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杀了宋教仁？

是谁杀了宋教仁？本文摘自由《绝版袁世凯》书中删节部分 作者：张社生
 清末民初，这是一个腥风血雨的“暗杀时代”。
        几乎每个有头有脸的政治人物都摊上“暗杀”的殊荣。光从1913年的《纽约时报》上就看到几起进不了大历史的暗杀传闻：
        《纽约时报》1913年5月26日：因爱好古董，徐宝山将军今天在打开一个据称装有瓷瓶的盒子时被里面装的炸药炸死。 

徐将军素有“徐老虎”之称，是袁世凯大总统的得力支持者，也是南方极端分子的仇恨对象。

 

徐老虎(1866—1913)因属虎，故名老虎。名怀礼，字宝山。1912年徐参加光复镇江、扬州和南京光复之役。成立第二军，自任军长，推进其势力至淮海之间，并与徐州张勋暗中勾结。袁世凯曾召他入京。1913年5月，革命党人陈英士等将其炸死。

 

《纽约时报》 北京，1913年10月10日：陈，北京骑警队长，于今天正值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庆典仪式开始时被逮捕。他承认，南方起义者贿赂他，让他试图在袁世凯宣誓就职总统时刺杀他。

因为陈坚持要在庆典时担当一个靠近总统的职位而开始受到怀疑。在陈的家里发现了许多炸弹。

   看到吗，这是一个“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都用暗杀做“最后解决”的年代。

这固然是那个时代“学习日本现代化进程”带进来的苍蝇，（伊藤博文就是以暗杀起家的），其实也和中南部人的黑社会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么看，就不难理解宋教仁遇刺的大背景了。宋教仁：（1882年1913年）他1904年与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策动起义未遂一，流亡日本。后任《民主报》主笔。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参与南北议和，5月在北京出任农林总长。8月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主张"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 宋教仁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于万千“破坏者”中，其独爱“建设”、“议会”这类“修正主义的货色”。此君在日本对景梅九说过：
        “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见景梅九《罪案》）。伟哉，宋遁初。在一个讲究用法国大革命的方式改朝换代的大陆型国家里，敢在万千愤青面前说“软蛋”的“建设”，英雄！宋君，这样的事儿，你的同乡后生也不敢为之。“四个伟大”在说“促生产”前也不得不加个火药味极浓的“抓革命”帽子，以迎合口味重的“站起来了的中国人”。谁说当年留日学生都在混？至少，宋教仁不是。

宋教仁手书的：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

人家在日本看了很多大清国“防火墙”屏蔽了的资料。所以他茅塞顿开，在参加了早稻田大学的考试，并成为留学生部的预科学生期间，他翻译了大量的宪政方面书籍，包括《日本宪法》、《英国制度概要》、《美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德国管制》等。
        想想宋所处的圈子，都是些相信 “毛瑟枪”和“作掉某某”的革命信徒，宋教仁实属天人。在老大中国，这样的天人一没市场，二成众人笑柄，三还不会有好果子吃。这就是宋教仁的伟大：我不入地狱，谁入！这个靠家里典当物件求学的湖南穷学生，满脑子是国家大事。因了这，这个毛头小伙子进入了数百公里外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的法眼：1907年，在日本试图谋划强占延吉地区“间岛”时，宋化名日本人打入日本秘密组织“长白山会”，并获取了日本人伪造的“间岛”归宿假证据。由此，他写出了一本名叫《间岛问题》的书。袁世凯读了这本书，大为欣赏。如是，使大清外务部在维护“间岛”主权问题上取得成功。为了奖励宋的爱国行动，外务部尚书袁世凯亲自下令让驻日公使奖励1000元于宋。从这开始，宋的同盟会同志开始怀疑他投靠清廷，从此他在激进的党人面前成了“拥袁派”

