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董必武1949年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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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跃农 日期： 2006-4-10 11:39:52
董必武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新中国建立后，董必武任主管政法的政务院副总理，但他从来就没有任何“老资格”的架子，相反，每时每刻都是以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不许饿死一个人”
１９４９年夏天，全国受水灾面积达到1亿亩，重灾区遍及华北、华东和中南各地，灾民达到4000万人，其中河北省、天津、唐山地区的灾情最为严重。当时，董必武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华北人民政府撤销后，他又担任政务院主管政法工作的副总理，工作十分繁重，但他天天亲自指挥处理水灾抢救工作。他多次邀请水利专家座谈根治河北水灾的问题。到北京工作后，他仍然心系灾民，与河北省领导人天天通电话，细致了解救灾工作的具体进展，对救灾工作做得不够得力的地方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董老说，河北党政领导机关早就有不许饿死一个人的决定，但是没有公布，怕做不到有损政府威信。这一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还是公布的为好，我们的党已是全国执政的党，我们要对人民的生活绝对负责。我们如果不敢提出“不饿死一个人”的要求，那我们还算是什么人民政府？
董老的这个电话指示，特别是他明确提出的“不许饿死一个人”的号召，立即传遍了河北省。在董老的亲切关怀下，河北的救灾工作做得有条不紊。那年过春节，重灾区的人民都欢欢喜喜地吃上了水饺。在沧县，一位老农民流着眼泪说，人民政府的救灾工作做得好，请省长一定把灾民的生活情况转告党中央、毛主席。董老得知这一情况后，甚是欣慰，称赞河北的救灾工作是河北人民的一大创举。
“要建立一个很好的统一战线”
新中国宣告成立后，政务院成立了接收工作指导委员会华东工作团，由董必武任团长，办理接收国民党政府有关人事、档案、图书、卷宗和其他一切应行接收事宜。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董必武率团抵达南京，在原“国民大会堂”，亲自向4000左右国民党留用人员讲话，宣传党的统战政策，进行思想教育。为了更好地使留用人员造就适应新中国的需要，专门成立了华东革大南京分校，对留用人员进行培训，该校的办学方针、课程设计、教学计划都经过董老亲自审查。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９日，董必武在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著名的《目前统一战线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他首先重申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有三大法宝，指出除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和一支优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外，还要“建立一个很好的统一战线”。他强调，这是“党的基本政策之一”。当时，党内有些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并不理解，特别是一些老干部，认为“我们打了这样久的仗，为什么现在反而把人家捧得这样高？”董老针对这样的糊涂观点，在这次报告中批评了因为胜利而瞧不起党外民主人士、轻视统一战线的关门倾向。他指出，“如果我们建设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也有了一支质量俱优的人民军队，但却不能很好地建立统一战线，那么我们就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更不能把胜利巩固下来。”
１９４９年，与民主人士协商建国是中共的一大工作。董必武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还在北平谈判期间，他就与国民党的谈判代表一一洽谈，宣传我党的统战方针。后来，他还与叶剑英等领导人一起主持召开了北平欢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各方面民主人士的欢迎会，并在会上发言说，“目前除了革命战争以外，我们还面临着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极繁重的任务。我们更应团结起来，我们应当制定有利于全国人民的政治纲领和政策，在这种纲领和政策的基础上，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之后，他又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在党员干部大会上专门作了《关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团结民主人士问题》的报告，强调新中国成立后继续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极为重要，提醒我们的党员干部要注意一定不要犯关门主义的错误。
诚恳与党外民主人士合作共事
董老与党外民主人士的交往很多，他很注意礼节。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是共产党，在民主党派面前不能妄自尊大。”董老与民主人士见面，一般都要向他们行拱手礼，尊称他们。一次与党外民主人士开会，会后工作人员对他说，在座的除了张澜、沈钧儒，其余都是年青人，你称他们“各位先生，兄弟如何……”就不合适，董老说，“他们都称我为‘老’，我也不能自负嘛，称兄弟不是更亲切一些吗？我们要做工作，就要舍得放下架子，切忌妄自尊大。”
杨显东是留学美国的棉业博士，三十年代后期还访问过苏联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与董老在汉口时相识，是董老指引他走上一条留在党外发挥作用的革命道路。１９４９年９月，他作为全国政协会议代表来到了北京。政协会议后，杨显东接到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通知，他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感到颇出意外，感到能力有限，还是从事棉花科研工作比较合适。他又一次拜访了董老，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告诉董老。董老一边倾听，一边点头，对他说，“你担任农业部副部长，是我经过认真考虑又和周总理商量后决定的。”董老鼓励他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争取参加土地改革，加强思想改造。董老对他信任，表现在批评也很直率，一点也不拐弯抹角。
杨显东上任前，为了熟悉工作，参加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会议。陈云、薄一波对他说，“你是棉花副部长，把棉花搞上去，是你的责任。”之后，他又参加了政务院会议，周总理也对他说，“你是棉花专家，一定要把棉花搞上去。”他听了如此的嘱咐，心中颇为恐惶，深怕辜负了国家领导人的期望。在农业部欢迎他到任的见面会上，一激动他脱口而出，说，“20年之内，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做到丰衣足食。”董老知道后，专门找到他的家中，与他谈心，说，“中央没有做出决定的事，我们都不能随意说。你讲20年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做到丰衣足食是没有根据的。以后讲话要慎重。要考虑话说出去会引起什么作用，解决什么问题？”董老的批评，使这位党外副部长感到深受教育，终生受益匪浅。
