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中国愤青——愤青的精神分析

愤青被“反智主义”的门夹过脑袋（1）

　　“反智主义”一词，因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而走红。

　　我这里所说的“反智主义”不同于薛涌所说的“反智主义”（薛涌《“反智主义”思潮的崛起》）。薛先生所说的“反智主义”，认为公共决策是建立在最广泛的参与之上，而未必是最专业的知识之上。知识可以为人们的参与提供参照，却不能代替参与本身。我这里所说的“反智主义”是《大英百科全书》下的定义：“反智主义描绘的是一种态度，它敌视，或者说不信任知识分子和对知识的追求。它可以通过许多种途径表达，比如攻击科学、教育和文学的价值。”一如古代巫师对知识的垄断，阻隔了一般人对权力的染指，这里的反智主义恰恰是通过对知识的取消而取消人们对公共决策参与的能力。

　　在中国，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对于知识分子的鄙视和打击，可谓源远流长。从思想哲学来看，老子就是一个典型的“反智主义”。他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希望过那种没有现代化的小国寡民生活，“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典型的反智主义行为，把真正的读书的种子坑掉，把那么多有思想的书烧掉，一面抽掉了优秀知识传承的载体，一面让人害怕做读书人，害怕有文化。这不是反智是什么呢？

　　紧接着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是个无赖流氓。他当着别人的面往知识分子（儒生）帽子里撒尿，你说知识还有何尊严？知识分子还有何颜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面上看是尊重了儒生，其实是扼杀百家争鸣，扼杀知识分子的独立创造，不是反智又是什么？

　　此后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字狱，嘴巴上说的是反异端邪说，本质上是禁止自由思想，是反智。禁止了自由思想，知识分子只能做一些炒剩饭的事，如注释、考据过去的经典，抹杀了创新的精神。知识分子有一点小创造，也只是在经典的基础上做一些增补的工作。一个民族的知识精英扑在注解而非新的发现与创造之上，新知识不能催生，知识不能爆炸，社会不能进步。

　　在民间呢，也有一股反智的力量，人们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说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以此蔑视知识人。在中国漫长的男权形同铁板的社会里，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不主张女人读书识字，智慧女性在中国少得如同珍稀动物。

　　愤青好的不学，反智主义糟粕学得却比什么都快。愤青的祖师爷义和团，是典型的反智主义先锋。他们扒掉的铁路、火车、电讯等等，都是知识的产物，反对这些东西，本质上就是反知识、反文明。　

　　 当代愤青呢，别看很多都拿了学士文凭，有的还是硕士博士毕业，但脑袋被“反智主义”的门夹过，脑子?不能正常生长和使用了。他们挥舞着拳头抵制洋货，怎么就没有想到，他们从小到大这么学下来，这一整套教育的基本体制，包括学位的授予，其实就是一种贩过来的洋货。当他们在网络上敲着键盘高呼抵制洋货时，可能没有想到，连电脑、键盘、网络都是洋人发明的。而洋人之所以能发明这些东西，皆因为他们走出中世纪，在文艺复兴之后，拥抱知识的结果。

　　 愤青对外抵制洋货，对内鼓吹国学，国学的内核是什么？我以为就是读圣人的书，听圣人的话，照圣人的话去做。这是新的“本本主义”，社会人生有了国学（圣人）的指导，我们就按照圣人的话去做就得了，还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干吗。因此，在我看来，鼓吹国学不要搞得那么唯美古典，很多时候不过是一种懒人不喜欢自己动脑子的搞法。

　　当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就是在技术层面上讨伐反智主义，因为，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强调知识的作用，就是承认“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紧接着就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然后就是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哪怕“用市场换技术”。毫不夸张地说，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经济成就，就是在打倒反智主义的前提下取得的。

　　以前读书知道，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制造工具，为什么会制造工具，是因为人不光靠本能生存，同时靠智慧生存。智慧产生知识，知识让人制造工具。毫不夸张地说，人类亲智才会有人类进化，反智就是反人类进化。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除了文学艺术上有一些进化之外，就看不到知识带来技术的革新。 

愤青被“反智主义”的门夹过脑袋（2）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那些拥有知识、拥有专利的青年才俊，用知识入股，用技术创业，早早地成就了“财富神话”。这一切皆因知识真正变成了力量，改变了人的命运。在国家层面，国家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新闻联播里天天在播“主自创新”的事例，已经不是反智，而在亲智的道路上朝前迈进了一大步。

　　就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环境之下，愤青居然逆潮流而行，再度扛起反智主义的大旗，抵制洋货，反对世界文明，想要重新闭关锁国起来，真是一群食古也不化，食洋也不化的顽石！莫非，愤青是要为肉食者谋，再造大批的愚民，便于统治者压迫？

　　 愤青把自己扮演成反精英的英雄，凡是精英说的都是错的，凡是精英支持的他就反对，凡是精英讲的都心怀鬼胎，对精?的信任度降低到了冰点。

　　我们不能不承认，人们对精英的信任度的降低，与某些精英买办化有关。这些精英到某些机构里去做“顾问”，到某些企业里去做“独董”，在“有名即有利”的驱动下，为了混出点名气来，争取“眼球”和追逐经济效益，到处摇唇鼓舌，指点江山。

　　因为“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短”，这样的精英怎么可能站在公正的立场说话呢？不过是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已。确切地说，这些人不是精英，而是网友们所说的精蝇，是精英的败类，早就丧失了精英应有的道德提引功能，沦为金钱的奴隶。对这样的精英，我也是一个定的反对派。

　　我们“就怕流氓有文化”，一个有文化的流氓比没有文化的流氓更可怕，因为有文化的流氓会编造堂而皇之的“理论”来证明自己耍流氓是多么的合理。但真正的知识精英，一定有独立的人格，总是尽可能地站在民众的立场，凭良心说话，有职业道德和操守。我相信一个真正的知识精英除了搞学术研究、独立发言，大抵是不屑、不会、不惯于做政府和企业代言人，那样无疑会影响他的独立思考和学术自由，他们是“社会的良心”。

　　按照愤青们的反智精神来一刀切地反知识精英，就在倒污水时把孩子也倒掉了。当民智未启，民主未张之?，知识精英，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仍然肩负着启蒙的重任，纵然是进入到民智时代、民主时代，知识精英仍然能够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来解答专业问题。

　　哪里没有智慧，哪里就没有幸福。中国如何能告别反智主义，进入亲智时代？思之良久，觉得无他，唯有放开言论自由，解除对思想的钳制，反智主义自然会消解无形。因为，人天然地向往美好，没有人不希望自己聪明而是愚蠢，只要可以自由选择学习和思考，他们就会选择做智民而不是做愚民。