民国第一届内阁阁员。后排左一为宋教仁。前排左起：教育总长蔡元培、工商次长王正廷海军总长刘冠雄、代外交总长胡惟德、内阁总理唐绍仪。后排左起：农林总长宋教仁、交通总长施肇基、陆军总长段祺瑞、司法总长王崇惠、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袁世凯和宋教仁真正打交道是从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成立时开始的。喜欢小恩小惠施人的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后来宋教仁辞去首届中华民国政府内阁的农林总长后，袁世凯曾打算委派宋教仁当日本大使。“袁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谭人凤集》）袁大总统还有意让宋出任内阁总理。刘揆一、范源濂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出面力劝。但这个湖南犟驴子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回绝了这个进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机会。 他一头扎进马克思认为“半野蛮人”的国度里，义无反顾的做这些“不着边际”的傻事:1912年8 月在宋领导下，一个以同盟会为核心的新党建立了。它吸收了四个较小的党，成立了一个叫国民党的组织。新生的国民党显然是个妥协的产物。它的政策看来明显不如同盟会激进。为了拉拢社会上保守的士绅阶层选民，宋教仁身段柔软，端出了不少老少皆宜的好“牛肉”。谁说湖南人是犟驴子，原来犟于不犟，人家犟驴子们是看革命形势的需要。孙中山关于地租和地权的政策不提了。纲领中删除了“男女平权”的主张。“力谋国际平等”的提法被软化为“维持国际和平”。这些改动在同盟会老革命看来是退步、是保守、甚至是反动。人家宋渔父不这么看。半地下的革命性质党经过宋的改头换面，变成了代表广泛社会舆论的”地上”议会党。 宋教仁挨打。宋有两次被人扇耳光。第一次是1912年。一天，有人提议，黄兴带兵北上，消灭北洋军。宋不赞成。话音刚落，同盟会元老马君武伸手就是一巴掌。大骂宋是在给袁作说客。打得他左眼流血不止。 第二次系 “巾帼英雄”唐群英所为。宋在国民党新党章中，规定不接收女党员。唐不能接受，冲上主席台，揪住宋，结结实实地打了他一记耳光。            

       袁世凯不入党是个错误

当时的国民党党员在宋的动员下，拉人入党比现在的保险公司业务员还热情。如此国民党党员人数迅速扩大。
        杀宋案最大嫌疑者赵秉钧以当朝总理之尊被宋介绍，并得到袁世凯特批入了国民党。（如果宋教仁是赵秉钧杀的，这是不是国民党党内的第一次路线斗争？）赵秉钧：（1859—1914），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赵秉钧曾随习军政，专攻侦探、警察两门，与袁世凯遂有一定的渊源。１９０１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率新军改编成１５００名巡警驻天津。1912年后，出任内务总长，国务总理。　　

连国民党党魁孙中山和黄兴都亲自出来拉人入党。他俩还找了袁世凯 “谈心”，劝其加入国民党。
        但是老袁是个没浸泡过洋墨水的“土鳖”，只相信毛瑟枪的威力，不相信政党的力量。唐德刚说他：袁世凯对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以及抓权、抓位、抓钱、抓军等古典政治(classical politics)虽然经验老到，但对群众工作，以及组织政党、争取选民、控制议会这套新玩意儿，就显然是外行了。孤家寡人袁世凯，始终不信“政党”这个舶来品。据说老袁的回答很体面：自己入甲党则乙党不满意，入乙党则丙党不满意，所以什么党都不加入，采取“不党主义”。呜呼！这是老袁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判断失误，没有同志们抬轿子，光靠枪杆子是长不了的。果然，后来老袁在新老干部 “三结合”上没做好，段祺瑞和冯国璋等一分心，北洋体系便四分五裂。“独夫”袁世凯连一天龙椅都没真正做过就死了。死后，也没个“党内同志”出来维护其声誉，被一群国民党后生越描越黑，最后连个 “一九开”都没捞着。宋教仁的真正威力爆发是成立三个半月的国民党在1912—1913年冬的国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这给沉默了大半年的南方革命党人一个畅饮庆功酒的机会。这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选举，不是一次全民普选。实际上只有5%左右的人有选民资格。不信请看《剑桥中华民国史》：有关选举的规定如下：凡年满21岁的男子，具有小学同等学历，或拥有财产并按规定标准付税（标准虽低，但足以把大多数成年男子排除在外），并在选区（县）内居住两年以上者，除少数例外均有选举权。登记的选民约占全人口的4 —6 ％。选民的总数从而大大超过了清朝末年的选举，那时有选民资格的人数远低于1 ％。不管怎样，到此为止，宋教仁的成绩斐然。可是上海北站的一声枪响将一切脆弱的平衡击碎了。 
 

