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董必武哲学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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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邦国 2010-03-03 来源：《董必武思想与实践研究文集》第二集
董必武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不仅在国家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方面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而且在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新闻工作、林业工作、外交工作等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观点和主张。这些理论、观点和主张的提出是与他对哲学原理的深刻理解和娴熟运用分不开的，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此外，他还有不少关于哲学方面的直接论述。
董必武关于哲学方面的论述或蕴含的哲学思想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高度重视哲学作用
董必武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多次论述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应置于业务工作的首位。1957年，他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讲话强调，提高审判质量，要从政治、思想、业务这三个方面努力。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业务的重要性，但主要应该从政治和思想两方面解决。所谓的政治、思想方面，就是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要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这里，董必武从司法领域扩展到一般领域，鲜明地把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放在掌握业务知识前面。可见，哲学多么重要。
董必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 1957年1月，他在接见湖北省各界青年代表和共青团干部时说：“中国共产党不仅指导中国青年建立了革命的青年领导核心——青年团，而且教给中国青年一种革命的思想方法——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人类最正确、最锐利的思想武器。青年掌握着这种武器，就会从陈旧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青年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观察世间事物就会正确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1959年底在接待《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采访时又说：青年要立大志，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世界；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掌握和运用它，发挥主观的能动作用去改造客观世界；要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政治，又红又专。这里，董必武认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树立正确世界观、认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思想基础，是正确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法。
1958年5月，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访问，当他了解到德共中央向基层党组织发出一封信要求组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效果很好的经验后，立即将这一作法电告中央，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这表明，董必武很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内掀起一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这或许是他当时为竭力纠正党内工作中“左”倾冒进错误所作的一种努力。
二、极力推崇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总结并倡导的党的思想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对此，董必武在各种场合极力推崇，并对实事求是作了诠释。1945年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他就对在美工作的中国同志谆谆教导说，做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1947年9月在晋察冀财经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至于‘实事求是’，是毛主席经常题字、经常讲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在实在的事件中，去寻求它内部的关系，而予以正确的处理。”
在工作中，他更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把实事求是的方法运用到各个方面，并结合具体问题予以阐发。 1958年4月，针对“大跃进”中司法工作提出办案数量高指标，他语重心长地说：“跃进”要放在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跃进不是提的口号热闹就好，要实际干。提口号要实事求是，不着边际地提口号不好。1960年，他连续两次强调：高级知识分子家属和工商界人士的家属是否参加人民公社必须自愿；城市人民公社主要是组织家庭妇女，把闲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参加人民公社必须自愿，即使参加了人民公社，也不一定要参加公共食堂。1961年5月，针对大跃进中农业的某些错误作法，指出：有些事本来是好事，如农业搞密植试验是可以的，但提出越密越好实际是行不通的，应该是合理密植。土地增产无限度这个口号也是不行的。他进一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阐述道：唯条件论是不对的，但马克思主义是讲条件的，只讲主观条件，不看客观条件就达不到目的。有些同志学习苏联经验是抄袭的办法，后来提出破除迷信，但敢想、敢说、敢做要合乎科学。在这里，董必武告诉我们，制定目标要以客观条件为限，提工作要求要尊重群众意愿；学习他人经验要符合本地实际；敢想敢做要与尊重科学结合，对当时抵制“左”倾思想的干扰起了积极作用。