解释愤青的双重人格

　　愤青是善变的，变得时常让人捉摸不透。

　　你说他们是一群脑子进水的人吧，他们在“爱国”中表现出的见风转舵，搭顺风车，不晓得比你精多少倍。你说他们是群脑子有干货的人吧，他们又无知愚昧得近乎弱智。

　　愤青一边看日本AV，一边大骂日本人；一边看着美国大片，一边臭骂美国文化。他们在网吧里沉迷于外国网络游戏，转个网站就加入到抵制洋货、大骂汉奸的行列。

　　愤青喝着可乐骂汇源——自己享用洋货，却要别人去支持国货。

　　愤青指责美国侵占伊拉克，指责别国使用杀伤性武器，可是一论及台湾问题，就比任何国家还毒辣，建议在台海进行核实验，“用汞将台湾男人全搞绝育”。

　　愤青标榜自己是文明人，但是骂起人来比泼妇有过之而无不及，且还自鸣得意，说什么“论年纪讲你们都是我的爷爷父亲辈的，但论骂人，我们就得倒过来”。

　　愤青遇到软柿子，就拼命地捏，要捏出水来，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他捏软柿子。遇到强盗流氓，他们就乖乖地躲藏起来，一声不吭。举个例子，法国人拍卖两个“水龙头”，他们拍案而起，上蹿下跳，俄国人炮轰中国商船，打了500发炮弹，他们权当没有听见。

　　愤青排外不遗余力，可要是某发达国家热情向中国愤青免费发放“绿卡”的话，恐怕愤青是不会拒绝的。

　　昨天，愤青还把一个国家当成“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今天就把对方当成了一堆臭狗屎。

　　所?，经常弄不懂愤青一下便会变成“红色”还是“青色”，他们的人格表现出严重的分裂症状。

　　胡星斗先生曾说，中国人都有一点人格分裂，存在着矛盾情结，民族性趋于混乱，人性陷于二律背反：一方面推崇和为贵，另一方面却最难合作，喜欢窝里斗；一方面奉行集体主义，另一方面各个情愿单枪匹马打江山；一方面以道德著称于世，另一方面不讲竞争规则的无德之流多如江鲫；一方面号称礼仪之邦，另一方面人们普遍缺乏公德心；一方面讳言性，另一方面国骂几乎都是关于性或性交的；一方面鼓吹重义轻利，另一方面唯利是图，势利眼普遍；一方面宣扬?人、君子，另一方面溜须拍马、奴颜婢膝的小人得志……

　　表里不一的分裂人格在愤青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简直可以作为典型病例来分析。

　　首先，愤青的人格分裂是中国社会文化综合征候在人身上的表现，研究起来，恐怕可以做一个大课题。在我的有限视野里，发现黎鸣先生对此有过一些看法。黎先生认为，孔夫子是中国人的人格分裂之祖。孔子要求国人的一生全都只是学礼、知礼、言礼、行礼、思礼，然后“克己复礼”，这与我们今天的常识“言必以真理为据，行必以实效为则”完全相悖。而且他还认为，孔子总是拿着父子的招牌来隐蔽君臣场?的坏事，拿着家庭的招牌来隐蔽国家场合的坏事，拿着私情的招牌来隐蔽公共社会场合的坏事。所以，中国人在做了一切邪恶的事情之后，永远都不会感到可耻。这些都导致了中国人言、行、思的完全割裂。（黎鸣《孔夫子，中国人的人格分裂之祖》）

　　黎先生似乎言重了。孔子的言论并不是一文不值，也不是完全否定了人类真正公共的道德。作为一种积极的入世思想，作为一种调节人际关系的伦理基础，孔子的学说还是有许多可取之处的。但是也有大量事实证明，被御用化了的儒家伦理道德，有很多是虚假的、伪善的，甚至是残忍的。比如儒家奉行集体主，这固然不错，集体（国家）本应为个人（天下百姓）私利谋取普遍的幸福，可是御用的歪嘴儒生一念就变味了，为了追求国家的强大，主动牺牲天下百姓的普遍幸福；将个人淹没在集体中，实际上是否定个人的独立性，把个人变成依附性极强的臣民和奴才。

　　又比如儒家宣扬学做圣人、君子，在宋儒眼里，圣人的标准是“无我”，做圣人就要无私、无意、忘己、无心，非我化。这岂是芸芸众生轻易学得来的？恐怕儒学名士也只能“心向往之”罢了！学做君子如何呢？君子可是做人的旗帜啊。可是做君子也何其之难！孔子曾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举止言行样样有规定，稍逾其轨都不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气要紧，耻于言利；“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要心胸开阔，虚怀若谷；“君子修道立德，不谓穷困而改节”（《孔子家语》），哪怕饿得两眼发黑，也要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在那些只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看来，除了敬佩还能说什么？历史上那么多人，有几个修成君子？

　　学不来圣人、君子，其实可以做个凡人。如果学不来也要硬着?皮学，只能催生假托圣训的伪君子、伪人，如果伪君子、伪人可恶得很，正好把大批的人往溜须拍马、奴颜婢膝的小人之路上赶。愿望与结果背道而驰，正是伪善的道德不易觉察的弊病。

　　伪善的道德滋养出信仰与行为背离的人格分裂症患者，“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就是这些人的真实画像。伪善的道德还培育出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当鲁迅反思出“礼教吃人”，痛批劣根性时，我们不能不钦佩他的火眼金睛。伪善的道德之所以大有市场，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别人而不是自己谨守这种道德，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尽可能地从中获益，这样就走?了人格分裂的恶性循环。

　　千百年来，儒家主张“以德治国”，每个人“济苍生、安社稷”的基础和前提是修身，用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道德是一种“君子协定”，而非法律契约，全赖每个人的高尚人格做担保，看似坚不可摧，一碰到具体利益就稀里哗啦。先贤教诲人们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高于“利”，君子不可见利忘义。但是谁都知道，“首先是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做君子做圣贤才有本钱。又要表明自己重义轻利，又要活命在先，最好的办法就是装，装着装着就装出了一堆以假话和空话敷衍应事的伪人?装出了一堆双重标准不仅被心照不宣地原谅了，而且成为人人奉行社会潜规则的人。

　　道德是一种自我要求，缺乏制度的保证和约束。在道德准则能震撼人的心灵的时候，在唾沫可以淹死人的时候，道德可以有积极的作为，一旦道德舆论的力量削弱，道德的遮羞布就可能被扯掉。因此，中国人明知是非对错、好坏荣辱，一遇到事关自身利益的事情时，又会背“道”而行，出现严重的人格双重性。