上海沪宁车站20年代的老照片

1909 年，沪宁铁路局建成一座四层高的沪宁车站。该楼为英国人设计，造价32.9万银元。宋教仁就在这里被刺杀。

 

                      

杀宋案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应总统应袁世凯的多次邀请，自上海动身赴北京。
        宋教仁和送行的人们于3月20日晚10时许抵达沪宁车站专为议员使用的接待室中休息。10点40分宋走出接待室上车，众人相随。待走至车站入口的检票处，宋刚伸手去取收票员检过的车票，突然一声枪响，众人大乱。这时只听宋用手摸着腰说：“我中枪了，有刺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穿黑呢军装的矮汉子，从人群中不顾一切地窜逃。众人立刻送宋教仁去医院，发现受了带毒子弹射击的致命伤，回天无数，宋教仁于3月22日凌晨在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去世，终年仅31岁。这是宋教仁遇刺的主要情节，此说法为各方接受。但是接下来经过《申报》《民立报》和各方“当事人”的添油加醋。宋教仁死前的数十小时被描写得惊天动地：革命元老于右任回忆：宋进了医院神志还很清楚，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奉托：(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的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

宋教仁被刺后在医院里的照片

黄兴、于右任等把宋送至铁路医院急救，院方乃请格尔本医师和比林哈斯医生共同诊视，认为伤势很重，必须开刀才有望。遂在12时30分送入手术室开刀，用钳子从小腹取出子弹，发现子弹有毒。

 

 

 

 宋教仁在医院里过世，年仅31岁

在医院里，宋虽然流血不多，却十分痛苦，呻吟辗转，凄苦之情，惨不忍睹。午夜2时，院方再集外科医生五人第二次开刀，把肠缝补涤洗，取出食物及污血，然后合口。宋几度昏厥，不过神智还算清楚，反复地说：“我为了调和南北，费尽苦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22日凌晨，宋与世长辞。

 

 

 

《民立报》还刊登了一封为后人质疑的临终致袁大总统的“哿电”。据说为黄兴手录。白话文翻译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教仁本于今晚搭乘由上海宁波进京火车见您，但是晚上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里竟突遭奸人从背后开枪暗杀。子弹从腰部入腹部。伤势严重，看情况已经沒有活的希望。自教仁受教育起，便修身自爱，从沒与別人結怨。因满清政府腐败，而参与了改革活动，一直注重为人处世之道，守公义天理。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私心于权力和利益。今天国家还沒稳定，我还没能为民谋福祉，就要突然的离开人世，死了也不干心啊。希望大总统您未來能夠诚心实意的秉公行事，全力保障民权。使国家能得到一部坚固不拔的宪法。那样虽然我已死，精神却还能如同活着一般。这是我死前最后的衷心之言了，还希望大总统能夠接纳。宋教仁。

 

上海闸北公园里的宋教仁墓：1924年6月在上海闸北圈地百余亩建成宋公园，葬宋于园内。此墓在“文革”期间全部被毁。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为了统战才按原样重建。宋案发生后各方的反应袁世凯的第一反应：电报到京，章士钊正和袁世凯一起吃饭，袁叹息说：“钝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他的叹息是意味深长的。4月2日，著名记者黄远庸（远生）在上海《时报》的《春云初展之政局》中介绍说：“袁总统于二十一日得宋被刺消息，大为惊诧。至二十二午后四时，袁方午睡初起，秘书等走告宋逝消息，袁愕然曰：‘有此事乎？’即命拿电报来。及捧电报至，则陈贻范一电，黄克强一电，江孔殷一电。袁愕然曰：‘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遂命拟电报，拟优恤命令。此袁总统得消息后之确情也。”