1954年，董必武在带领中央宪法研究小组对宪法初稿研究和修改期间，强调宪法与社会生活的适应性，不能超越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在党的八大发言中，再次指出：“所以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不能过早过死地主观地规定一套，而是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逐步地由简而繁地发展和完备起来”。根据董必武的论述，制定法律包括宪法不能超越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要遵循由简而繁逐步完备的规律。
董必武以上结合具体工作对实事求是的阐发闪耀着辩证唯物论思想的光辉，体现了他求真务实的可贵品质。
三、论述运用矛盾学说
董必武关于矛盾的学说既有直接论述，更有生动的运用。
1958年4月，董必武针对一些公、检、法机关在大跃进中提出“几无”尤其是“无反革命”的口号，在与有关省市同志几次谈话中论述了他的矛盾观。他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绝对的。社会到了某个阶段，一定的矛盾不存在了，如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剥削人的矛盾了，但敌我矛盾仍存在，还有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战争、城乡、工农之间的差别没有了，但是，主观和客观以及社会分工等矛盾不能没有。过去我们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以及解决这两类矛盾的方法有时分不太清，有的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处理，伤害了自己人；也有的把敌我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就放松了反革命。“有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好，也是有危险的，它会转化”。董必武的观点是：第一、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矛盾，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也有矛盾；第二、不同性质矛盾要用不同方法处理；第三、矛盾可以相互转化。
在实际工作中，董必武善于运用矛盾学说分析和处理问题。1944年7月，美国急于派军事观察组赴延安与中共接触，党中央为争得主动，也急于了解美方真实意图。以董必武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长电，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两面性的分析和对党的外交政策基础的看法。电报称：“目前英美人士已逐渐认识并承认有两个不同的抗战中国。”“但是在对华政策上，美国政府的态度十分谨慎。对国民党，罗斯福一面不满意蒋介石的法西斯倾向及抗战不力，一面仍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支持他，希望他用实行宪政的方法争取多数人的拥护，来和我们对抗。对于我党，美国今日是为着打日本，必须联共，并强迫国民党联共。但同时又怀着很深戒惧。美国决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控制和影响，不会赞成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不会赞助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在全国得到胜利。”“只有在现实已造成我党的中心地位，而美国不能否认时，它才可能被迫承认。”据此得出“我党外交政策的基础，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结论。在这里，以董必武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认为美国对中国国民党既支持又控制，支持大于控制；对中国共产党既联合又防备，防备大于联合。这一分析立即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是董必武运用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原理分析国际问题、提出外交政策建议的成功范例。
董必武在工作中善于运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原理制定行动方针。1948年1月，在华北交通会议上，针对关于交通运输建设应当以支援战争为主，还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的争论，董必武明确提出，目前交通运输建设的方针和任务同其它工作一样，以服从战争需要为主，但同时也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董必武在领导华北人民政府工作中提出以下原则：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但不忽视农村；着手和平建设但不放松对战争的支援。可见，董必武能够敏锐抓住主要矛盾确定工作重点；随着主要矛盾变化适时变换工作重点；在抓主要矛盾同时也不忽视次要矛盾。董必武始终掌握着平衡的支点，保证工作在平稳和谐中顺利推进。
四、运用阐述辩证方法
董必武的辩证法思想突出体现在他对理论与实践、形式与实质、破与立、异与同、小与大五对范畴关系从哲学层面作的辩证阐述上。
1．理论与实践
1944年秋，在南方局干部整风大会上，针对“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则常青”，谈理论没有用，应该行动起来等错误言论董必武精辟论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他说：理论同生活（实践）是不能脱节的。理论如果脱离实践，就会变成失去生命力的教条；而离开理论的实践，就一定会迷失方向，会走到“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险境。他引用列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论述，继续说：我们怎能片面地把理论说成是灰色的东西呢？把理论和实践割裂开来，用实践、用生活去否定理论，这不是形而上学是什么呢？1959年5月，在全国公、检、法系统先进工作者代表会上，董必武围绕总结经验这个主题，再次论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我们知道，一切知识来源于实践，所谓理论就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把经验条理化、系统化，加以提高，就成了理论，理论形成之后，又对实践起着指导作用。”根据董必武的论述，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理论与实践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理论脱离实践会变成教条，实践脱离理论会迷失方向；理论对实践起指导作用。
2．形式与实质