　　那些表现出严重的人格分裂的愤青，也有可能并不是“先天性”的，他们只是一些或者滑头圆脑的，或者“打左灯向右转”的假愤青。真正的愤青即便人格分?，也分裂得纯粹，青得纯洁，愤得有点让人起敬。如此看来，中国存在大量的假愤青，挂羊头卖狗肉的愤青，皮里阳秋的愤青。假愤青给本来就名声不太好的愤青添了恶名，连真正的愤青也极其讨厌他们，不愿意与之为伍。

愤青的精神胜利法（1）

　　精神胜利法是阿Q身上一个显著特点，凡对自己不利的事，都用精神去战而胜之。别看未庄的人都比他过得好，阿Q全不放在眼里：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有此法宝在手，挨打也不要紧，自认是“虫豸”，可免受皮肉之苦，打完之后，可以用“儿子打老子”自慰，甚至自打嘴巴却认为是打了别人，同样可以怒气全消，安然入睡。

　　阿Q 身上这些东西之所以被视为国民劣根性，因为是根子上的毛病，具有普遍性，阿Q身上有的，我、你、他身上有，尤其又以民族主义自豪的愤青表现突出，可以上升到民族层面。据此类推，有这些劣根性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是不是也有了“国家劣根性”？或者说，国民普遍精神胜利，国家岂有不精神胜利的道理？

　　一个人的精神胜利法适用于一个人与别人的关系，一个国家的精神胜利法则适用于一个国家与别的国家的关系，或一个国家的人与别国人的关系。当阿Q被看轻时，他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换成国家，愤青会表现为什么？不妨举例子说明：

　　近代以降，西方国家比中国强大，皇帝老爷开始不以为然，鄙之为夷，被坚船利炮教训过后，不得不承认事实，改夷为洋，改“夷务”为“洋务”。

　　西方之强，与近代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突飞猛进不无关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改写了世界的文明格局和文明进程。面对这些，我们显然要矮人一截，但是我们自有高人一筹的办法：我?先前有四大发明，你们算是什么东西！这话跟阿Q的口吻何其相似！难怪英国人李约瑟搞了一本《中国科技史》，里面讲中国古代发明了什么东西，国人很受用，觉得脸上倍儿有光，虽然现实不免难堪，仍然自信满满，因为在精神上我们早就打了大胜仗。

　　那些人家有，而我们似乎也有，胜利的心态更容易流露出来——你们现在才有，我们早就“古已有之”。我们有一大帮学者专门干这种“考据”的活儿，你说西方有什么，他们立马考据出我们古代已有；你西方什么时候有的，我比你更早。如果你不信，他们就皓首穷经，找出我们如何比西方要早上好几百年?千年，尽管翻找出来的东西跟人家西方的东西根本不是一回事。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大学从汉代就有了，那时叫做太学，可是那算是具有独立意义的现代大学吗？又比如说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唐代就有报纸了，我们也有古代新闻史，可是你所谓的新闻、所谓的报纸，是真正的西方意义上说的新闻报纸吗？那不过是传单或文件一样的东西罢了。再比如洋人发明了汽车、火车，爱国者不顾不屑，他们说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比这玩意儿早多了，全然不管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一回事。还比如，洋人发明了电子计算机，爱国者笑了，先让计算机来我们算盘这里叫声祖师爷?。但是不管那么多了，只要能够用“精神”战胜别人就行，面子总算保住了一点。

　　“‘文明古国’就是国人的精神鸦片，用来麻醉自己的头脑；‘四大发明’就是国人的裹脚布，用来束缚自己的步伐。拼着命去狂吼五千年文明有何实际意义？越是古国越愚昧，越是贫困落后地方的民众，就越是喜欢搬弄出一些历史光环来罩着，然后躲在这自己编织的光环后沾沾自喜，掩盖现实中的窘境。”(张邦昌《浅评愤青的“历史爱国观”》)诚哉斯言。

　　拿虚的东西来忽悠，总是不太靠谱的，精神胜利者也懂得“用实力说话”。有那么一阵子，我们就拿钢产量说?儿，这种胜利法以点代面，好像钢产量超英赶美了，国家实力就超英赶美了。孰不知，人家靠金融、转口贸易等发财，和钢产量没多大关系。另外，我们还喜欢拿经济总量说事，据说清朝乾隆的时候总量如何之领先世界，现在则有望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为此我们很胜利，因为很少有人拿人均来计算，继续沉醉在“地大物博”之中。

　　当我们自己挖空心思也找不出足以让自己胜利的东西怎么办？放心，我们不是还有鲁迅所说的“他信力”吗？我比不过你，但是我的七大姑八大姨比得过你啊。宣传海外华人如何之出色，几个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被吹得山响，去年钱永健拿了诺贝尔奖，又是一阵欣喜若狂，说华人智商如何之高，等于给自己脸上抹金粉，照样得胜回朝。至于为什么华人去了美国有惊人的成就，他们的老同学留在国内挨批斗、住牛棚，浪费大好的青春，以至于默默无闻，却没有人深究。2003年世乒赛，中国队“痛失”圣勃莱德杯，有人站出来说，不要紧，施瓦格这个洋人，其实是“中国姑爷”。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钱永健虽然不吃这一套，但他身上不是流有华夏民族的血吗？胜利自然就属于我们了。

愤青的精神胜利法（2）

　　中国人不是曾经很陶醉于拿破仑的“睡狮论”吗——人家拿破仑都说我们是狮子，我们总有一天会醒来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不够强大，不是说我们本质上不强大，而是我们还没有睡醒过来，要是我们睡醒过来，你们就有好戏看了。可是谁能想到，西洋驯狮者用掺鸦片的牛肉喂食狮子，“狮则终日昏昏在睡梦中，尽人调戏” (《汪穰卿笔记》卷八，上海书店1997年版)，这就是百年前中国的真实写照。

　　所谓的“睡狮论”也是一种“他信力”，通过别人的夸奖来给自己壮胆呗，而其实，一个真正强大的人，是不屑于弱者的褒奖的，只有弱者，或有着弱者心理的人，才会把强者的称赞放在心里玩赏，获得巨大的精神满足。

　　记得好像是2006年初吧，美国《侨报》刊登一条新闻观察，说是一个美国家庭在?制“中国造”近一年后终于发现，“没有中国造，生活一团糟”。中国愤青听到这话，沾沾自喜起来，奔走相告，唯恐全国人民不知道，分享不了这幸福。　

　　当时我细细阅读了那篇报道，发现使美国人“生活一团糟”的“中国造”不过是“桌子上的电视机、门边的一对网球鞋、圣诞树上的彩灯、地板上的洋娃娃”等等。那么，是不是没有中国造，美国人的衣食住行就一团糟了呢？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美国人未必都穿中国造的服装，也不是缺少了中餐就“嘴里淡得出鸟来”，更不是非中国人的电器不用，开的也不是中国造的汽车。这“四大件”都与中国相去?远，怎么就冒出个“没有中国造，生活一团糟”来！