国外发行的袁世凯总统明信片

袁世凯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掌权者。是那种老派旧官僚出身的。其对政党，内阁这类新玩意不很懂也不很在乎。在他的内心其实不怎么惧怕“议会迷”宋教仁。试想，国民党就是真正过了国会半数席次。老袁也不可能完全交出权力。后来的百年历史证明，中国有过靠选举将权力选走的记录吗？

孙中山的第一反应：宋教仁案发生时，孙中山正在访日。3月21日孙中山中止访问，立刻回国，于3月25日返抵上海。当晚在黄兴家召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孙中山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

 

 

 

1913年3月22日，孙中山得知宋教仁被刺消息，即致电国民党本部及交通部要求查究，次日启程返国。这是上海《民主报》发表的孙中山电文。

 

 

 

 

 

 

 

孙中山甚至说：“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示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宋教仁案发生时，孙中山正在访日。1913年2月14日，孙中山抵东京。图为他在火车上的情景（右一宋嘉树、右三马君武、右四孙中山）。

 

 

 

 

  

黄兴的第一反应：据说开枪时，黄兴正在现场，于是他将宋教仁扶住说：“我们一方面将宋教仁先生送到附近医院，另一方面迅速派人追捕凶徒。”宋教仁手术出来后，住在单间病房。黄兴代拟一电文，向袁世凯报告遇刺经过。临终前，“宋已不能语，惟以目四瞩，周视故人，依依难舍。黄兴睹此心痛，用双手扶着宋的臂膀，附耳呼曰：‘钝初，你放心去吧！’宋遂气绝。黄兴痛哭失声。”在悼宋教仁的挽联中，黄兴严斥 “凶手”：“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1905年华兴会部分成员在日本留影，前左一黄兴，左四宋教仁。

国务总理赵秉钧的第一反应：据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回忆：1913年3月21上午，赵秉钧正主持国务会议。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却突然闯入报告：前门车站收到上海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宁车站遭枪击，伤重恐难救活。  
    赵闻讯面色大变，猛然站了起来，以手掌击手背，环绕会议桌一个劲地兜圈，一面反复喃喃自语： “这一下腌杂了。人家岂不要说我打死了钝初吗？岂不要说卖友吗？我还能算人吗？”  
     在场阁员目睹这种怪诞举动，无不面面相觑，鸦雀无声。直到一位秘书进来报告，大总统请总理立刻去公府，赵才回过神来，停止转圈自语，交代阁员们不要散会，等他回来后接着开，然后便匆匆而去。阁员们奉命一直等到中午，都不见他回来，这才散去。 

 

 

这是当时报刊上列出的“谋杀宋教仁先生之关系者” 。

 

 

杀宋嫌疑者有毒的子弹结束了宋教仁年轻的生命，但是从没有结束“是谁杀了宋教仁”的疑问。百年来，以上诸位“第一反应者”都被放在显微镜下一一过目。曾经板板钉钉“证据确凿”的嫌疑者最后似乎也不那么“证据确凿”。曾经慷慨激昂的同志却在怀疑者的笔下显得“疑点重重”：袁世凯杀宋说：正方：国会选举前后，宋教仁尖锐地抨击袁世凯专制政治的黑暗，积极宣传责任内阁的主张。这危及了袁世凯的统治地位。袁害怕宋教仁以合法手段取得权利，后见收买不成，便布置歹徒，对宋教仁下了毒手