1954年第三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曾错误地指责董必武重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用为只重民主形式忽视民主实质。对此，董必武丝毫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在几次讲话中，都讲到司法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1957年3月，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更是从哲学层面对形式与实质作了精辟论述，以支持他的观点。他说：“世界上任何实质的东西，没有不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大至山和海，山有山的形式，海有海的形式，小至原子、电子，都有它一定的形式。形式主义与形式是两回事。所谓形式主义，就是不问实质，只讲形式，不管条件如何，硬要来搬弄一套形式。”根据董必武的观点，任何实质必然以一定形式表现出来；形式不同于形式主义。它深刻揭示了形式与实质的辩证关系。
3.破与立
1959年公、检、法先进工作者代表会上，针对当时流行的“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的论点和否定一切规章制度、否定依照法律程序办事的思潮及做法，董必武精辟论述了破与立的辩证关系。他指出：“破和立是对立面的统一，既要有破也要有立，不能只破不立。”“对于破和立，都要做具体的分析。”“在我们过去的经验中，不少是可用的东西，可用的部分就要保留下来。在新的经验中是否没有包含一点杂质呢？恐怕也有一些东西是不妥当的，那就应该去掉。这就是说，既不要一概否定，也不要一概肯定，要有分析。在破的时候，注意不要把好的东西否定掉；在立的时候，注意不要把不好的东西也肯定下来。客观事物在不断发展着，我们的实践经验也是不断地完善和丰富起来的，因此，我们要适应实际情况，不断地破，不断地立。凝固不化，一成不变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对的；但是，草率从事，轻易变动，也是不对的。”“何者该破，何者该立，多多征求和倾听群众的意见，以及有关部门的意见。除此之外，还要有意识地通过实践来检验、证明，经过充分研究，再得出结论。”董必武告诉我们，破和立是对立统一的，不能只破不立；对于破和立都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或一概肯定；破和立是随着实际不断进行的无止境的过程；破和立的价值判断标准是群众和实践。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4.异与同
1970年9月，董必武在接见匈牙利新任大使时，为了阐述在意识形态不同的情况下，处理国家关系只能采取求同存异的原则，指出：在政党执政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说意识形态的争论一点不会妨碍国家关系，如果这样说就是唯心主义，不符合事实。但因为有意识形态的争论，就一定要打仗，也不是事实。“在一个国家里，我们主张宗教信仰的自由，宗教信仰是意识形态问题。是不是宗教信仰不同，一见面就打架呢？不一定。”“如果意识形态的争论使两国关系搞不好，这倒是不正常的事情。”这就是说，异与同可以同时存在，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异不一定通过激烈冲突表现出来，同不排斥异。
5．小与大
董必武常常把主要工作以外的琐碎事务比喻为“补洞洞”和“跑龙套”。早在战争年代，他就给许多老同志讲过：轰轰烈烈的工作固然需要人去做，但补洞洞的工作也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俗话说，小洞不补，大了二尺五。补洞洞的工作搞得不好，也关系着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这段话饱含着深刻哲理，反映了他高尚的思想品质。
此外，董必武还对司法工作中的惩罚与教育，林业工作中的管死与放活、眼前与长远等关系作过辩证论述。这些为我们树立了运用辩证法的光辉典范。
五、发挥人民群众历史主人观点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董必武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主要作了以下发挥：
第一，人民是主人，干部是长工。1951年9月，董必武在华北县长会议讲话中指出：“谁是主人，谁是长工？正确地回答应当说，人民是主人，人民代表和政府干部都是长工”。
第二、相信依靠群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董必武指出：“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群众的力量，相信依靠着群众，在社会上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第三、社会真理的标准是最大多数群众的最大利益。董必武认为：“我们共产党是为真理而奋斗的，社会真理的标准，照毛主席说的，就是最大多数群众的最大利益。”
第四、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群众工作。董必武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经济路线、文化路线、组织路线等，都不能离开群众路线。这就是说不仅搞群众运动的同志做的是群众工作，我们党的一切工作，我们党的一切工作同志，都是为群众工作。”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挖掘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董必武的哲学思想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董必武的哲学思想丰富，涉及领域广泛。他善于将哲学方法运用于工作的各个方面，贯穿于自己其它方面的理论和思想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他的哲学论述及对哲学的运用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等领域均有表现。第二，董必武的哲学修养深厚。他善于从工作人手，将具体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作抽象分析；他的辩证思维能力非常突出；他的哲学表述功力极强，在他的文章、讲话中，常常有精辟论述、经典哲学论断或哲理性语句。第三，董必武哲学思想的表现方式有的是直接的，即通过直接论述来表达，更多的是间接的，即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中饱含着哲学思想。他虽然少有哲学方面的专门文章和著作，但并不影响他哲学思想的丰富存在。
董必武深厚的哲学修养有其历史渊源。他是公认的我党内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革命家之一。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曾在自己创办的湖北省党义研究所讲授唯物史观；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到苏联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苏联回国后，先后两次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并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董必武的哲学思想和方法，特别是他强调的尊重实际，尊重规律，遵从群众意愿的观点，善于从个别到一般、具体到抽象及辩证分析问题的方法，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特别需要的。
