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在文化大革命

董老受冲击，小儿子两次无端遭逮捕；有人诬陷董老家中藏手枪；虎落平川被犬欺－－小保姆封了副主席的“健身房”。
1966年，“文革”动乱时，董必武已是耄耋老人。他除了出席重要的政治局会议、接受外国驻华使节递交国书等活动外，极少出头露面。他早已赋闲在家，以书法和诗词等自娱，过着含饴弄孙，极为平淡的百姓生活。但是，即便如此，江青一伙也不轻易放过他。
董老德高望重，为人厚道谦和，一生不争名利。按说，他没有跟谁结下什么冤仇。此时，他虽在党内外只是一些荣誉职务，并无实际权力可夺，但老人家威望高、影响大，这，仍使“四人帮”一伙人不放心。他们抓不到董老任何小辫子，一时无计可施，便采用了在精神上折磨老人家这一毒计。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董老的女儿突然接到在广州陪伴父亲休养的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说，爸爸刚接到中央通知要他的小儿子到公安部门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他解释为什么，爸爸也没有问为什么。妈妈在电话中嘱咐女儿说：一定要听话，去吧。女儿尽管满腹狐疑，还是按爸爸妈妈电话中的嘱咐，老老实实地按中央指示去办。
第二天早上，她带着弟弟骑着自行车，也没有带洗换的衣服和牙具等生活用品，出了中南海西门，直奔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东侧的公安部，在公安部熙熙攘攘的大门口，找不到接待他们的人。
“到市公安局那边去看看吧。”弟弟提议道。
“你们怎么也来了？”到了市公安局，一位舍在中南海呆过的警卫战士认出了他们，问道。
“中央叫我弟弟来投案。”
那人吃惊地看了她弟弟一眼，弟弟朝他肯定地点点头。当公安局的人向他们了解到他们没有搬家，仍住在中南海，家里的电话机也没有撤掉，电话号码也未变，这都表明董必武没有被打倒，也没有受处分后，接待的人对她的弟弟要到公安局自首感到大惑不解。于是，她只得将妈妈打来长途电话的内容向他叙说了一遍。那人听后觉得拿不定主意，又找了一个年长些的人，把姐弟二人领进了屋子。
“谈问题吧！”那人说。
“我参加了由派出所提供线索，某军队提供了汽车、公安部派出人员保卫革命小将的打击流氓活动；参与了在‘中央文革’指点下的‘毛泽东“红卫兵”’抄砸民主党派办公室的行动……”
董老的小儿子边回忆边检讨自己从“文革”以来的“违法行为”。
“就这些？”市公安局的那人听后有些生气地问。
“就这些。”弟弟很但然地回答。
“那么，谁让你们来的？”他感到奇怪地问。
董老的女儿只好将妈妈从外地打来长途电话的情形又复述了一遍。
“好吧，就这样。你们回去吧！”最后，公安局的这位同志明确地说道。这一次，投案自首未成。
姐弟两人回家后立刻给老父母打电话，向他们详细禀告。母亲听后很高兴，但父亲又来电话催促弟弟去投案，女儿又对他说了经过情况。
“把投案的过程，报告总理值班室备案。”董老再次让秘书打长途电话给家里，郑重地嘱咐孩子们。
原来以为这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到此便结束了。哪里知道，1967年1月4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电话，通知董老小儿子立即带上生活用品去投案报到！就这样，他的小儿子稀里糊涂地被关进了公安局。
关到这一年年底，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这一批专门从监狱里提出来的、曾经是“红卫兵”小将的年轻人，向他们进行了“教育”，实施了“宽大”政策，释放了这些可怜的小青年。其中，就有董必武的小儿子。他，只是一个中学生。事实上，这些年轻人恰恰就是曾经被江青他们利用过又加以迫害的那些人！可恶！可恨！可悲！可叹！
董必武的小儿子一心想当兵，几经周折后，1968年4月初，广州军区同意接受。可是，令他们惊愕不已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寒假期间，他们姐弟去广州与父母亲一起欢度春节，共享天伦之乐。节后，他们乘火车返回北京。列车抵达北京，进站停靠稳当，姐姐急匆匆地下了火车，很快进入了出站的人流之中。到车站来接站的哥哥和弟弟的女友突然看到事情有点不对头：他们见到弟弟被两个穿便衣的人夹在中间踉跄着往前走，弟弟向哥哥、姐姐和女友举起自己手上冰冷无情而沉重的手铐晃了一下。那两个人将他推揉着塞进了一辆预先停在车站的小轿车里开走了。
这一次，孩子们亲眼目睹了这严酷的一幕。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弟弟，不知他究竟“又犯了什么罪”而遭逮捕？
兄妹三人没有乘公共汽车，彼此一路无话，默默地从北京车站走回中南海的家。
为什么要抓我们的弟弟？！不清楚！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这个泱泱大国，“法”在哪儿？
一直到了1968年10月上旬一天近黄昏时分，董必武那无端受铁窗之苦的小儿子又一次被释放。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家门。进屋后，他把监狱里用过的东西扔到房间角落里之后，走进父亲的办公室叫了一声“爸爸”，他的嗓子便噎住了，什么话也说不下去了……