　　而且，以一个家庭的抵制活动来观察中国造的巨大威力，其普遍性是值得怀疑的。而且，这些产品深入了美国人的生活，主要是因为价格低，价格低的原因是制造成本低。为什么制造成本低呢？一是技术含量不高，二是人力成本低。技术含量不高、人力成本低并不是值得炫耀的事，恰恰说明我们的技术，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我们的劳动力不值钱，人们生活水平还较低，这是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但愤青没有这样想，就把别人几句吹捧的话当做鸦片一样吸食受用起来，仿佛又胜利了一次。

　阿Q精神胜利起来，国人是旁观者，伸长了脖子看笑话，当然也有像鲁迅这样不免难过、气愤，继而陷入深思者，揭其浑噩与麻木。但是国家精神胜利起来，虽然在外人看来也无外乎看笑话，但是国人习惯于“家国一体”，一旦事关自己的脸面，就不能随便低头承认是精神胜利，引不起深思与疗救。因此，国家精神胜利不易被觉察，更不易被揭批。笔者相信，有“爱国者”如愤青看到这篇文章，定然会怒发冲冠，大骂卖国贼的。

　　对预想的叫骂，我都不愿理应，它无非是助长虚无的民族自大心理，使其丧失自知之明的一种手段。我唯恐精神胜利法变成宣传和?民的手段，转移视线的障眼法（这也是“古已有之”的事），让人只看到“阔得多啦”的一面，看不到与之相反的一面。加之愤青的民族虚荣心作祟，不动脑子地跟着应和，那就不是精神胜利，而是精神麻痹。麻痹恰恰是赢不了胜利的。四愤青的小媳妇情怀

　　　当我们回顾2008年的中国时，奥运会是一个不能不说的事情，对于愤青来说更是如此。当他们多年以后回首，会觉得在如歌的青春岁月里值得回忆的聊胜于无，但是他会以自己参与或是见证了北京奥运会在中国举办而觉得青春一下子被填充了，满满当当的。

　　之所以他们会牢牢记住北京奥运会，?因为这不只是个人历史的叙述，同时是一个国家民族历史的叙述。他们参与进去一起叙述，形成共同记忆，共同的记忆仿佛就有了更多的历史价值。

　　这是怎样的一种叙述？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叙述？这是一种民族宣言式的叙述，用一种雪耻的方式叙述。我敢这样说，是因为我近距离地观察了他们。当很多朋友在奥运期间挂笔赋闲之时，我写了不少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文章。我把奥运会当做一次近距离地观察世界、观察中国人的好机会。因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愤青潜在的很多毛病、毒素、劣根、丑态，只有在与外国人，与世界的联系、交流及冲突中才会表?得最为清晰。

　　我们太希望有一个平台来向世界展示国力强大，我们太渴望获得别人的好评。当我们申奥成功时，举国欢庆，那喜极而泣的泪水里谁能分得清有多少屈辱的成分？当奥运会开幕时，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金钱、精力去准备开幕式，谁又能说不是在用极尽华丽的场面来疗治历史的伤口？我知道，所有的集体记忆都在这一刻清晰起来。

　　我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是一个曾经的受害者。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日本侵华……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的灾难，屈辱的历史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抹不去的心灵阴影，屈辱的堆积衍生出一腔的怨气。中国一?多年来的奋斗与努力，仿佛都是为了摆脱这样的心灵阴影，恢复曾经的辉煌，证明自己的存在，“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将历史与现实联结起来，我们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奥运会的话语在我们这里发生了那么大的主题性变化？为什么我们对外媒的质疑难以保持平常心？就是因为我们把奥运会更大程度上当成了一件让中国人来“说话”的舞台，当成了一次雪耻的机会，用一次盛大的舞台展示，来洗刷民族国家的屈辱，来证明自己的强大与存在。

　　在奥运会那些日子里，中国愤青像打了鸡血一般活蹦乱跳，奥运火炬受阻、家乐福事件、奥运承诺、外媒?责、口罩事件……一直都没有消停过。他们的作为，一面有可赞的精神，要维护奥运的成功举办，另一面就是要保证这场宣言式的、雪耻式的国家叙述漂亮完成。为了做到完美，连自己的同胞可能影响这场叙述的行为也难以接受，于是就有了老愤青聂卫平公开谴责郎平，因为郎平竟然做了我们的敌人美国的女排教头，而且还率领“打疯了”的美国女排战胜中国女排。郎平网上遭到了愤青的痛批顺理成章。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刘翔因伤退出了比赛，遭到无数愤青的炮轰恶骂，让人脊背发凉。

愤青的精神胜利法（3）

　　一个成人理应比一个少年更容易保持平常心吧，因为他的成熟与理智，因为他的阅历与见识。然而，愤青如此渴望得到承认、荣誉与赞美，哪怕是极小的质疑和反对都难以接受，恰恰证明愤青还没有“成年”，依然还没有摆脱因自卑屈辱而衍生出来的自负报复心理，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健康国格、中国人健康人格的形成。

　　自证“成人”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错，总不能说一个人赞誉自己成年是一件坏事。成年了好啊，从法律上讲，就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了，犯了法就该领刑嘛，为人父母的也可以理直气壮地不再管你的生活。然而，愤青们所谓的“成人礼”，在我看来是貌似以为自己从媳妇熬成了婆婆。

　　这话的意思是，虽然还没有真正熬成婆婆，但是自己觉得快了，差不多了。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再过两年超过日本恐怕也不在话下，再下来不就是挤掉这个“美国婆婆”了吗。虽然还没有真正把“婆婆”挤下来，可现在金融危机加深，美国日子不好过，奥巴马在急忙调整政策，到处收紧战略，而我们手里有的是外汇，美国还指望着我们去接济一下他们呢。在这个时候，中国愤青已有点按捺不住要接替美国做世界头号强国了。

　　说愤青们有一股子小媳妇情怀，就在于他们貌似以为自己从媳妇熬成婆婆之时，流露出来的“受害者心态”和以复仇的方式来洗刷历史耻辱的心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像小媳妇一样被西方列强压制着。这个小媳妇一当就当了上百年，愤青们憋着一肚子怨气。今天，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已经远远超过旧中国，用时髦话讲是“大国崛起”。尽管，愤青们并不理解“大国崛起”中的“大国”是指一个“强大的国家”还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反正是大了，大了就要做大佬。

　　常言道“媳妇熬成婆，眼泪流成河”，被虐待许久的媳妇熬成婆时，很少有不在报复心态的作祟下继续苛责凌虐下一代的。

　　中国历史上，那些苦媳妇熬成婆的，没有不在自己当了婆婆时来一次又一次“肃反”，后朝的皇帝对待前朝的皇帝家儿老小，有几个会好心？就是像明朝朱棣这样的“媳妇”，当了“婆婆”时，也会六亲不认，杀他个痛快再说。