董必武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不仅在国家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方面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而且在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新闻工作、林业工作、外交工作等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观点和主张。这些理论、观点和主张的提出是与他对哲学原理的深刻理解和娴熟运用分不开的，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此外，他还有不少关于哲学方面的直接论述。
董必武关于哲学方面的论述或蕴含的哲学思想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高度重视哲学作用
董必武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多次论述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应置于业务工作的首位。1957年，他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讲话强调，提高审判质量，要从政治、思想、业务这三个方面努力。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业务的重要性，但主要应该从政治和思想两方面解决。所谓的政治、思想方面，就是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要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这里，董必武从司法领域扩展到一般领域，鲜明地把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放在掌握业务知识前面。可见，哲学多么重要。
董必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 1957年1月，他在接见湖北省各界青年代表和共青团干部时说：“中国共产党不仅指导中国青年建立了革命的青年领导核心——青年团，而且教给中国青年一种革命的思想方法——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人类最正确、最锐利的思想武器。青年掌握着这种武器，就会从陈旧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青年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观察世间事物就会正确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1959年底在接待《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采访时又说：青年要立大志，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世界；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掌握和运用它，发挥主观的能动作用去改造客观世界；要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政治，又红又专。这里，董必武认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树立正确世界观、认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思想基础，是正确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法。
1958年5月，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访问，当他了解到德共中央向基层党组织发出一封信要求组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效果很好的经验后，立即将这一作法电告中央，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这表明，董必武很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内掀起一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这或许是他当时为竭力纠正党内工作中“左”倾冒进错误所作的一种努力。
二、极力推崇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总结并倡导的党的思想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对此，董必武在各种场合极力推崇，并对实事求是作了诠释。1945年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他就对在美工作的中国同志谆谆教导说，做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1947年9月在晋察冀财经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至于‘实事求是’，是毛主席经常题字、经常讲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在实在的事件中，去寻求它内部的关系，而予以正确的处理。”
在工作中，他更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把实事求是的方法运用到各个方面，并结合具体问题予以阐发。 1958年4月，针对“大跃进”中司法工作提出办案数量高指标，他语重心长地说：“跃进”要放在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跃进不是提的口号热闹就好，要实际干。提口号要实事求是，不着边际地提口号不好。1960年，他连续两次强调：高级知识分子家属和工商界人士的家属是否参加人民公社必须自愿；城市人民公社主要是组织家庭妇女，把闲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参加人民公社必须自愿，即使参加了人民公社，也不一定要参加公共食堂。1961年5月，针对大跃进中农业的某些错误作法，指出：有些事本来是好事，如农业搞密植试验是可以的，但提出越密越好实际是行不通的，应该是合理密植。土地增产无限度这个口号也是不行的。他进一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阐述道：唯条件论是不对的，但马克思主义是讲条件的，只讲主观条件，不看客观条件就达不到目的。有些同志学习苏联经验是抄袭的办法，后来提出破除迷信，但敢想、敢说、敢做要合乎科学。在这里，董必武告诉我们，制定目标要以客观条件为限，提工作要求要尊重群众意愿；学习他人经验要符合本地实际；敢想敢做要与尊重科学结合，对当时抵制“左”倾思想的干扰起了积极作用。
