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中国愤青——“中国崛起”潜在的阻碍和危险

《打捞中国愤青》——新锐观点

　　— 中国愤青是对盲目爱国、狂热排外、愚昧自大、鼓噪鲁莽的非理性群体的统称，其中主要指狭隘病态的民族主义者。

　　— 愤青破坏的热?往往大于建设的热情，当愤青得势的时候，正是全民疯狂的时候，也正是整个国家民族遭殃的时候。

　　— 很多愤青受过高等教育，却未必比我们楼下卖煎饼的老太太更明白事理。

　　— 假愤青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 一腔热血就像一把火一样，可以煮饭、取暖、炼钢、拒敌，但用得不好，也可以把大好的财富付之一炬。

　　— 把嫖妓上升到爱国，是中国愤青的专利。

　　— 床上的就让它回到床上，爱国的就让它回到爱国，拿上床来爱国，本身就很下三烂。

　　— 爱国就做强自己，因为只有自己强大了，你才能保护自己，保护想保护的人。大多数人都能获得保护，具有自救能力，这个社会才算得上强大，一个基于强大社会的强大国家才能成为可能。

　　— “铁血腔”说白了就是用拳头说话，坚定地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披着文明的外衣崇拜“丛林法则”，企图通过拳头来扩张势力，抢夺利益。

　　— 只要有愤青的地方，就有情绪商机和爱国生意，商人瞄准了这些商机和生意，为愤青提供着种种服务，大赚而特赚。

　　— 愤青喜欢讳疾忌医，而且在“痛并快乐”的自我感觉良好中一条道走到黑。

　　— 一个民族要是种下了“打人”才能发财的思想，未必不是灌仇恨思想，那结出的果子是很可怕的。

　　— 愤青始终沉浸在仇恨之中，随时需要获得贬斥别人的复仇快感。

　　— 阴谋论真是一种受虐的心理，别人给你送杯糖水来，就怀疑别人是不是在里面下了毒，要是倒来一杯苦涩的良药，就更有理由怀疑别人下了剧毒。

　　— 愤青跟“五四”青年最根本的区别在：“五四”青年是一切不愿做精神奴隶、追求民主与科学的青年人的集合。愤青是头脑简单、偏执狂热的病态民族主义青年人的集合。

　　— 在现代文明的清单中，无论科学、技术、制度、规则、器物，自近代以来，我想象不出我们有哪些东西?是依托于西方而是自己弄出来的。

　　— 极端一点讲，没有1840年的炮声，就没有中国近现代化的开始。

　　— 把“崇洋”与“媚外”两个词捆绑在一起，就像把林黛玉跟西门庆捆绑在一起，怎么看怎么让人不舒服。

　　— 中国人的重要价值观：人的价值在于“他者承认”，他人、外界、社会对自己的评价，才是自己的价值依据，多数中国人就是做给别人看，活给别人看。

　　— 中国人丢不得的东西不是文言文，不是几块裹脚布，不是冒牌的爱国，丢不得的是：别喝有毒的文化奶粉。

　　— 每个平凡的人都争取让自己“活得像个人样”，就是最大的爱国。

　　— 贪官（不管是被发现了的还是没有被发现的）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卖国贼。

　　— “狼道主义”猖狂，人道主义湮灭，这个社会必然会变得缺乏亲情和友情，冷漠而残酷，不适合于人类居住。

　　— 韩寒不光是一个火种，而且是一个播撒火种的人。

　　— 愤青拉柏杨来撑门面完全找错了对象。好比一个求雨的人请水神共工，结果误把火神祝融请了回来。

　　— 把人逼成伪君子的力量远远大于宽容真小人的力量的时候，我愿意站在范美忠这只鸡蛋这边，而不是道德权威之墙那边。

　　— 中国人的虚荣心与“治人者”的“我能” 抱团取暖，互相媾和，怪胎生生不息。

《打捞中国愤青》——名家怎么看（1）

　　鄢烈山 著名杂文家、《南方周末》高级编辑

　　早就盼望着有这么一本“捞愤”，与国内揭黑“扒粪”反腐同样重要，而旨在拯救溺?极端民族主义癫狂的“爱国”青年的通俗读物了！作者以国际“愤责”过来人的自我观照和敏锐的社会观察，对“愤青”做精神分析，揭示“愤青”的政治文化和商业操作的产出机制，及其对国族利益和个人身心的危害，没有学院派论文的艰涩，而深入浅出，机智诙谐，与人为善，在论辩中启人心智，可谓“开卷有益”。