　　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聊一个话题，说要是刘备夺得天下会不会杀诸葛亮。他认为以刘备三顾茅庐、礼贤下士的宽广胸怀，不会杀诸葛亮。我说那只是你的一相情愿罢了，要是刘备夺得天下，当上了婆婆，所有曾经把他当过小媳妇的人都要遭殃。那时，诸葛亮也没有多大用处了，也属于“鸟尽弓藏”一类。刘备一想到当年自己像小媳妇一样到茅庐去求你三次才赏脸，今天，我就要骑着你爬回茅庐去，要把我当年低声下气、委曲求全的东西统统补回来。再说了，你诸葛亮如此足智多谋，保不准给我下黑手呢，不除你除谁。

　　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瞪眼。这些孱头们！

　　孩子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瞪眼，并且想：

　　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因为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们要愤怒一生，——而且还要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致末世。

　　（《华盖集·杂感》）

愤青的精神胜利法（4）

　　鲁迅先生真是火眼金睛，这种“媳妇熬成婆”的文化机制没有改变，就不要指望媳妇未熬成婆时不怨愤，就不要指望她熬成婆时不报复。

　　现在，虽然没明说，中国愤青不就是把中国与西方当做一种变相的婆媳关系吗？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后，他们是绝对忘不了摆足“婆婆”的架子的，也绝不会忘记雪洗一下旧恨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不是不可能，将一种恶质的互虐文化循环下去，势必将“世界大家庭”搅得永无宁日。

　　小媳妇情怀就是“图穷匕首现”。2009年，在《中国不高兴》一书里，小媳妇扮装的愤青手里的匕首已经露出了两寸——《中国不高兴》中提出“有条件地决裂”，等到匕首全部露出来，愤青们难道要去攻占白宫？

　　世界上也有不少受到外族入侵而造成积贫积弱的国家，仇恨与创伤一定也不少，但这些国家实现民族自由独立之后，往往能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民族创伤与国际交往的关系，基本上都能“化干戈为玉帛”，不像中国人这样，背负如此沉重的仇恨包袱，时刻也不愿意放下来，天天把自己扮成一个一肚子怨气的小媳妇的样子，做梦都想做可以报仇雪恨的婆婆。

　　这种小媳妇情怀最大的坏处，就是让我们不能用一种平常心与西方对话。由于带有小媳妇的怨恨，内在地排斥西方文明，让我们错过发展机会，让我们的民族难以接受西方文明中优秀的东西，包括普世的价值，自我桎梏发展的脚步。

　　真正的强者都有一颗平常心，显得自信、平和、宠辱不惊，什么时候我们摆脱了受害者的小媳妇情怀，什么时候我们就拥有了平常心，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愤青都是纸老虎（1）

　　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个对白，学生抗日游行，一路过的人说：“一个个都忠臣良将的模样，这城外就是日本兵，打去呀？敢情欺负的还是中国人哪！”另一个接口道：“瞎哄呗！学生都火气大，没娶媳妇，又没钱找姑娘，总得找地方撒撒火不是？”

　　真正要他上阵不敢，只想找个机会撒火，这简直就是对愤青最为精到的扫描。这样的例子无非说明愤青都是一些外表强大、内心怯懦的家伙，是一群纸老虎，虚张声势，稍不留神就会露馅。

　　愤青的怯懦我是领教过的。中法关系十分紧张那阵子，我发出了不抵制法国货的声音。有愤青人肉搜索到我的手机号，打电话来恐吓我，其中有一个叫我出门小心一点。我当时就回他一句：“有种你就直接找上门来，不要偷偷摸摸地守在我出门的路上。”坦诚地说，说这话之后我确实有点担忧，要知道，我在明处，愤青在暗处，防不胜防。但此后除了在网络之上，一直没有愤青骚扰我的生活，我想恐吓只是那个打来电话的愤青的“纸老虎招式”，即便他跑到我家里来泼粪，我仍然会把他看成孱头——手段的卑劣，越发见出内心的孱弱。

　　其实，愤青的“纸老虎招式”古已有之。大清国闹义和团那阵子，大清国的愤青们都把自己吹嘘得神乎其神，说自己刀枪不入，让洋人的枪见了女人的月经就会哑掉。那架势真的很吓人，然而真的碰到洋枪洋炮时，都趴下了，连“神鞭”也不管用。

　　愤青们看起来是很强大，骨子里很懦弱。平时，都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也就在抢购打折货的时候见到万人潮涌的壮观，否则哪能见到万人上街去潮涌呢？不怕被抓进局子里去？不要紧，只要打着爱国的旗号就等于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就可以潮涌了。“爱国主义”大旗一扯，一批批跟风，人多势众，多壮胆啊，想骂谁就骂谁，想打谁就打谁，又不用坐牢，说不准还博个先进哩。愤青这点出息，总要为自己的行为贴上“爱国”的标签，才可以壮起胆子说话做事。这让我想起一句名言，好像是这样说的：爱国主义是懦弱者或者无耻者最后的遮羞布。

　　而别人跟他们稍有异议，就群起而攻之。往往不是就事论事，有理讲理，而是用“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和道德优越来打压异议者，不假思索地骂他们是汉奸、卖国贼。这事实上是将自己摆在了“政审”的官方位置，有这个“官方的背景”，怎么能不底气十足、抬头挺胸？说话的调儿都高八度。

　　倘若内心很强大，是不必在乎别人站出来提出异议的，不至于一听到不同的声音就要跳将起来，骂将过去。神经脆弱如此，不是懦弱的表现，莫非还是强大的表现？内里懦弱，又要显得自己很强大，只好装成老虎，只唬得了无知的小孩，唬不了稍为清醒的成人。

　　在愤青那里，爱国经常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崇高伟大，也有“成本核算”。比如，愤青要是反拆迁，反城管，风险就会很大，这一反就可能触到某些人的利益，说不定要遭打击报复呢，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反。离自己越近的越不能反，要“近交远攻”，要“异地监督”，离得越远的越好反。反正愤青反法，法国总统也不会来找他们的麻烦，却得到了“统一战线”的盟友同胞的称赞，可谓成本小而收益大，是件划算事。

　　所以我们讲愤青的特征，有一条就是“聋于周边”，对身边的民生、民瘼，冷酷如同路人。这不一定是他们没有看见，可能是看见了不敢说，于是装着没有看见。一旦真的关心起来，就可能得罪某些强势群体，而这又是愤青惹不起的。惹不起，总躲得起吧？装聋作哑，不问疾苦不就行了？“聋于周边”，其本质还是懦弱的表现。