1954年，董必武在带领中央宪法研究小组对宪法初稿研究和修改期间，强调宪法与社会生活的适应性，不能超越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在党的八大发言中，再次指出：“所以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不能过早过死地主观地规定一套，而是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逐步地由简而繁地发展和完备起来”。根据董必武的论述，制定法律包括宪法不能超越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要遵循由简而繁逐步完备的规律。
董必武以上结合具体工作对实事求是的阐发闪耀着辩证唯物论思想的光辉，体现了他求真务实的可贵品质。
三、论述运用矛盾学说
董必武关于矛盾的学说既有直接论述，更有生动的运用。
1958年4月，董必武针对一些公、检、法机关在大跃进中提出“几无”尤其是“无反革命”的口号，在与有关省市同志几次谈话中论述了他的矛盾观。他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绝对的。社会到了某个阶段，一定的矛盾不存在了，如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剥削人的矛盾了，但敌我矛盾仍存在，还有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战争、城乡、工农之间的差别没有了，但是，主观和客观以及社会分工等矛盾不能没有。过去我们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以及解决这两类矛盾的方法有时分不太清，有的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处理，伤害了自己人；也有的把敌我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就放松了反革命。“有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好，也是有危险的，它会转化”。董必武的观点是：第一、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矛盾，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也有矛盾；第二、不同性质矛盾要用不同方法处理；第三、矛盾可以相互转化。
在实际工作中，董必武善于运用矛盾学说分析和处理问题。1944年7月，美国急于派军事观察组赴延安与中共接触，党中央为争得主动，也急于了解美方真实意图。以董必武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长电，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两面性的分析和对党的外交政策基础的看法。电报称：“目前英美人士已逐渐认识并承认有两个不同的抗战中国。”“但是在对华政策上，美国政府的态度十分谨慎。对国民党，罗斯福一面不满意蒋介石的法西斯倾向及抗战不力，一面仍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支持他，希望他用实行宪政的方法争取多数人的拥护，来和我们对抗。对于我党，美国今日是为着打日本，必须联共，并强迫国民党联共。但同时又怀着很深戒惧。美国决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控制和影响，不会赞成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不会赞助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在全国得到胜利。”“只有在现实已造成我党的中心地位，而美国不能否认时，它才可能被迫承认。”据此得出“我党外交政策的基础，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结论。在这里，以董必武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认为美国对中国国民党既支持又控制，支持大于控制；对中国共产党既联合又防备，防备大于联合。这一分析立即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是董必武运用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原理分析国际问题、提出外交政策建议的成功范例。
董必武在工作中善于运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原理制定行动方针。1948年1月，在华北交通会议上，针对关于交通运输建设应当以支援战争为主，还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的争论，董必武明确提出，目前交通运输建设的方针和任务同其它工作一样，以服从战争需要为主，但同时也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董必武在领导华北人民政府工作中提出以下原则：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但不忽视农村；着手和平建设但不放松对战争的支援。可见，董必武能够敏锐抓住主要矛盾确定工作重点；随着主要矛盾变化适时变换工作重点；在抓主要矛盾同时也不忽视次要矛盾。董必武始终掌握着平衡的支点，保证工作在平稳和谐中顺利推进。
四、运用阐述辩证方法
董必武的辩证法思想突出体现在他对理论与实践、形式与实质、破与立、异与同、小与大五对范畴关系从哲学层面作的辩证阐述上。
1．理论与实践
1944年秋，在南方局干部整风大会上，针对“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则常青”，谈理论没有用，应该行动起来等错误言论董必武精辟论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他说：理论同生活（实践）是不能脱节的。理论如果脱离实践，就会变成失去生命力的教条；而离开理论的实践，就一定会迷失方向，会走到“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险境。他引用列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论述，继续说：我们怎能片面地把理论说成是灰色的东西呢？把理论和实践割裂开来，用实践、用生活去否定理论，这不是形而上学是什么呢？1959年5月，在全国公、检、法系统先进工作者代表会上，董必武围绕总结经验这个主题，再次论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我们知道，一切知识来源于实践，所谓理论就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把经验条理化、系统化，加以提高，就成了理论，理论形成之后，又对实践起着指导作用。”根据董必武的论述，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理论与实践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理论脱离实践会变成教条，实践脱离理论会迷失方向；理论对实践起指导作用。
2．形式与实质
