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平等对待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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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宣告成立后,政务院成立了接收工作指导委员会华东工作团,由董必武任团长,办理接收国民党政府有关人事、档案、图书、卷宗和其他一切应行接收事宜。1949年12月,董必武率团来到南京,在原“国民大会堂”,向四千国民党留用人员讲话,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当时百废待兴,国家各方面都急需钱,但对留用人员实行了“包下来”的政策,给饭吃,给工作。为了更好地使留用人员适应新中国的需要,专门成立了华东革大南京分校,对留用人员进行培训,一年之后,学员学成,按因才致用的原则给这些人分配了适当的工作,不少人成了各行业的骨干。
董老与民主人士见面,一般都要向他们行拱手礼,尊称他们。一次与民主人士开会之后,工作人员对他说,在座的除了张澜、沈钧儒,其余都是年轻人,你称他们“各位先生,兄弟如何……”就不合适。董老说,“他们都称我为‘老’,我不能自负嘛,称兄弟不是更亲切一些吗?我们要做工作,就要舍得放下架子,切忌妄自尊大。”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在北京举行。董必武担任常委,负责第四小组的工作,主持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个小组的成员共有25人,大多是民主人士。董老与他们反复开会研究,还广泛征求了没有参加小组工作的党外专家的意见,才写成政府组织法草案初稿。
杨显东是留学美国的棉业博士,20世纪30年代后期还访问过苏联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与董老在汉口相识,董老要他留在党外发挥作用。1949年9月,他作为全国政协会议代表,来到了北京,专门到锡拉胡同拜见董老。董老对他说:“我详细看过你辗转寄来的信,并从有关方面得知你近年来在汉口和上海的表现,你为党做的工作是许多党员所做不到的。当时不同意你到延安,而留你在白区工作,是对的吧!”
不久,杨显东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颇出意外,感到能力有限,还是从事棉花科研工作比较合适。他又一次拜访了董老,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告诉董老。董老对他说,“你担任农业部副部长,是我经过认真考虑又和周总理商量后决定的。”
董老处处对人尊重,总是想到让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有一次,他让秘书把一个工作报告送给党外负责同志审阅,特意交待,有的人年纪大了,工作也忙,写书面意见不方便的话,要一一登门拜谒,记回意见来。
解放前,董老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同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和民主人士有过广泛的交往,常常以诗表达相互间的情谊。1949年3月18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柳亚子等一行20余人到达北平后,题诗向董必武致意,董老立即作复,曰:“旧事重提我欲愁,巴渝宁沪记曾游。几经曲折谋和议,备受摧残抗逆流。黔武之徒吞恶果,拥民为主是嘉猷。南方底定君歌咏,应与龙吟凤哕俦。”诗中充满了对党外朋友的敬重。
1955年,谢和赓、王莹从美国回到祖国,暂居北京招待所。董必武接见他们,见他们没有穿大衣,便关切地询问:“现在你们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中了,生活上有什么需要的,尽可以向组织报告。”董老还鼓励王莹搞好创作,特别是把在美国的遭遇抓紧记写下来,以免时间久了,“冷了气”。60年代,王莹写出了长篇小说《宝姑》,并着手创作《两种美国人》。有人认为王莹应该写工农兵,董老知道后说,王莹目前身体有病,不能到基层体验生活,怎么能期望一下子就写出工农兵题材的东西?王莹消除了顾虑。到“文革”前夕,王莹终于将两部书稿写成。并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给董老的夫人何连芝,表达对董老的感激之情,信的末尾是两句诗:思源“两书”念董老,无限深情永难忘!
在“文革”动乱之时,董必武没有回天之力,痛苦地在书房反复书写“群言堂,群言堂”。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高山流水,伯歌季舞。董必武体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民主作风。
作者:吴跃农 点击次数:634
出处:《炎黄春秋》 上传日期:20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