　　愤青最喜欢说我们“大唐帝国”如何如何强盛，世界人民都来顶礼膜拜，成吉思汗打到欧洲哪个地方，所到之处，无不称臣。这种“光荣的怀旧”，也正映射出愤青内心的怯懦——补偿一下近代以来挨打的虚弱。

　　愤青仇日，世人皆知，仇日就要打日，打日就要用核武器，为什么？因为日本战后不得发展核武器，我们正好有核武器，打它不是容易得很吗？且不说国际法对核武器的使用有严格规定，单这种“恃强凌弱”的“核平”搞法，就是一种懦夫的行为，相当于把一头狮子捆绑起来抽鞭子，然后说，你们看，我多厉害，连狮子都敢随便抽打。边抽还边说，我替你们报仇雪恨了。

　　愤青的纸老虎特性还表现在愤青的爱国方式上——口水爱国。在家里敲敲键盘，吐吐口水，爱一爱国，是一件多么轻巧的事，几乎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就收获了爱国英雄、民族大义的高帽。要是换作理性思考，报名参军，揭露腐败，研发中国芯片之类，需要投入太多的成本，只是，真正去做这些事的人，往往又没有时间去口水爱国了。口水爱国就成了愤青的专利，当然，如果口水兴邦是条硬道理，多吐口水也不错。

　　愤青在网上爱国看起来排山倒海，那只是因为他在匿名发言罢了，要是真的都实名上网，你看愤青还敢那么口无遮拦不？网络的虚拟性可以让一个愤青虚拟出强壮的肌肉，其实在现实中，他可能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小男生。因此，无论他在网络上叫喊的音量多么强大，总归改变不了弱小的本质。

　　有一些著名的爱国事件，如“赵薇日本军服事件”、“掌掴阎崇年事件”、“口吐日军T恤事件”、“轰赶和服母女事件”，一直在成就着愤青冒充老虎。这些事件当中的“倒霉蛋”无非弱女子、白发老头而已。他们受辱而抱头鼠窜，正反?着愤青的懦弱，绝不反衬愤青的高大，因为，打死愤青也不敢向那些配置日产高级轿车的官员吐口水。

愤青都是纸老虎（2）

　　孱弱的人会幻想强大的人来侵犯，会“设计”侵犯的可能和防范的办法。愤青脑子里经常有一些“西方阴谋论”，这也是一种孱弱者压迫幻想症之一种，先假设别人亡我之心不死，然后敏感到把别人任何一个不利于己的言行举动视为“阴谋”。

　　愤青为什么外表硬挺、内心虚弱、一戳就倒？因为，“有理不在声高”，愤青讲的那一套经不起理论的推敲，更经不起事实的推敲。因为，病态民族主义愤青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理清中国人的真正利益所在——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真正落实，其行为离开了最基本的利益支撑，就成了一张空白支票。他们非要说这张支票值一千万一个亿，可是一个卖烧饼的老大娘都看出来那是空白的，不值一文。

　　就拿抵制日货来说，愤青说得雄赳赳气昂昂，大义凛然，一推敲就如同在气球上扎针，一下子泄气了。在一个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各国的经济依存度很高，抵制是损人不利己；现在所谓的日货，很可能原料是中国的，技术是美国的，组装在马来西亚，只是贴的日本商标，很难说是纯而又纯的日货；抵制了日货，等于技术的自我封闭，等于抵制自己。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伤害自己的利益吗？

　　愤青站不住脚的东西多了去了，我只是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从这例子就可以看出，无论愤青口号喊得多么雄壮，听起来像虎啸，但愤青毕竟不是真老虎，只是纸糊的老虎。所以，外表再怎么耀武扬威，稍微一碰到理性分析，他们就稀里哗啦了。

愤青都有表演欲望（1）

　　愤青的表演

　　愤青的表演到了失去理智时，就变成了虚妄的表演，不再是真实的身份或想法的真实表达，而是为了表演而表演，即便“自以为是”?也因冲昏头脑而变得虚妄。

　　在西方大哲里，对这种人群有一种描绘，叫做“乌合之众”、“群氓”，具有冲动、易变、偏执、极端等心理特点。“孤立的个人很清楚，他不能焚烧宫殿、洗劫商店，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为什么会这样？其实部分地因为上升到了表演的夸张的结果。当然，这种表演如果是为了正义倒好，有着崇高英勇的意义，要是邪恶的，则会十分地残忍，人一多，激情一燃烧，什么道德法律都会烧得稀烂。

　　这都是在眼对眼、面对面时，现场感极强的表演，如果将这种表演放到网络上，这种表?会显得格外的狂热与虚妄。因为，网络的虚拟性，会让人有一种身份模糊感。自我身份的模糊让人的责任意识变得模糊，于是网络成了一个随地大小便的地方，随意骂人，出口脏话，恶毒攻击，都会变得格外轻松。同时，“攻击对象”虽然是一个具体的靶子，但面目也是相对模糊的，也不会有人跟他秋后算账，两者综合，让表演变得夸张到近乎疯狂，什么好人坏人都排头砍去。

　　愤青们对于中国在国际摩擦中理性的、建设性的言论的肆无忌惮的攻击，跟现实中的批斗场景里的表演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一方面，由于他们的“政治正确”，因此觉得自己占据了“正义”的山头，然后再甩给对方一顶汉奸卖国贼的帽子，让对方一下失去了跟他辩论的道义资源。此时，他已经觉得自己完全占据上风了，根本就不屑于跟你讲道理，只管发挥他们的表演天分就可以了，你的辩论在他看来，不过是越描越黑的自讨苦吃。另一方面，他们在表演中充分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立场，会赢得同伙的夸赞与互动，由于网络的虚拟性，让他们很容易逃脱责任的追究，总是做着只赚不赔的买卖。

　　跟过去的批斗表演一样，网络的表演可能因人肉搜索而真实地伤害到“攻击对象”，跑去其家里做一些如泼粪、打人、贴大字报等等违法的事（违?的事因为打着爱国的旗号而变得荣光起来）。但恐怕最主要的，还是要通过夸张火热的表演来营造氛围，形成一种气压，让本想说话的人把舌头缩回去，将一部分人的意见湮没于喧闹，达到一种社会控制的作用，并且拿捏到位，运用得十分的娴熟。

　　这正像一个朋友对我说的，你想扮一个执法的工商人员去解救那些像“精神传销”一样的愤青，他们非但不领情，还要围攻你。我当然不敢说自己去解救谁，我自己都还在拼命救自己呢。我只是想深究一下虚妄的表演的成因和现象。朋友说这也没有必要，“当你看透这些把戏后，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我想也许是吧，跟虚妄的表演较真，自己也可能很虚妄起来。