1954年第三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曾错误地指责董必武重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用为只重民主形式忽视民主实质。对此，董必武丝毫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在几次讲话中，都讲到司法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1957年3月，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更是从哲学层面对形式与实质作了精辟论述，以支持他的观点。他说：“世界上任何实质的东西，没有不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大至山和海，山有山的形式，海有海的形式，小至原子、电子，都有它一定的形式。形式主义与形式是两回事。所谓形式主义，就是不问实质，只讲形式，不管条件如何，硬要来搬弄一套形式。”根据董必武的观点，任何实质必然以一定形式表现出来；形式不同于形式主义。它深刻揭示了形式与实质的辩证关系。
3.破与立
1959年公、检、法先进工作者代表会上，针对当时流行的“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的论点和否定一切规章制度、否定依照法律程序办事的思潮及做法，董必武精辟论述了破与立的辩证关系。他指出：“破和立是对立面的统一，既要有破也要有立，不能只破不立。”“对于破和立，都要做具体的分析。”“在我们过去的经验中，不少是可用的东西，可用的部分就要保留下来。在新的经验中是否没有包含一点杂质呢？恐怕也有一些东西是不妥当的，那就应该去掉。这就是说，既不要一概否定，也不要一概肯定，要有分析。在破的时候，注意不要把好的东西否定掉；在立的时候，注意不要把不好的东西也肯定下来。客观事物在不断发展着，我们的实践经验也是不断地完善和丰富起来的，因此，我们要适应实际情况，不断地破，不断地立。凝固不化，一成不变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对的；但是，草率从事，轻易变动，也是不对的。”“何者该破，何者该立，多多征求和倾听群众的意见，以及有关部门的意见。除此之外，还要有意识地通过实践来检验、证明，经过充分研究，再得出结论。”董必武告诉我们，破和立是对立统一的，不能只破不立；对于破和立都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或一概肯定；破和立是随着实际不断进行的无止境的过程；破和立的价值判断标准是群众和实践。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4.异与同
1970年9月，董必武在接见匈牙利新任大使时，为了阐述在意识形态不同的情况下，处理国家关系只能采取求同存异的原则，指出：在政党执政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说意识形态的争论一点不会妨碍国家关系，如果这样说就是唯心主义，不符合事实。但因为有意识形态的争论，就一定要打仗，也不是事实。“在一个国家里，我们主张宗教信仰的自由，宗教信仰是意识形态问题。是不是宗教信仰不同，一见面就打架呢？不一定。”“如果意识形态的争论使两国关系搞不好，这倒是不正常的事情。”这就是说，异与同可以同时存在，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异不一定通过激烈冲突表现出来，同不排斥异。
5．小与大
董必武常常把主要工作以外的琐碎事务比喻为“补洞洞”和“跑龙套”。早在战争年代，他就给许多老同志讲过：轰轰烈烈的工作固然需要人去做，但补洞洞的工作也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俗话说，小洞不补，大了二尺五。补洞洞的工作搞得不好，也关系着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这段话饱含着深刻哲理，反映了他高尚的思想品质。
此外，董必武还对司法工作中的惩罚与教育，林业工作中的管死与放活、眼前与长远等关系作过辩证论述。这些为我们树立了运用辩证法的光辉典范。
五、发挥人民群众历史主人观点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董必武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主要作了以下发挥：
第一，人民是主人，干部是长工。1951年9月，董必武在华北县长会议讲话中指出：“谁是主人，谁是长工？正确地回答应当说，人民是主人，人民代表和政府干部都是长工”。
第二、相信依靠群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董必武指出：“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群众的力量，相信依靠着群众，在社会上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第三、社会真理的标准是最大多数群众的最大利益。董必武认为：“我们共产党是为真理而奋斗的，社会真理的标准，照毛主席说的，就是最大多数群众的最大利益。”
第四、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群众工作。董必武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经济路线、文化路线、组织路线等，都不能离开群众路线。这就是说不仅搞群众运动的同志做的是群众工作，我们党的一切工作，我们党的一切工作同志，都是为群众工作。”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挖掘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董必武的哲学思想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董必武的哲学思想丰富，涉及领域广泛。他善于将哲学方法运用于工作的各个方面，贯穿于自己其它方面的理论和思想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他的哲学论述及对哲学的运用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等领域均有表现。第二，董必武的哲学修养深厚。他善于从工作人手，将具体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作抽象分析；他的辩证思维能力非常突出；他的哲学表述功力极强，在他的文章、讲话中，常常有精辟论述、经典哲学论断或哲理性语句。第三，董必武哲学思想的表现方式有的是直接的，即通过直接论述来表达，更多的是间接的，即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中饱含着哲学思想。他虽然少有哲学方面的专门文章和著作，但并不影响他哲学思想的丰富存在。
董必武深厚的哲学修养有其历史渊源。他是公认的我党内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革命家之一。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曾在自己创办的湖北省党义研究所讲授唯物史观；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到苏联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苏联回国后，先后两次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并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董必武的哲学思想和方法，特别是他强调的尊重实际，尊重规律，遵从群众意愿的观点，善于从个别到一般、具体到抽象及辩证分析问题的方法，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特别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