董必武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新中国建立后，董必武任主管政法的政务院副总理，但他从来就没有任何“老资格”的架子，相反，每时每刻都是以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不许饿死一个人”
１９４９年夏天，全国受水灾面积达到1亿亩，重灾区遍及华北、华东和中南各地，灾民达到4000万人，其中河北省、天津、唐山地区的灾情最为严重。当时，董必武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华北人民政府撤销后，他又担任政务院主管政法工作的副总理，工作十分繁重，但他天天亲自指挥处理水灾抢救工作。他多次邀请水利专家座谈根治河北水灾的问题。到北京工作后，他仍然心系灾民，与河北省领导人天天通电话，细致了解救灾工作的具体进展，对救灾工作做得不够得力的地方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董老说，河北党政领导机关早就有不许饿死一个人的决定，但是没有公布，怕做不到有损政府威信。这一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还是公布的为好，我们的党已是全国执政的党，我们要对人民的生活绝对负责。我们如果不敢提出“不饿死一个人”的要求，那我们还算是什么人民政府？
董老的这个电话指示，特别是他明确提出的“不许饿死一个人”的号召，立即传遍了河北省。在董老的亲切关怀下，河北的救灾工作做得有条不紊。那年过春节，重灾区的人民都欢欢喜喜地吃上了水饺。在沧县，一位老农民流着眼泪说，人民政府的救灾工作做得好，请省长一定把灾民的生活情况转告党中央、毛主席。董老得知这一情况后，甚是欣慰，称赞河北的救灾工作是河北人民的一大创举。
“要建立一个很好的统一战线”
新中国宣告成立后，政务院成立了接收工作指导委员会华东工作团，由董必武任团长，办理接收国民党政府有关人事、档案、图书、卷宗和其他一切应行接收事宜。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董必武率团抵达南京，在原“国民大会堂”，亲自向4000左右国民党留用人员讲话，宣传党的统战政策，进行思想教育。为了更好地使留用人员造就适应新中国的需要，专门成立了华东革大南京分校，对留用人员进行培训，该校的办学方针、课程设计、教学计划都经过董老亲自审查。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９日，董必武在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著名的《目前统一战线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他首先重申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有三大法宝，指出除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和一支优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外，还要“建立一个很好的统一战线”。他强调，这是“党的基本政策之一”。当时，党内有些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并不理解，特别是一些老干部，认为“我们打了这样久的仗，为什么现在反而把人家捧得这样高？”董老针对这样的糊涂观点，在这次报告中批评了因为胜利而瞧不起党外民主人士、轻视统一战线的关门倾向。他指出，“如果我们建设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也有了一支质量俱优的人民军队，但却不能很好地建立统一战线，那么我们就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更不能把胜利巩固下来。”
１９４９年，与民主人士协商建国是中共的一大工作。董必武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还在北平谈判期间，他就与国民党的谈判代表一一洽谈，宣传我党的统战方针。后来，他还与叶剑英等领导人一起主持召开了北平欢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各方面民主人士的欢迎会，并在会上发言说，“目前除了革命战争以外，我们还面临着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极繁重的任务。我们更应团结起来，我们应当制定有利于全国人民的政治纲领和政策，在这种纲领和政策的基础上，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之后，他又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在党员干部大会上专门作了《关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团结民主人士问题》的报告，强调新中国成立后继续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极为重要，提醒我们的党员干部要注意一定不要犯关门主义的错误。
诚恳与党外民主人士合作共事
董老与党外民主人士的交往很多，他很注意礼节。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是共产党，在民主党派面前不能妄自尊大。”董老与民主人士见面，一般都要向他们行拱手礼，尊称他们。一次与党外民主人士开会，会后工作人员对他说，在座的除了张澜、沈钧儒，其余都是年青人，你称他们“各位先生，兄弟如何……”就不合适，董老说，“他们都称我为‘老’，我也不能自负嘛，称兄弟不是更亲切一些吗？我们要做工作，就要舍得放下架子，切忌妄自尊大。”
杨显东是留学美国的棉业博士，三十年代后期还访问过苏联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与董老在汉口时相识，是董老指引他走上一条留在党外发挥作用的革命道路。１９４９年９月，他作为全国政协会议代表来到了北京。政协会议后，杨显东接到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通知，他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感到颇出意外，感到能力有限，还是从事棉花科研工作比较合适。他又一次拜访了董老，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告诉董老。董老一边倾听，一边点头，对他说，“你担任农业部副部长，是我经过认真考虑又和周总理商量后决定的。”董老鼓励他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争取参加土地改革，加强思想改造。董老对他信任，表现在批评也很直率，一点也不拐弯抹角。
杨显东上任前，为了熟悉工作，参加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会议。陈云、薄一波对他说，“你是棉花副部长，把棉花搞上去，是你的责任。”之后，他又参加了政务院会议，周总理也对他说，“你是棉花专家，一定要把棉花搞上去。”他听了如此的嘱咐，心中颇为恐惶，深怕辜负了国家领导人的期望。在农业部欢迎他到任的见面会上，一激动他脱口而出，说，“20年之内，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做到丰衣足食。”董老知道后，专门找到他的家中，与他谈心，说，“中央没有做出决定的事，我们都不能随意说。你讲20年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做到丰衣足食是没有根据的。以后讲话要慎重。要考虑话说出去会引起什么作用，解决什么问题？”董老的批评，使这位党外副部长感到深受教育，终生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