当时报刊上刊登的应夔丞向洪述祖报告任务已完成的密电

反方：不可能！宋是国民党内唯一愿与袁世凯合作的领袖。唐德刚对袁宋关系有个段子：
        “宋其实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被他的同志们视为亲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对他是加意笼络，甚至视为子侄呢！”如果袁想杀宋也不会选择这个敏感时间。宋此行北上正是与袁商谈国事。袁大可以先“听其言，观其行”嘛。国民党当时已经选举获胜，宋教仁死了，依然会有国民党的代表来做总理的，换一个火暴的黄兴来还更难摆平。袁难道想不到这一点？ 《张浦泉先生回忆录、日记》说：宋遁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据袁克文回忆，袁世凯曾说：我代人受过多的很，从未辩过。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亦因为我而见杀，怎么辩呢！明事理的人一定察觉出，如果我想杀他，不必一定招其来而杀之。我完全可以等他来了后，陷他以罪杀他，何必要数次邀请他，乘他将行而杀之？这明明是授人以柄，愚夫也不会做这等傻事。袁克文引袁的这番话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最近一位台湾网友分析，以当时国民党在国会的得票率，还不能肯定宋教仁一定能够组阁，也就不存在谁怕谁、非要杀谁的问题。1913年国会选举席次图：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虽为参众两院第一大党。但是都没过半。而支持袁世凯的进步党，以及“其它党派” 组成的“拥袁”派却过了半数。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其它党派”的性质。其成员大多由袁大总统直接点派的“蒙藏等地议员”组成。何况当时跨党人士比比皆是。引退后的伍廷芳，就被先后拉入１１个党。国民党议员的组成也是“什么人都有”。到关键时刻伍廷芳式的议员会投哪个党的票？赵秉钧杀宋说：正方：赵秉钧杀人动机很简单，宋要来做总理了，赵往哪搁呢？此说有“证据” 支持：“根据在场目击证人和其他人士举报，嫌凶很快就锁定在无业流氓武士英头上，随后又有古董商王阿法举报，江苏驻沪巡长应桂馨曾向他出示了某人照片，以１０００元赏格，让他去杀掉该人。他推辞了，案发后，他发现照片上的人正是宋教仁。

 着将军服的赵秉钧：1901，袁世凯委以赵秉钧创办巡警的重任，命其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他率新军改编成1500名巡警驻天津。其后又建立全省巡警网，深得袁的欢心。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赵秉钧出任内务总长。 1912年8月，任代理国务总理。

根据这些线索，捕房到应桂馨家搜查，竟意外抓到刺宋的直接凶手武士英。武在审讯中供认，他在两个月之前来到上海，经人介绍认识了应桂馨。应答应给他1000元，并拿出宋的照片，让他行刺，并先付他30元。
        巡捕房对应宅进行了两次搜查，搜出作案凶器---五响手枪一把。该枪尚存子弹两颗，与车站拾到的弹壳同式。此外还查出一批电报和信件。这些电报信件表明，此案涉及到国务院总理兼内务部长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甚至袁世凯。赵秉钧交给应夔丞的手令，内有联络通讯密码。反方：赵与宋其实私交甚好，赵甚至于把宋当偶像看待。
        赵秉钧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他在唐绍仪内阁期间和宋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实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无法出城，宋总是住在他家，彼此无话不谈。宋离京南下时，欠了５０００多元的债，都是他替宋还的。法庭呈现的“密电”中并不能得出赵参与并赞成杀宋密谋的结论。因为所有密电、信件中最恶毒的字眼是“毁宋”，而“毁宋”不一定就是杀宋，有证据证明之前应桂馨已经搜集了一些试图诋毁宋教仁名誉的黑材料。主犯应桂馨此人是个两面间谍角色。赵秉钧曾自辩说：我只和他有“书信往来”，他却帮黄兴将私存公债六十万转抵义丰银行私存......赵质问：“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赵秉钧葬礼现场：1914年2月26日赵秉钧死。袁世凯令照陆军上将例从优予恤，后追封赵为“一等忠襄公”。赵死后传说纷纷。坊间说是袁毒死了赵，说：赵抑郁成疾，袁特派名医给他看病。谁知药入口后，腹如刀绞，便呜呼毕命了。但反此说者认为：从各方面看赵都更象病死而非被人毒杀，袁杀赵找不到铁证。