梁文道 凤凰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

　　流行语、常用词，皆可视作一个社会的脉动索隐。“愤青”的负面转化与“精英”变成一个骂人的词汇一样，都是当今中国甚为可怪的现像。然而，只要追索下去，便能发现其中势所必至理所当然的深层结构。《打捞中国愤青》扣准“愤青”的来世今生，一门深入；却又能触类旁通，为读者描绘出一张生动而全面的“愤青地图”。

吴稼祥 捞起“愤青”做“奋青”

　　一、“愤青”是一场雨

　　虽与廖保平缘悭一面，但读了他《打捞中国愤青》的部分书稿后，还是欣然应诺为这本书写篇序言。不仅因为愤青现象已经成为稻田蝗灾般的网络公害，不可不正视，更因为廖保平先生用来去除此害的灵丹，不是杀虫剂，而是悲悯之心。他不是要打倒愤青，而是打捞愤青。捞起愤青做奋青，是他这?书的良苦用心。

　　“愤青”像飘在空中的云，你抓不到它，等你抓到它时，它就不再是云，而是水滴。愤青就是极其细小的水滴聚集起来的情绪之云。它的存在靠聚集，会场、广场、战场，尤其是网络，都是它聚集与存在的方式；当年的义和团是战场愤青，一回到乡下，就成了农民；后来的红卫兵是广场愤青，一上山下乡，就变成了知青；当下以“网友”符号存在，为爱国而骂人的那些匿名者们，是网络愤青，一回到生活中，就是张三李四。在现实生活中，你很难找到愤青。当年采访愤青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有过切身感受：

　　“在互联网上，愤青?佛是一种铺天盖地的存在，可是当你拿着愤青这个词去寻找它的主人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一种‘大象希形’的尴尬。”

　　“‘别人都说我也是愤青呢……’然后突然刹住话头，迟疑：‘不过……’最后是否认：‘我不是愤青。’而更多的人则明确表示了对‘愤青’一词的蔑视以及记者将其称做愤青的不理解和愤慨：‘我怎么能是愤青儿呢，愤青儿是什么东西？’仿佛记者说他犯了什么罪行一样。这是记者整个采访过程最常见的一幕。”

　　这说明显示存在的“愤青”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群体，而是一场“暴雨”，只有“下”的时候才存在，下之前?下之后，都不存在。这是一场什么“暴雨”？唾沫飞溅的情绪暴雨。由于这种暴雨通常是下在匿名网络上的，因而它的存在具有三种特性：非个体性、非真实性、非持续性。

　　就像一颗雨滴构不成一场暴雨一样，一个“网友”构不成骂倒一切的“愤青”。它必须滂沱而下，铺天盖地，淹没一切，这就是非个体性。它像雨做的乌云一样，是一群临时聚集的匿名乌合之众。

　　骂人涉嫌犯罪，诽谤罪或侮辱人格罪。既要谩骂，又不想承担罪责，所以第一必须许多人一起骂，法不责众，很难追究；第二必须手里拿着“圣旨”骂，奉旨讨伐，何罪之有？第三自然?掩藏和匿名，这就是它的非真实性。

　　最后，世界上没有下不完的暴雨。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意思是雨越暴，下的时间越短，即使是泼妇，谁见过她一天到晚、一年四季骂街？谁见过永远不散的乌云？这就是愤青存在的非持续性。它的情绪集体发作像癫痫一样，是间歇性的。就这个特性来看，愤青其实就是精神癫痫症患者，在他不发作时，在他或她与其他人之间，很难做出区分。

《打捞中国愤青》——名家怎么看（2）

　　二、内火：肝虚脾湿

　　问题自然是，好端端的青年为什么会感染这种精神癫痫病毒？其实，没有内邪，外邪（病毒）就难以侵入；没有内火，也不容易外感风寒。感染“愤青”病毒的青年，一般都有“内火”。这些内火有些来自成长的烦恼。这是任何人在青春期前后都有的烦恼，精力和能量突然增长了，但倾泻这种精力的泄洪口一时还找不到，于是精力过剩，心火大炽。孙猴子在花果山也曾有过这内火，他忽然获得广大神通，而且手握定海神针，但有劲没地方使，最后使到了天宫，被压到了五行山下，才精气内敛，成为圣徒，最终修得正果。因此，九九八十一难，不仅是唐僧取经的艰难历程，也是孙猴子从“齐天大圣”成长为孙行者的艰难历程。著名的反日愤青郭泉曾经对记者说：“我认为我的成长是没有教材的。我有我自己的抗战史。”他还表示，他是属于天马行空的那种性格，做事情从来不跟别人商量。不问可知，我们能从他身上看到谁的影子。这是狂傲的自大。