愤青都有表演欲望（2）

　　把演戏做得跟真的一样

　　鲁迅先生说过，国人惯于把做人和做戏混起来，在生活中也演得很卖劲。以前我对此颇为不解，人都想活得真实，为什么?演戏似的呢。生活与人生一旦进入“演”的状态，必有虚假的成分。我们偏好“演戏”，岂不说明我们对虚假也有偏好吗？

　　现在，经过那么多年对人情世态的体味和观察，我觉得鲁迅先生真是洞若观火，中国人确实喜欢“演戏”，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世上少有。

　　中国人平时在生活交往中，为着面子，那种你勒紧裤带弄点排场给我看，我打个胖脸给你看的例子就不必拿来说了，虽然有些东西搞得假惺惺的没劲，但毕竟难违“人之常情”。

　　我想说那些下面演给上面看、上面演给下面看的戏，觉得此中更见表演功夫。下面演给上面看的戏，多?很。我们身处某个单位、某个乡镇、某个城市，经常会有一级级的领导来视察、考察、调研、学习，这时就能看到下面是如何演戏给上面看的，看出演戏的功夫何等了得。

　　一般来说，这种表演必然地包括倾巢而动打扫卫生，保持环境干净整洁，“欢迎领导莅临检查工作”，这是第一要务，并不是为满足单位职工、城乡居民正常生活工作的需要，而是做（表演）给领导看的。

　　有些地方，演技更好一点，会把有碍观瞻的断壁残垣粉饰一新，或专门修些长长的、粉刷漂亮的墙壁，把那些丢面子的贫民窟、破落户挡起来、藏起来，唯恐破败的景象影响领导?视线，败坏视察的好心情。

　　更高水平的表演，就不光讲硬件，还特别注意软件，诸如见人就笑等“市民十准十不准”之类的“文明礼仪”，在“活动期间”会被着重强调，尽管活动一结束一切都回到从前。有时候，为了确保演出万无一失，清理可能上访的民众也是十分必要的。

　　下面演给上面看，演得认真，演得完美，会获得高度评价，会被安排更重要的“角色”；演得不好，对不起，此君缺乏艺术才华，连目前的“角色”都有不保之虞。所以，即便是个棒槌东施，此时也要不惜血本化装成西施，给我演好喽。

　　上面需不需要演给下面看呢？?是需要的，要演出清廉、正气、高大的形象，直到看上去无可挑剔，才能让人敬仰啊。至于落马后被发现原来是个“双面人”，如何之贪腐、卑鄙、龌龊，那就不管了，在台上一天，就要演好一天，也还算有点敬业精神。

　　除此之外，还有国内演给国外看、国外演给国内看的戏。不过，后者超出了我的见识范围，不敢乱说，前者的情况熟悉一点，可以一说。

　　稍远的例子举1972年尼克松访华，看看我们如何演戏给老外看：“尼克松来，北京做了充分准备，可以说是全城动员。许多访问单位都大搞清洁卫生，粉刷一新。市面上多了一些水果、蔬菜、食品?百货一类。王府井一带，市招（招牌）为之一新，认得出哪家铺子是卖什么东西的，是一大改观。书店里陈列了《红楼梦》等书，供外人选购。治安保卫，更是抓得很紧。尼克松的群众性活动只有两次，一次是看戏，一次是看体育比赛。体育比赛原定是（观众）每五人中有一人鼓掌，后来临时改为全场起立鼓掌，首尾共两次。”（摘自北大教授罗荣渠回忆录《北大岁月》）

　　　这样的戏让国人看了熟悉且对胃口，以为外国朋友也会喜欢，岂料他们并不领情。结果，我们习以为常的表演，在一些外国观众那里被喝了倒彩。这不是因为我们演得不好，而是我们演?太好太投入，好到以假乱真。而这一点，恰恰是外国朋友无法接受的，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喜欢、不容忍将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活动弄成演戏。他们对于真与假，做人和做戏，分得很清楚。

　　 在种种或大或小的演戏之中，或多或少的国人粉墨登场，久而习惯。如此，演戏的人假戏真做，看戏的人假戏真看，配合默契，慢慢地把演戏与做人，把看戏和看事混搭起来，即便演“假把戏”时也全情投入，即便看“假把戏”时也心领神会，形成了全民演戏的大好局面。

浅谈愤青嘴里的“骨气”和“血性”（1）

　　“照你的说法，如果你的母亲被强奸了，你也要在一旁看着叫好吗？”

　　当有人站出来批评愤青非理性爱国的冲动时，这句话就?愤青的嘴里吐出来，差不多成了驳斥别人的屡试不爽的“挡箭牌”。

　　我不主张抵制法国货，愤青听了很恼火，将那句“如果你母亲被强奸”的话改装了一下来回敬我：有一天廖保平看到自己的妻女被歹人非礼，廖保平站在边上想，让他们去非礼吧，我不能去阻止更不能打啊，阻止或者打了，歹徒也会反击，搞不好我也会受伤。如果抵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这种只要面子不顾死活的反抗不要也罢。想到这个结果廖保平就默默地走开了……

　　弄不明白，为什么将国家与母亲（妻女）画上等号？将理性与冷漠画上等号？愤青大约不会愿意跟人讨论他们嘴里?些拙劣的比喻、混淆的概念，而是要强调别人没有骨气，没有血性，同时表明他们是有骨气、有血性的。

　　他们应该是有骨气和血性的，在中学课本里学习了吴晗老先生的《谈骨气》（在那个饿死人，样样不如人的年代，大约也只能靠谈骨气来给人打气了），欣赏了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就是没有骨气，也要给自己打点气。

　　他们真的那么有骨气和血性吗？他们要是真的像他们标榜的那样有骨气和血性，那么他们如此仇恨洋货，为什么不像当年的义和团那样，表现得更为“骨气”和?血性”一点，把在中国的洋货统统销毁掉？当然，先是把自己家里的洋货统统清出门户。自己没有胆量清理自家的洋货（清理了洋人发明的网络，就不能坐在电脑前骂人了），只剩下骂同胞没有骨气和血性的份儿。莫非骂同胞更能显示自己有骨气和血性？

　　他们真的那么有骨气和血性吗？他们要是真的像他们标榜的那样有骨气和血性，那么他们就不该“奉旨爱国”、“奉旨冷静”，对权力毕恭毕敬，信奉为了当大爷先当孙子的厚黑学，就该“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该“天子呼来不上船”。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我发现，富人说得最多的是脸面，?穷人说得最多的是骨气。为什么穷人偏好讲骨气？我寻思，这是因为穷人除了骨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维系自己的面子了。这骨气成了最后的堡垒，把拼尽这一把骨头争个体面的东西看得格外重要。要是最后的堡垒也被攻下，整个人的精神支柱就垮了，那就人将不人了，因此就要有血性来助骨气之力。