 

陈其美杀宋说：正方：宋教仁不仅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能说会写，且擅长演说，热衷于政论。尽管孙是国民党的理事长，但是此时的影响力大大下降，已离开北京去了日本。孙中山走后，黄兴也回湖南度岁。宋教仁成了代理理事长，便成了国民党的实际负责人。辛亥前，同盟会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在这两次倒孙风潮中，宋都没有站在孙一方。由此，陈其美等铁杆拥孙派对宋颇为怀恨。 

孙中山和陈其美：1912年 6月30日孙中山在黄兴寓所与友人合影。二排左三起：有吉、黄兴、孙中山、陈其美、王芝祥；后排左十蒋作宾、左十二钮永建。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宋与孙处处相反。孙主北伐，宋主南北议和，推袁作总统。孙主定都南京，宋和章太炎都主张定都北京。
        俩人政见也大相径庭：孙主张实行美式总统制，宋主法式责任内阁。孙坚持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不愿受人制约，理由是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双方争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于是，作为国民党内的激进派，陈其美利用孙中山出国之机，在孙中山不知道的情况下，贸然杀宋，以造成既成事实，进而达到一箭双雕的作用：近可以让自己更上一层楼，顺理成章地接孙的班，远可以激发党人国人，发起反袁“二次革命”。陈其美、应桂馨都是共进会成员，他们不满宋教仁对国民党的领导。陈其美这个人，身兼革命家和青洪帮的双重身分，为人一向胆大妄为，心狠手辣，谋刺李燮和、陶骏保、陶成章、夏瑞芳都有他的身影。

陈其美：（1878年-1916年）中华民国早期政治人物，革命元勋，青帮代表人物，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将蒋介石引荐于孙中山。后为人暗杀。孙中山赞扬陈英士是“革命首功之臣”。

宋教仁临行之前，陈其美（英士）、应夔丞（桂馨）等人曾设宴饯行。宴席进行中间，陈其美询问宋教仁组织国民党政党内阁的办法，宋教仁表示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陈其美听了没有说话。应夔丞在一边骂道：“你这样做简单就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他一边说话，一边从怀里掏手枪。在场的其他人劝住了他。宋教仁说：“死无惧，志不可夺。”大家只好不欢而散。时党人沈翔云曾说：“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陈其美、应夔丞（应桂馨）尤其痛恨他。这几天他们两个人整天都在商议这件事情，即使像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几句议论，也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很不好看。”时袁世凯为稳定政局，正在全国“打黑”，应桂馨出面发起的共进会，也是带有黑帮性质的组织。负责打黑的洪述祖南下之后，应桂馨同他达成交易，愿受政府招安，并自告奋勇承担“毁宋”任务。洪述祖护主心切，“假托政府名义”向应桂馨下达指令，以致回京后秘密函电往来。但应桂馨脚踩两只船，一面跟洪述祖联络，一面向同门大哥陈其美透露了“毁宋”计划，陈其美巧妙利用国务院秘书洪述祖的“毁宋”计划，安排应桂馨和一班党人成功地实施了“杀宋”计划。当时上海是陈其美势力的大本营，宋案从刺杀到审判都发生此处。和以往刺杀案悬而未破相反的是，刺宋案的破获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几乎要用难以置信来形容。1914年11月8日孙中山与陈其美等在东京芝樱田町丸木照相馆合影。左起：谭根、戴季陶、孙中山、夏重民、陈其美。