　　其实，这种自大是表面的，是肝虚；掩藏在下面的其实是自卑，是脾湿。和当了弼马温的“齐天大圣”，以及与朝廷离婚与酒私定终身的李太白一样，不少感染愤青情绪的青年，除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傲之外，还有怀才或怀情不遇的愤懑。这些人有的刚进入社会，有的甚至没有稳定的工作，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里；这个月住在这里，不知道下个月住在哪里；想爱人，但找不到爱他的人，只好爱国。

　　杨鹏博士有一次到“乌有之乡”网站会议室演讲，经常被打断，话说不下去，于是问台下那些不想当听众的听众们：“你们结婚了吗，或者有女朋友吗？有的请举手。”只有一两只手举起来，孤单得像鸭绒中的凤毛。“这样吧，”杨博士笑道，“等你们找到女朋友时我再来讲，今天你们互相讨论吧。”杨鹏说这个故事时解释说：“人不是天生的愤青，还没有尽过起码的人生义务的年轻人容易成为愤青。”

　　确实，爱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没有在爱或爱过的人，不知道义务和责任为何物，就会经常处于愤青癫痫病发作状态。爱人，不仅要动口，还要动手，因为你可能要做早餐，要洗碗，要挣钱买房子，这是爱的义务；爱国呢，似乎只有权利（骂人的权利），没有义务，可以君子动口不动手，对国家的爱挂在嘴上，用谩骂他人寻求快感。这其实是一种与国家的口交，所以被称做“口水爱国主义”。本书作者就是要从口水里把愤青打捞上岸：爱国从爱人开始，而不是从骂人开始。如果爱国就是骂人的话，那中国就不再是中国，而是“骂国”。只有在爱具体的人的课堂上，才能学到责任和义务。从这个角度，我可以给愤青下一个简单定义，所谓愤青，就是对自己的行为后果不负责任的人。

　　因此，感染愤青病毒的人，既是逃避自由的人，也是逃避自我的人，让自我迷失在临时性群体中。所以成群结队，要动一起动，要静一起静，静如乌云，动如蝗雨。自由是与责任对称的，不负责任的人，也逃避自由。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很难成功，经常失败，社交困难。由此可以引出对愤青的另一个定义：他们是还没有完成社会化的人。伴随着他们的是失败、孤独，甚至被遗弃，不待见。我的朋友许洋几年前告诉我，他曾经主持过一个网站，把评论区里风头最劲的网友请来开会，发现他们形容猥琐、言谈磕巴。可以想见，他们几乎不可能在社交场合获得成功，甚至患有社交恐惧症。这迫使他们躲进网络江湖，用谩骂的唾沫寻求最简单的认同和虚拟的成功，不需认证，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毁灭力量最强、党费（仅限于网费）最低的“政党”——“骂人党”党员。这个党的党员，可以在网络的江湖中用唾沫相互拥抱、相互取暖，但回到生活中呢，就像鱼儿上了岸，可能会更孤独、更寒冷，生活更没有着落，甚至呼吸困难。

《打捞中国愤青》——名家怎么看（3）

　　三、外邪：怀旧排外

　　说了“愤青”热病的内火，现在来说说它的“外邪”。这个“外邪”就是“病态民族主义”。

　　国外的“愤青”很少被这种病态民族主义所侵害，原因之一可能是：在西方，走在社会前面，能力超出社会需求，渴望引导社会潮流的人们成为愤青；而在我们这里，更可能的是落在社会后面，能力或知识水平还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观念还留在过去的人们成为愤青。这是从权力社会向市场社会过渡的改革时代很容易发生的现象。由于走回旧体制的门还没有彻底关闭，走向世界的门并非对所有人开放，那些被关在市场经济和西方世界门外的年轻人成为怀旧排外的愤怒青年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廖保平要打捞愤青，不仅是要把他们从他们自己骂人或爱国的口水里打捞上来，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从还浸泡着他们下半身的旧体制的残汤剩水中打捞上来。留着退路，又退不回去，人们会逃避，会愤怒；不留退路，只能前行，人们会奋发。不仅打仗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搞改革也要有这种精神。还有一点也并非不重要，官方要减少对他们的需求，不要把他们的口腔当做网上水利工程的蓄水池来使用：要灌谁就灌谁，要怎么灌就怎么灌。依我之见，对民主的需求和对愤青的需求正好成反比。投票站里的公民越多，网络上的暴民就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