　　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撑脸面的了，只好用骨气来撑，由于这是最后的支撑点，因此格外地看重，死死地守住。为了守住，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是去死，何况血性。因此，在穷人这里的骨气，具有无比自戕而悲壮的色彩，或者说，将自戕和悲壮进行了审美化。眼?要饿死了，也“不食嗟来之食”，明明螳臂当车，也要为骨气而粉身碎骨，多么悲壮，多么令人陶醉！

　　这精神当然是很可贵的，但是为了骨气，为了血性，非得要这样自戕而悲壮吗？非要头破血流吗？我们的先人要是都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恐怕早就消亡了。为什么这样讲？一次次外族入侵，一次次地骨气血性到底，那只有一条路——死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还会存在吗？我们的祖先都为骨气和血性而献身去了，还会有我们吗？还会有我们在这里讨论骨气和血性吗？没有了，早就没有了。

　　历史上也有一些看起来没有骨气的人在被后人赞扬嘛。那?越王勾践被抓去给吴王做车夫，受尽侮辱，要是讲骨气和血性，就该一头撞死东墙，也就没有卧薪尝胆的故事了。那个韩信，要是讲骨气和血性，受不了胯下之辱，中国的历史说不定要改写呢。你说勾践和韩信的行为叫有骨气有血性呢，还是叫没骨气没血性？我真的说不好。如果把骨气血性简单地看成是不需过大脑的行为，我对此持保留意见，毕竟，人不光要补钙，还得补脑，不光只有情绪，也得有理性。

　　关于骨气和血性，我觉得有一个网友说得特别好。他说，骨气和血性绝不仅仅是喊在嘴边的口号，而是你血液里奔涌的那种精神，那种倔犟，并因之而产?的向上的动力，去学习，去奋斗，或传播文化，或投笔从戎，或在平凡岗位上努力工作，为国家的建设努力（最起码不要危害国家）。

　　说实话，我常常被愤青的骨气和血性所感动，一个国家要是没有一些有骨气和血性的人，将会变成一个“矮人国”。千百年来，中国人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应该一部分有赖于骨气和血性。看到愤青的热血行为，我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哀莫大于心死”，“不再年轻”？这种反省让我认识到，骨气和血性本质上并不是坏东西，但是，把这个东西理解错，就可能做错。

　　我认为愤青嘴里的“骨气”和“血性”经常偏离?对“骨气”和“血性”的正确理解。如果把谦虚谨慎视为没有骨气和血性，把客观冷静视为没有骨气和血性，那么，我们就是一颗炸弹，一点就爆炸，世界玩完。它只是一种破坏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建设的力量。

浅谈愤青嘴里的“骨气”和“血性”（2）

　　我这样说，并不是赞同奴颜婢膝、汉奸逻辑，我认为，我们这个重面子的文化从来就不缺少能挣来面子的骨气（缺不缺少血性还不好说?要说血性，中国人比不比得上日本人很值得商榷），但是却十分缺少工具理性和务实精神，喜欢飘在空洞的价值上说话，玩味几个高蹈的名词满足虚伪的民族自尊心，自我膨胀到一定程度，骨气变成了傲气，血性变成了毒性。这种民族确实会生产几个令人敬佩的有骨气的人，比如伯夷、叔齐、文天祥、方孝孺、朱自清等。倘若作为个人的修养而言，是值得称赞的，但要就一个民族而言，会因此而自以为是地故步自封，不能进步，不一定值得大加赞扬。

　　当年，慈禧太后的骨气比哪个都大，敢向西方国家宣战，结果她一个人的骨气连累了全中国人民。今天的中?，不是一个“穷人”，也不是要做一个莽夫，不是为了骨气而“嗜血”，而是大国风度。

　　 因为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国人仇恨日本人是情有可原的，有良知的日本人应该正视中国人的这种感情，但是那种为了显示“骨气”和“血性”，要“杀光日本人”、“血洗东京”就十分可怕。现在的日本不是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现在的日本人不是侵华的日本人。杀日本人，血洗东京，死掉的将是大量无辜的日本平民，这将犯下反人类罪，而不是什么“骨气”和“血性”。

　　按照中国愤青的逻辑，“二战”时的日本被美国扔了两颗原子弹，“二战”后的日本又被美国军事占领，日本愤青应该对美国奋起直击才对，抵制一切美国货，包括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在中国愤青看来，有骨气的人应该“不食嗟来之食”，不应该“有奶便是娘”，日本人应该宁肯站着死，也不要跪着生。可日本没有这样做，他们承认美国比自己强大，适当让步，虚心学习，为自己的生存发展赢得了空间，“二战”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体。

　　不妨做一个假设，日本要是被一帮愤青绑架，为着所谓的骨气继续用血性跟美国抗争到底，那么，日本就不是现在的日本。日本用受的胯下之辱换来了国富民强，这种务实的精神应该值得中国愤青思考。何况，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奇耻大辱。

　　对美国，愤青也是同样的思维，认为有骨气和血性的中国人就应该跟美国人打一场核战争。仗着那股“骨气”和“血性”打一打不是不可以，可是打了之后怎么样呢？且不说目前中国的实力抵抗不了美国，就算实力相当，结果无非是中国和美国的城市和乡村被夷为平地。愤青自己以及自己的亲朋好友都做了“骨气”与“血性”的祭品，而自己还觉得十分值当，这样的“骨气”与“血性”难道不比野兽更加的冷漠无情？如果说这就是骨气与血性，跟犯罪有何异？

　　不要再拿抗美援朝那点陈年旧事来撑腰了，在那场与联合国军进行的战争中，中国死了多少人？为此付出了那么惨重的代价，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对于这场灾难，除了纪念，我真的说不出什么与骨气与血性相关的自豪。现在，除了那些战争狂人，没有谁愿意看到中美来一场损人不利己的大决战。

　　 爱与害只是一线之隔，没有理性色彩的骨气和血性都不值得称道。一个国家被一帮子打了鸡血的人玩儿，迟早会被玩完的。因为，这个国家讲“骨气”与“血性”，会惯于描绘宏伟蓝图，喜欢讲大目标，做远景规划，搞得人热血沸腾，跟着去做梦。大跃进那阵子，我们也是特别强调?目标的，在那个条件之下提超英赶美，目标比现在的愤青们不晓得高多少倍，然后大家都迷恋这个目标，骨气也特别的硬足，把树木砍光也要去实现，连家里炒菜的锅砸碎也要去实现，谎报亩产10万斤也要去实现，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一旦目标成为唯一的追求，所有的手段以及手段的合理性都不必考虑太多，包括“骨气”、“血性”这些为达成唯一追求的目标而使用的手段也变异起来。恰恰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无论多么宏伟的蓝图，也不能瞎忽悠别人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实现，更不能用“骨气”、“血性”这些漂亮的东西来包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