而凶手武士英在监狱的神秘死亡，似乎也与陈其美有关。当时看守武士英的沪军六十一团，是国民党人黄郛的部队。而陈其美、黄郛和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这一切不禁使人开始怀疑上了陈其美。1913年3月27日，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令娴）的家信中：“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刺宋之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胪列多人，我即其第二候补者，今将彼宣告文剪寄，应某谋北来刺我，二十日前蜕丈已电告矣。”反方：陈其美和宋教仁交情深厚，又同为一个战壕里的同志，而且宋被刺时，陈就在身边，事后表现也可圈可点。在宋案中，虽然陈其美疑点重重，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其美就是杀宋的幕后黑手。那些宋陈恩怨都是捕风捉影。

“辛亥革命前驱”陈其美铜像

尽管陈其美身前身后毁誉参半，但是由于他是蒋介石的恩师，又得孙中山信赖。这么多年来被当个“烈士”供着。

宋案已发生了近百年，这样的争吵在私底下就从来没有停过。
        因为宋案当年没有真正经过司法程序开庭审理，二次革命就爆发了，所以从法律的角度讲，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黑手。这一百年来，人们情愿花大量的时间在“谁杀了......”上，谁也不愿意花时间想想，宋的事业为什么随着这个31岁年轻人的肉体消失，再也不能于“我国”引起哪怕一点点的涟漪？宋君走了，从此“枪杆子”成了绝对真理别看我们骂“窃国大盗”，其实袁世凯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上还是开创了一些东西。数千年来，中国帝王为防武将夺位，发明了一套文人将兵的路。后来发现权是没有夺走，可见到东西洋人就抓瞎！这才改换门庭，让袁去了小站，从此我们入了“军阀时代”。社会上出现了“好男就去当个兵”的呼声。照理说现代意义上的军队是用来对外的。可是咱们的首批职业军人一开始就拿枪当内部夺权的工具，各路神仙只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我说，中国近现代史开局不好，血腥味太重。咱们这百年内战中死了的“炎黄子孙”绝不少于二战。可是偏偏于乱世中出了个宋教仁亮点。他要中国人放下钢鞭，拿起选票，放低嗓门，好好说话。我一直纳闷，宋的声音其实是一个生存空间十分拥挤民族的“非典”声音。怎么就会在职业军人当道的年代夺得了那么多人的眼球。我们一直利用一切机会嘲笑“北洋时代”，仔细想想人家还是有可爱之处的。光宋教仁创下的一个在野党夺了头魁的奇迹，就是此后百年“后无来者”的绝活儿。我观宋君，人不过1米6，胸膛还略带点儿塌陷，如果没有一对威严的八字胡壮威，甚至都让人感到萎弱。可偏偏是这个说话细声慢语的湘人却发出了比当阳桥上翼德君都要震耳欲聋的吼声：执政权来自于民意！这个吼声曾经持续了百多天，最后只是被一声卑鄙可怜的枪声打断了。                         宋君走了，从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了中国人最服的一句绝对真理。慷慨激昂后，我扪心自问，宋教仁不死，中国真的就走上了宋的路？怀疑中。试想，如果宋死里逃生，数日后上了北京，见到共和国“领航者”袁世凯，被袁授予优先组阁权。宋日奔于几个小党之间，拜我佛慈悲，让其凑满了半数席位，组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政党内阁。我想，其内阁寿命也绝不长于日本当下的民主党鸠山内阁。这还要我说原因吗？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胎记。“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们不相信“公民社会”、“选举”这些“假惺惺”的玩意。宋的“政党论”再好，可是“中国人民不信邪”，不管是台上台下，正方反方，谁都不会适应这一套完全异类的东西。咱们玩过一阵后还会重归旧好！毕竟“贤君”、“清官”这些词更入我们的耳！这么一想，就宋教仁个人的历史清名而言，窃以为宋其实死得当时，死得其所。总比在黑幕重重的中国近代政坛上刀山，下油锅，折腾得遍体鳞伤后黯然隐退好吧，因为如果历史可以假设，谁都容不得宋教仁！

                                                                        本文摘自由《绝版袁世凯》书中删节部分

                                                                                                              作者：张社生

文汇出版社      张社生 著