“回来了？！坐吧。”老人听到儿子的声音，放下手中的文件，面带苦涩的笑容跟孩子说。可儿子憋在肚子里的话还是说不出来，他走过去坐在父亲身旁的沙发上。
父子二人相视了一会儿后，父亲问儿子为什么被抓进了公安局，又是如何被放了出来的事情。
可是，这所发生的一切，正是儿子想从父亲这里弄个明白的。
至此，儿子才知道自己被逮捕后在监狱里关了半年时间，像父亲这样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都不知道此事的情由，真是无法想象，可见，江青一伙两次把他抓进去又放出来，这种卑劣的做法，确实是冲着父亲来的。
“他是代我受过啊！”正如父亲曾对姐姐说过的话。
为了不让老人伤感，孩子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有言尽在不言中，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就这样，他将一肚子的委屈憋在了自己心里，噙着眼泪站起身来默默地离开了父亲的办公室。
春末夏初的一天，董老从中央开完会一回到家，便神情紧张地把女儿叫进他的办公室（通常，孩子们是不进他办公室的）。
“是不是贺老总给过你一把手枪？”老人急切地问女儿。
那年月，正是鬼魅魍魉张狂的时代。董老的女儿亦深知自己的父亲正处在风口浪尖上。她听老父亲一说“手枪”两个字，心里便一愣神，令她发懵，也发呆。此时，父亲怎么会提起手枪来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说起这件事情来可有年头了，她差不多早已忘记了。
50年代初，夏季的一个星期天，董必武大儿子约了叶剑英和其他家的几个孩子与妹妹一起去看望贺老总，贺老总愉快地接待了孩子们。那些男孩子纷纷向贺老总提出要鸟枪。贺老总戎马生涯，驰骋疆场大半生，最喜爱的就是枪。现在听到年轻人向他要枪，他身为国家体委主任，射击运动归他管，他感到年轻人喜欢枪，对射击运动是好事，也就满足了小伙子们的要求。
“给你什么呢？也是枪，好不好啊？”贺老总给男孩子们发了枪，他笑着看看董老的这个小女儿这么问。
“好、好、好！”女孩子高兴地回答说。
“去把那支小手枪给女娃娃拿来。”贺老总吩咐身边的人。
那人取来了一支小巧的手枪和四发子弹。这把枪就跟玩具一样，枪虽然锃亮，但棱角处的烤蓝已随岁月流逝而磨损了许多。女儿兴奋地把枪拿回家给妈妈看过后，便珍爱地收藏了起来。直到此刻，父亲向她提起手枪之事才想起来，向年迈的父亲如实禀告：董老听完女儿的这一番叙述后，精神很快松弛了下来。
原来，关于手枪的事已惊动了周总理。
一次开完会，总理留住董老问：“你女儿在北京吗？”
“在呀！”董老回答道。
“有人说，你女儿最近从叶向真（叶剑英女儿）那儿接受了一支小手枪，枪是贺龙的。那人还说，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的机会，到你女儿那里去拿枪，来暗杀主席！”周总理继续跟董老说。
董必武女儿听父亲这么一说，觉得那帮人实在是可笑又可恨。同时，她亦感到事情十分严重，难怪提到手枪之事便神色不安，他们欺人太甚，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她心中不禁惶恐起来。她那傻乎乎的弟弟相信过标榜革命的“四人帮”，不久前刚遭囚禁。现在，看样子又有新的灾祸要降临到自己头上来了。谁叫你是董必武的女儿呢？！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就叫做“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
后来，董老的女儿按照父亲的嘱咐，立刻和母亲一起翻箱倒柜地把心爱的、如今给她带来惊恐的小手枪找出来，交给了警卫局的一个男同志。那人拿起手枪看了又看，使劲地拉枪栓，就是拉不开，原来枪栓早就锈住了。
“这支枪根本没法用了。”警卫局的那个人说。
“你说没法用，人家说是有人要用它谋害毛主席呢！”
她交完了手枪，回家向老父亲复命，好让他老人家放心。
俗话说“虎落平川被犬欺”，还真是如此。好事轮不到一桩，祸害不断地降临到董老家。
“文革”前几年，董老喜爱乒乓球活动，大家为他在居住的宅旁清扫了一间汽车库，安放了一张乒乓球桌子，权当他的“健身房”。工作人员常陪他挥动球拍练几下，老人家借此锻炼身体。所以，他管乒乓球叫“卫生球”。
1966年，“文革”动乱那阵子，董老仅有的这一点爱好，即打乒乓球活动，也无端地被迫取消。
那间由旧汽车库改造的“健身房”，被红极一时的权势者陈伯达家的一个保姆，擅自叫人用木条把门钉死。从此，老人家只得放弃心爱的乒乓球活动。
董必武于1953年迁居中南海，为的是办公与开会都方便，可节约途中往返坐汽车的汽油和时间。1965年，我任董老保健医生时，他家住在中南海怀仁堂东侧一个四合院里。他家后院是王稼祥（时任中联部副部长），我亦兼管王稼祥的保健工作。
在经过上面这许多变故以后，董老决定搬出中南海，迁到六部口临近的一个院子里居住，直至老人家仙逝。
作者：张佐良 点击次数：819
出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 上传日期：20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