态的持续势必导致社会风险系数积累放大，一旦社会链条断裂，对所有人都是灾难。
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未来，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和义务唤醒国人公民意识，帮助国人积极践行公民权利，教育国人成为合格公民。
在此，我提出自己的“两个凡是”理论：凡是为实现公民社会努力的知识分子都值得尊敬； 凡是反其道而行的知识分子都应受到鄙视。
这就是我批评于丹的原因。
田奇庄：请看于丹如何愚民
栏目：[文化批评] 发表日期：2007-1-19
 
近一时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可谓风光无限，在央视的倾力追捧下，她似乎成了当今的“圣人”代言者。
不过，尽管于丹用华丽的现代词藻把中庸之道装饰的五彩缤纷，天花乱坠。只要静心品味就不难发现，那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其宗旨无非是愚弄和麻痹国人，让大家循规蹈矩，逆来顺受，听天由命，成为官本位体制的奴仆。
让我们看看于丹教授贩卖的货色：
——“孔子提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前提，就是‘在其位要谋其政’，先把自己那个岗位做好，先不要操别人的心”。
孔夫子向来主张“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于丹的意思非常明确， 草民们连体面的工作岗位都难以得到，最好是老老实实保自己的饭碗，犯不上越俎代庖操心公共事务。国家大事是精英和世家们的专利，至于君子们怎么折腾是人家的事，与草民无关。
——“孔子提出‘慎言’，就是说话要小心，不要说自己做不到的事。用老百姓的话说叫‘祸从口出’，没那么严重的话，起码也叫‘言多语失’”。
这就更进了一步，不但不要越位，还不能随便说话，否则就会“祸从口出”。于丹只字不提这“祸从口出”是中国社会病的总病根，更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明白白写着保护公民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却谆谆告诫草民们：老老实实当磨道驴吧，这是为了你好。
—— “‘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君子的力量始自于人格与内心。他内心完满、富足、先修缮了自我修养，而后表现出来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
于丹好象未食人间烟火，竟鼓吹天下有什么君子，竟相信靠自我修养能产生君子。她的言论就是让人相信，用不着建立什么透明制度，搞什么民主监督，关键在于君子们是否洁身自好，能否进行自我修养。这样的忽悠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草民们直到现在还等着盼着官员们良心发现，指望清官现身。可是明眼人都知道，只有把官员当成盗贼，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的国度，才可能有清明政治。在公共权力到处暗箱操作的国度，指望权势者能成为入污泥而不染的道德君子，就如同相信男人们都能成为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一样可笑。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说是说，君子走的始终是一条适宜的正路。而小人则一心看重私利，在一已私利驱使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于丹也太能忽悠了。人是随时都会变化的动物，天下哪有不牟私利的人？天下哪有始终走正路的人？专制社会无道德可言，所有控制话语权的人都是无赖，他们向来把自己封为君子，把对立者贬为小人，这样的闹剧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演了几千年。在没有公平公正的社会，在以言代法的环境中，怎么可能界定君子、小人？
孔夫子的中庸之道，说到底是让草民按照所谓君子的旨意生存，不要有非分之想，更不要与命运抗争。所以这样的学说深受历朝历代统治者欢迎。作为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精英，于丹当然深谙此道。为了更好地宣传孔孟之道，她用极富诱惑力的语言，用形象化的故事，把芸芸众生引入她精心设计的愚民圈套。在书中，于丹先后讲了三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小故事：
一则故事说的是，同是出牛马力的劳动者，没有理想的人，会觉得自己在受苦刑。而有远大理想的人，会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有意义，从而以苦为乐。
对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改变其生存状态是最迫切的需要，连这些起码的要求都满足不了，说远大理想不是胡扯吗？当然，用虚无缥缈的理想使受苦受难者自得其乐，会让所有统治者和老板们求之不得。但我想，如果于丹能在随时有生命危险的煤矿井下工作几个月，不知她还会不会居高临下地讲出这样的故事。
第二则故事说的是花岗岩雕刻的佛像受到无数人的朝拜，可是同为花岗岩刻成的石阶却被万千人踩在脚下。面对石阶的质疑，佛像说，你只挨了四刀，我却挨了千万刀啊！
于丹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让世人知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社会精英的今天，是过去付出努力的结果。可是于丹似乎忘了，如果她出生在边远山乡，如果上不起学，连走出大山的机会都很少，又怎么可能得到成为雕刻成佛像的机会。如果成功的精英就要享受顶礼膜拜，大多数人只配被人踩在脚下践踏，那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吗？
第三则故事说，南瓜从出生即压上砝码，而压上最重砝码的南瓜，用刀和斧子都砍不开，最后只能是用电锯割开的。
公众人物给大众讲这样的道德伦理，真让人寒心。几千年来，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的国民比中国老百姓蒙受的苦难更多。正是在孔孟子之道的荼毒下，国人忍辱负重听任他人摆布，从来不想参与公共事务成为合格公民。按照于丹教授的教诲，国人所受的苦难与那个承受最大压力的南瓜相比完全是小儿科——你们最好的选择是准备承受更大压力，力争达到被电锯锯开的境界——那才算得上功德圆满。那么我反过来问于丹一句，你为什么不给当今的官员们讲一讲，如今的社会危机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不能给他们施加更大压力，促使其顺应时代潮流，加快民主法治进程，不再搞什么纳米推进。
孔夫子的那一套处世哲学当然有其实用性，不然也不可能传承两千多年。但他的基本理念是为统治者服务，是鼓励国人当顺民、草民、愚民。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许多国人已经明白，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远远落后于世界其它文明国度，除了专制制度腐朽、官僚腐败，还有与之相适应的腐朽文化——孔子儒家思想。
当然，后来矫往过正，兴起阶级斗争、斗争哲学，试图用群众运动和专政暴力解决社会矛盾，这条道路已被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但是，如果因此走回头路，把腐朽的儒家思想搬出来，重新占据中国政治舞台，必将成为国人灾难。
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国人通过比较和鉴别，终于认识到：只有落实联合国宪章，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公民正常行使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才能建成公民社会，才有公平正义，才能实现社会健康和谐发展——这也是文明国度所走过的共同道路。
可于丹却告诉大家，“让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下圆润地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来有效率、有价值的人生，大概这就是《论语》给予我们的终极意义。”在她看来，孔夫子的中庸之道与现代制度的结合，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
专制文化之树不可能长出民主法治之果！愚民草民不可能建设公民社会！没有公民意识的觉醒就不会有真正意义的社会进步，这是中学生都不难明白的常识，可是身为北师大十佳教师，中央电视台多个栏目总策划的于丹教授却不明白。也许她比谁都明白，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至于她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很难揣测她的内心，也许这就是孔夫子说的“君子”所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