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前老教科书缘何走红？

78年前老教科书缘何走红？（附照片）    继“鲁迅大撤退”和“中小学语文删减侵权”之后，当代中小学语文教材再次遭到来自民国语文教材的挑战。新课本遭反思，老课本卖断货，究竟是消费者的选择，还是课本内容本身的短长立现？
   
    帕帕拉佐
    “先生，早。”
    “小朋友，早。”
    两句话，七个字，就是一本最近被拂开积尘重印后，热卖至脱销的一本语文老教材——1932年版的《开明国语课本》第一册第一课的全部文字了。
    《开明国语课本》由一代大家叶圣陶先生编写课本文字，丰子恺还为每一篇课文精心绘制了插图。像一粒金子被擦拭后重新闪光，这套老教材竟然在出版几年后悄然升温，各大书店和网站纷纷致电出版社要货，而重印的一批5000套又传出卖断货的消息。民国教材到底有什么吸引力？日前，由这套书引发的话题在持续升温中。
   
一课只有七个字
    为什么把上述两句话放在第一册的开头？叶圣陶曾说：“开学那天，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是头一回跨进学校，觉得什么都既新鲜又陌生。见到老师，他们上前去鞠躬问好，老师微笑着欢迎他们。等到上课了，翻开课本一看，刚才温馨的一刹那原来已经写在课本里了！”
    丰子恺之女、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丰一吟回忆大姐给她念老教材里的课文：“爸爸在园里种菜，弟弟问：‘为什么不种花？’爸爸说：‘先种菜，后种花。’”“大姐接着对我说，这篇课文的28个字，其实有一个大道理：你既要注重吃，又要懂得爱美。两者不可偏废，但也有主次之分。”丰一吟说，“大姐的这番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孩子读得咯咯直笑
    永儿的爸爸对永儿说：“如果有客人来，先要问他尊姓。”明天，对门的徐先生来看永儿的爸爸，永儿说：“徐先生，请问尊姓？”这是这次重印的《商务国语教科书》中的课文《请问尊姓》。在上海市江湾中心小学读二年级的蔡亮盯着书上一脸懵懂的永儿肖像咯咯直笑。
    “这本书孩子看了几页后，甚是喜欢。”“书中传达的是一种简简单单的纯粹的快乐！”……当当网读者对这套再版书的评价颇具代表性。
    这套颜体字排印，淡墨着画，一课一图的教材，是民国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馆长张元济亲自担任校订，问世后的十年里，总发行量达到七千多万册。
    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国文课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此后的5年里，仅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就出版了整整12套。
    而如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吕叔湘、夏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热心于小学课本的编撰，负起“这担责任的事”。
   
编得太用心了，小孩怎会不喜欢
    如今影印再版的《商务国语教科书》，原名《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薄薄八小册，素色封面上干净的竖排文字，别无他饰。
    陈宁宁五年前从旧书堆里刨出它们的时候，还在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担任编辑。她1983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即从事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现在的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所在地，一栋法式洋楼，原是张元济、顾廷龙等开办的合众图书馆。除金石拓片、古籍善本之外，还收藏了不少民国年间出版的“旧平装”。
    这些当年被当成“新书”搜罗的古旧书籍，还来不及细加甄别、保护和收藏，“有的乱七八糟堆得一塌糊涂”。但凭着对馆藏的熟悉，和三大本《民国丛书编目》，陈宁宁从“旧平装”里，翻寻出全套1917版《商务国语教科书》。
    在这个过程中，还勾连出了开明书店1932年版国语课本，和世界书局1930年版课本。三个版本均插画精美，陈宁宁两只手指掂着黄脆的书角，啧啧称奇，“这种书编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么会不喜欢。”
    为了拣选出几部合适的老课本再版，当时，她的案头堆满了各种蒙学读本和新式课堂教材。有《三字经》的民国新排本，做成了识字卡片的样子；也有清末的钦定新式读本，少不得讲经尊孔。
    最后选定再版的这三套老课本里，“最先确定的是叶圣陶和丰子恺一起编写的开明书局版”。为此陈宁宁还联系上丰子恺的女儿，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的丰一吟，“没想到那么多年过去，她对这套课本的记忆还很鲜活。”
    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
    这套意象优美的课本，选文独多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猫狗狗的题材。《田里的麦熟了》、《一箩麦》、《我被缚住了》……几乎构成了一组儿童田园诗，也符合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制定的“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的要求，“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胜。”
    课本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第一部经部审定的小学教科书”。教育部的批语说：“插图以墨色深浅分别绘出，在我国小学教科书中创一新例，是为特色。”
   
现行语文课本的“四大缺失”
    现行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被称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目前各地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除了人教版外，还有苏教版、北师大版等多套教材。浙江“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重点对三个版本的教材进行分析后，举出种种弊病：母爱和母亲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比如苏教版中的《花瓣飘香》、《沉香救母》，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等文中，母亲多身体不健康，极度压抑，或功利心太强。而人教版《日记两则》和《看电视》、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和《妈妈的爱》等里，母亲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她们多数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
    课本里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不快乐的孩子，要么成人化了，要么非常态，或在恐惧中成长，比如北师大版《花脸》一文，或被工具化般地蓄养，如北师大版《三个儿子》。他们被教育要“吃苦”，不断“吃苦”，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苦”。
    有专家指出，现行语文课本存在“四大缺失”，即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很显然，这些“缺失”在还原时下教育本来面目的同时，烘托出功利教育的现实。应试教育这个怪胎，一定意义上让小小课本，俨然成为加工“模具”。功利教育，说到底是功利社会的惊鸿一瞥。
    令人颇为纠结的是，民国老教材虽然火了，最终也只是被“引为课外读本”而已。就事论事地说，1932年版的《开明国语课本》再好都不可能成为当下小学生的教材，原因很简单，时过境迁了。民国老课本最多是一种参考读物，不可能成为一种标准的教材。怀古是中国文化的幽思，追思民国文化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对当下社会文化的不自信，对老课本的怀念如同很多人对所谓的“汉服”偏爱一样，喜好者固然可以好古，但不可能让服饰文化形成“穿越”式的倒退，人的社会功能完全不同了，穿个“汉服”也充其量是个礼仪的程序，普及则需要大众文化的介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